龐劍: 玻璃天窗

玻璃天窗 　　　　　　　　　　　　　　　　·龐　劍· 　　我等候在飯店寬敞的前廳，協會的年會將在這裏舉行。一位高大而慈祥的華裔長者在一位朋友的陪同下，推開旋轉大門走進來。我已經從資料上見過他，他是今晚宴會的佳賓和主講人，美國農業部付部長任築山博士。而他的演講主題是“有沒有玻璃天窗，從我個人的經曆談起。” 　　我快步迎上去，寒暄幾句後，就表示對任博士的演講題目感興趣，並且說他已經官拜高位，對他來說一定沒有玻璃天窗。他微笑著搖頭，說不一定。我更加好奇，說自己一直想寫一篇關於玻璃天窗的文章，因為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說，的確存在玻璃天窗。現在我找到了一個沒有玻璃天窗的人，正好從兩個不同的角度來寫這篇文章。任博士開懷大笑，帶著幾分神秘的口吻說：“我有沒有玻璃天窗，那你就等著瞧我的演講吧。” 　　會議大廳裏，高朋滿坐：公司總裁、政府官員、中國領事館的總領事、協會會員等。任博士站在講台上，開始了他的演講。他精采的演講吸引著人們，他不平凡的經曆更讓人投去羨慕和敬佩的目光。他說：“在過去的二十多年裏，一直有個問題困擾著我：怎樣打破玻璃天窗？許多少數民族認為玻璃天窗不僅存在而且非常厚實。但是還有一個問題也經常在耳邊響起：到底有沒有玻璃天窗？” 　　（一）啊，玻璃天窗 　　我特別喜歡漫步在有玻璃天窗的寬敞大廳裏。透過這扇天窗，可以仰望燦爛的陽光和懸浮的雲朵，天空一覽無遺；可以看見稀泥的雨水打在天窗上，仿佛給世界帶來一絲朦朧；可以欣賞飄舞的雪花，然後象棉絮一樣遮蓋住天窗。在這扇天窗下，不用去擔心風雷霹靂，而是盡情地欣賞室內綠色的植物和豔麗的花卉。 　　我曾經與一位做得相當不錯的中國人交談。我們坐在一棟環境雅致的大樓大廳裏，屋頂是一大片玻璃天窗。他仰望著天花板，讚美著蔚藍色的天宇和淡淡的雲彩，但卻感慨萬分：天空多美，藍色多麽誘惑人，但是我卻飛不出這扇玻璃天窗，隻能在大樓內這有限的空中飛。 　　美國主流社會就象這扇玻璃天窗外麵的天空。這個天空非常遼闊，這個社會充滿了機會和誘惑，而競爭似乎又是那麽公平。可是生活在這個世界的中國人卻隻能將這一切盡收眼底，很多高層次的東西是可望而不可及。我們生活在這扇天窗下，象一隻隻鳥兒，隻能在這有限的空間飛著。這扇天窗阻隔著我們去感受外麵那無比的精彩世界。有的人沉默了，願做天窗下的小鳥。可有的人依舊還是雄鷹，心中時常湧動著一股渴望：到遼闊的天空去盡情地翱翔。 　　啊，玻璃天窗！ 　　我們生活在美國。當拿到博士碩士學位，當有了豐厚的收入和名車華屋，當我們成為傑出教授和資深工程師，甚至當上了部門主管、經理的時候，我們很欣慰地享受成功的果實。美國是一個多麽和諧、多麽自由、多麽令人向往的社會。美利堅蔚藍的天空多麽美，如洗般的燦爛。我們又是多麽夢想成為一隻隻雄鷹在這片沒有遮攔的天宇中自由地翱翔。在享受和渴望的同時，很多人開始靜心思索著前程。驀然間，發現再往前走的路很窄，飛翔的天空非常有限，因為那層透明的玻璃天窗擋住了我們張開的翅膀。這扇天窗是客觀存在的，是語言的和文化的。這扇天窗也是我們自己築起來的，是情結的和心靈的。 　　生活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在工作以後大致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滿足並享受著現有的生活，那是一種“老婆孩子熱炕頭”甜吱吱的味道。他們對前途已經沒有太多的奢望了。第二類人敏銳地看到中國千載難逢的機遇，尋求回國發展，成為“海龜”，在滾滾紅塵中出人頭地，實現自我價值。