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8年3月28日
高爾基誕生
（1868－1936）
ZT劉曉波:在斯大林金絲籠中死去的海燕
——高爾基死亡之謎
兩千多年前，古希臘哲人柏拉圖說：“暴君是從為人民代表製的根中出現的。起初，他麵帶微笑，擁抱每個人……慷慨許願……但一旦成為暴君並知道已被助他上台的公民譴責時，暴君就祇好不由自主地消滅譴責自己的人，直到他既無友，也無敵。”不幸的是，柏拉圖所言屢屢被後來的一個個暴君所證實。在各種類型的暴君中，共產極權體製下的暴君——特別是斯大林和毛澤東——尤其是祇看重一己權力的孤家寡人。
在20世紀的共產主義極權體製下，整個知識分子階層，既是受迫害的主要對象之一，又是被收買的主要目標之一。迫害是為了讓持有不同政見的知識人封口，收買是為了讓知識人按照欽定的調子歌唱。如果說，斯大林是所有極權者的榜樣，那麽，高爾基就是所有禦用文人的楷模。高爾基為斯大林征服蘇聯知識分子樹立了榜樣，“無產階級文學之父”受到極權者的特殊“優待”，就要“知恩圖報”，率領眾多名流集體禮讚偉大的斯大林及其血腥獨裁。正如《高爾基傳》的作者芭拉諾夫所言：“蘇維埃政權為何覺得高爾基重要和寶貴？簡言之，就因為他聽話。”
高爾基的同時代人的蘇爾吉切夫這樣評價所謂的文學大師：高爾基這樣一個中流作家所獲的成就是普希金、果戈理、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前所不曾獲得過的。高爾基擁有一切：榮譽、金錢、女人的愛。之所以如此，就在於高爾基與被耶穌拋棄在沙漠上的那個魔鬼簽了合同。高爾基對斯大林極權的接受、諂媚和屈從的惡劣性質，是何等懦弱而猥褻的生存策略！
極權者對任何人都不會完全信任，也都是采取極端的實用主義的態度。高爾基這隻無產階級的“海燕”，當斯大林要利用他為自己的權柄歌唱時，他不僅給高爾基種種物質優惠，還為大作家披上華麗的羽毛——崇高的名譽和地位，但在斯大林的金絲絨集中營裏，他卻沒有絲毫自由。他的一言一行全要看是否投合斯大林的心意，他祇能按照欽定的諭旨來歌唱，稍一跑調就被封嘴，最後變成被金絲絨鳥籠悶死的海燕。
（一）高爾基與斯大林的衝突
當斯大林基本完成黨內清洗，其絕對權力不可動搖和個人形象進入神化之時，他與高爾基的蜜月期也隨之過去。特別是在高爾基拒絕了為斯大林作傳之後，大作家對於斯大林而言，不再是擺在最顯眼處的超級花瓶，而是大幅度貶值為可有可無的碎片。所以，斯大林對他的請求基本置之不理，對他的公開言行也不再看重。在生命的晚年，盡管在私下裏，高爾基對斯大林越來越不滿，但他在公開發言中繼續充當斯大林的第一頌揚者和蘇共政權的馴服工具。
從二十年代高爾基與列寧的衝突以來，秘密警察對高爾基的監控從來沒有放鬆過。高爾基被列寧逼出國門後，克格勃仍然定期給他生活費，在他的身邊安插間諜。在他被斯大林捧為“蘇聯的二號人物”後，他的身邊也布滿了內務部的人，他的一舉一動都要受到了嚴密監控。
高爾基的情人布德別爾格是雙料間諜，她要向蘇共內務部報告歐洲及英國的情況，也要把蘇聯的情況報告給英國情報部門。就是她把高爾基在英國及歐洲的檔案交給克格勃。
高爾基的所謂秘書克留奇科夫實際上是隨身看守，他不但安排高爾基本人的事務，居然還掌握著高爾基家的財權，控製著全家日常生活，所有來訪者都要經他挑選，高爾基所能見到的來客大都是秘密警察圈子裏的人和一些無恥文人。他經常安排行跡可疑的女人陪伴高爾基徹夜縱酒狂歡，直到作家昏昏睡去。
更可恥的是，高爾基的兒子馬克西姆與妻子的關係不好，經常在晚間外出與別的女人廝混。馬克西姆揮霍無度，一夜就能花掉上千盧布，動不動就私下向掌管財權的克留奇科夫伸手要錢，這就為秘密警察們提供了獵豔的機會。克留奇科夫為他的頂頭上司雅戈達與這位美豔兒媳的私通提供方麵。雅戈達之所以經常光顧高爾基的家，既是為了更好地控製作家，也是為了追求作家的兒媳。為此，雅戈達自稱是高爾基的遠親。馬克西姆死後的第二年，高爾基全家乘遊輪沿伏爾加河旅遊，雅戈達也參加了。這位秘密警察的頭子事先為自己作了特殊安排，命令手下的人用一道暗門連接兩個相距較遠的包廂間，為雅戈達與年輕寡婦的私通提供方便。
高爾基在克裏米亞的別墅與法國作家安德列。馬爾羅會麵，兩人談及蘇聯文學，馬爾羅問高爾基，蘇聯文學現在是否正處於衰落階段，高爾基的回答是肯定的。高爾基也談到他對《真理報》批判什柯洛夫斯基等人的文學形式理論和蕭斯塔科維奇的音樂的反對；談到他被阻止去莫斯科，從事他熱愛的工作；談到他的處境孤獨和心情抑鬱。而這一切會麵細節都保存在秘密警察總部的高爾基檔案中。
