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東尼·吉登斯《第三條道路》（轉貼）

  我撰寫這本小書的目的，是想為目前正在許多國家展開的關於社會民主政治之未來的討論作出一點貢獻。之所以會存在這樣的討論，其原因是非常明顯的。直到本世紀70年代末期在工業化國家仍然占據主導地位的“福利共識”的瓦解，馬克思主義的信譽最終受到質疑，以及促使這一切發生的異常深刻的社會、經濟和技術變遷。我們應當怎樣來回應這些變化？社會民主究竟還能否作為一種獨具特色的政治哲學而延存下來？這些問題的確已經變得越來越模糊。我相信，社會民主無論在意識形態層麵還是在實踐層麵都不僅能夠延存下去，而且還會興盛起來。但是，隻有在社會民主黨人願意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徹底地修正他們的既有觀念的情況下，社會民主才可能存在並發展下去。

    他們需要找到第三條道路。正像我在正文中將會指出的那樣，“第三條道路”這個術語本身並不具有特別的重要意義。

    在社會民主的曆史上，這一術語已經被使用過許多次；而且，試圖申言不同的政治主張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們也曾經在不同的語境中使用過它。在這裏，我用這個術語來指稱社會民主的複興，即在過去一個世紀中，社會民主主義者不得不經常進行的階段性反思主題的當下形態。

    在英國，“第三條道路”已經逐漸同托尼·布萊爾和“新工黨”的政治戰略聯係起來。人們經常把托尼·布萊爾的政治信念同美國“新民主黨”的政治信念相比，而新工黨與新民主黨之間也的確存在著緊密和直接的聯係。有人說過：“與撒切爾政府和梅傑政府一樣，布萊爾政府是到大西洋的彼岸，而不是到英吉利海峽的彼岸去尋找啟發。它的政治修辭是美國式的，影響其政治方略的知識資源來自美國，甚至連它的政治風格都是美國式的。”①

    這種說法並不完全正確。比如，工黨的勞動福利規劃從表麵上看似乎是帶有美式標簽，但是，經過仔細推敲，我們便會發現，其實它的靈感更直接地來自於斯堪的納維亞半島諸國——而不是來自於美國——積極的勞動力市場規劃。在這一觀點的有效部分中，其重點也需要加以修正。關於新工黨的討論盡管是活躍而有趣的，但這種討論基本上是在忽視歐洲大陸已經進行了一段時間的關於社會民主的類似討論的情況下進行的。托尼·布萊爾與老工黨的決裂是一項意義深遠的事件，但是，幾乎所有的歐洲社會民主黨也都完成了類似的決裂。

    在英國進行的類似討論中，有許多方麵尚有待於趕上歐洲大陸關於社會民主的討論。然而，英國又正在為一種蓬勃興起的新觀念作出積極的貢獻。與其簡單地照搬美國的思潮和觀念，英國不如成為一座在美國與歐洲大陸之間的溝通之橋。大多數歐洲大陸國家都未曾像英國那樣有過如此長時期的新自由主義政府執政。不論撒切爾主義在英國造成了別的什麽影響，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它震動了英國社會。瑪格麗特·撒切爾正像大多數新自由主義者一樣，並非一個一般意義上的保守派。在自由市場的旗幟下，她攻擊既存的組織與精英；與此同時，她的政策更進一步推進了已經遍及整個社會的變遷。工黨及其理論立場的同情者對此作出的最初反應是重申老左派的觀點。但是，正是由於這樣做而在選舉上遭受的挫折，又促使它轉變自己的取向。因此，與歐洲大陸的社會民主陣營中產生的觀點相比，在英國開展的政治討論中產生了一些更加自由和開放的思路。在英國產生的思想與歐洲大陸的討論是可以有直接的相關性的，而它們卻是針對不同的背景而展開的。

    這本書源於我與伊安·哈格裏夫（Ian Hargreaves）和傑夫·馬爾幹（Geoff Mulgan）所進行的非正式的晚間討論，我想對他們兩人表示感謝。起初，我們想合編一部關於社會民主主義複興的文獻集。由於各種原因，這一計劃未能實現，但是我從我們之間的討論中得到了許多啟發。我必須特別感謝戴維·赫爾德（DavidHeld），他細心地閱讀了本書的初稿和好幾份修改稿，他的評論對於最後形成的文本是關鍵性的。其他對我幫助甚大的人士還包括：馬丁·阿爾布羅（Martin Albrow）、尤裏奇·貝克（Ulrich Beck）、艾裏森·齊弗斯（Alison Cheevers）、密裏安·克拉克（MiriamClarke）、阿曼達·古德爾（Amanda Goodall）、斐歐納·格拉姆（Fiona Gra－ham）、約翰·格雷（J0hn Gray）、史蒂夫·希爾（Steve Hill）、朱利安·勒·格蘭德（Julian Le Grand）、戴維·米利班（DavidMiliband）、亨利塔·摩爾（Henrietta Moore）和安妮·波爾（Anne Power）。我還想對阿麗娜·勒德內瓦（Alena Ledene－va）表示衷心的感謝，她不僅對全書的問世貢獻良多，而且，每當我感到沮喪——這是常有的事情——的時候，她總是鼓勵我堅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