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深重全麵的社會危機
因為奴隸社會轉型為半封建半資本主義社會，新社會裏便埋下了大量舊社會中遺留下來的疑難雜症，構成了全麵深重的社會危機。它的特點是如同火山一樣，表麵上平安無事，但等到岩漿和地殼之間的壓強增加到臨界點就會爆發出來。
先看意識形態危機。如前所述，毛式奴隸社會的穩定全靠那８個軟件製造人民的虛幻幸福感。這一套在打開國門之後便立即迎風而化，再也無法起死回生，更別說龐大的官僚資產階級的存在就直接是對它的無情嘲笑。
官方現在使用的“民族主義”代用品根本就無法取代破產毛教，因為它沒有與之相配的一係列欺騙軟件。更何況此舉完全是飲鴆止渴，對此我已經在舊作中反複論證過了：在民間製造種族主義思潮，為將來南斯拉夫式大屠殺作足鋪墊；把知識分子化為新拳匪，導致“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錯覺再次出現，為日後黨內野心家特別是軍閥向“賣國政府”發難提供了雄厚的“民意”資源和“道義”資源。
那麽，為朝野實際信奉的真正國教“狼羊律”（亦即“以權點菜律”）又如何？過去２０年間，政府腐惡的政治經濟操作以及六四學領的醜惡表演，使得民間價值觀念出現了自發改變，百姓在看穿了毛教和由中國偽知識分子代表的偽劣“西方民主”的欺騙性之後，就此認定世間根本沒有正義和公道，更沒有不可逾越的規則，唯一真實的隻有拳頭，唯一值得尊重的隻有權力。誰有拳，誰點菜。不管是誰上去都這樣，天下沒有白烏鴉。
這種價值觀的出現，從根本上顛覆了毛共竭力灌輸給人民的病態“公平心”，卻使社會心理走向更可怕的另一極──勢利心。如今人民不是“仇富憐貧”而是“羨富欺貧”，認為以權力牟取暴富是天然合理的，窮鬼則是隻配鄙視欺負的窩囊廢。因此，自己的努力方向不是去想法解決這社會弊病，而是效法有本事的人，盡可能獲取權力，最大限度利用這權力牟取暴利。而所謂權力，就是處在別人有求於己的敲詐地位。
這結果就是社會成了爾虞我詐、弱肉強食的叢林，大夫、教師以及所有其他具有服務性質的行業的人都成了敲詐專業戶，專業就是發現、創造並利用他人有求於己的機會狠狠創收。城市中大量“釘子戶”出現就是人民天才地運用這“點菜律”的表現。沒有什麽更能比這體現中國人的首創精神了──就連自家居住的危宅，也能化為刁難敲詐他人的“權力”。據說國內現在最熱門的讀物乃是《三十六計》。這一點都不奇怪，沒文化的人民熱心攻讀此類龜孫子兵法，目的是從中獲取靈感，完善自己的敲詐藝術。
這種價值觀的形成似乎有利於朝廷統治──百姓不再要求政府均貧富，轉而去全心尋求訛詐他人機會，好讓自己也富起來。但這也釀成潛在的社會危機。汕尾事件就是個例子。那當然首先是政府犯罪，但我後來冷靜下來想想國內民情，覺得當地居民有趁機敲詐工廠的動機也不能完全排除。我有時忍不住要想，其實為海外“民主陣營”歡呼的國內維權鬥爭，當然基本是正義的，但恐怕不能完全否認其中有借機敲詐政府的事件，涉及到經濟糾葛的事件更是如此。
這種新型社會心理出現的有利之處，我已經在《“犬儒”篇》中指出了，那就是人民開始成熟了，對大而無當的政治運動喪失了興趣，不再“見義忘利，義令智昏”，像六四那樣被野心家煽惑起來傻鬧的可能性極大減小了。更重要的是，具有鮮明的自我利益意識，正是建立民主社會的前提。過去毛共把孔教“重義輕利”教條推到了頂峰，將民眾維護自己的權益當成可恥罪行加以嚴厲懲罰和譴責，導致公民普遍缺乏權利意識。如今人民開始知道捍衛自己的利益了，這當然是個巨大進步。
