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親離開我們已經有一段時間了,我們也從最初的震驚和慌亂中逐漸走了出來。父母親和我們共同生活了幾十年的時間,是他們給予了我們生命,並陪伴我們度過了無助的童年,懵懂的少年,迷茫的青年,和無奈的中年。我們不僅僅身體中流淌著父母親的血液,繼承了他們的相貌,而我們的性格思想,甚至價值觀也很大程度上受到他們的影響。
現在是我們可以懷著淡淡的哀傷,和悠悠的感恩的心情來回望父母親和我們在一起生活的點點滴滴,紀念他們,和我們自己那生命之河的無聲流淌。父母親和我們共同生活了50~60年,他們的家就是我們童年,少年,和青年時代的家,即使後來我結婚有了自己的家,甚至再後來一家三人移民加拿大,父母親的家也始終還是我們的家。父母親家的房間布局,家具的擺放都刻畫在了我們的腦中了,成了我們對父母親記憶的一部分。在我們自己也漸漸老去 ,記憶也開始摸胡不清的時候,我們希望通過父母親先後生活過的四處住房為線索,分別展開我們的回憶,以生活細節為主,爭取圖文並茂,生動詼諧,再現我們和父母親曾經的生活,讓那生活的點點滴滴再次鮮活起來。

三區11號樓1門7號(1962春年至1982年春)
父母親結婚後就住在這裏,直到我上大學的那年冬天才搬走,一住就是二十年。我的整個童年和少年時代也是在這裏度過的。那是一幢50年代初蓋的蘇式四層灰磚L形的轉角樓。位於三層的1門7號,進門是一個有點兒昏暗的帶拐彎的走廊,連接著四個臥室,盥洗室,廁所,走廊的盡頭就是廚房。這樣的單元在住房緊張的六七十年代,大都是兩三家共用的。


我們家原來住在單元中西南角的那個房間裏,等到我5~6歲時,一家三口不得不橫過來睡在一張雙人床上,父母親在床的一側加了一排三把紅木椅子,他們的腳就伸出來放在上麵。1970年夏天單位人員下放,原來住在單元中東南角房間裏的鄭家,舉家搬回老家杭州,那間房子就空出來了。父親抓住機會,趁著天下大亂群龍無首,就把自己家從西南角的房間搬到東南角的房間裏了。父親講東南角的房間和西南角的房間並沒有什麽大差別,隻是東南角的房間裏的壁櫥伸出去,占用了西南角房間的麵積。有圖為證。於此同時又把單元中一進門的那個小房間也占居了,這樣我們家就有了二個臥室。

我出生後在蘇州老家的外公外婆趕來北京幫忙,呆了一段時間後要回蘇州了,希望父母以後要多寄些外孫子的照片。 那時照相都是要到照相館的,而我在照相館中總是別別扭扭,頗不配合。父親沒辦法就打算自己買個照相機,方便自己隨時都可以拍照。父親覺得135相機的照片太小,每張都要放大,而120相機的照片大小合適,可以直接放到相冊中了,於是家中就有了那個上海牌雙反120膠卷相機。家中的黑白照片大都是用這台相機拍的。那時節照相機可是貴重物品,爸爸把它鎖在櫃子裏不讓我碰的。
我大學二年級的地質實習,我才第一次要來了這台照相機,帶著它到東北的遼寧撫順大夥房水庫,吉林白山水電站,豐滿水電站兜了一圈;後來春節寒假期間我到蘇州上海探親;我大學的畢業實習,湖北葛洲壩水電站,和三峽都用上它了。
80年代中後期,彩色膠卷開始出現,且都是135膠卷,這台隻能用120膠卷的照相機就沒有了用武之地。爸爸多年以後就把它處理給了寄賣商店了。

這張照片應該是爸爸媽媽1977年在東南房間裏拍的,我則從他們身後牆上那麵鏡子裏可以看到,正在東窗口前按動照相機的快門。
照片中可以看到那時正是冬季,父母親在家中也穿著棉衣,說明室內溫度並不高。木製的窗戶在冬季幹燥收縮,窗戶與窗戶,窗戶與窗框之間都是縫隙。講究的人家在冬天都要用紙條把窗戶都糊起來,防止外麵的冷空氣鑽進來。而媽媽則用剪成一條一條的硬紙片兒,塞在窗戶縫隙中,阻擋冷空氣的入侵,但是效果肯定不如糊窗戶的好。北方冬天的冷空氣在物理學原理的作用下,見縫插針地要往溫暖的室內鑽。那可是針眼大的窟窿,鬥大的風啊。

