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後金融危機時代難題
中國崛起為全球大國必須以良好的周邊環境為依托。中國經營周邊是取與予的辨證施治，若想取得周邊的信任與尊重，需要給予周邊穩定與發展。冷戰結束後中國與俄羅斯和中亞國家解決領土邊界問題，1997年中國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得到東南亞國家的普遍認可，中國地區大國地位得以確立。2001年“9·11”恐怖事件後，美國忙於全球反恐戰爭，中國積極推動東亞合作及上海合作組織建設，促進地區穩定與發展，鞏固了地區大國地位。可以說，中國是在解決周邊難題的過程中獲取大國地位的。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世界大調整、大轉型，由此帶來安全困境、發展瓶頸、治理失靈等三重困境相互交織，構成“後金融危機時代難題”，加劇周邊的信任赤字、合作障礙、發展製約和安全威脅。世界與周邊對中國的期望和要求更高，中國如能引領周邊國家克服這一難題，則意味著全球大國地位的確立。但中國經營周邊剛剛起步，自身既是克服難題的主要力量，也是難題的一部分，機遇與挑戰相伴共生，需要引導周邊國家對周邊難題進行綜合治理。
(一)中國是維護周邊和平的主要力量，但也成為美國和周邊國家的主要防範對象
在後金融危機時代，周邊傳統軍事安全問題回歸，各方都感覺不安全了。中國的周邊環境有所趨緊，中美戰略較量上升，中日對抗升級，朝核、南海、東海、巴阿問題升溫，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蔓延等。黨的十八大前學術界激烈辯論“戰略機遇期是否依然存在”。十八大報告則延續了和平、發展仍是時代主題的戰略判斷，以及我國發展仍處於一個較為有利的戰略機遇期的戰略判斷，但“內涵和條件發生變化”。十八大後，習近平主席強調既堅持和平發展，又強調底線思維，堅決捍衛主權、發展與安全。周邊工作座談會指出，“中國周邊環境總體上是穩定的，睦鄰友好、互利合作是周邊國家對華關係的主流”。
與此同時，中國與周邊甚至是美國的戰略心態發生逆轉。一方麵，“中國從周邊環境現狀的被動維護者轉變為主動塑造者……亞太特別是東亞地區呈現百年來最長的和平穩定時期……以中國弱勢低調為基礎的亞太既有秩序不複存在。”其他國家主動對中國發動戰爭的可能性極小。另一方麵，周邊國家根據“國強必霸”的邏輯，反而擔心會受到強大中國的威脅。這些國家以中國軍費開支連續多年兩位數增長、軍備更新加快與能力不斷增強、堅決維護釣魚島、黃岩島等主權等為借口，加之西方媒體和輿論不斷炒作“中國軍事威脅論”，認為中國的國防戰略從防禦轉向進攻。多數地區國家對中國將如何運用強大軍事實力心裏沒底，尤其是日本、菲律賓和越南等與中國存在海上主權爭端的國家，紛紛增強軍事實力與前沿部署和軍事合作。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軍力平衡2013》報告稱，2012年周邊軍費開支在現代史上首超歐洲，已出現軍備競賽跡象。美國為維護地區軍事霸權，頂住國內削減軍費預算的壓力，積極調整亞太軍事部署，鞏固亞太同盟體係。到2020年，亞太將集中部署美本土外海空軍力量的60％。美軍還開發出針對中國的“海空一體戰”新概念，加大對中國的軍事戰略威懾。
(二)中國是周邊經濟增長引擎，但受到多方製約
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同周邊國家貿易額由1000多億美元增至1.3萬億美元，成為眾多周邊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最大出口市場、重要投資來源地。中國與周邊成為全球經濟最活躍的地區，在世界經濟版圖中的地位持續上升，加速全球經貿重心東移。國際金融危機後，中國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成為拉動周邊和世界經濟複蘇的引擎。