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春6月8日逝世了，轉帖紀念楊早寒春

梁山石燕：因為我家親戚中有人曾與楊早寒春同事，所以我很小的時候父親就給我講過他們的故事。很傳奇的風雲人物，特此紀念緬懷。

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寒春同誌於2010年6月8日淩晨因病在北京協和醫院不幸逝世，享年89歲。

　　寒春，女，英文名Joan Hinton，1921年10月20日生於美國芝加哥，芝加哥大學核物理研究所研究生，是曼哈頓計劃中少數的女科學家之一，在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武器試驗室做費米的助手。

寒春和陽早

　　1948年3月來到中國。1949年，寒春和也是來自美國的陽早（Erwin (sid) Engst）在延安瓦窯堡的一個窯洞裏結婚。1949年後生活在中國。他們從事奶牛養殖工作。值得指出的是，寒春並沒有參與中國的核武器製造。陽早在2003年逝世後，她住在北京的小王莊農場。現在是北京農業機械化科學研究院美國專家。2004年8月15日中國實施《外國人在中國永久居留審批管理辦法》以來，她是北京地區第一個獲得中國“綠卡”的外國人，也是在中國大陸第一個獲得中國“綠卡”的外國人。她的三個兒女回到了美國。

　　她的丈夫陽早、哥哥韓丁（William Hinton）均為資深中國外國專家。他們被稱為“中國人民的好朋友”，“國際友人”。

一家人

魏巍：陽春白雪的故事——讚白求恩式的國際主義戰士陽早和寒春

　　中國人民的摯友、著名的國際主義戰士美國人陽早同誌，於2003年12月25日去世了，我是很晚才聽到這個消息的。 幾年以前，我曾懷著敬慕之心，在京北沙河鎮的小王莊拜訪了他和她的妻子寒春。並且參觀了他們工作的奶牛場，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們。怪不得他們自稱為“鄉下人”，“土包子”，他們那身打扮，除了鼻子大些以外和中國的農民沒有多大差別。他們住在幾間普通的平房裏，屋子裏放著一張非常顯眼的桌子，是用磚頭架起來的。一套舊沙發不知道多少年了。房間裏還有一個經常動用的工具箱和這對夫婦經常要下牛圈穿的膠鞋。完全是一個普通勞動者住的屋子。屋子外邊是幾棵高大的白楊。當我站在蕭蕭的白楊樹下與這對老人告別時，不禁想到，現在不少人夢寐以求地想往美國跑，而這兩位美國的大專家卻寧願在中國偏僻的鄉間為中國人民工作，這究竟是一個什麽現象，難道不值得我們深思嗎？ 去年春，聽說陽早因病住院了，我曾和朋友到協和醫院看望他。正巧寒春也去了那裏。那天陽早雖然躺在病床上，但精神卻很好。我們圍著床邊閑聊起來，談的自然是布什悍然用重兵侵略伊拉克的事件。大家冷嘲熱諷地稱布什是當年的希特勒。寒春則說：“這個布什壞的不能再壞了”。那天大家談得很高興。一位年輕朋友還與陽早約定，要在他出院後一塊兒“喝兩盅”。哪裏想到陽早竟在年底就謝世了。

　　今年二月十四日，我和妻子帶了女兒、女婿及外孫一家到沙河小王莊去看望寒春。一是向陽早致悼念之意，二來也是讓後代從中受點教育。那天，我把事先寫好的條幅：“向中國人民的朋友，白求恩式的共產主義戰士陽早、寒春同誌致敬” 獻給寒春，寒春一個字一個字念過，麵含笑意地收下了。然後她就讓我坐在陽早平素坐的那個單人沙發上談起來。我首先問起如何處理陽早的後事，寒春答道： “兒女的意思是進行樹葬，就是說買一棵樹，把他的骨灰埋在下麵。但是要埋在他能夠看見那些奶牛的地方。” 我“噢 “了一聲，心弦顫動了一下，不禁想道：這位著名的外國專家，既沒有提出把骨灰送歸故鄉，也沒有提出按正常的禮遇葬在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而是按照兒女的意願埋在一個能看到牛的地方。難道是出於他天性愛牛嗎？顯然不是。許多人都知道，他是在年輕時賣了自己奶牛，飄洋過海，懷著滿腔熱情到中國來的。他為什麽不在自己的家鄉美國養牛，要跑到萬裏之外一個最寒苦的地方——中國的延安來養牛呢？這就是陽早的故事。也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出現的一段曆史傳奇。 那天，我們夫妻倆還有幾個在座的年輕人，就同寒春談起陽早的故事和她的故事。 寒春是從他的哥哥韓丁說起的。韓丁又同陽早是好朋友，他們都是美國的進步青年。斯諾的《西行漫記——紅星照耀著中國》，為他們打開了一個新視野，使他們傾心於神話般的中國革命。韓丁於1945年首先來到中國，會見了在重慶談判期間的毛澤東，為毛澤東的魅力深深吸引，他回國後又廣為傳布。陽早就是在這個影響下決定來中國的。當時27歲的陽早已經在康乃爾大學農牧專業學習過，正在從事飼養奶牛的工作，便毅然決然地賣了自己的奶牛，動身來到中國，又輾轉到了延安。一到延安他立刻感到來到了一個從未見過的新世界，這裏濃鬱的革命氣息、艱苦樸素的生活和延安特有的作風，很快把他吸引住了。尤其是延安那種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真誠的友愛互助，批評自我批評，上級可以批評下級，下級也可以批評上級的真正民主平等關係，使他欽佩不已。他於是決心在這裏幹下去。但是不久胡宗南大舉進攻延安，戰爭的考驗來到了。這時在奶牛場工作的陽早，積極參與了幾十頭奶牛的轉移工作。這可不是一件輕鬆的事。因為牛和人不同，不管敵機如何跟蹤轟炸，它總是從容不迫地走著。有一次麵臨著一條冰河，奶牛就是不肯過去。把人們幾乎急瘋了。陽早隻好先把奶牛趕進冰河，然後自己也穿著棉衣跳進冰水裏，帶著奶牛遊過河去。不用說，他的衣服全濕透了，而且凍在身上。同誌們隻好把他抬到農家，換下全部濕衣服才漸漸恢複起來。“我到延安之前，陽早已經經過了戰爭的考驗。”寒春笑著說，“這次保衛延安之戰，毛澤東以兩萬多人，打敗了胡宗南十倍以上的兵力，使陽早佩服得五體投地，他認為中國革命的勝利毫無疑問的。於是他下定決心，留在中國，不走了，要同中國人民一起革命到底。……我是比陽早晚兩年，於1949年才到達延安的。” 於是寒春開始講起她自己的故事。 “有的記者說，我是追隨未婚夫陽早來到延安的，這不對。”寒春認真地說，“我和陽早已經有了很好的感情，這不錯；但是他不是我的未婚夫。假如他不是在延安而是在一個別的國家，我是不會奔他去的。“ “那麽，你是為什麽到延安去的呢？“一個年輕人插嘴問。 “可以說是一個夢想的破滅和另一個信仰的開始。”寒春笑著說。 寒春說她和陽早不同，她是生活在一個知識分子的家庭。母親是個教育家，擔任著一個有名中學的校長。從小就注意培養鍛煉她爬山、滑雪、騎馬，動手蓋小房子、製作陶器，養成她堅強的性格。

　　她對科學最感興趣，在著名的威斯康星大學專攻物理並獲得碩士學位。當時，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在進行，美國政府集中力量研究原子彈，作為年輕的女物理學家，寒春參加了在新墨西哥州進行的第一顆原子彈試製。 1945年7月，原子彈在美國西部墨西哥州的荒無人煙的沙漠地區試爆成功。爆炸時的那種地動山搖的感覺，自然使這個年輕的女物理學家感到驚駭。不久，美國在日本廣島、長崎投下兩顆原子彈，炸死了幾十萬和平的人民，包括無數的婦女和兒童。當寒春在一個小房間裏從一部高級秘密錄像中看到那可怕蘑菇雲上升的時候，聽到身後的一個科學家輕聲說：“那都是日本人民的血肉啊！”這兩聲巨響不是把寒春震駭了，而是把她震醒了。原來自己醉心的“純科學”，竟製造出這麽個怪物和魔鬼！她不能再幹下去了，她的天真的幻想徹底破滅了！這時，那個東方正在創造的新世界又重新回到她的心中。又在強烈地吸引著她，向她招手。她已經清楚地意識到，在現實社會中自己那個純科學研究，隻不過是一個幻想，作為一個核物理學家要麽出賣自己的靈魂，要麽退出核能研究中心，除此別無出路。所謂自由社會其實並不自由，民主也不是真正的民主。經過劇烈的思想鬥爭，她終於作出了決定：到遠方去，到她的朋友已經先行一步的地方去，那個毛澤東正以“小米加步槍”戰勝強敵，正在創造神話的地方去。 　

