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有關新一場中日戰爭的議論非常熱烈，但人們往往習慣直奔結尾，專注於就誰勝誰負的問題做判斷下結論，爭論得相當厲害。其實，這是一種很粗糙的態度，因為如果不對這場可能的戰爭進行深入分析，一切有關勝負的結論性意見都既缺乏說服力，更也沒有什麽實際意義。
討論新的中日戰爭，唯軍事力量論高低、較短長，這是另一種習慣性的傾向，似乎隻要現如今誰的軍力強大，誰的武器裝備先進，誰就能贏得戰爭的勝利，把戰爭勝負的問題看得如同擂台賽一般的簡單，這同樣不是一種嚴肅的態度。
正如一位偉大戰略家所深刻指出的那樣，戰爭是流血的政治，是政治鬥爭的高級發展形式。中日戰爭也不例外，也是中日之間政治鬥爭的高級形態。因此，考察新的中日戰爭，必須以政治為核心，從戰略的高度進行全麵的分析。
當然，這無疑是一個非常困難的課題，對此往往願意當事後諸葛亮人多，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從如下若幹角度加以考察。
一、關於戰爭的原因。
任何一場戰爭都不是武裝力量偶然碰撞的產物，都有深刻的背景和原因，即我們通常說的遠因與近因，這是人類分析總結戰爭的邏輯起點。當然，過去主要是在戰爭結束後才進行這樣的分析，現在，我們將它提前，在可能的下一場中日戰爭之前就對其進行遠因近因的研究。
就原因而言，新的中日戰爭有如下三個重要的背景原因：
一是中國的崛起發展。中國正重新發展成為亞洲儒家文化圈的核心與主導者，表現出對亞太地區越來越大的幹預和支配能力，也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亞洲及世界力量的對比。
二是美國戰略重點的轉移。美國的戰略重點曆來在歐洲，二戰以來，“先歐後亞”一直是美國全球戰略的基本原則，霸權最主要的戰略對手在歐洲而不在亞洲。對美國而言，亞洲兩個重點地區，即東亞與中東的角逐，說到底也不過是戰略邊緣地帶的爭奪。但是現在則不同，世事遷移，穀陵變易，如今世界的重心已經轉移到亞太地區，能否確保霸權的可持續發展，關鍵取決於對這一地區的控製，從維護霸權就必須瞄準主要對手的原則出發，現如今美國全球戰略的核心任務是對付中國。
三是日本的大國野心。日本從來就是一個野心勃勃的國家，二戰失敗隻是暫時地遏阻了它的帝國衝動。戰後日本的經濟成就激發了日本的大國野心，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日本提出了從經濟大國向政治大國邁進的戰略。冷戰結束以來，伴隨亞太戰略格局的變化，日本充當亞太領袖主導東方事務的野心日趨強烈，並且因為中國的快速崛起受到強烈的刺激。借助於美國遏製中國的戰略需求，日本現如今正急速地向軍事大國邁進，要從戰略高度上做所謂的“正常大國”，其目標就是要再度與中國一爭高度、一較短長。因為日本完全懂得，在東亞特定的戰略格局下，在中美兩大國的夾峙下，隻有從戰略上打敗中國，才有日本的地位和發言權，否則，日本就隻能沉淪為美國一個可憐的工具與無恥的走狗。
基於上述三大原因，於是在中美日之間形成了形成兩個突出的戰略對撞：
一是中國與美國的對撞。不管中國是否有任何主觀故意，但中國崛起在事實上無可爭議地對美國的霸權秩序造成了嚴重的威脅，使得霸權主導下的全球經濟分配和戰略配置都發生了新的組合，以至於美國不得不進行重大調整加以應對，以遏製其中不利於美國的發展趨勢。現在，問題已經非常清楚，如果美國不能遏製這樣的一種趨勢，那麽在不久的將來美國就要從世界力量的頂峰上跌落下來，就得把世界第一的名號拱手交出。這簡直就是中國古代皇位“禪讓”的現代變種，霸權無論如何也不能容忍。所以，中美的戰略碰撞不可避免。
二是中國與日本的對撞。日本與中國的關係，以往的曆史軌跡已經做了很好的詮釋，對日本來說，在日本的大國道路上，中國是一個不可繞過的關口，不打敗中國，日本的大國企圖就是一場黃粱美夢，而隻有把中國踩在腳下，日本才能做東亞的主人。正是因為這樣，所以安倍晉三並沒有就事論事，他正極力把中日之爭描述成為兩種文明力量和兩種製度模式之爭，說什麽這是自由世界與中國擴張之間的決戰，為自己披上一件神聖的道德外衣，其所遮掩的，就是兩雄不可並立、一山不容二虎的這一本質。
