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 年 5 月 26 日
陳雲說深知這場運動的後果
1989 年 5 月 26 日，共產黨抓緊內部統一思想。這一天，陳雲在中南海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在會上，他說了這樣一段話：“我們都是為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創立和發展奮鬥了幾十年的過來人，深知這場運動的後果，如果不堅決地予以平息，不僅剛剛安定的日子保不住，而且二千多萬革命烈士用鮮血換來的人民共和國，都有喪失殆盡的危險。”
同一天，彭真召集黨外人士會議，爭取他們對戒嚴和處理趙紫陽問題上的支持。
同日，姚依林向國務院各部委負責人傳達了關於趙紫陽問題及中共中央的處理意見；
同日，北京軍區、成都軍區、空軍分別向中央軍委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報告了傳達貫徹軍委擴大會議等情況。
同一天，王軍濤、包遵信、王丹等四十餘人在社科院召開聯席會議，形成四條決議：要求李鵬下台；軍隊撤離；天安門廣場靜坐堅持到六月二十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開會的那一天；組織學生動員工人罷工。
同日，發表了嚴家其、包遵信在香港報紙上發表了《告李鵬書》，其中有這樣的話：
“現在正在發生的學生運動，已發展為全國性的全民抗議運動，這是當代中國劃時代的大事，它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大大地推進了中國民主的進程。這次學運，向全中國宣怖了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則，即國家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作為組織政府的執政黨和政府本身的權力不是固有的，而是來源於人民。人民有推翻不受人民信任的政府的權利。這次學運，在全國發出了「打倒李鵬政府」的口號 …… 使李鵬等人再也找不到任何藉口來禁止人民對政府倒行逆施行為的聲討，一個被人民所唾棄的政府首腦，如果不主動辭職，人民可以通過憲法規定的途徑把他罷免。”
基辛格評中國時局：
二十六日，送達中南海的有關報導達十七篇，引起重視的有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關於中國時局的評論：
談到中國當前局勢，基辛格說：“我注視了這一事件，就象有人看到他的家庭人員發生激烈爭吵一樣。我對所有這些人都熟悉。其分歧是，鄧主張經濟改革，主張增進人民的福利，但是他也主張強大的中央權力。趙紫陽大概比鄧更加懂得：在你實施這些改革的時候，在你把電視機送進每個村住的時候，人民還希望改變他們的政治狀況。”
“但是，這不是一批壓迫者反對一批改革者的問題，而是鄧那樣的人經曆過文化革命，經曆過內戰，他希望保持秩序。而趙紫陽則願意冒比較多元化地表達觀點的風險。他們都希望改革。他們兩人發生爭吵是一個悲劇。眼下很難預料，將怎樣保持連續性以及將有什麽樣的連續性。”
“我認為，他們將繼續進行經濟改革。他們甚至會加速經濟改革的步伐。我認為，他們將對貪汙腐化采取某種行動。難於解決的問題，即有爭議的問題是，他們將是通過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以中國傳統的方式來處理這個問題，還是允許建立某種形式的參政製度？中國對於這種參政製度是毫無經驗的。這是趙紫陽願意走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