　　這就是寒春的故事。

　　1949 年陽春三月，陽早與寒春在延安久別重逢。四月在邊區政府禮堂舉行了氣氛熱烈的婚禮。中共著名元老、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親自到場祝賀。鞭炮齊鳴，嗩呐高奏，好不熱鬧。林伯渠的喜幛“愛情與真理的結合”格外引人注目。自此以後，這兩位喜結同心的美國伉儷，就共同為中國革命的事業奮鬥了。他們先是被派到荒涼偏僻的三邊地區建立牧場，後來又到渭河之濱的草灘農場飼養奶牛。使西安第一代新中國兒童喝上了他們的鮮牛奶。在這裏一幹就是十年。此後又調到北京郊區紅星公社的奶牛場工作了幾年，最後就在沙河鎮小王莊的農機試驗站奶牛場安營紮寨。在此期間，寒春設計安裝的管道式擠奶設備、直冷式奶罐，在中國率先實現了奶牛飼養機械化。為了培育牛的優良品種，陽早還用自己家的錢買回美國、荷蘭優質的奶牛精液和胚胎，進行了移植，使小王莊以優質、純淨、高產、低耗的奶牛聞名全國。 2003年，每頭牛的牛奶產量達到9088公斤，居全國之首。享有盛譽的“卡夫”酸奶，就是用小王莊的鮮奶製成的。奶牛場的負責人陳繼承說：“沒有這對老革命，牛場不會有今天。” 這就是陽早和寒春五十多年來的風雨曆程。 在他們的身上，我還看到了另一種十分光彩的東西，就是幾十年來他們一直保持著當年延安的作風。在這點上，我可以坦率地說，比我們許多老幹部還做得好，這是十分難得十分可貴的。在延安時期，那時實行的是供給製，固不必說。實行工資製以後，上級把他們作為專家對待，提高了工資，他們卻堅決不幹，經過反複要求，又把工資降下來。他們說，“多數工人幹部都是幾十塊錢，我們這一百多塊已經很不錯了。”在紅星公社時期，他們本已受聘為農機部顧問，擔任畜禽機械研究所副所長，北京市和農機部都為他們找了房子，請了幾次都被他們拒絕。他們說：“出出進進看得見工人、農民，聽得見機器響，住在這裏心裏才踏實。”他們吃的是地道的中國飯菜，無非是烙餅、麵條、餃子、玉米粥和米飯炒菜之類。而且給保姆規定，不能不吃粗糧。尤其可貴的是，他們終身不脫離勞動，不象有些專家隻動嘴不動手，他們不論刮風下雨，嚴寒酷暑，總是騎上自行車上班，在車間和牛棚裏和工人一起幹活。夏季天氣熱，陽早就脫個光膀子和工人滾在一起。工人們跟他開玩笑說：“人們都說工人身上有多少土，你們身上有多少土，這不對，老陽的身上，應該比我們多些，因為你的汗毛長，自然比我們沾土多了。”陽早、寒春上下班，自行車上總掛著一個舊挎包，看到哪裏有能用的舊零件，甚至是一個螺絲帽、一個釘子也要撿起來。他們嘴上經常掛著一句話：“不要忘了我們還不富裕，要用延安精神搞四化！”他們還經常說：“中國是一個農民占多數的國家，四個現代化的問題，占第一位的還是農業和農民問題，農業和農民問題解決了，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就有了希望。” 據寒春說，近年來不少人向他們提出這樣的問題，說：“中美建交了，美國生活水平那樣高，為什麽你們不回美國？”陽早是這樣回答的：“我在美國長大，深深了解美國，資本主義是癌，我們是怕癌才來找社會主義的。人和動物不同，想吃好，要舒服，這是動物的本能。人是要有理想的，崇高的理想是任何金錢都換不來的。中國現在還比較窮，同中國人民一起改變貧窮落後的麵貌，這才是最有意義的呀！” 1979年，北京派出一個“北京市奶牛機械化代表團”出訪美國，陽早、寒春是這個代表團的顧問。自然，他們在美國見到了許多老朋友，這些老朋友出於好心也提出：“寒春，你為什麽放著核子物理研究，放著博士的學位不爭取，而到中國去，你不覺得惋惜嗎？”寒春幽默地說：“核子物理，這是自然科學的尖端；人民革命，中國是榜樣。我從自然科學的尖端跨到社會科學的尖端，有什麽不好呢？”

　　聽了陽早和寒春的這些經曆，使我不禁想起毛澤東同誌在《紀念白求恩》中的幾句話：“一個外國人，毫無利己的動機，把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當作他自己的事業，這是什麽精神？這是國際主義的精神，這是共產主義的精神，每一個共產黨員都要學習這種精神。”我看陽早、寒春正是擁有這種精神的白求恩式的共產主義戰士。毛澤東同誌在上述文章裏又說，“一個人能力有大小，但隻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陽早和寒春也正是這樣高尚的人，純粹的人。他們都有著陽春白雪一樣的高尚的靈魂！ 在我們告別寒春回家的路上，我腦子裏仍舊不停地想起一些人和事，也想起許多像斯諾、史沫特萊、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優秀人物，我認為隻有他們才是美國人民真正的代表。我同時也想起在中國人民最困難的時候來幫助過我們的外國朋友，他們無疑都是各國人民優秀的代表，盡管他們在各自國家裏是少數，但他們卻代表著人類的良心，代表著世界發展的前進方向。他們才是中國人民真正的朋友，中國人民是不會也不應該忘記他們的。同時我也相信，不管世界反動勢力多麽強大，多麽凶惡，多麽瘋狂，人類的這種良知是不會泯滅的，世界還是要前進的！

　　2004年3月9日

寒春致費米的信

　　您1948年12月24日的信方才收到。今天是6月3日。走了5個月時間！自您寫這封信以後，已經發生了許多事情。看來全中國很快就要解放了，（順便說一說，解放一詞此間到處都在用。我在《時代》雜誌裏見過它。記得我哥哥用它時您表示不喜歡。）人人都情緒激昂，您很容易想象得到的。我們剛收到一份報紙，裏麵的通欄大標題是“上海解放”。報上說今年頭三個月裏，30萬國軍站到人民解放軍這一邊，許多國軍被殲滅了（報上用的就足“殲滅”一詞）。許多國軍士兵加入解放軍後繼續參戰，這已是司空見慣的現象。奪取了96座城市，56艘軍艦誌願起義，加入了人民解放軍。

　　您的信使我憂心。您說有人告訴您，“中共是莫斯科的工具，他們很快將使中國淪為傀儡，扶植一個受外國人操縱的最令人厭惡的獨裁政權；還有人說中共是仁慈的土改派，其唯一目的是使中國人從目前的悲慘境遇中解放出來。”您認為真理大概位於這兩者之間。無論您是否喜歡中國發生的事情，這兒的人都無所謂。人們至少應該理解這兒的事情。如果相信美國報界的觀點，我認為他們就會繼續不斷地對此間的事態發展感到吃驚。

　　以為這兒發生的一切隻不過是一場土改，這種觀點也是錯誤的。土改當然是其中一部分，但絕不是它的終極目的。如今大城市已被解放，工作的重點已經從農村轉向城市。城市工人正在成為領導階級，領導國家和農民。中國共產黨人是名副其實的共產黨，而不僅僅是改良者。然而，如果認為他們身為共產黨就必然是俄國的傀儡，那也是錯誤的觀點。他們與俄國人平等相處。當然他們喜歡俄國人，與俄國的外交關係不錯。但是從國際關係上來說，俄國與中國革命毫無關係。這場革命是中國人民自己的革命。我總是寫信給您說這一套，我自己也覺得滑稽，因為我知道，您認為我忘乎所以，看事情不無偏頗。然而，我還是要直抒胸臆，讓事態的發展來檢驗其是否正確。共產黨單槍匹馬是不可能“鬧”這場革命的。無論你如何千方百計鼓動人們幹事，尤其是鼓動人去打仗，心甘情願地走出家門去戰死，你都不可能強迫他們幹，除非他們有理由有這個願望，並同意你的意見。共產黨的任務似乎是幫助人民找到成功的最佳道路。這兒的革命一向是而且現在仍然是千百萬人努力奮鬥的事業，而不是蘇聯派遣的特務搞起來的。我不知道為何要告訴您這些東西，我隻是覺得您必須知道這一切。

　　每天晚上，我們在這兒叫“小鬼”給我們讀報上的重要新聞。我們盡力讀懂能夠看懂的東兩，不懂的請他三番五次地給我們解釋自到弄懂為止。（我們是這一帶僅有的兩位外國人，隻有我們兩人說英語，所以我們有大量的機會練漢語。）幾天前的晚上，我們正聚在窯洞裏的小油燈下，把報紙攤在中間，和平常一樣吃力地讀報。突然有人送來一摞信！這兒的東西沒有一點是個人的隱私，尤其以遙遠的美國寄來的信。“小鬼”與我們一樣興高采烈，他把信翻來倒去看了又看，可還真倒黴，連一個漢字都沒有！

　　於是，為了鬧著玩，我把您說的話對他講了一遍，看看他有何反應。他幾乎氣得把天花板都衝破了。怎麽回事，天哪，美國人真的相信那一套嗎？我們是俄國的傀儡？！看在老天爺的份上，請你告訴他：①在我離家幹革命的幾年時間裏，從來沒有看見過一位俄國人。②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一件俄國造的武器。我們的部隊總是用繳獲的美製武器作戰，包括槍支彈藥、榴彈炮和迫擊炮。有一些日本造的武器摻雜在裏邊，但是我沒有見過一支俄國槍。啊對了，我們工廠裏有一支俄國槍，但是這支槍太老了。部隊不會要的。它是九·一八事件時送給中國的（順便說一下，那是送給蔣介石的）。那個時候過了很久，美國人才開始打日本。打那時以來，沒有一件俄國武器進入過這個地區，至少是我沒有看見過一支，當然我見過的槍炮多得很。③究竟是誰想控製中國呢？俄國還是美國？我有幾個月被美國人武裝的國民黨軍隊追趕，不得不到處轉移，這幾個月裏哪兒也沒有看見過俄國武器。而且，我從來沒有看見俄國造的任何商品。一切都是美國造。各種各樣的美國香煙，美國貨，有些從美國進口，有些是美國公司在中國生產的。天哪，我看好像美國在想法把中國變為它的傀儡，而不是俄國。美國不僅用槍炮打我們，而且想控製我們的工業。為了好玩，我將勸他給您寫信，給您說上麵那些話。我記得他說的大致如上所述，但是直接看到他寫的東西就更有趣了。

　　幾天前的黃昏時刻，陽早和我在河邊散步。我們坐在石頭上看水鳥。有一個農民走到跟前坐在我們身邊。我們談天氣和莊稼。過了一會兒，他轉身對著他說：“中國的女人沒出息。”我問他為何說這話，他的回答是：“她們從不會喜歡離開家門半步。”接下來他沉默了一會兒，然後又平靜地說：“話又說回來，這不是她們的過錯，是整個封建製度的過錯。她們幾千年來一直被關在家裏。不過她們慢慢地走出了家門……更多的孩子有了上學的機會。要不了多久，她們全都能上學的。我的孩子還不能上學，因為我需要幫手，我一個人種不了那麽多地。”

