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楊
園中草木春無數隻有黃楊厄閏年
十五年前第一次去古巴時，我對這個國家的認識還停留在表麵：切·格瓦拉的頭像、斑駁的殖民建築、永遠停在上世紀的老爺車，以及一種被時間封存的革命浪漫。今年一月，再遊古巴。去之前，我也想過這個問題：為什麽還要去？
當然不是為了看風景。古巴的海灘、老城、雪茄？似乎都不是。古巴的發展變化？也不是。我很清楚，這不是一個日新月異、不斷製造驚喜的國家。恰恰相反，吸引我再次踏上這片土地的，是它的停滯。在一個高速變化的時代，古巴好像與世隔絕，頑固地保持著自己的特色，拒絕改變。
重訪古巴，更像是一次對時間的回訪，重溫自己曾經曆過的年代。當然，我更想親眼看看現在古巴普通人的生活，了解他們對現實生活狀況的態度，以及他們如何看待變化中的世界。因此，當朋友提出到古巴一遊的時候，我覺得正中下懷。
哈瓦那的今昔
登機前往古巴的那天清晨，印第安納波利斯風雨交加。機場外，風頭如刀麵如割，寒風裹著冰雪，令人戰栗。然而，經邁阿密轉機，尚未過午，飛機便降落在哈瓦那的何塞·馬蒂國際機場。短短幾小時的功夫，不但氣溫差別極大，環境亦是天壤之別。
加勒比特有的溫度，讓來自寒冬的我們感到無比溫暖。機場大廳裏，牆麵顏色已顯斑駁，風扇在高處不緊不慢地轉動。工作人員的神情平靜，蓋章的動作帶著一種近乎儀式感的從容，但效率頗高。不一會兒，我們就出了關。行李轉盤吱呀作響，給略顯擁擠的大廳增添了生氣。
車子駛入市區，街景如同一卷正在展開的老電影。道路兩旁，是色彩濃烈卻已褪色甚至破敗的建築，在陽光下顯出一種頑強的古巴特色。外牆剝落，陽台鐵欄生鏽，還依然晾著衣服，生活並未因破敗而退場。西班牙殖民時期的建築，與蘇聯風格的方正樓房並肩而立，曆史在這裏不是被整理進博物館的展品，而是仍在使用中的日常。
同十五年前第一次來這裏時的印象一樣，這裏的一切，好像都沒有太大變化。在去旅館的路上，可以看到韓國車、中國車以及摩托車明顯增多，使原本空空蕩蕩的街麵多了些煙火氣。但這種添加的車輛，並未帶來現代化的喧鬧，反倒更像是在原有的緩慢底色上，多添了幾筆並不急切的線條。
導遊告訴我們，自古巴政府近年逐步放開對私營經濟的限製以來，街頭確實發生了不少變化。然而，變化背後往往隱藏著更為沉重的現實。古巴的工業品價格高得離譜。最低檔的自行車也要三百美元，而普通人的月工資才二十美元左右。數字說明問題。街上汽車的增加，好像並非繁榮的信號，而更像是一種百姓應對現實表現出的頑強。
古巴給人的感覺是，它並不急於追趕潮流，也不熱衷與世界同步。它有自己的節奏——緩慢、固執，甚至帶著幾分不合時宜的從容。
上一次來古巴，我們住在巴拉德羅（Varadero）封閉的度假區裏，環境與其他加勒比國家並無二致，在空間上便與當地人的真實生活隔了一層。這一次，我們選擇入住哈瓦那新興的民宿，多少有了些“深入群眾”的意味。民宿的好處在於行動自由，進出方便。當天下午沒有安排，我們索性上街閑逛。
哈瓦那街頭最引人注目的，當屬那些色彩鮮豔的老爺車。無論是雪佛蘭、福特、別克，還是凱迪拉克，也不管什麽顏色，全都被擦得鋥亮。它們並非供人懷舊的道具，而是仍在服役的交通工具，大多從事城市觀光生意。由於我們已經預訂了行程最後一天的乘坐老爺車環城遊覽的活動，這一刻便克製住了跳上車兜風的衝動，繼續徒步前行。
哈瓦那的街景格外誠實。它不掩飾衰老，也不急於翻新。它並未以現代化的光潔迎客，而是以真實、樸素與緩慢，讓人提前適應古巴的生活節奏。這種節奏，恰好與我們漫無目的的行走相得益彰。
