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的病症與作家的立場(一)
傅 翔
我們的觀點
當我們再一次從半永久性的情感休克狀態下蘇醒過來，從情感凍結的麻木無感狀態中複活過來，並再一次審視內心的時候，我們到底麵對著怎樣的一個世界呢？顯然，當今人類的痛苦已不再是平麵的物質的痛苦，而是過於豐富的物質背後人類被窒息與破壞，喪失了正確處理物質的智慧及承擔它們的道德能力的痛苦。物質正成為“人類退化與死亡的工具”（詹姆士.裏德）。我們進入了一個物質充斥的世界，我們一步步地被拋入混亂和孤立之中，我們的孤獨與絕望，我們的冷漠與懷疑，我們焦慮與虛無，我們的恐懼與顫栗，從來也沒有這麽觸目地折磨著我們。
我們從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上帝的親密關係中疏離出來，我們走到這個孤立與狂妄自大的立場上。理性與科技的實用主義占據了我們的內心，我們不再和自然做有意義的對話，而是和自己的產品做無意義的獨白。在自己生產的各式各樣的產品及現代緊張生活的包圍下，人們不能和自然有真實的相遇。即使麵對著自然的美景及各項成就，人仍然停留在疏離、焦慮、挫折、恐懼之中。
資本主義的強力發展帶來了人與人無可挽回的疏遠。在個人主義統治的地方，強有力的個人便把一切歸到他自己的手上，整個社會和眾人對他而言隻是達到他個人目的的工具，人和價值被抹殺了。無情的手腕或功能主義控製著每日人際往來，進而窒息個人較深遠的期待和個性的表達，使個人和他的同伴無法有真實的相遇。在這樣的情況下，每一個人都認為他的同伴是危險的對手，人們相互漠視，隻關心自己的成就。一股冷漠就這樣彌漫在千篇一律、密密麻麻的現代建築之間，普遍的孤獨令我們再也無法找到訴說心事的對象。在夫妻生活中，往往兩個人生活在一起卻形同陌路，心靈的溝通被堵塞了。他們的關係更像是同事、伴侶或性伴侶，而不再是丈夫和妻子。婚姻的誓約和愛情的諾言沒有在心靈與肉身的結合中實現。婚姻生活由緊張變為恐懼，變為可怕的負擔，離婚進而粉墨登場，成了逃離這場災難的唯一途徑。誰能說，這不是最可怕的孤立呢？當我們在最甜美的情感經驗──毫無保留地深愛某個人麵前豎起了盾牌，當我們所砌起的心理護牆不僅為我們阻隔了痛苦，也把我們與愛、喜悅的感覺隔開了的時候，我們到底麵臨著何等可怕的境地呢？
一百多年前，尼采便察覺出人類宣布上帝死亡的時代快到了。他知道人就要失去上帝，人以一種在從前無法想象的方式來和上帝分離。尼采感覺出世界正在蘊釀一種極度的邪惡和荒唐，這是前所未有的罪行、絕對的醜聞。“我們殺了上帝，我們是他的謀殺者。”尼采在痛苦中感覺到了這種深度的恐懼：“太陽已經被消滅了，夜已降臨，天愈來愈黑，我們在無盡的虛無中犯錯。地球鬆脫於太陽，我們被剝除了所有堅固的支撐，我們前仆後跌，步履踉蹌。”尼采認為，人會把自己拋入孤獨的深淵，孤獨的恐怖超過人的想象。他警告人會變得不再能向上帝祈禱，並因此永遠得不到平安，一生顛沛流離，永無避難之所。尼采用最肯定的措辭警告：人所肩負的是人力永遠無法負擔的重擔。
確實，我們不再和上帝對談，我們退縮到那和自己及自己所創造的荒謬事物麵麵相覷的獨白世界。我們逐漸給一個沒有上帝的世界所包圍，這個世界己無奧秘感可言，像一座監獄把人關在裏麵。人和世界粗聲所談的都是無意義的事，人的垂直關係（人和天）被貶低，人的水平關係被抬高。
空虛迷亂的幻相困擾著我們，虛無的感受折磨著我們。麵對如此可怕的生存圖景，每一個有良知的作家，思想家都勇敢地站了出來，他們用明亮的態度指證時代的貧乏，用鮮明的立場見證時代的墮落，用神聖的信仰批判時代的罪惡。