高爾基慢慢地了解到集體化帶來了可怕的大饑荒和鎮壓，知道了無數的孤兒從農村湧進城市、沿街乞討，他開始表現出極度的驚愕和不安，但他已經失去了公開批評的勇氣，至多在私下裏發發牢騷，或就一些個案向高官做出私下請求。比如，他經常向雅戈達發牢騷，譴責了很多令人難以容忍的現象。但斯大林絕不在乎這種私下牢騷，祇是讓雅戈達敷衍一番。
高爾基餘怒未消就再遭打擊。“國際民主作家協會”邀請高出國參加協會的大會，但因為該協會的部份成員曾聯名向國際人權保護聯盟遞交了一份反蘇照會，抗議蘇聯處死了許多人。所以，斯大林指示雅戈達：絕不放行。雅戈達告訴高爾基：政洽局反對他去參加大會，希望他要自覺維護蘇共和祖國的聲譽，讓他在國內發表聲明，警告那些汙蔑誹謗蘇聯的作家們好自為之。
盡管，高爾基對大饑荒及其濫殺無辜表示憤怒，但那祇是自家內部的分歧，而外國作家們請他出國參加會議，顯然是希望通過他了解到蘇聯的饑荒和迫害的真相，並與他們一起發表公開抗議。這就不再是“家內事”，而是能否頂住資本主義世界的圍攻，能否維護蘇維埃祖國的聲譽的問題。所以，高爾基再次本著“內外有別”的慣例，他私下表示憤怒，但他又公開致信世界民主作家協會，聲明自己由某種原因而無法參加協會。他在信的末尾違心地說：他確信那些被處決的人是罪有應得。
導致斯大林徹底拋棄大作家的事件是高拒絕為斯大林作傳。斯大林爭取高爾基回國的另一自私目的，是想在適當的時候借大作家之筆，把他塑造成列寧的當然接班人。當雅戈達確信大作家已經完全在他們的掌控之中後，斯大林先命令一直與高爾基保持聯係的國家出版局局長哈拉托夫轉達，哈拉托夫把斯大林的傳記材料寄給高爾基，隔段時間便詢問“您是否還需要什麽材料和您想在什麽時間把書給我們。”但高爾基沒有回應。斯大林又吩咐雅戈達去暗示高爾基：他若能像讚揚列寧那樣再寫一本關於斯大林的書，那就太好了。但無論斯大林給高爾基多少桂冠和好處，也無論斯大林的部下們如何暗示、開導和勸說，高爾基皆不為所動。現在，高爾基的個人檔案中還保存著一摞有關斯大林的傳記資料，上麵還有一些高爾基翻閱時留下的各種記號。
對高爾基的最大打擊是他兒子的神秘死亡，傳說是斯大林對高爾基的第一次重拳打擊。馬克西姆的生活雖然放蕩奢侈。但他經常向父親講一些不祥的消息，諸如饑荒、逮捕、清洗等等。1934年5月11日，馬克西姆染上肺炎，突然病逝。斯大林等政要馬上前來安慰大作家，但隨後的一連串事件不能不使高爾基產生懷疑：高爾基的家庭醫生維諾格拉多夫死於秘密警察之手，對馬克西姆的死因調查祇能被迫中斷；接著克裏姆林宮醫療局長柯多洛夫斯基在調查中死去，死因不明。高爾基自然會想到，隨著高爾基對國內真相的更多了解，他在懷念兒子時，就想到兒子向他講過的那些聽聞，一群群因饑餓而骨瘦如柴的身體，一個個沿街乞討的孤兒，一列列押送“富農”去西伯利亞的棚車，一張張因恐懼而驚慌失措的麵孔……高爾基意識到：斯大林統治下的社會主義，在謊言製作的虛假招牌後麵，到處是饑餓、奴役和恐懼。據說，高爾基晚年的日記中，有大量發泄不滿和尖銳批評斯大林的內容。可惜，作家死後，這本日記落入秘密警察之手並被銷毀。
斯大林建議由大作家出任教育人民委員，高爾基藉口無管理才能，謝絕了。他也越來越不願意為斯大林樹碑立傳。寫不成傳記，斯大林還不甘心，請大作家寫篇文章總該答應吧。奉斯大林之命，雅戈達向高爾基轉達了一個請求：1934年的十月革命紀念日即到，請高爾基為《真理報》寫篇有關列寧和斯大林的文章。雅戈達深信，這次作家總不可能再拒絕斯大林的“請求”了。然而，高爾基再次拒絕，令雅戈達尷尬，讓斯大林氣憤。
1934年年底，斯大林企圖最後一次利用高爾基。該年12月1日，一個年輕的蘇共黨員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潛入斯莫爾尼宮，槍殺了蘇共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列寧格勒洲第一書記基洛夫。當晚，既沒有經過政治局決議，也沒有經過最高蘇維埃會議，僅僅根據斯大林的建議，僅用了兩天的時間，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議通過了《關於修改各加盟共和國現行刑事訴訟法典的決議》。該決議對蘇聯當時的刑事法中的偵察、審理恐怖組織和恐怖活動有關規定作了大幅度修改，1，對這類案件的偵察不能超過十天。2，控告結論在正式開庭審判前夜交給被告。3，原告、被告雙方都不參加審判。4，不接受判決上訴書和赦免請求書。5，極刑判決被宣布後立即執行。
