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嵐: 人在美麗堅——打工記

人在美麗堅——打工記 江嵐 “打工”和“工作”，這兩個詞之間實質性的區別，是到了美國以後才明白的。其實也很簡單，前者是非法的，後者是合法的。出國之前聽很多人說，留學生和他們的家屬在美國都打工。結果陪讀到了Houghton以後，發現那地方實在偏遠，憑合法身份找個在餐館或超市裏的“工作”或許還有希望，非法“打工”則絕對不可能。 留學生裏頭一個離開Houghton去打工的人是小路。他學傳媒，隻有半獎，學費不用自己負擔，生活費總要自己去掙出來。到暑假裏，他開著那輛老破車，獨自一個人徑直殺往紐約。在紐約的中餐館打兩個月工掙的錢，可以在小鎮省吃儉用地過上半年。而且，“真的長見識，”小路給我們作打工經驗總結。“一天晚上下了工，在地鐵站遇見個黑人找我要錢，我就罵，X你媽，老子沒錢！丫的聽不懂，嚇得扭頭就跑。” 他帶回來諸如此類的故事，有種拔劍四顧，馬鳴風蕭蕭的浪漫氣勢。我神往之餘，也動了要出去打工的的心思。老陽出國之前，為了他在國內拿到的本科和碩士學位，必須給學校交回兩萬餘元人民幣的培養費。如今在國內，萬兒八千的不算什麽了，但十餘年前，這還是一筆不小的數目，我們在親友間找了好幾個人才湊齊的。借錢時老陽很樂觀，以為到了美國有全額獎學金，這些錢很快就能還上。可是等獎學金拿到手，滿打滿算，每個月也隻有$730，租房子用掉了一半，我們兩個人的日常開銷全靠剩下的那一半，哪裏還能夠存下什麽錢來？如果不去打工，這筆債要到什麽時候才能夠還清？ 不久，朋友中的另外一個人，老周，也離開Houghton，到芝加哥打工。一次打電話回來閑聊，說起他們餐館缺人手，我聽了便嚷嚷著要去，起初老陽不同意。他說：第一，芝加哥離Houghton開車單程要8個小時，太遠；第二，你自小多病（最嚴重的一次整整兩周雙目失明），此去萬一累出個好歹來，我無法向家裏交代；第三，你連英文都講不俐落，打什麽工？ 可是我還債心切，浪跡江湖的主意已決，又有老周拍著胸脯說可以照應我一二，老陽拗不過，最後不得不放行。 （一） 老周當時在一棟老房子裏租了二樓的一間房，我到芝加哥去，自然是和他在一起，租了同一層樓上的另外一間房。從此，我和老周，還有一個國內來的訪問學者叫老李，每人每月付$150的租金，把報紙鋪在地板上，睡袋鋪在報紙上，天天在這棟殘破的老房子裏同進同出，一周六天，每天12個小時，一起打工。 還記得那個坐落在芝加哥東北郊外的中餐館叫“費雯·李”，用的是混血兒老板娘的芳名。老板娘個頭很高，據說她父親是華裔，但她一句中文不會講。我去到她的餐館，沒有經驗，英文又不好，她就讓我先做著，沒有底薪，每天能掙到多少小費，全憑自己運氣。 真的開始打工，才知道事情遠沒有想象中的浪漫，江湖不是那麽容易闖蕩的。首先，我認不得那些菜，就是很大的麻煩。忙的時候，廚房裏把菜一炒出來，呼啦啦排滿一溜，什麽“宮保雞丁”，“辣子肉丁”，“陳皮牛柳”，我看著都一樣，根本分不清楚什麽是什麽。別人拿了端起來就送出去，隻有我束手無策，站在那裏幹著急。老周和老李都忙得腳不沾地，想幫我都騰不出功夫來。幸虧越南裔的大廚是好人，格外關照我，最初幾天不僅把我單子上的菜特意放在一起，有空了還照著菜單，一樣一樣給我講每道菜的特色，教我如何去識別。 “費雯·李”是個附設有酒吧的大餐館，全時間打工的 Waiter, Waitress加上我一共是六個人，晚上還有三個打半工的。老板娘對我們送菜上酒的程序和方式有嚴格的規定，（事實上，後來我很少見到有類似服務的中餐館。）