海德格爾、叔本華、雅斯貝爾斯、施賓格勒等人都以虛無或人的恐懼與絕望為他們研究、討論的主題。霍妮、弗洛伊德、弗洛姆、榮格等人則從精神分析走入我們內心的衝突，並指證了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與心理病症，期待引起療救的注意。榮格認為，心理病人若不是多少跟宗教信仰有所接觸的話，幾乎沒有一個病人能痊愈。在卡夫卡、加繆、薩特、貝克特等人眼中，世界變得荒誕可笑，人生變得不可捉摸，人與人之間正遭遇著無法透視的可怕的疏離。人的異化，人在世界麵前的軟弱無力，人與世界的緊張關係，在他們的筆下揭示得如此深刻，以致於他們的文字成了這個時代最為形象的見證。毋庸置疑，這些敏感與易傷的心靈代表的恰恰是我們這個時代所缺乏的。我們需要這樣的心靈的訴說，不僅因為它能使我們警醒與思想，而且也因為它能使我們破滅與絕望，使我們更執著於終極意義的探查與追尋。
再也沒有比這更有意義的寫作了，特別是當這種寫作站立在神聖信仰的高度上時，它所發出的光芒就罕有其匹了。如托爾斯泰，這位文學和思想的巨人代表的已遠遠不隻是俄羅斯精神的象征，他跨越了國度的界限，跨越了時間的限製，他成了人類精神的不朽的代言。他的批判是如此徹底，以致於遭到那麽廣泛的抵抗與忌恨。世界的墮落與邪惡成就的是一股黑暗的勢力，作為光明、和平、公義與愛的代表，托爾斯泰麵臨的是一場殊死的搏鬥與較量。這場看不見後台的鬥爭是人類史上罕見的真正的鬥爭，是有意義、有價值的鬥爭。當我們回首往事的時候，我們才知道，原來很多熱鬧一時的事件大都在時間的洗滌下煙消雲散，唯有這些有意義、有價值的思想的爭戰慢慢沉澱下來，讓我們後人從中汲取營養。
能夠站在批判的立場上，對於作家而言是一種成功與幸福。因為他已不僅僅在於指出，也不僅僅在於經曆與見證，他出示的是一種態度，是一種良知和責任。當我們的作家麵對時代精神的貧乏與墮落失語或夢囈時，我就知道，文學的悲哀已經來到我們中間。
報上所說的九十年代最有影響的十名作家和十部作品名單看來，那中國文學的悲哀已實實在在地降臨了。十部作品不管從哪個角度看都與這個時代的精神無關，更談不上對時代的精神有什麽深刻的洞見或批判。不用說托爾斯泰或巴爾紮克那樣的批判，就說帕斯捷爾納克或索爾仁尼琴那樣的揭露與見證，甚至隻說高爾基或魯迅那樣的民族責任感，在這十部作品中都杳無蹤跡。我真的不知道，中國作家的精神與思想怎麽貧乏到如此程度，以致於出現如此嚴重的貧血與孱弱。
我們的立場
難道這個世界真的缺乏足以產生偉大作品的東西嗎？難道我們天天麵對的真的是那麽平靜與美好的生活嗎？是我們熟視無睹，還是我們放縱欲望？是我們麻木不仁，還是我們無能為力？我們到底需要什麽？我們該站在怎樣的立場上？我們要說些什麽話？沒有人去思考，去探究，這難道不是當今每一位中國作家的恥辱嗎？
倘若我們都麵對過這些問題，可又都悄悄地繞過去，那還有什麽比這更可恥的呢？實際上，中國人對這些問題的麻木不仁與熟視無睹向來就是驚人的。翻遍典籍和所謂的名著，我們找到解答人生問題的鑰匙了嗎？找到了足以慰藉我們心靈的精神了嗎？沒有，絕對沒有，它們都在說一個道理，說一段動人或淒慘的故事，說一個人曲折離奇的命運。它會告訴你：是非成敗轉頭空，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也會告訴你：多少辛酸淚，都言作者癡；還會告訴你：江湖險惡，人情冷暖，唯有遁入空門逍遙自在。這都是何等自私的文學，它們到底為我們擔當了什麽？
難怪說中國沒有真正的大師，連自己的精神生活都一踏糊塗的人，他還有什麽資格與能力指點迷津呢？不要忘記，“大師”這詞恰恰來自於宗教，它指示給人的是人生的智慧與意義，而不是做文學的三腳貓功夫。“大師”的泛濫從另一側麵印證了中國文學的悲涼，實際上，中國又有誰真正配得上“大師”的稱號呢？
當我們再次回到眼前的現實，觸目驚心的罪惡與欲望令我們無處可逃。我們被金錢擄掠，我們被欲望劫持，我們對暴力與邪惡側目而過。沒有同情與相信，沒有愛與良善，到處是死亡的氣息。我們身處喧囂與浮躁，人言亦言，同流合汙。我們成了時代的盲者與聾人。我們退隱與沉默，我們冷漠與麻木，我們成了空心的稻草人。
