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爹娘回家後，籌劃著要去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做手術，可是家裏5個孩子誰來管呢？接姥娘來回要二十天，也來不及。後來爹說，把孩子都放家裏，鍛煉鍛煉他們。
就在爹娘做準備的時候，有一天爹遇到當時在俺縣裏武裝部“支左”的徐州軍區某師的張副師長，爹因為也是部隊出身和他特別談得來。說起娘的事兒，張副師長一拍爹的背說：夥計，你怎麽舍近求遠呢？我們軍區的“八一醫院”有最好的骨科醫生，我給你寫封信，去徐州。爹一想，對啊，文化大革命地方醫院的設備和醫生都不行了，部隊沒事兒啊，咋早沒想到呢？張副師長當即寫信給徐州軍區八一醫院的院長，讓俺爹馬上帶俺娘去。
那時已經到了11月份了，爹在外麵到處借車，娘就在家裏給我們幾個孩子做棉衣。娘說眼看天要冷了，這一走不知多長時間才能回來，孩子們沒有棉衣會凍壞的。娘不願求人，自己的半邊身子動不了，時間又緊，娘就日夜不合眼加班加點地做。常常是爹半夜醒來，娘還在那裏一針一線地縫著。五個孩子要十件棉衣棉褲，正常的情況下也要做一個星期，娘拖著病體做了兩天兩夜。爹說有一次看見娘瞌睡著了，不舍得叫她，娘朦朧一覺醒來，打著自己的頭說：我讓你睡！我讓你睡！這件事讓爹對娘又敬又愛，到現在回憶起來，爹都是拉著娘的手說：她打自己的頭，你說她傻不傻？娘則開心地笑著。而我們兄妹的心裏，隻覺得那感動的泉水輕輕地，和淚水一起湧出。娘的愛，都在那一絲一縷，千針萬線之中。
不知道娘當時是怎樣千叮嚀萬囑咐，眼淚汪汪地離開我們兄妹五個的。那時大哥隻有12歲，和二哥每天去上學。我太小，二姐也沒到上學的年齡，大姐輟學在家照顧我們。大姐隻有11歲，要負責買菜做飯，洗衣；大哥負責拾柴、挑水。爹走的時候給大姐留下30元，這就是我們五個孩子三個月的生活費。大姐是個勤儉持家的女孩子，用這點錢買完米、麵、油，剩下就光買白菜吃。所以那時候家裏頓頓白菜，後來我長大後不知道為什麽一看到飯桌上有白菜就很厭煩，追朔往事我就取笑大姐。大姐說：有白菜吃就不錯了，一個月10塊錢能做什麽？
大哥二哥調皮搗蛋，俗話說那個年齡段的男孩子調皮的連雞狗都嫌煩。大人不在家，大哥就占山為王，把家裏掉了個底朝天。大姐每天做飯洗衣，走到哪兒都背著我這個小妹妹，領著二姐，絕對起了一個小母親的角色。大姐那段時間可以稱為“忍辱負重”地生活，她是個及其任勞任怨的女孩，那時大哥到了討厭女孩的年齡，不論在外麵還是在家，他都不和大姐說話。大姐卻很愛哥哥，什麽都和哥哥商量，大哥從不理她，弄的大姐每次都訕訕的不知所措。後來都長大了，大姐質問大哥那時為什麽那麽討厭自己，大哥羞慚地摸著自己的腦袋說：我也不知道，老覺得和女孩說話人家會笑話。大姐說我是你妹妹，又不是別的女孩。大哥說：覺得別人不知道會誤會。所以家裏如果有兩個年齡極相近的兄妹，在12到18歲之間有矛盾的時候家長要理解，那是因為荷爾蒙的問題，大了自然就好了。