比如，她要求出菜要用那種碩大的，直徑幾乎有我一半高的橢圓形盤子，單手托起，另一隻手拿支架，到了客人的桌前，打開支架，放下盤子，再把菜逐一用雙手送上去；如果客人點了烤鴨一類要用餅包著吃的菜，還必須在這個大盤子裏當著客人的麵，用筷子和勺包好，才能送上桌。我的“自小多病”在這個問題上暴露出格外明顯的弱勢——那個大盤子空的我托著都費勁，哪裏有本事放四，五碟菜在裏麵，托上去又放下來？！ 說不得，隻好練。趁下午餐館的空檔時間，從托空盤子開始，漸漸往上加碟子。練了兩天慢慢悟出來，我要想學老周他們那樣，完全靠一隻手臂的力氣把盤子托起來走進走出根本不可能。可是如果在托起來以後，把那大盤子擱一角在肩膀上，借助腰部的力量，就成了。至於如此這般的姿勢是不是有礙觀瞻，委實是管不了許多了。 這些問題好歹還能對付著解決，而我那實在很爛的英文，卻不是一朝一夕能夠補起來的。即使每天晚上下了工之後，捧著那本菜譜猛背，還是時不時要捅個不大不小的漏子。比如弄錯了客人點的菜啊，比如客人要打包，我聽不懂，統統給倒了啊，至於客人要酒，我聽不懂那些雞尾酒的名稱，更是常有的事。說起來真的應該感謝老板娘和大廚，每次都是他們將我從尷尬的境地裏打救出來，而且從來沒有說過我一句半句；也要感謝當時那些耐心又好心，與我素不相識的客人，他們對我沒有刁難，隻有諒解和鼓勵，正是他們的這種態度，堅定了我後來自學英文的信心和勇氣。 某天下午兩三點多鍾左右，照例是餐館一天最清閑的時間，大廚從後麵出來。這個大廚的廚藝非常好，老板娘為了留住他，給了他一些餐館的股份，因此他也算得半個老板的身份。他平時喜歡喝啤酒，這天照例到酒吧拿了幾瓶，招呼我和老周陪他喝幾口。 我們正坐在那裏閑聊，酒吧那邊突然傳來異乎尋常的動靜，仿佛是什麽重物怦然倒地的一聲響，緊接著有人驚呼起來。從我們坐著的地方看不見裏麵的情形，大廚首先跳起來跑進去，然後我和老周也跟著進去了。原來是坐在吧台的一個女客，不知怎麽地暈了過去，從高高的凳子上後仰著摔了下來。 餐館裏一下子亂了套，老板娘又不在，我們幾個哪裏見過這種場麵，根本不知道應該做什麽。到底還是大廚沉得住氣，馬上撥打911。那邊的急救人員叮囑我們誰也不要移動那個女客，他們十分鍾之內趕到。 最先到達的是兩輛救火車。我和老周在一旁看得糊塗，又不是失火，這些人跑來幹什麽？緊接著救護車到了，後麵還跟著警車，紅光藍光閃爍成一片，警笛聲此起彼伏，餐館前麵反常地熱鬧。警察先進來問明情況，通知救火車先撤了，急救人員進來。那些人的動作相當麻利，把人放上擔架，推進救護車，旋即送往醫院。警察停留的時間最長，主要是詢問和記錄各個目擊者對事發當時的描述，然後讓每個人都簽了字，這才離開。 大家驚魂一定，便開始七嘴八舌地議論，都說那個女客不知有什麽心事，一大早就來喝酒喝到現在，午飯也沒有吃，八成是酒精中毒了。我和老周則感慨，想不到一通911會招來這樣一個車隊，真印證了小路的那句話，在大城市裏就是長見識。而大廚則回到原來的座位上，繼續喝他那瓶啤酒，微笑著一聲不吭。 三個月以後，老陽放寒假了，要我回Houghton去，我便離開了“費雯·李”。後來回想起來，覺得那時打工雖然辛苦，辛苦到一和老陽通電話就哭，但還算是幸運的，因為在那裏遇上的都是好人，他們教我學會怎樣做一個Waitress，不僅僅使我掙到了足以償還債務的錢，更重要的是，讓年輕無知的我在異國的土地上，學到了一種基本的謀生手段，從此不論境況多麽艱難，總不至於太過沮喪絕望——實在不行，還可以去做Waitress嘛，反正不會餓死！ （二） 不久老陽轉往裏海大學繼續念書，我們來到賓州的伯利恒小城。抵達的第二天，偶然因朋友介紹認識一個美國老太太，不知怎麽就說起來，她的女兒正在找一個housekeeper，問我願不願意做。我毫不猶豫，一口答應下來，因為開始想去上學。