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以受賄罪入獄的前國門江津在2015年底出獄了。他曾與足協副主席南勇一同被關在燕城監獄。據江津敘述，薄穀開來後來也轉到了燕城監獄，那以後監獄大操場的活動就取消了。
出獄
回家半個月後，江津決定告訴兒子：“消失”的這四年兩個月，自己到底去了哪。
兒子曾經問媽媽徐冬冬，或者爺爺江永林，又或者二伯江洪，他們會說，你爸爸在國外呢，在國外踢球，因為保密、因為路途遙遠，所以不能回來，不能見麵，也不能主動給他打電話。
每月一次，江津會打來電話，孩子的媽媽就大喊一聲，“爸爸從國外打來電話啦。”
“我走的時候，他才不到5歲，他隻知道我原來是踢足球的，其他的沒有概念，家裏人都沒和他說。”江津告訴《人物》記者。這天，江津把已經10歲的兒子單獨叫到一邊，打開電腦，一邊說，一邊搜索關於自己的報道。
能搜到關於江津的報道有51.8萬條，內容五花八門，隨便點開一條，他的兒子都會看到，父親不是一個普通的“踢球的”，而曾屬於中國最優秀的足球運動員之列：兩屆亞洲最佳守門員，2002年日韓世界杯，鎮守“國門”的人，新世紀頭一個10年，中國最具知名度的足球英雄之一，他身高1米98，也是中國守門員中最高的。
他看著兒子盯著屏幕，眼睛越睜越大，“他想不到我原來這麽有名。”
然後，江津告訴兒子，不在的這段日子，自己在監獄裏。
網上搜到最早的一條關於這方麵的報道是2010年10月17號，哥哥江洪在弟弟41歲生日這天向媒體證實，江津已經被警方帶走，“協助調查”。
彼時，中國足壇8·25“反賭掃黑”風暴已持續一年，被風暴掃落的，有曾被稱為“金哨”的裁判員陸俊，也有兩任中國足協的專職副主席南勇，江津曾經的球隊、天津泰達的總經理張義峰也在被刑拘之列。
江津記得，那天早上，他將兒子送往幼兒園後，開始心神不寧。他退役3年了，但還隱隱感到了風暴臨近的危險，他給好久沒聯係的申思打了電話，後者既是他在上海踢球時的隊友，也同屬踢入世界杯的“龍之隊”。申思沒接電話。
一個忐忑的上午過去。下午，申思回了電話，“上午專案組在找我談話，我都說了。”
申思的電話不久，下一個電話就是公安部足球反賭掃黑專案組。江津被要求前往北京天壇附近的一家賓館，當晚，他就坐在沈陽看守所，一把鐵椅子，雙手被鐵扣固定在把手上，雙腳也被鐵板固定，動不了，也睡不著。第二天，提審的人說，江津，回憶一下2003年甲A聯賽最後一場，上海中遠對天津隊的比賽。
回憶並不難，這是甲A十年江津最難忘的一場球賽，那場比賽，他連失兩球。一次主動出擊，他被對方吊門成功，這並非他一貫的風格，“我比較穩重，因為我沒有絕對的把握，我是不會出擊的。” 最終，他所在的球隊落敗，失去了獲得冠軍的機會，而對手，陷入降級邊緣的天津隊則成功保級。
賽前，申思找他“放水”時，他默認了，“這個人情我要還。”當年，他在國家隊打比賽手指骨折，回到聯賽，狀態不佳，老東家天津隊一直讓他上場，他才得以恢複狀態打上世界杯。賽後，一位中間人給江津、祁宏、申思、小李明一人一個行李箱，裏麵裝了200萬現金，“我真的不缺錢，我在上海，一年是240萬，比賽獎金一年也有400萬，真的不缺錢。”江津告訴記者。
“把200萬退回去就行了吧。”坐在老虎凳上時，江津琢磨，那筆賽後得到的“賄金”一直放在家裏，直到退役都是他的心病，既不敢交出，也沒花過一分。