家中還有一台挺莊重典雅的電子管收音機,平常擺在小櫃子上,上麵還蓋著一個防塵用的白色鏤花巾,並不怎麽用的。那年我因為發現了近視眼,因此每周有三天都要乘公共汽車到廣安門中醫醫院去紮梅花針,結果太累了得了腎炎,不得不休學一個學期。我一個人在家中,就靠這台收音機打發時間哪,整天都開著它。我從收音機裏知道了當時正在發生的10月中東戰爭,和第一次世界石油危機。
1門7號有四間臥室,住了三家人,我們姚家占了二間臥室,謝家,和閆家各占一間。閆家人隻是晚上來睡個覺,平常沒有人在的,隻有姚謝二家總有人,並共用廚房廁所,所以一個單元的總水電費也就依人口和房間裏的電燈瓦數分攤。現在我每天都開著電子管收音機,謝家不樂意了。他們早上出門上班時查看了位於樓梯間的單元電表數字,傍晚回家再查看電表的數字, 兩個數字一減就有了我一個人白天在家聽收音機的用電量,數字很大,再按電燈瓦數分攤電費他們就吃虧了。
這個問題出來後好像沒過多久,我們家收音機的調台旋鈕就不工作了,裏麵調台用的一根尼龍線磨斷了。爸爸抱上它去修理好後,就直接把它賣給了寄賣商店,然後又去買了一個磚頭大小的半導體收音機。那是一台隻有中波的收音機,黑白二色的塑料殼子,外麵配一個黑皮革的套子,挺結實耐用。我少年時代的很多信息都是從收音機中聽來的,常常在特定的時間裏收聽中外歌曲,電影錄音剪輯,小說連播等節目。
每天中午吃飯的時候,12:30分有一個《長篇小說連播》節目,從文革時期的《金光大道》,《萬山紅遍》,《桐柏英雄》,到後來的周克芹的《徐茂和他的女兒們》,姚雪垠的《李自成》,葉辛的《蹉跎歲月》,霍達的《穆斯林的葬禮》,路遙的《平凡的世界》,和劉斯奮的《白門柳》等等。我的文學啟蒙都是從聽這些作品得到的,真正自己看的文學作品並不多。那時候自己掏錢去買一部長篇小說來讀,確是有些個奢侈。直到今天我也沒有幾本自己買的小說擺在書架上。
我也從這個節目知道了文學編輯葉詠梅,她的文學鑒賞力讓我敬佩,因為很多在節目中播出的小說,後來都得了茅盾文學獎。據1992年第三屆茅盾文學獎的評委蔡葵講,許多評委都是聽了《小說連播》,才熟悉了解作品的。
據葉詠梅自己介紹她當時和國內主要的出版社的長篇小說的文學編輯們都保持著聯係,誰有什麽作品準備出版,她第一時間就知道了,並也拿到了文字的複稿。隻要她認為好的作品,就會率先在她的《小說連播》節目中播出,最後甚至大大提高了小說的知名度,擴大了出版社的銷量。例如路遙的《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在出版時就遇到了困難,出版社原來想以預定數不足,同時編輯也覺得作品的文學性不夠高,而否定這部作品的出版,結果小說播出後反響巨大,好評如潮,也成就了這部作品,和路遙本人。

