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開刀住院的經曆
(CND)
·吳 揚·
出院休養在家，寫完了四十多份感謝卡後，想起也該把開刀，住院的過程寫出來，一來以飧讀者，二來算是對這段經曆的回憶吧。
來美打拚了十五年有餘，也算是混到了個有房，有狗，有車，有了一份還算是不錯的工作，女兒也即將高中畢業。平時工作之餘，房前屋後，弄花剪草，開開ＰＡＲＴＹ。平時與一些愛好音樂的朋友玩玩樂器，逢年過節，在本城和周邊城市參加些演出活動。生活過得別無大誌，但求清閑。
身體方麵雖不算壯實，但也沒感到有什麽明顯的不適，從而兩三年沒去做必要的體檢。直到去年勞動節去加州看望病中的親戚，中途轉機時吃了份三明治套餐，接下來的行程便感到體內不對勁。出了舊金山機場上了來接的車子，途中突然人發虛，兩眼漆黑，昏厥過去。第二，三天如廁時更是發現便血，心裏開始緊張了，趕緊打電話給還在家的妻子與家庭醫生約個看病時間。醫生詢問了病情後給安排做了腸鏡和胃鏡，檢查的結果除了胃部有點潰瘍外，沒發現其它病變，這是後話了。倒是家庭醫生憑著聽診器聽出了心音不對，接下來做的心電圖（ＥＫＧ）的線性也在非好非壞之間。家庭醫生立即讓我去看心髒內科醫生（ＣＡＲＤＩＯＬＯＧＩＳＴ）。
心髒醫生安排做心髒Ｂ超（ＥＣＨＯＣＡＲＤＩＯＧＲＡＰＨ），檢查時發現連接心髒的主動脈大於正常範圍——美國的正常標準是不大於３．８厘米，國內的標準是不大於３．０厘米，而我的主動脈已經是５.２厘米。英文把這種病變稱為ＡＯＲＴＡ ＡＮＥＵＲＹＳＭ，中文叫作升主動脈瘤。這種病的危險在於動脈血管變大，造成管壁變薄，一但破裂，人也就是幾秒鍾之間的事了。原定準備在走步機（ＴＲＡＤＥＭＩＬＬ）上做的運動Ｂ超檢查被立即叫停，同時被囑咐停止一切劇烈活動。緊接著心髒醫生又安排做了ＣＴ和動脈血管造影，（ＨＡＥＲＴ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既在大腿根部的動脈處切開一口子，把造影管通過動脈一直送到心髒，從身體內直接觀察病變。更糟糕的是在做心髒造影的同時，又查出了主動脈瓣膜（ＡＯＲＴＩＣ ＶＡＬＶＥ）也有問題，造成關閉不全，從而血倒流回心室（ＲＥＧＵＲＧＩＴＡＴＩＯＮ）。
病因查明後，接下來就是要找個心髒外科醫生來做這個開胸手術了。通過朋友介紹，找到了一位在本城有二十多年心髒手術經驗，並做了第一起心髒移植手術的醫生。他在聽了心髒內科醫生病情介紹後，見到我麵之前，對我的手術方案已有了一個大概的構想。在美國更換心髒瓣膜有三種方法；一是人工，既金屬瓣膜，好處是可用一輩子。缺點是為防止金屬瓣膜產生血栓，要一輩子服用血液抗凝劑，並且每月要去驗血取得準確的劑量。金屬瓣膜還會在體內發出象鍾表一樣的嘀噠聲響，個別病人因忍受不了這樣的聲音而要求醫生再開一刀把金屬瓣膜給換掉；二是生物瓣膜，既豬膜，牛膜，羊膜，這類生物膜不需用抗凝劑，缺點是隻能用十至十五年，以後還得再做手術重新更換；第三種辦法是用人的瓣膜，也屬於生物瓣膜。好處是既不要用抗凝劑，時間上也比其生物膜要長得多，隻是來源十分有限。美國許多人在辦駕駛證時便申明做器官捐獻（ＤＯＮＯＲ），一旦這些人在車禍中喪失生命，他（她）們身體中的某些器官既被取出來以供他人使用。這些器官取出後經過藥物處理並且冷凍，已不存在被接受體排異的問題。據說這種器官捐獻的觀念在歐洲都不太流行，更別說在發展中的第三世界國家了。手術醫生根據我的年齡和身體狀況，決定用所說的第三種辦法為我更換主動脈和心髒瓣膜。在征得我和妻子的同意後，他便吩咐護士開始尋找合適的尺寸的動脈和瓣膜了（ＨＯＭＯＧＲＡＦＴ）。
