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危機與中國魂 (ZT)

在中國的曆史上曾經出現過三次重大的信仰危機。第一次重大的信仰危機是出現在大約兩千七百多年前，周朝的沒落和春秋戰國時期，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禮崩樂壞”的社會轉型期。那一次的信仰危機在五百年間的諸侯逐鹿中原，爭霸混戰中，產生了中國曆史上僅有的一個諸子百家學說，百花爭豔的思想活躍和文化複興時期。

另外兩次則都是發生在近代。第二次重大的信仰危機是在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即在封建皇朝麵臨崩潰時期出現的一次反帝愛國運動，進而引發的打倒孔家店，否定傳統文化的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對封建帝製和傳統文化的否定，使馬列主義的革命理論和西方各種主義和理論包容兼收地乘虛而入，填補了在這次信仰危機時期的思想和文化的空缺。中國從此進入了反帝，反封建，國內革命戰爭的大革命時期。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最終打垮了國民黨的八百萬大軍，建立了新中國。馬列主義理論和毛澤東思想成為了中國壓倒一切的核心指導思想。文化，教育和藝術一切都要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

第三次重大的信仰危機是發生在建國以後的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間。它起因於由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文革，對中國共產黨的大批重要領袖和幹部，以及各級黨，政領導機關職能的自我否定，偉大領袖在選拔接班人問題上的連續三次重大失誤，和在毛主席去世後, “四人幫” 隨即倒台和文革被全麵否定。文化大革命撕開了蒙在社會主義中國外表的美麗麵紗，就像開啟了潘多拉魔盒，使參與其中的千百萬小人物，尤其是年輕學子看到了事物的本來麵目，動搖了偉大革命舵手毛澤東的神聖地位，對毛澤東思想，共產主義革命理論和社會主義製度，在認識上產生了懷疑，彷徨，甚至否定。西方的各種思想和主義再次乘虛而入，填補和占領了中國思想界和學術界的主要陣地。這一次嚴重的信仰危機，同時引發了更為深層的中國社會的道德危機和對黨和政府的信任危機，影響直至今日。

這三次重大的信仰危機有一個共同點，即都是發生在社會大變革的轉型期，是對人的價值，社會道德倫理和原有文化的一種反叛。不同的是第一次信仰危機在春秋戰國五百年的諸侯長期爭霸戰中，因為幾乎不存在外來思想和文化的影響，由中國的先賢思想家們在原來傳統文化的基礎上，經過認真反思，過濾和發展，重新架構起了一統天下，集權專製的思想體係和君臣，父子，三綱五常的倫理道德，重新建立起了社會新秩序，締造了中國農業社會的文明，奠定了中華傳統文化的基礎。第二次和第三次信仰危機，則都是在對原體製和原文化采取斷然自我否定的基礎上，試圖通過引進外來文化和外來思想取而代之。

第二次信仰危機是對延續了兩千餘年的封建專製體係，封建道德禮教和傳統文化的否定。作為一種結果，孫中山倡導的三民主義和毛澤東所說的新民主主義都未能得到實現，最終是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農民革命戰爭，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照搬了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的勝利而告終。毛澤東把馬列主義理論與中國的革命實踐相結合，也同時不由自主地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部分精華有機地結合了起來。毛澤東思想應該可以被認為是中國近代革命理論和社會實踐的結晶，是指導中國近代民主革命和農民革命走向勝利的保障，建國後更成為了全黨，全國和中華民族的核心指導思想，有其水到渠成的必然性。中國經受了一百多年來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掠奪，喪權辱國，人民忍屈受辱，終於通過千百萬革命先驅的浴血奮戰，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重新振作了起來，找回了自信心，並以抗美援朝和援越抗美的勝利，和振興中華，大規模經濟建設的成功，重新找回了中國的國魂。

