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啟博：我的父親周一良

（一）尷尬群體中的一個 

父親周一良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去世，享年八十八，當屬高齡。遺憾的是他未能把想說的話全部形諸文字。 

父親對子女隨和，不象母親有時不嚴自威。但他少與子女談心。以我觀察，他有兩批較能推心置腹的朋友。一是留學哈佛的“學友”，青年學子在異國共度寒窗，鑄就友誼。二是文化革命中因“反聶（元梓）”而同被關押毆打，和因“梁效”而同被禁閉整肅的“難友”。學人罹難共度鐵窗，遂成莫逆。我自己成年後很少與父親深談，直到年逾不惑，發現自己青少年時是在謊言包圍中渡過，才有意識地找父親交流，並探索他這一代知識分子的思想變革。 

父親是一個企業世家兼文化世家的長子，家教是忠恕之道和謹言慎行。少年青年時潛心文史，所在學科前輩和同儕對他頗為看好。如果他能按自選方向走下去，學術上當有可觀成就。然而他生不逢時，在中年以後被社會環境壓倒，奉領袖為神明，把改造思想以達到領袖要求當作高於學術甚至家庭的終極目標。每當他未泯的人性和常識與領袖的方針衝突，他都認為人性和常識是自己未改造好的表現，“改造思想”成為他永遠追求也永遠達不到的目標，而他從不懷疑“神”即領袖是否有什麽不對。直到被領袖的黨招進“梁效”寫作班子，又被同一個黨定為反黨反領袖而予以整肅，才開始反思。他噩夢醒來，已是暮年。學術黃金時代早已過去。他還能作的，是把自己的經曆和教訓形諸文字，使後人能以史為鑒。 

喪事完畢，我即為生計奔走南京等地，閑暇時縈繞腦際的常是父親未說完的話，還有他後半生的經曆。在津浦線上，玄武湖畔，我搜索久遠的記憶，寫下了我能想起的代表父親思想變化的點點滴滴。 

一九四六年，父母結束了八年美國留學生活，攜帶一歲多的我先乘火車後轉運兵船回國。像他們的同輩學子一樣，父母親“學成回國”的民族意識和“服務派出單位”的道義責任感很強，與三十年後我這一代留學生的精神狀態實不可同日而語，再加上即將見到被抗日戰爭阻隔多年的長輩親友，父母十分振奮，忘卻了寒窗苦讀和育兒做工的疲勞。我當時剛剛學步，白天父母不得不牽著我四處走，晚上我又經常哭鬧，驚擾四鄰。惹得同行美國旅客不斷打來電話抗議。母多次道歉後終於耐不住說“你也曾經是一歲孩子來著！”四鄰遂不再抱怨。父親曾在我當時相片的背麵寫道“這孩子十分累人”。留學生們在太平洋上顛簸數周後安抵國門。父親依約回派出單位燕京大學任教，一九四七年轉往清華，在那裏渡過了中國大陸政權易手前的三年。 

那時大學是國共軍事廝殺之外的另一戰場，中共地下黨極為活躍。父親對國民黨失望，對中共因不了解而抱有希望，所以參加了一些中共發起的反蔣活動，也在家中為中共組織的學生護校巡邏隊提供過飲食。父親有請來客簽名的習慣，他的簽名簿上有從學界聞人胡適到日後位居要津的艾知生、朱熔基的各色人等。中共地下黨以師生夥食問題發動反蔣反美簽名和遊行，聲勢浩大。我問過父親當時校內師生營養是否壞到十多年以後中共治下餓殍千萬的程度，他如實說當然沒有。我也向當時在校學生求證過，答案是當時學生食堂粗糧青菜管夠，所以學生是吃飽之後上街遊行反饑餓的，國民黨並未因此開槍。對於轟動一時的美軍強奸北大女生事件，父親采取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胡適等人的客觀態度，沒有聽信中共的炒作。我見到他日記中記下的國民黨警察認為有傷風化要將該女生和美軍驅離東單廣場的經過，以及他和同事對此事的談論。 

國人在一九四九年不明智的選擇，成就了領袖毛澤東的皇 帝夢。父親這一代知識分子中，當時對中共有清醒認識，並有條件離開大陸的是少數。多數人懷著期盼和興奮或者不安與無奈的心情留了下來，渾然不知領袖懷著早年報考北大落榜的嫉恨和意識形態的偏見將在以後幾十年如何收拾他們。當時的傑出政論家儲安平，曾提醒國人民主在國民黨統治下是多和少，在共 產黨統治下是有和無的問題。但他自己也留了下來，何況父親這種不喑政治的學人。 

一九五零年，父親隨北大、清華等校師生去四川眉縣參加土改。這些知識分子參與了無償剝奪合法擁有田產者，有的甚至目睹了槍決自食其力者，死刑的罪名就是合法擁有田產。領袖以殺人立威，也提示了知識分子未來的命運。有產即有罪的“原罪”觀念，不久就發展到有知識也有罪，並在以後幾十年禁錮父親的思想。知識分子們在“鬥地主”時沒有想到農村擁有財產者的今天就是城市擁有知識者的明天。 

數月之後，有各種具體名目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果然開始。父親的前輩同輩學人中，不乏有獨立人格和深厚學養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他們多年來對執政的國民黨監督批評，克盡言責，被時仍在野的領袖引為戰友與同路人，以助其取蔣介石而代之的大業。曾幾何時，領袖登基，這同一批學人天真地以為新政府會象國民黨一樣容忍他們指摘自己的缺失。豈知領袖以思想改造大棒劈頭打下，學人麵臨在國民黨時代未見的高壓，他們後半生到死都作不完的檢討就此開始。知識分子有知識，必是剝削工農得以上學而來，所以有知識就有罪，如再對領袖和當局不敬，則罪上加罪。中央、各省市和學校報刊連篇累牘登載全國、各省市和學校知名學者的文章發言，內容除自我批判外全無他物。據父親當時的學生介紹，清華當局將知識分子按左中右排隊，父親年輕，被認為曆史清白。同時父親所在清華曆史係有比父親資深的聶崇歧教授、父親在哈佛的齊思和學長等，他們在內戰後期曾為保存國家元氣和減少人民苦難而呼籲和平，為當時打內戰正打得順手的領袖所不喜，或曾在玩笑時對領袖不恭，而被重點拘禁批鬥。有他們首當其衝，父親被劃為團結使用對象。 

傳記《曆劫終教誌不灰》，記錄了父親的老師顧頡剛老先生白天開會被迫辱人自辱，晚上悲憤委屈痛不欲生的經曆。父親的回憶中對這一時期隻以一句帶過。我再三問他，他說已不複記憶。這是因為他已帶上“原罪”的緊箍咒，認為領袖這樣處置知識分子理所當然，加之自己當時過關也相對輕鬆，所以未留深刻印象。 

當局在思想改造運動之後趁熱打鐵，開始了貽害科學教育幾十年的院係調整。國民黨時代行之有效的院校係科設置，被強製解散，按照蘇聯模式重新組合。父親此時被分到北大曆史係任教研室主任。 

在院係調整中人文學科受害遠大於理工學科，許多人文專業如心理學，社會學從此被降級或取消。原長北大曆史係的著名史學家鄭天挺，一九四九年受胡適委托和哲學家湯用彤共同在新政權下照看北大，此時鄭被遣送天津，以便給中共黨內曆史學家翦伯讚讓出曆史係主任位子。我家在北大的鄰居周先庚教授，三十年代在斯丹福大學獲心理學博士學位。父親說他聰明過人，但終其一生，他未能施展才學。在西南聯大研究勞工問題卓有建樹並留學美國的社會學家史國衡教授，被分發到清華圖書館，從此告別社會學。 

一九五六年初，高教部為當局的全國知識分子問題會議準備了關於北京大學的調查報告，報告中提到父親一類人時說他們“受舊社會影響較小，解放後接收新鮮事物較快，政治思想進步較大……這種人對馬列主義理論與蘇聯先進經驗是積極學習，對學術思想批判也是較自覺的參加的。一般都比較年輕，與黨團員，青年助教有較密切的關係，有入黨的要求，有些也可作為培養對象。有些雖學術地位不夠高，但有發展前途，如陳閱增，周一良等。”報告的調子是，比父親年長的知識分子大約隻能當作批判對象，父親這個年齡組尚可利用。父親獲得當局這一好評，原因之一是一九五五年寫了批判胡適的文章。胡適是父親在一九三零和一九四零年代尊敬的師長，兩人在中國和美國都有過相當深入的學術交往。現在既然領袖要批判胡適，父親當然應命上陣。雖然過去和胡先生相熟，但那時胡已不在大陸，無需麵對，父親心理上尚能承受，但他沒有想到事隔半個世紀自己對此會十分悔恨。而且不久之後，領袖就要他麵對麵批判每日朝夕相處的同事和學生。 