如此修改，顯然是為血腥大清洗打開為所欲為的司法大門。開始，官方把凶手鎖定為殘餘白匪分子，幾天後就宣布處決了參與暗殺行動的104人。可是，兩周後，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突然被誣陷為謀殺基洛夫的策劃者，所有報紙毫不留情地向原來的反對派頭目們開火。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許多過去的反對派分子統統被捕。
在當時的蘇共高層，基洛夫是唯一一位敢於公開反對斯大林的高層人物，他關心人民能否吃飽肚子，在經濟上他反對極端集體化而主張某些“自由化”政策，他不但與奧爾忠尼啟則、米高揚等人爭論，甚至曾麵對麵地對斯大林大聲說：“我認為，早就該取消配給製了，應該讓我們的工人吃得像樣些！”在政治上，他反對對一切黨內外異見進行無情鎮壓，主張改善黨內關係、黨與知識界的關係。他靠自己在黨內的權威挽救了一些人的生命，把斯大林已經下令判決死刑的案子，通過政治局的集體決定改為流放。
最讓斯大林嫉恨的，是基洛夫在人民中的聲望很高，甚至有超過斯大林的趨勢。比如，在蘇共第十七次代表大會開幕式上，一切程序都預先規定好了，連歡迎領袖們的掌聲也不例外。每個政治局委員上主席台時，規定鼓掌時間為兩分鍾，祇有給斯大林的掌聲要長達十分鍾。可是，當基洛夫出現在大會主席台時，代表們似乎忘記了規定，頓時響起了暴風雨般的長時間的掌聲。基洛夫所贏得的掌聲持續之久，是其他政治局委員連做夢都不敢想的。在中央委員的選舉中，基洛夫的反對票祇有3張，而斯大林的反對票卻高達270張左右。以至於選舉委員會遲遲不敢公布選舉結果，後來，在負責大會組織工作的卡岡諾維奇命令銷毀反對斯大林的選票，宣布基洛夫和斯大林的反對票都是3張。大會結束後，基洛夫的巨大聲望更是廣為人知。
稍微了解蘇共內幕的人都知道，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是被斯大林清除出權力高層的，絕不可能謀殺基洛夫。真正謀殺基洛夫的幕後指使者很可能是斯大林。因為，除掉基洛夫並將罪責轉嫁到原反對派領袖的頭上，實為一箭雙雕之策。
雖然，至今也沒有找到斯大林指使暗殺行動的直接證據，但間接的證據起碼有：1，殺害基洛夫的凶手尼古拉耶夫曾兩次在斯莫爾尼宮附近被警衛逮捕，而且發現他帶著槍，但他卻兩次都被釋放。2，在案發前，斯大林想調走負責基洛夫保衛工作的內務部列寧格勒分局局長菲利待。麥德維基，代之以自己的親信葉甫多基莫夫，因為麥德維基對基洛夫極為忠誠，但是這項人事變動由於基洛夫的強烈抗議而推遲。於是，雅戈達就打起麥德維基的副手伊萬。紮波羅熱茨的主意，他帶著紮波羅熱茨來莫斯科麵見斯大林，然後紮波羅熱茨帶著斯大林的密令回到了列寧格勒。 3，案發前，內務部還通過一封密報信了解到：尼古拉耶夫因被開除出黨而心懷不滿，無法找到工作使他陷於憤怒和絕望，遂產生了要殺黨的監委主席的惡念。斯大林通過雅戈達密令紮波羅熱茨與尼古拉耶夫接觸，紮波羅熱茨通過告密者偷看尼古拉耶夫的日記，確認他有殺人報複的心理。紮波羅熱茨便主動幫助尼古拉耶夫，時不時給他些錢花。這期間，斯大林又在莫斯科再次接見紮波羅熱茨。 4 ，案發後，斯大林馬上趕往列寧格勒，親自操控對案件的偵訊和審判； 5，對凶手尼古拉耶夫的審判由秘密法庭執行，沒有向社會公開任何審判細節； 6，在處決尼古拉耶夫之後近一個月的1935年1月23日，蘇聯報紙又報道說：內務部列寧格勒分局局長菲利普。麥德維基、副局長紮波羅熱茨及其他十名內務部工作人員，在最高法院的一次秘密審判中被判刑，其罪名是“在獲悉有人正在醞釀殺害基洛夫的情報後……沒采取必要措施防止謀殺發生。”而在實際上，這兩位列寧格勒分局的正副局長根本沒蹲牢房。按斯大林的吩咐，兩人被安排到“列寧金礦”托拉斯的領導崗位上，在西伯利亞負責富金礦的勘探工作，生活過得很悠閑。
高爾基對基洛夫頗有好感，他被暗殺讓高爾基感到震驚和憤怒。12月4日，他發表文章譴責恐怖行為，但當清查凶手的方向由白匪殘餘轉向黨內反對派之後，高爾基已經看出這背後的陰謀。斯大林認為，大作家僅僅譴責恐怖分子是不夠的，應該讓他公開譴責季諾維也夫分子這些“真正的謀殺者”，祇要高爾基再次發出“如果敵人不投降，就消滅他們”的怒吼，對反對派的指控就會在人民中坐實，也可以應付國際輿論。
於是，雅戈達再次向高爾基傳達了中央的指示：要他為《真理報》撰文譴責謀殺者的“個人恐怖”。已經看清了斯大林的高爾基斷然拒絕。而且，他對雅戈達說：“我不僅要譴責個人恐怖，更要譴責國家恐怖！”“國家恐怖”顯然是指斯大林的大清洗。