馬克思在體弱多病的晚年，在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革命走入低潮失望之餘，他在《人類學筆記》中把希望轉向了東方，認為非資本主義的俄國將有首先爆發革命的可能性，議論到東方社會有可能逾越資本主義階段進入共產主義，而且可以避免資本主義帶來的一切極端不幸的災難。他的這番議論顯然違背了他和恩格斯所創立的科學共產主義的基本理論，也違反了人類社會演進的基本規律。科學共產主義與空想共產主義的根本區別就在於，科學共產主義更重視人類社會發展的經濟基礎，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必須隨著經濟的發展循續前進，而不能跳躍式地前進。封建社會的解體，生產力的發展和科學的應用需要一個競爭的，開放的，流通的社會環境作為基礎和動力。人們的思想，意識形態是社會存在的客觀反應和提升，也離不開經濟基礎的現實。科學共產主義理論進一步認為，資產階級為了擴大產品銷路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這種世界性的經濟便是革命國際主義的經濟基礎，這也使得共產主義不可能在一個國家，或局部地區單獨率先實現。

然而，馬克思的這段錯誤議論卻被蘇聯共產黨的軍事強人斯大林所利用，引發了一場曆時七十餘年，席卷了蘇聯，中國和東歐，影響了整個世界的“空想共產主義”烏托邦式的大實驗。斯大林把“美好的共產主義理想”和封建專製的高壓統治溶為了一體，以改造私有製，實現公有製為名，剝奪了私有財產，實現了對整個國家資本的控製，以統購統銷，計劃經濟和統一思想的政治運動，實現了黨，政，軍大權獨攬，以宣傳和鼓吹對領袖的個人崇拜，取代了人民民主議政。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成為了中國和東歐各國共產黨革命勝利後相繼仿效的楷模，有其資本主義發展相當薄弱國家相應的社會基礎，適合各國新統治者的理想追求和政治宣傳的需要和統治管理國家，駕輕就熟，實用的可行性。

智慧如毛澤東這樣的一個偉人，也沒有能夠擺脫“至高無上的權力”和無比崇高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曆史地位的誘惑，犯下了他在1940年所寫《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的“左”傾空談主義的大錯。他忘記了他曾說過，“中國革命不能不做兩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義，第二步才是社會主義。而且第一步的時間是相當地長，決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我們不是空想家，我們不能離開當前的實際條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不久，毛澤東就一改過去深思熟慮，實事求是，善於理性分析的好習慣，輕易地拋棄了他自己提出的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的主張，迫不及待地率領全黨和全國人民，跑步進入了“社會主義”，一頭栽進了這場斯大林設計的“空想共產主義”大實驗。

至高無上的領袖地位，創造性地發展馬列主義的執著和狂熱的個人崇拜，把毛澤東推向了神位，促使毛澤東在“空想共產主義”大實驗中一意孤行，越來越偏激和固執，越來越自以為是永遠正確，越來越脫離了中國社會的實際條件，同時逐步走向了親手摧毀由自己和千百萬烈士和戰友，通過流血犧牲，浴血奮戰，所建立起來的人民民主共和國。如果說建國後的“鎮壓反革命”和“三反五反”針對的是階級敵人，那麽，在農村實行了合作化和在城市完成了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所有製改造後，1957年的“反右鬥爭”，則是把專政的利劍刺向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盟友和同路人。1959年的反右傾機會主義和六十年代初期的批修，防修，以階級鬥爭為綱，及1966年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則更是把鬥爭的矛頭對準了昔日的親密戰友，已經擔任著國家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黨，政，軍領導幹部。原因是這些昔日的革命盟友和親密戰友，無法跟得上毛澤東天馬行空的一意孤行，已經成為了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阻力和鬥爭的對象。

第三次信仰危機，是對文革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和毛澤東在解放後所犯下一係列重大錯誤的否定。1967年底，在炮打張春橋和炮打中央文革的過程中，一部分輕年學生認識到中央公布的“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國民黨特務，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劉少奇”的滔天罪行和“薄一波等61人自首叛變材料”是一個冤案，隻是一種按照政治鬥爭需要網羅的罪名。這個事實被暴露，在這批學生中間造成了一場大地震，引起了一場懷疑一切，思想極度混亂的第一波信仰和誠信危機。1971年9月，毛澤東的第二任接班人，林彪的913事件，加重了這場信仰危機的蔓延。隨著1976年毛澤東的逝世和“四人幫”的被粉碎，文革被全麵否定，更使這場信仰危機擴大到了全黨，全國和全民。