父親在一九五六年被當局接受入黨，並由教研室主任提升為曆史係副主任。父親的這段好日子過了不到一年，中國知識分子就再次大難臨頭。一九五七年，領袖發動整風反右，先誘人發言，再以言定罪。全國幾十萬人被戴帽子，妻離子散甚至家破人亡的慘劇四處上演。父親在清華的好友丁則良教授此時已調去長春東北人民大學曆史係任教，隸屬中共黨內史學家呂振羽領導。呂以自己著作請丁指正。丁如有心機，自當捧場幾句交差。但丁是樸實學者，認真研讀之後寫下多條意見，致呂不悅。反右風起時丁正出國開會，呂將丁缺席定成莫須有三人反黨集團之一。丁返國抵京，聞訊如雷轟頂。丁伯母擔心丈夫出事，從長春趕來北京終日陪伴，丁伯伯明白自己已無出路，也為減輕家人將受的牽連，表麵不動聲色，每天像他人一樣看大字報，暗中寫好遺言，終於找機會躲開親人朋友在北大投湖。當時我讀初一，一天，母親告訴我丁伯伯在未名湖淹死了，看著母親一臉少見的焦灼和緊張，我問湖水不過腰怎麽能淹死，母親說丁伯伯抓緊水草把頭埋進泥裏，是自殺。父親不但不能為丁辯誣，還須參加會議批判老友，他發言批判丁伯伯是“辜負了黨的培養重用”，以為調子已經夠高，不料接著發言的陳慶華更加凶猛：“這種人活著也起不了好作用！”父親才知道自己的表現還沒滿足要求。其實丁與陳私交不錯，丁自沉之前寫下留言給陳說“我已劃右派，與你隻能來生再見”。陳知道如要自保必須以高於所有人的調子批丁。父親繞丁伯伯棺木以告別，並將丁遺書長置案頭。我愛翻看父母案頭文字，所以記住了遺書頭一句話：“我出此下策，是因為實在記不起自己所說過的話……。”丁伯伯鳴放整風時人在國外，沒有機會說任何話，當然無從記起。可是當局從日常談話中隨意羅織幾句，說你說了，你就是說了。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喪夫失怙隻是丁伯母和子女噩運的開始。隨後他們被逐出學校，遷離長春，剝奪受教育權利，似將永難翻身。但丁伯母堅韌不拔，獨力養活全家。丁伯伯的弟弟在各種大小會議發言一次次批判冤死的兄長，換取自己的生存，也得以在以後數十年中每月能從微薄工資中擠出十元接濟孤兒寡母。丁伯伯的子女也都自學不輟。當領袖晏駕，壓了右派子女二十年的巨石終於鬆動時，丁家子女全都考取學校，成為專業人才。兩個兒子留學後在美任教，一人並受聘回北大講學，得以憑吊丁伯伯自沉地點，並與父親暢談。父親去世後，他在信中對我說，我們兩人的父親這一代學人，無論怎樣改造自己，均不能被領袖和當局接受，誠為“百般委曲，無以求全”。 

反右的利刃，也傷及父親的親屬。我的兩位姑父，一是詩人兼翻譯家，因參加杜聿明滇緬抗日遠征軍的經曆被整；一是建築設計師，以言論獲罪，牽連我的姑母和表弟妹們。我母親行事說話都是非分明，不隱瞞自己觀點，因此開罪本單位領導。反右以後，母親在思想教育活動中向單位領導匯報思想，提到寫信動員父親在美國大學任教的弟弟回國，用了諺語“金窩銀窩不如自己的狗窩”。單位領導認為母親“誣蔑社會主義祖國是狗窩”，羅織罪名進行批判，並準備了右派和漏網右派之類帽子。母親滿腹委屈回家，父親不予安慰，反而嚴守官方立場，母親不堪內外受敵，與父親關起門來爭吵。我聽到母親說“我也一頭紮未名湖算了”，感到緊張，想問個究竟。但父母對子女守口如瓶。後來案子被“甄別”平反，母親告訴了我，父親仍隻字不提。我聞此事甚為不平，對高中班級團幹部評論說，有黨如此，這個團我不入也罷，或者入三青團也行。團幹部大駭，我因此到高中畢業也不曾入團。母親是中文專修班對外漢語教學骨幹，黨內領導郭良夫奉上意組織編寫中國第一本對外漢語教科書，以向世界吹噓領袖，推銷主義，輸出革命。母親承擔了主要工作量，頂著政治罪名的壓力，夜以繼日，嘔心瀝血，完成了這本在國內外影響深遠的拓荒之作。到一九六零年教科書出版，母親姓名不見於書頁，人也被逐出她熱愛和擅長的對外漢語教學崗位。二十年後，郭某人自傳中倒把該書列為自己著作。當局如果需要學人的知識和腦力，就擠盡榨幹，然後常常鳥盡弓藏，母親即為一例。 

父親本人曆經反右的血雨腥風而得全身而退，但目睹老友屈死，妹夫中箭，自己妻子橫遭批判，當然意識到不為領袖所喜的下場之慘。如果自己因一句話、一行字肇禍，家中子女和殘廢的嶽母生活將立成問題。因此他在原有的謹言慎行之外，又修改了寫日記的方式。一九四九年以前，他每每寫下自己和友人對時政的看法，反右以後的日記則隻是何時何地開什麽會的豆腐賬，再無表達思想的文字。正如我一個叔叔當時告誡我所說的：“文字的東西最要不得”，因為那是一個沒有隱私權而盛行文字獄的時代。 
知識分子們盡管被領袖剝奪了說實話的權利，甚至不違心說話的權利，畢竟有些學人不甘心交出僅存的記下自己思想的自由。父親的老師顧頡剛、老友譚其驤都有記載自己思想感情的日記傳世。他們的後人和學生得以據之寫出生動翔實的傳記。父親的老友吳於廑，白天受批判，晚上寫日記還有興致吟詩填詞，調侃時事。多年以後，我在吳伯伯長子處見到這些珍本，很佩服他的膽氣與才華。我們的父輩學人寫下他們的日記時，我們尚在稚齡，無法讀懂。現在我們心智成熟，有興趣探索長輩幾十年來心路曆程。如能與父親促膝共讀日記，回憶討論，該是何等樂事。即使長輩已故，我們有日記捧讀，能穿透曆史的煙塵，品味上一代學人經曆的苦辣酸鹹，也是極有意義的。可惜父親沒給我們留下這扇心靈的窗戶。 

一九五七年以前，中國社會人際關係，尤其是知識分子，學校師生的人際關係正常，人們遠不象反右以後那樣互相戒備。父親同事中一青年女教師因戀愛不順利而宣布獨身，父親為此找她談話開導。父親對學生高標準要求，不輕易表揚。學生問父親解放前後學生質量如何，父親也實話實說“解放後質量當然不如解放前”。反右徹底改變了人際關係，迫使父親大力提升“黨性”，壓抑人性。曆史係當局按照領袖旨意對知識分子批判整肅，需要既緊跟領袖又有學術水平的所謂“又紅又專”者來打頭陣，因為“紅”、“專”二者缺一，火力便嫌不足。父親符合此二條件，成為“組織”的過河卒子。他聲色俱厲地主持會議批判他賞識的右派學生夏應元，說夏“辜負了我的希望”。他批判編寫“北京史”的同事，說商鴻逵教授是“黃色文人”，袁良義老師“政治上從無要求”。曆史係學生張勝建曾被錯劃成反革命，分配時學非所用，回校請父親幫助解決專業對口問題，父親不予幫助，而且對張以“大道理”說教。

給領袖當槍使換得“組織”的青睞，代價是疏遠了群眾。曆史係教授楊人緶是一九四零年代儲安平等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群體的一員，反右中有驚無險，僥幸未帶帽子。楊是我家近鄰，我記憶中五十年代他常來與父親閑談，煙抽得凶，喜好京劇。一九八零年代我讀到楊在四十年代的民主自由主義言論而肅然起敬時，楊已去世多年，我因而無從當麵致敬。楊夫人張蓉初也是曆史係教授，二人無子女，楊去世後有人提議張請父親幫忙向上反映困難，以將子侄輩調來照料生活。張說父親“管的是大事，這種小事是不管的。”可見隔閡之深。直到為“梁效”事栽了跟頭，父親開始全麵反思自己追隨“領袖”的過程，才悟到今是昨非，在一九八零年、一九九零年代裏用各種場合向自己批判過的同事學生承認錯誤，表示歉意，獲得了他們的諒解。我家和商鴻逵教授的一家現在也有著良好的關係。 