我們失去了做人最起碼的資格──我們的良知、品格、責任和靈魂。正如斯邁爾斯所說：“人生的職責像天空的星光一樣照耀著大地；那撫慰、救治人類並給人類帶來福音的慈愛之心，就像大地的鮮花一樣撒滿人間。”還說，“誰能登上人生職責的最高峰，誰就是他所屬的族群中最傑出的人物”。我們遺忘的恰恰就是自己的職責，喪失的也恰恰是最基本的做人資格。我們的作家和我們一樣，不僅沒有挑起重擔，反而連這些最起碼的資格與職責都放棄了。任何工作都有它應該遵循的一定的職責，可我卻看不見，中國作家的職責與使命在哪裏。
我們麵對的是一個病入膏肓的世界，麵對它，我們都像不負責任的醫生棄之不理，這難道是道德的嗎？我們的敏感與良知到底哪裏去了呢？重申我們的立場，就是重申我們人之為人的起碼的道德與使命。在這個冷漠與麻木像性病一樣泛濫成災的世代裏，我們是否有過克爾凱郭爾的恐懼與顫栗？是否有過霍妮的內心的衝突？是否有過陀斯妥也夫斯基的靈與肉的爭戰？
確實，我們再也無法沉默了，再也不能退隱了，因為沉默意味的是投降與棄權，而退隱則意味著逃避與自私，它們與冷漠、麻木沒有本質的區別。當我們再次審視內心，回到良知與敏感的立場上，我們就回到了人之為人的職責與幸福。我們有許多事情要做，我們不再孤獨與無聊。我們背後有著強大的支撐，這聲音是宏亮的、有力的。
時代的病症與作家的立場(二)
我們內心的衝突開始變得清晰，我們與世界的緊張關係有了具體的呈現，我們的個人化立場得到強化。靈與肉的爭戰折磨著我們，我們隻有寫作。寫作成了化解我們與世界緊張關係的武器，成了化解我們內心衝突的有力出口。這樣的寫作不再無關痛癢，它成了力量與精神的象征。
這樣的良知成就的是這個世界的局外人，是這個世代的守望者。這樣的作家不會追逐時髦與潮流，更不會試圖攪渾文壇以求轉瞬即逝的名利，而隻會自成主張，自以為是，逕自找尋一種人類感知的表述方式，從而使自己的創作超越種種蒼白的概念、觀念與模式，使自己的寫作充滿原創與先鋒的力量。這樣的作家一定以強化個人的立場為榮，他有這樣強烈的意識要退回到個人化立場上，為的是更好地發出屬於自己的聲音。他的逃亡是有意義的，因為沒有什麽“主義”，也沒有什麽“流派”，更不存在什麽“集團”。這些都是窒息人的工具，是貧弱的人放大聲音的工具。有力量的人不需要這些，他需要的是從這使人窒息的世界中逃亡，逃到社會的邊緣，逃到局外的立場上。
可以看到，有一些作家也在逃，如賈平凹、張承誌、史鐵生、張煒、餘華等。賈平凹逃到了西安，偶爾又逃回商州；他從《廢都》逃到了《白夜》，又從《白夜》逃到了《高老莊》。不管從哪個方麵說，賈平凹走的都是中國傳統文人的退隱之路。張煒與賈平凹實際上也差不多，從《九月寓言》到《柏慧》，又從《柏慧》到《外省書》，整個一幅尋找精神家園的圖景，然而，他的骨子裏也是一種隱士情結，他強調的是大地的情感，是鄉村農民那種樸素的自然觀。賈平凹強調的則是傳統的文人文化，是逍遙與自得其樂，是淡泊明誌與寧靜致遠。因此，從反映現實的力量來看，賈平凹最好的小說仍然是《浮躁》，張煒最好的小說也仍然是《古船》，他們在精神上都沒有超越過去。
論及張承誌，不能不提《心靈史》。這部被公認為他最重要的著作實際上反映了兩個問題：一是他的信仰；二是這個信仰所在的民族遭受的屠殺與苦難。整部書充滿了悲壯的血腥之氣，這點實際上也並不符合純粹的信仰，因為信仰的真諦是和平與忍耐，是愛與寬容。顯然，這是一時激動與血性的產物，因此，不足以成為精神的指向。另外，這部《心靈史》更像是一個特定民族的英雄主義曆史的見證，它與我們每個人構不成需要。它寫的僅僅是信仰的曆史，而不是信仰本身；是傳記，而不是生活。因此，它的價值是史料，而不是小說。張承誌最好的小說仍然是《北方的河》及《騎手為什麽歌唱母親》，它是文化意義上與情感上的。顯然，張承誌麵臨的難題是如何把自己的信仰注入點滴生活，通過生活展示信仰那強大的精神力量。隻有這樣，我們才會真正地走進他的精神世界。
