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如夢人生，人生如夢，這是蘇東坡對人生哲理的界定，也是蘇東坡人生哲理的核心。
“莊生曉夢迷蝴蝶”，莊子之後，“人生如夢”得到了中國文人方方麵麵的詮釋，魏晉文人慨歎人生如朝露，唐人李白在夢遊天姥，白居易從愛情角度去說人生如夢，李公佑宦海沉淪後做“南柯一夢”。蘇東坡呢？蘇東坡純粹從生命意義生命形式生命存在的感悟去探究人生奧秘。
夢總是讓人想到逃避，想到無奈，想到虛幻，而蘇東坡的“人生如夢”則是一種豁達的心態，激進的感悟，積極的試驗。
毫無疑問，蘇東坡是大儒，但他對佛、道同樣染濡均深，但蘇東坡又不佛不道，他做的是兼容並蓄。儒家講究入世，佛家提倡出世，道家追求遁世。經曆了人生苦難世道滄桑，好道慕隱獨善其身的思想在蘇東坡身上起伏出入，這並不奇怪。更何況，佛、道哲學與文人思想結合，本就是宋朝文人的基本傾向，他體驗了文人的一種自醒、自覺和自重。而在宋朝，對佛、道的向往，將佛、道二經與文藝結合，生活方式更近佛、道，最成功最自然的並不是飄逸瀟灑的蘇東坡，而是嚴謹固執的王安石。如果說王安石對佛、道是一種敬仰，敬仰佛、道的節操、經義、生活方式，蘇東坡卻是一種欣賞，欣賞佛、道的超然、逸致和生命形式。以儒家精神擔綱，以佛家精神超脫，以道家精神養氣，這三句話，雖然有點籠統，但也能說出蘇東坡對三家的態度。在順境與逆境的變更中，在入世與出世的交互中，在激情與虛幻的轉化中，在儒、佛、道的碰撞激蕩中，蘇東坡得到了融會、整合與統一，從而達到天趣洋溢、生機浩蕩、超然無累、自足完滿的人生境界。
蘇東坡“人生如夢”的人生哲理不是突然有一天慘遭迫害悟出的，而是在他人生的旅途中逐漸成熟的，他早期的《和子由澠池懷舊》一詩種就有痕跡：“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複計東西！”“雪泥鴻爪”的名喻，一方麵表現了他初入仕途的人生迷惘；另一方麵，也暗含了他把人生看作悠悠長途的思想。而他初貶黃州，寫下的《定風波》可以看作“人生如夢”的初步成熟：“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陽都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也無風雨也無晴”，這樣的人生不是夢是什麽？
正是有了“人生如夢”的感悟，他才在一貶黃州時苦中作樂：“雨洗東坡月色清，市人行盡野人行。莫嫌犖確坡頭路，自愛鏗然（戛）杖聲”（《東坡》）；二貶惠州，又津津樂道惠州荔枝：“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黃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顆，不妨長作嶺南人”（《惠州一絕》）；三貶儋耳，在幾乎連溫飽都無法解決的情況下，還能從“總角黎家三四童，日吹蔥葉送迎翁”的純樸村俗中，感到“莫作天涯萬裏客，溪邊自有舞雩風”（《被酒獨行，偏至子雲、威、徽、先覺四黎之舍三首》其二）的歡欣。感謝佛、道，雖然蘇東坡也有“萬事到頭都是夢”（《南鄉子·霜降水痕收》）、“夢中了了醉中醒”（《江城子·夢中了了》）、“身外儻來都似夢，醉裏無何即是鄉，東坡日月長”（《十拍子·白酒新開》）的痛苦麻木、逃避現實的人生悲歎，但佛、道思想的清曠達觀襟懷成了蘇軾在逆境中奮進的精神支柱，正是有了這樣的支柱，才讓蘇東坡找到了更多的熱愛生命的理由。