父親的這個失誤，使我聯想到我的嶽母。她與父親同齡，是一文盲農婦，早年曆盡貧苦，也受過農村有產者的氣。但她認定自己的不幸是命運，改善自己命運隻能通過自己的勞動，而不能靠給一時掌權者當槍使去傷害和剝奪曾比自己幸運的人。嶽父母的貧農成份，使他們成為領袖在農村曆次整人運動的當然依靠對象。每次當局派到村裏的工作組都動員嶽父在鬥爭會上給他們當槍使，向被整肅者發難，思想樸實的嶽父也每次都被他們說動。但嶽母堅守原則，以分家相威脅，不準嶽父按當權者定的調子發言傷人，並坐鎮會場監督。工作組發現每有嶽母到會，嶽父發言火力便不足，不得不勸阻嶽母到會。嶽母曆經土地改革，四清社教和文化革命等關口，從來沒有對曆次受迫害者如地主富農、四不清幹部和“牛鬼蛇神”落井下石，她的為人因而受到本村各類人的尊重。中國農村人口中如能有更多人實行我的嶽母信奉的不給人當槍使的原則，領袖當年發動“湖南農民運動”就不那麽容易，中國社會一九四九年以後也會少了許多戾氣和血腥。領袖能在中國城市知識分子群中隨心所欲地整人，每次打擊對象一經領袖選定，立即被牆倒眾人推。領袖一句話或一個暗示，就能左右全國輿論，其原因除了領袖的威權之外，封建文化傳統和知識人素質不高也起了重要作用。國人目前仍然傾向於把一九四九年以後所有災難歸因為領袖，而不願探討每個人自己當時能否表現得更有人性一些。希特勒法西斯覆滅之後五十年，德國新一代曆史學人開始研究一九三零、一九四零年代每個普通德國人為希特勒反人類罪行推波助瀾的責任，曆史專著記錄了許多普通德國人在二戰時期每天作完本職工作以後自願到集中營充當看守，以便參與虐殺猶太人和戰俘，從而向整個日爾曼民族的良心提出了質問。希望幾十年內中國新一代曆史學人也能有類似的研究成果問世，非如此難以提高民族素質和防止下一次災難。 

父親在五十，六十年代“改造思想”得法，比同儕更受信用，數次被派出國。一次他回國路經緬甸，在使館過夜，使館廚師以前曾在祖父家做飯，對他以“大少爺”相稱，他應對得當：“現在都是同誌啦。”回家後他對家人講到此事，頗有“改造有成，已被當作自己人”的自得。 

一九六三年，我高中畢業。我原對人文有興趣，但報考了理工科大學。父親對我的選擇不予幹涉或評論。幾十年後，他說我“還是上理工科好，上文科就該進監獄了。” 

一九六六年，文革禍起。父親響應領袖號令，積極參加，招來五頂帽子：反動學術權威，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美國特務，反共老手和老保翻天急先鋒。母親被連累關進勞改大院，我從大學分配到黑龍江邊遠林區。在林區我遇到與我同齡的工人，說話有北京口音。原來是北京林學院教師的孩子，因父親是右派而全家下放林區。他對我能在北京上大學表示羨慕，我則感謝父母不是右派，領袖才沒有剝奪我受教育的權利。 

父親在一九六七、六八年間被關押勞改批鬥，無數次書麵和口頭交代本人“罪行”，所以他對這些事的細節已爛熟於胸。他以工整字體把本人交代抄成一厚本，以隨時溫習。因此不論“革命群眾”或“看守人員”問到什麽事的時間地點有關人等，他都能脫口報出，與以前的交代毫無出入。我當時在大學，有工人毛思想宣傳隊督導檢查家庭影響，經常需要流利報出父母罪行，因此也翻閱這個本子，所以對父親履曆的主要部份耳熟能詳。父親從被關押的勞改大院獲釋後很長一段時間裏，這個本子繼續和他書桌上常用書放在一起，因為他不知什麽時候可能重遭提審批鬥關押，所以隨時準備“二進宮”。 

“原罪”的緊箍咒和對領袖的迷信，使父親認為文革煉獄是他改造的好機會，所以對所受非人待遇甘之如飴。每次被批鬥、體罰，甚至在被打得口鼻流血後，他總是用同一句話安慰家人：“我的黨性能保我過關。”他在曆史係領導班子裏共事多年的黨內同僚吳維能，參加他所反對的聶元梓派，率紅衛兵來抄家。二人各自認為自己是站在領袖一邊對抗革命的敵人，所以要在“敵人”麵前站穩立場，在這一“考驗”的時刻表現對領袖的忠誠。抄家洗劫之後，吳以法官審犯人的口吻問父親對他們的革命行動有什麽想法，父親也不含糊，擺出真理在手，不怕你人多勢眾的架式說，你們抄家違反毛主席的“十六條”，完全是非法的。吳率眾攜大批繳獲的“罪證”悻悻離去，對父親的迫害隨即升級。短短幾年之後，領袖又決定拋開聶派，把學校大權交給工人宣傳隊和禦林軍八三四一部隊。這次輪到吳維能被整，而且不堪迫害以至自殺。 

我的弟妹因文革不能上大學，父親對我說：“我們家連續幾代讀書，脫離工農，以後就不一定，或者一定不上大學才對。”母親解除勞改後，又被派往江西幹校。櫛風沐雨，露宿荒原。父親在北京不忘作領袖需要的五七戰士家屬，給母親寫信吟打油詩讚美幹校的露天廁所：“涼風颼屁股，冷氣入膀胱。”吟畢問：“你不覺得雄渾、豪放嗎？” 

一九七四年，領袖攻訐異己需要有人捉刀，“梁效”寫作班子應運而生。打入最底層的人文知識分子忽然有用了。此時造神運動已達頂峰，神諭下達，如巨手把父親從五頂帽子底下撿出，撣去塵土，放入梁效班子。一夜間階下囚變成座上客。父親倒是寵辱無驚，認為這是領袖和組織肯定自己改造有成，自應以學術兢兢業業服務領袖。社會有識者此時多已看透寫作班子是高層權力鬥爭工具，由領袖的四名打手操縱。父親思想為“原罪”緊箍咒箍定，又加信“神”，要他有“貳心”也難。我這時在工廠作工，利用在中小學積累的文史常識，積極參加領袖倡導的“工人理論組活動”，以取悅領導，回到家則大講社會大眾如何詬病領袖及其打手。父親對我質疑領袖深感不安，好幾次皺眉對我說：“你怎麽老是和大方向擰著？”最後終於爆發了一次飯桌上的衝突。那時毛遠新長遼寧，聲勢為各省之冠，似將問鼎中央。
我在一天午飯時提起此事，以台灣老蔣小蔣比照老毛小毛。父親大怒，摔了筷子，午飯不歡而散。母親對我說：“爸爸過去對你抱最大希望，現在你是他最大的擔心，不要在家再提這些事。”我成年以後受父親斥責，這是最嚴厲的一次。 

如何對待子女對領袖和當局的疑問，是父親這一代知識分子的一大難題。他們身為應該為子女解惑的父母，自己也有同樣的疑問，又深知萬一子女把疑問傳出去，足以使全家罹禍，所以不準子女提這類問題就成了許多父母為保護全家的唯一選擇。作為從那個年代活過來而成人的子女，我們對父母當時不得已的責罵不存怨懟，隻感激他們保護子女的苦心。 

父親為禦用寫作班子服務，遂有文章出版，姓名見報，甚至有黨代表、主席團頭銜，風光一時。我的姑父是三十年代加入中共的局級幹部，曆經黨內鬥爭，父親向來尊重他的經驗和見識。姑父來見父親，告他一時出名未必是好事，勸他急流勇退。父親囿於既成思路。加之對“功名”不夠淡泊，未從其諫，繼續當領袖的工具。其實作工具也可有消極應付和積極進取之分，父親本有條件以年齡或健康為理由適當減低涉入程度，但他選擇了積極當好馴服工具以贖“原罪”，提供文史顧問服務，兼寫以古喻今的“時文”。多年後領袖的光環褪盡，父親才認識到自己的老師陳寅恪的思想體係，較“毛澤東思想”價值更高，接受了老師對自己“曲學阿世”的批評，並在各種場合向老師表示了悔過。 

