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毛澤東為什麽發動文化大革命及失敗原因

來源: 文學城"時事評述", 古槐 於 09-03-31 12:09:04

(ZT)毛澤東為什麽發動文化大革命及失敗原因

“愚公移山”是《列子.湯問》的一個著名典故，自從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做了題為《愚公移山》閉幕詞之後，這個典故在中國逐漸變的家喻戶曉，“愚公移山”從此也成為表現中國人堅韌不拔，不懈奮鬥的精神特質的典型用語。

人們也許沒有想到的是，“愚公”其實正是毛澤東的一種自況，愚公移山也是對毛澤東一生經曆的一種真切描摹。因為毛澤東終其一生，都在像愚公那樣，不斷地進行著“移山”工程——挖山不止，不懈怠，不放棄，不言敗。

公平地說，大部分的“移山”工程，毛澤東幹的都很成功，年齡稍長的中國人都耳熟能詳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等都曾經被成功地移除過（它們現在的卷土重來則是另一回事），但最後一次“移山”工程，我指的是文革，他卻幹的很不成功，在他去世之後，伴隨著一次懦弱的政變，文革成了一場慘敗。

現在我們要追問的是：毛澤東想要一個什麽樣的社會？他想通過文革移走的“山”指的是誰？文革為什麽會失敗？

毛澤東是追求徹底民主的

1945年7月初，毛澤東在延安窯洞中，問來訪的黃炎培有什麽感想。黃炎培說，他六十多年耳聞目睹，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他希望中共找出一條新路，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

毛澤東對曰：“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黃炎培點頭稱是：“把民主來打破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這個“窯洞對”的故事，近年來被引用的比率相當高。有些人想以此提醒執政黨履行曆史承諾，也有人想以此來證明毛澤東自食前言，甚至幹脆就是大言欺世。但在我看來，毛澤東對這個承諾是相當認真的，並且始終在以極大的努力尋找他所說的“民主新路”，直至最後發動以“大民主”為主要特征的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探尋“民主新路”的一個重要方式，就是發動群眾進行“政治運動”，動員幾千年一直被排除在政治進程之外，因此對政治冷感麻木的民眾“人人起來負責”。今天，由於曆次“政治運動”的主要對象——官僚階層——的長期妖魔化，政治運動似乎成了“瘋狂”的代名詞。但實際情況並不是這樣的，曆史的真實是：“政治運動”確實在很大程度上發揮了“人民監督政府”和“人人起來負責”這兩個基本的民主功能，這可以解釋新中國前三十年，幹部隊伍為什麽基本是廉潔的，為什麽沒有出現尾大不掉的“既得利益集團”（1970年代末，一恢複高考製度，幾乎所有的考生都覺得自己麵前有無限豐富的可能性，原因就在於，由於壟斷性的利益集團的缺位，對社會下層的學子來說，向上提升的機會是充分開放的）。

從邏輯上說，政治運動的合法性與一黨執政的合法性應該是同時存在的，否定了一方的合法性就等於否定了另一方的合法性。因為在一黨執政的情況下，精英對精英的監督變得不再可能，隻有通過政治運動的方式開辟大眾對精英進行監督的渠道，才能防止執政精英的變質和腐敗。既堅持一黨執政又否定政治運動，實際上就等於拒絕任何監督。1980年代以來，執政黨宣布“20年內不搞政治運動”，同時又明確拒絕全盤西化，不搞三權分立，演變到了今天，已經到了“不反腐敗亡國，反腐敗亡黨”的地步，豈非偶然？

如果說，在文革前進行的政治運動，還強調黨對運動的領導，因此常常被當權派官僚以借力打力的方式，順勢用來排除異己的話，那麽到了文革時，毛澤東顯然想糾正這種錯誤，轉而號召“群眾自己起來革命，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解放自己”（1966年8月20日）。而官僚對這一口號意味著什麽也是心知肚明的，在“二月逆流”，就有當權派官僚借陳丕顯來京問題向這一口號發難：“不要黨的領導，一天到晚老是群眾、群眾!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踢開黨委鬧革命，這是形而上學!”當然，當權派的“辯證法”究竟意味著什麽，我們現在也心知肚明。

