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草: 故鄉的大酵子

故鄉的大酵子

·凡　草·

　　假日來臨，紛飛大雪把女兒送回家來。她撒著嬌說，要吃媽媽做的酒釀。

　　是啊，酒釀似乎和我有不解的淵源。

　　我還沒出生呢，就碰上一場“紅色大風暴”，父親莫名其妙進了冤獄。母親四處奔走，為他鳴冤叫屈。我出生的時候，母親疲累過度，一點兒奶水都沒有，我餓得哇哇大哭。那時可沒有代用品，母親的朋友給我找了個奶媽，大家用我的小名，叫她妞兒娘。

　　我的奶哥哥剛斷奶，妞兒娘的奶水往回走。媽媽把做月子的補品讓給她，又聽說酒釀可以發奶，就經常買給她吃。香甜的酒釀變成白花花的乳汁，慢慢把我養大。

　　隻是，故鄉的酒釀可沒有這麽文雅的名字。當地人都稱它“大酵子”，可能因為它的主要功能是用來發麵做饅頭。那年頭沒有發酵粉，發麵都用上一次留下來的“酵頭”。如果哪次做飯忘了留“酵頭”，向鄰居要一塊也是常事。

　　長年累月連續使用，一代一代傳下來，酵母裏摻雜了大量的雜菌，饅頭就帶上了“老酵氣”，酸酸粘粘的不好吃。這時候，隻能用大酵子做新酵頭，新生的酵母菌帶著一股酒香，發出的饅頭甜絲絲的爽口。雖然大酵子隻不過一毛多錢一斤，在那個時候，已經算是奢侈品了。

　　賣酵子的時常是個年輕媳婦，老式的大襟褂子，肥大的中式長褲，雖然打著補丁，但總洗得幹幹淨淨，頭發挽得整整齊齊，透露出一種精明利索。其實，我根本就不記得她的模樣，大概那不過是妞兒娘留給我的印象吧。

　　她挑著擔子挽著把秤，挨門串院邊走邊喊：“酵子來，大酵子，打酵子來……”聲音抑揚頓挫，清脆悠長。她知道用大酵子發奶的習俗，也知道我家有個吃奶的妞兒，就總在我家門口喊。妞兒娘會拿個搪瓷缸子出來，年輕媳婦先稱稱缸子的重量，用個大木鏟切下幾塊酵子，放進缸子再稱一遍。那時的人厚道，隻稱米飯的分量，稱好了再加上兩大勺酒，一個小缸子裝得滿滿的。在她看來，酒是額外送的，因為不管飽，可我卻覺得是最好喝的。

　　大酵子端回來，加上水，打散一個雞蛋，煮上小小一鍋。母親自己舍不得吃，給父親盛上一小碗，剩下的都留給妞兒娘，每天喝一點。

　　妞兒娘自然最疼妞兒，從小就慣著我。等我斷了奶，家裏有了妹妹，她還接著在我家幫傭，媽媽也要靠大酵子發奶，家裏就沒斷過這種醇厚的酒香。妞兒娘有時會喂我幾口，沒想到我卻吃上了癮。有次妞兒娘沒注意，大酵子買回來還沒煮呢，好吃的我就抓起來，稀裏糊塗吃了一大半。

　　媽媽後來告訴我，她下班回家，看見我滿臉通紅，昏睡不醒，差點兒嚇出病來。

　　後來，我們全家搬到了省城。妞兒娘原本也跟著我們，可是不久就碰上精簡城市人口，隻好回鄉。省城也有大酵子，我們入鄉隨俗跟著叫酒釀，忘記了它的土名。隻是再沒人需要發奶，酒釀的功能就僅限於做新酵頭了。

　　我發現酒釀的另一種功能是在那個瘋狂的年代。熱火朝天的大串連，周圍認識的人全去了京城。我雖然被列入黑冊，卻不能免除與生俱來的好奇好勝和對“紅太陽”的盲目崇拜，就費盡心機搞到串聯介紹信，夾雜在擁擠的人流裏踏上了艱難的旅程。