上述三大背景與兩個對撞，密切聯係，構成了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沒有中美戰略矛盾，中日戰略矛盾將受到強有力的抑製，日本無力單獨挑戰中國；今天日本之所以瘋狂挑戰中國，一方麵源於其固有的帝國野心，另一方麵也是美國要釋放日本的戰略潛力對付中國的反映；日本的戰略目標與美國的戰略目標高度耦合，從而形成針對中國的更加緊密的戰略集團。
這樣的一種矛盾關係，決定了亞太地區的戰略大趨勢和基本走向：即以美日為核心，以中國為一方，戰略對抗正日趨加深、日漸激化，並為一場新的中日戰爭準備了充分的資源，這就意味著，新的中日戰爭已經具備了應有的政治與戰略基礎。
有關中日戰爭的近因，也就是導火索或者爆發點之類，這倒是一個相對簡單問題。擺在眼前的就是釣魚島爭端。像一切曆史遺留問題經常可在需要時引發戰爭一樣，釣魚島這樣一個中日曆史上遺留下來的爭端，在適當的時候完全可以就此打開一場戰爭的畫卷。其實，不僅僅釣魚島有這樣的功效，其它像朝鮮半島、南海諸島等，都完全有資格有條件做此擔當，就像有薩拉熱窩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戰要打，沒有薩拉熱窩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戰也要打一樣，導火索是什麽，爆發點在哪兒，實際上並不重要。
二、戰爭的規模與程度
人類社會的戰爭千奇百怪、千差萬別。從規模上說，有大中小之別，小規模的戰爭也許就是千把人的一場鬥毆，中等規模的戰爭如1982年英阿馬爾維納斯群島戰爭，有一個完整的過程，大規模的戰爭則是上百萬人長時間的大戰，如當年的朝鮮戰爭；從戰爭的程度上說，分有限戰爭、全麵戰爭。程度水平較低的可以稱之為有限戰爭，顧名思義，即在有限手段方式，有限地域範圍，有限目標預期下的戰爭，這樣的戰爭有些點到為止的味道；而全麵戰爭則以徹底摧毀敵人為追求，不達目的罷休，為此將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也有的人認為“全麵戰爭”一詞還不足以形容，所以又有 “總體戰”這個名詞問世，認為在全麵戰爭之上還有一種程度更甚的總體戰爭，當年的日本侵略者在中國所實行“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就是這種戰爭的罪惡體現。
人類社會的戰爭從來深奧難測，未來戰爭究竟什麽樣，人們充滿好奇，各種預測五花八門，但往往都不準確，就算少數很有見地的戰略家，如果能在一二點上有所預見的話，就已經很了不起，如二戰前的曼斯坦因等，至於全麵預測戰爭進程的，如毛澤東主席那樣準確地預見了中日戰爭進程，古往今來並沒幾個，這大概也是人們對新的中日戰爭潛嚐輒止、不願深探究竟的客觀原因。
但是，不對中日戰爭的各種可能性做深入的探究是不行的，古人說得好，“危則思備”，不對中日戰爭的可能帶來的危機進行深入全麵的思考，就不是對國家對民族應有的負責態度。
筆者以為，基於自古以來中日關係的曆史，新的中日戰爭可能出現如下三種形態：
第一種形態：軍力相拚
中日兩國爆發一場局部戰爭，比如爭奪對釣魚島的控製，戰爭雙方調動一切可以調動軍力，圍繞一個有限的目標進行戰鬥。目前，人們所關注的中日戰爭多止於此。
第二種形態：國力相拚
中日之間不僅打軍事戰，而且進一步還打經濟戰、思想戰、文化戰和外交輿論戰等，彼此動員組織各種國力進行比較全麵的較量，表現出戰爭的綜合性特征，具有濃厚的總體戰色彩。目前，很多人認為中日之間發生這樣戰爭的可能性不大。
第三種形態：存亡相拚