一九七六年春，北京民眾在天安門發泄對領袖的不滿。時周恩來真實麵目尚未大白於天下，示威者以周為旗幟挑戰領袖。父親去了現場，但並沒充份體會人民對領袖的憤怒。 

同年秋，領袖去世，打手倒台。把父親捧成黨代表、主席團的黨，又把父親打成反黨反領袖的壞人。父親幾十年中目睹使朋友同事身敗名裂的事，最後落到自己頭上。物極必反，父親終於因此開始反思。當初信得越虔誠，發覺受騙以後就越痛心。然而，在被禁閉整肅而後又閑置的幾年中，父親得以重拾久違的曆史課題，也算因禍得福。 

一些學術界舊雨新知，不計較他還有帽子未摘而和他來往，令他看到“真情”存在於普通人而不在領袖和當局當中。吳於廑伯伯來京開會，住西直們國務院招待所。我一天路經招待所門口，吳正同一批與會者出門，我沒把握吳伯伯是否方便和我說話，就沒有停留。吳伯伯從遠處看到我後就急忙追過來，問我父親情況，並讓我轉達問候。我回家報告父親，可以看出父親內心的高興。 

父親在反右時因為批判右派學生夏應元不夠凶狠而被“組織”認為立場不堅定，延遲黨籍轉正一年。夏為減少連累父親，自一九五七年以後的二十年中回避與父親來往。這時夏登門造訪受審查中的父親，對父親說：“您過去是我的老師，現在是我的老師，將來還是我的老師。”“您現在又回到群眾中來了”，使父親深為感動。 

父親一生熱衷買書存書，文革被批鬥審查時被迫中斷，這時又恢複了這一嗜好。躲進書齋，坐擁書城，手摸書頁對他是很大的享受和安慰。從這以後直到去世，他買的書和別人贈書總把麵積有限的住所堆得下不去腳，我和妹妹抱怨他，他引史學前輩謝國楨先生的話說：“就是明天要死，今天看見好書也要買”。母親安撫我說：“他隻有這一個嗜好，就隨他吧。” 

一九八四年，“原罪”緊箍咒開始鬆動，父親為文表揚他的企業家父親所作的好事，兼及官至清廷總督的曾祖父。關於國共兩黨，父親也有新的認識，在一次同人聚餐時父親對學生夏應元說，楊人緶先生他們解放前說“民主在國民黨治下是多和少的問題，在共產黨治下是有和無的問題”，現在看來是有道理的。對於被組織派進“梁效”又被組織當反革命整肅，仍是他頭號傷心事。美國曆史教授田浩來北大見父親，談話中向他請教《柳宗元和封建論》中的一個學術問題，父親忽然哽咽，連說為那些文章給我們加罪名是冤枉的。田對這離題之談甚為驚訝，數年後見我仍以此相詢。我告田該文是“梁效”期間所寫，而“梁效”案是父親晚年最刻骨銘心的一件事，沒有在那個年代在中國長期居住過的人不易理解。 

一九八九年，父親來美開會，母親同行，會後訪問在美親友，再到紐約我家“就養”。國內民主運動興起，父親與親友通電話，共祈不要流血。但當局終於開槍，父親痛心疾首，忍不住對著電視屏幕上的“北京屠夫”說“你早點死吧！”。我建議父親與我同去參加領事館前抗議集會，被母親製止。以後幾天，我陪父親訪問他在哈佛同學桑恒康教授。桑畢業後在美工作，從聯合國退休。桑在談話中大貶方勵之，父親未置可否。等離開桑家，我立即對父親說桑沒有親曆四九年以後的中國，沒有資格批評方。父親頷首不語。其後父母又見過老友任之恭夫婦，任說：“過去國民黨罵共產黨殺人放火，我向予駁斥，現在殺人這一條我是沒得說了。”父親點頭。幾天後，任在華盛頓地區集會上講話譴責屠殺。北京消息顯示專政利刃再次指向知識分子：“平暴”清查，黨員登記，人人過關。我建議父母暫不回去，甚至考慮在我處住更長時間。為避免違心說話，父母思想鬥爭之後決定在我處等待一段。這大約是校內傳聞父母已決定永遠不回去的起因。領袖的組織是不能自由離開的，你進去了再想出來，要付代價。我以為六四之後的黨員重新登記是個機會，隻要父親在我處住到登記結束之後再回去，“技術”上錯過了填表，就可以以最小代價脫身，變成無黨派人士。我低估了此事的難度，也低估了當局的威力。父母生存的物質資源全由當局所壟斷，他還不敢象文學翻譯家楊憲益先生那樣破釜沉舟，聲明退 黨。 

父親住在我家時動筆回憶他的前半生，此文後來發展成《畢竟是書生》。我讀後認為他漏掉了他這一代知識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識分子幾十年被打壓、愚弄、利用和蹂躪的史實。到一九九三年自傳《畢竟是書生》在“史學理論研究”雜誌發表，他仍無意增補以上內容。同一年，社科院湯重南先生為文介紹父親學術造詣，父親在給我信中說他對於評傳的原則是“別人看了不搖頭，自己看了不臉紅”，因此不同意湯文中“學貫中西”的溢美。與父親自己寫的回憶一樣，湯文也回避了中國人文學者一九四九年以後飽含辛酸的經曆。可見，當時國內出版界和人文科學界對這一題目有興趣者不多，因為多數人思想仍象父親一樣受原有枷鎖的禁錮。 

文化界對於父親自傳有褒有貶，我也直率提出過不同意見。父親認為自己應該怎麽認識就怎麽說。這時他的帕金森症和腦腔隙梗塞已影響右手，給孩子寫家信多靠母親。一九九四年六月二十日，他特別給我親筆寫了一段：“我的自傳大陸一般反映是說了真心話，而海外的人認為其中尚多違心之談，思想及社會背景不同，原不足為怪。我以為我們（指父親和我）之間最大分歧，在對民主革命看法。老頭子（指領袖）自認為作了兩件事：民主革命與文革。我以為後者應全盤否定，而前者應全盤肯定。年輕人未經過國民黨在大陸末期的統治，因而對民主革命的必要認識不足。以兩個周家為例，我們家經過民主革命，當然許多方麵大不如前，但因非地富，尚不致沉淪覆沒，另一個撥道窪周家（我太太娘家姓周，貧農，所在村名撥道窪〕試對比一下解放之前和之後，豈非天壤之別！而這樣的周家，要比桂林路周家（我祖父家曾長期在天津桂林路居住）其數目不知道多多少倍！這不是民主革命帶來的好處嗎？共產主義的最後目標，我仍堅信，人剝削人的製度終將消亡。但列、斯所走之路不足取，毛的路也證明走不通。今後怎樣才能達到最終目的地，或經過都變成中產階級而達到（鄧小平看來即走此路），或尚有其他辦法，恕我已不及等待了！” 

此後我和父親就所謂民主革命的必要性作了較集中的討論。領袖及追隨他的知識分子利用知識貧乏的農民，並借助國際形勢和國內社會經濟狀況以內戰取天下，代價是數千萬人命和極大物質破壞。受益的是上台的領袖，傷元氣的是國家，倒黴的是全國各階層人口的多數。我的嶽父母家受益是因為兒女當了中共幹部和經中共優惠政策上了大學，從而從農民上升為官員和知識分子。中國幾億農民人口中如此改善自身地位的是少數。我太太所有貧農叔叔舅舅家都未能循此路致富，生活大不如我太太一家，因為領袖不可能把幾億農民全都提拔為官員和知識分子。國民黨在台灣推行的和平社會經濟改革，做到了大多數農民不必改變自己農民身份而仍然致富，才真正是社會進步。被稱為地主富農的中國大陸農村有產者，是中國農村文化科技之所在，領袖為煽動貧農給自己當炮灰打天下而對地富經濟剝奪，肉體消滅，造成農業生產力倒退。４０年代末期中國民眾的苦難，內戰是重要原因。領袖將倒蔣奪權置於人民福祉之上，“投鼠不忌器”，才有許多慘劇發生。例如為攻長春故意不準市民出城逃生，迫使市民與國民黨守軍爭食，以致餓死大量市民。新政權以武力取代舊政權，在中外曆史上都不一定代表社會進步。中國曆史上就多次有經濟文化落後的遊牧民族打敗漢族入主中原。八十年代趙紫陽幕僚組織農村調查，詢問最年長農民所經曆的哪個年代農民日子最好過，各省老農不約而同答了軍閥時代。如果被詢問的老農更高壽些，滿清入選也未可知。假若國民黨不武力推翻滿清，中 共不武力推翻國民黨，中國老百姓的日子至少不會比實際發生的更壞。國人二十世紀的首要教訓應是不輕易以內戰形式的暴力進行社會改革。發達國家如英國有工黨的費邊主義派，發展中國家有印度的甘地，都以非暴力推進了社會進步，增進了多數人口的福祉。所以我對“民主革命”是否定的。父親雖然對我的意見不都同意，但仍耐心傾聽。 