第三類人渴望溶入美國主流社會，真正地成為這個社會的一份子，而在公司裏能被提拔到高層。 　　第一類人在享受著人生。這種生活是陶淵明筆下的世外桃園，是很多人夢寐以求的境地。其實人生拚命地奮鬥就是追求這種近乎於極樂世界的生活。如果說有這麽一扇玻璃天窗的話，那麽他們生活在天窗下，享受著陽光，卻避開了風暴。多麽怡然自得的生活！多麽美的田園風情！ 　　沉迷於這種安逸的生活之中，卻能預計十年後、甚至二十年後，生活的軌跡會依然如此，一眼就看透了整個人生。但有些人不安於這種安逸的生活，他們的生命依然年輕、依然充滿無盡的活力，依然渴望著人生更高層次的成功。第二類人不想去碰這扇天窗，而是跨出大門，同樣可以去擁抱一片藍天白雲。在中國經濟起飛的時代，日新月異的變化、豐富多采的生活、成功的機遇，吸引著他們。在那片國度裏，他們頭上沒有這扇天窗，可以自由地放飛。 　　第三類人同樣不甘願在天窗下生活，拚命地努力著，渴望去打破這扇天窗，在美國闖出一片天地。 　　玻璃天窗？有人說不存在，說那些認為有玻璃天窗的人是失敗者、是懦夫。他們拿出王嘉廉、王安、趙小蘭等等作為例子，說：他們不是飛得很高嗎？王嘉廉擁有全美第二大電腦公司並擁有著名的棒球隊；王安的電腦帝國曾經是一個多麽耀眼的奇跡；而趙小蘭則成為勞工部長，一顆閃爍的政治明星。還有人會列舉更多，甚至連李安、成龍、姚明、關穎珊、張德培等等也拉上。 　　是的，對他們來說，也許沒有玻璃天窗，也許他們用巨大的鐵錘砸碎了這扇玻璃天窗。很多人知道趙小蘭的故事。我曾經與她的父親趙錫成博士和母親朱木蘭女士座談過。她成長的過程就是砸破天窗的過程，而嫁給了聯邦參議員更是一把巨大的鐵錘，況且１９６３年她來美國的時候隻有十歲。象這樣的人在兩百多萬中國人中真的是鳳毛鱗角。 　　想起了任築山博士的問題：到底有沒有玻璃天窗呢？他說玻璃天窗是一個人為設定的東西，認為它有，它就存在；認為沒有就不存在。但幾十年來，這個問題卻始終縈繞著他。 　　在美國生活了十年，對我來說，頭頂上的確有一扇玻璃天窗，而且是厚厚的天窗。 　　（二）語言的玻璃天窗 　　有些曾是中國的精英份子到了美國，因為語言的障礙而變得英雄無用武之地，虎落平川。不過對在美國念過書和工作過的人，一般的交流沒有太大問題。可是當我們想深入表達自己，或者幽默幾句的時候，經常會有黔驢技窮的感覺。 　　前不久，我把我的小說給一位美國同事看。他對中國字十分好奇，問我怎麽輸入到計算機裏。我試圖解釋中國字的拚音、編旁部首和四聲發音。但是講解半天，他似懂非懂，我自己也覺得墜入雲霧之中而表達不清。最後隻好寒暄一笑，似乎他懂了，我也講清楚了。 　　夏天的時候到一座風光迤邐的湖濱城市開會。同事說供應商將在一個豪華的餐館請我們吃飯，我們將享受國王一樣的招待。我很想馬上附和一句“臨時貴族”，腦海中出現了歐洲古典宮廷華麗的場麵和謝晉的電影《最後的貴族》中的場景。可是我一時語塞，竟想不起“貴族”的發音，本來想幽默一下的念頭頓時煙消雲散，隻好憨然一笑。交談就隻在一個表麵的層次上嘎然而止。如果是說中文，肯定會誇誇其談一番：皇宮貴族、八旗子弟、查爾斯王子、甚至今天中國腐敗的官僚。海闊天空地瞎侃肯定會酣暢淋漓，情感渲泄一番。 　　最近一段時間，看書和看計算機，我摘掉眼鏡，這樣更舒服一些。偶爾在走廊上也沒有戴眼鏡，一位同事見我就好奇地問：“你怎麽沒有戴眼鏡？”我很想表達可能是因為人到中年就開始出現老花眼，這樣老花眼與近視眼一綜合就可以不戴眼鏡了。但我說了半天也沒有講清楚。要是遇到一位老中，肯定會多談論幾句，甚至感歎光陰荏苒，恍然間跨入中年的大門。 　　與人聊起西方信仰與哲學問題，就免不了要提耶穌、蘇格拉底、伯拉圖等人的名字。