1935年1月，高爾基再次就基洛夫案件在私下裏評論道：“無產階級的警衛隊花了17年時間去捕捉和消滅歐洲資本主義的奸細，可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第18個年頭，作為無產階級最重要的領袖之一的謝爾蓋。基洛夫卻被人暗殺了。”
由於斯大林的要求大都被高爾基謝絕，兩人相互利用的關係基本決裂。從此，斯大林拒絕高爾基的任何要求。
（二）斯大林不準高爾基出國
無論高爾基的心中有多少疑慮和不滿，但他在公開場合仍然對斯大林進行肉麻的吹捧。他一麵私下抱怨“好像是被圍墻圍住，不能逾越一部！被包圍，被封鎖，既不能進，也不能退，很不習慣啊！”“我感到我過的是流放地的生活，……什麽都看不到，過著這樣的日子心裏難受極了。”另一方麵，他在公開場合卻講著另一套語言。比如，在兒子神秘死亡三個月後的1934年8月17日，蘇聯作家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暨成立大會在莫斯科工會圓柱大廳召開，高爾基作了題為《蘇聯的文學》的主報告。在致大會閉幕詞時，一上來就高呼：“為斯大林祝福！”致辭的結尾更肉麻：“列寧的黨——無產階級的領袖萬歲！黨的領袖——約瑟夫。斯大林萬歲！”贏得了暴風雨般的、經久不息的掌聲和歡呼聲。
1935年2月，第二次全蘇集體農莊莊員突擊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舉行，高爾基身體欠佳，沒能親赴參加，但他給大會寫了祝賀的短文，通篇仍然是言不由衷的讚美。該年4月9日他又寫了《兩個五年計劃》一文，又在高呼：“偉大的、具有博大的組織家思想的”、“富於感情而又智慧非凡的”、“給予歡樂的青春的……約瑟夫。斯大林萬歲！”
但這些虛偽而肉麻的頌歌不再能夠打動斯大林。高爾基建議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惡魔》，斯大林立刻命令《真理報》發表文章批判他犯了自由主義，並派人專門把那張報紙送給高爾基。此篇批判文章意味著不允許公開批評高爾基的禁令正式解除，隨之而來的是一係列公開批評高爾基的文章，並且大都在《真理報》等重要報刊上公開發表。而高爾基寫給《真理報》的反駁文章，卻被拒絕刊登。
斯大林還以拉一派打一派的慣用伎倆。當年，為了收買高爾基，斯大林壓製馬雅可夫斯基領軍的“拉普”作家群。現在，為了打擊高爾基，斯大林又抬出馬雅可夫斯基。1935年12月5日，《真理報》發表編輯部文章公開申明：斯大林同誌認為馬雅可夫斯基過去是、現在仍然是我們蘇維埃時代最優秀、最有才華的詩人，遺忘了他，就等於犯罪。領袖現在出麵捧詩人而貶小說家的拉偏架，如同1932年他出麵捧小說家而貶詩人一樣。
老朋友皮亞特尼茨基打電話給高爾基，惶恐地告知克格勃的人把他和高爾基的通信全部搜走了。這讓高爾基想起當年列寧逼他出國時的卑鄙恫嚇，他極為氣憤，找雅戈達質問。雅戈達安慰說：請放心，一切都會妥善解決的。
最讓高爾基痛心疾首的，還是那股越演越烈的圍剿老布爾什維克的浪潮，許多被迫害的老黨員，早在革命前就同高爾基結下了深情厚誼。高爾基立刻投入營救行動，他四處打電話，找雅戈達、找葉努啟則，讓他們去請示斯大林，但斯大林再不會開恩了。
高爾基對營救加米涅夫（前政治局委員，曾與季諾維耶夫一起，幫助斯大林搬倒了托洛斯基）尤為賣力。因為他與加米涅夫早已熟悉，在加米涅夫失勢之後，曾被安排在科學院出版社作高爾基的副手，高任社長，加任副社長。兩人早年的熟悉和後來的一起共事，加深了彼此了解和私人關係。所以，高爾基把加米涅夫視為老朋友，多次為他向斯大林求情，但都被粗暴地拒絕。
斯大林像當年的列寧一樣，借調查加米涅夫的名義，下令查抄了作家負責的出版社。高爾基憤怒了，聲稱要離開蘇俄，去意大利的索倫托治病。但斯大林汲取了當年列寧放作家出國的教訓，不會再放他出國去公開說話。甚至，高爾基被選為巴黎國際保護文化大會的蘇聯代表團團長，並於1935年6月8日拿到了護照，大會發言稿也準備好了。但他仍然無法成行，公開原因是遵照醫囑，此時他不宜出國。之後，高爾基又以書麵形式正式提出申請，要求政府允許他出國，但斯大林再次下令：基於健康原因，不準高爾基出國！
曆史的輪回就是如此諷刺，當年，列寧以讓高爾基出國治病為由，逼走大作家；現在，斯大林也以治病為由，卻是禁止大作家出國。
（三）高爾基死亡之謎
即便到了此時，這些黑箱中的迫害也並沒有影響高爾基在公開場合的表演，他仍然被邀請出席各類慶祝會和紀念會，與其他高層政要一起為斯大林站台。1935年2月，他出席布瓊尼第一騎兵集團軍十六周年慶典；同年6月30日，他又與羅曼。羅蘭一起站在紅場的主席台上檢閱體育大軍。