中國“十二五”規劃和十八大報告決定擴大內需，將中國從世界工廠升級為世界市場。周邊工作座談會強調“使中國發展更多惠及周邊國家，實現共同發展”以及具體方案。比如，“要著力深化互利共贏格局。統籌經濟、貿易、科技、金融等方麵資源，利用好比較優勢，找準深化同周邊國家互利合作的戰略契合點，積極參與區域經濟合作。要同有關國家共同努力，加快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好絲綢之路經濟帶、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要以周邊為基礎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擴大貿易、投資合作空間，構建區域經濟一體化新格局。要不斷深化區域金融合作，積極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完善區域金融安全網絡。要加快沿邊地區開放，深化沿邊省區同周邊國家的互利合作”等。
但中國帶動周邊共同發展也麵臨不少製約：一是美國、歐洲和日本竭力擺脫危機，爭搞金融量寬、貿易保護、能源革命乃至貨幣戰和匯率戰，主導地區自貿區規則談判，把持基礎技術，牽製中國主導周邊戰略轉型。二是中國、印度、俄羅斯、印尼、越南等周邊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增速下滑，經濟結構調整更為艱難。三是周邊國家產業結構轉型競爭加劇，印度、越南等國的低端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競爭力逐漸趕超中國，日本、韓國、泰國等在中高端產業鏈與中國競爭加劇，特別是在鋼鐵、造船、機電產品等領域。四是中國企業和資本迅速“走出去”帶來一係列問題和風險。不少項目忽視回饋當地社會，破壞環境，導致當地民眾對華負麵情緒蔓延，對吸引中國投資的積極性降低，並設置一些投資障礙。
(三)中國模式創造了世界奇跡，但周邊治理挑戰日益嚴峻
中國和周邊國家的最大共同點之一就是不斷探索適合本國特色的現代化進程。“中國現代化進程以改革開放為基本精神，其發展模式的逐步形成，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全球化時代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交流融合的產物。”中國模式在周邊影響力上升，不少周邊國家學習和效仿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⑨
在後金融危機時代，周邊國家轉型加速，結構性矛盾突出，不確定性上升，進入風險高發期。一是從政治轉型看，威權體製難抵全球化、信息化的衝擊和“民主化誘惑”，原有的社會管理模式難以維護政治穩定。泰國形成政局周期性動蕩。緬甸政治多元化進程引發國內多種矛盾。越南“政改”加劇黨內矛盾，改革風險上升。柬埔寨王權式微，政治格局由一黨主導、三足鼎立向兩強相爭、朝野分立演變。尼泊爾改變王權國體，議會民主引發政治動蕩。蒙古親美的民主黨逐步掌控總統、政府和議會。普京支持率下降，中亞國家麵臨新一輪權力交接。
二是從社會轉型看，公民社會、跨國公司、民間團體、虛擬空間、宗教勢力、人口移民等影響力上升不容忽視，社會階級、認同、組織基礎變化，各類思潮蔓延，深刻影響國家轉型，管控難度極大。傳統社會治理模式失靈，政府公信力、有效性、合法性下降，社會危機、混亂、動蕩不斷，既侵蝕中國影響力和戰略利益，又對中國邊疆地區乃至國內穩定產生傳導效應，影響政權安全和社會安全。