令人費解的是，主流知識精英在否定“政治運動”這一點上和官僚保持了高度一致，完全不願意承認政治運動有任何民主性，這和他們在口頭上經常表現出來的對民主的熱愛頗不相稱。他們為什麽會這樣？究其原因，我想和他們在政治運動中也同時成了大眾的監督對象，失去往日的優越地位，和官僚成了難兄難弟（尤其是在文革中）有關。看來，民主並不是主流知識精英所真正熱愛的，他們能夠主導、領導的“民主”才是他們真正熱愛的。

毛澤東的努力，也得到了“窯洞對”另一方黃炎培的認同。1952年8月4日黃炎培出席毛澤東主持的全國政協常委會議，盛讚國家的建設成就。當天晚餐後毛澤東向各個黨派征求意見，黃表示：“三五反勝利結果，證明1945年在延安毛主席答複中共能用民主打破曆史傳統的興亡反複的周期率是正確的。”當其時也，黃已逾74歲，和毛有著不同一般的私交，不大可能純粹是為了奉承而故作諛詞。

關於民主，毛澤東還有一段比“窯洞對”更為透徹的論述。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之交，在經曆了“廬山會議”的風波之後，毛澤東曾專門抽時間，帶著幾個“秀才”閱讀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並做了大量批注和談話，後來出版了一本《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與談話》。

根據“批注與談話”的記載，蘇聯教科書在第23章，講到1936年蘇聯新憲法時，論述了蘇聯公民或勞動者享有的各種權利，包括“勞動權利，休息權利，受教育權利，年老、患病及喪失勞動能力時獲得物質保證的權利”。毛澤東在這段文字旁醒目地批注道：“最大的權利是管理國家”，並發表議論說：“這裏講到蘇聯勞動者享受的各種權利時，沒有講到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製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

從“窯洞對”到“批注與談話”，我們會發現，毛澤東對民主的解釋有了重大變化，他已經不再單純地滿足於“人民監督政府”了，也不再隻是籠統地談論“人人起來負責”了，而是把“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作為民主的主要內涵了。從這段批注和談話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到一點文革時他所采取的一些重大舉措的端倪了。

1965年，毛澤東重上井岡山，他在山上又有過一次關於民主問題的重要談話，時任江西省公安廳廳長的王卓超後來回憶道：“記得那天下午主席像老師考學生一樣問我們井岡山精神是什麽。我們回答說艱苦奮鬥。他笑了，叫我們再想想，說艱苦奮鬥隻是一個方向，隻是一點，還差兩點，要從製度方向想。汪東興加了一條支部建在連上。主席點點頭，繼續說：在井岡山時，我們摸索了一套好製度、好作風，現在比較提倡的是艱苦奮鬥，得到重視的是支部建在連上，忽視的是士兵委員會。支部建在連上，隨著我們掌握政權，現在全國各行各業都建有黨的組織，成為領導機構。黨的力量加強了。但自覺接受群眾監督，實行政治民主，保證我們黨不脫離群眾，比井岡山時士兵委員會就要差多了。全國性的政治民主更沒有形成為一種製度、一種有效的方式，井岡山時期士兵委員會是有很大作用的。主席將井岡山士兵委員會的作用提到一個很重要的地位，他重新提起《井岡山的鬥爭》一文中他寫過的話：‘中國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義，軍隊也需要民主主義。軍隊內的民主主義製度，將是破壞封建雇傭軍隊的一個重要的武器’”。

此時正是文革的前夜，毛澤東重上井岡山不是單純的懷舊，其本身就是一個引人注目的政治姿態。這段談話表明，毛澤東正在考慮“全國性的政治民主”以及民主如何形成製度，如何才能找到民主實現的“有效的方式”等問題，用我們今天熟悉的語言說，毛澤東已經在考慮政治體製改革的問題了。在毛澤東看來，像“士兵委員會”這樣的可以對“黨支部”進行監督和製衡，並參與連隊管理的群眾組織，將成為在中國實行民主的一個重要方式。

愚公毛澤東的難題

那麽，文革前夜的毛澤東，其所麵臨的社會結構是一種什麽樣的狀況呢？一般用“兩個階級，一個階層”來概括，即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階層。但這種概括其實忽略了一個當時最強有力的階層，即官僚階層（或者叫“黨—國精英”）。這個階層應該說是中國革命的一個“副產品”——由於中國革命被迫選擇了武裝鬥爭的道路，在漫長的戰爭年代，培育出了千千萬萬的職業革命家，在新中國成立之後，他們順理成章地成了各級官僚，他們在社會上享有崇高威望，鬥爭經驗豐富，具有捍衛政權的強烈意誌，並且壟斷著包括黨、政、軍、人、財、物在內的全部資源。