因為熱愛生命，他才能仕途之失時依然堅守“長於東風約今日，暗香先返玉梅魂”（《六年正月二十日，複出東門，仍用前韻》）；他才能在生活之艱時悠然自娛“南堂獨有西南向，臥看千帆落淺溪”（《南堂》）；災難舛途沒有愚鈍他對生命的靈慧的感悟，艱難困苦不曾消磨他對生活的敏銳的洞察。相反，曆經種種之後，他更懂得收藏和珍惜一點一滴的快樂，活出了一派天真、一派精彩。
（四）
蘇東坡堅信儒家“修身、齊家、平天下”的三大鐵律，世道滄桑人生巨變又讓他不得不從佛、道中得到生活的證據，可他信佛嗎？信道嗎？信，但他隻是從另一種思想中尋找寄托和超脫，他絕不是佛教徒，也不是道士。
如果說他和佛印禪師“向陽門第春常在，積善人家慶（磬）有餘（魚）”的故事屬於傳說；他帶著一個妓女入寺廟，並要方丈讓木魚給妓女算是無稽之談；他和佛印“遠公沽酒飲陶潛,佛印燒豬待子瞻。采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為誰忙。”的故事卻是有憑有局。而他晚年多次流露出對“煉丹術”的不信任，又為他不可能成為道士作了注釋。想當年李白入道，圍著道觀疾走三天三夜，這種精神，蘇東坡是不屑有的。
李清照評價蘇東坡的文章：“東坡每事俱不十分用力。古文、書、畫皆爾，詞亦爾。”這是說他的文章？難道不是說他的人嗎？“不十分用力”而成大家，除了說蘇東坡聰明還能說他什麽？而事實上，“不十分用力”正是蘇東坡的性情，也是他成為大家的必然，試想，如果蘇東坡事事斤斤計較，時時處心積慮，那還是輕曠神逸灑脫不群的蘇東坡嗎？
蘇東坡的書畫俱有名氣，黃庭堅說他：“早年用筆精到，不及老大漸近自然”，又雲：“到黃州後掣筆極有力。” 《黃州寒食詩帖》被後世稱為繼王羲之《蘭亭序》、顏真卿《祭侄稿》之後的“天下第三行書”。但他自己怎麽說的呢，他說：“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
蘇東坡《江城子·密州出獵》、《水調歌頭·赤壁懷古》開豪放派詞風，後來卻不複作，這固然和他人生的經曆有關，但是不是也有幾分不再糾纏的味道呢？
蘇東坡與酒的關係最能反映他的性情。東坡愛酒，他的詩詞中的酒味絲毫不比李白的淡，但他的酒量實在不如李白，他在《東皋子傳後記》中言道：“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不在予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杯徐飲，則予胸中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閑居未嚐一日無客，客至未嚐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予上者。”酒量淺而愛飲，飲而不癮，這不就是蘇東坡嗎？而他說“閑居未嚐一日無客”，在《東坡八首》中他又說“我窮交舊絕，三子獨見存”，與他絕交的是舊時官場仕途的同仁，“一日無客”不至的“三子”是開酒鋪的潘丙，開藥店的郭遘，賣竹子的古耕道。蘇東坡並不一定要借酒消愁或寄情於酒醉，“客至未嚐不置酒”是他的一種禮節愛好，更是他的清逸超妙。蘇東坡後來到了海南，自釀自造自取自用，因而取名“真一酒”，酒是“真一”，天底下蘇東坡不也是一個“真一”嗎？蘇東坡哪能不理解其中奧妙，所以才在《真一酒詩》中說：“人間真一東坡老”。