轉過街角，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悄然浮現。那座粉紅色的建築映入眼簾——海明威當年常住的“兩個世界”旅店（Hotel Ambos Mundos）。1932年至1939年間，海明威多次下榻於此，長期居住在511號房。上一次來哈瓦那，我們還曾特意登樓參觀；而這一次再訪，卻明顯感到冷清了許多。樓下的酒館空空蕩蕩，旅店外，一位老人獨自吹奏著小號，旋律低回而蒼涼，無形中加重了整座建築的寂寥。
後來，海明威搬至城郊的“瞭望山莊”（Finca Vigía），並在那裏完成了多部重要作品。但“兩個世界”旅店，始終是他與哈瓦那關係的起點。這裏留下的，並非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榮耀，而是一個異鄉作家在街巷之間觀察生活、貼近現實、為寫作積蓄力量的身影。
再往前，便是著名的馬雷貢海濱大道（Malecón）。海灣中，一艘巨大的貨輪正緩緩駛離港口；遠處的莫羅城堡、山坡上的基督像，依舊清晰而醒目。大道上行人不多，雕塑卻不少。
不久，我們被一顆懸在半空的白色人頭吸引住了。它似笑非笑，目光遊離，神情中帶著一種難以言說的睥睨。一架高高豎起的鐵梯支撐著它，梯頂站著一個手持雨傘的小人，身體前傾，仿佛正在攀登，又像是在遲疑。這個頭像，既不像革命英雄的標準造型，也不同於傳統紀念碑中那種莊嚴的麵孔，它能出現在哈瓦那，至少說明社會主義的古巴比改革開放前的中國還是寬鬆得多，顯示出這座城市還保留著某種表達曖昧、提問現實的浪漫空間。
站在雕塑前，很難不聯想到古巴當下的處境。國際環境的變化、長期的製裁與依賴關係，使這個國家承受著持續而沉重的壓力。自從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被美國抓捕後，古巴麵臨著更加嚴重的國際壓力。這種壓力最終轉化為普通人生活中真實而具體的負擔。也正因為如此，才更讓人希望：有一天，古巴人民能夠走出困境，讓哈瓦那不僅在陽光下美麗，也在生活中重新煥發生機。
舊哈瓦那（La Habana Vieja）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的世界文化遺產，它像一本攤開的曆史書，記載著殖民時代的輝煌、革命年代的激情，以及當下生活的困頓。
第二天上午，導遊帶著我們在舊哈瓦那走街串巷。首先到達老廣場（Plaza Vieja），又名歲月廣場。這座始建於十六世紀的廣場，曾是殖民時期的集市和貴族社交場所。四周環繞著色彩斑駁的巴洛克和新古典主義建築，陽台上鐵欄杆鏽跡斑斑，卻仍保留著優雅的線條。這裏見證過鬥牛表演，也舉辦過宗教遊行，如今則多了些咖啡館與修複後的民居，曆史與現實就這樣在同一片空間裏疊加重合。
廣場一角，一座極具挑釁意味的現代雕塑格外醒目。人物並非英雄或名人，而是一名赤裸上身、腳蹬高跟鞋的妓女。她騎在一隻誇張放大的公雞背上，體態真實，神情冷靜而疏離，引人注目。
在古巴，網絡極不穩定，臨時查閱資料幾乎不可能。此時，導遊的講解顯得尤為重要。這件作品誕生於上世紀九十年代，直指蘇聯解體後古巴經曆的“特殊時期”。當時的古巴經濟驟然崩塌，為了生存，許多女性被迫出賣身體。看著雕塑中女人的表情，便能讀出普通人所承受的艱難與無奈。這座雕塑並非為了美，也不是為了紀念，而更像一麵豎立在廣場上的鏡子，提醒人們：舊哈瓦那不僅保存了曆史的外殼，也直麵現實的裂痕。