三是從地區治理看，周邊的非傳統安全挑戰上升，中國壓力上升。周邊發展中國家進入能源需求增長期。2013年中國成為世界最大原油淨進口國，石油對外依存度上升至58％。根據2013年9月27日發布的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第五次評估報告，全球溫室氣體排放格局在過去20年發生了深刻改變，亞太地區日益增長的化石燃料消費量成為引發全球氣候變化的重要原因。中國和印度的碳排放估計至2025年前後才能達到峰值，而發達國家排放量已基本穩定並有所下降。聯合國全球契約組織總幹事喬治·科爾表示，中印等亞太新興大國將決定“地球的未來”。研究報告顯示，喜馬拉雅山冰川加速融化將影響下遊諸國水資源分布，導致嚴重洪災、幹旱，季節性融雪減少將影響河流水量。跨境河流水資源利用爭端成為影響地區安全的敏感變量，未來青藏高原將成為全球水安全領域關注的中心，涉及水權的衝突將危及地區安全。目前全球尚未出台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水規則，政府間合作缺失。隨著水危機加劇，各國圍繞國際和地區水法和水規則的博弈將更加激烈。
由此可見，中國實力雖然顯著上升，但尚難具備也不可能具備獨自解決後金融危機時代周邊難題的能力，隻能加強自身的改革開放，發揮主力作用，引導周邊國家實施綜合治理。“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外交，實質上是國家現代化進程由內向外的延伸，其主要任務是為國家現代化創造有利的國際環境。”其含義有三：一是全麵發展。中國全麵深化改革的“五位一體”思路(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和諧社會、生態文明)，可以相應轉化為周邊綜合治理的“五位一體”思路，即注重地區安全、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諧社會、生態文明的係統、整體和協同發展。二是各司其職。各國一律平等，但由於力量大小不同、責任大小不同，因此需要確保大小國家在平等參與地區事務的同時，也承擔相應責任。中美應率先垂範。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題中之意，應是能否協調共進，為周邊的時代難題提供可信賴的、多樣性的公共產品。這樣，其他周邊國家才能積極回應，順勢調整。三是開放合作。周邊國家既要保持獨立自主與團結互助，又要對外開放。中美和周邊國家應充分用好各種地區合作組織和架構，培育共同治理意識，豐富共同治理手段，建立各方相容相通的地區發展模式、相互包容的地區價值觀。
二、中國與周邊的相互塑造問題
中國成為周邊事實上的地緣政治和經濟中心，並帶動世界經濟和政治重心向周邊轉移。中國與周邊、周邊與世界在頻密劇烈的互動中相互塑造。這就需要中國在推進周邊戰略時，剛柔並濟，走“適應性共贏”之路。黃石公曰：“能柔能剛，其國彌光；能弱能強，其國彌彰；純柔純弱，其國必削，純剛純強，其國必亡。”
(一)中國力量迅速由周邊向全球輻射，但也遭遇強大的地緣反製
本世紀初，中國經濟迅速崛起，美國忙於全球反恐戰爭，為中國地緣政治影響力迅速擴展提供了條件。中國與東北亞、東南亞、南亞、中亞等傳統四大周邊區塊的聯係更加緊密，與大洋洲、西亞、中東的聯係日益緊密，形成所謂的“大周邊”。中國的海上利益也從傳統的西太平洋擴展到太平洋、印度洋、南極，並隨著北冰洋航線的開通延伸至北冰洋。中國不僅成為連接亞歐大陸和亞太板塊的重心，而且在周邊的深海、太空、網絡空間的利益和實力快速發展，形成“海陸空天網”的新型立體地緣形態。由此，有學者提出“鄰距離”、“天涯若比鄰”等新概念以反映周邊內涵的變化。(12)周邊工作座談會稱“思考周邊問題、開展周邊外交要有立體、多元、跨越時空的視角”。(13)