可是當我說出“蘇格拉底”時，別人卻不懂。原來我照中文的發言來讀，真是貽笑大方。別人會明白我說貝多芬、肖邦、柴可夫斯基，可是我說非常喜歡“克萊得曼”的情調鋼琴曲時，同樣別人不知道我在講誰，因為我從來沒有注意過他的英文名字，隻是念“洋金幫英文”。有些發音就是自己創造出來的。 　　我們講起中文來，神采飛揚，博古論今。辯論起來，口若懸河，引經論典。說英文時，也想試圖說得豐富點，可是嘴裏出來的語言卻平淡無味。簡單的詞匯和單調的句子不斷地重複，平淡得有時自己都不想聽。 　　我喜歡用中文來寫作，所見所聞所思寫起來如行雲流水。可是用英文隻能去寫那些幹巴的學術論文，等反饋回來，還存在語言問題。寫博士論文的時候，老板幹脆找來英文專業的美國博士生幫忙。我們隻要把思想和內容告訴她，她一邊聽，一邊飛快地打字。那樣出來的英文絕對地道。 　　同樣，當美國人在表達他們思想的時候，有時我們會有一種墜入雲霧的感覺。語言阻礙著我們與美國人的交往，或者這種交往隻能停留在一定的層次上。交流不通暢的時候，彼此憨然一笑，仿佛心領神會，其實中間隔著一層雲霧。語言的確是一扇天窗，但這扇天窗隻是表麵的，而文化的天窗則是深層意義上的。 　　（三）文化的玻璃天窗 　　文化是語言的延伸。語言是文化的重要載體。但很多時候文化的東西是看不見摸不著的，但確實又存在著，靠我們去體會和揣摩。文化的差異存在在很多地方：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國度，等等。有時這種差異很小，稍加磨和就會消除。有時這種差異卻是一道鴻溝，很難跨越。每種語言和方言都有這種文化的內涵。隻有長期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才能理解這些內涵。一句平淡的話，有的人聽起來隻是一句話，可對有些人來說卻有一層又一層意義。 　　幾代人之間存在著文化的差異，這就是代溝。聊起少年時代，談到《閃閃的紅星》中的潘冬子和阿爾巴尼亞電影《勇敢的人們》、《第八個是銅像》，唱起了《流浪者之歌》，講起了學習黃繼光、丘少雲的情景，我們會興致勃勃，因為這些伴隨著我們的童年。而年輕一代對這些全然不知而且興趣索然。前幾天，中央四台的《藝術人生》介紹張瑜和郭凱敏在拍完《廬山戀》後這二十三年的人生路程。我們這一代人看了覺得很親切，象這樣的電影，盡管幼稚但卻伴隨著我們的成長。現在的年輕人可能對那樣做作的表演不屑一顧。 　　中國不同的地方存在著文化差異。剛去上海的時候，同學問：“你知道‘幫幫忙’這三個字是什麽意思？”我覺得這個問題幼稚而好笑，“幫幫忙”誰都知道是什麽意思，沒有必要回答。同學說我錯了，這三個字在上海話中意味深長，在不同的場合和用不同的語氣講出來，意思大相徑庭。請人幫忙，可以說“幫幫忙”，嘲笑人和對人對事不屑一顧，同樣可以說“幫幫忙”。日子久了，對江南的理解也成了入鄉隨俗的事了。 　　國與國之間文化的差異就會飛越時空。每年春天，愛爾蘭人要熱鬧地慶祝Ｐａｔｒｉｃｋ節，人們穿著綠色的衣服，戴著綠色的帽子在大街上遊行。有一次，一個中國朋友跟一個美國人去看遊行。綠色是這個節日的象征，好客的美國人找來一頂漂亮的綠色帽子給這位朋友戴上。這位中國人勃然大怒，對美國人罵了一句髒話，搞得老美莫名其妙。“戴綠帽子”對美國人來說隻是一句平常的話，對中國人來說，這句話有無窮的含義。 　　這就如同一個在中國生活多年，說著一口流利中文，未必懂得“葉公好龍”、“環肥燕瘦”、“秦晉之好”、“黔驢技窮”、“杞人憂天”、“亡羊補牢”、“紅袖添香”這些成語的內涵。中國人聊天說“老張象周扒皮”、“小李象阿慶嫂”，大家會心一笑，對字裏行間的意思心領神會，而外國人卻幹瞪著眼睛，甚至現在的青年人可能也不知道所雲。 　　