相對張承誌而言，史鐵生也是一個例外，這源自他獨特的人生遭遇。作為殘疾人的史鐵生比任何作家都早就回到了自己的內心世界。《我與地壇》的成功在於他關注了自己內心的衝突，這種衝突不是靈與肉的爭戰，而是對於自身命運的冥思。對信仰的追問與尋找構成了《我與地壇》豐富的精神世界，如果說意義的話，那它的意義也就在此。《務虛筆記》的出現在某種意義上強化了這種聲音，它堅強的探索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遺憾的是，這種內心的爭戰總讓我覺得有些遙遠，仿佛隻限於作家本人的。也許，史鐵生過分糾纏於殘疾的身位了，包括《我與地壇》，他的發問都過多地停留在殘疾的命運上。從另一方麵說，史鐵生也一直處於冥思的水平線上，他沒有再獲得什麽真正突破，在精神上，他依然是個盲者，這點，可以在《務虛筆記》上找到確證。
相對於以上幾位，餘華是比較獨特的一個現象。他的《活著》與《許三觀賣血記》同時入選了九十年代最有影響的十部作品，這本身就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活著》是托了電影的功勞，那《許三觀賣血記》呢？這不由得令人可疑。說實在的，這兩部作品在語言的樸素上是有突破的，在一定程度上也還原了日常生活的本真力量。可我不明白的是，兩部作品出示的都是作家的冷漠，反映的現實也相當有限，甚至是無力的，它又從哪裏得到了掌聲？《活著》更像是一個家庭沒落的傳奇，結尾又把悲劇意義徹底消解掉，它到底能給我們現在的“活著”指明什麽含義呢？《許三觀賣血記》似乎又更進一步，當我們領略夠作家沾沾自喜的有些造作的語言藝術之後，我們真的不知道作家想要告訴我們什麽。難道就為了再造一個模式化的陳奐生，亦或再造一個經典式的阿Ｑ？難道我們還缺少一個這麽平淡寡味的“許三觀”嗎？顯然，餘華的小說智慧已經從《在細雨中呼喊》的深刻退化為模式化的小說理念了。
顯然，這一切都源於我們作家立場的曖昧不明。麵對強大的物質與欲望的世界，我們失去了起碼的良知與敏感，失去了人之為人起碼的道德與使命。這個世界充斥的是虛偽的掌聲與虛假的尊敬，智慧受人嘲諷，天才遭人鄙視，沒有人敢於發出時代需要的聲音，更沒有人勇於指證世界的惡。我們都是聰明的人，但也許就是一個聰明的惡棍；越是聰明的人，也就越是聰明的惡棍。
我們的思想
我們沒有立場，並不等於說我們不需要立場。沒有立場，唯一的原因是我們沒有真正的信仰。沒有信仰就沒有立場，信仰是根基與保證。隻有對神聖力量的信仰，才能確實地使我們擺脫混亂、黑暗、孤立的深淵；隻有這樣，我們才能重振愛的信心與盼望，並以聖、光、義、愛充滿這個世界和我們的內心。
回顧一下中國思想家的論述也許不無裨益，特別是孔子、老子與墨子的思想，它們都在一定意義上代表了中國文化的精髓。孔子思想的主要目標是正當的社會生活行為，他的任務是保存、重建古典的傳統，以先人的規範來遏製當代叢生的破壞行為。孔子並沒有深入探索生存意義的問題，他集中精力建設的是一個以大眾福利為依歸，並且能夠提供意義和目標的社會秩序。對於孔子而言，他一生為之努力的就是借複興先朝的禮來克服當時精神的墮落和專政的政治。孔子建立了一整套完備的道德倫理體係，它提供給統治階級的便利遠遠超過了曆次革命或起義對它的顛覆。曆史上每一次的尊孔與倒孔運動實際上都不過是一種標誌，這種標誌意味著朝代的興衰與更替。對於生在危機與混亂時代的孔子而言，他有生之年的不幸遭遇無疑是在劫難逃的。