一九九六年以後，輿論控製稍有放鬆。國內人文科學界開始有一些中青年研究工作者關注“末班車乘客”，即國民黨教育係統和中央研究院體製下培養的最後一批知識分子的命運。出版界對這一內容的興趣也有提高。同時，國內曆史較長的重點大學競相恢複國民黨時期的人文係科，窒息多年的中國人文科學，好像有了轉機。 

一九九八年，韋君宜先生的《思痛錄》出版。《思痛錄》和父親的《畢竟是書生》同被收入“百年人生叢書”，父親看了以後立即寄我一本。父親自“梁效”以後乏人問津，這時開始結交不少新朋友，切磋內容除人文學術外，多是人文科學和學人的遭遇。官方對於父親，似仍當成控製使用對象。這也是當局對待權力鬥爭失敗一方的慣例。官辦學術活動，他甚少能夠參與。我以為這是成全了他。他精力有限，到為政治服務的官辦學術活動上當花瓶，不如在家和民間同道切實總結一下自己的經曆更有意義。這幾年他出了兩本短篇集，若幹文章。可以看出他向他的先師陳寅恪先生倡導的“獨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又邁近了一步。季羨林先生執教逾半世紀，但他數十年作育英才最亮麗的一筆應數一九八九年到天安門廣場慰問學生。因為此事冒官方之不違，《季羨林傳》洋洋數百頁，無一字提到此事。父親在給季先生新書作序時，明確讚揚他“勸勉”學生的義舉。“西安事變”的真相，被歪曲了幾十年，直到當事人張學良近年來開口糾正。這一段現代史，和父親專攻的古代史無關，但父親為文批評不尊重史實時，明知為當局所不喜，仍以此為例。對於被領袖撰文斥責奚落的司徒雷登，父親也提出了更公允的評價。 

父親向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思想意識回歸的另一重要方麵是對他的師長胡適先生的態度。一九七六年以後，國內人文科學界用了一二十年時間才初步驅散領袖的陰魂，掙脫馬列的桎梏，開始呼喚學術自由和獨立人格。這時國人恍然覺悟，榜樣不必到西方去找，中國三四十年代的人文學者群體留下的精神和學術遺產，不遜於西方同儕的成就。而胡適作為這一群體的領頭人，其人格和學問在民間終於獲得了應有的曆史地位。 

父親對於這位自己先追隨後批判的前輩，也有一個認識過程。一九九零年父親在我家寫下短文“追憶胡適之先生”，推崇胡為中國近代文化史上“推不倒的豐碑”。當時國內人文科學界自一九四九年以來對胡的否定態度正開始改變，但不少偏見尚未消除，尤其是看不到胡對國民黨政權既認同又批評的原則是當時最有利於國家和民眾利益的做法。季羨林先生傳記就記錄了季先生因此說胡是“聰明的糊塗人”。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國人五十年代在領袖教唆下向胡潑的髒水盡退，真相現出，胡的人格名節日益獲得肯定。父親這一代曾受胡親炙的學人十分追悔自己在五十年代隨波逐流批判師長，季羨林先生去台訪問時向胡墓深深鞠躬。父親也曾被台灣學術機構邀請訪台，由於兩岸關係變幻無常而一再推遲，加上他健康日壞，終於未能成行。他購買搜集了全球華文世界出版的胡適文集、書信集，和研究胡適生平的著作，重溫六十年前胡對自己的教誨提攜，懺悔自己五十年代對師長的冒犯。去世前兩個月，他在“郊叟曝言”序言中寫到，“自己不可能到胡先生墓前去頂禮膜拜，賠禮道歉了，但願以文章表達誠懇的請罪的心情。”這比十年前在我家時的態度，顯然進了一步。我相信自己未來將有機會造訪寶島，晉謁胡墓，向這位二十世紀傑出的人文學者致敬，滿足父親未了的心願。 

母親在二零零零年骨折住院，輾轉病塌五個月後去世。這對父親無疑是很大打擊。他知道自己時間不多，而還有許多要說的東西，所以不顧勸阻，加大工作強度。去世前幾天指示我修改關於吳宓先生的文章時，還提到已就關於文化世家和舊製族譜重男輕女（女作家張愛玲因此沒有列入李鴻章族譜）兩篇文章打好了腹稿。但天不假年，他未能留下所有想說的東西。 

父親去世後第七天舉行了遺體告別儀式，有數百人到場，都是來自民間的同事、友好和學生，當局沒有出麵。學人生前身不由己曾為禦用，身後能和官方保持些許距離，聊以補償被剝奪的人格，也是不幸中的一幸。 

（二）獨立人格知易行難 

八十年代以後，我得以讀到前所未見的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與政府互動關係的史實。一九四九年以前的這一批學人，對北洋軍閥和國民黨當局監督批評，起到了社會良心的作用，比西方民主政體下的學人並不遜色。一九四九年以後，同是這批人，多數留在大陸，少數去了台灣。去台灣的一般保持了獨立的人格。留在大陸的多數人，卻在一九四九年以後“集體失語”，幾十年中再沒有與官方不同的聲音。因此大陸以外的華人文化界譏評四起，甚至有了指名道性的“四大無恥”之類說法。我一開始也因此困惑：留在大陸的這些學人是怎麽了？我了解了更多事實之後，相信主要原因是兩岸知識分子麵對不同的當局，因此為保持獨立人格需付出的代價有天壤之別。 

國民黨同共 產黨一樣信仰集權專製。但國民黨上層對來自知識分子的不同意見表現了相當的寬容。四十年代後期，國民黨軍事上連連失利，政權風雨飄搖，正是需要“亂世用重典”的時候。抨擊國民黨最力的刊物“觀察”卻被允許發行直到一九四八年底。中共在上海發動學潮，學生要求與國民黨市長吳國楨對話。吳如約到場，學生饗以拳腳竹棒磚頭。吳受傷倒地，仍高聲製止警衛掏槍，被在場記者譽為“民主市長”。
 
被父親尊為師長的人文學者胡適，服膺英美式國家製度，及與之相連的人權和民主理念。當國民黨當局施政抵觸這些理念時，他常常予以激烈批評。他以講學、撰文和辦刊物的方式宣傳自己的理念，以盡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國家的責任。一九五四年蔣介石推薦胡為總統候選人，胡當即拒絕，據台灣中央日報報導，胡聲明“我是個自由主義者，我當然有不當總統的自由。”一九五八年，胡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蔣介石到就職典禮講話，稱讚胡“個人之高尚品德”。據房向東先生轉錄胡適秘書的筆記，胡隨即當眾當麵反駁蔣介石，說“總統剛才誇獎我的話是錯誤的”，因為中央研究院隻能管學術，管不到品德，“我們學術界，中央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應作的工作，還是在學術上。”蔣介石雖麵有慍色，並未發火。胡適在台灣和雷震合辦“自由中國”雜誌，推廣自己的理念。蔣介石於一九六零年將雷逮捕下獄。胡直接向蔣為雷申辯，蔣沒有接受。蔣迫害雷震是實，但對胡還是網開一麵。

父親在中研院史語所的上級傅斯年，是兼有行政能力的人文學者。曾任北大代校長，西南聯大常委等職。四十年代，蔣介石姻親孔祥熙任行政院長，劣跡昭著，傅撰文猛烈抨擊，迫孔去職。蔣請傅吃飯，要求傅信任自己任命的官員，傅斷然拒絕。蔣任命另一姻親宋子文繼任行政院長，宋開始腐敗後，傅又為文疾呼“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宋也終於下台。傅斯年保護學生不遺餘力，一九四五年他調解昆明學潮，製止國民黨地方當局開槍，避免流血。一九四九年去台灣後，在台大校長任內，保護學生免遭警察逮捕，受到學生稱讚。傅斯年作為在國民黨體製內作官的知識分子，接連扳倒蔣介石的連襟和妻舅，當麵頂撞蔣介石，又和蔣介石的地方當局及警察作對以保護學生，蔣介石卻沒有加害於他。我在欽佩傅的人格和氣節的同時，不能不注意到蔣的克製。 