經過了文革的十年動亂，人民期待著安定團結，百廢待興，鄧小平提出停止思想和路線爭論的四項基本原則和注重經濟建設，改革開放的政策，迎合了人民的期望，開創了一個以加速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和平發展時期，並取得了成功。文革否定了大批黨，政，軍領導幹部和各級黨和政府組織，而文革後複職的那些黨，政官員，又同樣以文革大批判的方式，反過來否定了毛主席親自發動的文革。基於必須要堅持鄧小平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和切身利益，這些文革後複職的黨，政官員，不敢把鬥爭的矛頭對準發動了文革的黨中央和毛澤東，不敢正視自己暴露出來的問題，更不敢麵對自己在文革中犯下的嚴重錯誤，反而以文革中受害者的姿態，對響應了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號召，跟隨著他們參加了文化大革命，隨後又服從了組織分配，學工學農，上山下鄉，屯肯戍邊，保衛邊疆的一代青少年學生，展開了殘酷的政治清算和迫害。

解放後，在中國共產黨嚴格按照培養無產階級接班人的思想道德要求，在紅旗下成長起來的一代青少年學生，當年被毛澤東稱為是“早上八，九點鍾的太陽”的老三屆，經曆了文革的驚濤駭浪，親身參與了，或者目睹了政治鬥爭的殘酷和黑暗。在他們心目中，“絕對正確”的偉大領袖，崇高的共產主義理想和真誠追求的真理都出了問題，他們的信念動搖了，幻想破滅了，開始從盲目崇拜中清醒過來，重新探索起中國的崛起之路。老三屆這一代人吃盡了千辛萬苦，飽嚐了人間的冷暖，到頭來卻被文革後複職當了權的黨，政官員當作叛逆，當作洪水猛獸。這些複職當了權的黨，政官員把對在紅旗下成長起來的一代人的惡性報複和發泄，置於死地而後快，當作了他們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向上級表功，獻媚的成果。

不受製約的權力，必然會導致腐敗。何況在建國後入黨，參加革命的，非但不必拋頭顱灑熱血，隻要無限忠於毛主席，緊跟黨中央，做好馴服工具，站對了路線，攀上高枝，必然會官運橫通，享盡了好處。土改，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右鬥爭，反右傾機會主義，四清，堅持階級鬥爭，在文革中積極造反，緊跟中央文革，隻要立場堅定，毫不留情，每次都是節節高升的大好機會。而在這些沒完沒了的政治鬥爭中，善於客觀地分析問題，習慣於獨立思考，能夠不違背良知，獨善其身的好幹部，是很難存活下來和得到升遷的，這裏涉及一個擇優淘汰的逆向選擇製度性問題。

文革前，還有毛澤東思想和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思想道德要求的約束，和老一代革命家以身作則的榜樣，文革後可是連這一層的約束也不存在了。毀掉了充滿了理想，已經擺脫了盲目崇拜，不惜以自己的血肉之軀去填平中國崛起之路的一代熱血青年，更使這些大權在握的幹部們可以無所顧忌，為所欲為了。不受製約的權力和貪得無厭的私欲，經濟快速發展帶來的機遇，促使了幹部隊伍比文革前更加速走向腐敗和墮落。

