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澄吟草
@願語默如雷，期心澄似鏡 @@任雨任風，惟因尋夢；@@向儒向佛，原為安心。
正文
來源: wayofflying 於 2011-05-15 20:46:49
從曆代人口政策談中國可以在未來世界大戰中幸存下來
摘要：如果你有機會讀一下中國曆代精英，包括近現代的康熙和毛澤東等偉人對中國人口政策的安排和設計，你就會感歎：中華民族真是個生命力極其強悍的民族。中華民族對人口政策的重視和精心把握，將可以保證中國能夠在未來可能的世界大戰中生存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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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的人口政策
自從中國古代起，中國的政治精英就非常重視人口增殖對文明的傳承作用。不得不說，中國成為人口大國是自古以來的曆代精英精心設計的結果 古代生存條件惡劣，瘟疫、疾病、自然災害、猛獸、戰爭、饑荒等常使得人口劇減。人類繁衍非常緩慢，並且充滿風險。很多曾經輝煌的民族都先後滅絕。繁衍後代是一種動物本能。但是如何使得這種本領得到強化，就是生育文化。現在幸存的民族都經過長期的摸索，建立起一套生育文化，這些生育文化支撐著民族的持續發展。 中華民族人口一直居世界第一，除了比較有利的地理環境外，更得益於獨特的中華生育文化。中華生育文化可以歸納成兩點：百善孝為先，萬惡淫為首。“百善孝為先”強調的是利益和精神激勵；“萬惡淫為首”是通過將“性”局限於夫妻而保護生育器官、維持社會道德（看看現代“性解放”所引起的社會問題和低生育率就知道為什麽“萬惡淫為首”）。因此中華生育文化可以濃縮成兩個字：“利”、“性”。“利”指的是“百善孝為先”，“性”指的是“萬惡淫為首”。
1、百善孝為先 《孟子.離婁》中說：“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不孝三事，趙歧的注釋是“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孟子認為，無後是比陷親不義，不贍養父母更為不孝的事。在孔子學說中，“孝”首先意味著生育傳嗣，延續香火。可見生育傳嗣在儒家思想中是被視為了“孝”的最高體現，“孝”也就成了人們最強的生育動機。中國曆史上一直維持在幾千萬人口，“無後”所以“為大”者意義在此。孔門的孝的意蘊是豐富的。孝的生育動機對維係宗姓的存在，促進人口發展與社會進步，對創建東方特有的家庭道德準則，培養漢民族傳統的親子情感，對提高人的生育動機水平，使之遠離全憑性欲驅使的動物生育心理都起到了積極作用。 “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為標誌的生育文化至少有下麵多重含義： 1、家族、民族繁衍下去是第一位的，可持續發展是最重要的。2、養老。3、維持良好的社會道德。
有人說中國沒有產生宗教，但在世界各大宗教產生時的幾千年之前，中國就已經有家廟、祖宗祭祀。中國夏商時期已經形成了一套完整而係統化的祖先祭祀儀式。紮根於每個家庭的祖宗崇拜文化其實是中華生育文化的重要部分。這些生育文化將個人利益與繁衍高度掛鉤，並且上升到宗教的高度：養育孩子不但可以防老，而且還影響死後的祭祀。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沒有子嗣（或者子嗣夭亡），祖宗祭祀就會結束，香火就會斷絕，家族就不能持續存在。因此孔子認為保持身體健康無病也是對父母的孝，孔子說：“父母唯其疾之憂”。養老隻需要幾年、幾十年；而死後的祭祀卻需要數百年、上千年，比養老要重要多了。人死為神，並且這個神是自己家族的神，專門保佑子孫後代的，因此子孫的“孝”既有回報，也有“功利”（希望祖先死後保佑）。西方是上帝崇拜，中國是祖宗崇拜（現在中國比較滑稽的是，教堂比宗廟、祠堂多；信上帝是宗教自由，為什麽信祖宗就不能自由？）。從心理學角度看，“孝”是驅動人們生育的動機力量。因此有人說：宗教是猶太人的曆史，曆史是中國人的宗教。根據《禮記•昏義》所說：婚姻的目的是 “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生育的傳宗接代的目的非常明確。