　　他的話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個農民何以知道他自己就在壓迫婦女？他何以明白使他長大成人的製度就有問題？所以，我們問他是否打過仗。他說他打過仗。他在紅軍裏幹了十二年，西安事變扣押蔣介石時，他就在紅軍裏，整個抗日戰爭期間一直在部隊。抗戰本來是應該打日本的，然而實際上很多時候是在與企圖消滅他們的國民黨作戰。他告訴我們沒有子彈是怎麽打仗的；如何抓鬮兒來決定誰分得一粒子彈；如何從敵人手裏奪取彈藥；兒童是如何參戰的。如今的他，一位普通的農夫，看著天空，觀察天氣的變化，想著莊稼的長勢。然而，他已非昔日的他了。他知道未來屬於他，他知道大段大段的曆史，他知道是他在幹革命，不是什麽莫斯科的間諜在幹革命。實際上，他從未想到中國的革命與俄國有何關係，正如我們的“小鬼”從未這樣想過一樣。

　　有時令我驚詫的是，這些人給我說起在部隊裏打仗、幹遊擊隊等等經曆時，都表現出一種若無其事的表情。我現在得出的結論是：他們認識的每個人都有類似的革命經曆。每個人都以這樣那樣的方式參加過革命，所以誰的經驗也不是什麽新聞。這位農民讓我們看他身體右側的累累傷疤。他一定吃了不少苦。如果偶爾有一兩位農夫當過兵，全力支持新政府，那算不了什麽。然而，這兒附近的整個地區裏，這樣的人真是太多，太多，太多。與這個農民交談之後過了兩天，我們到附近去散步，爬上一個小山頭。剛一坐定，就走上來一個農民。同樣的情況又演出了一遍。他說起今年的小麥。我們問他是否當過紅軍。他回答說：“是的，當過。”我們問：“多久？”他漫不經心地說：“八年吧。”我們逼著他說下去，他一點一點地給我們講了整個的革命史。他了如指掌。他參加了革命，打過仗，又參加了土改。邊區政府一度就設在這座小城裏，毛和其他領導人都在這裏。此地的人們全都見過毛，聽毛講過話。他們覺得毛是自己人，至少這兩位農民給我的印象是這樣的。工廠的人給人以同樣強烈的感覺。上麵說到的第二位農民曾到過遙遠的河北省。所有的人都因為流動而混合在一起。昔日從未離開窮山溝一步的農民如今足跡遍布中國。他們大長了見識。他們堅定不移向前邁進，去建設一個獨立的新中國，這個新中國再也不會聽命於人。他們決定實現中國的工業化，而不隻是完成土地改革。他們意氣風發，要把中國建成一個世界強國，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最終把中國建成一個共產主義的國家，不依靠俄國，但是將成為俄國堅定的盟友。我覺得他們團結一致的決心令人驚詫。

　　我給您寫了這麽多，因為您要是不知道，您肯定就無法理解將來發生的許多事情。世界上所謂的“落後”民族正在追趕上來，人們將不得不按他們人口的比例來估量他們的實力，而不是往那些聯合國的設計者所考慮的那樣，用他們的“文化水平”和“對文明的貢獻”來估量他們。美國隻有一億八千萬人。中國有四億人口，幾年之後，他們全都要學會識字，開機器；而且，一旦有人試圖阻止他們前進，他們還知道如何打仗。首先，他們準備經過一個“新民主主義”階段。小型資本主義生產將受到鼓勵，大工業將由國家控製。他們就準備這樣實現中同的工業化。然後，越來越多的工業將逐步地置於國家的控製之下，實現社會化的大生產。隨著農機的增多，人們將開始辦集體農莊，使生產效率得到提高。最後，一切工業將實現社會化，農業將全部實現集體化。有的時候，看到中國發生的事情，想到馬克思七十五年前說的話，不禁要問，為什麽我們國內沒有更多的人學習他的論著。問題不在於您想不想讓世界共產化。馬克思說世界要共產。他之所以這樣說，那是因為共產主義是效率更高的生產方式。如今，七十五年之後，世界上很大的一部分國家似乎要走這條路。在物理學中，除非物理學理論能準確預測物理現象，否則人們是不會堅持這些理論不放的，而且，能用來預測的理論通常是或多或少正確的理論。然而，物理學中的問題容易解決，因為物理問題沒有感情色彩。我似乎覺得，一個人應該不帶感情色彩去觀察正在發生的事情，設法去理解它。然後，如果他決定要與之作鬥爭，那也未嚐不可。至少他知道自己反對的是什麽，而不至於作出錯誤的估計，不至於一次吃驚，次次吃驚。

　　看起來，話說了這麽多，您可能因為我投身一場必然失敗的事業而對我喪失了信心。我隻想說，我努力分析親眼所見的東西。如果它與國內報紙所說的不同，那我也沒法改變。在我看來，國內的報紙對它們言論的結果抱定特有的興趣。我也有特定的興趣：置身於中國，我覺得自己有比國內的人更好的機會上了解中國的局勢。我想讓您也了解中國的局勢。

　　1949年6月3日

寒春（中）和陽早（左）在陝北

　　

從Los Alamos到中國的奶牛場

　　一位美國核物理學家講述她為什麽衝破體製，前往中國的鄉村

　　作者：寒春

　　我出生於美國的一個盎格魯—薩克遜白人知識分子家庭，這樣的出身使我很容易在美國社會裏生活。從小我就渴望成為科學家。在我相對順利的求學道路中所受到的第一個打擊是，我發現威斯康辛大學是唯一一所接納女研究生的學校。

　　二戰開始以後，所有核物理專業的學生實際上都離開研究生院。我和其他人一起參加了新墨西哥州Los Alamos的曼哈頓工程。我們知道我們在研製一種被稱作“小玩意兒”的炸彈，但我們從來沒打算使用它。1945年7月下旬，第一顆原子彈在Alamogordo沙漠進行了試驗。我們少數幾個和試驗不直接相關的人員偷偷的躲過了軍隊的巡邏，整夜裏都呆在一座小山上等待。

　　拂曉前，炸彈引爆了。盡管我們在大約25英裏之外，我們還是感受到仿佛站在火爐前的熱量。瞬間整個天空全變亮了，你簡直不知道光是從哪來的。逐漸的，光退回到它的源頭處——從亮白色變成令人恐怖的紫色的翻滾物質。頂部不斷向上升起，直到蘑菇雲在我們頭頂的陽光中形成，如同山峰上的日出。2分鍾後巨大的聲響襲擊了我們，震耳欲聾的爆炸聲之後是衝擊波在山穀間回蕩的隆隆聲。在爆炸聲到來之前，我們還小聲說了一會兒話。2年來我們都在高度機秘中工作，現在我們自己也在秘密的觀察著這秘密。當爆炸聲來臨的時候，我感到我們完全暴露了。隨著這些山穀的震動，我們的秘密突然暴露於全世界。

　　幾天後，報紙上就報道說美國在日本廣島和長崎先後投下兩枚原子彈。十五萬人，象你我一樣的人，灰飛煙滅了。

　　這是怎麽回事？我們不是專心致誌於“純”科學嗎？我們科學工作者不是專門探究世界的終極真理嗎？我們怎麽製造出這樣的殺人魔王？

　　我們組織了Los Alamos科學家協會。我們中的許多人離開了這個項目。我們到華盛頓去做宣傳，要求控製核能用於非軍事目的。由於曼哈頓工程是軍方控製的，我們認為問題出在軍隊裏。不久以後，政府承諾對核能進行非軍事控製，我們中的很多人認為噩夢已經過去，可以重新埋頭於“純”科學工作了。我去了芝加哥的核物理研究所。但是很快我就清楚了，世界並非如此簡單。我逐漸意識到，實驗核物理學家毫無出路，因為你就象被鉗子夾住了，或者向現行體製出賣靈魂，或者退出這個體製。

　　那時候我哥哥韓丁和我們的朋友陽早都去了中國，從他們那裏我對中國革命有了越來越多的了解。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我最終下定了決心，於1948年2月毅然退出了研究所，奔向中國的解放區。我想從外界看看美國是個什麽樣子。現在我非常清楚我在反對著什麽，但我並不很明確我讚成的是什麽。我花了一年時間從國民黨控製區來到延安，在那裏我的朋友陽早已經開始工作了。在那個時候，1949年3月，我們並不知道要帶多長時間。我們總想著有朝一日回美國去，但是中國發生的一切吸引著我，直到上周（1977年8月）我才回到美國探親。

　　我到達延安時的第一印象是什麽？我想也許是人們生活的簡樸和精神的富有間的鮮明對比。他們是我所見到的最快樂的人，盡管他們生活的極端簡樸。

　　和我們一起生活的是邊區政府的幹部和職工。他們正準備接管即將解放的西安，然而他們生活的還是很簡樸。他們所擁有的一切可以隨時打包背上。我們每人得到一套夏裝和一套打補丁的冬裝。每個人吃的都一樣，隻是讓病人和身體較弱的老人吃得好一點。誰都不把精力放在吃穿問題上，全都一心一意的想把工作幹好。

　　我工作的第一個單位是瓦窯堡的一個煉鐵廠，從延安到那裏步行要兩天。工廠位於陝北的黃土中，麵積有50*200英尺（約15*60米），三麵是石頭牆，一麵是窯洞。大約有40名工人，除了他們手工製作的工具，沒有任何機器，一切都是白手起家。如果你想要一塊木板，就得自己從原木上鋸下來。有時你會看到鐵匠在鐵匠店外成天做釘子。每顆釘子的頭部需要用錘子敲三下。如果你進入裝配工的窯洞，你會看到他們用用一塊舊鋼軌手工製作漂亮的鉗子。這些人一無所有，卻又很富有。