法學教授張奚若在國民參政會上發言批評國民黨，被蔣介石打斷，張憤然退場。國民黨當局將下次開會車馬費送上門，張說“無政可參”，原費退回。 

上述當局和知識分子的互動關係，遠非大陸的人文學者所能想象。大陸中科院院長郭沫若，絕不敢象胡適、傅斯年對蔣那樣冒犯領袖毛澤東。人文學者梁漱溟，在國務會議發言觸犯中 共後，要求領袖有讓他講完的雅量，被領袖破口罵下台來。北大校長、人文學者馬寅初，提出與領袖意向相左的人口理論，遂被迫去職，連遭批鬥。當大陸當局刀鋒指向學生時，大學校長們的表現也乏善可陳。 

中國知識分子確有因批評國民黨政府而死的，如聞一多、李公仆之被暗殺，雷震被監禁後病故。但領袖登基之後大陸知識分子“非正常死亡”人數遠遠超過聞、李、雷等的人數。領袖本人也以自己超過“焚書坑儒”而自得。根據日本學者近期發表的研究結果，聞一多在內戰後期與中共地下黨來往密切，熱切要求中共接受他前往延安。由於聞的一個侄子在此前投奔延安被中共整肅致死，中共顧慮聞到延安將使真相暴露，才勸聞留在蔣管區以言論抨擊國民黨政府。所以聞被殺之前實際上已經放棄了民主自由主義者的超然身份，而投身於以武力顛覆國民黨政府的一方了。 

四九年以後的中國大陸，領袖和當局壟斷一切資源。身為知識分子，你本來已有“原罪”，可以隨時被當局敲打。若再膽敢批評領袖和“組織”，就罪上加罪，當局可以剝奪你職業、工資、住房、子女受教育權利……你全家即陷絕境。若仍不服，還有監獄死刑伺候。這個社會對反對意見不給任何生存空間，要人在如此既誅心又殺身的壓力下堅持獨立人格，無異逼人去死。所以就連因幫閑而名列第一大無恥的郭沫若，我對他也寄予同情。因為他的愛子是堅持獨立思考而在領袖的體製下入獄、勞改和墜樓慘死的。他自己對青年作者也私下表示過對領袖專製的不滿和無奈。 

與領袖相比，國民黨當局對反對意見的處置要寬容得多。而且，國民黨自掌握政權以來總有武裝對立麵和它打仗，軍閥，中共，日寇，再中共，所以它從來沒有真正統一全國。反對派如不見容於國民黨中央，還可托庇於地方派係，或避入租界和逃到中共控製區。國民黨控製下也保留了相當的民間經濟，反對派人士丟了政府的飯碗，還可到民營經濟中謀生。所以尚有相當的生存空間。對於大陸以外臧否父親和他的師長這兩代知識分子的人，我以為他們應先攜眷在領袖治下的環境中生活幾年，再發議論。 

領袖對幾億國人，尤其是其中知識分子洗腦取得了令人驚異的成功。知識分子在政治高壓下為了生存而承認強加的罪名，努力修正自己以跟隨領袖翻來覆去的指示。領袖歸天，高壓不再，生命危險解除，但許多知識分子的思想桎梏依然毫無鬆動。繼續表示尊崇領袖和認同領袖對自己的戕害。清華水利係留美歸國的陳梁生教授到了八十年代還堅持自己被批判整肅是應該的，堅持自己確有那些莫須有的罪名。名作家丁玲在五十、六十年代被誣陷為反黨、右派，受到嚴重迫害。劫後餘生，卻繼續對領袖和當局忠貞不二，“黨不愛她她愛黨”。直到一九八九年，仍然與對市民學生開 槍的當局保持一致。是否這些知識分子心理上出了毛病？作為這些知識分子一部份的中國心理學者，沒有起碼的學術環境研究這一問題。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兩名劫匪在瑞典斯德哥爾摩一家銀行劫持了三女一男四名職員為人質。警察隨即包圍現場，於二十八日突擊成功，救出人質並擒獲劫匪。人質在警匪對峙的六天中，生死完全由劫匪決定，人質為求生而認同劫匪，向媒體和政府總理帕爾梅呼籲撤走警察和滿足劫匪要求，這是合乎正常人心理的行為。人質獲救以後，生命威脅解除，卻繼續認同劫匪，向媒體和法官讚美劫匪，感謝劫匪不殺和善待之恩。一位女人質竟和劫匪之一訂婚。瑞典是一個民主開放的國家，因此全世界通過媒體看到了事件全過程。這個暴力威脅下洗腦生效並且在暴力消失後不可逆轉的案例引起全世界心理學界注意。瑞典心理學家Nils　Bejorot　把它定名為“斯德哥爾摩症狀”，近幾十年來劫持人質在全球越演越烈，“斯德哥爾摩症狀”頻頻發生，例如美國報業巨子赫斯特的孫女Patty　Hearst被左派恐怖組織辛比由尼斯解放軍（SLA）綁架後自願入夥，並參加持槍搶劫銀行，所以世界心理學界對這一現象的熱烈討論至今不衰。其實，這類現象早在一九四九年就已經在中國發生，而且時空範圍和卷入人數都大了千萬倍。手握絕對鎮壓權力的領袖和手無寸鐵的知識分子就形成了“斯德哥爾摩症狀”中雙方的關係 。挾一人者劫匪，挾一國者領袖。“斯德哥爾摩症狀”為研究留在大陸的知識分子在四九年以後的心理，提供了另一個角度。 

每當看到西方心理學界的有關討論，我常發奇想，心理學家周先庚伯伯身為人質一方的一員，如果能有科研條件，可以很方便地研究這一現象。世界心理學界不必等到１９７３年才能從　Nils　Bejorot　那裏得到這個概念。隻不過表達這個概念的術語將不是“斯德哥爾摩症狀”，而是“中國知識分子群症狀”。當然這隻是我的一廂情願，大陸心理學者在那個年代來從來沒有作研究的條件。 

一九三零、四零年代的優秀知識青年，有相當一批出於救國救民的崇高動機投身領袖的事業。這一批人的遭遇是父親這一代學人經曆的一部份。《思痛錄》作者韋君宜先生是這批精英之一。“百年人生”叢書編輯慧眼獨具，把父親和韋先生的回憶一同收入這批知識分子的叢書，方便後人比較“幹革命”和“作學問”的兩類知識人。韋先生出身富裕而有文化的家庭，與父親背景相似。她青少年時期學業優異，家庭安排她赴美深造，但她選擇獻身領袖的事業，與父親走了不同的道路。一九三五年韋先生入黨，在清華作地下活動；父親正往返燕京、清華，優遊於文史之中。一九四零年代韋先生投身抗日烽火；父親正在美留學。一九四六年韋先生夫婦從領袖的“搶救運動”中死裏逃生，繼續為領袖打天下出力；父親自美學成回國。一九五零年韋先生夫婦以戰勝者身份進京接管文教界，組建青年團，父親開始接受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對比之下，父親很快接受了當局的價值標準：韋先生這批人走的是光榮的路，自己走的是可恥的路，往者已矣，來事可追，於是才頭戴“原罪”緊箍咒。身背追隨領袖太晚的包袱，在曆次整人運動的荊棘血腥中連滾帶爬過來，可到頭來還是不被當局接受。父親並不知道，韋先生這批人當中堅持獨立人格者，在領袖的組織中多不愉快，他們在“光榮”的背後也看到許多醜陋和邪惡。韋先生的《思痛錄》告訴父親，就算他當年不去留學去延安，不跟陳寅恪跟毛澤東，隻要他不肯放棄良知，最終還是要象韋先生等一樣被領袖和當局當成異類。追隨領袖的知識分子中，隻有象康生那類人，為領袖充當“龍爪”，主辦“搶救運動”殘害無辜才能在那一群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如魚得水，施展報負。一九九九年，“自由亞洲”電台采訪韋先生女兒楊團先生，她對《思痛錄》作了重要補充。一九四零年代“搶救運動”中大批投奔延安的青年和知識分子被當作敵特暴力逼供，甚至致死致傷之後，領袖考慮到抗日結束後與蔣介石決戰在即，這批人力可資利用。於是在中央黨校大會上舉手及帽行禮，算是道了歉，說大家從此就應該捐棄前嫌，團結給他打天下了。韋先生夫婦已耳聞目睹和身受數次這種專製暴力，不再輕信領袖的道歉。二人在自己窯洞裏商定，這是最後一次原諒領袖。下次領袖如果故態複萌，二人就決不容忍。激動之中，二人吟白話詩一首以明誌。這一段故事令人動容。可惜，幾年後領袖君臨中國大陸，舊戲重演。左、中、右知識分子群體，無一幸免，其規模和禍害遠超過延安小城的“搶救運動”。韋先生當年與家庭決裂時義無反顧，這時年事漸高，又有了子女，熱血青年的銳氣不再，不但未能踐當年窯洞之約，還不得不違心說話。韋先生一再看到領袖為建立自己的專製王朝不擇手段，有忤自己救國救民的初衷。水火不容的人性和黨性，使她受了幾十年內心煎熬，終於在晚年把自己的心路曆程寫下。韋先生和父親這兩個知識分子，出身家庭相似，青年以後走了截然不同的道路，晚年卻殊途同歸，惡夢醒來，各自寫下了對盲目追隨領袖的反思。我在美國用心聆聽了韋先生女兒的講話，在回家時轉述給父親。既然連父親尊崇的“老革命”知識分子對領袖的專製都無能為力，父親這種書呆子就不必為自己跟著領袖趟了混水而過份自責。韋先生的自白使父親臨終前得以減輕精神包袱，但改變不了曆史和他們這一代知識分子開的殘酷的玩笑：為救國救民而投身“革命”的，為服務祖國而學成歸來的，都被領袖敲打玩弄半生，許多人在領袖發動的曆次整肅中含冤以歿，象韋先生和父親這種劫後餘生者，晚年隻能撫摸著身心的累累傷痕歎息蹉跎的歲月。唯有避秦海外的才治學有成，對社會有較大的貢獻。難怪有人說早回國（革命）不如晚回國（革命），晚回國（革命）不如不回國（革命）。 