然而，把堅持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堅持黨的領導，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和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列為碰不得的思想禁區，以及禁止對文化大革命的深入討論，並沒有真正解決信仰危機問題。發動文化大革命是中共中央的決議，是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幹部全部參與和組織，甚至是一場全民參與的政治運動，豈能隻歸罪於毛澤東一人之過？更不能歸罪於聽從了毛主席和黨中央的號召，在紅旗下成長起來的老三屆一代人。建國以後，選擇走蘇聯的社會主義道路和隨後所發動的曆次政治運動和鬥爭，也都是黨中央的決議，都是由各級黨，政，軍領導幹部一起參與和具體組織落實的，又豈能由毛澤東一個人來背起這些個大黑鍋？強製打壓了最早擺脫了個人迷信，開始獨立思考，探索中國的思想體係和崛起之路的一代人，不但阻止不了信仰危機的蔓延，反而加重了中國社會道德危機的深化。

巴金在他的晚年，花了八年時間寫下了《隨想錄》和倡導成立中國現代文學館。他在《隨想錄》中，多次提到“文革”，並且不斷地懺悔，認為能不能建一個“文革”博物館，是每個中國人的責任。現在，中國的經濟已經起飛，有了足夠的財力，人力和物力來做一些過去不可能做，也做不到，關係到中華民族的未來發展和能夠對子孫後代作出一個清楚交代的偉大工程。是否更應該把珍藏在各級曆史博物館和考古文物館的祖宗遺產，搞一次大清理，成立一個能夠係統介紹中國五千年文明曆史和傳統文化的展覽館？是否還應該把近百年來的中國近代民主革命曆史和毛澤東思想作一個係統的整理和分析，把建國後頭三十年的“空想共產主義”大試驗，尤其對文化大革命作一次徹底地分析和總結？

要解決當前的信仰危機和中國社會的道德和誠信危機，就必須理性地回答後兩次信仰危機所針對的核心問題。首先，要回答的是如何正確看待祖宗的遺產，中國的傳統文化？如何把儒學的仁義道德和中庸之道，法家的變法，謀略和富國強兵之術，佛教的廣積善源和因果報應之說，和道教的順應天時和無為而治的理念，和愚忠，愚孝，專製，酷刑，封閉和封建迷信等糟粕區分開來？其次，要回答的是如何看待一代天嬌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如何把毛澤東思想中的社會考察方法，哲學理論，軍事思想和戰略戰術，為人民服務，以天下為公，自力更生，發憤圖強的精神，與毛澤東個人和黨中央所犯過的錯誤區分開來？

有人說，中國的封建製度自周朝的諸侯分封製解體以後就已不複存在，春秋戰國至今的中國隻有專製，不存在封建。他們隻是片麵地把封建定義為由中央分封諸侯領地附屬國製度的表麵形式，無視農業社會劃地為牢，各自為政，重農抑商，反對流通的本質。實際上，自周以後的曆代皇朝在中央集權的體製下，從來就沒有根除過不同程度的分封諸侯領地的做法，封疆大吏的位高權重，不受製約，一直延續到今日。黑格爾說過，既然是客觀存在的就必然有其合理性。從這個角度來看，出現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也是一種曆史的產物，是中國兩千年來封建專製的一種慣性所造成的必然。孫中山在經曆了多次革命失敗後，不得不提出要求全體黨員作出效忠黨，效忠領袖的“荒唐誓言”，因為他意識到自由主義和無政府主義雖然美好，卻隻會使革命政黨成為一盤散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無法團聚起民眾的力量，形成一支團結統一的革命隊伍。

五四運動和隨後所推行的新文化運動，和反帝，反封建的國內革命戰爭，隻是用標語口號，群眾運動和槍杆子做到了推翻封建皇朝，打倒孔家店，全盤否定了傳統文化的作用。甚至更有極端的思潮，試圖閹割中國的曆史和文化，用外來的思想和文化在中國實現全麵的西化。在中國近代三十餘年的反帝，反封建的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根本就沒有對中國的傳統文化，老祖宗的全部遺產留出重新盤點，清理，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繼承和發展的空間。

