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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文學叫春的時代

(2005-03-28 18:58:11) 下一個

ZT朱大可:這是一個文學叫春的時代


朱大可,當代著名文化批評家,學者,小說及隨筆作家。1957年生於上海,現居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文係畢業。澳大利亞悉尼理工大學哲學博士。以新銳的思想和獨特的話語方式見長,被認為是中國最優秀的批評家之一。

  本刊是最早采訪木子美的媒體之一,並引起了強烈反響。一時間眾說紛紜,卷起了一股強大的木旋風。木子美在博客中國的性愛日記《遺情書》因為巨大的點擊率,造成網路擁堵。無獨有偶,青年學者、美男作家葛紅兵的小說《沙床》近期將由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據說該小說涉及情色,未及出版已引起爭議。著名文化批評家朱大可批評衛慧時曾說,一個真假難辨的叫春的年代已經降臨。針對愈演愈烈的下半身風潮,他認為:從女作家叫春到男學者叫春,叫春的主題一如既往,但叫春者的身份有了突破性進展。

  木子美與葛紅兵:肉體敘事向醜陋一路狂奔

  最近被炒得沸沸揚揚的木子美現象葛紅兵現象據說已經被你洗耳恭聽,作為下體寫作最激進的代表,她似乎把衛慧遠遠地甩在了後麵,而葛紅兵更是開了中國學術界下體寫作的先河。你怎麽看這兩檔子事?

  這兩件事都是市場經濟時代的中國樣本,但都是抄襲來的毫無創意的東西。西方露陰癖的曆史從麥當娜開始,到現在早已是陳詞濫調了。木子美最初隻是性暴露狂,而後才被迫轉型為性挑戰,向男人露出下半身的鋒利牙齒。這不僅讓有窺私欲的男人激動,也令女權主義者興奮不已。其實它最終還是和周璿事件一樣,是一次低俗而成功的自我炒作。但日記主人公的那種無恥的坦率,倒是挺可愛的。
與其遮遮掩掩,真不如挺“身”而出。葛是我的朋友,但我還是為他感到難受。一個學者,不以思想和文學力量見人,卻光著身子跑上大街,還做出害羞的樣子捂住了臉蛋”(注意,不是捂住羞處”),這種秀法,雖然捂住了他本人的臉,卻難免丟了中國文學界和學術界的臉。他和長江文藝合演的欲說還羞雙簧,誰都看出來是自編自導自演的喜劇。由於葛的不懈努力,文學和娛樂、學術和情欲的界線完全消失了。葛是用他的臉在給中國文學續寫悼詞,而且也順手為他本人寫了一份悼詞。

  早在1988年,你就宣告了文學的死亡。在你幾乎所有的文章中,都表達了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失望;而在你近期談到當代文學時說既然它已經接近完蛋,那就讓它早點完蛋好了。十幾年以後,是不是這種失望進一步加深了,為什麽?

  葛紅兵的《沙床》悼詞驗證了我的預言。早在80年代,文學的上半身變得搖搖欲墜,而今則已經蕩然無存。但下半身的境況也並不美妙,除了虹影的《K》,從衛慧、九丹、春樹到木子美,我們看到的是場麵熱烈的脫褲子競賽,作家的敘事越來越走向低俗化和無恥化。但我實在看不出這些身體演出有多少社會解放的價值。這完全不是身體的複興,而是身體的自我貶損。今天肉體翻身的結果究竟是什麽?它既沒有引發我們對身體的尊嚴和美麗的關切,也沒有把我們引向精神的自由,恰恰相反,靈魂仍然是一個空洞,而身體敘事則朝著醜陋的方麵一路狂奔。

  上海:情欲依然在尖叫

  你在《殖民地魯迅和仇恨政治學的崛起》中說,在魯迅謝世之後,小女人張愛玲從租界的法國梧桐下現身了,這個其貌不揚的女作家,具有殖民地都市女人的全部特點:自私、貪婪、愛美和愛自己都到了骨頭深處。在《上海:情欲在尖叫》裏,你一如既往的對張愛玲和衛慧極盡嘲諷。你在前幾年批評衛慧時說,一個真假難辨的叫春的年代已經降臨,我對此將洗耳恭聽。我想知道你洗耳恭聽的結論是什麽?是不是一個真正叫春的時代已經來臨?