與此同時，周邊及美國等對中國地緣影響力的反製也如影隨形，不斷升級。21世紀初的幾年，美國小布什總統實施戰略重心東移亞太，無奈困於中東無暇他顧。日本和新加坡等國極為敏感。日本在2003年前後即在東亞合作的“10+3”框架中與中國爭奪主導權，並於2005年主導促成與“10+3”並行的“10+6”框架。新加坡的李光耀先生一直呼籲美國重返亞太，製衡中國崛起帶來的地區力量失衡。2008年是具有轉折意義的一年。在國際金融危機、中國舉辦奧運會等綜合作用下，世界經濟和政治重心加快向周邊轉移，中國的影響力和自信心進一步提升。美國及不少周邊國家的戰略恐慌加劇，普遍認為如果再不對中國進行有效的規範和壓製，時間就真的在中國一方了。2010年中國GDP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亞洲第一。不管中國承認與否，國際社會普遍認定中國是“世界老二”，炒作中美關係是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的結構性矛盾，中日關係是曆史地位逆轉的結構性矛盾。
對中國崛起進行戰略牽製成為美國、日本和主要周邊國家大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國家還發現，中國的影響力由周邊拓展至全球，對中國的戰略壓製也必須超越周邊，在全球展開。周邊成為大國戰略博弈的前沿。在美國奧巴馬總統的整體戰略中，亞太再平衡戰略和中東戰略是一體聯動的。日本安倍首相更是加速國家整體右傾，與中國在全球尤其是周邊展開全方位較量。俄羅斯在發展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同時，推進歐亞聯盟建設以防範中國通過上合組織擴大在中亞的影響。印度將“東進戰略”演進為“印度洋—太平洋戰略”，加大經營環印度洋力度，以防範中國的“兩洋戰略”。澳大利亞則在穩固南太傳統勢力範圍的基礎上，拓展“印—太戰略”，既分享中國發展的紅利，又配合美國牽製中國。值得注意的是，大國加大對中國周邊的戰略投入提升了具有重要地緣戰略價值的中小國家的地位，激發了這些中小國家操作大國平衡戰略的主動性和創造性。比如，東盟與大國加強雙邊合作，主導東亞經濟和安全合作機製，創建並擴大東亞峰會，確立了地區合作框架中的中心地位，從而可以利用中、美、日、俄、印等大國矛盾借力打力搞平衡，而中國隻是這個大國平衡架構中的一環，受到更為複雜的結構性的牽製。由此來看，中國與周邊的關係，實際上是中國與世界的關係。中國周邊戰略的推進與世界體係的變革同步。
(二)中國積極推進周邊地區製度建設，但麵臨多重製約
中國改革開放後積極融入美國主導的全球體係。在周邊地區，中國先後加入亞太經合組織，創建上合組織，推進東亞合作，創立了六方會談，日益融入地區，成為周邊製度建設的主要推動者。實力的快速提升使中國對地區機製的影響力也大幅上升，利益的迅速擴展擴大了中國對地區機製的需求，周邊國家也要求中國提供更多公共產品，發揮更大的地區責任。因此，中國不斷加大對地區製度建設的投入。周邊工作座談會在提出具體的區域經濟合作措施後，專門列舉了周邊國家普遍關注的地區安全合作措施，“要著力推進區域安全合作。我國同周邊國家毗鄰而居，開展安全合作是共同需要。要堅持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新安全觀，倡導全麵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理念，推進同周邊國家的安全合作，主動參與區域和次區域安全合作，深化有關合作機製，增進戰略互信”。
不過，地區合作既是利益合作平台，又是製度建設平台，更是權力競爭的平台，中國推動地區機製建設麵臨不少限製：一是經濟合作受安全因素的製約。美國主導跨太平洋經濟夥伴協定(TPP)含有拆解東亞合作的戰略意圖，防止被東亞合作隔離在太平洋之外，從而失去東亞主導權。中日韓自貿區建設在東北亞安全問題沒解決的情況下艱難推進，必然遭遇各種安全問題的幹擾。中日關係的惡化直接阻滯談判進程，美國更是對中國與其兩個亞洲盟國談判自貿區疑慮重重。二是全球、地區和國內進程不一致。世界貿易組織(WTO)多哈回合受阻，但WTO是中國麵向全球展開自由貿易的最好機製。亞太和東亞地區自貿區方興未艾，但東亞各種自貿協定的程度相對較低，如中國—東盟自貿區就低於地區全麵經濟夥伴協定(RCEP)，而RCEP又大大低於TPP。中國之所以不加入TPP，原因之一是TPP的標準太高，中國無法企及。三種並存機製的進程不一致將是長期現象。三是主導與限製的矛盾。