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九號，我在八寶山第一告別室送走了父親。百日之後，楊團先生也同在第一告別室送走了韋先生。對照考查韋先生和父親的心路曆程，能有利於研究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尷尬。應該指出，對父親這些知識分子未能堅守獨立人格，舍“玉碎“而求“瓦全”的指摘，除了發議論者不夠理性和負責之外，中國文化也是部份原因。西方文化對個人生命，個人權利這些人權內容著意保護，不輕易要求個人為抽象的主義、禮教或道德規範犧牲人權。在中國文化中抽象的價值高於具體的個人人權，於是衍生出把抽象價值推崇到極端的各種“古訓”，例如針對為人臣，為人子者的“君教臣死，臣不得不死”，“父教子亡，子不得不亡”，和針對婦女的“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國民黨共產黨各自繼承了這些文化遺產。國民黨倡導“不成功則成仁”，共產黨宣揚“砍頭不要緊，為了主義真”。可惜這常是領袖元首要求追隨者犧牲奉獻的說教，自己並不身體力行。在今天彰顯人權的時代潮流中，有必要重新思考如何處理抽象教義和具體人權的關係。抗日戰爭中，中國大半領土淪陷，中國當局隻控製西北的延安和西南的重慶這樣空間有限的後方。廣大淪陷區人口隻有少數有條件有能力撤退到後方。多數人即使能去，也絕非後方的土地和資源所能容納。淪陷區人口的多數因此不得不接受在日軍占領下生活的現實，也就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和日軍合作以換取生存、就業和上學的可能。以民族大義為理由指責這樣的合作是不現實的。例如我祖父留在淪陷區，為表示抵製占領，不送家中子女上學費便宜的公立學校，而送他們上學費昂貴的私立學校。此事在表彰祖父愛國時列為一例。我對父親說過這種表彰欠妥，因為按此例無經濟能力的父母送孩子上占領當局辦的公立學校就不愛國了。如果隻有讓子女當文盲，終生難於謀生立足才算愛國，那我寧肯戴“不愛國”的帽子，就像我慶幸父母一九四九年以後沒有堅持獨立人格，我才能受教育而獲得今天謀生技能一樣。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政府接收北京南京等大城市的大學，把淪陷時繼續任教者當作“偽教授”不予續聘，把在校學生當作“偽學生”，要先辦“學習班”一年才能複學畢業。由於波及學生眾多，有日後貴為中共要人的也在其中，學生理所當然地向國民黨當局反彈，中共地下黨從中組織，釀成學生向國民黨政府交涉抗議。我認為這是國民黨政權受中國文化極端意識影響而罔顧人權的一例，父親的上級傅斯年參與主持此事，也難辭其咎。就在那個年代，納粹軍隊橫掃歐洲時許多國家完全無力抵抗，也麵臨類似中國被日軍占領時的問題。他們的政府和民眾采取了更明智和有彈性的應付方式，戰後對於與占領當局妥協或合作行為的處理也更有理性，顯示了西方文化的人性和人權觀念，值得國人借鑒。 

（三）“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在曆屆王朝治下，中國老百姓都以賦稅徭役供養當朝文臣武將。在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的年代，文武大員如疏於職守，沉湎酒色，百姓並不很介意。他們隻希望“養官千日，用官一時”，在國事危急，萬民蒙難時大員們能置官職、身家於度外挺身而出，力挽狂瀾。不論是外敵大軍入侵，還是暴君倒行逆施，應該首先站出來的就是這些大員。他們享用民脂民膏多年，理應現在報答人民。沒有這種準備，就不應擔任高職。用比較極端的話概括，就是“文死諫，武死戰”。能如此身體力行而青史留名的大員是少數，他們可能平時小節並不甚好，危機臨頭卻能守大節，因此有“時窮節乃現，一一垂丹青”的讚譽。多數大員隻做到屍位素餐，明哲保身，等而下之的則是隨風轉舵，助紂為虐而名節盡失。一九四九年領袖登基以後，滿朝文武，也就是無產階級革命家和黨政軍大人物們，也有以上各種表演。 

領袖曾談及知識分子和工農大眾的關係，並且用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比喻。他所說的工農大眾實際是他們這些自命代表工農大眾的革命家和黨政軍要員。領袖說知識分子這個毛必須附在他們這個皮上。所以一九四九年以後在等級森嚴的中國社會當然從來都是“皮”來左右國家命運，決定大政方針，“毛”則是完全無足輕重的。“皮”和“毛”所享有的社會地位，物質待遇之間的巨大反差，一直延續到現在。如果大政方針出了毛病，思維正常者當然應該主要向“皮”去追究責任，總結教訓。 

一九七六年，領袖駕崩，全國開始對他多年以來的倒行逆施追究責任，總結教訓，這個討論一直延續到今天，但效果不彰。中國至今仍然存在發生另一個專製王朝的土壤。父親所在的“梁效”在這一討論中理所當然的成為主要目標之一。四分之一世紀以來，我看到、聽到大量文章、講話、文件以至詩詞相聲，對包括父親在內的“粱效”知識分子成員口誅筆伐，嬉笑怒罵。我以為這都無可厚非，他們各人確有自己應當承擔的一份責任。這份責任是大是小，則可見仁見智。但我同時認為，無論這些作為工具的知識分子在“梁效”期間多麽積極進取，奮發有為，把中國推向災難的主要責任不在他們，而在“皮”：無產階級革命家和黨政軍要員們。這些黨國棟梁們對領袖的恭維諂媚，並不下於知識分子的曲學阿世。然而，二十多年來我看到的針對“皮”的評議文字，在數量和深度上都比針對“毛”的小得不成比例。李誌綏先生的回憶錄，關於周恩來卑恭屈膝討好領袖、江青和林彪有詳盡描寫。鄧小平請江青轉呈領袖的效忠信，向領袖山呼萬歲，誠惶誠恐檢討自己，以“資產階級小知識分子”自稱，保證“永不翻案”。等級在這些“無產階階級革命家”之下的黨政軍大員們，表現同樣不堪。古華先生記下了汪曾祺先生描寫大員們的回憶，茲摘錄於此。“江青抓現代京劇，第一出抓的就是沙家浜。每回排練，都親自坐鎮廣和劇場，看劇組演員在台上一段一段的唱作念打。隨侍在江青兩側的，是中央文革組長陳伯達，中央文革顧問康生，公安部長謝富治，解放軍代總參謀長楊成武，總政治部主任蕭華，北京衛戍司令傅崇碧，北京市委書記李雪峰，後來是吳德，以及中央文革成員王力，關鋒，戚本禹等等。周總理也來陪過兩次，倒是江青把他勸走了。那時江青每講一句話，重要不重要的，上述大人物們懂戲不懂戲的，都會掏出筆記本來恭恭敬敬地作記錄，不敢有半點差池的。有時排戲需要從軍事博物館之類的地方調換軍裝槍支道具，謝富治、楊成武、蕭華、傅崇碧等就會競先起立，爭著親自去執行命令。有時事情辦得不如人意，江青會當眾訓斥這些大人物，問他們是幹什麽吃的？江青倒是很少斥責演員。”看了汪曾祺先生的回憶，我附上打油詩一首寄給父親：“曲學阿世意若何，逢迎毛江蔚世風，部長司令如叭狗，何況梁效一書生。” 

