3、官僚集團
老蘆在好幾處談到，老毛和毛主義是中國官僚集團的噩夢。
莫！莫！莫！，錯！錯！錯！。這是我最不能同意的一個觀點。
原因很簡單，在既不能造反也不能搞運動的今天，毛主義對中國官僚（尤其是有人權和財權的官僚）集團有百利而無一害。
講一件我親身經曆的一件事情。
一年前，我們組織學習“三哥戴表”，最後的壓軸戲是請黨內某有一定實權的幹部（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官帽批發商”）做報告，下麵是部分內容，別的不敢保證，絕對真實。
“….現在有些同誌總是喜歡爭票子、位子、房子、車子。其實爭是對的，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幹部應該爭的不是這些，應該爭的是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執政權力。”
（掌聲雷動）
“….在座的同誌們有些還年輕，不知你們讀過毛主席語錄沒有，如果沒有的話，勸同誌們好好讀一下。我是讀著他老人家的書長大的，現在還在讀，而且是越讀越愛讀。如果同誌們工作忙、沒時間的話，讀一下紅寶書的第一頁、第一段、第一行就行了，還記得是什麽內容嗎？”
（底下眾人齊念：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
“….現在看到有些否定毛主席的言論，我氣不打一處來。八十年代有一首歌曲，叫做《酒幹倘賣無》，這首歌唱得好啊！“沒有天哪有地，沒有地哪有你，沒有你哪有我，沒有我哪有家”。同誌們想一想，否定了毛主席，就是從根本上否定共產黨，我們浴血奮鬥幾十年打下的江山就要拱手讓人，我們在座的黨的幹部，將是會什麽下場？同誌們可糊塗不得啊！小平同誌說的好，在這種大是大非的問題上，絕不能讓步。什麽都可以談，什麽都可以改。在這個問題上，沒有什麽討論的餘地。“
（經久不息的雷鳴般掌聲）
其實他說的還是那個問題，隻要有執政權，我們就可以點菜。
後來聽說他被“雙規”了，再後來聽說是誤會，又重新安排工作了，好像換了個部門搞行政，不批發官帽了，批發地皮什麽的了。人們都說官員們會上說的都是官話、套話，這次我聽的可是真心話，他幾乎是眼含著淚花說的這些話。在既不能造反也不能搞運動的情況下，官僚集團最怕的就是在中國搞現代民主法治。隻要不弄這些名堂，受到“嚴厲打擊”的，隻能是極個別人。官僚集團就可以放開手腳、甩開步子，大肆侵吞國家和個人的財產。客觀地講，他們對毛的感情，要遠遠超過社會底層。
其實道理很清楚，曆史上，能夠有效反貪汙腐敗隻有三種方法：
1、封建社會的“剝皮灌草”、“殺無赦、斬立決”；
2、毛時代的政治運動；
3、現代民主法治（現在廉潔指數前10名的國家都是）。
誰都明白，前兩種方法在當今中國根本沒有實施的可能，領導人沒有這種權威和願望，而且成本之高，絕無任何可操作性。退一萬步講，即使這麽搞一下，隻要大難不死，過後再“以十倍的瘋狂、百倍的努力”撈回來就是了。這些黨的好幹部們對待“革命低穀”還是有耐心的。如果實行現代“資本主義”那一套多黨製、議會製度、新聞自由、司法獨立，那可是不一樣。受益的可能是工農：看一下發達國家的工農地位，誰都會明白；白領影響不大：吃技術飯的在哪都差不多；倒黴的隻是這些官僚集團。吊詭的是，對真正為工農說話的人，工農最不領情。現在農民們和他們的“知識分子”後代們誰會感謝彭德懷、梁漱溟這些曾為他們冒死犯上的這些人？搞教育學的農民“知識分子”後代們，又有幾個對晏陽初、陶行知、武訓們有過絲毫的敬意？我的一個同事就是80年代初教育學專業畢業的，家裏人大多數至今還在農村，他對美國評晏陽初為“對世界文明貢獻較大的10人”之一和授予“終止饑餓終生成就獎”就頗有微詞，認為這是“別有用心”。我前邊說過的60年奶奶吃觀音土憋死那位（後來留校搞行政了），還有很多農村出來的同事和我一起去廬山旅遊，在廬山會議的遺址那兒又合影、又買紀念品，淚花花地忘著老毛坐過那把破椅子凝視了5分鍾，最後還深情地鞠了一個躬。旁邊就是彭德懷紀念館，誰也沒去看一眼。