主要有三種情況：第一種是中國國家利益迅速向周邊拓展，客觀上要求大力推進地區合作機製和安全保障機製，但中國與周邊國家地區機製建設相對滯後，多屬被需求和危機催生的被動反應型。如2001年中老緬泰實現湄公河自由通航，但由於缺乏相關機製，中國難以走出國門與他國共保河運安全，直至2011年湄公河慘案發生，四國巡航機製才在中國的大力推動之下得以建立。第二種是由於中國在地區經濟和安全架構中的發言權和主動權上升，即便主觀上無意主導地區合作機製，但客觀上發揮的作用日益突出，容易被周邊國家視為爭奪地區合作主導權。比如，盡管中國支持東盟地區合作主導權，但東盟還是擔心中國削弱其主導地位，先是借助日本在“10+3”框架內形成中日競爭局麵，後又將澳大利亞、印度、美國和俄羅斯等國拉入東亞峰會製約中國。第三種情況是中國積極參與亞太安全對話與合作，倡導建立區域安全架構，但地區合作機製是共同規範，難以動態地根據國家實力消長及時修改規則。同時，中國還不習慣被多邊機製約束，更不願意接受與中國相關的傳統安全問題在地區多邊框架內討論，比如南海問題、台灣問題等，而是更願意推進敏感度低的非傳統安全問題。
(三)中國實力迅速上升，但道義形象並未同步上升
強大的綜合國力與良好的國際形象是成熟大國的標誌。中國環球輿情調查中心2013年12月7日公布的2013中國國際形象與國際影響力全球調查報告指出，受訪民眾(下同)認為，中國是經濟體量強國，文化影響弱者，中國最突出的國際形象是“自信”。周邊國家中25.4％的民眾表示喜歡中國，22.0％不喜歡中國；而非周邊國家受訪者中有36.0％表示喜歡中國，11.6％不喜歡中國。可見中國在周邊的形象低於非周邊。印度等國民眾肯定中國“自信”形象，俄羅斯、哈薩克斯坦等國肯定中國的“合作”形象，但越南、日本、菲律賓等國受訪者認為中國“崇尚軍事”、“傲慢”等。總體而言，中國在周邊既不是發展中國家形象，也不是發達國家形象，形象總體偏低甚至失真，甚至在有些國家較為負麵。導致這一失真形象的主要原因包括：一是中國原有的反霸不稱霸的道義形象有所削弱。中國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反霸不稱霸等，符合本地區的特殊曆史經曆，一度成為中國地區道義的製高點。鄧小平既反對別國搞霸權，也反對自己搞霸權。當美蘇有條件搞霸權時，中國反對。事實上美蘇的霸權在周邊也沒有成功，是前車之鑒。而當中國有條件搞霸權時，更應反對。霸權之路既是帝國主義的老路，又是誤入歧途的邪路。但近年來，中國民族主義興起，強硬行動迭出，多數媒體為贏得收視率和廣告收入而迎合民族主義情緒，釋放好戰立場，民間情緒從前幾年的失敗主義迅速轉為“勝利主義”。2012年9月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訪華前夕，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指出“中國不易看到別人眼中的自己。”
道義形象關乎中國對周邊的政治感召力。外媒強調中國孤獨而沒有盟友，錢多了，但朋友少了。政治感召力此消彼長，中國就不得不與美西方去拚自身並不擅長的普世價值。二是當前西方的普世價值觀在周邊國家中更有市場。盡管西方普世價值觀和資本主義製度在金融危機後遭受質疑，但隨著美日歐等發達經濟體相繼步入複蘇進程，重新加大對周邊的軟實力投入，支持周邊國家搞民主轉型甚至是“顏色革命”，同時抹黑中國的意識形態與政治製度。周邊國家雖然對中國長期穩定與發展模式很感興趣，但總體上並不認為中國模式能在本國發揮作用。而中國公共外交的發展，尤其是媒體國際影響力難與西方抗衡。三是周邊懷疑中國將來能否發揮建設性作用。認為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和軍費開支均居周邊第一、世界第二，但尚未提供與國力相匹配的地區公共產品。