我本科念的是日語，申請研究生院隻能學文科類的專業，通常很難申請到獎學金。要念書必須先攢學費，成了此時我打工的新目標。 所謂housekeeper，和在自己家裏清潔打掃大不一樣。這個老太太的女兒，我的新東家，是個室內裝潢設計師。她讓我每周去兩次，周二縫補漿洗，周四吸塵掃除，每次六個小時，每小時四塊五。她家裏隻有三口人，房子也不算很大，更換床單被褥，洗熨衣服什麽的還好說，要收拾那棟房子裏麵的東西真是費勁。比如客廳沙發和茶幾的腿是純銅鑲嵌；起座間和客廳之間的地板是大理石；餐廳的燈具是水晶……她說這些都得用不同的專用清潔劑擦拭。這些事情的勞動強度並不大，可實在是費時間。單說餐廳裏的那盞吊燈，是三個同心的圓環，環上有一個個小洞，拇指粗細的一條條水晶棒，就插在這些小洞洞裏麵。我每次站在那盞燈下，把水晶棒一條一條地取出來，擦幹淨，再放回去，直到脖子都僵了還收拾不完。後來一看見水晶吊燈就頭暈，就是那時候落下的毛病。 藝術家們通常都追求完美，我的東家也不例外。如果我在六個小時之內做不完她交代的事，比如她回到家裏，打開裝飾櫃裏的燈，看見那些林林總總的昂貴小擺設上有灰塵，那我就必須加班，而加班的時間不作數，長短和她都沒有關係。所以我隻有在那六個小時裏馬不停蹄地幹活，為了動作快一點，膠皮手套也不敢戴，有一陣子手指尖上布滿了芝麻大的一點一點紅印子，是因為皮膚表層被清潔劑腐蝕掉了。 接著東家又介紹我去給她的朋友家做，也是一周兩次，每次六小時，工錢一樣。這一家有五口人，三個孩子年紀還小，房子也比較大，但在這一家的女主人非常隨和，我在她家裏做得遠遠沒有那麽辛苦，常常六個小時不到就能夠把活兒幹完了，還可以和他們家的孩子玩一會兒。 即便如此，老陽還是很反對我繼續做housekeeper。偶然聽人說New Hope的一家中餐館要人，他趕緊對我說，還是做Waitress去吧，至少相對來說，掙錢的效率要高得多。當時我們都沒有料到，這麽簡單的一個決定，後來會導致我在美國生活的重大改變。 （三） 這家中餐館規模不算小，旁邊是個商業廣場，有很多大小公司店鋪，位置也還不錯，可是生意始終不太好。老板喜歡收藏古董表，成天到晚坐在櫃台後麵擺弄那些從跳蚤市場搜羅來的舊物件，對這家由老板娘的娘家出錢開設的餐館沒多少興趣。 全職在這裏打工的，從裏到外，一共五個人。我們平時白天一起做工，晚上在餐館老板的家裏住。每周一休息，我自己開車回伯利恒，他們有時去紐約，有時去大西洋城。 Waiter老六和廚房的抓碼阿紅都是從馬來西亞偷渡來的華裔，彼此之間關係很親密。油鍋和大廚兩位師傅從大陸來，都是福州人，我和他們在一起聊天的時間比較多。 某天油鍋老王的手被鍋裏熱油燙到，立刻起了一串燎泡。他們不懂英文，我去附近的藥店買藥膏回來給他敷上，少不得嘀咕兩句：下次要小心啊，看燙成這樣！ 誰知一句話引出老王平時少有的感慨來。他說，從前在家的時節，老婆那麽賢惠，根本用不著他進廚房，哪裏知道煎炒煮炸這些事！他隻管在外麵做生意，開有一家凍肉廠，一家木材廠，在國內的小日子過得其實不錯。 可是他卻冒著送命的危險跑到這裏來受罪！為什麽要自討苦吃啊，我問他。老王歎氣，說不出來不行，周圍四鄉八鄰家家有人在美國，你家沒有，將來女兒要出嫁都沒人娶。那麽你後悔過嗎？我又問。他回答說，怎麽不後悔！可是後悔也回不去啊！除了按時寄錢回家，也不敢告訴家裏人在這邊真實的情形，怕他們擔心。 “我的女兒今年九歲了，”他笑，一邊伸手出來比劃。“前兩天收到她的照片，脖子上戴一條足金項鏈，有這麽粗呢，是用我寄回去的錢買的！” 大廚和油鍋同船而來，背景經曆大同小異，感觸則一模一樣。唉。“家”與“孝”自古牽扯著中國人，照理是不許遠離的，可是留在家裏掙紮更多，所以不斷有人飄洋過海，到遙遠陌生的異鄉來。