手術時間定在了０４年１２月７日，特意安排在女兒過完十八歲生日後。能與女兒共慶她成人的日子，這樣既使我在手術台上下不來，心裏也沒有太大的遺憾了。女兒決定手術這天不去上課了，她說：“我雖從小學一年級起從沒曠過一天課，但在爸爸開刀這一天，即便我去學校上課，也是什麽都聽不進去的”當晚女兒學校的管樂隊舉辦冬季音樂會，女兒還有一段長笛領奏，她沒去參加，老師也理解，在美國家庭永遠是第一位的。
手術選在一家曾經是猶太人辦的私人醫院。手術的前一天去醫院做了血型及凝血時間的檢查。我被告知我的止血時間是五分鍾，屬於二至八分鍾的正常範圍以內。可後來的故事卻有著完全不同的結局。７日清晨六時與妻子，女兒一同趕往醫院。妻子得到一個呼叫機後，我們三人被立即帶進了手術準備室。護士做完手術前應做的準備後，麻醉師走了進來。在與她們娘兒倆分手時，對她們說，如果有什麽事發生，你們一定要互相照顧的話，以後發生的事便是經過四天的昏迷，蘇醒後妻子對我的陳述了。
妻子和女兒坐在手術等候區（ＳＵＲＧＥＲＹ ＷＡＩＴＩＮＧ）等候，朋友請了假趕來陪伴她們。八點五十分醫生出來通知胸膛已被打開。大約六小時後主刀醫生出來說手術已結束，做得比較成功，下麵就是觀察內出血什麽時候止住。一般止血的時間在一到兩小時，可我過了這個時間仍在出血。醫生開始懷疑是否手術中有漏針或其它差錯造成流血不止，因此決定把我重新拖回手術室，打開胸腔做近一步檢查。醫生讓妻子和女兒進入重症監護室（ＩＣＵ）看望了我一眼後，我又被送回手術室，再次打開胸腔做了檢查，結果一切正常。至於止血時間長是因為我的血液較稀，不易凝固。或者說是東西方人的飲食結構的差異。西方人食肉類，奶酪製品較多，而我們東方人以碳水化合物，素菜為主。因此東方人的凝血時間要比西方人時間長，至於這個理論站得住站不住腳，我也不知道。但手術醫生在我仍然出血不止時，反複問了妻子我最近兩天吃了什麽，我想這也不無道理。
被重新送回ＩＣＵ後，不知是因為兩次打開胸腔還是用藥的原因，出現了肺水腫，血裏的氧飽和上不去。懂醫的朋友說這也是非常棘手，甚至會影響生命的手術綜合症。此後護士是每半小時觀察一次，每隔一個小時向醫生報告一次直到氧飽和上去了。據說手術醫生當晚也留在辦公室沒回家。美國醫生的敬業精神是令人敬佩的。如果做手術的醫生在第一次手術後立即洗手回家，今天的結果恐怕不是我在這裏寫這篇文章，而是別人在給我寫悼詞了。
手術後的第二，三天，又出現血壓下降，體溫上升等病狀。此後身邊的醫生走馬燈似地轉得不停。心髒內，外科醫生；肺醫生；神經醫生；耳鼻喉醫生；抗感染醫生；還有幾個我也叫不出名稱的醫生…昏睡了四天後，開始摘掉呼吸機換成自我呼吸。妻子後來告訴我這個過程我十分難受，手抓腳蹬，以至於護士不得不把我的手腳綁在床上，以防止抓斷插在身上的管子。說起管子，手術室出來全身上下插地都是；腳上綁有專門的氣囊，每隔一段時間自動充氣，以壓迫血液流回心髒，不至於形成血栓；有導尿管；肚子上開了三個洞插入的引流管；脖子上插入的輸營養的管子；手臂上的輸液管及自動測量血壓的綁帶；嘴上先是帶著氧氣麵罩，後來換成鼻式輸氧管。身上雖被紮得到處是洞，每天還有人來在我身上尋找下針的地方。護士笑稱我是插針墊（ＰＩＮ ＣＵＳＨＩＯＮ）。我自己則抱著一付死豬不怕燙的態度，事到如今，也不在乎身上再多幾個針眼了。由於長時間的紮針，體內的靜脈血管產生了自然反應，碰到針刺就立馬消失了。遇上有經驗的護士，眼明手快地取得了血樣，那些沒經驗的就把我當成他（她）們練基本功的活道具了。