其次，在儒家生育思想中，“孝”還從贍養，尤其是敬重父母上起著生育動機作用。孔子說：“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孔子認為，孝不能僅局限於養父母，因為犬馬都能養主人，重要的是敬重雙親。怎樣才算是敬呢？“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隻能算是贍養，尚不是稱為孝敬。要做到孝敬，一是兒子在父母麵前要經常有愉悅的容色。《禮記》中說：“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惋容。”二是“無違”，即不違父母旨意。儒家學說通過對孝的規範，不僅製定了兒子對父母的行為準則，也把父母的生養、死葬和精神愉悅都托付給了兒子。這樣，對孝的動人後果的歧望與追求，必然成了推動人們從自身的“老有所養，老有所敬”諸方麵而去謀求生育兒子的強大動機力量。
其實任何文明的生育文化都有“孝”、“回報”的概念，隻是表述不同而已。“孝”文化是人類各民族family security係統的核心，而family security係統的確立使得人類走向文明。換句話說，繁衍是本能，孝是文明。現在西方國家由於social security的建立，“孝”的觀念降低，很多中國人還以為“孝”隻是中華文化特有（其實隻是中華文化將“孝”文化上升到宗教高度；但是西方還有其他依附宗教的生育文化，而中國卻沒有）。其實幾十年前歐洲的家庭模式與中國沒有太大的差別：老人在家幫忙照顧孫子、孫女，兒子、兒媳承擔家庭主要勞動。
《論語》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就是說：如果對於去世者的喪禮能慎重地處理舉行，日久之後亦能定期舉行祭禮不斷追思的話，社會之風俗道德也一定可以漸漸篤厚起來的。換句話說，慎終追遠講的是孝道，厚德由行孝而來。那麽慎終追遠之後，為何民德就可以歸厚了呢？因為父母對子女的愛是本能的、不講回報的，是心甘情願的；一想到父母含辛茹苦的把自己拉扯大，付出了無限的心血和愛意，人就會產生一種回報的心理，這種回報的心理就是“孝道”的神髓，但是這種“孝”並不是動物本能（至少本能性不強），需要經過不斷地培養、成長、擴展，最會形成了一個人的良好的道德品質。這種父母和孩子之間的愛和孝擴展到全社會，就是孟子所提倡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也就是為什麽儒家說“百善孝為先”。孝敬父母自古就是一種非常重要的行為規範，曆代統治階級不但在意識形態領域進行教化（古代還有舉孝廉的製度，最近也有學者和政協委員提出要將“孝”作為選拔公務員的標準之一），而且還在立法上進行多方麵的保護，甚至將不孝列入十惡不赦的罪行之一。
中華文化的核心是家庭，中國家庭結構被計劃生育政策所破壞，預示著今後道德的淪喪（事實上現在已經開始了，將本來應該用來養育小孩的精力化在歌廳、酒吧、牌桌上，社會道德能好嗎？）。幾千年來“斷子絕孫”是最惡毒的咒語（因為意味著家族和民族不能持續發展），現在竟然無所謂了。“以德治國”必須以恢複家庭結構為前提。
２、古人談人口與國家富強、社會穩定的關係
古人早就注意到了人口對於一個國家的繁榮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國家需要勞動力，需要征收賦稅，需要征發徭役，需要兵源，這些都需要人口的基礎。在我國古代思想家、政治家中，以富國強兵為生育目的者不絕於史。南宋思想家葉適總結說：“民之眾寡為國之強弱，自古而然矣”。也正因為如此，古代中外先哲一致強調“以人為本”，中國的周公、老子、孔子、荀子、墨子，以及西方的亞裏斯多德都先後論述過“以人為本”。春秋齊國名相管仲說：“地大國富，人眾兵強，此霸王之本也”，“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倉廩實而知禮節”。孔子說：“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孔子說這話的時候，中國人口占世界1/3以上，現在中國人口隻占世界的1/5，不久將下降到1/6），就是說國家領導人的首要任務是發展人口，相對於土地和生產力水平來說，使得人口最大化。每當看到人口眾多時，孔子便情不自禁地讚歎說：“庶矣哉”（人真多啊！），冉有問：“人多有什麽好處？”孔子說：“富之”、“教之”，就是說人多才能富強，富強才能產生文明禮義。總結管子和孔子的觀點：人口多才能富裕，富裕之後才能懂禮節，文明才能大行其道。道理類似現代城市化的“聚集效應”。