大國之間的戰爭很多時候都發展上升成為國家民族之間生死存亡的決鬥，這方麵的例子不勝枚舉。過去中日戰爭曾經出現過這樣的情形，今後新的中日戰爭也有可能出現類似的情形。但是目前，多數人認為這樣的戰爭人類社會今後難以想象，中日之間也不可能發生。
我們說，第一種形態的戰爭隻是一種入門。如果有誰認為新的中日戰爭會到此止步，那一定將在事實麵前碰得頭破血流。實際上，在中日軍事衝突尚未出現之前，兩國之間的輿論戰、文化戰、外交戰就會打得不可開交，而各種形式的暗戰、諜戰更是刀光劍影、驚心動魄，指望新的中日戰爭像打擂台似進行簡單的武裝比拚，完全不可能。
第二種形態是戰爭的常態。在現代經濟技術條件下，戰爭注定要迅速地上升為國家綜合實力的較量，表現為國力的比拚，而通常所謂的軍力不過是構成國力的一部分，或者說，國力的高低從根本上決定軍力的高低。就現實的戰略環境看，中日之間一旦發生戰爭，一定是綜合實力的較量，是整體國力的全麵較量。正因為如此，所以才有一些中國人對未來的中日戰爭信心滿滿，說中國早已不是當年甲午戰爭時期的中國，綜合國力已經高於日本了。但奇怪的是，這些人寄希望於綜合國力，拿綜合國力說事，但具體設想卻又僅限於簡單地使用軍力搏鬥，表現出一種相當滑稽的南轅北轍。
第三種形態的戰爭會不會在中日之間再次出現，這是討論新的中日戰爭所麵臨的最大未知數，也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筆者以為，可以選擇以下三點進行探討：
第一個問題，戰略封鎖：中國封鎖日本還是日本封鎖中國。
封鎖是戰爭中的一項基本動作，任何戰爭都要發生形式、性質和程度不同的封鎖，新的中日戰爭也不例外。現在，日本已經公開了它將依托第一島鏈封鎖中國海軍進出大洋通道的軍事計劃，這其實隻是冰山之一角。日本這個動作隻是證明，如果新的中日戰爭發展上升成為上述第三種形態的戰爭，中日之間互相進行戰略封鎖行動將成為戰爭的重要內容，也就是說，封鎖與反封鎖，將是中日戰爭的基本形式之一。
毫無疑問，中日兩國都有強大的封鎖能力，但基於各自環境條件的不同，在封鎖與反封鎖上也都有具優劣。在中國方麵，中國所有海運通道都在第一島鏈之內，隻要控製第一島鏈，封鎖中國的海運不成問題，而日本列島又是第一島鏈中最綿長最堅實的部分，如今日本更還在加強與菲律賓、印度的戰略合作，其目的指向之一就是中國的海運。但不利的，一則中國還有綿長的陸上通道，海上封鎖隻封鎖了中國的一半；二則中國本土自然資源存量較大，足以給中國的經濟軍事以相當的支撐；相對中國而言，日本的國運則完全係於海運，海洋運輸是日本的生命線。這顯然是日本的戰略軟肋，當年太平洋戰爭美國就毫不客氣地瞄準這條軟肋下手，對奪取戰爭的勝利發揮了重大作用。但有利的是，一則日本列島朝向大洋的那一麵中國有鞭長莫及的缺憾，二則有美日同盟及密切的美日聯係，中國的封鎖必將麵臨美國這一巨大的障礙。
那麽，未來究竟是日本對中國封鎖成功，還是中國對日本封鎖奏效呢？
回答是，對於這一點，戰爭過程中的努力固然重要，但戰前的準備更為關鍵，不在戰前打好基礎準備好條件，而把希望寄托在戰時，無異於臨急抱佛腳。這也是長期以來日本一直都大肆儲備石油、煤炭以及其它一切戰略性金屬的原因。
第二個問題，本土打擊：日本會不會打擊中國本土，中國能否以日本本土為打擊目標。
記得台灣海峽危機的時候，台灣方麵曾放出豪言說，如果遭到大陸攻擊，台灣方麵就將空襲上海、廣州直至三峽大壩，實施戰略嚇阻。連台灣那些人都能想到的這些損招，難道還會不在日本的考慮之中嗎？
顯然，打擊中國本土一定是日本的重要戰略選項。稍有一點戰略常識的人都知道，轟炸敵人的戰略與經濟中心，單位成本所獲取得的戰果遠大於正麵的戰場，這就是著名的“間接路線戰略”的精髓。
但是，如果說日本真敢於無所顧忌地襲擊中國本土，那也未必盡然，因為日本人非常清楚，這樣的襲擊必然遭致中國的反襲擊，而日本國土狹窄，工業人口更為麋集，遭受打擊所要遭受的損失將更加慘重，這是日本第二個明顯的戰略軟肋。
那麽，如果日本不主動攻擊中國本土，中國就也不要去襲擊日本的本土嗎？
