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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帖) 馮驥才:一切黨派退出學校

(2013-11-06 13:31:13)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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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驥才:一切黨派退出學校

 

2013-11-04 

中國教育的失敗源於欺騙!在普世文明國家中,教育是中立的,不給任何黨派作廣告。我們的大中小學反其而行,恰恰成了黨派的廣告牌,還在牌下公然打出政治課的招牌,把欺騙灌給學生洗腦。我上學時就是這套騙人的玩藝兒,現在仍是!

  中國教育的失敗源於欺騙!在普世文明國家中,教育是中立的,不給任何黨派作廣告。我們的大中小學反其而行,恰恰成了黨派的廣告牌,還在牌下公然打出政治課的招牌,把欺騙灌給學生洗腦。我上學時就是這套騙人的玩藝兒,現在仍是! 

  舊大學裏,教授治校、學生自治的治校理念根深蒂固。隨著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對自身價值和現實使命的自覺,西方教育成功的重要一點是“教育獨立”,此觀念一經引入,便深入人心,博得共識,成為近代中國教育進步最主要的推動力。 

  清末,章太炎在《代議然否論》中已提出設想:“學校者,使人知識精明,道行堅厲,不當隸政府,惟小學與海陸軍學校屬之,其他學校皆獨立。”其旨在擺脫政府對中等以上學校的幹預,保證學術、教育的自由發展。民國後,這一理念得以伸張。 

  1915年6月15日,蔡元培發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長的宣言》時即聲稱:“我絕不能再做政府任命的校長,半官僚的性質,便生出許多官僚的關係,天天有一大堆無聊的照例公文,常常派一些一知半解的官員來視察,我絕對不能再做不自由的校長,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學的通例。” 

  1930年,蔡元培為《教育大辭書》編寫“大學教育”詞條稱:“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認,能完全實現之者,卻惟大學。大學教員所發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黨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學者之牽製。苟其確有所見,而言之成理,則雖在一校中,兩相反對之學說,不妨同時並行,而一任學生之比較選擇,此大學之所以為大也。” 

  1932年7月,胡適對國民黨當局向大學及教育機構安插黨羽,釀成風潮,表示了強烈的不滿,他在《論學潮》一文中道:“用大學校長的地位作擴張一黨或一派勢力的方法,結果必至於使學校的風紀掃地,使政府的威信掃地。” 

  為了這一理念能成為現實,教育界人士曾作過不懈的努力。1928年,北伐勝利,南北統一,羅家倫出任清華大學校長。1930年1月,閻錫山與中央政府決裂,5月,中原大戰開始,國民黨力量也自北平退出,華北屬閻錫山掌轄,由國民政府任命的清華校長羅家倫遭到閻勢力的驅逐。一個月後,閻錫山派喬萬選接管清華大學。喬本為清華畢業,後留學美國,獲博士學位,資曆無大礙。因清華師生對於地方軍閥接管學校一事反感,恨屋及烏,喬萬選上任之日即被學生拒之門外,連校園也未踏去。當晚,校務會議致電閻錫山,反對其幹預清華大學。喬被阻後,學校在校務會議主持下,各項工作正常運行。 

  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長期拒絕加入國民黨,國民黨黨部幹預校務的企圖也多次受阻。 

  1928年,劉文典出任安徽大學校長後,也拒絕國民黨黨部幹預校務,拒絕開設政治課。 

  在上海光華大學做教授的張東蓀,對每次校務會議開會時,恭讀總理遺囑頗為反感,忍不住道:“下次再讀遺囑,我就不來了。”遂奪門而去。 

  1920年,陳炯明致電陳獨秀,請他來廣州辦教育。陳獨秀向陳炯明提出任教育委員長的三個條件,第一條便是:“教育獨立,不受行政幹涉。”陳炯明一口答應,陳獨秀遂放下黨務赴粵,學校中絕口不談主義。北伐勝利後,國民黨黨化教育思潮興起。1928年頒布《小學暫行條例》,在公民科外,增設三民主義科,後合並,改名“黨義”。1929年8月頒布的《中學校課程標準》已無公民科地位,取而代之以“黨義科”。因遭到教育界的普遍抵觸,以及“九一八”事變後的民族危機,此課三年後即取消。 

  即使在抗戰之非常期間,教育界仍與戰時體製發生著抵觸。1937年抗戰之初,胡適參加廬山談話會,議及教育,仍申明“教育獨立”意見:“其涵義有三: 

  一、現任官吏不得做公、私立大學校長、董事長;更不得濫用政治勢力以國家公款津貼所長的學校。 

  二、政治的勢力(黨派的勢力)不得侵入學校。中小學校長的選擇與中小學教員的聘任,皆不得受黨派勢力的影響。 

  三、中央應禁止無知疆吏用他的偏見幹涉教育,如提倡小學讀經之類。” 

  西南聯大時,國民黨當局要求負有一定行政職務的教授都入黨,當時任法商學院院長的陳序經聽罷脫口說道:“扯淡,我就不入。” 