戰國秦國改革家商鞅說：“人眾兵強，此帝王之大資也”。管仲和商鞅首先強調的是人眾，其次才是兵強，人眾是兵強和國富的基礎。墨翟的政治理想就是“國家之富，人民之眾，刑政之治”。他認為生育眾多的人口是使一個國家富強最為迫切的事，人口多國家更好治理，社會更為穩定。“然則土地者，所有餘也；王民，所不足也”（缺的不是資源而是人口）。他將大量進行生育看成是富國的基礎，指出人口不足，“天下衣食之財，必將不足。”《尉繚子》說：“夫土廣而任則國富，民眾而製則國治”。孟子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國家有三寶，一是土地，二是人民，三是政務管理。唐太宗李世民認為：“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為本”， 明太祖朱元璋也說過:“人者，國之本”。南宋葉適則進而論述了以富國強兵為生育目的的道理：“為國之要，在於得民，民多則田墾而稅增，役眾而兵強。田墾、稅增、役眾、兵強，則所為而必眾，所欲而必遂”。《資治通鑒》：“人口滋多，則斌稅自廣”。就是說人口多，生產多，賦稅多，兵員廣，國力就增強，也有能力進行救災、度荒，並且人均賦稅輕，人均承擔的國防任務也輕，老百姓日子就好過，國家也就容易管理，社會也就更加穩定。 因此統治者都十分重視人口的增殖。為了盡快增加人口，管子、商鞅等提出了“徠民”（招徠他國之民）政策；荀子提出 “以德”、“以力”、“以富”三種方法來“兼人”（即兼並他國人民）的政策。孔子認為首先應推行仁政，愛護百姓，以招徠其他諸侯國的人民。“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繈負其子而至矣。” 可見中國古代先賢們早就認識到人力資源是第一資源。
綜觀曆史，凡是真正做到“以人為本”的時期都國運昌盛；而視百姓為草芥的時期都國運衰敗。“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現在發達國家無一例外都在鼓勵生育，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還在“徠民”（吸引移民）。加入“徠民”隊伍的國家將越來越多。
３、多子多福、早婚早育的時代背景
由於生育對家庭有回報，對國家也有利，曆代統治者都鼓勵生育，多生多育意願、多子多福觀念深入人心。早在周代，就有“螽斯羽，詵詵兮，宜樂子孫，振振兮”，“卑爾昌而熾，卑爾壽而富”之類子孫繁昌的祝福歌謠。統治者還通過采取一些措施鼓勵生育，比如管仲提出消除社會鰥寡現象的“合獨”主張，他說：“所謂合獨者，凡國都皆有掌媒。丈夫無妻曰鰥，婦人無夫則寡，取鰥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後事之。” 墨子反對“重喪”、“蓄私”等一些不利於生育的習俗和製度。在這些思想家、政治家的多生意願影響下，追求多子女成了我們民族生育心理的一大特點。 為了增殖人口，發展經濟，中國古代還提倡早婚早育。男人決定家族，父母催著兒子娶妻；女人決定民族，政府催著女子嫁人。 《黃帝內經.素問》：“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脈通，太衝脈盛，月事以時下，故有子；丈夫八歲，腎氣實，發長齒更；二八，腎氣盛，天癸至，精氣溢瀉，陰陽和，故能有子”。就是說男子16歲、女子14歲之後就具備生育能力，可以結婚。齊恒公曾令“丈夫二十而室，婦人十五而嫁”。孔子主張“男子二十而冠，有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而往，則自婚矣。”