由此可見，中國是塑造周邊的主要力量，但周邊不可能按照中國的意誌發展，也不可能成為中國的勢力範圍。因此，中國曆屆領導人均不斷豐富和發展睦鄰外交。黨的十八大後，新一屆領導集體更加有意識地豐富和發展睦鄰外交的內涵，周邊座談會在堅持“以鄰為伴，與鄰為善”、“睦鄰、安鄰、富鄰”等方針的同時，強調中國夢“同周邊地區發展前景對接”，身體力行“親、誠、惠、容”等理念並將其推廣“成為地區國家遵循和秉持的共同理念和行為準則”，“讓命運共同體意識在周邊國家落地生根”。總體而言，睦鄰方針的繼承和創新可以用“適應性共贏”來概括。主要包含三層含義：首先是整體優化。各國都是命運共同體的有機組成部分，利害關係錯綜複雜，牽一發而動全身，需要整體適應。如果整體不佳，個體必受牽連，“大河有水小河滿，大河沒水小河幹”。比如國際金融危機致使周邊國家的外部國際環境和經濟環境趨緊。如果個體損人利己，結果也隻能是於整體不利，於己不利。國際金融危機之後，美歐等競相采取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就不利於新興國家發展，也不利於世界經濟的整體複蘇。其次是變通適應。世界的變化是常態，需要各方不斷順勢而為，進行階段性調整，變通政策和做法，在相互適應和學習中走向合作共贏。如美國在軟硬實力下降的時候就采用巧實力，取得變通之效；但如果美國繼續抱持絕對安全的教條，一意孤行，可能走向窮兵黷武的死胡同。如果中國不根據實力和地位的變化實施新的安鄰政策，則會引起鄰國和美國的不滿與疑慮。三是合作共贏。命運共同體各方互動的原理是合作共贏，推進國際社會的進化。在命運共同體內，各國隻有相互尊重，相互適應，同舟共濟，權責共擔，共同增進人類共同利益，才能更好地維護自己的利益。
三、中美鄰良性互動框架構建問題
中國與周邊國家及美國構成一個寬泛的中美鄰互動框架。隨著中國崛起，中美鄰之間的互動趨於頻密複雜。在內外因素綜合作用下，中美鄰互動框架既有平衡已被打破，新的平衡尚未形成。中美鄰互動進入相互適應調整，戰略利益再平衡的新階段。這一階段互動的不平衡性主要表現在，中國崛起有助於周邊發展，但引起周邊國家在安全問題上的猜疑與擔憂。美國受金融危機打擊，不利於周邊發展，但受到周邊國家在安全問題上的期待與倚重。中美鄰尚未形成發展與安全相互協調的良性互動之道，難以實現共同發展與共同安全，成為製約中國崛起的重要因素。因此，中國應以“修己安人”為核心理念，促進中美鄰良性互動，實現“有利於安全的發展，有利於發展的安全”的地區框架。
(一)中國的戰略手段不平衡問題
近年來，有些中國學者認為，造成中國周邊環境趨緊的原因是戰略手段的不平衡，中國過於注重以經濟手段促進政治互信與安全合作，即所謂“以經促政”。客觀地看，2003年前後，中國的戰略手段相對平衡，既重視經濟合作，又重視安全合作，成效顯著。中國充分利用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優勢，主推“以經促政”，借助多領域、深層次、高頻度經濟合作，促進中國與周邊國家政治安全關係穩步發展，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相繼建立；高層互訪逐步製度化；領土邊境爭端得以緩解，確保了中國和平發展所需的有利外部環境。如從2001到2003年，中國與東盟先後談判自貿區、簽署《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建立中國—東盟戰略夥伴關係，這四大政策中的後三項均屬於政治和安全領域。2003—2008年，中國對周邊的政治和安全手段相對較少，顯然沒有經濟合作的發展速度快。2008年金融危機後，中國GDP總量坐二望一，俄羅斯、印度、東盟、澳大利亞等GDP總量均不到中國四分之一，突破美鄰心理極限，對華利益捆綁與戰略疑慮同步上升，對華戰略從分享“中國紅利”轉向防範“中國挑戰”。