其實我和他們長期接觸才發現，他們也有他們的推理：聽老彭的話可能會少餓死幾個人，按老毛的辦可保證國家不變色（指執政地位）；也就是說，聽老彭的管一陣子，聽老毛的管幾輩子。
現在貪官們的膽子、胃口海外的香蕉們恐怕已經很難想像了。沙葉新最近有篇文章談到，說很多官員已經不喝茅台、五糧液了，改喝母乳了。國內人們對貪腐的認可程度，你們更不能理解。民怨的沸點越來越高，輕易不沸騰。不貪個幾千萬根本引不起什麽關注。即使“民怨沸騰”也就是發發牢騷、罵罵街而已，對抗手段就是弄幾扇注水豬肉，“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最有意思的是，越是這樣，老百姓（或曰人民，尤其是工農群眾）越認為絕對不能搞什麽西化，包括引進老蘆說的“英國人在社會科學領域的四大發明”，人家的結論和推理過程如下：
結論一：是西方民主導致了腐敗。
推理過程：改革開放→引進西方民主→中國出現貪汙腐敗；
結論二：反腐必須加強黨的領導。
推理過程：貪汙腐敗需要加大打擊力度→加大打擊力度需要權威→引進西方民主可削弱黨的權威→會減少對貪汙腐敗的打擊力度；
結論三：引進西方民主會進一步加劇腐敗。
3、引進西方民主會強調人權→強調人權會減少死刑甚至取消死刑→貪汙腐敗需要用死刑震懾；
大結論：絕不能搞西方國家那一套，必須加強黨的領導。
請諸位，尤其是老蘆注意一下，隻要國內出點事，有個風吹草動，包括礦難、爆炸和這次的山西黑窯童奴事件，網絡和其他媒體一定會有三種反應：
極左：找回毛澤東，革命的時機已經成熟；
民運：隻有民主自由能夠救中國，民主的高潮即將來臨；
體製內：一定要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加強打擊力度，把XX理論落在實處；XX理論可根據時間分別為“三個代表”、“執政為民”、“八榮八恥”等。
可我周圍的人基本上就是對數字表示一下吃驚：“喔，這次死這麽多人”。然後是“舞照跳、馬照跑、股照炒”，感受不到任何“高潮”和“成熟”。但大家的結論還是和中央一致，“黨的領導已經到了非加強不可的時候了”。
再說點大家不愛聽的大實話，在目前中國的體製下，貪汙腐敗的存在也有它的正麵意義。可以說，沒有貪汙腐敗，就沒有今天的經濟繁榮，哪怕是不健康的繁榮。這句話最初據說是某高級領導人說的，原話是：沒有腐敗，就沒有鄉鎮企業。而且貪官們幹了很多可幹可不幹、即對百姓有利，又對自己有利的事情。沒有利益的驅動，就沒有官員們的勤奮工作。
現在新官上任幹什麽？一要給百姓領導看政績，二要討好上司，三要籠絡下級。不同部門側重點不一樣，總起來說以此為綱，便綱舉目張；抓住這個主要矛盾（或曰牽牛鼻子），其他一切矛盾就可迎刃而解了。
如何要政績？幹些老百姓看的見、摸的到、用的上的東西，即為官一任、造福一方；
如何討好上司？給上級直接送錢或給上級親屬創造機會（如承包工程）；
如何籠絡下級？給上級發獎金或給下級創造貪汙機會（如談項目）；
怎樣做？全體官員（從省長、市長、縣長到文化教育領域的校長、圖書館長）最樂意幹的有下麵五件事情，根據職位不同，全抓或抓其中某一項：
1、給祖國大地紮上一條條美麗的玉帶：修路
2、百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架橋；
