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湧: 我們孩子聽什麽故事長大

我們孩子聽什麽故事長大 薛湧 女兒在美國出生，自幼上幼兒園、講英語、聽美國孩子的故事。如今3歲了。我們作父母的，總希望她能夠保持中文，學一點中國文化的東西。於是，請國內的親友寄來許多中文的兒童讀物，什麽《西遊記》呀，《哪吒鬧海》呀，等等，等等，都是些傳統故事，應是很有中國文化的特色了。孩子看慣了英文的讀物，一見這些風 格不同的中文書，更是新鮮得不得了，一天到晚纏著媽媽，“講書！講書！”鬧個不停。 然而真給她講起來，卻發現根本講不下去。比如上來先看的是《孫悟空三打白骨精》。先是見白骨精變成一個可愛的女孩子。孫悟空上來不由分說，一棍子打死。女兒從小讀英文的兒童讀物長大，哪裏見過這場麵，忙問媽媽：“他為什麽打小姐姐呀？小姐姐怎麽啦？”她一邊說，小手還一邊指著被打死在地上的“小姐姐”。一 會兒，白骨精又變成一個找女兒來的老奶奶，孫悟空立即又一棍子將她打死。女兒又問：“他怎麽打老奶奶呀？”下麵幾頁，白骨精變成了個和藹可親的“老爺爺”，結局當然還是死於金箍棒下，女兒還是要大惑不解地問，大人還是要滿頭大汗地給她解釋。但不管你怎麽解釋，你無法向她說明為什麽可以打人，為什麽要使用暴 力。 孩子上美國的幼兒園，無論如何是接觸不到這些東西的。在美國，不僅是三、四歲的小孩子，即使在大一點的孩子的教育讀物中，也沒有這些。老師帶著孩子觀察動物、昆蟲，培養他們熱愛生命的價值。在三、四歲時，這些孩子不用說見不得打死人，就連打死動物的場麵也沒見過。 我們這一代當年是看“三打白骨精”的故事長大，而且都會背誦“金猴奮起千鈞棒”的詩句。我們從小被灌輸的是“繃緊階級鬥爭這根弦兒”、“知人知麵不知心”。沒有人教我們怎麽去騙人，但在我們的世界裏，別人要隨時來騙我們、害我們。我們對人要象孫悟空一樣堅決地、不留情地“鬥爭”。 再看看其他的故事，什麽《東郭先生與狼》呀，什麽《農夫與蛇》呀，所宣揚的價值，無非是如何警惕他人，如何不能心慈手軟。曹操當年“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殘酷名言，令世人不寒而栗。但是我們的文化從小對孩子灌輸的，是否也是類似的價值呢？ 對於兒童而言，美國是個很危險的社會，在某種程度上比中國還危險。但是人家從小教育孩子，重點還是教孩子如何信任別人，如何尊重別人，如何珍惜生命。而我們的讀物裏麵，總是教育孩子如何不去相信別人：一個可愛的女孩，一個善良的老奶奶，一個和藹的老爺爺，都不可信，都可能是妖怪，最後無不用殺、殺、殺來主持正義。對這樣長大的孩子，你還指望能教育他們“誠信”麽？ 記得“史學之父”希羅多得在他記述希波戰爭的《曆史》中，談及波斯的專製君王在征討希臘城邦聯盟前講的一段話：“那些希臘人非常愚蠢。他們跑到市場上，一起發誓說‘我們彼此信任’，然後就做起生意來，對這樣一句空話還挺當真！”他所指的，主要是雅典這樣的民主城邦中的事情。在他看來，這些人頭腦簡單，輕信他人，不如他老謀深算，很容易征服。誰知最後他那數倍於人的遠征軍被小小的希臘城邦聯盟徹底毀滅。 《曆史的終結》一書的作者福山，曾寫過一本《信任》，稱西方文明及日本的成功在於其社會中有信任感，而象中國這樣的社會則缺乏信任感，中國人作生意時隻相信自己家裏的人，因而很難擴大經營規模，等等。無論對這一理論如何評價，我們不能不承認，我們從小對孩子灌輸的，還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的信條。“三打白骨精”也好，“農夫與蛇”也好，“東郭先生”也好，都是這一哲學在兒童教育中的貫徹落實。象唐僧這樣心地善良、愛把人往好處想的人，不僅成不了人們模仿的榜樣，反而是個迂腐、昏庸的笑料。 當然，不管“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多麽暴力，這暴力後麵總還有一套道理。畢竟我們的社會還不那麽安全。《哪吒鬧海》就更出圈兒了。小哪吒剛剛生下來不久，形象還是個天真爛漫的孩子。他跑到海裏玩耍，攪得海水不靜，東海龍王派自己的兩個兒子來看個究竟。誰知見了哪吒話不投機，哪吒一下子把他們全打死了，而他的 樣子還是一副天真爛漫的樣子，就象女兒幼兒園了的小朋友一樣。看到這裏，我恨不得把女兒的眼睛給捂上。孩子們在幼兒園裏，互相之間為了個玩具常常衝突，老師總是借機教育他們，要分享你們的東西，要爭得對方的同意，要通過談話解決糾紛，不能容許有一點暴力。而我們的書，對這種無緣無故的暴力行為不是譴責，反而為之叫好：看小哪吒多有本事！ 記得小時候帶我長大的保姆，是一個從農村來的文盲，但她總是說“老不看《三國》，少不看《水滸》（一說《西遊》）”。如今，《三國演義》也好，《西遊記》也好，《水滸傳》也好，都成了我們的文化遺產。可是你看看這些書裏，“英雄”殺起人來，常常沒有個是非。李逵要是“殺起性來”，那基本上是見人就砍，讀者看了跟著說“痛快”！你也見不到作者對開人肉包子店的孫二娘有什麽道義上的譴責。 難道我們還要坐視我們的孩子讀這些東西長大嗎？難道我們不該想想我們給孩子帶來了什麽樣的價值觀念嗎？難道我們不該對我們的文化有所反省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