以經促政麵臨瓶頸，在現階段有某種必然性。理論上，在國際關係中，經濟相互依賴加深並未導致政治互信增強的事例屢見不鮮。國際關係的本質是權力，權力的核心是政治與安全。經濟與政治往往互為手段和目的。但當經濟與國家主權、領土安全問題發生矛盾時，經濟問題總要讓位於政治與安全問題。即使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國普遍重視經濟可持續發展，但政治與安全仍然是各國的首要關切。“以經促政”是暫時的和有條件的，也不是絕對的。實踐上，中鄰關係“隻談經濟不講政治”的階段基本結束。“以經促政”成效顯著，前提條件是中國為周邊國家提供經濟機遇，卻不危及其政治與安全。隨著中國綜合國力與國際影響力迅速增強，美國實力相對下降，周邊國家對華政治安全擔憂已開始超越對華經濟利益考慮。中國繼續強推“以經促政”，難免事倍功半甚或適得其反。隨著周邊國家對華安全擔憂日增，中鄰關係進入政治安全議題占據主導地位的時代。重視與實施“以政促政”、“綜合施策”，已成為中國新時期周邊外交的客觀需要。十八大後，新一屆領導集體的周邊外交比較注重戰略手段的平衡使用，軟硬結合、剛柔結合，政經結合。如中美新型大國關係中的“不對抗、不挑戰”實際上提出了中美關係中的安全底線問題。中國一方麵加強捍衛南海權益，另一方麵李克強總理2013年10月出席東亞領導人係列會議時，倡議簽署“中國—東盟睦鄰友好條約”，推進地區安全架構建設，談判南海行為宣言。周邊工作座談會指出“我們要謀大勢、講戰略、重運籌”，也表達了外交戰略手段要跟上經濟合作水平的深意，“審視我國的周邊形勢，周邊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我國同周邊國家的關係發生了很大變化，我國同周邊國家的經貿聯係更加緊密、互動空前密切。這客觀上要求我們的周邊外交戰略和工作必須與時俱進、更加主動。”
(二)美鄰對衝戰略的長期性
美國和周邊國家針對中國崛起的對衝戰略主要是指，美國和周邊國家假定中國未來行為不確定，並且認為中國仍然以發展作為經營周邊的主要戰略手段，因而采取經濟合作與安全防範並行的政策，既獲取中國崛起的經濟紅利，又抵消中國崛起的安全風險。換位思考，這是美國和周邊國家的長期合理選擇。美對華實施“接觸和遏製”戰略，一方麵推行接觸融合政策，促使中國成為“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維護美主導的國際體係；另一方麵，強化同盟體係和軍事部署，對中國進行軍事威懾與圍堵。不少周邊國家既依靠中國帶動經濟發展，也支持美國在本地區的軍事存在為其提供的安全保障，加強與美國的安全合作。據此，美國和周邊國家在具有零和博弈性質利益的領域對中國進行遏製或防範，在具有正和博弈性質利益的領域對中國實行接觸，以實現利益最大化。一定程度上，不少周邊國家希望中美保持適度緊張，以獲得最大利益。因此，不能忽略中小國家在中美關係中的能動作用。中美鄰戰略對衝的結果是三方經濟關係顯著加深，但在安全領域未能實現實質性諒解和深度合作。中美鄰互動失衡，各方磨合適應進入拉鋸式較量的關鍵期，核心利益碰撞尤為激烈。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三方仍難形成相互補充和促進的關係，卻形成了以中國為中心的經濟體係以及與以美國為中心的安全體係的二元格局，二者並不相互兼容。
盡管中美鄰關係失衡帶來的風險很大，但不至於失控。一是中美鄰互動的底線邊界日漸清晰。中美雖缺乏戰略互信，但在建立新型大國關係，防止武力對抗方麵高度默契；日本明顯右傾，但不敢與中國攤牌；周邊中小國家更不願做遏華馬前卒，也不願在中美之間“選邊站”。二是地區合作共贏思想仍居主流，美鄰與中國這一地區經濟增長引擎發展良好關係，才是脫困正道。三是各方通過雙邊和多邊途徑建立和完善有效的危機管理機製、地區合作機製的需求更加迫切。四是美鄰聯手防華不會變，但也認識到對華遏製行不通，試圖綁架中國和平發展的戰略訛詐難奏效，進而會反思調整，對華戰略將更趨靈活、務實、趨利、避害，有可能形成“鬥而不破”局麵。
(三)中美鄰關係的認知偏差