兒子的神秘死亡、看透真相的失落、被嚴密監控的壓抑和日漸加重的肺病，使高爾基的情緒落入穀底，在被封鎖的孤獨中，他經常絕望地喃喃自語：“我實在太疲倦了。好像他們把我圈在籬笆裏，我走不出去。我落在陷阱裏。進退不得！我不習慣這種生活……”羅曼。羅蘭在訪蘇時見到了高爾基，他在《莫斯科日記》中也記述到：“高爾基的眼睛中露出痛苦和恐慌的神色。”
高爾基已經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危險，在向斯大林陳述無效的情況下，他寫信給法國的詩人兼共產黨員阿拉貢，陳述自己的危險處境和悲痛情緒，請這位著名詩人馬上來見麵。但斯大林早就下令嚴密地監控高爾基與外國作家的通信，特別是他與羅曼。羅蘭等人的通信，因為斯大林從一封高爾基寫給羅曼。羅蘭的信中了解到，作家對蘇聯現行的各種製度的不滿日漸明顯和加深，正在想方設法地要求會見外國作家。被秘密警察包圍的高爾基寫下的這類求救信，當然也無法寄出，而是通過內務部頭子雅戈達落入斯大林手中。正在指揮大清洗的斯大林，害怕高爾基一旦造反，必將危及他的統治和信譽，所以，斯大林責成雅戈達一定要好好看護高爾基。在秘密警察的看護下，高爾基的行動受到越來越嚴格的限製，他甚至看不到真正報紙，而祇能看秘密警察通過拚版專門為他印製了一份報紙。
阿拉貢在高爾基死後寫到：“已經有兩個月了，高爾基不斷地叫我們去，而且一次比一次顯得急迫”。但有人勸阻阿拉貢不要急於來莫斯科見高爾基。所以，直到1936年6月15日，當詩人和他的俄國妻子到莫斯科之時，高爾基已經處於奄奄一息的彌留之際，雖然見了麵，但高爾基已經無法說話。當時在蘇聯訪問的法國作家紀德也要求見高爾基，也被陪同他的秘密警察所延誤，沒能在高爾基生前見上一麵。
1936年6月18日，高爾基去世。
圍繞著高爾基的死亡之謎，如同基洛夫被謀殺之謎一樣，一直有斯大林秘密下毒之說。但也像基洛夫之死一樣，無人能夠拿出確鑿的證據，因為斯大林已經毀滅了包括殺手們在內的所有證據。所以，祇能根據一些現象進行推測：1，斯大林了解到高爾基對現政權的不滿日益加深，為了防止大作家在忍無可忍時突然向斯大林挑戰，還是從肉體上除掉更為保險。2，在高爾基死後，甘願充當斯大林的禦用殺手的人，包括他最信任的克格勃頭子們，一個個死於非命。清除掉這些了解真相的人，顯然是為了殺人滅口。3，汙蔑托洛斯基和布哈林等人合謀害死高爾基。4，在高爾基的最後十天裏，斯大林曾三次來到作家身邊。5，雅戈達領導的內務部裏建有毒藥實驗室。
1，斯大林要利用大作家的亡靈來作秀
高爾基死後，蘇臉媒體上最突出的主題是“斯大林是高爾基的最好朋友”。因為，斯大林還要繼續榨取這位“無產階級文學之父”的亡靈，利用“斯大林－高爾基的真誠而深厚的友誼”來滿足自己的權力需要：既要讓死去的海燕繼續高唱頌歌，又要借助大作家之死來繼續黨內清洗。
早在高爾基病危之際，斯大林就下令按照當年列寧病危時的規格，從6月6日開始，每天在《真理報》上發布高爾基健康狀況公報，直到6月18日去世為止。
作家去世後，斯大林決定在紅場上為高爾基舉行了隆重的葬禮，斯大林親手捧著大作家的骨灰盒，後麵跟著蘇共的政要。他還特意安排來訪的法國著名作家紀德在高爾基的葬禮上致辭，讓這位多次要求拜訪高爾基而不得的作家為高爾基的亡靈祈禱，也讓歐洲知識界看看蘇共對高爾基的尊敬。紀德在《從蘇聯歸來》中回憶到：當他榮幸地在紅場舉行的隆重追悼會的主席台上，與斯大林、莫洛托夫、米高楊等蘇聯領袖們站在一起，蘇聯政府還邀請他為高爾基致了悼詞。這對於一個左派作家來說，是何等的禮遇和榮譽呀！
在高爾基死後的第二天，三份主要報紙同時刊出參加過搶救大作家生命的三位醫生的三篇文章。《真理報》發表了斯帕蘭斯基的《高爾基一生的最後幾天》，《消息報》發表了列文的《最後幾天》，《文學報》發表了康恰洛夫斯基的《高爾基的最後幾天》。一望而知，文章的標題幾乎相同，內容也完全雷同，什麽高爾基是偉大的無產階級作家和紅色蘇聯的忠誠仆人，什麽黨和政府一直對他關懷備至，作家能夠在病情早已惡化的情況下活了三年並從事創作，全靠黨和政府的無微不至的關心和愛。一個名叫葉法諾夫的禦用畫家創作了大型油畫《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在高爾基病床前》，描繪國家領導人對高爾基的關懷。這一“傑作”自然獲得了“斯大林獎金”。
高爾基身邊的人員還特別突出大作家對“斯大林憲法”的讚美。回憶文章的作者一律宣稱：在高爾基患病期間，斯大林曾經把載有新憲法草案全文的報紙寄給作家，新憲法使身患重病的高爾基欣喜若狂，他甚至不讓護理人員為他朗讀，而非要讓護理人員把那張報紙放在枕頭下，為的是自己要親眼看完，哪怕每天祇讀幾段。