我很喜歡Ｄａｖｉｄ　Ｌｅｔｔｅｒｍａｎ主持的脫口秀。他口齒伶俐、博學多才、風趣幽默。剛開始很多幽默的話聽不懂。時間長了，有點耳濡目染的感覺，理解稍微好些。但麵對他的“十個幽默問題”時，多半還是迷失了方向。當觀眾們哄堂大笑時，我仍不知笑從何來。那些字明明就印在屏幕上，看懂了，但卻不知道笑聲背後的故事。 　　我們生活在美國，對現在發生的、正在經曆的事情，就理解它的內涵。比如講起克林頓和萊溫斯基的幽默，我們會笑。講起女生害怕到華盛頓去做實習生，我們理解深層的意思。可是講到“甲殼蟲”和“貓王”時代傳聞軼事，我們可能不知所雲。談及更遠點的東西，引用馬克·吐溫和傑克·倫敦小說中的典故、惠特曼的詩文時，我們更是如同墜入雲霧之中。雖然我們學過美國曆史，但那隻是浮光略影。 　　一位中國主管告訴我，他招聘人時，如果是中國人，他基本上能知道這個人的水平和說話的誠實程度。可是麵對一個外國人，僅僅一個麵試，他卻沒有這個把握。他太了解中國語言中所透露出的信息，而對外國人，這種文化的信息難以琢磨。 　　我們二十多歲三十歲才來美國，對文化的眷念仍停留在成長的時代。這就與我們很難放棄中餐一樣，就像很難接受一種宗教，很難將自己的心扉向上帝敞開。一個人的童年和青少年時代的生活和記憶可能會影響人的一生。 　　文化的情結總不停地在我們心靈深處縈繞。當我聽到蘇芮唱的《奉獻》時，那歌聲會把我帶到曾經生活過的校園裏，往日的朋友就會浮現在視線裏。當《北京的金山上》響起的時候，會想到帶著紅領巾在馬路邊走路的情景。 　　我隻有在曠野裏開車，聽著《鄉村的路》，才會將自己與歌聲和環境融為一體，但心卻沒有踏在“鄉村的路”上。當優美的《泰坦尼克》的歌聲響起，所能領略是一片沒有邊際的幻想和陶醉。但這些都是虛擬的世界。 　　中西兩種文化是很難交融在一起的。而西方人對東方文化的渴望其實非常有限。二零零二年五月，我見到了著名歌唱家戴玉強。享譽世界的魯道斯演出公司準備在秋天，將一台全部由中國人演出的《圖蘭朵》推向世界。而曾經捧紅了帕瓦羅蒂、多明戈和卡雷拉斯三大男高音的魯道斯先生非常想將戴玉強做為第四男高音推向全球。而他的兒子小魯道斯更是陪同戴玉強在美國十個城市做巡回宣傳介紹。在寬敞的劇場裏，戴玉強沒有用麥克風，可是他聲洪如罄的歌聲卻深深地吸引著前來試聽的少量觀眾和記者。 　　我采訪了他，期待著紅葉怒放的時節再見到他。可是他卻沒有來，他的經紀人告訴我，這場場麵壯觀的演出被取消了，因為賣票情況比預期的差很多。我心中有幾分遺憾，原以為這場演出會在美國和歐洲引起轟動。以為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會象劇中那首《茉莉花》在西方社會裏鮮豔地盛開。普契尼將《茉莉花》推成了中華文化的代表，我以為這首歌會讓西方人陶醉。但我發現自己錯了。西方人衷情於中華文化的人其實是鳳毛鱗角。他們與東方的文化相距甚遙。而經濟的發達又讓西方人陶醉在自我成就和文化之中。美國人知道我是中國人，就會問：你來自中國什麽地方？我說：武漢。除了幾個曾經在中國工作過或者到三峽旅遊過的人之外，沒有一個人聽說過武漢。我時常感慨，這座號稱“中國的芝加哥”的大都市居然鮮為人知。而中國人卻可以一口氣說出紐約、華盛頓、舊金山、洛杉磯、休斯頓等等。 　　文化將人們結合在一起。即便是同樣的語言，如果沒有同樣的文化，也很難走到一起。大陸人通常還是喜歡和大陸人在一起，聊天也罷、做朋友也罷、婚姻也罷。台灣人也一樣。盡管我們有著同樣的語言和共同的傳統文化背景，但是最近五十多年，我們的文化卻是兩樣的。 　　中國這十年巨變已經在我們與當代中國文化之間衝出了一條河流。