庭審現場，前隊友申思、祁宏都請律師做了有罪辯護，江津和小李明沒有請律師，而由法庭指派了法律援助律師，“結果不重要了。”江津認了，他看上去老了許多，滿頭白發。
2012年6月，前國腳申思以非國家公務人員受賄罪被判刑6年，江津、祁宏、小李明被判處5年6個月，沒收800萬賄金，各罰款50萬。
2013年，江津的名字出現在足協最終的處罰名單內，他被終生禁止參加足球活動。
鐵窗
江津的哥哥江洪已經49歲，胡子花白，右腿膝蓋鬆鬆垮垮，那是運動生涯留下的後十字韌帶斷裂後遺症，坐在滇池旁的春日裏，他告訴《人物》記者，弟弟江津那年還有兩年就退役了，他為弟弟惋惜，也感歎一個球員是無力抵抗惡劣的大環境的，他也曾是一名出色的職業門將，因拒打假球被迫退役，“你要在足球圈裏混，你咋辦？”江洪替弟弟解釋，“你將來咋辦，你當不當教練？中國這種大環境你說怎麽可能？”
不止一個人問過江津，那麽多球員參與假球，隻有他進來了，冤不冤? 他後來想通了，自己做的事情自己認，“我們比較有名吧，影響比較大，其他打假球的沒有我們有名。”
在燕城監獄的日子，江津仿佛回到了少年時期在八一隊的生活——他必須側著身拳著腿睡在木板床上，姿勢和童年時一樣。有時，要想伸直腿，就睡在床板對角線上。
監獄裏有果園和菜地，他在裏麵種卷心菜、種桃樹杏樹，同樣在種菜的，還有當年的足協副主席南勇。江津是監獄裏的名人，一些球迷犯人會慕名和他打招呼。原本，囚犯們也踢球，有時候讓他指導指導，但後來，薄穀開來也轉到了燕城監獄，在大操場的活動就取消了。
監獄舉辦籃球賽，江津第一年參加，優勝者可以獲分減刑。他運動員身板，占盡優勢，後麵幾年，他不再參加，將減刑的機會讓給其他人，“有些東西，你得讓給別人，不能什麽你都占著，是不是？”這是江津的生存之道。
並不是一開始就能在監獄這樣自如地生存。剛進來時，江津也失眠、想不通、恐懼，“你要是說判個幾個月、半年、一年的話，那還行，5年半，我操，說不著急，能不著急嗎？”聽到判決時，他不敢想象——5年半，5年半怎麽過？最痛苦的時候，曾偷偷哭過一場，失眠就整宿整宿地聽收音機。
啟蒙教練劉國江來監獄看他，江津記得是2013年最後一天，他和劉指導相對而坐，好多年沒見了，卻是在監獄裏，不知道該說什麽，隻好沒話找話，“您頭發白了。”
劉國江說，你也白啦。
後來，江津決定把日子隻過成今天和明天——在監獄的“今天”，還有出獄的“明天”。
哥哥江洪也曾去監獄裏看過他，江洪告訴《人物》，當他看到著穿著囚服的弟弟走向他時，腦海中閃過的畫麵是10年前的世界杯，江津戴著隊長袖標站在球門內，意氣風發。那是弟弟職業生涯的巔峰期，江洪坐在電視機旁看比賽，同是守門員的他會不由自主地想，要是自己處在那個位置，會不會撲出那記射門，做得更好？“雖然他是你的弟弟，你會祝福他，但是你們又是同行，所以我們之間的關係是非常微妙的，既是競爭夥伴，又是手足。”但在監獄裏見到弟弟的那一刻，一切都不重要，“我說，來，我們擁抱一下”。
他們抱了10多秒，這是江洪記憶裏兄弟間最溫暖的一次接觸。
2015年12月1日，北京一個重度的霧霾天。因為在獄中表現良好，江津減刑8個月，提前出獄了。他的妻子和父母滿心歡喜地在冬日裏等待著他。
子承父業
