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聯合早報》讀過一條關於離婚案的報道。說是台灣桃園的某位男子，有天來到縣府，要求解除他與妻子的婚姻關係。在這個世界裏，生老病死，離婚偷情，本不足怪，但這樁離婚案卻有些新意，我也就記了下來。第一新是那個妻子是我們大陸的土產，第二新是大陸新娘曾擔任過解放軍某部的武術教練，第三新是丈夫嫌妻子不如以前溫柔。那個男子控訴道，妻子在婚前相當溫柔，把他騙得雲山霧繞，不明就裏，但婚後卻麵目猙獰，不僅在他要求做愛時常常惡語相向，還屢屢拿出她以前做女教頭的專業身手，將他從床上踢到地下。
讀了那條消息，我記得我當時有些忍俊不禁，覺得那個台灣男人是被寵壞了，人家不溫柔了點兒就想出妻。但最近，我卻在新浪上看到了另一條消息。說是某省有個男子，不堪忍受妻子的虐待，想離婚卻沒有勇氣提出，竟觸犯刑律，小偷小摸。他本想被判個十年八載，讓老婆自覺無趣後提出離婚。但不幸的是，法院認為他偷盜的數目太小，沒資格坐牢，又把他送回到河東吼獅的身邊。
在看了那兩個報道後，我問過自己，為什麽有些在國內長大的女子，會那麽凶悍。其實，問過這個問題的人，不止我一個。很多在國外居住的同胞，都有過同樣的感覺。我在加拿大生活的這些年間，常常注意到自己的女同事們，既獨立自強，又溫柔細膩。加拿大是個國際大熔爐，從各處來的移民匯聚一堂。我接觸過的女性中，雖然每個人的文化特點都很強，有的是外族，來自菲律賓，越南，日本，中東，歐洲，有的是同宗，成長於加拿大，來自於台港，但都有一個相同的特點，好像人人都有一根溫柔骨，把女人的角色做得自然舒展。我不是說我們來自大陸的女子就不溫柔，但因為反骨長得突出，溫柔的表現常常是與“打是親，罵是愛”有關。
我本人是“從小長在紅旗下”，受著“女子能頂半邊天”的教育長大的。青春期時正值八十年代，不屑於穿著打扮和男女感情，穿不男不女的警藍上衣，留國內當時被稱為“青年頭”的，而在國外隻有某些女龐克才留的類似中分的短發。生活中則難以見到可以作為榜樣的女人。當然不是沒有象冰心，郝建秀，張海迪那樣的，被官方認可的老中青的女榜樣，而是缺乏那種溫柔典雅，風度怡然，既愛護別人，也尊重自己的女人。被社會大氣候推崇的女性美德，是剛強樸素。那種推崇，使得很多女人剛強得模糊了男女之間的區別，樸素得從背影上看不出是男是女。年輕女孩子們也就隻好象蒲公英一樣，毫無方向地成長。
當高唱過“就象是個處女”的麥當娜，用一身緊身衣蕾絲褲紅遍了全球時，我等也從大學畢業了，雄心勃勃地要和男人們爭一個天下。但不久卻發現，不僅女人的剛強和平等，在世俗社會裏是一個自欺欺人的願望，就連領袖關於半邊天的教導，也象共產主義的烏托邦一樣，非但沒有拯救了女性，反而讓女性屢屢碰壁。我們不僅沒有把劃分給自己的半壁江山托舉起來，而且還在極力掙紮的時候，被男人們把女性，女性的茫然，以及那早已有些坍塌的半邊天都一同舉了起來。我記得自己那時有點警醒了似地，觀察著身邊的中年女同事們。她們很少有人能在生活和工作中，嫵媚大方毫無負罪地做一個女人。她們既不會在那些最能體現細節的地方表現溫柔，更不懂得把男性看作是自己的朋友。雖然都有一個家庭，但角色卻常常錯位，對丈夫和孩子一律都以母親的角色出現。
幾十年的違背人性的教育，更還在社會中培養出了很多變態的女人。這些人就是在對待自己的親人時，也是鐵齒鋼牙，拳腳並用。她們有極強的控製欲，一定要在和配偶交談時說最後一句話，令丈夫服刑一樣地跪洗衣板，破壞他與家人的親密，從最細小的方麵貶低他的人格，限製他交什麽樣的朋友，每個月用多少零花錢......聖經說女人是用男人的肋骨創造的，這些女人雖然也是從男人身上分離的，但大概是用他們的倒拐造的吧，不然怎麽會那樣違背自然和人性？