當時的中國，在經曆了長時間大規模的急風暴雨般的自下而上的革命洗禮之後，原有的既得利益集團或曰精英集團，已經蕩然無存——地主階級已經被消滅；民族資產階級在敲鑼打鼓地宣布接受社會主義改造之後，也已經被“贖買”；西方勢力已經退出中國；知識分子表示擁護社會主義，處於被改造的狀態——唯一有組織的強大力量，就是官僚階層。在中國這座伊甸園裏，官僚儼然龐然大物，沒有天敵：工人農民對他們表示擁護，知識分子也很恭順。

愚公毛澤東的“移山”工程，至此遇到了最後一座。對他來說，麻煩的是，這個官僚階層是他在長期的革命和戰爭年代親手締造的，並在他的帶領下從勝利走向勝利，但現在又成了他領導中國走向民主的最大障礙。如果毛澤東能夠成功找到解構官僚權力的辦法，或者將人民群眾組織起來對官僚階層構成有效製衡，則中國不難從此走上民主的坦途，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反之，如果聽任官僚控製一切，中國革命就會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已經獲得的革命果實也很可能大部或全部的喪失。

當然，到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時候為止，這個官僚階層基本還是“紅色”的，它的革命銳氣和理想主義色彩還沒有完全褪去，在毛澤東的嚴厲監督和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的衝擊之下，它還沒有來得及腐敗（這一點後來給文革造成了極大的困難），但在人民群眾缺乏民主權利，不能對其進行製約的情況下，“紅色”有可能變成“灰色”，甚至有可能變成“黑色”，所以，不能因為這一點就不實行民主。

但是，也恰恰是因為官僚階層還是“紅色”的以及還不夠腐敗這兩點，不僅黨內幹部對文革不理解，甚至黨外幹部也看不懂。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的1967年國慶節，民革中央副主席張治中在天安門城樓上觀禮時，曾親口向毛澤東道出了自己疑惑：“主席，你走得太快了，我們跟不上！我一向以為共產黨的幹部都是好的，怎麽一下子這麽多的好幹部都變成了走資派了？”但後來的曆史證明，是毛澤東而不是別的什麽人才真正看透了官僚階層的本質及其演變趨勢。

縱觀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我們會發現，由官僚階層或“黨—國精英”壟斷一切權力的社會主義，必定是一種不穩定的狀態，必定是一種暫時的狀態。其前景，要麽是繼續向前，走向“自由人的聯合體”，建立一個人民擁有“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的人民民主社會主義；要麽是向後倒退，回歸“世界主流文明”，在社會主義的廢墟上重建資本主義，二者必居其一。

這兩種可能性，後一種變成現實的幾率最大，而且幾乎成了所有傳統社會主義國家的一個規律性現象。主流學者對此給出了各種各樣的理由，甚至搬出了“世界潮流”來作終極解釋。但在我看來，這僅僅是因為，官僚在前社會主義國家沒有天敵，在列寧、毛澤東這樣對官僚具有高度警惕的並有能力抑製他們的領袖去世之後，如果官僚決定要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那就幾乎沒有什麽力量能夠阻止它。而它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結果，必然會打破所有關於社會主義的神話、意識形態、教條和製度框架，尤其是使“人人平等”的口號變得虛偽。社會主義的失敗，使資本主義顯得很“成功”，重建資本主義於是成為“潮流”。至於第一種可能，則除了中國文化大革命所進行的悲壯實驗之外，在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付之闕如，究其原因，也在於官僚們擁有壟斷性權力，他們不可能發動一場以自己為對象的革命。

實際上，由於不能把希望完全寄托在“黨—國精英”長期保持紅色，所以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在描述社會主義的時候總是徹底堅持民主的。在他們看來，經濟當然是建設社會主義的必要條件，但並不是充分條件。隻有人民直接當家作主，而不是由新的統治集團來統治的社會，才稱得上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不是換新的一群人作主人，而是要徹底改變權力的概念。所以，無論是馬克思、恩格斯還是列寧，都一再高度評價“巴黎公社的原則”：一是普選產生公職人員；二是一切公職人員的工資相當於熟練工人的工資；三是人民群眾監督並可隨時罷免公職人員。恩格斯認為，隻有堅持這些措施才能夠可靠地“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