也是一個冬天，江洪12歲，江津11歲，父親江永林送他們去北京踢球。出了火車站，一問，離八一隊的訓練基地還有30多公裏，江永林手一揮，“打車！”。
“1980年，我的天哪，出租車打到（基地），20塊錢，我爸那時候一個月工資才60塊。一輛上海的伏爾加轎車，我爸坐前排，我和江津坐後排，第一次看到了天安門廣場。”江洪說。
江永林已經80歲了，在上海接受《人物》采訪時，他腰背挺直，一直到2015年，他依然在當地的老年足球隊當門將，足球是他能侃侃而談的話題。他最接近自己的足球夢想的一刻，是1956年。他是上海青年隊的守門員，隨隊參加全國青年足球錦標賽。在北京先農壇體育場，打進決賽圈的球隊捉對廝殺，五場比賽，他左撲右擋，沒有讓任何對手射門成功。後來，總結大會上，新中國足球第一任外籍教練、匈牙利教練約瑟夫專門表揚了他，說上海隊的守門員淩空撲球撲得好。
比賽前，江永林聽說要選拔隊員成立國家青年隊，他想這下有希望了，“要是進入國家青年隊呢，我今後到國家隊的希望就有了，那時候受的教育，就是要進國家隊，為國爭光。”
作為新中國成立後培養的新一代守門員，足球場上的勝負已經納入事關國家榮辱的宏大敘事，最出色的守門員能得到最光輝的稱號——“攻不破的萬裏長城”。
“結果後來不知道什麽原因，沒搞了，不成立了。”
“我錯過了機會，但這個雄心我一直沒放棄。”前半生的命運沒有讓江永林遂意，先是“大饑荒”，供應困難吃不上飯，他所在的球隊被解散，再是1966年“文革”開始，一個球隊11個人也要揪出階級敵人，後來的八一隊主教練劉國江說，當時的八一隊球場上，都被種了菜。
江永林回到上海，轉業工作，和原是籃球運動員的趙桂英結婚，“文革”爆發一年後，江洪出生，再一年，江津出生。到了1974年，“足球要從娃娃抓起”的口號從領導人的口中蹦出，“當時，我想我的理想沒有實現，但是我可以叫我孩子來實現啊。”
江洪是在病床上得到這個消息的，他7歲，調皮搗蛋，從三樓摔了下來，右踝骨折，他記得急匆匆趕到醫院的父親看到他說，“小子，既然你這麽能摔，就跟我練守門員吧”。
而小一歲的江津，哮喘，有著更加辛苦的幼年，“到晚上就不能睡覺，一躺，躺了就不行，躺了就氣喘。” 江津回憶。
但這並不妨礙江永林每天清晨5點半開始的訓練計劃。樓下是消防隊的籃球場，掀了被子起床，江永林帶著兒子們在籃球場上跑操，在樓道裏爬樓梯、練跳繩。江津小，跑不了整場的來回跑，就跑半場。
除了練，還得吃。大骨頭燉黃豆，熬一大鍋，把湯都熬成乳白色。當時，大骨隻供應給骨折病人，需要醫生開骨折證明才能購買，而黃豆，隻有肝病病人一個月才能拿到一斤——都是靠關係，江永林賣掉了自行車、結婚時買的手表，還經常參加單位獻血，獻血所得的30元報酬，讓未來的運動員吃得更好一點。
“我的興趣更多的是在音樂、畫畫和語文課上，還是我們學校唯一被上海市少年宮選去學芭蕾舞的，但麵對在我眼裏極具威信並且意誌堅定的父親時，當時的我別無選擇。”江洪曾回憶，他被認定要“子承父業”當守門員。
“江津呢那個時候還小，我說你就跟了後麵練，籃球也打打，足球也踢踢，以後讓他自由發展。當時我們想，江洪以後送走了（去當足球運動員），準備江津留在身邊，沒有說培養他當守門員。”江永林回憶。
這樣的家庭訓練持續了6年，直到1980年，江永林帶著兒子去訓練場上找到了八一隊的教練。江永林踢球，江洪守門，還表演了魚躍撲球。教練不僅看上了江洪，還看上了陪哥哥去的江津。