　　在工廠裏，每一個人都在學習，每天都在學習。有些人學習讀書寫字，有些人學習數學和機械學，甚至還有人學習英語。他們都學習政治和國際時事。識字的人把報紙讀給不識字的人聽，然後大家一起討論天下大事。廠裏有很多會，討論廠裏的幾乎每件事情。人們都很坦誠。人與人之間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既尖銳又友善。這一次會議上裝配工可以批評副廠長，也許另一次大家會批評學徒馬虎的工作。人們批評一切做得不好的工作，並討論如何把他們做好。我們工人積極參加工廠的管理，而幹部也和工人在一條長凳上工作。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分不清誰是幹部，誰是工人。

　　1947年國民黨進攻邊區，摧毀了無數的村莊，拆毀了房屋做木柴，殺死幹活的牲畜做糧食。炊具和農具都很緊缺。工廠的第一個任務就是盡可能快的修好被破壞的東西，並幫助農民恢複生產。“蔣介石是我們的運輸大隊長，”工人們熔化舊炮彈殼時笑著說。這些炮彈是從美國運來幫助蔣介石摧毀邊區的，它們炸毀了人們的炊具和犁頭。

　　這裏的氛圍是極易感染人的。在這裏工作，我忽然感到某種超我，它既是我自己、又超然於我自己。我在和眾多的人共同工作，為了人民的幸福、為了人類的幸福。我情不自禁地感到自己回到了精神的家園。

　　我原先是個和平主義者，甚至反對殺生。別的同誌經常打一些鳥類和兔子來，給大家改善生活，我從不參加。後來我調到一個農場工作。有一次，敵人進犯，我們全體人員要武裝起來保衛農場。我們隱蔽在黑夜裏，準備阻擊敵人。這時，我心裏隻有一個信念：如果敵人來了，我一定衝上去殺死他，因為他們殺害無辜的人民、因為他們要搶劫農場、奪走人們的勞動果實。原先關於“和平主義”、“不殺生”等等觀念一古腦煙消雲散了。你要知道，隻要是特定的條件下，人的思想在一刹那間會改變。

　　我們從美國來到中國的目的，是要幫助當地人民發展生產、改善生活的。直到那天夜裏，隱蔽在那裏等待敵人的時候，我才懂得，不是人們要打仗，而是有些人要把戰爭強加給人們，人們別無選擇。所以，戰爭分為正義戰爭和非正義戰爭兩類。逐漸地我還懂得了更深刻的道理：無論敵人多麽強大，決定戰爭勝負的不是武器、而是人民。從戰術上講，先進的武器可以殺死很多人，而從戰略上講，決定戰爭結果的不是武器、而是人。在延安，我逐漸懂得為什麽我周圍的人如此信任和熱愛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因為共產黨幫助他們組織起來、給他們指出了方向。如果沒有黨的組織和紀律，一盤散沙的人們是不可能有力量的。我還逐漸了解到，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和發展，是中國人100年來鬥爭、犧牲和經驗的積累。

　　譯自《新中國》雜誌1978年夏季號

寒春 經常接受青年的訪問

　　幸福何在  ——與青年們談心

　　〔美〕　寒春

　　青年朋友們，當我象你們這麽大的時候，曾為自己生活中的幸福感到高興過，也為失去生活目標而感到痛苦過。隨著年齡的增長，經曆了生活中的曲折，我對於幸福的認識和要求也一步步的加深了。

　　我1921年出生在美國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兩歲時父親就去世了，是母親把我們兄妹三個養大的。母親是美國一位較出名的教育家。由於她那新穎的教育方法，使我從小就生活在一個充滿生氣的環境中。母親反對填鴨式的死板生硬的教育。她說教育的任務不隻是培養大腦的記憶力，更重要的是培養人的思考能力。讓孩子們死背書本，考試時再一口一口吐出來，這和機器人沒有什麽區別。她還說“人不隻有腦，還有兩隻手，要讓學生全麵發展，使他們懂得同時用腦和手去改造世界”。她並認為要真正學的快，記的牢，就要自己幹。強調在幹的過程中學習。給我印象很深的是我小學二年級的學習生活。那時母親是我的班主任。她讓我們幹一件大事，每人蓋一間自己可住的小木房（我們那裏的房子都是木頭的），她先帶著我們這群城裏的七歲的孩子參觀別人住的房子，然後每人按自己設計的式樣動手釘小房子。她還弄來一隻羊，讓我們自己喂養、剪毛，再把毛撚成線織地毯。我們自己釘桌椅、裝電燈，連吃飯的碗也要我們自己從和泥開始把它燒成。在學期結束時，一個小小的新村出現在學習的操場上，那裏有“商業區”、“居民區”和“郊區”，我的小房子在郊區，是一個美國農民家庭的式樣，可以養羊。這一年我們好象玩耍一樣非常有趣地學了房屋建築、紡織、畜牧、燒瓷、安電燈等一係列學科的一般常識。在暑假的前期我們班在這個小村子裏渡過了很愉快的一夜。母親認為一個人要敢於堅持真理，就得鍛煉意誌，不怕苦，不怕累。因此，從我六歲起，每逢放假她就帶上我們兄妹三人，帶著幹糧，背上鋪蓋，到野外去度假期，不是爬山，就是騎馬，騎自行車，露宿在野外，母親認為男女都一樣，對我們兄妹三人的要求完全相同。

　　我十四歲時，母親搬到了農村，在那兒創辦了一個男女住校的中學，並任校長。她強調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結合。學校辦了農場和奶牛場，我們除上課和參加體育活動外，每天要參加幾小時的農業勞動。母親不讚成在作業上給學生增加壓力，在她的學校裏，是不讓學生晚上做作業的。晚上讓學生做個人愛好和有興趣的事。我晚上經常是和化學老師夫婦一起拉小提琴，以及學美術、化學等。母親的這些與眾不同的教育方法，使學生們非常喜愛自己的學校。考大學時，這所中學校畢業的學生成績都很好，因為這所學校的學生思想活躍，有創造性，所以哈佛等幾個有名的大學都喜歡招收這個學校的學生。當時我認為能受到我母親教育的人，就是最幸福、最快樂的人。

　　當然隨著年齡的增長，對幸福的理解和要求也就有所發展。母親的教育使我們立誌將來要做一個對人類有用的人。我很小就在想長大要幹什麽？在小學五年級時我愛上了自然科學，並立誌搞一輩子科學：中學時我對核物理發生了興趣；到大學後因學校沒有這門專業，我就利用兩個寒假跑到科內爾大學的試驗室，自願當幾個物理學家的助手，和他們一起修理質子加速器。從此，我便進入了核子物理的大門，當上了核子物理的研究生。那時在美國研究核子物理的人還很少。我們搞的是純科學，別的事情一概不聞不問。研究的目的也隻是想摸索物質的內部構造，而不是為了解決社會上的具體問題。我認為隻有從事這種純科學研究的人才是最高尚的人。搞科學要把理論與實踐相結合，而我的實踐就在實驗室裏。對於社會上的生產實踐，我覺得沒意思、太世俗。

　　一九四一年，美國投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從那時起，我發現物理雜誌裏有關我們核子物理的文章越來越少了。物理係大樓裏的科學家們也相繼失蹤了，有一天我突然發現放原子加速器的地下室的牆開了個大口子，窗框也被砸掉。——原子加速器從這裏運走了！這一連串的現象使我迷惑不解。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就是這些現象與正在進行的戰爭有關。一九四四年，有一天終於我也同樣“失蹤”了，來到一個地處美國西南部的山區洛薩阿羅莫斯。是原來科內爾大學搞加速器的物理學家請我參加他們的試驗小組。這個小組是意大利的核物理家費爾米直接領導的。進小組後，我才知道，原來我們科學實驗室裏核裂變的發現給人類提出了一個新的課題——原子彈誕生的可能性。在這個非常保密而又偏僻的山溝裏，美國政府集中了幾乎所有歐洲、美洲與這門科學有關的科學家，專門試製原子彈。當時我們知道希特勒已在研究這種武器，為了和法西斯作鬥爭，我們決心要趕在希特勒的前麵。不到一年的時間洛薩阿羅莫斯成了世界核子物理研究的中心，這裏有化學、數學、工程、物理、爆破等各方麵的科學家。又有各種技術工人和加工設備。從幾百人很快發展到幾千人，對我這個小小的研究生來說，能和他們一起工作，真是一個難得的好機會。雖然我們因為工作而與世隔絕，但生活是豐富多彩的。我們常常在星期天到山上痛痛快快的玩一場。為了控製原子能，我們小組試驗成功了世界上第一個濃縮鈾反應堆，代號“開水鍋”。在那幾年裏我可以說是坐直升飛機上了世界尖端科學的最高峰，實驗室裏每一次新發現都揭示了一係列新的問題。自然界的奧秘正在一點點的被揭開，還有什麽事情比這個更令人興奮的呢？我把全部精力都用到學習、工作上去。