但隻有這一條而無守法意識和雙贏觀念，則隻會變成所謂“刁民”，亦即貪得無厭、不遵守遊戲規則、缺乏妥協精神的低素質民眾。如果統治者引導有方，可以把這種刁民逐步訓練為公民，但如果聽任這趨勢發展下去，則刁民勢必要在政局失控時化為毛式暴民，痛快淋漓地使用“狼羊律”，濫用落在他們手中的暴力權，使得全國浸泡在從未見過的血海之中。從目前的情況來看，統治者昏昏若死，後一種可能性更大。
另一個潛在的意識形態危機也是毛共遺留下來的。如前所述，毛式奴隸社會的特點，是建立了人民對黨的全麵人身依附關係，由黨扮演人民的衣食父母，將後者當成沒有自立能力的幼兒，負責照管他們的衣食住行等生活的一切方麵，由此養成了奴隸對奴隸主的依附心理。後毛政府發現自己沒那能耐冒充他人父母，竭力想扔掉包袱，於是便引起“棄兒”們的怨恨。工農大眾的不滿心理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如此造成的。
可笑的是蠢黨到現在還沒悟出當這種吃力不討好的“父母”的愚蠢，還不肯退步抽身，從各領域中逐漸撤出，改扮超脫的中立仲裁者，還在奢談“加強黨的施政能力”，還要繼續扮演陰天大老爺。再這樣至死不悟，隻會自搬石頭自打腳。
據說國內股市目前持續狂漲到了荒唐地步，雖然政府完全是無辜的，而且還采取種種宏觀調控設法冷卻之，並一再警告股民後果自負，但股民置若罔聞，那心理就是“到時政府不會見死不救”。等到日後泡沫爆破了，經濟雖然不至於如日作春夢的草庵指望的那樣垮台，國家更不會因此“崩潰”，但崩潰了的細民們一定會莫名其妙地把深仇大恨轉移到政府頭上去。
除此之外還有毛主義的驅不散的幽靈。毛思想根本也就不可能失傳。秦始皇焚書坑儒，民間私藏儒家經典者格殺勿論，然而孔子思想並沒有就此絕種斷根。毛思想因其愚昧性、野蠻性以及由此產生的對愚民的巨大感召力，特別符合中國民情。它必然成為今日黨內權力鬥爭的道義資源，也一定是日後野心家發難的理論武器。至於毛在百姓心中的具體形象如何其實無關緊要──試問當年搞共產暴動的工農乃至毛周式知青們中又有誰知道共產主義是怎麽回事？有毛作為“公正”、“愛民”的象征來比襯現領袖的卑鄙齷齪就足夠了。
第二個社會危機，也是最大最可怕的危機，還是政治危機。
首先就是社會不公引起的朝野衝突。近年各地大大小小的朝野衝突頻頻爆發，汕尾事件不過是其中比較大者。現在的人當然都是犬儒，也精於權衡利弊，但似乎並未改變心浮氣躁的氣質，貪欲更助長了這種浮躁，以致一點無足輕重的事都會引起不相幹的人暴力抗爭。前些天四川某地才爆發了幾千人參加的騷亂，據說那不過是因為一個女學生不知何故死了。
這說明病態社會很容易引起人們的內心失衡，於是隨便什麽Ｐ事都能變成大眾發泄那失衡感的機會。工農大眾大概是內心失衡最嚴重的階層：毛時代他們不但和別人的收入沒有顯著差異，而且是趾高氣揚的“領導階級”。這是否事實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堅信這一點。再加上和其他階級相比，他們“以權點菜”的機會要少到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你讓人家怎麽能平衡下來？
最主要的隱憂是，中國目前的社會穩定其實是政府用錢向人民買來的，而這就有個“可持續收買問題”。
要讓前節所述諸穩定軟件工作，前提是經濟必須持續增長，這才能為“個人拿小頭，集體拿大頭”的全民和平分贓提供安全基數。同樣是貪汙一萬元，從１００萬的工程裏拿隻是百分之一，從１０萬元的工程裏拿就是百分之十。前者要比後者安全得多，因而“可持續性”也就高得多。