在這張照片中我特意用紅色箭頭指出了黑色人造革套子的半導體收音機,和放在一頭沉寫字台後麵的單缸洗衣機。
在商店中剛剛出現洗衣機的時候,住在同一幢樓2門裏的總工程師丁家率先有了一台,爸爸得到消息後就去人家家裏看了看了解使用情況,之後就決定也去買一台。爸爸覺得家裏洗衣服是個大任務,有個洗衣機可以大幅度地減輕家務勞動。那時每個星期天的傍晚天色開始變暗,而開燈又有點兒早的時候,我就開始洗自己的衣服,在盥洗室的陶瓷洗臉池上放了洗衣板,在濕衣服上抹了肥皂,再用刷子刷,領子袖子前襟,膝蓋褲腳。
爸爸是從位於鼓樓大街的地安門百貨商店買的洗衣機,北京洗衣機廠生產的白蘭牌洗衣機,他是如何把這個大家夥運到家裏的,我就不記得了。洗衣機每個星期天要用時,就搬到對麵的盥洗室裏,接好上水,下水就直接連到地麵上的地漏中。這台單缸洗衣機一直用到父母親1981年底搬離這個單元。新家沒有擺放這台機器的地方,爸爸不得不根據新家廚房的尺寸,去買了一個窄而長的雙缸洗衣機,塞在廚房的洗碗池邊邊上。
大概是79年父親到上海出差,回來時帶了一台黑白電視機,無錫電視機廠出品的“紅梅”牌12寸黑白電視機。他在那裏有些個私人關係,直接從工廠裏買了一台。電視機就擺在了小房間的3個箱子上,平時也就隻看看新聞,要有特別好的節目才可以再看。為此媽媽還訂了一份電視節目報,把一周內要播出的好節目事先畫出來,到時候準時收看。法國電影《紅與黑》就是在電視上看的。
四巷1號樓2門262室 (1982年春至1995年秋)
我們一家終於有一套不與別人合住而完全屬於自己的房子了。新家是一個二居室,兩個房間和廚房都朝東,陽台在廚房外邊,北麵的大房間是爸爸媽媽的臥室,南麵的小間是我和弟弟的房間,兩個房間中間是一個很小的過廳。


大房間裏正麵靠牆放著那張一頭沉的寫字台,現在它已經不再用來學習了,而是在上麵擺了一台24寸的日本產的彩色電視機,那是爸爸到巴基斯坦古杜發電廠現場設計後買回來的大件。家中的電視機隻在周末才看得時間長一點兒,平常日子裏就是看看7點鍾的新聞聯播和後麵的天氣預報,然後就關機了。父母在大房間裏,爸爸總在那個縫紉機做成的小桌子上麵寫寫畫畫,琢磨著他工作中的技術問題。媽媽在大沙發上平心靜氣,準備睡個好覺。小房間裏,弟弟在飯桌上寫作業,而我就坐在小衣櫥前,帶上耳機用那台有短波收音機的單卡收錄機聽敵台,主要是英語廣播,但信號太弱,幹擾太強,收效甚微。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們93年8月生了女兒,等到94年2月底,妻子6個月的產假到期了,要回單位上班了,嶽父母家就不好再住了,那裏離我們兩個人上班的地方太遠了,我們一家三口不得不都擠到父母家的小二居來了。我們三口住小房間,原來依著牆角分別排開的二張單人床正好我們二個大人睡了,女兒則睡在一個可以移動的小嬰兒床裏。

弟弟就隻能擠到父母的大房間裏了,每天晚上睡覺前先把大沙發翻過來,鋪上褥子被子睡覺,第二天起來再都收拾起來。
94年的夏天是我們祖孫三代六口人比較難過了一段日子。房子在頂層,一整天的烈日曝曬,室內是熱氣蒸騰。房子又是朝東的,單元門正對著樓梯間,垃圾道的氣味都升騰聚集在了頂層,也不能開大門,而且東西向也沒有什麽風。
每天晚上我妻子和女兒先洗洗在小房間睡下了。剩下我們四個大人也要分別端著大澡盆在大房間裏洗澡,若是弟弟一個人在房間裏洗澡,我們三個人在小過廳和小廚房裏盲動,媽媽習慣坐在門廳裏的那個小凳子上,那也是我們平時洗腳的地方,我則站在大門口,爸爸沒有地方去了,隻好站在小廚房裏了。廚房裏那個通往陽台的紗門還不能老開來開去的,容易把蚊子放進來,那晚上睡覺就麻煩了。
94年7月妻子從單位分到一個小二居,我們一家三口才搬離了這裏。一年後,父親在退休前也終於從設計院分到了一套三居室而離開了這裏。
30號樓11門403室 (1995年秋至2004年初)

2000年春節,我們大家在客廳中的合影。我們已經決定這年的夏天,就遠走加拿大了。此一去關山重重,人地二生,一切從零開始,父母心中雖是十二分地不放心,隻是我們都人到中年了,也就不說什麽了。
1號樓1門205室 (2004年初至今)


2020年春節,國內開始封城之前,妻子在父母親家客廳。
世界上有的民族有這麽一個傳統,死的人是要死二回的,第一次是他肉身的死亡,但他的靈魂還活著,他的音容笑貌還活在他的親人們的心中,當他的親人們也死了,或是都忘記他的時候,他的靈魂也就死了,這時他就完全死了。
父母親是會在我們的記憶中長久地活著的,因為我們的身體中流淌著他們的血液,我們的相貌中有著他們的影子,而我們的價值觀和性格中也有他們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