“那時候（江津）個兒就不矮。正好那個時候，中國足球隊選高大中鋒：後衛長傳衝吊、前場用頭球來擺渡，設想了這麽一個路子。”少年隊的主教練劉國江和《人物》記者回憶，他告訴江永林，“我們也知道你們夫妻倆是為國家培養。你把孩子交給我們，你們就完成曆史使命了。”
江津說：“我爸跟我一說（踢球），我也就答應了，也沒什麽不願意的。現在想想，這就是命。”
在即將離滬赴京的那段日子，家裏彌漫著從未有過的快樂氣息，一向不苟言笑的父親成了全家最快樂的人。
江洪曾在自己的博客回憶過那一刻，“父親坐在那裏，一邊抽煙、喝酒一邊侃侃而談，那張因為酒精的作用而變得通紅和興奮的臉洋溢著幸福和快感，我在一邊靜靜地望著他，盡管當時的我還並不是太懂究竟是什麽能讓眼前的父親竟然如此高興，似乎完全變了一人。直到若幹年後，當我和弟弟江津因為足球而享受其中並且是因為足球而徹底改變了命運時，我才算是真正讀懂了當年的父親。”
同門
在青島的家中，已經76歲的足球教練劉國江給《人物》記者翻出了他保存著的少年江津的資料。從12歲到15歲，江津長了18厘米，超過了一米八，而這個男孩才剛剛進入發育高峰期。
長得太高，速度就受了影響，劉國江讓江津改練守門員，和哥哥江洪一道。
1980年代，江津和江洪都屬於一項名為1316工程的少年足球培訓計劃，江津大概是第二小的，最小的是著名國腳郝海東，才10歲，在少年隊創下腳背顛球5309次不落地的紀錄。一群娃娃兵——進入八一隊算是入了伍，他們穿四個兜的軍官軍裝，每個月還有7塊錢的工資——當時，這不是一個小數目，隊裏為他們辦了存折，每個月代存4塊，發到手上還剩3塊，江津們就用來買汽水、罐頭。
“每到禮拜天的時候，大家都休息，他們兩個還到球場去，哥哥帶弟弟：哥哥射、弟弟接，一邊示範一邊實踐。”離那時已經有30年了，劉國江卻依然能想起兄弟倆小時候訓練的畫麵。
江洪性格外向，有大哥風範，江津內向、說話還有些口吃。兩個人的外號也大相徑庭，人們叫江洪“三毛”、“毛哥”，叫江津“大竿兒”、“大傻”。一同長大的郝海東用“善良、隨和，甚至委曲求全”形容江津，江津睡覺時總是側身拳起雙腿，雙腳露在被子外麵。宿舍的標準床和被子對於他來說永遠不夠長，但他從不提要求。
兩個人離家千裏，相依為命。江津被排球館的人欺負了，哭著回來，江洪就要衝出去找回場子。
江永林很滿意兒子們按著計劃成長起來：“每次有什麽重大比賽，我都提出任務。譬如說中國要成立國家青年隊了，江洪適合這個年齡段，我就寫信給江洪，我說江洪，馬上國家隊的青年隊要成立了，你好好打，爭取到國青去。下一屆國家青年隊，我又寫信給江津。後來國奧隊又成立了，反正到哪個年齡段，我就寫信給他們，作為任務提出來，孩子都蠻爭氣的。”
隻要江津、江洪回上海比賽，江永林夫婦都會去現場，江洪記得父親曾告訴他，門前隻要出現危機，母親不僅情不自禁地大呼小叫，而且會下意識地拍打或猛掐坐在身邊的父親的胳膊或大腿，“所以一場球下來，父親的身上往往是傷痕累累。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不堪重負的父親後來再看我們的比賽時就選擇和母親一起在家看電視轉播了。”
當時，江洪是八一隊的主力門將，江津坐在替補席上，“這又出現一個矛盾，兩個人都是守門員，總不能輪著打吧。”劉國江說，“一個為主，一個為輔，壓著誰都不合適。”