走遠之後又想著要回去，奈何天長地遠，“歸期未可期”，最後落得這邊是用筷子怎麽夾也夾不出家鄉味，那邊是嬌妻老母朝夕盼望，活生生化成石頭。 因為老六和阿紅的原因，隔壁意大利餐館的二廚阿威經常偷空過來坐坐。他也是馬來西亞的華裔，講一口流利的中文，偶爾嘴裏哼哼幾句，那調子除了“東方紅”，就是“國際歌”。身長五尺，膀大腰圓，理著一個小平頭，一道長長的刀疤從眉心一直延伸到頭頂，典型黑社會“老大”的架式。不見到這個人，不會明白書裏描述的所謂“滿臉橫肉”究竟是什麽意思。 阿威出生在一個普通的華裔家庭，童年時代也是個老實規矩的孩子，不是生下來就不肯學好。無奈馬善難免被人騎，人善豈不被人欺？被土著的馬來孩子打了幾回，阿威心頭火起，糾集起一幫華裔少年，照著《唐山大兄》和《猛龍過江》的情節，拿出李小龍的拳腳，給這幫小混混來一頓死揍，從此揚眉吐氣。 忙於文爭武鬥的阿威，在學校裏自然學不到什麽東西，手下倒羅織了不少弟兄。長大以後，他帶領他們什麽來錢做什麽，也不管合法或是不合法。生意場上，和買家賣家談得攏就好好談，談不攏就拳打腳踢，漸漸成了地頭一霸。據他說當年鄧麗君初次登陸馬來西亞開演唱會，就是靠他和一班弟兄幫忙，鼓搗著紅起來的，也不知是真是假。 通常要像阿威折騰出這麽大的動靜來，警方是不會坐視不管的。他們在城裏難以立足，幹脆挑了叢林深處一片地盤，真槍實彈地占山為王。有一次在做一單生意（我猜不是毒品就是槍支）的過程中，被警方派來的臥底捅了出去，整個“山寨”遭到圍剿，阿威數十年的苦心經營毀於一旦。他本人雖然僥幸得以逃過此劫，卻成了國際刑警四處通緝的要犯。 此時弟兄們四散藏匿，都指望不上了，好在阿威還有另外一撥得力的人，就是他“後宮”的“聯合國”，一共九個人，膚色各不相同。其中一個的姐姐在美國，大概也有兩下本事，不知怎麽把阿威偷渡到美國來，她自己也就此加入後宮的隊伍，成了阿威的“十姨太”。雖說論名份排起來不怎麽樣，但後宮的大部隊人馬遠在馬來西亞，負責養育她們生下來的“小聯合國”，在美國隻有她一個，於阿威又有救命之恩，兩個人平日出雙入對，看上去儼然也是很恩愛的一夫一妻。 阿威改名換姓到美國之後，正趕上庇護大陸民運人士的法案生效。他的一口流利的中文，使他成功地鑽了這條法案的空子。他們找到一個美國牧師出庭為他作證，證明他在89年的“六·四”期間確實在美國（其實他當時還在亞熱帶的叢林之中違法亂紀），幫他拿到綠卡。現在這一份二廚的工作，也是這位善良好心而天真糊塗的牧師給他找到的。 （四） 轉眼到了11月，外麵的樹葉都紅了。那段時間老板飛回上海去談一個合作項目，平時餐館裏就剩下我們這些打工的人和老板娘。午後沒什麽事，老板娘會回家去休息，老六則進廚房找阿紅說話，剩下我一個人坐在外麵發呆，或者背單詞。 路易絲·漢肯老太太那天就是在這種時候進來的。她說她要一份外賣，魚香芥蘭，不能放味精。我把菜單交給廚房，出來告訴她，廚房大概需要15分鍾。 她坐在那裏等，和我漫無邊際地瞎聊。我的英文比起在芝加哥的時候是長進多了，至少連比劃帶說，什麽都敢講。等廚房炒好了菜送出來，她並沒有帶走，而是叫我給她拿來餐具，她邊吃邊繼續和我說話。 漢肯老太太這天結帳離開之時，給我留下了她家裏的電話號碼，和一百元美金的小費。 過了幾天，她又來吃飯。趕上午餐的高峰時間，我除了給她端水送菜之外，沒有機會和她多說什麽。她還是點了魚香芥蘭，還是特別交待不能放味精，結賬時還是給我留下一百美金小費。 然後，老板從上海回來了。他和上海某家賓館的合作項目談得很成功，十數個該賓館餐廳的服務生將被送來這裏由他負責培訓。這樣一來，他不再需要雇我們給他幹活了。於是，我們五個人全部離開了New Hope，我回到了伯利恒小城。 