愚公毛澤東的“移山”努力

文化大革命可以說是“徹底改變權力的概念”的一次偉大的嚐試，是對官僚壟斷權力的一次史無前例的衝擊，是和西方的精英民主根本不同的大眾民主的一次偉大實驗！概括來說，文革的大民主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麵的內容：

一是大眾擁有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權利。

這一權利的最大特點，是拆除了表達權的全部門檻，無論是地位、財產、文化水平等，都不再構成表達的障礙。綜觀人類的全部文明史，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等“四大自由”被發明出來並合法化以前，話語權一直是被精英階層所壟斷的。“四大自由”的出現使得最底層的大眾也可以在不經過精英許可的情況下，直接行使話語權，他們因此擁有了反抗官僚壓迫，監督精英階層的最有效的政治手段。由於這種權利是空前的，因此，“四大自由”把中國推上了世界人權發展的最高階段，處於人權發展的領跑者的地位，並在歐美日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也引起一係列連鎖反應。

今天，我們站在互聯網時代回看“四大自由”，就更能體會它的偉大意義。在互聯網上，“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等無時無刻不在進行當中，網上的輿論對中國政治生態和公共政策的影響是深刻的，我們不能想象，取消了互聯網，中國會變成什麽樣子？所以我認為，凡是熱愛互聯網並且體會到互聯網好處的人，都應該對“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持同情和理解的態度。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載有“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等四大自由的1975年《憲法》，是一份空前偉大的法律文件，它超越了《拿破侖法典》，也超越了被中國主流精英視為聖物《“五月花號”公約》。

用“四大自由”的手段對官僚進行監督，一個最被人詬病的方麵是許多批判和指控並沒有事實根據，這也成了它後來被取消的一個主要借口。但事實上，由於大眾和官僚之間存在著嚴重的信息不對稱，所以“舉證責任倒置”（所謂“逼供信”）就成了大眾監督精英時的一種必然，在一定程度上說，這也必然會導致出現一些冤假錯案。但政治人物或掌握公權力的人，在民眾的質疑麵前有義務自證清白，這也是當今政治文明的一個通例。一味強調“誰主張，誰舉證”，則在客觀上保護了擁有絕對信息優勢的官僚集團，使得巨量腐敗分子逍遙法外成為一種必然。兩種方式，孰優孰劣，大家可以去考慮。

二是大眾擁有了空前的社團自由。

有組織的少數永遠可以戰勝無組織的多數，這幾乎可以說是一條萬古不易的真理。官僚在總人口中居於少數，他們之所以能夠長期統治占總人口絕大多數的大眾，也不外乎因為他們是有組織的，而大眾是一盤散沙的。

從某種程度上說，在文革時期，尤其是初期的三年，是人類曆史上社團自由程度最高的時期：不用申請，也不用注冊，幾個人一商量，一個新的政治社團就產生了。如果考慮到隻是在進入21世紀後，一些最為寬容北歐國家才剛剛達到成立社團無須注冊的程度，我們就能夠意識到當時中國大眾所享有的社團自由是世界所僅見的。在今天，中國的許多自由主義者，一方麵極力推崇言論自由和社團自由，一方麵又毫不吝嗇地使用最惡毒的語言咒罵那個超越任何西方國家的言論自由和社團自由的時代，這種矛盾的態度是令人費解的，也讓人們懷疑他們追求自由的誠意。

文革的群眾組織，其雛形和靈感，應該是來自井岡山時期的“士兵委員會”，如果假以時日，它定能成長為嶄新的“社會主義公民社會”，並成為大眾監督官僚的主要抓手和行使“對一切事務管理權”的主要平台，它將使社會主義中的“社會”二字名至實歸，為創建一個真正的“小政府，大社會”的國家創造條件。

三是創立了草根民眾可以直接參與行使管理權的“革命委員會”製。

革命委員會是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各級政權的組織形式，簡稱革委會。1967年上海首先發起一月風暴奪權運動，由群眾組織奪取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各級政府的權力，組織了一個效法巴黎公社的大民主政權機構，由張春橋命名為上海人民公社，以後在毛澤東的建議下，改為“革命委員會”，在文革中，全國各級政權，從省一級到工廠、學校的政權機構全部改名為革命委員會。