江洪看到坐在替補席的弟弟心裏內疚， “每次安排比賽陣容的時候，我都會向江津看一眼。”後來，他告訴江永林，“他說爸爸，因為江津是我弟弟，所以我沒必要跟他競爭，我是哥哥，我應該把好位置讓給他，如果他不是我弟弟，我肯定要把他比下去。”
1993年，江洪給八一體工隊大隊長寫了一封7頁的長信，要求離開八一隊。那年，中國足球職業化聯賽即將打響，江洪遠赴深圳加入一支新成立的球隊，“我當時離開的時候是比較擔心江津的，因為他，各個方麵好像並不是一個很堅強，也並不是一個能夠很敏銳地去洞察事物，迅速做出正確判斷的人。”
巔峰
1999年，江永林專門去了八一隊，要求讓江津轉會——上海申花對江津拋出橄欖枝。當時上海申花是甲A亞軍，而八一隊已經降入甲B。“那個時候八一隊已經不行了，不能用外援，沒有讚助，經濟條件也不行，運動員的工資待遇也不行，人家俱樂部有讚助。”江永林說，1316工程的隊員都走了，江津是留到最後的一個。
八一隊屬於部隊編製，江永林被告知，總政治部的領導說了，誰都可以走，就是江津不能走。他急了，去找八一體工隊的大隊長，對方向他保證，“這樣吧，林哥，你叫江津再守一年，明年我肯定放。”
“你別騙我。你說話算數？”
“算數。”
一年之後，江津轉會離開，工資變成一年140萬，翻了一番。這一年，他成為中國國家隊的正選守門員。
江洪的日子過得也不錯。在深圳，他度過了自己職業狀態的巔峰期，幫助深圳隊打入甲B，第二年又打入甲A，被評為甲A年度守門員。與江津“老實”、“本分”、球風穩健的個性不同，江洪“張揚”、“難管”、“桀驁不馴”。每次撲出險球，他喜歡站在門前大喊大叫，他被譽為“中國最會撲點球的守門員”，出現在深圳的城市宣傳片中。他開著敞篷跑車，行駛在柏油大道，“代表著深圳一種健康、向上、積極的形象。”他還是深圳的“城市英雄”，後繼的則是李雲迪。
也是在那一時期，江洪、江津同時被選入了國奧隊，他們在上海訓練，江永林天天都來場邊看球。江洪問父親，這是不是你最驕傲的時候？——兩個兒子同時成了國門。
那肯定驕傲啊，江永林就笑。
但集訓還沒結束，江洪自己離開了。江津已經是主力，他隻能做上不了場的替補。本質上，他是一個要強的人，會在球衣上麵讓裁縫偷偷繡上小小的勝利的“勝”字，“看見弟弟的成功，你會為他感到高興，為他給我們的家庭帶來榮譽感到自豪，但是呢，作為一個同行，又是同齡人，會不約而同地相互比較。”江洪說。
2001年10月7日是中國足球曆史性的時刻。在實力和運氣的雙重加持下，中國男足第一次挺進世界杯決賽圈。出線當晚，時任中國足協專職副主席閻世鐸激動地宣稱，“中國足球從此站起來了！”
這是江津職業生涯的高峰：2002年夏天的韓日世界杯，他成為第一個在世界杯決賽圈鎮守國門的人。最後一場對陣土耳其的小組賽，米盧為江津戴上了隊長袖標。“我專門問過米盧，為什麽選江津當隊長，他的意思是，在米家軍裏麵，江津幾乎沒有缺過集訓、比賽，這是對他在訓練場上所做努力的一個感謝。”當時跟隨國家隊采訪的記者李響對《人物》記者回憶。
在賽後國際足聯的統計中，江津的表現位列32支球隊守門員中的第九，這個數字，恰好是中國隊在世界杯中的失球數，未進一球。
從世界杯賽場回來後，江津和江洪吃飯，分開在聯賽發展以後，他們就很少聊球，但那一回，他們各自談到了足球人生，江津用上海話對哥哥說，“阿哥，我的前半生比你要好，你的後半生一定比我好。”