宋朝有妓女陪酒的流俗，每有宴席，必召妓以助興，蘇東坡赴宴，常有歌妓請詩，蘇東坡十之八九不會拒絕，他的一生，居然為歌妓寫了180多首詩詞，但是蘇東坡好而不淫，我們很少能從蘇東坡的詩詞中讀到淫詞浪語，這與他的朋友，一向以句工詞險著稱的黃庭堅形成了對比。而他在元豐六年（1083）寫下的《定風波·南海歸贈王定國侍人寓娘》筆調空靈輕曠，寓意悠遠回味，竟然成了他的代表作：“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應乞與點酥娘。盡道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萬裏歸來顏愈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嶺南荒遠偏僻生活艱苦，但是有了隨遇而安無往不快的心情，就可以把它當作家鄉，如白居易所言：“我生本無鄉，心安是歸處”（《初出城留別》），“無論海角與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種桃花》）。蘇東坡深深理解 “心安即是家”的含義，所以他不管什麽時候都不急不躁不溫不火，隨遇而安無往不快。
蘇東坡“每事俱不十分用力”，不是因為不認真不努力不重視，而是因為“心安”。
（五）
黃州毫無疑問是蘇東坡人生的重要一站，不但是因為他人生第一次遭受磨難剛剛從死亡線上走來，也不單是他在這裏寫作了他一生中重要的著作，還因為他在這裏得到了伴隨他一生也伴隨了他千古的雅號——東坡居士。
“東坡”這個詞最早被白居易頻頻使用，因為白居易也有一個東坡。白居易遭貶忠州（今屬四川），曾在城東土坡種花種樹，並命名“東坡”，所以才有了白居易很多關於“東坡”的詩文，《東坡種花》、《別東坡花樹》、《步東坡》，“東坡”二字被白居易反複吟詠。
蘇東坡來到黃州，官餉停發，居家生活困難，幸得黃州通判馬正卿幫助，在城東求得“故營地”（放棄荒廢的軍營）50畝給他，蘇東坡就是靠這50畝地度過了艱難的四年生活，也是靠這50畝地讓一個名字成就了千古英名。
很多人在考察“東坡”來曆的時候不願承認“東坡”二字與白居易有關，說白居易之“東坡”實是閑適之情，而蘇軾之“東坡”則是生活之需。經濟基礎不同，使他們的的心情是不一樣的，所以說蘇東坡與陶淵明的境況更為相似。而恰恰忘了一點，那就是蘇東坡對白居易的敬愛，宋人周必大說：“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履行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與物無著，大略相似。”（《二老堂詩話》）蘇東坡與白居易是否“大略相似”這是另一個話題，但蘇東坡詩詞中多引白樂天卻是有根有據，“東坡”受到樂天影響應是不假。
而說蘇東坡與陶淵明境況更為相似，看來好像是生活狀況、經濟基礎相似，實際上，蘇東坡在黃州和陶淵明在南山更為相似的卻偏偏是心情，而不是生活。他們都親自耕作這不假，而不要忘了，陶淵明是自求歸隱，隻要他願意，隨時可以再去吃那“五鬥米”，而蘇東坡是被逼無奈，隻要朝廷願意，隨時可以再取他性命。他此時的心情和白居易不同，和陶淵明也是不一樣。但是，白居易的閑適他不敢想象，陶淵明的灑脫他卻向往。可以說，陶淵明是寄托於山水，蘇東坡時寄托於陶淵明。