革命委員會實行一元化領導，取消中國共產黨和政府的分別，合為一體，人員采取“三結合”方式，即包括有部分沒有被打倒的“革命幹部”，群眾組織代表，和“工宣隊”、“農宣隊”（全稱為《工人（貧、下中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主要是進駐機關、學校和文化事業單位的工人、貧農、下中農的代表）或部隊軍管代表組成。在這種機構中，幹部由於熟悉業務，一般負責日常業務，工農兵代表掌管大政方針，群眾組織代表則負責維護本單位下層人員的利益。

“革命委員會”可以說是毛澤東在“批注與談話”中談到的“最大的權利是管理國家”的具體化，這一組織形式使得各級政權和管理機構中，都有來人民大眾的新鮮血液，即便是在中央政府中，也有陳永貴、吳桂賢這些來自基層工農幹部。為了防止這些人再次脫離大眾，毛澤東還根據陳永貴的經驗，專門製定了“三三製”的原則，即三分之一時間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時間回原地工作，三分之一時間到基層搞調查研究，這套製度保證了中央最高層和人民群眾具有直接的血肉聯係，使任何違背人民群眾利益的方案都很難通過。

總之，文革無疑是中國實現民主理想的一次偉大嚐試，如果說文革有什麽問題的話，那就是它失敗了。文革的失敗，除了說明民主在中國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之外，還能說明什麽？

愚公毛澤東為什麽失敗？

文革之所以失敗，一個直接的原因是文革關於大民主的實驗，威脅了官僚對權力的壟斷，因此也招致了他們本能的或有意識的反撲。其中標誌性的事件，就是1967年的武漢“七二0事件”：受官僚支持的群眾組織和一部分部隊，在明知毛澤東坐鎮的武漢的情況下，仍然綁架了中央代表王力，蓄意造成了非常嚴重的形勢，毛澤東被迫緊急離開武漢轉往上海，用當事人王力的話說，毛澤東蒙受了他成為黨的領袖以後的空前恥辱。在一定意義上說，“七二0事件”對文革曆史的影響，堪比“西安事變”。它使毛澤東意識到，文革所希望達到的目標不可能一蹴而就，而要靠多次反複才能達到，為避免迫在眼前的內戰危機和全國徹底的無政府狀態，毛澤東不得不著手對文革的進程作出重大調整。

但“七二0事件”仍然是一個表麵上的原因，在我看來，根本的原因在於，毛澤東所希望喚起的“上帝” ——即工人階級——其實對毛澤東的“移山”工程是半心半意的。在文革中，學生紅衛兵隻是一股突擊力量，並不能決定整個文革的勝負，農民則基本上置身事外，官僚成了文革的對象，而知識分子也對文革持反對態度，因此文革的勝負就取決工人階級的態度。毛澤東曾經發出過“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號召，對工人階級寄予厚望。表麵上看起來，工人階級也熱烈地響應了毛澤東的號召，成立了各種群眾造反組織，積極參與了各級革命委員會的“三結合”領導班子，並組織了“工宣隊”進駐“上層建築”，但實際上，工人階級作為一個整體，對文革的意義並沒有能夠真正的理解。

在這個問題上，最明顯的表現就是工人階級在“起來”之後，很快就分成了兩大派，即造反派和“保皇派”，陷入派性之爭無法自拔，這不僅嚴重削弱了工人階級的力量，而且使受到重創的官僚能夠以整頓派性為名東山再起，即使在毛澤東明確發出了“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沒有必要分成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的“最高指示”之後，情況仍然沒有根本改善。在文革激烈複雜的政治博弈中，在官僚無法動用軍隊、警察等國家機器鎮壓造反群眾的情況下，受到官僚支持的“保皇派”，在客觀上扮演了官僚近衛軍的角色，成了“武鬥”的主要挑起者，在“七二0事件”中衝鋒在前，逼走毛澤東的“百萬雄師”，其基本成員正是工人。

在文革中，工人階級之所以會呈現出這樣一種政治不成熟的狀態，最根本的原因在於，工人階級是文革前“17年”體製的最大受益者——他們的政治地位很高，社會聲望很好，福利待遇也優於許多其他社會階層。單從這個角度來看，他們是這個社會的穩定力量而不是革命力量，你能想象西方的中產階級會成為西方體製的革命力量嗎？