所以，目前“狼羊分贓律”還能“和諧運轉”，靠的完全是國家以空前宏大的規模在搞建設。但從西方經驗來看，哪國的經濟都不會永久高增長，到了相當水平就會停滯下來。那時也就是新時代的潛規則失靈之時。知識分子一旦失去高比例的灰色收入（指名義工資之外的額外收入），隻怕欲作不問國事的犬儒亦不可得，更不用說那些直接承受經濟衰退打擊的工農大眾了。
當然，這些危機並不能導致暴力革命爆發，隻會引起此起彼伏的局部騷亂，可為政府輕易蕩平。但一旦政府失去鎮壓能力，則全國立即陷入大亂就決非危言聳聽。
因此，最主要、最具有決定性的政治危機，還是潛在的統治危機。上麵已經反複論述過了，穩定軟件隻能淡化百姓對朝廷的敵對情緒，真正決定政權存亡的還是統治者內部的精誠團結。哪怕朝野真成敵國，隻要統治集團始終保有鎮壓能力和決心，則政權就絕無垮台之虞。可惜中共的死穴恰好在此：它一定要分崩離析，由此觸發全國大亂，這就是我為何反複說中共本身才是最大的亂源。
那理由也反複講了Ｎ＋１次了：靠狼羊律上去的黨魁，不能像傳統帝王或民總統那樣一上台就自動具備最高權威。第一、第二代黨魁靠的是“以拳服人”，第三、第四代就隻能靠人脈作為權力基礎，這就決定了他們處在被下屬訛詐的被動位置上，不敢自斷股肱。最後的趨勢便是中央權威逐代弱化，地方諸侯逐漸坐大。這在民主國家倒是正常的，不幸的是在“以權治國”的虎狼窩則意味著彌天大禍。
黨內權力鬥爭其實主要是利害衝突引起的，國策分歧或意識形態分歧不過是導火索或甚至是借口罷了。正因為大家都信奉狼羊律，那權力鬥爭就不但必然發生，而且必然是血淋淋的。這與是否堅持改革其實沒有太大關係。
就是隻考慮國策分歧，江政和胡政也有明顯差異。敬愛的江總和胡總性格其實完全不同。江乃是維揚小才子，本質上是個風流倜儻的“玩主”，頗像李煜和宋徽宗，當上皇帝完全是偶然，所以他並沒有什麽青史留名的雄心壯誌，自然也就不可能如老鄧那樣，敢冒黨心民心之大不韙，毅然把國家領上改革開放的不歸路，主要關心的還是吃喝玩樂彈琴梳頭。
胡總則完全不同，此人出身不咋樣，並非太子黨，完全是靠堅韌卓絕的毅力爬到了權力最高峰。這種人既然能忍人之所不能忍，當然有勃勃野心，等到一朝權在手後，自然想幹出一番事業來，以便青史留名。而這就決定了他一定不滿現狀想改革，因此必然得罪整個既得利益集團。
為了建立權威，胡總別無選擇，隻能以非常手段殺一儆百，陳良宇就是他給諸侯作的榜樣。可惜采取這種“超限戰”非但有作法自斃的潛在惡果，而且隻會激化黨內矛盾。據說現在胡對陳案如何處理進退兩難。陳的罪名主要是那個社保基金案，可查來查去根本無法當成大罪。據說幹這種事的諸侯實在太多，如果要認真，隻怕要人人自危，何況陳據說還用社保基金作資本發了點財，人民並不曾受害，而其他諸侯挪用類似基金投機倒把貼得一塌糊塗。如果真要借陳之首號令諸侯，隻怕要逼反了他們。我看這事最後大概不了了之，反倒弄得小胡十分被動，以後更不敢隨便誅殺方麵大員了。
依我胡猜，胡大概最後將以麵麵獲罪的庸主之名留在史書上。這是他的性格決定的：一方麵，他想在曆史上打上私人印記的欲望肯定很強烈；另一方麵他又是積極分子出身。這種人發跡全靠準確審時度勢，見風使舵，趨炎附勢，非常精於計算實力對比，善於避禍保身。前者導致他遲早要因多事改革而開罪既得利益集團，後者導致他在較量到來之時缺乏孤注一擲的毛鄧式土匪氣魄，卻及時風行草偃，伏低做小。這兩者結合在一起，便是他隻敢鐵腕鎮壓民間騷亂，但沒有膽量和黨內實力集團攤牌，最後是欲奸不敢，欲罷不甘，什麽都幹不出來，誰都不喜歡。
最可怕的隱憂還在於軍隊。我黨和蘇共的一個重大區別，就是它遠比蘇共更爛汙，嚴格實行“槍杆子裏麵出黨權”的狼羊律，而蘇共從建立紅軍那天起就把軍隊當成監控對象，從不動用槍杆子解決黨內權力鬥爭。