3、高樓萬丈平地起，安居工程暖人心：蓋樓；
4、給神州大地裝上地球之肺：搞城市綠化；
5、引鳳築巢，借雞生蛋：招商引資。
幹這些事情，中國各級政府的辦事效率也高得出奇。世界前五大筆記本電腦OEM廠商之一台灣聯寶北京辦事處的陳豐真說：“有時候十多天內就能審批完新工廠的必要手續，這在泰國、馬來西亞等競爭對手那裏是聞所未聞的。”。台灣塑料大王王永慶到寧波考察，與當地市長會談，一位副市長親自擔任記錄。當天談判到深夜才結束，但第二天一大早，一份打印成冊的會談紀要已經交到王永慶麵前。王永慶的弟弟王永在過去一直反對到大陸投資，到大陸轉了一圈之後，卻成為紮根大陸最積極的鼓吹者。
其實各單位都差不多，隻要是幹這些“實事”，幹部辦公室的燈光經常都是在通宵閃亮。絕對可以和“八角樓”和“總理辦公室”的燈光媲美。
上級領導最怕的就是手下出個大清官，突然上廬山“操娘”，現在又不能搞運動，怎麽收拾？所以誰都希望下級有點小辮子，然後抓在自己手裏，形成“隻許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的局麵。有時上級也主動給下級創造點機會。二者的關係，就是陽光與種子的關係。不過客觀說，誰也不想讓下級貪的太過分，希望靠著“三講”、“八榮八恥”這些紙老虎來控製一下。遺憾的是，中國人很聰明（盡管不智慧），誰都知道紙老虎、假老虎和真老虎的區別，如此反貪，結果是越反越貪。
群眾的態度和領導驚人的一致。我們單位的領導換了好幾茬，職工們一致的結論是：寧要能辦事的貪汙犯，不要清廉的窩囊廢。當然前提是貪汙別太過分。
有一次，現任蘭考縣委書記宗家邦陪領導喝多了，脫口而出說了一句：焦裕祿精神我一聽就煩！焦裕祿讓蘭考脫貧了嗎？在蘭考有好多事他都沒辦好，我比他強多了。結果讓媒體暴光，丟了烏紗帽。
真是應了那句話：誰說實話誰倒黴。
其實各地群眾希望的是：宏觀有特別能吃苦的焦裕祿，微觀有特別能辦事的貪汙犯（符合老蘆在《優伶之邦》的發現：大環境裏做戲，小環境裏做人）。廣大人民群眾，像害怕瘟疫一樣，害怕自己的頂頭上司是焦裕祿。別說別人，連司機秘書都不幹！
這就是貪官的另外一個生存基礎。
還是毛主席老人家說的好（注1）：
官員好比種子，人民好比土地，官員們每到一個地方，就要和那裏的人民打成一片，在那裏生根、開花、結果。
人民，隻有人民，才是推動貪腐發展的真正動力！
黨——官——民三者的關係似乎是：陽光——種子——土地。
注1：摘自《毛主席語錄》，裏麵原話為“共產黨員好比種子，人民好比土地，共產黨員每到一個地方，就要和那裏的人民打成一片，在那裏生根、開花、結果。”。考慮到發表時間為奪取政權前，彼時的共產黨員此時均已安排領導工作，故將“共產黨員”替換為“官員”。
還得說說離退休老幹部。
離休老幹部日子過的那叫一個“海屁（HAPPY，這也是蘆語，我當時還猜了半天）”。醫療費百分之百報銷，而且基本是“一人參軍，全家光榮”，全家的醫療都能有保障，有時候還能在地攤賣個過期藥什麽的。最近又漲工資，很多離休老幹部每月一下子多拿2-3千元，這恐怕也是一個世界奇跡，真不知道我們的工農兄弟該怎麽辦。可我沒有看到沉默中爆發或死亡，而是在沉默中頑強地生存。
我們這裏沒有什麽老紅軍，連八路甚至土八路也極少，很多是東北過來的離休老幹部，一天革命都沒幹過。東北解放早，在那按部就班參加工作，結果就算49年以前的老革命。
我們單位退休的幹部不少，幹部、教師、工人都有，待遇比離休的差多了，這次漲工資沒漲多少，不過因為我們單位是事業單位，日子也都還不錯。
我有機會和這些人近距離打了幾天交道，算是多少知道點老同誌的想法了。