客觀地說，對於大國來說，大規模襲擊本土的行動是非常危險的，這有可能導致戰爭變得不可收拾，這也就是我們把這個問題放在未來中日戰爭第三種形態下加以討論的原因。更何況日本本土還分布有數量眾多的美軍基地，駐紮大量的美國軍人，投鼠忌器，將形成對中國強有力的牽製，中國可以選擇放棄嗎？
對此，筆者以為，中國決不可輕言放棄。強大的遠戰能力，是中國所擁有最大的戰略優勢之一。得益於高精度遠程打擊武器的發展，對日本的本土，中國完全可以做到比二戰時美國的打擊力度更大，獲得的戰果也更大。所以，如果中日兩國的戰爭發展到生死相搏之際，中國必須毅然決然地大規模襲擊日本本土，並為此不惜付出任何代價。當然，如果在動用這種手段之前中國就能夠取得戰爭的勝利，那麽為了人道主義起見，留一份仁慈也不是不可以的。
第三個問題，核武器：中國的核武器能否派上用場。
核武器是遏製戰爭、製止戰爭發展蔓延的壓倉石，這是人所共知的戰略常識。所以，如果在一場浩大的中日戰爭裏中國的核武器居然沒派上用場，這顯然就是中國核戰略的失敗。當然，所謂派上用場，並不一定是真的使用，發揮應有的威懾也是重要作用的體現。那麽，在未來的中日戰爭中，中國的核武器應該發揮怎樣的作用呢？
筆者以為，在未來的中日戰爭中，我國的核武器至少應發揮出兩方麵的遏製作用：
一是威懾並製止日本的擁核企圖。日本一貫在核問題上搞模糊政策，長久持續地打擦邊球，至今已經大體上完成了核武裝的準備。在右翼的主導下，現如今的日本更是核疑雲重重。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傾向，對此中國絕不能坐視不理。中國需要明確宣布，一旦發現日本有擁核的確鑿跡象，中國有權動用包括核武器在內的一切手段予以堅決鏟除。不許日本擁核，這應該成為中國劃定的一條不可逾越的底線。
二是威懾並遏製核大國介入中日戰爭。現如今日本之所以敢於頻頻挑釁中國，甚至公開策劃設計與中國的戰爭，一個決定性的原因，是因為有一個美日同盟，這一點，無論是日本還是美國概莫諱言。依靠日美同盟，日本對本土是否會遭致中國的打擊缺少應有的恐懼，對是否會遭到中國的海上封鎖沒有足夠的擔心，更斷定中國不敢對日本使用核武器，總之，視中國的核武器為無物，為無用之物。這是令人非常不滿意的事情。對中國來說，遏製美國參與到可能的中日戰爭中來，這大概是頭等的戰略任務，而要實現這個任務，其它一切手段可能都微乎其微，隻有核武器與核打擊才可立竿見影，這是阻止霸權國家聯手日本共同與我作戰最有力的手段，除了這一手段之外，所有其它諸如什麽“中美新型大國關係”之類，統統都不管用。
因此，針對未來的中日戰爭，中國的核戰略應該實現功能的轉變，即由過去遏製核大國的核襲擊轉變升級為遏製任何國家覬覦襲擊我國本土的企圖，現如今中國需要有針對性地修訂並公示自己的核戰略。
三、中國應該做怎樣的準備
美國和日本都在緊鑼密鼓地準備著同中國的戰爭，這已經是盡人皆知的事實；中國肯定也在進行對美對日戰爭的準備，這也是心照不宣的實際，因為除了個別篤信“中美互相依賴，誰也離不開誰；隻能合作，除了合作別無出路”的那些“專家”、“學者”外，任何對國家民族有起碼責任心的人，都不會對美日磨刀霍霍的動向視而不見、無動於衷，中國也針鋒相對地在做各種準備，其深度與廣度一定也必須超出我們的想象。但是，這並不是說“中國應該做怎樣準備”這一問題已經解決不需要研究討論了。恰恰相反，筆者以為，就這一問題開展一定意義上的全民大討論，不僅可以起到思想輿論動員的功效，而且也能拾遺補缺。“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對這一問題見仁見智，用一句流行詞來形容，也應該稱之為當代中國的“正能量”。
其一，要針對一切可能的不利做好應對預案。
古人雲，“不能盡知用兵之害者，不能盡知用兵之利”。這就是說，策劃一場戰爭，不但需要努力在戰爭中追求國家民族利益並使之最大化，還更要看清戰爭所帶來各種害處，並為此做好應對彌補方案，使戰爭損失降低到最低，用一位偉人最精簡的話說就是，“向好處努力，從壞處著眼”。 一定程度上說，在新的中日戰爭中，中國必須首先確保自己立於不敗之地，也就是說，先為不可勝，然後才能爭取可勝。這是一條前人用無數鮮血凝成的寶貴經驗，當代中國的戰爭指導應該在這個水平線之上而不是在這個水平線之下。