回國講學，同行的朋友介紹完自己後，我補充幾句讚美之詞。我的誇獎是誠懇的也是實事求是的。可是，後來一個國內的朋友告訴我，在現在的中國，這樣補充介紹可能給別人的印象是我在說這個人也沒有什麽了不起，就這麽回事。頓時間，我發現再回來時，已經有了一個文化斷層。 　　生活在美國社會，這種文化上的隔閡更是阻止了我們與美國人的接觸。說實話，大多數美國人是友善的，甚至比自己的同胞還友善，但是那扇文化的天窗卻擋住了我們與他們的交往。我們與他們的交往是客氣的、表麵的。要找到一些共同的話題而且能讓這些話題持續下去，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可是當中國人碰在一起時，找話題易如反掌，談及我們教育的背景，畢業的學校，扯上某個認識的人，等等。很多話心照不宣，彼此深入地理解語言和文化的內涵。 　　文化又編織起一張張網絡。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文化將人們連在一起。而這些網絡是人成功最重要的一部分。古代有一朝君子一朝臣。當今則有“上海幫”、“清華幫”、“團派”的說法。一個才華橫溢的人可能因為跟錯了主子或者站錯了隊，而一輩子默默無聞。人生的命運有時候因為關係而可能發生戲劇性的變化。 　　在美國，一些人突破了這扇文化的天窗，因為他們編織起一張廣泛的網絡，就取得成功。趙小蘭成為“白宮學者”，在政界撒開了網。日後與布什家建立起千絲萬縷的聯係，加上與國會參議員結婚，這些導致她的成功。任築山博士曾經是教授，在加州時被州農業部門聘為顧問。而當這個部門的主管升任美國農業部長，就想到任博士，並委以重任。在一次聚會上，結識了一位二十八歲的韓國人，他是密西根州曆史上第一位亞裔州眾議員。他出生十八個月的時候，被一家美國家庭收養。養父是政府官員，所以他從小對政治就耳濡目染。大學畢業後，加盟了一位眾議員的競選班子。這位眾議員後來去做了參議員，眾議員的位子就空缺。他去競選就非常容易。他說：“我不是從零開始的，我的起點是站在別人的肩膀上。”他沒有文化的玻璃天窗，而有一張堅實的網，這張網幫助了他。 　　我們經常講人生的成功要有才華、勤奮和機遇。每個人對這三方麵的權重是不一樣的。但現在，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當一個人的教育和才能達到一定的時候，再往上走，關係網的廣泛與強弱就起到關鍵作用。我曾經采訪過一位美國大公司中國公司的ＣＥＯ，寫下《編織人生的網絡》一文。他對網絡的重要感慨萬分。多少人抱怨沒有伯樂，千裏馬沒有馳騁的疆場；多少人歎息英雄無用武之地。其實他們沒有編織起這張強有力的網。那扇無形的文化天窗在阻隔著。 　　（四）情結的玻璃天窗 　　來美國幾年後，見到了一件很好看的工藝品，叫“中國結”。盡管我們這一代人在中國文化的一個斷層裏度過了少年和青年時代，對傳統文化了解甚少，可是當我第一眼看到“中國結”的時候，除了覺得它漂亮外，心中會湧出幾分難以名狀的親切，仿佛這個結跟我們有著某種聯係，雖然至今我都不知道它的來源和內涵。麵對著這個小結，生活在異鄉的華夏兒女會勾起一絲思鄉的情結。 　　我們這一輩子可能要在吃中餐中度過。這一輩子也許會永遠生活在“中國情結”之中。這一輩子都會與那片古老的大地連在一起。即使加入了美國籍，把手放在胸口，凝視著星條旗，唱著“星條旗之歌”時候，心裏想到的可能還是中國。曾經看過一部非常好的電視記錄片《我們留學日本的日子》，講述中國留學生在日本的生活。有一位看上去非常能幹而精明的小夥子說：“我入了日本籍，叫日本名字，但我永遠有一顆中國心。”