但工人階級沒有意識到的是，如果他們不能像毛澤東所希望的那樣起來占領上層建築，作為一種團結的、革命的力量製衡乃至取代官僚，則他們現有的地位和利益會在一種名叫“改革”的曆史進程中喪失殆盡。在這個意義上，說文革失敗於工人階級的政治不成熟，並不為過。今天我們已經看到了，三千萬工人的“飯碗”，作為一種改製的代價，被輕易地“付出”了，工人階級已經成了名副其實的弱勢群體。總之，工人階級為自己的政治不成熟和文革的失敗，已經並且將繼續付出慘重代價，究竟伊於胡底現在還很難說，但曆史女神不會在短時間內給工人階級第二次“領導一切”的機會，則是可以肯定的。

愚公移山所以成功，其實取決於這樣兩個因素：第一，敢於向不可能挑戰，挖山不止，永不放棄；第二，感動“上帝”，“上帝”（即毛澤東所指的人民）的傾情加入，這才是“移山”成功的關鍵一環。

在“七二0事件”後，李訥及毛澤東身邊的人，都曾聽到毛澤東常吟一句詩：“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開始李訥還以為毛澤東是在感歎被審查的王、關、戚等人，後來才意識到毛澤東是在感歎他自己——很可能，“愚公”毛澤東意識到，在這次“移山”工程中，他無法徹底感動他的“上帝”了，“移山”工程必有曲折甚至反複，也許在他的有生之年，“移山”都無法實現了。

如何麵對毛澤東的遺產？

文革不是敗於1976年，也不是敗於在一份文件中被“徹底否定”，而是敗於1967年那個炎熱的夏季。從那時起，由於意識到工人階級是分裂的，毛澤東無法給官僚最後的致命一擊，文革被迫偏離了它走向徹底民主的目標，而以一種夾生飯的形式曖昧地延續著。在中國一勞永逸地實現徹底民主的機會，至少暫時地失去了，已經“運去”的毛澤東，也無力根本挽回這種局麵，實現民主的希望，被推向遙遠的將來。

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文革的主觀條件是成熟的，因為毛澤東是清醒的，知道自己的目標，但文革的客觀條件是不成熟的，官僚的“紅色”猶在，“上帝”對毛澤東的努力將信將疑。文革的失敗，是毛澤東的失敗，也是中國第一次嚐試大眾民主的失敗，任何希望在中國實現民主的人，都應該繼承毛澤東遺產，完成毛澤東未竟之業，而不是與之一刀兩斷。

毛和鄧沒有區別嗎？有毛必有鄧嗎？我看不見得。在我看來，毛和鄧的最大區別在於，毛從來不甘於做官僚集團的工具，他一直在以極大的努力來使官僚能夠像他所希望的那樣“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他發動的曆次政治運動，無不以馴服官僚集團這頭“巨獸”為目的。但鄧卻恰恰相反，無論是文革前還是文革後，不管他在主觀上是否意識到，他都不過是官僚實現自己意誌的工具，這導致了他兩次被毛澤東“打倒”。在文革失敗，大眾作為一種現實的政治力量從政治舞台上暫時退出之後，鄧更是別無選擇，隻能做官僚集團的工具。此後，無論是政治上的“清理三種人”、平反冤假錯案、還是經濟上的改革開放，我們會發現，最終和最大的受益者，均是官僚集團，他們不僅依舊大權在握，而且在經濟上迅速地富了起來，重新演變成了一個紙醉金迷的高消費階層。改革開放是以政治民主上的明顯倒退（包括取消憲法中關於四大和罷工權的規定，取消西單民主牆）為出發點的，這一點卻往往被人有意無意地忽略了。

在沒有毛澤東的情況，我們應該怎麽辦？答案很簡單：讓我們每個人都成為毛澤東吧！讓我們每個人在麵對官僚這座“大山”時，都能像毛澤東那樣“挖山不止，不懈怠，不放棄，不言敗”吧！毛澤東已經證明，實現大眾民主是完全可能的，我們所要做的，就是把這種可能性變成現實性，毛澤東的曆史使命已經完成，我們不能繼續把我們自己的責任推到他的身上，相反，我們隻能在毛澤東失敗地方繼續前進。毛澤東的文革的失敗，常常成為許多人懷疑大眾民主是否可行的原因，這是荒誕的——難道因為毛澤東也失敗了，我們就不再追求民主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