坦率地說，當今中國的弱點軟肋太多了，雖然不能說“外強中幹”這樣的話，但實際的中國很可能不像看起來的那麽強大。這裏，不能不提到一件事。緬甸果敢事件前後，筆者在網上看過一個視頻，是前些年果敢政權的閱兵錄像。這場閱兵簡直就是中國國慶天安門大閱兵的翻版，閱兵首長乘車駛來，一遍又一遍高呼“同誌們好”，受閱各方陣山呼回應“首長好”；“同誌們辛苦了”，“為人民服務”，氣勢如虹，回蕩在層巒疊嶂之間。當各方陣依此通過檢閱台的時候，照例是“鐵騎突出刀槍明”，所有隊伍盡皆整齊劃一，威嚴得不可方物，以此觀之，令人以為這是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結果怎麽樣呢？結果在不久接下來與緬甸政府軍的對峙中，幾乎是一觸即潰，全都做了鳥獸散。看過之後，筆者久久不能平靜，心情鬱悶了好幾天。
除此以外，中國明擺在世人眼前的弱點軟肋還有對西方的依賴，對海運的依賴，內部第五縱隊泛濫，疆獨藏獨民運法輪功猖獗、戰略上孤立無援，等等，都是不可忽視的重大問題。
所有這些問題並不是想解決就能解決的，甚至說隻能通過曆史或時代巨變來解決。但不能解決不等於可以沒有應對方案，製定良好的預案並盡早加以實施執行，能把不利因素降低到最低，反之，如果不主動應對或者應對不到位，上述任何一項都足以構成致命的危險。
其二，僅僅製訂軍事計劃是不夠的
針對下一場中日戰爭製訂必要的軍事計劃，包括裝備研發采購計劃，軍隊作戰計劃等，這是完全必要的，但僅僅這樣是遠遠不夠的。軍事計劃僅僅是戰爭動員計劃的一小部分，一個全麵的戰爭動員計劃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等方方麵麵，其中特別是經濟動員計劃，更需要立足長遠、係統設計，比如，如何戰時如何處置外資企業特別是日資的問題，難道中國可以眼看著日資從中國安然撤出轉而為增強日本的戰爭能力做貢獻嗎？如果不是這樣，那又應該怎麽辦？現如今日本在華有1.4萬家企業，這不是一個可以臨時動議就能解決的問題，還有跨國銀行金融賬戶等等，都必須早為之計。再比如民防計劃，天下承平數十年，中國人除了在電視上看到過空襲之外，對此基本再無知識技能的準備了。這樣的一種狀態，又怎能適應大規模戰爭的到來？
其三，僅僅應對日本是不夠的
中日戰爭當然首先是中日兩國之間的事，但如果將其放到亞太大背景下來看，這又是一場代理人的戰爭，隻是一方有代理人，而中國沒有代理人隻好自己赤膊上陣而已。所以，這場戰爭表麵上是中國對日本，但實際上中國將不得不麵對整個西方集團。以霸權為核心的西方集團將動員組織一切可以調動的力量來對付中國，中國必須做好周邊一些勢力乘人之危的投機，比如菲律賓、越南、印度，甚至包括南朝鮮、台灣；更要準備美國在關鍵時刻狠狠地插上一刀欲置我於死地，種種危險，盡皆不可掉以輕心。為此，一方麵需要大力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麵也需要借力打力，需要借助朝鮮的力量牽製“三八線”以南，借助巴基斯坦的力量牽製印度，也需要借助伊朗在遠方助力，更需要俄羅斯在戰略上穩定大局，等等，但遺憾的是，現如今的中國幾乎就是赤身裸體麵對一群餓狼，這簡直是人類戰略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情形，就連古代漢武帝反擊匈奴，還知道不斷派使臣尋找“與國”，分化匈奴的戰略聯盟。想到這些，令人慨歎不已，現如今的中國，戰略見識真的連古人都不如嗎？
致力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啊，就請快一點恢複到前人的思維水平吧！
---------------作者: 張誌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