墨子說：“昔者聖王為法曰：丈夫年二十，不敢毋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聖王之法也”。墨子解釋說：“欲早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以其早晚相踐，後聖王之法十年。若純三年字子，生可以二三年矣。”即是說，如果按三年生一個孩子，早婚十年，就可早育三個孩子。但是由於好不容易將女兒培養成勞動力，父母還想女兒為家裏多做一些貢獻，父母並不希望女兒過早結婚離開家庭。在這種情況下，統治者就用法律來設置結婚上限年齡（現在的婚姻法卻是設置結婚下限年齡），防止晚婚。 從古代墓誌等資料總結，古代女子在15-19歲結婚為多。古代平均壽命短，夭折率高（需要生育六七個孩子才能防止人口減少），要珍惜生育時間，早結婚的話，孩子長大成人就是幫手（多子多福），並且要使父母過早去世，長兄如父、長嫂如母，能夠將弟妹撫養成人；要是像現在30歲才結婚，一方麵完不成生育六七個孩子的任務，一方麵很多人在孩子未成年就會死亡，孩子便成孤兒了。並且早育對晚育更有利於優生。 在古代農業社會的生產力模式下，男子20歲、女子17歲已經接近人生中物質再生產能力的鼎盛時期，具備養家糊口的能力，而這個時候生殖能力也接近最佳，無論從物質再生產還是人口再生產角度，這個年齡結婚都是比較理想的。人口再生產與物質再生產是協調的。過了這個時候再不結婚，可能會因為性饑渴的原因出現社會問題。
由於古代夭折率高，瘟疫、戰亂常使得人口劇減，這種多子多福、早婚早育的觀念對維持中華民族人口的數量非常重要（很多古代與中華民族勢均力敵的民族都消失了）。
4、現在西方國家鼓勵生育的力度還比不上中國古代
中國古代的越王勾踐臥薪嚐膽，勵精圖治，最終雪恥滅吳的故事一直在流傳，其實越王勾踐是否真的臥薪嚐膽倒是不可考證，但是古籍《國語》卻明確記載了越王為了強國而鼓勵生育，經過20年的鼓勵生息終於滅亡吳國。現在西方國家生育率低下，人口減少，在鼓勵生育，但其政策力度還不如2500年前的中國越國。勾踐說：“我聽說古代的賢明君主，四麵八方的移民來歸附他就象水往低處流似的。如今我無能力吸引移民，隻能帶領男女百姓繁殖人口”。越王勾踐 “令壯者無取老妻，令老者無取壯妻”，因為這種年齡懸殊不利於生育，一方有生育能力，另外一方卻沒有，導致夫妻不育 。現在沒有哪個西方國家有這種婚姻法。勾踐對不實行早婚者還要罪及父母：“女子年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現在日本25%的男人和16%的女人在近40歲的時候都還是單身，日本婦女還有一半的人到33歲還沒有生育過孩子。
勾踐並重視生育安全：“將免者以告，公令醫守之”，這是說，孕婦臨產時要向官府報告，官府派醫生守之，免費醫療，確保母子平安。現在西方國家還做不到生小孩免費醫療的，還得靠自己繳納醫療保險費，保險外自己還得掏錢，比如日本生孩子時保險會給30萬日元的補貼，但住院生孩子的平均費用為41萬日元，加上懷孕期15次的孕婦健康檢查，還有嬰兒用品和孕婦服，所有費用加起來平均為60萬日元。
勾踐尤其是大力獎勵生育：“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其子”。就是說，生男孩，獎給一壺酒、一條狗；生女孩則獎勵一壺酒、一頭豬；倘若生了三胞胎，則國家委派專門的乳母照料；生雙胞胎的，國家負擔其中一個的撫育費。那些孤老、寡婦、患疾病的、貧困無依無靠的人家，官府就派人收養他們的孩子。越王勾踐時代生育一個孩子獎勵二壺酒和一條狗、豬（當時生產力水平低，糧食產量低，養一頭豬、一條狗不容易，就是1980年代初，農民家庭一年也養不了幾頭豬，能夠殺豬過年就算不錯的家庭了），這個獎勵分量相當於一個家庭至少兩個月的收入（美國2005年家庭中間收入4.6萬美元，要達到越王勾踐的獎勵強度，得獎勵7、8千美元才行，但是現在美國生育一個孩子隻有1000美元返稅；日本家庭收入600萬日元左右，但是生孩子的補貼2006年增加後也不到40萬日元）。對於生育雙胞胎的，還沒有哪個西方國家承擔一個小孩的撫養費的，對於生育三胞胎的，也沒有哪個西方國家提供免費保姆的。