隨後，我們來到武器廣場（Plaza de Armas），這是舊哈瓦那最古老、也最具曆史厚度的空間。與其說它是一個廣場，不如說是一段完整保留下來的殖民時代切片。哈瓦那的城市史，正是從這裏展開的。
廣場上矗立著特姆普萊特神廟（El Templete），一座新古典主義風格的小建築，標誌著1519年哈瓦那首次彌撒和建城儀式的舉行。神廟前那棵木棉樹，被視為城市誕生的象征。
廣場中央是古巴“國父”卡洛斯·曼努埃爾·德·塞斯佩德斯（Carlos Manuel de Céspedes）的白色大理石雕像。他是1868年獨立戰爭的發起者，被尊為民族解放的象征。雕像背後，舊書攤林立，切·格瓦拉的畫像依舊占據著顯眼的位置。
東北側的皇家軍事城堡（Castillo de la Real Fuerza），建於十六世紀，是美洲最古老的要塞之一，如今作為博物館展示著古巴的航海曆史。其對麵的總督府（Palacio de los Capitanes Generales），則曾是西班牙殖民統治的權力核心。
武器廣場如今更像一座樹木蔥鬱的公園。若論氣勢與開闊，舊城中更具“廣場感”的，當屬聖弗朗西斯科廣場。
聖弗朗西斯科廣場因修道院而得名，是舊哈瓦那的第二大廣場。殖民時期，這裏緊鄰碼頭，是水手、商人和傳教士最先踏上哈瓦那的地方。若說武器廣場是權力的中心，那麽這裏便是城市對外的窗口。
廣場最具標誌性的建築，是聖弗朗西斯科修道院及教堂（Basílica Menor de San Francisco de Asís）。最早的修道院可追溯到十六世紀，幾經毀壞與重建，今天看到的建築主體完成於十八世紀，呈現出穩重的巴洛克風格。
這座巴洛克風格的教堂，外觀並不華麗，卻透著莊重，鍾樓在濃雲的壓迫下更顯挺拔。高聳的鍾樓曾是港口船隻的重要地標，水手遠航歸來，最先看到的往往就是這座塔影。鍾樓下麵有座真人大小的銅像----“巴黎先生”。上次來這裏時，與這位巴黎先生合過影，這次又穿著同樣衣服與之合影，竟加重了歲月如梭的感歎。
不遠處，雕塑“沉思的紳士”低頭凝神。站在他麵前，我不由得放輕腳步，也為先前生出的時光飛逝之感，稍稍釋然。
廣場地麵開闊，幾乎沒有多餘裝飾，這種“留白”反而強化了周圍建築的曆史感。聖弗朗西斯科廣場見證的，不是哈瓦那的起點，卻是這座城市如何在全球航線上緩慢成形的艱難曆程。
在聖佛郎西斯科廣場打完卡，我們隨導遊來到大教堂廣場（Plaza de la Catedral）。這個廣場可以說是舊哈瓦那最具戲劇感、也最富宗教意味的一處空間。它不像武器廣場那樣端正嚴肅，也不同於聖弗朗西斯科廣場的開闊疏朗，它以一種略顯不對稱的姿態，把權力、信仰、財富與日常生活，壓縮在幾步之遙的範圍之內。
廣場的靈魂，無疑是聖克裏斯托弗大教堂（Catedral de San Cristóbal）。這座由意大利建築師Francesco Borromini設計的，建於1748—1777年的教堂，被公認為加勒比地區巴洛克建築的巔峰之作，尤其體現了所謂的“古巴巴洛克”風格。
最引人注目的，是教堂立麵左右不對稱的雙塔：一高一低，看似隨意，卻與廣場的空間形成微妙呼應。石材取自附近海底的珊瑚岩，細看之下，仍能看到貝殼與海洋生物的痕跡，看到大海被凝固成信仰。
大教堂之所以聲名遠播，還與哥倫布有關。1795年，由於西班牙帝國失去了聖多明哥殖民地，便把在那裏長眠了200多年的哥倫布的遺骨從聖多明各遷至哈瓦那，安放在這座教堂。在這裏停留了一個世紀後，直到1898年，西班牙又在美西戰爭中丟掉了古巴，遺骨再次遷徙，被送回西班牙塞維利亞大教堂。