他們中有幾個人對現實極為不滿，看什麽都不順眼，張嘴就罵。無非還是那一套：當年天氣沒有這般熱，豆子也沒有這般硬，豬肉沒有這多麽水，風氣也沒有這樣腐敗；母的沒現在這般騷，公的沒現在這樣色。可時間一長，我終於明白點了，他們痛恨的不是腐敗，而是痛恨老天不公，自己生不逢時，沒有趕上腐敗的好時光，“錯失青春悔已遲，落花豈有再登枝？（摘自東海先生詩作《錯過》）”，大好的青春就這麽白白被糟蹋了！
最典型的是我們的原後勤處長，現在七十多歲。原來在位的時候不怎麽愛說話，總見他背著手在食堂後邊轉悠，可最近幾年牢騷忒大，給人的感覺是隻要有人振臂一呼，這位久有淩雲誌的老黃忠就會重上井岡山，或者直奔天安門廣場。一次他看病要車，正好趕上車出門不在家，他自己打的去的，回來非要報銷出租車票。我們就逗他，說你一個大後勤處長還在乎這點錢，沒想到，這下可把心酸事給勾起來了，先是吹自己如何廉潔，可說著說著就扯遠了。
“我當後勤處長的時候，學校他媽的什麽基建項目都沒有，一天到晚就是給教室按燈管、換玻璃、修暖氣、通廁所這麽點破事。一隻燈管多少錢誰都知道，就是貪汙頂多就是賺點批零差價。哪像現在，一個新校區一下子就是幾個億，家屬宿舍又是幾千萬，哪怕給我一項工程，我也不用今天這樣低三下四。”。然後大罵老校長治學理念錯誤，隻想自己當大師，不想給學校蓋大樓，一點現代化觀念都沒有，根本不懂“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師之謂也，有大樓之謂也”這些現代辦學理念，最後弄的校長本人也是人心失盡，眾叛親離，裏外不是人。當年跟他混的弟兄們都灰溜溜的，弄得自己現在還要厚著臉皮報銷幾張出租車票。
前幾年單位組織老幹部旅遊，劃出幾個地方讓老幹部挑。有革命搖籃井岡山、紅色聖地延安，也有風景區九寨溝、桂林（退休香蕉可有這個福氣？）。沒想到人家都不同意，一定要去香港（這可不是瞎編，大陸老幹部旅遊團去香港的不少），說是要完成小平同誌遺願，親自到自己的土地上去走一走、看一看。請示領導後也批準了，因為現任領導都知道，“老幹部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然後是做出計劃表（SCHEDULE），上邊公園、購物街都有。沒想到人家還是不幹，說是和資本主義鬥了一輩子，一定要到資本主義最醜惡的地方去看一看。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一定要親口嚐一嚐。再請示領導不敢批了，怕擔責任；老幹部這邊也很堅決：原則問題絕不讓步，現任領導梨子都嚐了好幾筐了，我們嚐一次總可以吧。學校領導最後批示：同意老幹部參觀香港回歸後的大好形勢，具體事宜由老幹部處酌情安排。這可把具體辦事情的小夥子難住了，最後隻好私下達成協議，最後半天自由活動，把錢發給本人，然後帶隊到一家香港最黃的脫衣舞廳門口，自己進去，後果自負。
後來的事情就沒什麽說的了，據說是老同誌們感慨萬分。這也不是什麽新聞，老幹部旅遊團去這些地方的有的是。還出了很多經典的段子，最有名的就是那句：年輕的時候下邊硬，上邊（政策）更硬；現在上邊倒是軟了，下邊更軟。
我也不認識什麽“圈子裏的人”，包括高幹和公子，聽不到什麽有份量的內部消息，隻是根據從單位看到的現象，介紹中、低層幹部的一些情況。從正麵說，現在的幹部都比較務實，能夠幹“實事”部門的幹部們也很敬業，幹了很多自己受惠，包括自己在內的“人民”也受益的事，我們的幹部和群眾“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意氣風發、鬥誌昂揚”，中國大陸的幹部和群眾欲望強、幹勁足，特別能戰鬥，這是個不爭的事實。從反麵說，這些新老幹部眼睛裏隻有利益，而且毫無約束和監督（就像Fatfatbear網友跟貼中說的悖論，百姓耐受能力越強，上邊越敢胡作非為），從上到下都認可“點菜律”，可怕的是“任意點菜律”、“胡亂點菜律”。