假球
江洪第一次碰到假球是在深圳。有一天，江永林接到江洪的電話，下午的比賽就要開始，江洪卻說，教練在賽前告訴他，這一局放一放，他問父親，怎麽辦？
“我當時就問他，你態度怎麽樣？他說我沒有同意，我說這就對了。”
江津對假球也不陌生，1995年甲A，八一對四川全興隊。最後8分鍾，四川隊的隊員見遲遲進不了球，對八一隊的門將江津大喝一聲：“江津，他媽的隻剩8分鍾了”，隨後，全興隊一個頭球，滾入江津的腋下，“對方要保級嘛，讓幫幫忙，能不幫嗎？”江津老實、重義氣，“默契球”是那個年代的潛規則，自己不過是配合執行。
不配合的也有，郝海東就曾告訴朋友，某一年某場球，“八一隊說這一場不許進球啊，我根本不理，我照樣進了一個。”曾有圈內人感慨郝海東是“獨狼”：“為什麽獨狼啊？沒有人緣啊，你最後不同流合汙，咱不說『汙』了，你不跟他們這樣，那你最後就是獨狼。你郝大炮，到現在，哪個待見你？因為你在規則之外。”
甲A十年，中國足壇一直籠罩在假球和賭球的陰影中，足球成了官員的政績，賭徒的搖錢樹，成了一部分球員和裁判員先富起來的工具：最經典的一場比賽，好事者事後看了無數遍錄像，發現球就是守門員自己撥拉進去的。
劉國江離開八一隊後，執教過幾支地方球隊，他發現自己無法掌控球員，“比如說這個球員防守很強，那麽比賽時，我就交給你這個任務，我說小張，今天你看這個8號，你不要離開他太遠，隻要他有球，你就上去，講得好好的。又或者對方是右邊鋒，你是個做後衛的，你就看好他的右腳。分別都講好了。到場上不是那個情況，你也不看這個8號，他也不防那個右腿。” 2002年，劉國江離開職業足球，他說，自己有些心灰意冷，現在，他在青島專注青少年足球。
假球的形式多種多樣，有的來自高層授意，有的是球隊之間的交易，有的是受控博彩中心，有的是來自教練和球員個體。假球最猖獗的時候，江永林突然在報紙上看到，江洪所在的陝西國力發不出工資。老兩口飛去西安，兒子告訴他們，自己被拖欠了130萬。江永林去給兒子討薪，但對方就是說沒有錢。 陝西國力的總經理王珀在足壇有著“通天教主”的稱號，後被判定是中國足壇參與賭球、假球最多的人物，於2012年入獄。一次賽前會上，江洪被公開訓斥，“江洪，擋別人什麽路可以，就是別擋別人財路。”
“其實是打擊報複，江洪不肯打假球，他們就不給他發工資。”直到如今，江永林和老伴都堅信這一點，包括後來2007年，江洪被曝出吸毒——他是中國足壇第一個主動承認自己曾有吸毒史的人——當時有輿論認為，這也是被王珀陷害的結果。
“沒有，那個其實真不是??（吸毒）這是我自己的選擇。”江洪說。
2003年因為不打假球，江洪被限製上場，最終失去了出場資格，不得不提前退役，球隊也在這一年降級到甲B。退役後，江洪一度消沉，沉迷冰毒，體重飆升，甚至有輕度的思維障礙。
他的脾氣越來越壞，人也變得消沉、自閉，“在遛狗的時候看著我的狗，我看見它很開心，我就在那裏想啊，有一天我能像我的狗那麽快樂就好了。”
退場
“在那個綠茵場的一片亂象當中，江津走了這條路（假球），江洪是抵製打假球的，但是也沒有好結果呀。” 在上海家裏，江永林一邊說一邊點燃了一支煙，他感到自己為中國足球所做的一切幾乎都毀於一旦。“原來談到怎麽培養孩子，心裏是很自豪的，現在有時候也不願意多談了。”