這才有了《江城子》一詞：“夢中了了醉中醒。隻淵明。是前生。走遍人間，依舊卻躬耕。昨夜東坡春雨足，烏鵲喜，報新晴。//雪堂西畔暗泉鳴。北山傾。小溪橫。南望亭丘，孤秀聳曾城。都是斜川當日境，吾老矣，寄餘齡。”這首詞的前麵有一個序：“乃作斜川詩，至今使人想見其處。元豐壬戍之春，餘躬耕於東坡，築雪堂居之。南挹四望亭之後丘，西控北山之微泉，慨然而歎，此亦斜川之遊也 ”而他複又“隱括”陶淵明《歸去來辭》成《哨遍》一詞，“使家童歌之，時向從於東坡，釋耒而歌之，扣牛角為之節，不亦樂乎？”這一段話最重要的一句是最後四個字：“不亦樂乎？”
一方麵，從精神上蘇東坡有陶淵明拋去熙來攘往的汙濁世界，縱浪大化，不期生滅的感悟；另一方麵，在黃州，他的確也過上了陶淵明一樣隱逸的生活。在經曆了冤獄生死之後，蘇東坡“樂乎”於田野鄉間，這是他靈魂的一個歇息。所以我們在蘇軾身上，常常也能尋到陶淵明的影子。有人統計，黃州期間，蘇東坡幾乎把陶淵明的詩應和了一遍，“隻淵明，是前身”，可見蘇東坡對陶淵明的向往。而這向往，其實就是蘇東坡身處不幸的精神武器，他從陶淵明的身上看到了生活的另一種形式，生命的另一種樂趣。正是有了這種向往，才使自己沒有陷入極度悲觀失望之中而不能自拔。陶淵明歸隱以後，“娛情詩酒、崇尚自然、盡享天倫、體驗農趣、撫摸傷痛，不忘憂思”的文人雅士之情趣，應該會激起身處逆境中的文化巨人蘇軾的情感浪花。
但蘇東坡與陶淵明不同。陶淵明身處亂世，統治者篡弑頻繁，殺戮成性，門閥森嚴，政治極為黑暗。黑暗的現實已經逼出了像阮籍、嵇康這些放浪形骸的“竹林七賢”。陶淵明以決絕的態度，遠離塵世，有他的社會根源。蘇東坡處在一個偉大的時代，那個時代是中國曆史言論最為自由的時代，王安石變法也好，司馬光廢法也罷，他們都隻有一個目的，就是為了國富民強。蘇東坡和他們的政治觀點時不相容，但他畢竟還有一顆激蕩的心，一腔淩雲的誌，一身燃燒的情，一種積極進取的希望。所以他不會歸隱，所以他總是一腳走進隱逸的山水，一腳還留在他熱愛的人間。
（六）
感悟蘇東坡而不提到王安石是不可能是事情。
好像蘇東坡的倒黴時時是和王安石聯係在一起的。“烏台詩案”的製造者李定、舒亶、何正臣，曆來被稱為王安石的“朋黨”。王安石也因此被吐了一千年的唾沫。在林語堂《蘇東坡傳》中，林先生甚至把王安石稱作“王安石那群小人”。
這千古奇怨，其實偏偏是千古奇冤。
曆史對王安石重用“小人”多有控訴，最後把重用“小人”的王安石也稱作“奸邪”，且不說“君子”與“小人”有時候是一繩之差，有時候又互相轉換，就說王安石為什麽會重用“小人。”曆史之中，最難的是什麽？是改革。王安石改革，朝廷地方有幾個人支持？改革需要人才，不要說你沒有人支持你無法改革，就是沒有人去執行你的政令，改革還能進行下去嗎？王安石一朝重權在握，投奔他的人難免會有“小人”，而改革之難，讓王安石必須重用他們。這樣一個實在太簡單的道理，可我們的學者學家偏偏視而不見。
蘇東坡與王安石開始修好，後來決裂，然後和解，在王安石死後，蘇東坡扭轉筆鋒，斥之為“或首開邊隙，使兵連禍結；或漁利榷財，為國斂怨；或倡起大獄，傾陷善良；其為奸惡，未意悉數。而王安石實為之首。”回顧蘇王同朝為官，蘇東坡曾對“新法”頗有支持；後來上“萬言書”，反對變法；蘇東坡被貶黃州，積極向王安石推薦秦觀，王安石回信：“得秦君詩，手不能舍，葉致遠適見，亦以為清新嫵麗，與鮑謝似之”；王安石被貶江寧，蘇東坡前去看望，二人談佛說文，甚是融洽；王安石死，蘇東坡《製詞》，文采飛揚……