文革更采用了鼓動青年學生造反，以群眾造反運動和奪權鬥爭，紅色恐怖的方式，“掃四舊”，“打，砸，搶”，批判“封，資，修”，打擊知識分子，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根本就容不得任何不同聲音的存在。文革後，複職當了權的黨，政，軍領導幹部和那些舞文弄墨的文人和政治評論家們，又同樣以文革大批判的粗暴方式，全麵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而對產生文革的深層曆史原因，當時的思想和文化背景，社會輿論和群眾基礎，各位黨，政，軍領導幹部在文革中所扮演的角色，起的作用和必須承擔的責任，以及應該吸取的教訓，都不約而同地采取了“健忘”的回避態度。

中國怎麽了？中國的政治家，社會活動家，理論大師，思想家，哲學家，曆史學家和社會學家，都幹什麽去了？中國的這些以天下為己任的文人墨客們，除了非白即黑地一味謾罵和攻擊，或者歌功頌德，粉刷太平，真正能夠針對後兩次的信仰危機寫出一些理性分析，具有參考價值的學術探討文章是少之又少。作為一個具有五，六千萬黨員，偉大國家的執政黨，一個能夠決定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黨，政，軍領導集團，作為一個具有五千年文明曆史的偉大民族和國家，如果連麵對曆史，認真反思，自我反省，承擔責任的能力都不具備，是十分可悲的，也是不會有前途的。

經過最近二十餘年的經濟高速發展，帶來了中國市場的繁榮和國力的增強，但是由於貧富差距被急劇拉大，地區發展的嚴重失衡，在資本化，產業化，商品化的過程中，形成了實力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和與之對立的，越來越龐大的弱勢工農勞苦大眾群體，社會矛盾也有被激化的趨勢。同時，經濟的繁榮和物質的豐富並不能填補人們思想上的空虛和文化上的失落。回避了對人的價值觀的認同，對道德倫理的認知，對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展，和對未來社會發展的探索，回避了對近百年來中國發生的兩次重大的信仰危機，和由此進而引發的社會和道德危機的深入探討，中國隻是一具被抽掉了靈魂的鍍金軀殼。

曆經中華五千年曆史錘煉的傳統文化，中華民族作為禮儀之幫的傳統美德，都被當作封建主義的糟粕輕易地否定了。閃爍著近百年來中國民主革命先驅，在國內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中，共同積累起來的追求美好社會的理想，智慧，經驗和教訓的毛澤東思想，因為共產主義試驗的失敗和文革的被否定，而不被看好，甚至連最基本的以天下為公，為人民服務的思想都遭到無端的攻擊。除了赤裸裸的拜金主義，利益至上以外，人們不知道該相信誰，該聽從誰？失去了精神境界上的追求目標，更沒有一個社會公認的道德準則和為人處世的底線。不用參照那些通過合法和非法途徑出國打工，“拾貝”，賣淫和搞非法活動的，從中國留學生在國外的表現，就可以清楚看到失去了傳統文化的熏陶，道德，禮儀的約束和精神上的追求的後果。

美國是一個十分典型的依仗著基督教文明立國的國家。據報道，有高達92％的美國人信仰上帝，85％的美國人是基督教徒，按百分比甚至比基督教傳統最深的愛爾蘭和波蘭都高得多。美國曆任的總統都是十分虔誠的基督徒。基督教信仰，使美國人具有了一個共同的，穩定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基礎，即承認原罪、虔誠祈禱，律己，勤奮，進取，樂觀的精神。從曆史上看，基督教信仰也同時具有十分強烈的優越感，外向擴張性和侵略性。美國是一個隻有二百多年曆史的年輕移民國家，正是因為有基督教文明所規範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基礎，維持了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持續發展，能夠凝聚各國來的移民共同建設新家園，並以不惜流血和犧牲，處處維護美國的國家利益為榮，體現了美國的國魂。

一個國家的國魂應該是由全民認同的國家利益，具有自信的多元文化傳統和相對一致的社會道德價值觀，國富民強，奮發向上的民族精神，共同架構而成的一種綜合起來的國家精神。她是由一個國家開明，有效管理的民主政治體製，繁榮和富足的經濟基礎，自由的宗教信仰，生氣蓬勃，多源化的文化傳統並存，各民族團結，互助，自強，自立，自信，具有海納百川的胸懷，善於吸納外來的先進科技和文化，並具有自我開發，不斷進取，樂於承擔國際義務，在地球村維護正義和世界和平的種種表現和行為作為後盾的國家總體精神麵貌。