自從江津進監獄後，母親趙桂英天天以淚洗麵，幾年哭下來，右眼球後麵的視神經上長了一個1cm×1.5cm大小的腫瘤。“江津就是太老實了，他從小離家不在我們身邊，對社會上的險惡不清楚。”
最得意的弟子相繼黯然離開了足球，啟蒙教練劉國江感到非常遺憾：“非常可惜。在當時來講，兩個人都是到達了中國足球守門員的頂峰。”
退役後為了戒毒，江洪走過一段非常黑暗的日子，他的右臂紋著基督像，這令他獲得了安寧。汶川地震時，他一個人進災區，去了死者枕藉的現場，2013年，他在脖頸又紋了一個唇印——原本想留給未來的妻子，但至今仍孑然一身。
也有愜意的時候，最近一次關於他的報道是在西安，他陪著一幫小孩子玩五人製的足球，友情出演，“江洪點球大戰，撲救失敗，『願賭服輸』地從小球員們的胯下爬行通過，換來現場人群的陣陣歡笑。”江洪說:“如果中國足球環境不那麽糟糕的話，如果當年國力環境再好一些，沒有遇到後來的那些事，有時候會在想，我肯定會比現在的我好。”
去年出獄後，江津恢複了每周一次和“夢舟明星隊”的足球賽，白岩鬆、景崗山、聶遠、郭濤，一群中年大叔的足球遊戲。江津不守門了，他踢前鋒。即便被禁止從事足球，但他還想著足球——開一家青少年的足球訓練營，像他當年受訓一樣，培養孩子們。過幾個月，他打算去哥哥所在的城市西安看看，能不能找到一塊場地。
中國足球也發生了變化。 2010年前後的“反賭掃黑”令足壇信譽掃地，有兩年時間，央視體育頻道不再轉播中超聯賽，足協曾專門給央視發文件，請求恢複轉播，但央視回複：“由於已知的原因，央視體育頻道暫不轉播中超聯賽。”
身陷囹圄的時候，江津曾看了恒大奪得亞冠杯的比賽——那是2013年，恒大重金砸下外援，以簡單直接的模式令中國足球重新火爆，資本再次注入球壇。
剛剛過去的這個冬季轉會期，中超聯賽引進外援的費用上漲到令人瞠目結舌的兩億英鎊，巴西射手特謝拉轉會費高達5000萬歐元，是世界足壇冬季轉會的標王。
關於足球，也是有過快樂的。13年前的一場比賽兄弟倆都還記得。
“有一張我們的照片，比賽完了以後摟到一塊兒向球迷招手。”那是2003年，江津的上海隊對陣哥哥江洪的陝西隊。
彼時，兄弟倆都處於職業生涯的頂點，江津是亞洲最佳守門員，江洪是西安球迷心中的城市英雄。即便當年，一個35歲，一個36歲，都不再年輕。
“想象不到的，比賽時，我兩條腿都抽筋了，我在那不停地勾腿。”遇上這樣激烈的角逐，對手又是弟弟，江洪一激動，腿出了問題，但他不能下場。
“怎麽不知道？他都躺地上了，抽筋，別人去給他壓腿去了，那還不知道。”回憶到這裏，江津就笑，那時候，他在另一邊的球門，看到哥哥有些狼狽。
這場比賽最終以1:1告終。最後關頭，江津撲出了陝西國力外援射出的點球。江洪既為弟弟高興又為自己有些遺憾——在西安主場觀眾麵前，沒有贏下這場比賽。“然後一想，哎呀，這也是命運的安排，1:1嘛，兄弟倆，不傷和氣。”
比賽結束的哨音吹響了，江洪記得，他坐在球門前，喘著氣，弟弟江津橫跨過105米的標準足球場，向他走來。那是6月份的夏天，碧草鮮綠，空氣中蒸騰著飛濺的汗水，6萬人的體育館滿是喊聲、喇叭聲、鼓掌聲。他看著身高近2米的弟弟走過來，伸出手，“阿哥，沒事吧。”兩隻戴著守門員手套的手握在一起，江洪說：“沒事呢。”
那是兄弟倆最後一次球場的對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