　　1945年7月14日下午，我們小組的幾個人往南驅車400多裏，來到一個大沙漠，我們悄悄通過被軍隊封鎖的公路，爬上一個小山包，屏聲息氣地坐在那裏緊張而又興奮地凝視著黑暗的南方。那邊在離我們75裏的沙漠中心，將要試爆第一顆原子彈。時間一小時一小時的過去了，十五日淩晨五點三十分，我們突然被光海淹沒，周圍的天好象著了火，漸漸的在一個方向升起了蘑菇雲，兩分鍾後衝擊波帶著尖厲的聲音猛烈而又突然地撞擊著我們的耳膜，接著，整個山區長時間地發出隆隆的回響。我們幾年的絕對機密一下子在這回響聲中暴露於全世界。三個星期後，報紙登了美國在日本投下了兩顆原子彈，使十幾萬無辜的日本人民喪命的消息。這消息如同第二個衝擊波猛烈的撞擊著洛薩阿羅莫斯科學家的心。大家認為在德國已投降、日本也快要投降的情況下使用原子彈是毫無道理的。有一天在會議室裏放映了在飛機上拍攝的原子彈在日本爆炸的實況電影，當那黑色的蘑菇雲翻滾著上升時，我身後的一個科學家輕輕的說，“這都是日本人民的骨頭和肉”。我們能說什麽呢？這就是我們的“純科學”的結局。我們原來想美國政府是不會這樣使用原子彈的，可是他真的用了。我們卻毫無辦法來製止。日本事件之後幾天內洛薩阿羅莫斯的科學家組織起來，反對把原子能交給軍方控製。後來我們離開這個地方，給政府施加壓力，要把原子能從軍隊手裏奪回來。這時我離開為軍事服務的洛薩阿羅莫斯，隨費爾米到新創辦的芝加哥大學核物理研究所繼續從事研究工作。但我們的非軍事科研項目，卻常常因為各種問題而無法順利進行，整個核子物理的研究實際上還是控製在軍方手裏，我發現我的獎學金也是軍隊發的。一連串的事實使我慢慢地認識到，軍隊、政府和大壟斷資本家都是穿一條褲子，他們的利益是一致的。於是我轉向了社會，我要知道核子物理以外的世界到底發生了什麽事，我姐姐以前在羅斯福政府的流動臨時農工部門工作，到過美國南方，看到一些我們意想不到的情形：數萬名臨時農工生活非常苦，好多家連房子都沒有，唯一的財產就是借錢買的破汽車。他們按季度流動到全國，葡萄熟了摘葡萄，蘋果熟了摘蘋果，工資非常低。姐姐常說，美國生產這麽發達，為什麽有這樣的事呢？她經常給我和哥哥韓丁，哥哥的好朋友陽早送一些進步書籍，有美國黑人、印地安人及其他國家人民的鬥爭史，還有一些馬列主義的書籍，那時我家裏很熱鬧，大家到一起就熱烈的辯論國內外大事。以前我隻是聽他們談論，因為我認為我是搞科學的，政治上的事同我關係不大。可是原子彈的爆炸，把政治與我的科學聯係到一起，逼得我不得不開始想問題。是的，科學本身並沒有階級性，但什麽人掌握它，它就為什麽人服務，好象一輛自行車，不管是什麽人，隻要掌握了它的規律，都可以騎，而車子的方向則是完全由騎車的人掌握的。那麽我所研究的科學究竟是為誰服務呢？我感到以前的思想太單純，太片麵了。我開始和一些進步人士來往。這時美國進入了麥卡錫時代，我的言行引起一些人的注意，有人勸我注意自己的言行，說“光搞科學就行了，不要管別的”，我感到奇怪，搞科學的人是追求真理的，難道隻讓我追求物理方麵的真理，而不許我追求社會方麵的真理嗎？我精神上感到很不舒服，就象“四人幫”橫行時大家的感覺一樣，說話幹事都得小心翼翼。我的思想鬥爭很激烈。曾經解決過科學上無數難題的試驗室，現在卻解答不了我思想上的一係列問題。我熱愛科學，但我感到一個科學工作者如果什麽都不過問，任人擺布，和做個傻子有什麽不同？！看來純科學的道路是走不通的。我不願為他們服務了，決定不幹了。那麽到哪裏去呢？我看過《西行漫記》，哥哥去過中國，我的朋友陽早已於一九四六年到了中國，通過他們，我對中國的“小米加步槍”產生了興趣，決定到中國去看看。在宋慶齡先生主辦的福利會幫助下，於一九四八年到達上海。當時正是國民黨在人民解放軍打擊下節節敗退的時候，上海可真是世界邪惡的中心，到處都可以看到討飯的，物價膨脹，為了買把小刀子，我拿著五塊美元換了一大包國民黨紙幣，趕緊跑到商店把線給老板，他數都數不過來，隻看體積夠大就把刀給我了。看到舊上海的慘景，和國民黨的腐敗，我更急於要了解中國解放區，了解共產黨。一九四九年三月經過地下黨的努力，我終於到達了多年向往的地方——延安，在那裏的窯洞裏和陽早結了婚。然後我們走了兩天到陽早所在的瓦窯堡農具廠工作。由於戰爭，陝北的農業被破壞的相當厲害，要迅速恢複生產，就得解決農具問題。這裏沒有電，沒有車床，連小小的釘子都得自己打。沒有原料怎麽辦？工人們就把“運輸大隊長”蔣介石扔給陝北的美國炮彈殼拿來回爐，製成適合陝北特點的農具。我和陽早在革新小組和同誌們一起搞革新。當年在洛薩阿羅莫斯的山溝裏，有世界上最優秀的物理學家和最先進的設備，搞的是世界上最尖端的科學，推動了原子能時代的誕生，我曾認為這也就是我一生要走的路，可結果我卻為殺害十幾萬無辜人民的凶手出了力。在延安的山溝裏，那時是實行供給製，大家的生活很簡單，夏天一套單衣，冬天一套棉衣，吃的是大鍋飯，廠裏的設備很原始，搞的工作也不過是生產和改革小農具，看上去似乎微不足道，但我感到我們為拯救受壓迫受剝削的人民出了力，為新中國的誕生出了力，投入了時代的洪流，這正是我所追求的東西，這裏就是我的歸宿，就是我從來沒有到過的家，我感到我真正找到一條光明的路。

　　雖然廠裏大部分同誌不識字，可是他們對於世界和國家的大事卻比我知道的多。他們早上有政治學習，晚上有業務學習，星期六是生活檢討會。在這裏，“是否有利於人民”是衡量是非的標準，什麽事都擺到桌麵上談，不管是廠長還是勤雜人員，損害了人民利益，大家都向他提出批評。年終每人都要做鑒定，我們提出自己的優缺點，讓大家討論。開始大家對我很客氣，表揚多，批評少，我認為我這個人還不錯。時間一長，大家和我熟了，就開始對我提意見了。我是剛從資本主義國家來的知識分子，身上存在很多自己察覺不到的弱點，同誌們並不因為我有那麽多缺點而丟開我，也沒有因我是從美國來的就遷就我。而是對我非常耐心、熱情和負責。我能接受多少批評，他們就給我提多少，這使我心情非常愉快，我特別喜歡參加這樣的會議。記得頭一次我聽到批評意見是在從北京到延安去的路上，我坐在解放軍拉貨的卡車上。過黃河時，一個衣著講究的人上了我們的車，他一個勁的找我說話，我認為他是在故意顯示自己並不高明的英語，感到討厭，幹脆就不理他。他下車後，我對司機說，“那人真討厭”。司機說，“討厭是討厭，可他也是參加革命的，他也想給人民做些事，我們對他態度不好，能幫助他改進嗎？”我驚訝了，根本沒想到我還有幫助他的責任。這件事我想了很久，為什麽司機同誌比我想的深呢？雖然他隻說了這麽幾句，但其含意是在革命隊伍裏要互相愛護，互相幫助，我們的目的不隻是要認識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改造世界。

　　我到解放區後，得到了同誌們很多的幫助和教育，我也常常回想著母親的教育方法。原來，我認為她的教育是很全麵的，可為什麽到了這裏卻有很多簡單的道理從未聽到過？不錯，她的教育方法對培養人的獨立思考能力是很有效的，但她對社會缺乏階級分析，這種思考能力為誰來用呢？目標不清楚。在實踐中我逐漸認識到她的教育方法雖好，但缺乏為人民服務的目標。我也懂得了一個人隻有確立為人民服務的目標，生活才有真正的意義。

　　原來我隻是想看看中國的解放區，並沒有準備長期住下。可是，這裏有這麽好的人們，有正在進行的壯麗事業，我怎麽能走呢？於是，我留了下來。

　　1949年的秋天到了，蔣介石幾百萬軍隊抵擋不住解放軍的強大攻勢，全線潰敗，大片大片的土地回到人民手中，解放區一天天迅速擴大。陝北成批的幹部奔向四麵八方去解放那些遼闊而又貧窮的土地。我做為這支建設大軍的一員，興奮地接受了新的任務，和一批同誌一起到蒙族人民居住的地區去建立新的牧場——三邊牧場，幫助改良當地的牛、羊，這太符合我那從小就養成的“野”性子了！我、陽早和另外兩位同誌馬上從延安出發，與邊區政府的毛驢運輸隊一道，帶上政府撥的建場投資二十幾匹布和一些必需物資。在陝、甘、寧交界處與其他同誌匯合，落腳在城川寨子。在這個偏僻的小寨子裏，有我們二十來個職工的三邊牧場，有區政府（幹部是蒙族人），還有一個天主教堂，神父是比利時人，牧民們都分散居住在草原上，每到星期天就到教堂做禮拜。

　　初到這裏情況很複雜，我沒想到要為人民做點好事會有這麽多的障礙。在掃除這些障礙的過程中，我逐漸感到了黨的政策和策略的偉大。我深信在這樣一個黨的領導下，在這樣的人民的努力下，建設一個美好、富強的社會主義新國家一定會成為現實。

　　在和土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舊勢力做鬥爭的過程中，我的思想不斷提高。那時，解放軍主力南下，離我們幾百裏路外的留守的國民黨起義軍突然反叛，將旗幹部抓起來，並搶老百姓的東西。一天有消息說這幫土匪向我們這個方向來了，我們立即開會商量對策，決定把僅有的三、四杆槍拿出來守衛寨子。我這個從來沒用過槍的人，立即報名要杆槍。可他們說，“你連兔子都不敢打，還敢打人？”結果隻發給我一個棒球棍。寨子周圍有堵牆，有一處外牆裂了個口子，人有可能從這裏上來。夜裏當我抱著棒球棍守在口子旁，兩眼警惕地望著漆黑的前方時，和平主義思想一下全沒了。我這麽個以前連兔子也不敢打的人現在完全敢打死人，隻要有一個敵人敢從這個口子裏伸出腦袋來，我會毫不猶豫的用棒球棍將他消滅。這一件小事，對於八年打敗日本鬼子、三年打敗國民黨的中國人民來說算不了什麽，可對我這樣一個從小生活在優越的和平環境中的美國人，卻受到了很深的教育，我開始懂得中國人民早就懂得的道理：戰爭有兩種：正義的和非正義的。從來就不是人民要打仗，而是敵人要侵犯，人民隻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要搞建設就得把這些土匪、反動派先消滅。我懂得了正義戰爭的必要和威力。