爹娘不在家，隻有我們五個孩子，晚上睡覺不敢關燈，怕鬼、怕壞人。那時街上什麽都沒有賣的，連饅頭都要自己做。爹娘走的急，還沒來的及教會大姐做飯，所以我們一直都是吃半熟的食物。那時都是用土灶燒飯，過段時間就要通通煙囪，因為煙灰會把煙囪堵住的。可是我們兄妹哪裏知道這些，所以每當做飯的時候，別人家的煙囪是往外冒煙，我們家就往屋裏冒煙。一屋子都是黑煙啊，五個孩子一起大咳，四個跑出去，剩大姐一人堅持作戰。一頓飯下來五個孩子的臉像扒煤灰的小孩，鼻子、臉和眼珠、頭發一樣黑。幾個孩子的衣服開線或者刮破了，大姐哪裏知道顏色搭配，藍衣服用白線縫起來，黑褲子用白布貼補丁。爹娘走了三個月，我們五個孩子吃的麵黃肌瘦，穿的破衣爛衫，活脫脫就是一群沒有爹娘的孤兒一般。所以現在看到崔健、梁詠琪主演的電視劇《我的兄弟姐妹》，看到他們四兄妹在爹娘死後各自分散及四個孤兒淒慘地沿街流浪的場景，自己也深有感觸，曾經狠狠地大哭了一場。
和爹娘在一起工作的同事有好心的就來家看看，幫幫忙。有一個娘的同事不光自己不幫，還勸別人：可不要上她家去，了不得，她家五個孩子髒的要生蛆了。後來別人告訴娘親，到現在娘也不原諒那個阿姨，說她心地不善良。而對那時幫過俺們的，爹娘一直尊敬有加地相待。
雖如此，俺們五個孩子都還挺壯實沒生過病。隻是等三個月後，爹過年回家的時候，一進門爹就愣住了：這五個黑乎乎的像非洲黑人一樣的孩子是我的孩子嗎？等我們歡呼地撲到爹的懷裏，他才確認。爹二話不說，先通煙囪，然後教大哥燒火，教大姐認識饅頭熟了是什麽樣，教二哥怎樣喂雞，給俺和二姐洗臉。爹在家呆了三天，又趕緊回徐州軍區醫院照顧正在恢複身體的娘親。
那時娘已經做完了大手術。但是因為耽誤了治療，娘的斷骨處已經漚爛發黑了，醫生把那一段黑骨鋸掉，所以娘親的右腿就短了2寸。俺小時候不明白自己的娘親為什麽和別的阿姨不相同，總覺得是別人不正常，後來長大了才漸漸知曉。但是我們從來沒有覺得娘親的殘疾會給我們丟人，後來我考到省城去，畢業後又幸運地分到一個省級部門工作，介紹自己的娘親總是會說，俺娘腿不好，俺娘人很好。
爹再回徐州的時候帶上了六歲的二姐。
二姐是負責給躺在病床上的娘打飯、倒尿盆去的。娘的病情穩定以後，爹就定期回來工作，雖然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上班也不是那麽正規，但是爹還是認認真真地做著自己分內的事情。
娘說二姐當時年齡小，脾氣也拗，每到醫院開飯的時候就是二姐出去到尿盆的鍾點，娘怎麽勸也不聽。二姐目不斜視地端著尿盆和那些端著飯盆的人們交錯而過，二姐過處眾人皆繞道而行，儼然現在武打片中大俠出場眾人驚恐閃開的鏡頭。
二姐在醫院伺候娘親半年多，她和一個叫蓋蓋的小男孩成了極好的夥伴，蓋蓋的爹娘都是部隊的播音員。二姐回家以後一口標準的普通話，說話都是繞著舌頭，甜甜的像高粱米軟糖一般，讓我產生了嚴重的陌生感和極端的羨慕。大家都笑話她說：“撇著喝”。這是俺們家鄉諷刺說普通話人的一句家鄉語，大意是人太做作。後來我在省城生活了十幾年，也學到一口標準的普通話，回家一不小心說漏幾句，二姐開始笑話我：“到家還‘撇著喝’，趕快打住，渾身小米粒”。所以現在回家或往家打電話，馬上變成家鄉口音。丈夫對他家人也一樣，變的那叫一個快，絕對不敢在家人和鄉親麵前“忘本”。
怎麽能忘了本呢？
那個年代幾乎所有的人都吃過苦，都是在傷痛的環境中長大的。可是那些艱難歲月也磨礪了人的意誌，俺們那代人，做人的根本一點也沒有忘。
真誠的文是因為真誠的心這個根本。
好老鄉！
隻是筆者的年齡好像也穿著‘馬甲’哦。
同齡人留言
值得留給兩個兒子。他們長大了後，看看。做人就差不到哪兒去了。
要有這個勇氣的人，才敢於去追憶那個年代。我佩服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