在昏睡的四天裏，我的自我意識一直在掙紮著想醒來，可怎麽也醒不過來。昏睡中頭腦裏出現的房間和景物與我蘇醒後所呆在的ＩＣＵ的房間與擺設完全一模一樣，不知我在昏迷中何時睜眼偷窺了這一切。在我的記憶中，我連透過窗簾的室外的光線都清楚的在我頭腦內，從天亮到天黑。在感到外麵天色已黑，我仍然醒不過來，頭腦裏產生了我大概已不在人間了的想法。雖不曾有過如他人描繪的見到了閻王爺或從天上看人間的景象，但確實有一種到死亡線上轉了一圈的感覺。朦朧中偶爾覺得有護士裝束的模樣飄來逝去，直到耳朵裏清晰的出現了機器“嘀，嘀，嘀”有節奏的響聲，心裏頓時長長地鬆了口氣，我還活在人間。半醒半睡中出現了熟悉的朋友的身影。朋友把我醒來的消息告訴了守候在病榻邊多日，正在家小憩的妻子。等到妻子和女兒趕來醫院，一家人又得以團聚，喜悅之情溢於言表。雖然因為手術的插管造成聲帶失聲，並還帶著氧氣麵罩，可還是連比帶劃地想與她們交談。
蘇醒後的第三天，病情又出現了反複。突然間記憶力全部消失，反複地詢問相同的問題——我在哪裏，我到這裏幹什麽來了？在我當時的潛意識裏我覺得手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妻子在旁邊急得直掉眼淚，不知我將來會是什麽樣的結局。醫生則把我送去做腦部ＣＴ掃描以確定沒有血塊進入腦內而阻塞了記憶方麵的神經。第二天記憶恢複後，醫生又給做了胸部ＣＴ掃描，腿部和心髒Ｂ超，甚至切開腿上靜脈血管，把造影管送到肺部觀察有沒有血塊。檢查結果都是陰性。這種短時間的記憶喪失可能是因手術的深度麻醉所引起。聽說前總統克林頓心髒搭橋手術後也有一段時間喪失記憶，此乃道聽途說，不足為據。
因為病情的周折，我在ＩＣＵ呆了九天。該發的嗲發完了，該做的秀也做過了，把醫生護士也折騰地差不多了，從此身體也開始慢慢地恢複了。被送入普通病房後，身體更是一天一個樣，三天後就被打發回家了。臨出院時發給了一張卡並被吩咐要隨身攜帶。卡上除了攜帶者的姓名和順序號外，還標明何時，何地，何人做了何種器官移植手術。我想此卡的目的無非有兩個；一是在緊急情況下，急救部門可以依據此卡迅速地得到準確的信息，二是在過安全檢查門時，憑此卡可向安檢部門證明是因為體內固定骨頭的鋼絲激發了警鈴，而不要被當做是一個身藏炸彈的自殺式恐怖分子。
回家幾天後去見心髒內科醫生，那裏的護士問起對醫院夥食的印象。她說她曾做過住院護士，一但病人開始埋怨醫院的夥食，就說明那病人恢複得差不多可以出院了；女病人開始往臉上塗脂抹粉，也就是該打發她回家的時候了。這當然是行業裏的笑話了。可說實話，美國醫院的食物實在不敢恭維。隻講營養配方，不講口味，說它味同嚼蠟，一點不為過。每日三餐，千篇一律，從不更換。早餐是一份炒蛋（無鹽無味），一片桔子，一紙罐牛奶，一杯咖啡，一小碗燕麥片和一小塊ＭＵＦＦＩＮ；中晚餐總是土豆泥，胡蘿卜，牛肉或雞肉再加一點罐頭水果。我雖然幾天沒有進食，對這樣的食物仍難以下咽。倒是一天朋友送來一小碗熬得稠稠的大米粥再配上一點剁碎了的鹹菜，當時吃得那個滿足勁兒不亞於健康人去吃滿漢全席，可憐這頑固不化的中國胃。回家後更是魚湯，肉湯，雞湯不斷。血色素迅速從離開醫院時的７.８上升到一兩個星期後的１０.５。至今我不明白老美靠在醫院裏那樣的夥食是怎樣恢複身體的。
經過這次生病住院，充分感受到了親情和友情的珍貴。手術回家後妻子的堂兄從ＤＣ趕來照料，每天數餐，餐餐送到手邊；我在加州的表兄表嫂用隔夜快遞寄來了水果籃和新鮮花籃，也送來了手足之情；手術時，周圍的朋友們組成後援團，有的負責陪伴妻女，有的負責供應食品；做醫生的朋友不顧上下班的勞累，一天兩趟趕往醫院了解病情；有朋友下班後很晚了，仍飯不吃，家不回就往醫院趕；妻子生日那天，朋友買來了蛋糕送到病房裏；廣州的朋友為了給我煲湯還特意打電話回家詢問配料；外地的朋友的電話訊問不斷以至於當月的手機使用時間遠遠超出了規定的用量。終歸到一句話：“患難見真情”。希望這篇文章能略略表達一些對所有關心，支持我和我們家庭的朋友們的一點感激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