  叫春的時代是否到來,這個問題的答案是毋庸置疑的。從女作家叫春到男學者叫春,叫春的主題一如既往,但叫春者的身份有了突破性進展。

  作為一個上海人,又在上海讀書和工作,你寫過很多關於上海的文章,但你對上海似乎缺乏好感和友善,那麽上海對你究竟意味著什麽,特別是你1994年遠赴澳洲,從一個他者的眼光,你如何看待上海?

  
上海是我的出生地,我既是“他者”,又是“自體”。我的雙重身份導致了我的精神分裂。我會在生活和經濟層麵上熱烈頌揚它的諸多好處,但可惜我從事的是文化研究。在那個層麵上,我隻能如實說出我所看見的真相,這真相就是上海文化的萎縮和潰退。上海這些年都在編織皇帝的新裝,他們編織得如此煞有介事,各種文化節日和慶典此起彼伏,而結果卻是一個原創價值的空無,隻有叫春的聲音在黃浦江上空經久不息地回蕩。

  在送給餘秋雨一支文化口紅之外,你重申了對民族主義的警惕。你覺得自己是不是也處在民族主義的吊詭之內呢?這個詞為何是危險的?

  民族主義是一種春藥,它的確能夠臨時地調動民族肌體內部的激情,但其副作用也是顯而易見的。它並不能醫治國人的結構性陽痿,卻可能造成意識形態的震顫性麻痹。我是個人自由主義者,我無力指涉全民族的宏大事務,我力所能及的,也就是身邊的一小片話語空間而已。

  我說出真相的立場不會軟化

  旅居澳洲五年後,你於1999年回國,被認為是中國批評界在新紀元間重振旗鼓的契機。四年已然過去,在這四年中你都在做什麽?你還想做些什麽?你認為你的重返文壇,有沒有真正改變新世紀國內批評和思想界的格局?

  這些都是媒體炒作的誇張用語。我是一個獨立批評家,我的話語權非常有限,根本沒有力挽狂瀾的能力,惟一可行的方法就是逃跑離婚。這幾年寫了少量文學批評,大多數時間卻是在做流氓話語研究和城市文化分析。我的《流氓的夜宴——當代中國的流氓敘事》即將出版,它是十年前的那篇《流氓的精神分析》的續接。而城市個案的符號分析,也在不緊不慢地進行之中。計劃中也想寫一部《大眾文化史》。或許還會抽空來對魯迅做一次深入的精神分析。

  你對魯迅的評論很有意思,我看到方舟子對你的批駁,仿佛魯迅被你妖魔化了。你怎麽看待國內學界對魯迅的研究?

  現在需要做的是三件事:把北京魯迅和上海魯迅分開;把魯迅思想和所謂魯學分開;把魯迅本人和那些魯學家分開。在沒有做到這三點之前,任何對魯迅的談論都是扯淡。方舟子對科學界作假事件的揭發,是有重要社會價值的,但他所濫用的大批判話語,把學術清算推向過度的仇恨,反而自殘了他的事業。他對魯迅的維護,無非是要維護那種道德批判的暴權。我注意到他對上海社科院某雜誌的誹謗起訴,那是一個荒謬的故事,因為那些對方用來攻擊他的用語,正是他本人經常攻擊他人的。方舟子不幸中了他自己調製的語言蠱毒。這個怪圈,就是魯語帶來的後果。這個魯語,起源於魯迅,經過文革的發酵,已經成為集體創造的盛大產物,至今仍然支配著我們的學術生活。希望方舟子能夠從這一事件中得到教益。我所擔心的是,我自己也會一不留神掉進這個陷阱。我必須保持對話語的警醒。

  你被譽為國內文藝批評界最具殺傷力的批評家,幾乎你寫的每一篇文章都會引起軒然大波,從最早批評謝晉、汪國真到剝餘秋雨的皮,不一而足。我在讀完你的部分作品後,也產生了一種迷亂的感覺,你的獨特的話語方式被人指稱為不可模仿的朱語,在我看來,你的語言中有不可一世、不容置疑的獨斷性。越看你的東西,我越是感到困惑。我想知道你的思想譜係是什麽?

  我的思想經曆了三個時期:文學批判時期、文化神學時期和文化批判時期。這似乎是一種螺旋的進程。如今我再度返回了批判的立場。一些人指責我的話語有暴力傾向,也許這是真的。盡管我的生活方式是自由主義的,但我的書寫和言說卻有著某種不容置疑的獨斷性。你很聰明,看見我的精神分裂。我是解構主義和結構主義的混合物。這完全是個性所致。雖然我通常會仔細推敲我的批評用語,避免濫用話語暴力的傾向,但說出真相的立場不會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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