這句話道出了我們這些人的情結。 　　中國情結到處都是。比如生活在唐人街的中國人可以用自己的語言，保留自己的生活習俗和固有的文化，而生活得怡然自得。他們架起了一扇天窗，而且樂於生活在天窗下麵。天窗外麵的世界與他們無關。我們雖然生活在唐人街外麵，同樣喜歡同胞間的聚會，在卡拉ＯＫ中大展歌喉，在牌桌上大聲叫喊。在這群圈子裏，才放得開，才找到了自我。可是到美國人家做客，或多或少地有些拘謹，行為在自覺不自覺之間就變成了紳士和淑女。 　　我們築起一扇很厚的“情結”玻璃天窗。看美國社會，就象在觀看風景，隻是欣賞風景的美麗，卻沒有與風景融為一體。美國的事情好像與我們無關。選舉也不是我們的事情，美籍華人參加投票的比率隻有百分之十八。當美國取得亞特蘭大奧運會舉辦權的時候，我們對這個國家和這座城市懷著的隻是一份祝福，或許為自己能親眼目睹奧運盛火而倍感幸運。美國出兵伊拉克，占領格林那達，在我們的眼中，那隻是一場場戰爭，或許隻是在戰爭的正義或非正義的爭辯中來表述自己的觀點，或許感歎這個弱肉強食的世界讓人無可奈何。 　　而另一方麵，當“神舟五號”翱遊太空時，多少炎黃子孫感受到做中國人的自豪。當北京取得２００８年奧運會舉辦權時，幾乎全球的華人都沸騰了。有時候在某些特定的場合，看到五星紅旗升起，聽到《義勇軍進行曲》雄壯的樂曲聲時，心中也會激動一番。當中國與美國有了摩擦，多半人還是站在中國一邊。盡管我們對中國的現狀如何不滿，對社會的弊端如何抱怨。當美國的航空母艦在南中國海遊戈、飛機在南海上空盤旋的時候，我們義憤填膺。這就是中國情結。 　　同樣，美國社會也築起了一扇情結的天窗。亞裔的第二代膚色是黃的，心卻是白的。這些外黃內白的“香蕉”們完全是美國的思維方式，美國是他們的祖國。但是在很多美國人眼中，他們還是“外國人”。而白人的第二代自然而然地成為“美國人”。在奧運會花樣滑冰的賽場上，關穎珊敗給裏萍斯基，屈居亞軍。這時，電視解說員興奮地說：“美國人終於得了冠軍！”在他的眼睛裏，這時的關穎珊成了外國人。 　　（五）玻璃天窗下的追求 　　中國的巨變讓多少海外學子們羨慕。俞洪敏創造出“新東方”的奇跡，北大的同窗們充滿了感歎。楊慶元三十多歲成為“聯想”集團的總裁時，交大和科大的同學又有怎樣的歎息。在一批同代人成為省市領導、大學校長、公司總裁、自己創業轟轟烈烈的時候，我們卻在一個安逸的屋子裏，享受著田園般的生活。可是我們的心安寧嗎？ 　　來美國留學的這批人，雖然不敢說是一群精英，但是整體水平不低，其中有不少人才華橫溢。如果錯過了中國曆史性的發展機遇，心裏真的會別有一番遺憾。一位回中國做一家汽車公司付總裁的朋友說：“中國正處在千載難逢的時期，過了這個村就沒有那個店了。”今天中國的誘惑牽動著一個情結。越來越多的人正在繞過了玻璃天窗，回到中國發展。海歸似乎成為一股勢不可擋的趨勢。 　　同樣，也有越來越多的人在敲打著這扇玻璃天窗，走進美國深處。有一位朋友放棄工作，在２００２年美國中期選舉的時候，成為一位眾議員候選人的競選助手。她的目的就是希望突破玻璃天窗，尋找一條捷徑進入管理階層或者政界。如果這位候選人成功，她可能隨他去華盛頓，那將給她提供更多機會，就如同趙小蘭當年那樣。如果失敗，這段寶貴的經曆對她去尋找高層主管的職位會有幫助。 　　雖然人生的成功並不能用金錢和封官授爵來衡量，雖然人生的終極是追求心靈的平安和快樂，但在這個世俗的社會裏，我們卻掙脫不了“成功”的枷鎖。起碼來到人世一場，也要瀟灑地走一回，讓有限的生命轟轟烈烈。 　　玻璃天窗啊，我們享受著天窗下的安寧，更渴望著天窗外的藍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