漢高帝規定“民產子，複勿事二歲”，意即百姓生子，可免徭役二年。2002年日本男女職工平均工資收入為447．8萬日元，二年徭役意味著給國家貢獻986萬日元。日本政府現行政策隻給每個家庭區區40萬日元，要是依照漢高帝那種鼓勵政策，得給986萬，相當於節省三分之一的撫養費（日本養一個小孩從小到大要花3000萬日元）。現在的一個美國中產階級家庭要培養出一個大學畢業的孩子至少需要100萬美元，其中包括至少80萬美元工資收入方麵的損失，而政府雖然實施有利於多子女家庭的稅收政策，但這些政策所帶來的好處跟撫養孩子所需的成本相比隻是杯水車薪。
西漢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年)詔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漢代人口稅中有一種算賦，是15歲至56歲的男女成年人交納的，每人一算，120錢。惠帝這個法令使15歲至30歲的未婚女子多交算賦，且達常人的5倍。也就是說，你不出嫁，不生育，那麽應該生育的子女的人頭稅就要你來負擔。現在西方國家雖然通過納稅懲罰丁克家庭和單身，但是其力度遠遠達不到漢惠帝時候的程度。 日本政府現在讚助媒婆，相對於中國古代來說真是小巫見大巫。
西晉政府法律規定：“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長吏配之”。也就是說，女兒到了十七歲，父母不嫁國家包辦。日本要是采納中國西晉的做法，大量的女光棍會被嚇死。唐太宗貞觀元年（公元627年）下詔：“其庶人男女無室家者，並仰州縣官人以禮聘娶，皆任其同類相求，不得抑取。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及妻喪達製之後、孀居服紀已除，並須申以婚媾，令其好合”，“刺史縣令以下官人，若能婚姻及時，鰥寡數少，量準粵戶口增多，以進考第，如導勸乖方，失於配偶，準戶減少附殿”。由此可以看出，唐太宗將婚嫁情況作為考核官吏升降的標準之一。現在西方國家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將降低單身率作為政績考核的。可見相對於中國古代來說，現在西方國家在鼓勵生育方麵一方麵氣魄不夠，另一方麵還太小氣。以西方國家目前這種不痛不癢的鼓勵措施，難怪生育率不升反降。
從上麵也可以看出，中國人口一直居世界第一並非偶然，也不容易，而是古代精英們精心策劃的結果：一方麵得益於精英們設計的生育文化，一方麵也是曆代統治者苦心經營的結果。古代皇帝是世襲製，得考慮“子孫帝王萬世之業”，需要籠絡一批深謀遠慮之士，思考國家的持續發展，並且當時人們敬天畏神，考慮問題得對的住良心，怕死後受到懲罰，因此能夠建立起能夠沿用幾千年的製度。周朝的禮儀製度、儒家學說、秦始皇的郡縣製度是確保中國在文化上和領土上保持統一的重要原因。現在西方政府是任期製或者選舉製，並且宗教在衰敗，禮崩樂壞，喪失了道義的節製，又不懼怕死後的懲罰，政府領袖隻考慮自己任期內的事情，隻要幾年、幾十年內不出問題就行，得過則過，這也是日本等國生育率低迷的重要原因。
中國人口眾多，主要是生出來的，而不是同化來的（有些民族同化了上千年，至今沒有同化過來）。中國人口眾多，使得中國沒有像古羅馬那樣蠻族化，沒有像拜占延那樣突厥化，也沒有像印度那樣雜化。羅馬帝國被蠻族所滅，再也沒有複興過來；中國晉代五胡亂華，但是後麵隋文帝憑借眾多的漢族人口成功地重新統一了中國。摘自http://www.dajun.com.cn/shengyuwt.htm
毛澤東的人口政策
毛澤東的人口思想是整個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毛澤東人口思想的主基調是提倡節育，主張有計劃地生育。毛澤東人口思想的主基調——即提倡節育，主張有計劃地生育，是我國人口政策的重要依據。 中國人口增加不是因為毛澤東鼓勵生育，主要是壽命延長，是“死的少”，而不是“生的太多”。中國人均預期壽命從1949年的35歲延長到1980年的68歲，同期人口從5.5億增加到10億。毛澤東時期的人口政策遏止了中國人口占世界比例下降的趨勢（從19世紀初的占世界40%下降到1949年的22%），1949年中國人口占世界22%，1980年仍然是22%。要是依照馬寅初人口論，從1959年1979年少生3億（實際上4.57億），意味著1959年以後出生的人口的近2/3是不能出生的，現在中國可能已經因為老年化而崩潰，已經淪落為一個毫無生氣、喪失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國家。中國1950年代到1970年代繁衍的人口成為現在的勞動力，才是目前真正的“人口紅利”。現在的經濟發展很大程度是“吃祖宗的飯”。