　　我在長江邊的一個小城市中轉，接待站沒法容納成千上萬的學生，讓我和其他人在一個澡堂裏暫住。半夜三更到了那裏，每人得到一張大躺椅，一清早就被轟了出來。我在接待站等了一天，跟著鬧哄哄的人群打聽進京的辦法。看看天晚了，又冷又累，不由地想起那張溫暖的大躺椅，就冒冒失失跑回澡堂。

　　看門大爺急得大叫，可是我聽不懂那種方言。看見我伸手去挑那個厚厚的棉簾子，大爺跳起來一把抓住我，大吼起來。我莫名其妙地說，“接待站安排我住在這裏呀，我累了想早點休息。”大爺哭笑不得，指著牆上的大鍾，用蹩腳的普通話解釋，“這是男澡堂，裏邊有人洗澡，你要等到１０點，關門以後才可以進去。”

　　我尷尬之極，急忙跑出來。漆黑的街市空無一人，我又冷又怕，無處可去，漫無目的地在附近亂逛。一點熒熒燈火跳了出來，嘟嘟冒氣的電石燈照著幾個歪歪扭扭的字，“桂花酒釀”，一個老人孤單單地守著一個小灶。

　　寒風中飄來的香味吸引了我，老人高興地笑著站起來，往小鍋裏下了十個手指甲大小的糯米團，等它們浮上水麵，再放一勺酒釀，撒幾粒幹桂花。我捧著熱乎乎香噴噴的小碗，淡淡的酒味摻雜著桂花清香，粘粘的糯米團香糯可口，一陣陣浸潤著冰冷的肺腑。我慢慢地喝著，盡量延長這份溫暖美好的享受。

　　後來，父母隨學校下遷，到了南方的一個山溝裏，那裏盛產糯米，桂樹遍野。我留戀桂花酒釀的香味，就攛掇著媽媽做。可是，“紅色風暴”的逆境裏，媽媽沒有主廚的興趣，勉強和我一起嚐試了幾次，效果不佳。

　　飛越大洋以後，我對故鄉的食品更增加了一份深情。在華人店看到做酒釀的酒藥，我忘記了失敗的教訓，又試了起來，誰知卻是出乎意料地成功！莫非是異鄉的水土不同？

　　天回地轉，父母親在年邁的時候又回到故鄉。我回去探望，一個老大娘在門口等候。她一把拉住我，“妞兒回來了！妞兒回來了。”

　　我愣怔著沒明白，她卻不管不顧，跌跌撞撞地拉著我，一直喊進屋，向臥病的母親通告：“先生，大小姐到家了！”

　　啊，誰還這麽老派？媽媽在床上笑著說：“看妞兒傻得，不認識你娘了！”

　　院子裏傳來一陣呼喊：“酵子來，大酵子，打酵子來……”聲音抑揚頓挫，卻帶著幾分沙啞。妞兒娘抓起搪瓷缸子拉著我出來，一個大娘挑著擔子站在門口。我看看妞兒娘，她倆的打扮很相似。上身是件素淨的花襯衫，下身的黑褲子挺肥大，妞兒娘披了一件西式外套，賣酵子的卻把外套挑在扁擔上。她們的頭巾下都露出一縷花白，臉上雖然刻寫著一道道年輪，卻仍然顯得精明利索。

　　大娘高興地放下擔子，手裏挽著的秤已經磨得油光發亮。她先稱缸子的重量，用大木鏟切下幾塊酵子放進去，稱好以後再加上幾大勺酒，把一個小缸子裝得滿滿的，然後笑著遞給我，“妞兒回來了。多少年了，你從小就喜歡喝俺的酵子，有一回喝醉了，還記得麽？”

　　我笑了，剛斷奶的孩子怎麽會記事呢？可是，捧著這碗大酵子，我好像又回到了孩提時代。不管記不記得，故鄉的大酵子不是一直蘊含在我的血液裏嗎？

　　父母親和妞兒娘都已經作古多年了，可是，喜歡酒釀卻仿佛是一種遺傳，現在輪到我教女兒做酒釀了。米飯怎麽煮，酒藥放多少，溫度要多高，……終於，女兒的酒釀元宵做好了。淡淡的酒味摻雜著桂花清香，粘粘的元宵香糯可口。升騰的熱氣裏，我的耳邊又響起了抑揚頓挫的呼喊，“酵子來，大酵子，打酵子來……”

原載《僑報》副刊，２００８年７月１０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