　　為了改良牧民的牛群，我們想把牧場的良種公牛借給老百姓，放在他們的牛群中自然配種。可這項工作進行的很不順利。隻有一個較開通的人對我們比較信任，把種公牛拉去放到他家的牛群裏。我們高興地發現，那頭公牛輪流在各家牛群中出現，到春天下小牛時，好多家的黃牛都生了黃白花、黑白花的小牛，我們知道這是種公牛的後代。但當我們去了解公牛的配種情況時，老百姓卻不肯說。我們知道蒙族人對漢族人有許多顧慮。為了消除這種隔閡，牧場的同誌，一麵學習、討論政府的民族政策，克服頭腦中的大漢族主義思想，一麵盡力幫助群眾解決困難。當時那裏別說獸醫，連給人治病的醫生都沒有，群眾遇到問題來找我們時，我們隻能憑從延安帶的有關書中查閱，再加上自己懂的一點醫藥知識去解決問題。雖然我們從來沒打過針，可誰要打針我們還是小心地給他們打。馬難產了，小駒死在肚子裏，我們就趕緊想辦法把馬駒子搞出來，救母馬。狼咬傷了羊，我們沒有專門的設備，隻好帶上普通針線和消毒藥去盡力縫合傷口。就這樣，過了很長時間以後，我們漸漸取得了牧民的信任，和他們的關係也慢慢密切起來。這時工作進展雖然已有好轉，但還經常出現反複。例如有一次我們同牧民講好要給牛打預防針，可當我們帶著針去打時，他們卻變了卦，借口牛放出去了找不著而不肯打。我們感到這不隻是民族隔閡問題，裏麵一定還有其他因素。全國開展肅清反革命運動時，有一天教堂來了位漢族神父，每天早上他都捧著經書一邊念一邊來回走，可沒幾天他就被捕了，原來他是閻錫山手下的一個軍官，受到了比利時神父的庇護。他們勾結在一起搞破壞。我們要積極消除蒙漢人民之間的隔閡，他就到處散布謠言、製造矛盾。我們要給牛打預防針，他就在做禮拜時向群眾宣傳牛的死活是上帝決定的，不要受外來人的欺騙。隨著運動的發展和蒙族人民對新政府的信任日益加深，群眾揭發了比利時神父的陰謀活動。群眾還揭發神父曾想利用受蒙蔽的蒙族人去毒死區幹部的陰謀，並在教堂裏挖出了幾杆槍。最後比利時神父被驅逐出境了，一個蒙族神父接管了教堂。到第三年的配種季節時，牧民們爭著要牧場的種公牛。我們的工作順利展開了。

　　一九五二年春的一天，我站在曾經保衛過的寨牆上，看著奶牛運動場，那裏擠滿了蒙族人民踴躍捐獻出來以支援抗美援朝的牛、羊。盡管區政府怕捐多了影響牧民的生活，動員大家少捐獻一些，但牧民們還是不斷送牛、羊來。這個行動充分體現了廣大牧民的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體現了他們對黨和政府的信任。我心裏有說不出的感動和讚歎：在這個交通很不發達，連盼望已久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消息都是在二十多天後才知道的閉塞的邊區，牧民卻是如此無私地給予千裏外受到美帝侵略的異國人民以援助，多麽令人感動！這隻是全國的一個縮影。我深信工業發達、軍事力量雄厚的美國，最後是戰勝不了具有這種精神的人民的。作為一個美國人，我能站在人民的一邊，為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為建設新中國盡自己的一份力量，激動的心情是難以形容的。看著，想著，我的雙眼濕潤了。

　　就在這年的夏天，我和陽早告別了熱情的牧民和可愛的草原，調到西安市郊的國營草灘農場負責奶房工作。這時肅反運動已結束。為建設社會主義、鞏固新政權，又在全國範圍內進行了經濟基礎的社會主義改造，廣大勞動群眾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空前高漲，1958年全國掀起了大建設的高潮。各行各業都展開了社會主義勞動競賽。我們場的群眾滿懷熱情，根據我們畜牧場的特點，提出了全年不壞一斤奶的口號，為使這個口號得以實現，大家在很差的工作條件下克服了多少困難啊。那時在荒草灘上建場還沒幾年，沒有電，一切都是手工操作；沒有汽車，靠騾子每晚把奶拉到城裏。尤其令人難忘的是，八月上旬的那些天，天象漏了似的雨下個沒完。場門前小河那本來就不高的堤壩逐漸擋不住迅速上漲的河水。記得有一天下午，陣陣急促的鍾聲把同誌們召集到河邊。隻見渾濁的急流已開始漫過小橋向路邊衝擊，小橋受到了威脅，大家明白，如果橋壞了，通往城裏的路就要被切斷，奶運不出去，不僅城裏的孩子們吃不上奶，還會造成大量壞奶的嚴重損失。大家七手八腳趕緊用沙袋來保護橋。這時負責運奶的同誌叫了起來：“得趕緊把騾車趕到對岸，萬一橋壞了就過不去了”，於是，幾個人和他一起馬上套上騾車趕過河去。可是又怎麽將幾十隻奶桶從奶房運到岸邊呢？奶房的老王老張不聲不響去把外號“黑李逵”的種公牛套上車解決了岸這邊的運輸問題。大家手拉著手，在齊腰深的水裏順著原來的路慢慢摸到橋上，接著一桶桶奶從這雙手傳到那雙手，最後全部傳到對岸的騾車上。就在這天晚上，橋垮了，被衝的無影無蹤。沒有橋奶怎麽運呢？修橋？不可能。繞道走？到處是沼澤，不行。這時有人提出用空汽油桶和木板紮在一起浮在水上，兩頭拴兩根繩子，兩岸各一根，然後把奶桶放在木板上，不就可以來回運奶桶了嗎？真是好主意。有人推來空汽油桶，但大木板一時找不到，有人就扛來自己的床板。怎麽樣才能把繩子拴到河對岸去呢？一個小夥子立刻站起來，把繩子的一頭拴住自己的腰上，跳進洶湧的河水裏，遊過去。這樣，繩子被拴在對麵的岸上，連續幾天奶就是這樣運的。一天運完了奶，大家都陸續回家了。我和工人老李留在河邊，各自想著自己的心事。過了一會兒老李望著急劇而下的渾濁流水輕輕的說：“解放前我家鄉發大水，老婆、孩子全被衝走了，隻剩下我一個人。”是啊，這些老工人在舊社會吃盡了苦，對新社會無限熱愛，因此在他們身上蘊藏著巨大的力量。不由得我想起了一年前的情景。那時為了不壞奶，我把精力都集中到衛生和冷凍工作上去，每天忙著東跑西奔檢查工作，可還是有奶壞掉，我認為這是奶房的這兩位同誌對工作太不負責。我多次提出批評仍無濟於事，最後我請來了場長，開了個會，想在會上好好教育幫助他們，沒想到這個會卻成了批評幫助我的會。奶房的倆同誌批評我說：奶房總共就兩個人，全場每天一噸多奶的消毒，幾十隻奶桶的洗刷，都靠這四隻手，勞動強度相當大，可我光強調工作質量，對他們的具體困難卻不聞不問。他們批評我把人當機器看待。老張還說：“下雨天，你在瓦房裏睡的舒舒服服，我們全家在草房裏打著傘坐在床上不能睡，第二天的工作怎能不受影響？”最後場長發言了，他對我說：“你的責任心很強，一心想搞好工作，可要知道不止你一個人想把工作搞好，如果你能改變工作方法，和大家一起解決困難，發揮大家的積極性，工作才會真正搞好。”這次會對我觸動很大。我看到了自己的缺點，使我懂得了隻有依靠群眾才能為群眾服務，隻有了解群眾的困難並同他們一起克服，群眾的積極性才能發揮。這幾天看到群眾這種主人翁的態度，我感到周身的輕鬆和愉快。有他們在，有這種高尚的精神在，我們還有什麽克服不了的困難呢？！那一年我們場的奶確實沒壞一斤。

　　到今年我已在中國生活、工作了32年，一大半時間是在國營農場度過的，所接觸的大都是普通職工，因為我是從工業發達的國家來的，常常認為雖然政治上我沒有他們懂的多，可業務上理所當然比他們強。因而，常帶著主觀主義去工作，碰到釘子後才想起請教有經驗的群眾。在三邊的時候，我捧著從美國帶來的書學做奶酪，做了一年沒有成功，才跑去請教有千年做奶酪史的蒙族人。在草灘養鴨子時，我沒接受做奶酪的教訓，孵了兩批小鴨，結果因條件沒掌握好，都死了，這才想起向有經驗的人請教。通過好多類似的教訓，我慢慢認識到一個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要靠群眾的力量，群眾有智有才。和他們在一起，我不但政治思想得到了提高，而且業務水平也提高了。尤其是在對鍘草機的改造過程中，我的思想和業務都獲得了進步。我們場自從丟下大鍘刀換成蘇式鍘草機後，一直靠上海供應零件。一九五七年因零件供應不上遇到了困難。沒有備件，停機用鍘刀嗎？幾年也鍘不完這麽多的青草。沒辦法隻好硬著頭皮在設備簡陋的小小修理間拉開架勢自己做。邊學邊幹，我們終於做成了，從此我們再也不用到外邊買備件了。一九五九年場裏通了電，修理間也慢慢改善了條件，安上了幾台車床，自做小零件不那麽困難了。一九六一年的鍘草旺季，我們所有的機器都開動了，突然有一台機器的主件大臂斷裂。如不趕緊修好，幾十萬斤草就會壞掉。怎麽辦，買？買不到，焊接？生鐵的大臂不易焊牢，即使勉強焊上，也很危險。沒辦法隻好再一次硬著頭皮自己做。沒有想到三個臭皮匠頂了一個諸葛亮，我們把一百公斤重，兩米多長的大臂拆下來，在熟鐵板上比葫蘆畫瓢，再用氧切割下來。經過一天一夜的緊張、艱苦的工作，新大臂試製成功了，它向我們預示了自己製造整個鍘草機的可能。大家興奮極了，膽子也大了。我們由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來了個大飛躍！到一九六二年，不但自己開始生產鍘草機，而且還對原蘇聯設計的機器的主要部件進行了大膽的改革，使鍘草機的效率從8000斤/小時一下子提高到15000斤/小時。在這個過程中，我感到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原先學過的物理知識搞農機，不是大才小用，而是不夠用。在工作中，我又學到了與農機製造有關的許多知識，使我對農機製造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從那時到現在，我們的條件越來越好，製造的東西也越來越多，甚至成功地做起了我們以前沒有見過的青貯聯合收割機。