哥倫布遺骨這段短暫的停留，讓大教堂一度成為帝國記憶的一部分。讓人感慨的是，新大陸的發現者，最終卻無法在新大陸安息。
舊哈瓦那的曆史建築，無聲地展示著西班牙帝國時代的輝煌和當今日益衰敗的現實。
穿過這些宏偉的殖民時代建築，走入居民區，立刻能感受到當地人生活的溫度。導遊特意讓我們進了一家國營商店。看了貨架上的價格，想想人們的工資收入，就能體會到古巴人民的不易，也很容易聯想起六十年代我們所經曆的生活。
看著店裏空空如也的貨架，古巴不再隻是旅遊意義上的目的地，而更像是一麵被時間保留下來的鏡子，映照出一種似曾相識的生活狀態。
午餐後，我們乘車前往哈瓦那西郊的哈門德羅斯（Jaimanitas）。這裏原本隻是一個漁村，卻因一位藝術家的存在，被徹底改寫了命運。
何塞·福斯特（José Fuster）是古巴當代最具創造力的藝術家之一。幾十年來，他以一己之力，把自己的家改造成一座由馬賽克構成的奇幻世界。遠遠望去，色彩如潮水般鋪展開來——屋頂、牆麵、圍欄、樓梯，幾乎所有可見之處，都被碎瓷片拚貼成流動的圖案，在陽光下閃爍著近乎狂歡的光澤。他不僅裝點了自己的生活，也悄然點亮了整個社區。
走進福斯特的住所，仿佛誤入高迪的夢境。蜿蜒起伏的線條、濃烈跳躍的色塊、帶著童真與民俗氣息的雕塑彼此交織，看似隨意，卻自成秩序。福斯特並未將藝術止步於自家庭院，而是用自己的資金和熱情，把這種馬賽克風格延伸到鄰居的外牆、街道和公共空間。藝術在這裏不再是孤立的個人表達，而成為一種改變社區麵貌的力量。這個原本不起眼的漁村，因此被世界所知，人們親切地稱它為“福斯特樂園”（Fusterlandia）。
晚飯後，我們前往哈瓦那港口另一側的聖卡洛斯·德拉卡瓦尼亞要塞（Fortaleza de San Carlos de la Cabaña），觀看著名的“九點炮擊儀式”。
這項儀式可追溯至十八世紀西班牙殖民時期。當年，炮聲意味著城門關閉，是城市安全的信號；如今，它已成為一種延續曆史的象征性儀式。身著十八世紀軍服的士兵點燃火藥，刹那間，一聲巨響撕開夜空。港灣對岸的城市燈火在水麵上跳動，炮聲在夜色中回蕩，時間被短暫地拉回到殖民時代的哈瓦那。
站在厚重的城牆之上，才真正意識到哈瓦那的魅力並不隻在於它擁有曆史，而在於它讓曆史持續發生，讓人可以在當下的夜風中，觸摸到時間的重量。
炮擊儀式結束後，導遊提議順道前往哈瓦那基督像（Cristo de La Habana）。夜色中，白色的基督像靜靜俯瞰著港灣與城市。站在像前，導遊為我們講起了它的來曆。
這座基督像建於1958年，正值古巴革命前夕。倡議者是時任總統巴蒂斯塔的夫人——瑪爾塔·費爾南德斯·米蘭達（Marta Fernández Miranda）。據說，在一次政治動蕩與暗殺威脅中，巴蒂斯塔僥幸脫險，她將此視為“上帝的庇佑”，遂許願建造一尊巨大的基督像以示感恩，同時也希望借此爭取天主教徒的支持。因此，這尊基督像從一開始，就帶有強烈的個人信仰與時代的印記。
雕像由古巴女雕塑家希爾瑪·馬德拉（Jilma Madera）創作，其形象肅穆而莊重。
1958年12月24日，基督像正式落成。然而曆史的轉折來得異常迅猛。僅僅一周之後，1959年1月1日，古巴革命勝利，巴蒂斯塔政權隨之垮台。
於是，這尊原本承載著舊政權“感恩與祈禱”意味的基督像，被突兀地留在了一個全然不同的革命化的國家中。卡斯特羅時期，古巴政府對宗教長期保持著謹慎甚至疏離的態度，但這座基督像卻並未被拆除。至於原因，導遊故意賣了個關子，說留到第二天路上再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