看看這幾段完全雷同的回憶，就會對斯大林如何利用高爾基的亡靈有更細節化的了解。
布德別爾格回憶道，高爾基看了新憲法草案後說：“咱們老在這裏為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疾病）周旋，那邊，大概石頭都高興得流下淚來。”
醫生斯帕蘭斯基回憶道，自從接到新憲法草案後，重病中的高爾基總是激奮地談論新憲法，“雖然氣喘籲籲，有時說話不得不停頓下來，但還是不斷反複地談論……‘瞧，我和你們老在這裏為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周旋，要知道，現在國內，也許石頭都在歌唱哩。’——他不止一次地對照料他的人員說。”
另一位在高爾基死前的幾個月拜訪過作家的馬爾沙克回憶說，斯大林是在作家死前4個月的2月12日把憲法草案寄給高爾基的，高爾基看過後對馬爾沙克說：“瞧，這個小冊子超過我們寫的全部東西，……這是一個具有巨大爆炸力的文件。”
這一切對高爾基與新憲法的回憶，全部源於斯大林極為看重這部憲法，把它視為個人的偉大功績——俄羅斯曆史上和無產階級革命史上的偉大創舉。而事實上，從1935年開始，高爾基已經處在“軟禁”狀態，他的行動受到嚴格的限製，他要見的人和想來見他的人都要經過“秘書”克留奇科夫的審查和允許。就連高爾基每天看的《真理報》都是假造的。在高爾基臨終前的十天裏，斯大林三次親臨作家的住所，第一次就趕走了包括雅戈達在內的所有人，除了他自己可以隨便來看高爾基之外，他祇派了一個名叫切爾特科娃的護士看護高爾基，要求她寸步不離，而不允許其他人再靠近高爾基。
據這位從6月8日-18日晝夜看護病人的護士後來的回憶說，她從未見過布德別爾格或斯帕蘭斯基敘述的事情，每天都在與死神搏鬥的高爾基，沒有見過新憲法。
1938年6月，大清洗進入高潮之時，一本名為《海燕——馬克西姆。高爾基的生卒》一書出版，印數三十萬冊。作者米哈伊爾。科裏佐夫是著名記者、《真理報》編委、《星火》畫報創始人、《鱷魚》漫畫巡刊編輯，他還是科學通訊院院士，最高蘇維埃代表。他與高爾基的關係非常親密，一起編過雜誌和多種叢書。這本高爾基傳的主題是：作為列寧的最忠實繼承人的斯大林，也繼承了革命領袖與無產階級大作家的動人友誼。繼列寧之後，斯大林成為高爾基的最好朋友，兩人之間有著熾熱而有效的友誼。作者寫道：“作為高爾基家的常客，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在這裏常常坐到深夜。”“高爾基作為斯大林的老戰友，作為他的老朋友，重新找到了自己的祖國，列寧、斯大林、高爾基三人的這一友誼也已經成為反映我國將近半個世紀的文化的曆史事實。”書中甚至公開談到，高爾基父子都是被托洛斯基和布哈林指使雅戈達招募來的醫生列文等人謀害的。
但是，《海燕》出版半年後的12月17日，這位作者也被逮捕，之後便生不見人、死不見屍地人間蒸發了。
2，斯大林還借高爾基之死進行新一輪大清洗。
“死亡政治”是人類文明的變態，卻是所有的獨裁體製的常態，即著名人物的死亡常常伴隨著凶險而殘酷的權力格鬥。縱觀漫長的獨裁製度史，共產極權的野蠻實乃前無古人，其“死亡政治”也更為殘酷。在前蘇聯，列寧之死引發斯大林與托洛斯基之爭，基洛夫之死變成斯大林清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集團”的藉口，高爾基之死也不例外。
高爾基的死亡像基洛夫之死一樣，既充滿令人困惑的謎團，又被斯大林解釋為罪惡的政治謀殺，是由“資產階級的走狗和間諜”、“法西斯敗類”、“社會主義革命的叛徒”、“托洛茨基分子和右派分子”共同策劃完成的。具體而言，謀殺高爾基是“托洛茨基—布哈林右派集團”的龐大陰謀的一部分，由流亡在外的托洛茨基和在國內的布哈林的合謀策劃，在國內由雷科夫和雅戈達直接操縱，由安排在高爾基身邊的秘書和醫生執行。他們先用謀殺作家的兒子來打擊高爾基，接著又借高爾基身體的每況愈下謀殺了作家本人。而謀殺高爾基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推翻斯大林，如果這個陰謀不被揭穿，下一個謀殺的目標就是斯大林本人。所以，高爾基死後，他的秘書克魯奇科夫立刻被捕，幾位醫生也被相繼失去自由，大作家的別墅被多次徹底搜查，秘密警察甚至把土豆一個個切開，尋找他們需要的材料。