　　回顧我所走過的路，從小學到研究所的生活不能說它不幸福，但比起站在人民之中，與大家一起改造整個社會，用雙手建立一個沒有人壓迫人、人剝削人的美好而富有的新國家，原來的那種幸福觀是多麽的狹窄啊！我常常和牛打交道，看到牛那種吃飽了臥在地下反芻別無所求的樣子，就想到人，人是有能動性的高級動物，我想，人的幸福不是存在於某種絕對的生活水平中，而是存在於不斷的改造世界的過程中。當然，有的人改造世界的目的隻是為了自己，但這種靠建築在大多數人的痛苦之上的幸福不是真正的幸福，它終究會被曆史所消滅。

　　我常常想，老一輩革命家浴血奮鬥幾十年建立了新中國，是非常不易的。現在社會主義的根基已經打好，發展的藍圖也已經交給了我們，我們怎麽做呢？最近有人向我提出，全國工作中心轉到四化方麵，我應歸隊搞高能物理為中國的科學現代化貢獻力量。可是我想，中國現在還很窮，有八億人被鎖在農田裏進行繁重的體力勞動，全國農村平均八個農民才能養活一個人（吃穿）。在中國的四個現代化中，最基本的問題是農業機械化解決八億勞動力的問題。世界上哪個發達的國家不是解決了農業現代化的問題才富裕起來的呢？因此，我雖然熱愛物理，但我還是決定搞我認為當前更重要的農業機械化。有人說十億人已太多了，搞了機械化不會失業嗎？我想人不隻有一張嘴，還有兩隻手，農業人口大批失業，是生產沒有計劃，唯利是圖的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惡劣後果，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如果能把四、五億人從農田中解放出來，這四、五億雙手將會在社會主義的引導下創造出多少財富呢？到那時我們的國家就會很快的富強起來，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會很快的得到提高，真正的四個現代化也就為期不遠了。當然在這個過程中，還會碰到很多困難，但前人能流血犧牲為我們打江山，我們新時代的青年就不能克服一切困難為世界人民做出更大貢獻嗎！在今後的二十年中，我想與你們一起為建設具有豐富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現代化的社會主義新農村而奮鬥。並且相信每個青年都能在為實現這個理想的過程中得到幸福。

　　（1980年8月）

　　國際主義戰士寒春：見證整個新中國的政治寒暑

　　作者：張鷺

　

　　她曾經是美國參與首批原子彈研究和製造的少數女科學家之一。1948年來到中國，60年來，作為農業專家，她幾乎一直都是在與奶牛打交道中。不過，這位見證過整個新中國政治寒暑的老人，卻從來沒有加入中國國籍。因為吸引她的是“中國革命”，而非“中國”

　　“1948年來的，60年了。” 　

　　在位於北京市昌平農機實驗站的平房裏，87歲的寒春計算著她在中國的日子。 　

　　暖風從空調裏吹出來，緩和了北京深秋的涼意。“她可怕冷了。”保姆老歐推門進屋，看見一身棉裝的她仍抱著取暖器縮成一團，頓時樂了。 　

　　在貼身照顧她的老歐眼裏，一直愛好滑雪、爬山的寒春，現在的樂趣隻剩下與老友相聚在常去的那家俄羅斯餐廳，在蘇聯民歌聲中聊著過去在陝北的往事。她也樂於接待絡繹不絕前來拜訪的“進步學生”，為他們講述革命家史。 　

　　直到去年，她才勉強同意簡單裝修一下簡陋的平房。那張出現在多部紀錄片裏用磚塊壘成的寫字台，在被使用了25年後終於退役。2002年，發現這裏“所有的家具至少有30年曆史”的鳳凰衛視主持人陳魯豫，小心翼翼地問寒春為什麽不換一張桌子，後者不屑地把頭扭向一邊，“那個桌子很好的。” 　　

　　即便在那時，這位享受副部級待遇的奶牛飼養專家、被老友魏巍稱為“白求恩式的國際主義戰士”的美國人，還在強迫自己學習操作新的電腦軟件。 　

　　那時她已經開始“知道自己反對什麽，但不知道自己愛什麽” 　

　　“USA110021102000”。 　　

　　2004年，寒春從北京市公安局領到中國第一張《外國人永久居留證》，她的ID印在了極具紀念意義的首張中國“綠卡”上。 　　這位見證過整個新中國政治寒暑的老人，認識包括從周恩來到溫家寶在內的多位國家領導人，卻從來沒有加入中國國籍的打算。“沒這個必要，”她的兒子陽和平強調，吸引母親的是中國革命，而非中國。 　　

　　在1980年撰寫的文章《幸福何在？——與青年們談心》中，寒春談到她理解的“中國革命”：站在人民之中，與大家一起改造整個社會，用雙手建立一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的美好而富有的新國家。 　

　　至少在來中國之前，這還沒有成為她的認識。寒春，英文名Joan Hinton，1921年10月20日出生，美國芝加哥人，曾是一名核物理學家，是美國陸軍部研究核武器的“曼哈頓計劃”中少數的女科學家之一，在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武器試驗室做費米的助手。1946年，在給已經身在延安的男友陽早寫信時，她還在大談“黑洞”理論，而對時任英國首相丘吉爾同年發表的“鐵幕演說”也不大感冒。陽早,英文名Erwin Engst,1919年出生，美國紐約人，康奈爾大學農牧專業畢業。1946年受斯諾《西行漫記》的影響，來到中國延安。 　

　　“好大一個太陽，特別刺眼，好家夥，那個威力8943;8943;”寒春這樣形容她看到的，自己參與研製的世界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的場景。這時的寒春認為“隻有從事這種純科學研究的人才是最高尚的人”，而“對於社會上的生產實踐，覺得沒意思，太俗”。 　　

　　但她驚訝地發現，不到一個月後，科學家們的研究成果被投向日本的廣島、長崎，造成10多萬平民的死亡。在會議室裏看原子彈在日本爆炸的實況電影，當那黑色的蘑菇雲翻滾著上升時，她身後的一個科學家輕輕地說，“那是日本人的骨頭和肉。” 　　

　　陽和平開玩笑地說母親“是被原子彈炸醒的”。深感自責的寒春事後曾與同事來到紐約，成功遊說政府製定法律，將核能由軍用改為民用，但她很快意識到軍隊才是具有可怕力量的社會“黑洞”：她們的科研經費全部由軍隊提供，研究成果最終也被軍隊拿走。 　

　　那時她已經開始“知道自己反對什麽，但不知道自己愛什麽”。——直到她偶然看到斯諾的《西行漫記》，這本描寫中共軍隊“神話”的書，在1938年由蘭登書屋在美國出版後，僅僅3個星期就銷售了12000本，平均每天600本。 　　

　　現在，她儼然扮演著農機院農機試驗站牛場裏300多頭奶牛的立法者的角色 　　

　　也許童年時代的一個場景預兆了寒春的未來。 　　

　　小學二年級時，寒春的母親兼班主任、一位信奉杜威主義的教育家，讓孩子們幹一件“大事”：在學校的大操場上，用木頭房子建設一個社區。每個孩子可以按自己設計的式樣，釘製一個木頭小屋。母親還弄來一隻羊，讓她們自己喂養、剪毛，再把毛撚成線織地毯；自己釘桌椅、裝電燈，連吃飯的碗也要自己從和泥開始燒製。 　

　　在學期結束時，一個小小的新村出現在學校的操場上，那裏有“商業區”“居民區”和“郊區”。寒春建造的小房子在“郊區”，是一個美國農民家庭的式樣，可以養羊。新村建好那天，7歲的她抱著小羊在自己的小屋裏住了一夜。 　

　　這個過程被攝像機記錄下來，成為她至今還經常反芻的回憶。 　　

　　而現在，她儼然扮演著農機院農機試驗站牛場裏300多頭奶牛的立法者的角色。她清楚這裏每頭牛的家世譜係。通過一堆密密麻麻的數據，她掌控著奶牛的飲食和交配時段、次數，乃至受孕時間，為找到任何改善產奶質量的方法而樂此不疲。 　

　　她近60年努力得來的成果，顯然讓她感到驕傲。當在電視裏看到美國宣布，已經研製出世界最先進的養牛器械齒輪泵時，寒春從電視跟前站起來，“你們那是老黃曆了，我們早就應用於市場啦。”那種興奮的神情，與1945年的她和參加“曼哈頓計劃”的同事一道，搶在德國人之前研製出第一顆原子彈並無二致。 　　

　　“這裏的牛媽媽是革命的，牛爸爸是帝國主義的。”寒春這樣給奶牛們劃分“出身”。她的意思是，母牛的血緣譜係是延安時代延續下來的，讓母牛受孕的公牛精液則是她和現已去世的丈夫陽早後來從美國引進的。 　

　　帝國主義，依然被她歸結為當代戰爭威脅的根本原因。她認為發動伊拉克戰爭的布什“壞得不能再壞了”。她已經去世的哥哥、曾寫出反映中國一個普通村莊土地改革的著作《翻身》的著名左翼人士韓丁，同樣是“反帝積極分子”。在他生命的暮年，還曾在西雅圖世貿組織會議的場外，與5萬示威者一起抗議霸權。 　