人口對於文明和民族延續的重要性
綜觀幾千年中國人口發展史可見，中國曆代人口數量的曲線波動規律，有三個明顯的現象： 第一，人口的變化不是平穩的，而是具有周期性大起大落的特點。大體上說，一個曆時較久而又比較強大的王朝的初期，人口增長迅速，大約到中期達到高峰，而後停滯，到新舊王朝交替時期則急劇下降。 第二，人口自然增長率很低。從西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開始，到1840年，全國人口從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增到四億一千二百八十餘萬，淨增三億五千三百二十餘萬，平均每年僅遞增0.1%。這就是一般說的具有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特點的高—高—低類型的人口再生產。 第三，呈現為台階式的“躍遷”，即人口的增長往往經過一段較長的停滯時期後在短期內迅速增長，而後又停滯下來。戰國中期的人口大約2000—3000萬，這是第一級台階；從漢到唐，人口沒有超過6000萬，這是第二級台階；從北宋後期起，人口大約增長到1億左右，這是第三級台階；從清代乾隆初年開始，短短100年間人口即從1億多猛增到4億，隨後又陷於發展遲緩的狀態，這是第四級台階。
上述三個現象中，第二個是世界各國封建社會所共有的，第一和第三個則是中國封建社會所獨有的。特別是下跌情況，從夏代起中國約4000年的人口變動曲線上有14個波穀： （1）夏末商初，人口下跌，跌幅不詳。（2）商末周初，人口比商代後期減少近四成。（3）戰國後期至秦、漢之交，人口約損耗一半。（4）西漢末年，人口減少近五成。（5）東漢末年至三國之初，減幅高達65％，實為空前絕後。（6）十六國時期，人口一直在低穀中波動，並幾度顯著減少。（7）隋末唐初，人口約減少1／3。（8）“安史之亂”，人口在短時期內劇減二至三成。（9）唐末和五代十國，減幅達三成。（10）“靖康之難”，人口損耗達三成。（11）元滅金、宋，人口約減少四成。（12）元末明初，人口減少1／4。（13）明末清初，減幅近五成。（14）太平天國革命失敗，人口約減少1／5。
以上14個波穀都是全國範圍的社會大動亂造成的，至於由局部原因造成的小波動數量就更多了。盡管由於天災、戰亂、瘟疫等原因，中國曆史上人口曾經許多次急劇下降過，幅度最大的時候高達65%，但是由於中國的人口基數大，即使經曆這樣大的人口損失，中華民族仍然平安的得以繁衍下來。同時，也是因為人口基數大，外民族很難從根本上消滅中華文明存在的載體，也就是為數眾多的奉行中華文明的人口，即使武力征服了中國，由於人口對比懸殊，也隻能是在文化政策上進行妥協，容忍中華文明繼續存在，最終使得中華文明得以翻身，重新控製中原。這跟其他因為戰亂而消亡的許多古文明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1957年，毛澤東曾在蘇聯召開的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說，核戰爭有什麽了不起，全世界27億人，死一半還剩一半，中國6億人，死一半還剩3億，我怕誰去。這在當時，被認為是中國人好戰的佐證。但是實際上，這再次凸顯了中國的人口優勢，也就是說，中國的人口眾多，所以是經得起巨大的災難、戰亂和疾病帶來的急劇的消耗的。