相對於孔子對社會的熱情，老子正好截然相反。他對人生與生命的洞察可以說入木三分，他不僅深悟人生的真諦，而且對生命的各種情況有透徹的領會。他把人倫建立在道之上，道是世界最高的存在。他教人以善報惡，倡導寬容，提倡簡樸、自然、無私、自足的美德。他在探究世界運行原則和存在本質方麵都提出了極為重要的觀點，因此可以說，老子是發自個人內心的熱忱、獨立、誠實的先驅見證人。正如一位外國學者的評價：老子是中國文化中最具世界性的思想大家。這樣的體係自然不可能形成什麽政治的力量，也不可能成為什麽集團的工具，因為它在更大意義是個人的、獨立的。
墨子的思想在諸子百家中是最不容忽視的。他深悉當時的戰爭與政治上的混亂，認為古代帝王賢君都是誠心敬天祭祖、愛護百姓的，因此他提出要恢複良好的秩序必先恢複敬天與祭祖的傳統與儀式。他進一步認為，世界永恒的主宰是有無限智慧、無所不在並愛護一切人類的，他也希望人類彼此相愛。在此，墨子不但宣告了個人道德上的自由，也宣告了上帝的博愛。正如外國學者指出的那樣：從現代人類學研究的觀點來看，墨子無疑是最前進的中國思想家，他對天的觀念，對人類普遍性的看法都十分現代。
縱觀三位偉大思想家的論述，我們洞悉了中國思想文化的一個側麵，那就是它們強調的都是通過倫理與道德的建設來改良現狀，改變現實。他們都試圖證明有一位全能的主宰存在，並企圖令身處最高權位的統治者信服與敬拜，但結果又都不得不放棄或失敗。歸根結底，僅僅作為一種倫理或思想的體係，它是很難進入我們的內心的。
問題顯然在於，我們應該用怎樣的載體來承載這些倫理與思想的訴說？用什麽器官來接受這些來自於良善的論述？假如沒有一個充分的依據，我們又憑什麽要接受這些律法一樣的倫理道德？
至此，思想的脈絡已經昭然若揭，並非中國的思想家缺乏精彩的論述，而是這些論述缺乏信仰作根基與支撐。沒有確實的信仰作基礎，那一切的倫理與道德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我們需要信仰來作我們的載體，需要心靈深處的良知來作接受的器官，需要保守靈魂一樣的態度來保全律法。我們要完全地走入聖、光、義、愛的世界，真正領悟信仰的真諦，隻有這樣，我們的思想才站立得住，才經受得起考驗。正如北村所說：信仰就是接受一個永生的生命、死而複活的生命，靠著他勝過一切的死亡，吞滅一切的黑暗。又說：信仰是不在邏輯裏麵、推理之中的，正如我們呼吸、生氣不要經過邏輯推理一樣，他是靈裏的故事，是個奧秘。（參見北村《今時代神聖啟示的來臨》）
北村的見證作為我們這個世代寫作與思想的備忘錄是有著傑出的意義的。沒有北村的中文小說世界絕對是殘缺的，特別是作為中國九十年代的文學創作，北村的意義已遠遠超出任何同時期作家的創作。如《施洗的河》，如《瑪卓的愛情》，無論哪一部，它的力量都遠在那十部作品之上，因為它讓我們不僅看見了時代精神的墮落與黑暗，看到了人的絕望與呼告，而且也看見了良心的衝突與敏感，看見了真正的救贖與盼望。這點有如托爾斯泰之於俄羅斯，北村對於中國的意義必將隨著時間的流逝漸漸凸現出來。
北村的寫作顯然源於他那強大的信仰背景，這信仰直接有力地提供給他充滿力量的思想與立場，使他在當下文壇站立了孤獨的個人化寫作。他所承載的重擔是有意義的，也是無法放棄的。他與世界的緊張關係，他內心的衝突，都化作了有力的訴說，這聲音應當是尖銳的，也是及時的。我不明白的是，那些沒有思想的寫作會得到標舉，那麽多乏力的、空洞的作品竟得到普遍的讚譽。當我們麵對這些虛無的、無意義的訴說時，我們竟也會無動於衷，甚至失去最基本的判斷的尺度；而當我們麵對真正有力量的作品時，我們卻無法意識到它的偉大。
顯而易見，當代人已經墮落到了極端可怖的程度：精神被窒息，人尋找上帝的機能在死亡，人對上帝日益嚴重的目盲與耳聾，還摻雜著鄙夷，直到淪為無恥的冷漠與麻木。在這樣的世界裏，你到哪裏去找真與善的訴說？誰又會告訴你真實的想法？誰又能指出我們到底需要什麽？正是從這意義上說，北村的意義是無法逃避的，也是不容忽視的。作為一個有良知與使命的人，我願意站出來，指證北村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