老蘆在《假如…》一文最後一段文字中提出的“蘆六條”寫得非常到位，很實際，也有可操作性。可問題是“老鼠想出了給貓脖子上掛鈴鐺的好主意，誰去掛？”，我在國內看到的情況是，體製中大大小小的能“點菜”的幹部中幾乎沒有改良或改革的力量，對任何與“點菜”權力有關的原則問題上都不會做一點讓步。“蘆六條”寫出沒幾天，就“海川喜訊到北京”，“歌聲傳到北京去，黨中央聽了心焦慮”（改編自《打靶歸來》），我黨本著“有來犯者，隻要好打”的原則，連八一建軍節都等不及，就在國內各大報紙頭版頭條紛紛發文批判“蘆六條”的第四條“國家軍隊化”。這可不是我瞎編，隻要在穀歌輸入“國家軍隊化”，就可以看到至少有10家以上報紙在前幾天頭版頭條都刊登了批判文章，都是針對蘆文來的（估計可能國內有個白烏鴉，與老蘆所見略同）。而且，全國人民歡欣鼓舞，黨中央又一次“說出了俺的心裏話”
看來，如果體製內一點改革（或改良）力量沒有，就靠謝韜（注1）這種八、九十歲（老百姓稱為“棺材瓤子”）的早已喪失點菜權力的前體製內幹部，“臨死前放個屁”，能有什麽實際作用？更不用說在“大洋彼岸放個屁”了。底層的情況我也說了，大規模的革命造反不大可能，搞民主運動的結局可能是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局麵，不斷有人上“斷頭台”。可底層根本和上層形不成什麽良性互動，唯一看到的就是拆遷建房時有些“維權行動”，現在這倒是看得見。上上下下、方方麵麵所有痛恨貪汙腐敗的人實質上都是痛恨自己沒有貪汙腐敗的機會，解決的辦法就是設法找到貪汙腐敗的機會。
有人會說，可我們還有知識分子啊，那些當年當麵拍案大罵老蔣，敢公開叫板“這樣的財政部長非走開不可”的知識分子現在狀況如何？按黑格爾的說法，工農是眼瞅腳下（腳踏實地）的人，知識分子可是“仰望星空”、不管自己是否掉進泥坑的人，是一個國家、民族的希望所在，他們的狀況如何？
他們的狀況，概括起來說就是兩句話：
1、我們的生活真海屁；
2、褲子襠裏阮（軟）（注2），嘴巴腔裏硬；
注1：謝韜，中國人民大學前副校長，2007年在《炎黃春秋》雜誌發表了一篇引起巨大爭論的文章，題目叫做《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http://www.dajun.com.cn/minzhushzy.htm）。文中提出：為什麽德國人揚棄了的馬克思主義不適合現實生活的部分，俄國人揚棄了的列寧主義，我們還要把這些當作神物供養著、當作旗幟高舉著？政治體製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隻有民主憲政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執政黨貪汙腐敗問題，隻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該文發表後受到從民間到官方的強烈批判，流毒現已徹底肅清。
注2：阮大铖，明末奸佞，也是大戲曲家。阮大铖曾住在南京庫司坊的石巢園，兩條小巷由此伸展開去，象條褲子，又有人稱這條街叫褲子街。有人戲說阮大铖沒臉見人，躲到了褲子襠裏，故《桃花扇》裏有句“褲子襠裏阮”。此典曾被蘆笛先生在《論“文人無行”》中引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