我的一位中學同學入贅一位上述大人物家，我以以上文字示之。他說他的嶽母，該大人物的夫人，在江青權傾一時的年代天天在家大罵江青，那也正是該大人物與同僚們競相討好江青的時候。以這些黨政軍大員的位置，他們應該比作為工具的“梁效”知識分子對毛江了解得更清楚，因而他們那些不堪的表現也就比“梁效”知識分子更值得分析評議，總結教訓。可是，我看到的針對他們的文字有限。領袖去世之初，這些大人物有些仍然在位，即使因劣跡昭著而退位的，也還有戰友、部下手握實權，所以他們餘威猶在。進入九十年代，他們本人退位或去世，戰友和部下也離開權力中心。可是他們的子女已茁壯成長，開始從政，領軍，經商，成為有權、有槍和有錢的新貴。所以他們的氣運始終不衰。誰想寫太歲頭上動土的文章，就有自身是否安全的考慮。“梁效”知識分子則沒有部下的山頭、戰友的關係網、兒女的太子黨，隻是當局呼來揮去的工具，一旦當局招牌換記，需要清算前任，還可拋出頂罪，因此是最安全的靶子。國人討論領袖“失誤”已逾二十五年，而中國社會結構，決策機製仍然難於預防再一次的專製，總結責任時的這種避重就輕和隔靴搔癢當是原因之一。 

（四）複興人文任重道遠 

中國在一九三零、四零年代，飽受內憂外患的困擾，然而它的人文學科，卻經曆了相當的繁榮。聚集在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和西南聯大的人文知識分子，物質生活雖然清貧，在學術自由方麵卻十分富有。由於國民黨當局較少以政治幹予學術，學人們得以取得豐富的研究成果，並且和國外同行有自由交流的機會，使中國切實在世界人文學科之林中占一席之地。史語所史學組長陳寅恪先生學貫中西，使歐美同行深深折服。他罹患眼疾，英國邀請他去英國治療，夫人同行，英國負擔全部費用，因為英國人認為國際人文科學界需要這位世界級大師繼續治學。抗戰爆發，陳先生身陷日軍占領區，日軍當局了解陳先生的國際聲譽，頻頻贈送物資食品以示好，為陳先生夫婦所峻拒，日軍大失麵子，但仍不予加害，使陳先生夫婦得以安然渡過敵占時期。陳先生沒有想到，本國當局的苛政，猛於外國占領軍，二十多年後他死於領袖發動的文革。

一九四九年紅色王 朝在中國大陸揭幕，中國人文科學史黑暗的一頁於焉開始。領袖在政協一屆二次會議上開宗明義：“知識分子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麵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言外之意是知識分子沒有“改造”，正在阻擋民主改革和工業化。對全體知識分子的整肅，包括理工科和人文科，迅猛開始。然而，對於理工科某些專業，當局網開一麵。領袖需要坦克大炮原子彈，對學軍工和原子物理的手下留情，允其邊改造邊科研。領袖需要治病保健，幾位傑出醫生得以發揮專長。可是人文科學目的之一是從社會根本利益出發不斷探求社會更理想的運作方式。領袖和當局自命代表了人類最先進的意識形態和和最理想的社會製度，因此認為任何進一步的探索都是對自己的挑戰，所以必須打壓人文學科，以確保“廢黜百家，獨尊馬列”的局麵。 

人文科學本是全人類共同精神財富，領袖緊閉國門，留在大陸的人文學者一九四九年以後無法與國外同行交流，學術成果自然乏善可陳。他們的同學中定居歐美者，以及外國同行，卻在學術、言論自由、資料條件完備的環境中學有所用，成就斐然。等到八十年代國門再開時，年華老去的國內學人看到昔日同窗在西方的學術成果、科研條件，聯想自己因學獲罪，盛年蹉跎，怎能不感慨希噓。

人文學科與西方自由民主人權思潮聯係密切，學科內容本身對於當局就是敵對意識形態。因此當局對人文學科管束比理工科更為嚴苛。文化革命中此一政策達到頂峰。在所有大學的所有學科長期停課後，領袖說“理工科大學還要辦”。理工學科見到一線生機，人文學科仍被窒息。一九八九年“六四”以後，當局對人文學科重鎮北大大幅度升高管製，對北大新生強製軍訓一年，令有誌人文的資優學子卻步。近二十年來理工科如清華畢業生占據領導職務數量之高，人文學科如北大畢業生占據領導職務數量之低，均大大不成比例。國人詬病為“滿清（華〕王朝”和“清華幫，北大荒”。發達國家領導人學曆結構，多數為人文學科出身，理工科背景者至多達到閣員和顧問的級別。這和中國情況恰恰相反。近二十年來，大陸人文科學處境有所改善，但遠不盡如人意。當局對於人文學科撥款，仍然以政治為第一考慮。從事黨史，軍史研究的人文學科從業員，職位高，經費足。北大曆史係教師沙某，去黨校研究黨史，獲副部級頭銜，大大高於原來係內同人，因此不願再回北大，因區區北大曆史係放不下副部級黨官。對於陳寅恪先生“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主張，他嚴守當局立場，韃伐甚力。黨、軍史研究著作大量印刷，銷量好壞沒有關係，在當前黨庫即國庫的狀況下，不必擔心成本與收益。

自由民主人權意識作為西方人文科學的重要部份，衝擊了當局對意識形態的控製。當局的因應之道是以國學，即本土文史科學對抗西方人文科學。於是撥巨款興辦“夏商周斷代工程“。意思是我泱泱中國，有比西方更長的曆史，我們的人文科學自成係統，不必向西方求教。當局科學長官宋健在大會上說各文明古國如埃及等都對自己曆史斷代有科學考證，唯獨中國曆史斷代不清，害他在參觀外國博物館時頻頻臉紅，以此指責大陸曆史考古學人無所成就。一九四九年以後大陸曆史考古學人被政治整肅，開門辦學之類搞得人仰馬翻，從無安心治學的機會。領袖對“厚古薄今“的批判，更令學人對有關課題避之唯恐不及。現在宋倒打一耙，學人理應拍案而起，討還公道，無奈經費在當局手裏，學人有苦難言。

當局不善待人文科學，社會公眾也認為它沒有經濟效益。甚至大學中教育從業員，因為人文係科除外語以外無法與理工科比創收，人文科學從業員苦於“書卷難為稻粱謀”，也厚理工輕人文。人文科學過去被政治所踐踏，現在被金錢所排擠，中國連續兩三代人口與人文學術基本絕緣，其結果將在今後幾十年消極地影響社會風氣，人群教化和民族素質。國人似乎認為隻要有錢就有了一切，而不知道隻有財富技術而沒有文化教養的民族並沒有光明的前途。

對於中興人文學科，父親並不盲目樂觀。他雖然近年來寫過“百年感懷”之類應景文章，頌揚中國敦煌學成就，但他知道揚理工抑人文的基本國策不易改變。父親去世前一個月，弟弟和我送他去中日醫院參加所謂“院士”體檢。這恐怕是國內理工科和人文科精英學人共聚一堂的唯一場合。兩組學人人數，年齡和健康的對照正是兩個學科現狀的反映。風燭殘年的人文學科“院士”以輪椅代步，而“早晨九、十點鍾太陽”的理工院士健步如飛，突顯出人文學科後繼無人。據說隻給理工科院士而不給人文院士的原因是“理工科研成果能和世界水平比較，而人文則不能”。四十年代史學家陳寅恪享有的國際聲譽早已證明此說無據。當今西方各國和台灣授予最高學術稱號對理工和人文也一視同仁，隻有中國大陸另有章程，原因隻能到當局對人文科學的偏見中去找。據知情者說，目前掌社會科學部門權力者，多是沒有學術可言的黨工，如設人文院士，授予掌權者難以服眾，而有成就的人文學者，又被當局認為背離官方意識形態散布精神汙染而不願授予，所以乾脆不設人文院士。我曾問父親為什麽比他年輕的同事、學生不能作為文科院士來體檢，父親說，當局不肯給他們院士名義，連父親自己都是“假院士”呢。父親首倡的這一稱號，濃縮了這一代人文科學知識分子的辛酸，在他的同事鄰居學人中很得人心。父親所在的北大教授居住區請各住戶填寫調查問卷時，職稱一欄就有人填了“假院士”。父親耕耘過的人文科學，離繁榮顯然還有很長的路。


學術批評網（www.acriticism.com）轉發 2006年3月3日

[yuan2]

好文！喜歡！曆史就是曆史。

[娓娓]

真實的好文。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