斯大林把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寧等一眾政敵搞下去，靠的是組織表決，隻是後來才動用秘密警察製造冤案，但ＮＫＶＤ在名義上是國家司法部門，槍決政敵也走了“法律係統”的過場。赫魯曉夫搞掉大批政敵也是靠組織表決，朱可夫介入也就隻敢用軍機把分布在全國各地的中央委員拉到莫斯科來罷了。即使如此，赫不旋踵就撤了朱國防部長的職務，逼他退休，罪名就是他是“波拿巴主義者”（亦即我們說的軍閥。所謂軍閥，就是實行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武人）。赫魯曉夫最後下台也是被中央全會罷免的，並不是誰動用槍杆子趕走了他。
我黨則完全兩樣，早期還忠實拷貝主子，到後來便由大軍閥毛澤東實行狼羊律，以少勝多，靠槍篡黨，以井岡山將領為權力基礎，聯合了白區黨魁劉少奇，把總書記打下去，爬上了黨魁寶座。文革前他更聯合了國防部長林彪，再度以少勝多，靠槍篡黨，把幾乎整個黨中央都打入地獄。老鄧複出後，先籍雄厚的武力把毛指定的接班人華國鋒搞掉，後來他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竟然以國家軍委主席之身調動大軍發動政變，非法罷免政府官員，軟禁黨總書記。第一、二代領導核心的示範作用，使得“以槍篡黨，槍杆子裏麵出黨權出政權”成了我黨我軍無比深厚的優良傳統，昭示了法律程序在武力麵前一錢不值。
以此背景來透視今日中國，則種種怪現狀便一目了然。２０００年台海危機期間，熊光楷將軍居然代表文官政府宣布如果美國幹預台海戰爭，中國就要用核彈襲擊美國洛杉磯。此後共軍２００多名將領上書中央，要求打台灣。前年朱成虎將軍更出來毅然發布中國的世界戰略計劃，宣布美國如介入台灣戰事，中國就要犧牲西安以東地區，用幾百枚核彈襲擊美國。一個國家的武人集團囂張至此，屢屢代替政府對全世界作重大國策聲明，世界曆史上隻有日本軍國主義有此先例。
最令人毛發倒豎的還是，最近國內網上登出某軍頭反對軍隊國家化的文章。那篇文章肯定有來頭，大概是軍閥集團針對黨中央內部的要求作出有力回擊。那完全是造反宣言，充分流露出武夫們對黨章國法不屑一顧的張狂氣焰。
看出這點來的也大有人在。那篇文章後麵有許多跟帖，盡管絕大多數是擁護的，但有幾份引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有關條款，亦即全國武裝力量由國家軍事委員會主席指揮。雖然那跟帖作者一句話都沒說，但除非是愛黨成狂的白癡們才看不出，那是告訴大家那位將軍反對軍隊國家化的口號完全違反了憲法。此類帖子的出現，和那篇文章突然問世一般耐人尋味，它暗示軍閥集團和中央較勁已經從暗到明了。
因為我黨是個密封黨，所以一般人看不出它的內部裂痕，但對明眼人來說這並非難事。即使沒有這些症狀，具有理性思維能力的讀者都不難看出，以上理論分析無懈可擊。
由此不難預知中國的未來，那就是因為名義上的最高權威沒有實力壓下既得利益集團的反對，實行必需的政治改革，國家政治危機就隻能強行壓製積累下來，由此反饋回統治集團內部中，加劇黨內權力鬥爭。最後或因大規模經濟危機導致各地同步出現騷亂，或因外部衝突（例如台海危機）引爆黨內矛盾，導致統治集團公開分裂甚至兵戎相見，於是全國便陷入狼羊大戰中，半世紀內恐怕塵埃都無法落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