記得我們還把“半邊天”的理論掛在嘴上的時候，曾一度自作聰明地認為那種提倡，和西方的女權主義思想是同胞姐妹甚至更為高級。但事實上，女權主義卻認為，無論男性還是女性都是生而平等的，解放自己不等於一定要壓抑別人，也沒有號召女性變態扭曲，去向男性清算複仇。女權主義並不否認，在人類長期發展的過程中，女性飽受著社會等級製度的壓迫，但她們提倡的平等解放，是釋放和張揚被壓抑了的女性的潛力。對一個真正的女權主義者來說，她不僅不會把男性作為自己的敵人，還會把他們當成是生活中可以相互照耀的燈盞。
女人的溫柔，並不一定就意味著對男人的低聲下氣，百依百順，雖然社會和傳統，對女人有著這樣那樣的期望。中國社會曾一度用三從四德禁錮女子，要求她們二門不出，大門不邁，以致發明出了對女性身心倍加摧殘的三寸金蓮。那當然是一種極端。但鐵姑娘，半邊天，馬列主義老太太，河東吼獅，卻也是另一種極端。記得國內的媒體，當第一次在幾個女政協委員的身上發現了新潮的靴子，裙子，圍巾的時候，非常地激動。試想，如果他們能親眼目睹這些女委員們還會刷鍋洗碗，擁抱丈夫的話，又將會激動成什麽樣子！
但溫柔還不止於言語與舉止的溫柔，還在於女性們對於男女教育背景的認知。在國內，一直存在著一個認識上的誤區，如一個小學畢業的女子，在尋找配偶時，必須要找一個高中畢業的男人才能心安，而高中畢業的女子，則一定要找個大專畢業的，本科畢業的，一定要找有研究生學曆的......兩性關係中，本來是心心相印最為重要，但這種學曆上的翹翹板卻非常扭曲，直至到了女博士那一層的時候，很多人會孤單地坐在翹翹板的一頭，難以找到合適的配偶。這種擇偶觀念，大概是中國社會的特色之一。
我一次曾在一位加拿大婦女家的Garage Sale上看到了很多書。桌子上，草坪上，箱子裏，到處是文學名著，政論，社會學著作，科學。那些書堆在一起後，讓人觸目驚心。我問女主人是否看過草坪上的每一本書。那位頭發花白的女士說：“當然看過。”她說她有好幾個孩子，當他們小的時候，每逢他們午睡了，她就坐下來讀書。聊了一陣後，我又發現了幾本藥劑方麵的書，便問她是否也看過。她說她以前就是學藥的，所以對藥的興趣一直很濃。但問她是否做過藥劑師時，她卻說沒有，說她年輕時隻想做個家庭主婦，但為了向自己證明她同樣能把書念好，才學了藥劑學。這樣一種選擇，在很多中國女人眼裏，是不可理喻的。
但學曆或工作，說到底，不過是人們生活的輔助手段，而不是根本。一個人既然是在社會裏生存，最根本的便依然還是怎麽樣去生存的問題。如果一個人因為受了太多的教育卻不會生活了，這種教育不受也罷。有些女同胞，總喜歡訴說自己因為結婚損失了什麽。學曆越高的人，越是如此。一個女子有很高的學曆，當然是一種成功，但能做一個好母親和好妻子，何嚐又是失敗？學曆之於生活的意義，就象是交通工具之於旅行者，無論徒步，騎自行車，自己開車，手段不同，卻都是通往同一個方向。對一個具有很高學曆，卻沒有在工作中一展才能的女人，在一些人心裏，難免會覺得可惜。但相夫教子的角色，難度很大，去深造一下也並不過份，即使是深造過了，也不見得就能勝任其責。世界上最偉大的母親，不也常常是那些默默無聞，樸素無華的女人？
當一個女人僅僅是某個人的妻子的時候，她的所作所為基本局限於家庭內部，對社會的影響不是太大。但她成為了母親之後，她的一舉一動卻會波及到下一代。當兒子從父親身上看到了懦弱無爭，而女兒從母親身上看到了抱怨強悍時，新的生活悲劇就已經在無聲地萌芽了。反過來，從一個自強獨立，溫柔偉大的母親的身上，下一代受到的卻是潛移默化的理性和自然的教育。我們怎樣做女人，意義就是這樣的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