  1941年,接替羅家倫擔任中央大學校長的顧孟餘,上任伊始便宣明:“學術思想自由,一切黨派退出學校。”1946年,北大一旦複校,校長胡適便又重申:“希望學校完全沒有黨派。”他在《今日教會教育的難關》一文中直言:“學校是發展人才的地方,不是為一宗一派收徒弟的地方。在今日民族主義和理性主義的潮流之中,以傳教為目的的學校更不容易站得住。” 

  對於校務的幹涉程度,有文化的政客,較之文盲的軍閥為甚。曹錕任直隸督軍期間,於1921年9月創辦了河北大學。他鑽進教授休息室,見到教授即點頭哈腰。教授薪水很高,發薪時,曹錕還要來到學校,將薪水以紅紙包裹,承在托盤上,敬呈教授。當他看到有教授聚精會神於顯微鏡前做試驗時,竟歉疚:“你們這樣用腦子,每月那點兒錢,抵不上你們的血汗啊!” 

  張作霖,出身綠林,大字不識幾個,但卻特別重視教育,他曾下令將政府經費的40%投入教育,世界罕有。1923年4月創辦東北大學後,每逢春節,他都要身穿長袍馬褂給老師拜年,打躬作揖後坦言:“本人是大老粗,什麽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仰仗各位老師,特地致謝。”因為不懂行,所以將學校交由教授,自己則絕少幹預校務,學校反辦出了樣子。 

  韓複榘主魯七年,教育放手讓何思源來做,且未在教育界安插過一個親信,山東教育此間有了很大進步。1938年,蔣介石為鏟除異己,曾召見何思源,開口便問:“韓複榘欠你多少教育經費?他又是怎樣賣鴉片的?”何思源則直言相告:“韓複榘從未欠過教育經費,也並沒有出賣過鴉片。”而何思源正是蔣介石安排出任山東省教育廳廳長的,為蔣係人馬。何思源曾對友人道:“韓複榘雖然好明殺人、暗殺人,但他不是陰險的人。” 

  1949年後,黨領導一切,包攬一切,民間社會、士紳階層遂消亡。黨奪取了天下,也奪取了整個社會。一個三人門市部,須有一名黨員,十人門市部,須有一個黨小組,再大一點就須有黨支部了。而在學校,黨組織層層設立,政治課年年開講。在校中學生,雖說尚未步入社會,世界觀尚未形成,竟有加入黨組織者。而政治課的開設,其目的在於灌輸愛黨愛國理念,提升學生的道德水平,其效果到底如何?鄧小平的一句話可概括之:“我們最大的失敗是教育。”此“教育”,當指德育。 

  失敗原因何在?馮驥才認為:“教育的失敗源於欺騙!”他還直言:“在普世文明國家中,教育是中立的,不給任何黨派作廣告。我們的大中小學反其道而行,恰恰成了黨派的廣告牌,還在牌下公然打出政治課的招牌,把欺騙灌給學生洗腦。我上學時就是這套騙人的玩藝兒,現在仍是!學生們特反感還得學,計入學分。” 

  章詒和也看到了這一點:“我常常覺得,什麽都不要信,越是宣傳的東西你越不要信,孩子們,我們不能太單純,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謊言的世界。”言詞雖有些激烈,但道理不錯,皆真話。 

  資中筠早年畢業於清華大學,2011年清華百年校慶,她收到請帖後拒絕出席,原因是已不認同當下的清華。“清華就像一個大官,非常勢利,向權力和財力聚集。而中國名牌大學招天下英才而毀之,傷天害理。我本來想寫一篇《哀清華》,但是一想人家在那過生日,就沒有這樣寫,但是真的是這種心情。”清華已六十年未給國家貢獻大師了,資中筠看到的不僅是結果,還有原因。 

  政治家以謀取現世幸福為目的,教育家則以人類的終極關懷為追求,二者之別可謂大矣。若以政治幹預教育,以廣東人的一句口頭禪可表其謬:“你有沒有搞錯耶!”自認為教育經費由政府撥付,所以政治家幹預起學校事務來,理直氣壯,振振有詞,仍以廣東人的一句口頭禪指其謬:“你有沒有搞錯耶!”經費乃納稅人的錢,豈是不力田不做工、高高在上的黨派所能提供。 

  1932年張元濟在寫給胡適的信道:“近人將以黨、國並稱,弟竊恐二字不能並存,且恐並亡。”黨與國,兩碼事。 

  1945年9月27日的《新華日報》曾發表周恩來暢談軍隊國家化的文章:“軍隊應該不是站在人民之上,而是人民的子弟兵,因為人民以其血汗所得來養兵,為的是保護自己。軍隊能夠這樣做,才真正是國家、人民的軍隊。如果沒有軍隊的國家化。那就會就成為一種反人民的武裝集團,一種披著國家外衣的政治土匪。”這裏隻需將“軍隊”一詞換做“教育”,也恰當。 

  (作者為全國政協常委、國務院參事馮驥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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