蘇東坡斥王安石，這裏麵主要原因是國家政治問題，他意識到，對王安石的評價其實是對“新法”的評價，而這裏麵有沒有“小人”的成分呢？而在王安石和蘇東坡的關係中，一味的斥責哪一個人是不是有失公允？
說到底，這是文人的悲劇，文人和政治結合的悲劇。王安石是文人，蘇東坡也是文人。回顧兩人的關係，不難看出，他們最為融洽的時候是兩個人都被謫貶的時候，那時候他們悻悻相惜，敬重有加。一旦牽涉到政治，誰也離不開一幅有色眼睛。
“烏台詩案”曆來說王安石做崇，且不說王安石是不是“君子”，就說李定、舒亶、何正臣是不是王安石的“朋黨”，這些人擁護王安石改革就是王安石的“朋黨”了？那我們今天都擁護改革，我們又是誰的“朋黨”？這種推斷，實在牽強。而更多的學者學家在分析這件事的時候忘了一個大的前提，那就是宋朝本有派無黨。
再說“君子”與“小人”。我們不否認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的小人行徑，但“新法”反對派攻擊李定“母死不守孝”，說連母親都不孝的人怎麽能當官，就有失寬厚，偏偏有點“小人”之嫌，因為李定根本不知道他的生母究竟是誰，他怎麽守孝？再說，即便不守又能如何？嶽飛以為母守孝請辭回鄉還被朝廷差點治罪呢。舒亶卻是守孝的典範，反對派也不會說他好，舒亶任地方官時成親手殺死一個喝罪了酒而追打自己母親的人。而舒亶是宋朝狀元，從才幹上說，重用他並不過分。史書記載何正臣並不壞，而他九歲就被賜予進士出身也足足可以證明他的才華。
“烏台詩案”，千古冤獄，而這裏麵，不是一個“君子”與“小人”就可以概括的。蘇東坡冤枉，他的冤枉卻不是他的專利，也不是冤枉的極至。曆史中沒有被冤枉的文人有幾個？屈原不冤？賈誼不冤？韓愈不冤？柳宗元不冤？白居易不冤？嶽飛不冤？王安石不冤？他同時代的歐陽修更冤，這個發現培養了那麽多的大文豪的大文豪，這個宋朝文壇的領袖，這個扭轉了曆史文風的英才，兩次被冤下獄，兩次被貶，最後心灰意冷，六十六歲病死汝陰。而他兩次被誣告，一次是有人告他奸淫自己的養女，另一次竟是有人告他奸淫自己的外甥女。
而誣陷歐陽修的人正是後來攻擊王安石的那些人。歐陽修也反對變法，但他與王安石一直關係甚好。而恰恰是那些與他一起反對變法的人兩次誣陷他“奸淫”。
王安石詩雲：“不畏浮雲遮望眼，隻緣身在最高層”；蘇東坡詩雲：“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如果他們兩個都能聽聽對方的勸告就好了。可惜，他們都是文人，無可救藥的文人。
以蘇東坡之才而無蘇東坡之功，這實在不是曆史的誤會，而是曆史的規律。
（七）
但是，曆史長河同樣不會因為蘇東坡無皋陶之功而掩蓋他的光輝，蘇東坡是“真一東坡”。
中國隻有一個蘇東坡。
他多才多藝，才華橫溢，深厚廣博，詼諧幽默；
他感受敏銳，思想透徹，而又親切熱情、慷慨厚道；
他揮動如椽之筆，如同兒戲一般，所獵之處，盡收皮囊；
他高揚生命的旗幟，生機如春風吹綠，勤於勞作，情趣盎然；
他清高孤傲，飄逸不群，又謙虛謹慎，鄭重莊嚴，笑麵磨難，率真自信；
他熱愛生命，關懷百姓，而又享受生命，善待百姓，親切熱情、慷慨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