高爾基死後兩個月，1936年8月19日，在莫斯科審判了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等人；1937年，斯大林開始清洗布哈林等黨內元老和作家們，1938年3月，對布哈林、雷科夫等人進行了第二次大審判。在兩次大審判前，斯大林都曾許諾：祇要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和布哈林等人在審判中公開認罪，就可以免於一死。這些非常了解斯大林的“戰友們”居然相信了，承認了所有被誣陷的罪行，布哈林還出賣了幾十個學生，並以惡毒的語言進行自我羞辱。而暴君是不會遵守承諾的，違心認罪的布哈林等人全部被處死。
據出席過此次大審判的蘇聯作家愛倫堡的回憶：布哈林等大多數被告已經失去了個人意誌，完全處在任人擺布狀態，一個個精神委靡不振，消極待斃。特別是布哈林，一反思維敏捷、言辭犀利的常態，而祇是機械性背誦早已準備好的認罪台詞。由此愛倫堡猜測，很可能克格勃頭子葉若夫利用“藥物”或其他極端手段才獲得被告的口供。至少，布哈林的交代和認罪，是在審訊人員發出要殺死其妻子與剛出生的兒子的威脅之後。
斯大林是玩弄權謀的高手，大清洗使他的權力得到空前鞏固之後，他又要用祭奠死人來收買人心。他一麵利用俄羅斯的偉大詩人普希金百年祭日來籠絡知識分子，一麵把大清洗的主要罪責栽贓到他的忠實打手秘密警察的身上。
像當年籌辦高爾基誕辰慶典一樣，蘇共中央成立了普希金百年紀念活動的專門委員會，由政府高官、作家和研究普希金作品的專家組成，紀念活動的序幕是出版了各類研究專著，盡量把普希金與現政權聯係起來，如《普希金——我們的同誌》，《普希金的遺產和共產主義》等書。重頭戲是在克林姆林宮的大廳舉行紀念活動的籌備會議，斯大林等高官悉數出席。據受邀出席紀念會的作家楚科夫斯基的日記記述：斯大林的出現令整個大廳沸騰起來，“我四下張望，所有的人都是一副迷戀、溫和、表現高尚精神和露出笑意的麵容。看見他——不過是看見而已——對於我們大家來說，這是一種幸福。傑姆琴科老是在跟他說點什麽，我們大家都很嫉妒，但又很羨慕——她太幸福了。我們懷著崇敬的心情體味著他的每一個姿勢。我甚至認為自己從來就不具有表露這種情感的天分。當人們向他鼓掌，他掏出一塊（銀白色的）表，含著迷人的微笑向大家展示時，我們都不由自主地低語起來：”表，表，他讓我們看表了。‘後來，散會離開的時候，我們大家在存衣室旁邊又回想起這塊表來。帕斯捷爾納克不住地低聲對我說些讚歎他的話，……我和帕斯捷爾納克一起回家，兩人都沉醉於歡樂之中。“
先讓秘密警察清除掉政敵，然後再清除掉最了解大清洗內幕的秘密警察，並從中挑出幾個替罪羊來安撫人心，是斯大林的一貫做法。斯大林先把高爾基之死栽贓到托洛斯基、布哈林和雅戈達等人身上，讓葉諾夫代替雅戈達出任克格勃頭目，而雅戈達、高爾基的秘書和醫生等人都被槍決；繼而，為了緩解大清洗造成的普遍不滿，斯大林又把37年、38年的大清洗栽贓到葉諾夫身上。1938年11月，蘇共中央作出緩和鎮壓運動的決定；12月，葉諾夫被解職，39年秋被捕，40年夏被處決。
毛澤東在還未奪取全國政權的1940年代，他拒絕斯大林在中共內的代理人王明，卻在割據地延安搞出了斯大林式黨內清洗的中國版，發動“延安整風”運動。與斯大林一樣，毛澤東的整肅也是針對黨內異見者和知識分子，張國燾和王明是黨內異見的代表，被控為“托派”的王實味等人是知識界的代表。而且，毛澤東學習斯大林式的秘密警察方式，大有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超越。斯大林主要依靠“肉體暴政”，毛澤東則是雙管齊下，除了以白色恐怖從肉體上征服之外，他還要從靈魂上征服——通過大規模群眾運動來實施“精神暴政”。他讓被整肅者接受黨內會議和群眾大會的羞辱，從尊嚴上人格上精神上摧毀對手。1949年中共掌權之後，發動群眾的大清洗貫穿於毛澤東統治的二十七年，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幾乎從未停息過，直到大浩劫文革進行了十年之後，毛澤東的自然死亡才使中國走出了大規模政治清洗的時代。
結語：知識分子與暴君為伍的教訓
高爾基，中國知識分子大都耳詳能熟的著名作家，由一個“不合時宜”的獨立知識分子，變成了“太合適宜”的禦用文人的現身說法，為所有獨裁製度下的知識分子提供了深刻的教訓。
無論是出於觀念上的糊塗，還是出於人格上的懦弱，在與極權製度的合作上，越是大知識分子就越可能成為獨裁者的大幫凶大幫閑大花瓶，前蘇聯如此，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亦如此（如郭沫若等），鄧小平時代的中國也好不到哪兒去，許多毛時代的“右派”變成了鄧時代的郭沫若（如費孝通等），鄧時代的開明派又變成了江時代的“穩定派”。物理學家錢學森是縱貫毛、鄧、江各個時代的三朝古董級花瓶，每個時代都受到獨裁者們的特殊寵幸；中國的人大和政協，就是執政黨用來收買社會名流的製度化機構，專門供養大幫凶大幫閑大花瓶。