中國周邊的問題，是中美的問題，也是中國與日本、俄羅斯和印度等周邊大國的問題，而核心是中美的問題。因為美國主導著亞太安全體係，這個邊緣與中國主導的經濟圈邊緣重疊，周邊大國都在其中。中國周邊國家或地區的對外政策或國家行為，在相當程度上是由中美博弈塑造的。(20)當前不少周邊國家“經濟上靠中國，安全上靠美國”有其合理性。更符合現實的說法是，周邊國家無論在經濟上，還是在安全上，既要靠美國，也要靠中國。一方麵，周邊經濟發展依然靠美國。美國的衰弱僅僅體現為全球道義上的領導地位的衰弱，而不是絕對實力的衰弱。美國的市場能力沒有削弱。從1980年到2010年，中國GDP增長30倍，美國GDP增長5倍，日本依舊保持著1990年的水平。1990年到2010年世界GDP增長2倍，美國也是2倍，美國占世界GDP的比例沒有變化。隨著美國經濟逐步複蘇，周邊國家出口和投資依靠美國的勢頭再起。另一方麵，周邊國家的安全也要靠中國。既要看到中美鄰之間的傳統安全矛盾，也要看到中美鄰之間的非傳統安全依賴。比如，隨著人民幣迅速周邊化和國際化，人民幣就成為重大的安全問題。中國市場關乎東盟的經濟安全。中國的能源戰略關乎中亞的國家安全，更關乎印巴的地緣戰略。中國經濟戰略的任何變動都直接牽動“日本的國家戰略走向”，以及美國的全球戰略調整。同時，中美鄰互動框架也在動態調整，並非對中國不利。比如，菲律賓和越南等與中國有領土爭議的國家實施更為大膽的對衝戰略，甚至誇大或挑起與中國的安全矛盾，加強與美國的安全合作。它們認為隻要不引起軍事衝突，將會從中國得到更多的經濟好處，從美國得到更多的安全好處。但這種策略的危險在於，它迫使中國加強軍事和非軍事的維權行動，將經濟資源投入更願意與中國進行安全合作的周邊國家，在安全上與美國形成“不衝突、不對抗”的底線共識，從而導致這些國家在經濟和安全上“雙輸”。而如果這些國家及時調整政策，則會改善“雙輸”境地。比如越南在一定程度上采取合作態度，同意與中國開展海上、陸上和金融合作，經濟和安全收益自然改善。未來亞太和周邊安全環境的複雜性和艱巨性遠超想象，推動地區平穩轉型、和諧相處，不僅需要基辛格所倡議的“中美共同演進”，更應是“中美鄰共同演進”。
未來，如何界定美國主導的太平洋安全體係和中國與周邊的經濟合作體係的界限，如何兼容協調、互不挑戰，是中美鄰關係的難點。在這方麵，中國也在探索嚐試，如周邊座談會將和平發展道路具體化為三個“著力”：著力深化互利共贏格局、著力推進區域安全合作、著力加強對周邊國家的宣傳工作。三方麵相結合，體現的是中國“修己安人”的思想。修己安人來自《論語》，意思是修身以做表率，建立權威，使人各安其位，各得其所，各盡其力。把此意擴展開來，用在國際關係領域，大意如下：“己”是中國。“人”泛指包括周邊國家、美國等。“修己”，指中國繼續保持合乎道義的發展勢頭，提升崛起質量，包括精神和物質兩個層麵。“安人”，指保持中國與周邊乃至世界的相安無事，各得其所，各安其位，各盡其力。修己的同時達致安人，是經營周邊的一體兩麵。無論從邏輯上，還是在現實中，合理有度的修己，設身處地的安人，兩者可以相輔相成，並行不悖，趨向共贏。從國際關係理論的角度去理解，具有三方麵的含義：一是自我約束。由於國家安全的相互依賴性，一國的安全外交政策必須自我克製，同時還必須接受其行動自由在一定程度上要被其他國家所約束，即接受約束。安全合作、國際組織、國際條約都是國家接受約束和自我約束的手段。大國小國都要自我克製，大國既不能走地區霸權道路欺壓小國，小國也不能因為大國的自我克製而挑釁大國。對中國而言，就是“體仁行義”，“修己安人”；對美國而言，就是放棄絕對安全、弱化霸權行為；對於小國而言，就是慎用矛盾、少走邊緣。其次是矛盾管理。中國的和諧思想並不回避矛盾，是在整體共存中接受矛盾、轉化矛盾，化解矛盾。這就為豐富和完善和平發展道路找到了理論依據，即矛盾管理、危機管理、衝突管理是和平發展道路的應有之義：和平發展不是單方麵的，而是雙向的；和平發展不是不使用武力，當衝突管理失敗後，戰爭和武力手段是最後的政策選項；和平發展強調處於矛盾或糾紛中的各方必須找到共同認可的方式、機製和規範。因此，建立信任措施，推進預防性外交、實施戰略再保障、完善合理的競爭規則，以及設置必要的衝突及危機管理機製，勢在必行。第三是共同責任。沒有規矩，無以成方圓。建設和平、繁榮和開放的周邊是各方的共同事業和共同責任。
來源：《國際展望》2014-0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