中國是一個具有五千年悠久文明曆史，燦爛文化和優良傳統的大國，曾經長期是地球上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是周邊不發達地區和國家的楷模和仰慕的天朝，理想國。隻是到了近代，隨著封建皇朝的解體，國勢的衰弱，中國落入了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瓜分，掠奪和淩辱的命運。帝國主義列強的炮艦打開了中國的國門，打敗了清朝落後的八旗辮子軍，割地賠款拖跨了中國經濟，洋貨打垮了國貨，鴉片毒害了國民，外來的思想和文化，先進的科學技術也摧毀了中華民族的自信心，衝散了中國的國魂。在這種特殊的曆史背景下，所產生的中國曆史上的第二次信仰危機，五四運動和隨後發生的全麵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的新文化運動，難道不需要全麵反思，重新評估嗎？

經過近百年來，無數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為了推翻封建皇朝，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為了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和中國的重新崛起，前仆後繼，流血犧牲，終於贏得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中國人民重新站立了起來，團聚在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下，齊心合力以傲人的經濟建設成就，以打垮美帝國主義的戰爭威脅，以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重新樹立了中華民族的自信心，重新凝聚和籌造起了中國的國魂，這難道是可以否定得了的嗎？

關於建國後的“空想共產主義”大試驗，以及在此過程中黨中央和毛澤東所犯下的嚴重錯誤，尤其是對文化大革命，這場由黨中央和毛澤東發動的，由各級黨，政，軍幹部全體合力組織，落實和貫徹的，由全民積極參與的繼續革命，自我否定的政治運動，必須曆史地，客觀地，從當時的社會背景，經濟基礎，思想文化潮流，民心所向，作出理性的，係統性的分析。對於直接，或間接參與的各項政治運動和鬥爭（包括文革）的每個個人，在文革和各項政治運動和鬥爭中自己所處的位置，采取的立場，所起的作用，隻有通過認真的自我反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找出各自的思想誤區，才能避免犯同樣的錯誤，提供後代可以參考的經驗和教訓。

正在追求經濟高速發展，爭取和平崛起的中國，承受不起信仰危機，社會道德和誠信危機的繼續蔓延，也承受不起拜金主義，個人利益至上，貪汙腐化，官商勾結，蠶食國家資產所造成的負麵影響和激化弱勢群體不滿和反抗的後果。回避和阻止對中國傳統文化和道德倫理，文明遺產部分的繼承和發揚廣大，就無法重振文明中國的社會公德和建立起現代社會的良好新秩序。回避和阻止對黨中央和毛澤東曾經所犯下錯誤，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分析和探討，就無法凝集人民對毛澤東思想和近百年來的民主革命，反抗帝國主義列強侵略，建設新中國豐功偉績的認同，重振中華民族的自信心。

何不乘老一輩的民主革命先驅，五四運動的參與者，國內革命戰爭的存活者，抗日戰爭的民族英雄，解放戰爭的交戰雙方，解放後曆次政治運動，包括文革的決策者，組織和參與者日漸凋零的今天，開始著手起對近代這兩次信仰危機的時空背景，曆史條件，經濟基礎，社會結構，當時的流行文化和思潮，國內外內因和外因的互動，局限因素，等等的回顧，總結和分析？何不在改革開放，經曆了二十餘年的經濟高速發展，國家總體實力大增，中華民族自信心大提高的今天，組織起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發動民間的力量，著手這項跨時代的偉大工程？重新架構起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道德禮儀，社會風尚，樹立勤奮刻苦，積極進取，誠實樂觀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形成能夠為地球村的和平和發展，帶來更多貢獻的新時代中國的國魂？

－－範立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