某天閑來無事，翻到漢肯老太太留下的電話號碼，便打了個電話去她家。她接到我的電話很高興，因為她後來又去餐館找不到我，以為餐館老板把我攆走了，正擔心我不知道在哪裏躲著哭呢！ 聽我說明了情況，她放了心，轉而興奮起來，說正好帶我去見識“真正的美國”。次日她果然來伯利恒接我，帶我去紐約，我們在曼哈頓中城的凱悅大酒店住了兩天。由此開始了她帶著我一次又一次在美國各地的旅行，為我展開了一個此前完全沒有可能見識到的，全新的世界。 漢肯老太太是猶太裔，祖上以來一直居住在大費城地區，以從事房地產開發起家，家境相當富裕。她本人當時擁有三百英畝處女地，還有一家專營歐洲汽車進口代理的公司，但她自己很少過問生意上的事，主要由她唯一的兒子小漢肯負責日常的運作。 某天她突然問起我對將來的打算，我回答說，老陽學物理，拿到學位以後，在美國很可能找不到工作，我們大概隻有回國。“不行！你不可以回中國！”她厲聲說。中國在她的印象裏，貧窮落後，人人吃不飽穿不暖，生活水深火熱。這種印象不知自何處得來，卻頑固地占據著她的思想。以至於後來小漢肯想去中國投資，希望我回去長住國內，也因為她的堅決反對而導致計劃流產。直到最近幾年，她對中國的這種偏見才漸漸有了轉變。 當時她沉默良久，又問我，為什麽老陽找不到工作我們就必須回中國？於是我給她解釋關於找工作和辦綠卡之間的關聯，她對這類事情完全沒有一點概念。 她仔細聽我說完，然後盯著我，慢慢地說：“那麽，我給你一份工作如何？” 我駭笑，重重地搖頭，連聲說不可能！在這個國家是要有合法的工作簽證才可以工作的，我是陪讀的簽證，過去學的又是日語，而語言在申請工作簽證的時候並不算作“專長”。既然沒有專長，又沒有美國的學曆，我憑什麽轉換工作簽證？！ 她嚴肅地回答我：“此地沒有什麽事是不可能的！” 她很快帶我去見小漢肯，說她決定在進口公司裏設置一個亞洲市場部門，把我雇進去。接著我們到了費城，在那裏住了三天，不停地拜訪一個又一個移民律師。大多數律師認為根本沒有希望，不肯接我的案子。最後終於找到一位律師，說我的情況隻有40% 成功的希望。他可以幫我們試一試，但無法保證成功。 漢肯老太太立即就和他簽了合同。我再也不需要為了任何目標去打工掙錢了，隻要待在家裏等律師那邊的消息。這天老陽的師兄突然打了個電話來，說他的一個好朋友，機械係的博士後老張，需要找一個baby sitter，問我願不願意去幫忙。 原來老張家裏的一對雙胞胎閨女，艾琳和艾璐才10個月大，請了一個住家保姆王嬸兒照看。有天眼看著艾琳要從沙發上滾下來，王嬸兒衝過去抱，一個不小心把自己右手拇指的關節撞斷了。老張是個仗義豪爽的東北人，王嬸兒養傷這兩個多月不能幹活，他也不肯就此把她辭了另外找人。但張太太在念書，孩子總得要有人照顧，然而從經濟上講，他們夫婦不可能按市麵上的行情再請一個人，隻能央求朋友幫忙。 於是我就去了。艾琳和艾璐胖嘟嘟的，非常可愛。那時我自己尚沒有孩子，並不懂得怎樣照顧她們。好在有王嬸兒在一旁，她說什麽我照著做什麽，倒也簡單。因此和老張夫婦成了朋友。艾琳和艾璐兩姐妹一母同胞，幾乎同時落地，性格卻不大一樣。艾琳比較活潑，艾璐則比較憨厚，在嬰兒時期就很明顯。後來老張海歸，回到國內做生意。生意如今倒做得不錯，隻可惜張太太因車禍過世了。雙胞胎姐妹沒了母親，現在也隻有保姆照料她們日常生活起居。多年不見，不知艾琳是否還是一樣活潑，艾璐是否還是一樣憨厚？ 兩個多月以後，王嬸兒的傷好了，我的工作簽證也下來了。我開始在美國的第一份“工作”，路易絲·漢肯成了我在美國的第一任老板，從此結束了我在美國“打工”的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