雖然，鄧時代和江時代的知識分子，不像毛時代的那樣馴服，但是，中國知識群體的質量還是無法與前蘇聯的知識群體相媲美，人家有索爾忍尼琴和薩哈洛夫，我們呢？
國內知識界流行“顧準熱”時，出版過一本《顧準全傳——拆下肋骨當火把》。作者居然還好意思宣稱：“顧準一個人的不屈人格洗刷了整個中國知識界的恥辱。”不錯，在血腥而愚昧的毛時代，無論是聖女林昭的壯烈殉難，還是堪稱偉大的睿智顧準的人格，他們的倒下和長期被遺忘，比如，林昭反抗暴政的偉大行跡，直到最近幾年才引起知識界的關注；顧準的思想和人格，也直到九十年代中期，才被重新發現，非但洗刷不了中國知識群體的恥辱，反而祇能加深我們的恥辱。林昭和顧準作為知識個體的高貴，恰恰反襯出中國知識分子整體的弱智、膽怯、猥瑣和下流。祇有當我們能夠在他們的墳墓的麵前長跪不起、真心懺悔之時，我們才能真正理解他們留下的精神遺產，才能在強權高壓下挺直知識分子的良知和智慧。
《克林姆林宮秘史》的兩位作者說：“如果偉大是依據所殘害的人數和征服的領土多少來體現的話，那麽1945年的斯大林，在現代曆史上最偉大的謀殺者中，其聲望之隆僅次於希特勒一人。斯大林的成就多，祇有他的錯誤可與之等量齊觀。僅僅在幾年的時間裏，他就殺死了大量農民，並利用農民的屍骨製造了歐洲最為龐大的戰爭機器，足可與納粹德國相匹敵。此後他又血腥地消滅了軍隊中的核心指揮層，阻礙了軍事技術的發展和創造，並在瘋狂般的政治和社會‘清洗’中屠殺了數以百萬計的忠誠支持者、訓練有素的專業人員和工人。他與希特勒共同瓜分了東歐，把大片領土連同生活在那裏的數百萬居民一起並入蘇聯。”
與斯大林這樣的暴君相處，很少有人能獲善終，黨內的高官如此，社會名流亦如此。綜觀高爾基與斯大林的關係，他作為斯大林的最高級花瓶，其生死都服務於暴君私利的最大化。
我祇能慨歎：可憐的高爾基標示著可憐的無產階級文學！
不知為什麽，在寫作此文的過程中，我不斷地想到巴金老人，現在，這位百歲老人終於解脫了，帶著他未能兌現的“說真話”和“建立文革博物館”的心願，也帶著中共恩賜的“人民作家”的榮譽和王蒙等人給予的“旗手”美譽。巴金去世之前，自從1999年以來，在上海一座著名的醫院中的某一間特護病房內，躺著中國文壇僅存的所謂泰鬥。這位說不出話、認不清人、手不能動、足不能抬、食不能進、排泄失禁的“人民作家”，基本處於植物人的狀態，也許連痛苦都感覺不到了，媒體上卻說，巴金對前來祝壽的高官還能以微微點頭來表示謝意。據說，每天用於維持巴金生命的費用則高達三萬元左右，而這對於正在經濟騰飛的大上海來說，肯定是一筆小錢，為了炫耀代表“先進文化”的姿態，獨裁黨肯定不會在乎。
病夫治國，乃獨裁國家的獨特景觀。想當年，毛澤東連話都說不清了，但通過對口形，毛仍然具有一句頂一萬句的權威，主宰著數億人口的大國。巴金的晚年，病得比老毛還重，也仍然是“娼優所蓄”之文壇的名義領班——中國作家協會主席，許多歌功頌德的大戲還需要他的榮譽出場。比如，每年的生日，這位“文壇泰鬥”又在家人和醫護人員的精心侍侯下，接受來自獨裁權力和文壇戲子們的虛假膜拜，還有來自全國各地的、特別是中小學生們的祝壽。2003年，全國同賀巴金百歲生日，巴金被授予“人民作家”的榮譽稱號，溫家寶總理親臨病榻前探望。
在中國，統治者與著名文化人之間的統戰遊戲古已有之，從先秦諸君主豢養大堆食客就開始了。中共是此傳統最具有創造力的繼承者，玩得既得心應手又殘酷無情，一點也不亞於斯大林統戰高爾基。如何玩，全看中共的政治需要，需要點綴時就是價值連城的古董花瓶，擺放在高高的醒目之處；而不需要時就是一堆碎石爛瓦，棄之於無人荒野。當中共眼中的巴金還有利用價值之時，他的親人就一定要精心地守候和看護，生怕稍有不慎摔成碎片——哪怕這祇古董的內在價值早已死去！
據說，在巴金的頭腦還間或清醒之時，他曾數次請求安樂死，但是，黨不答應，家屬不答應，熱愛文學大師的人們不答應，幾經交涉，巴金經不住人們的極力挽留，祇好服從比他個人的痛苦更宏偉更高尚的大道理。2002年的兩會，雖然巴金遠在上海的病床上，卻仍然被北京人民大會堂裏的代表們選為十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把植物人欽定為國家領導人且全力維持巴金的心跳的中共當局，繼續讓整個中國付出“心死”的道德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