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竹: 我的新生活

我的新生活 文竹 我的丈夫是個天生的樂觀派。從他的大嗓門裏發出的那特有的爽朗的笑聲早已成了他的標誌。常常是未見其人，先聞其笑，就像每一天回家他都要用笑聲宣布他的到來。在他的感染和影響下，我的性格也漸漸的從憂慮派變成了樂觀派，學會了以積極的態度對待人生，享受人生。我要感謝他的影響，幫我治愈了我過去感情上的創傷。 還是在七八年前，我們在一個大學的圖書館裏認識的。當時我正在潛心苦修教育博士的學位，而他正在編寫一本“息怒手冊”—Anger Management Manual. 我們在圖書館的休息室裏萍水相逢的聊了一會兒，竟然發現我們有很多共同的語言，有種相見恨晚的感覺。結果這隨便一聊就聊了幾個小時，我們也對彼此有了大致的了解。他在十多年前與他的前妻共同收養了一對兄弟，大的四歲，小的隻有二歲。當時大的已有十六歲，在一個專門接收有過問題的，青少年犯罪過的集體家庭生活，小的十四歲，跟他過。他幾年前與前妻離婚時，小兒子告訴法官，媽媽常常用梳子打他和他的哥哥，不肯跟媽媽過，所以法官把小兒子判給他撫養。雖然小兒子比大兒子好一點兒，但在各方麵也有不少的問題，尤其在學習方麵，他經常逃學，不肯做功課。我先生一個大男人，又當爹又當媽，還要去上班，有時真是力不從心。 我聽後覺得很感動。看上去他大大瀝瀝的，想不到還擁有一顆溫柔善良的心。那時我已近四十七歲了，在猶他州讀大學的女兒是我在美國的唯一親人。在我走過的大半生裏，一路上經曆了太多的坎坷，心受過傷，流過血；現在能在這茫茫人海覓得這樣一個知音，直是又驚又喜。我們認識後不久，他就抽空到我周末上的漢語班來聽課。我那時一共教三個班。第一個班是初級班，大多數是五歲到六歲的孩子。我先生便跑到初級班來聽課，跟五六歲的孩子們一起學漢語，雖然誰都知道他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們給他取了一個中文名字，叫他“李馬克。”從此，初級班裏就有一個發音怪聲怪調的老學員，常常引起全班轟堂大笑，但是他一點兒也不在乎，還是很認真的跟大家一起“學漢語”。 一年多以後，我們決定遷移到加州定居，共同建立新的生活。當然剛開始一起生活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尤其還有一個十五六歲的年輕人。常言道：“牙齒和舌頭都難免因接觸不良而打仗 …” 更何況夫妻間朝夕相處在日常生活中發生的摩擦和衝突了。對於來自不同文化背景有著不同膚色的夫婦來說，那就更需要有極大的耐心和愛心，互相理解，不斷調節，才能使婚姻幸福美滿。雖然在事業上我們各幹各的，但回到家中，我們之間的摩擦幾乎天天會有。剛結婚時，從早上問題就來了，比如我要吃稀飯，醬瓜，可他和他的兒子要吃 bacon and eggs, 到晚上問題還是沒完，因為我一到十點就累得要上床睡覺，而他們半夜三更還在看書，看電視，玩電腦，影響我的休息。由於我先生當了多年單身父親，有時做不到前後一致(consistent), 所以他兒子就會找借口，輕而易舉的操縱他爸爸，直到我的出現。有時我們為了他兒子的教育問題，爭的麵紅耳赤，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好在我是搞教育的，他是搞心理谘詢工作的。每當發生矛盾時，我們就坐下來交流思想，認真聽取對方意見，然後一起分析，一起尋找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案。他兒子繼續經常逃學，不肯好好讀書做功課。我們決定由我去找他談，幫助他合理安排作息時間，製定出補課計劃。同時，我還定期檢查，監督他的進展情況。兒子不聽他爸爸的話，但對我隻得乖乖的聽指導。 用他兒子的話說：“這個中國女人真曆害，我不能操縱她。”（This Chinese woman is really tough, I cannot manipulate her.）同樣，我先生對我女兒十分的關心。那時女兒也才十八九歲，離開家一個人在猶他州的大學讀書，各方麵的壓力很大，她的心情不好，我也不知如何幫助她。我先生便自告奮勇的打電話給她，在電話裏給她做心理輔導，對此我一直感激著他。 現在我們的孩子都已成年，我的女兒在讀研究生，他的兒子在美國陸軍當兵。我們的日子也過的越來越和諧，甜蜜。為了身體健康，我們現在早上一起吃oatmeal, 晚上常吃清蒸鮮魚，豆腐，炒菜，有說有商量。當然我們有時還會有磨擦，如同牙齒和舌頭一樣，碰撞後，重新調解，互相體諒，和平共處。在美國奮鬥了十多年，我現在第一次感到真正的幸福和輕鬆。 我們現在的生活好像掉進蜜糖罐裏，有時一覺醒來還真懷疑自己是否在做夢呢。從我走過的大半人生，我得出來一個結論：女人的一生難免要經受大大小小的挫折，即使有了挫折也不要怕，擦幹眼淚，麵對現實，勇敢地迎接明天的到來，相信明天一定是個豔陽天。即使歲月催人老，但隻要還在奔跑在人生的旅途上，就永遠不要放棄追求幸福的希望。“山窮水盡疑無路”時需記得總有“柳岸花明又一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