　　“世貿組織是被美國操縱的，那是個陷阱，中國一定要警惕，不然會發生十分糟糕的後果。”陽早曾如此談到他對中國“入世”的看法，“美國有一篇報道，說克林頓遊說國會時講：‘我們與中國簽訂協議，好比我的桌子上放著兩張紙，我們給中國的那張紙是一張白紙，而另一張紙寫滿了密密麻麻的字，是中國給美國的！’” 　

　　在“美帝國主義”的著名反對者中，寒春不大讚同被上世紀60年代西方“革命青年”崇拜的切·格瓦拉，因為他“脫離群眾”；她更喜歡率領委內瑞拉人民跟布什鬥的查韋斯。在剛剛結束的美國總統大選上，寒春把選票投給奧巴馬。雖然能夠從BBC等電視台了解美國的情況，“但她對奧巴馬並不怎麽了解，主要是為了反對共和黨政府。”她的長子陽和平解釋說。

　　正是出於對“小米加步槍”力量的好奇，1948年，她決定追隨韓丁和陽早來中國 　

　　寒春政治觀點的起點已經成了一個謎。在《中國新聞周刊》記者的再三追問下，她還是抱歉地表示，記不清自己是在何種情況下看到《西行漫記》的。可能的渠道有兩個：身為美共黨員、熱衷於工會運動的大姐；或是1945年就在重慶談判上見到毛澤東、並於兩年後在山西張莊投身土改運動的二哥韓丁。 　

　　在經濟大蕭條期間曾親曆奶農倒奶的韓丁，受到大姐的影響，曾試著組織農會、成立價格聯盟，以抵製收購牛奶的大公司壓低奶價，但沒有結果。1945年在重慶，毛澤東跟韓丁開玩笑地說起他們是組織農會的同行，韓丁尷尬地回答道，“一個也沒組成。” 　

　　而他的大學宿舍舍友、被兒子陽和平稱為“美國佃農”的陽早，則與租種其地的親生哥哥發生了齟齬。他痛感資本對於親情的腐蝕，而對財產私有觀念產生了質疑。這個熱衷於辯論政治思想的家庭，同樣有幾位女性成員是美共成員，她們給了陽早最初的思想啟蒙。 　

　　寒春沒有讀過美國作家斯坦貝克的著名小說《憤怒的葡萄》，但她至今記得在大蕭條期間，在羅斯福政府農工部門工作的大姐向她談到的南方葡萄園工人，“他們按季度流動到全國，葡萄熟了摘葡萄，蘋果熟了摘蘋果，工資非常低。好多人連房子都沒有，唯一的財產就是借錢買的破汽車。” 　

　　在陽早和寒春所在的家庭，幾乎每個周末的家庭聚會都是在圍繞羅斯福新政、傳統資本主義製度和工會運動這樣的激辯中度過的。 　

　　“不是說我們家熱衷於談政治，而是，那就是一個政治的時代。”陽和平這樣解釋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西方爆發的共產主義思潮，“當你知道，經濟大蕭條和‘二戰’對西方世界的精神衝擊有多大，你才能明白，共產主義的吸引力有多大。” 　　

　　“是小米加步槍打敗了日本，不是原子彈。”寒春這樣形容《西行漫記》對她的影響。正是出於對“小米加步槍”力量的好奇，1948年，她決定追隨韓丁和陽早來中國。 　　

　　80年代初，寒春問王震：“為什麽現在不能用你南泥灣的精神搞建設呢？” 　　

　　“你這一生最難忘的日子是什麽時候？” 　　“在陝北的時候。” 　　“為什麽？” 　　

　　“在陝北，每個人都是一樣(平等)的。上級可以批評下級，下級也可以批評上級。” 　

　　當《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與陽和平談起與寒春的這段對話時，陽和平深以為然。他認為，某種意義上，母親畢生都沒有走出陝北時代——雖然她和父親在陝北的革命工作，僅僅是在農場飼養奶牛。 　

　　知識分子出身的寒春與“美國佃農”陽早，是在一個窯洞裏舉行的婚禮。在生命的黃昏回憶這段婚姻，她認為兩人是“因為革命而走到了一起。如果在美國，我們根本不可能結婚”。 　

　　這位享受副部級待遇的老革命對物質生活有一種近乎偏執的敏感，她把到城裏住大房子視為“很艱苦的事”，多次拒絕農機實驗站領導為她裝修小平房的好意。實驗站衛生所所長孟慶蓮，給寒春看病後與她在外吃午飯，發現她實行“AA製”。寒春看見孟的盤子裏還有沒吃完的食物，堅決坐著不走，直到孟勉強將食物吃完。 　

　　孟抱怨說，“她有十幾種病，卻不肯住院，不舒服了都是我給處理一下。實在不行了，得跟她講條件，住幾天就出來。‘醫院裏一住就是幾萬塊錢，太浪費。我在你這兒，幾百、上千塊錢就解決了。’” 　

　　一位與寒春交往多年的記者回憶：80年代初，一次與王震吃飯，坐在王震身旁的寒春問王：“為什麽現在不能用你南泥灣的精神搞建設呢？” 　

　　陽和平記得自己還在小學時，父親就用淺顯的例子告訴他剝削的道理。在這樣的耳濡目染下，“到了中學，我已經能跟他做一些爭辯了。” 　　

　　寒春拿起好友、美國老鄉湯反帝編輯的一本“文革”畫冊。她一頁一頁翻看著，嘴角帶著笑意

　　除了美國專業養牛雜誌，寒春的書架被《毛澤東選集》《陳永貴傳》《中流》(雜誌)《南街村報》《延安畫冊》占據。當然，還有哥哥韓丁那本被費正清、李約瑟、黃仁宇等史學家高度評價的著作《翻身》。 　

　　中文並不靈光的她，幾年前仍逐字逐句地讀完吳冷西回憶中蘇關係的著作《十年論戰》，並嚐試著手譯成英文，但沒有成功——她已經力不從心了。 　

　　寒春拿起好友、美國老鄉湯反帝編輯的一本“文革”畫冊，畫冊裏的工農精神抖擻，充滿著國家主人翁的自信。她一頁一頁翻看著，嘴角帶著笑意。時間回到1966年。是年4月，她和陽早奉調從西安草灘農場來到北京，住進新僑飯店。這對於他們而言，反而是一段艱苦的日子。

　　“回到北京，他們發現自己作為‘外國專家’，被事實上軟禁了。”陽和平回憶說，那時弟弟建平生病，被醫生要求去外國人專門看病的醫院；還在上小學的小妹及平，則在同學、老師的隱性歧視中，精神狀態出了問題，她躺在寒春懷裏，無端地咒罵，朝母親吐唾沫。 　

　　既傷心又憤怒的寒春，聯合丈夫陽早、韓丁的前妻史克和好友湯反帝，聯名寫了一張大字報，要求“取消特殊化”，“允許並鼓勵我們參加三大革命運動。”這個呼聲得到毛澤東的批示：“不許兩樣。” 　　

　　事實上，這個熱衷於反帝反修的家庭，高漲的革命熱情僅僅用來進行關於政治和哲學的家庭辯論。陽和平無限懷念那段與父母辯論“量變與質變”“必然與偶然”的日子，非要找個話題辯一辯才舒服，“那種感覺不好形容”。這個習慣在他1974年去美國後仍然保留了下來，他卻無奈地發現，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同事對此壓根沒有興趣。 　

　　陽和平三兄妹在70年代先後去了美國。對此，寒春的解釋是，孩子們受不了被當作外國人對待。但陽和平把赴美的動力歸因為“好奇”，“想看看資本主義到底是什麽樣子”。

　　當“資本主義的經曆和社會主義的經曆一樣長”後，選擇了留在美國的陽建平把自己稱為“父母的右派朋友”。陽及平則與丈夫定居法國。隻有陽和平去年從美國回到中國定居，現在一所高校教書。 　

　　某種意義上，陽和平成了母親思想的繼承者。他在美國做了15年工人，之後拿了一個“資產階級主流經濟學”的博士學位。在讀了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的著作《社會主義向何處去》後，他覺得自己真正理解了“毛主席”。他認為“資本主義在微觀有效益，宏觀沒效益”。 　　

　　“如果從個人利益出發，計劃經濟是不可能的，這一點，斯蒂格利茨分析得很精辟了”，他由此認為，“社會主義經濟不能依靠物質獎勵，而要靠工人階級的覺悟，因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人的思想、主觀能動性，這是個意識形態問題。” 　

　　這與寒春在經濟領域的主張不謀而合。青年時代的她在上級安排下，曾在西安草灘農場主持過計件製的分配方式。這位前物理學家用微積分知識，設計出一套精細的分配方案，試圖代替原來的平均分配。但她很快發現，一旦個人利益的幽靈出現，工人們開始產生偷懶和投機心態，對公共事務漠不關心。 　

　　“或許是感到了孤獨吧， 那天她哭得很傷心。” 　

　　農機站的牛場，是寒春盡力捍衛的最後的精神王國。 　

　　她認為，“沒有保障的人，是沒有解放的人。”她說服領導給這裏所有的工人都上了保險。她甚至給為自己家服務過的老保姆發放自製的退休證，每個月用自己的工資給她們發退休金。當開發商覬覦牛場的土地，她甚至趁春節團拜的機會，給中央領導遞紙條來保全牛場。 　

　　寒春這輩子隻穿過一次高跟鞋。大學畢業時，她從外麵進入一個很長的走廊。她突然脫下鞋子，扔進走廊最深處。“太壞，這些東西。” 　

　　晚年的寒春，讓陽和平印象很深的一個場景，發生在差不多10年前。全家人圍坐在一起看美國電影《上班女郎》，電影裏出現男女做愛的鏡頭，其他人都感到很正常，她卻很生氣。讓她憤怒的是，熒幕上的女性被對象化了，成為被男性觀眾消費的肉體。 　　

　　“或許是感到了孤獨吧，那天她哭得很傷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