愛因斯坦曾經說：“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戰用什麽武器，但是第四次世界大戰人們將隻會用木棒和石頭打。這句話的意思其實就是說，核戰爭中能夠幸存下來的人口太少，以至於基本上承載不了人類現有的文明成果。這句話對於西方國家和東歐國家來說，很可能是真的。對於其他人口不超過3億的國家來說，很可能也是真實的。因為這些國家經不起太大的災難，假如未來的世界大戰人口損失太大，幸存下來的不到5%，或者更悲觀的說不到3%，那麽這些國家所代表的文明基本上確實是很難延續下來了。恐怕大部分的文明成果都因為人口太稀少，專業人員所剩無幾，而無法讀懂和傳授。 但是對於中國而言就不是如此。即使中國隻剩下幾千萬人口，仍然跟今天的法國、英國、德國相當，仍然可以支撐起一個文明國家，就像法國、英國、德國今天做的那樣。當然這個文明，肯定是中華文明。
附錄：中國曆代人口波動時間表
統計年份 帝王紀年 人口數 背景說明
前215年 秦始皇在位 約1000萬人 全國統一後的估算數
前202年 漢高祖登基之初 約800萬人 秦末與楚漢相爭後的人數
公元2年 西漢平帝元始二年 5959萬4978口 第一項全國性人口登錄總數
公元57年 東漢光武中元二年 2100萬7820口 新莽以後人口損失慘重
157年 東漢桓帝永壽三年 5648萬6856口 東漢末年的人口總數
280年 西晉武帝太康元年 1616萬3863口 三國時人口損失慘重
609年 隋煬帝大業五年 4601萬9956口 人口複原勢頭很明顯
639年 唐太宗貞觀十三年 1235萬1681口 隋末動亂
755年 唐玄宗天寶十四年 5097萬5543口 唐極盛時人口
760年 唐肅宗乾元三年 1699萬0386口 安史之亂後驚人銳減
1110年 北宋徽宗大觀四年 4673萬4784口 北宋最高登錄數（不含金）
1264年 南宋理宗景定五年 1302萬6532口 宋將滅亡，元人南進
1291年 元世祖至元二八年 5951萬9727口 統一中國後人口
1403年 明成祖永樂元年 6659萬8337口 明初人口統計數
1562年 明嘉靖四十一年 6365萬4248口 明代人口持平數
1656年 清順治十三年 1541萬2776（丁口） 清入關後統計丁口數
1721年 康熙六一年 2576萬3498（丁口） 康熙五十二年攤丁入畝
1743年 乾隆八年 1億6445萬4416口 高增長，破1.6億關
1762年 乾隆二七年 2億0047萬2461口 破兩億大關
1790年 乾隆五五年 3億0148萬7115口 破三億大關
1809年 嘉慶十四年 3億5290萬0024口 超過三億五千萬
1834年 道光十四年 4億0100萬8574口 清高峰期，破四億大關
1915年 中華民國 4億6000萬0000人 人口眾多
1955年 解放初期 5億0000萬0000人 世界第一人口大國
2005年 改革開放後 13億人 世界第一人口大國
從曆代人口政策談中國可以在未來世界大戰中幸存下來
摘要：如果你有機會讀一下中國曆代精英，包括近現代的康熙和毛澤東等偉人對中國人口政策的安排和設計，你就會感歎：中華民族真是個生命力極其強悍的民族。中華民族對人口政策的重視和精心把握，將可以保證中國能夠在未來可能的世界大戰中生存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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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的人口政策
自從中國古代起，中國的政治精英就非常重視人口增殖對文明的傳承作用。不得不說，中國成為人口大國是自古以來的曆代精英精心設計的結果 古代生存條件惡劣，瘟疫、疾病、自然災害、猛獸、戰爭、饑荒等常使得人口劇減。人類繁衍非常緩慢，並且充滿風險。很多曾經輝煌的民族都先後滅絕。繁衍後代是一種動物本能。但是如何使得這種本領得到強化，就是生育文化。現在幸存的民族都經過長期的摸索，建立起一套生育文化，這些生育文化支撐著民族的持續發展。 中華民族人口一直居世界第一，除了比較有利的地理環境外，更得益於獨特的中華生育文化。中華生育文化可以歸納成兩點：百善孝為先，萬惡淫為首。“百善孝為先”強調的是利益和精神激勵；“萬惡淫為首”是通過將“性”局限於夫妻而保護生育器官、維持社會道德（看看現代“性解放”所引起的社會問題和低生育率就知道為什麽“萬惡淫為首”）。因此中華生育文化可以濃縮成兩個字：“利”、“性”。“利”指的是“百善孝為先”，“性”指的是“萬惡淫為首”。
1、百善孝為先 《孟子.離婁》中說：“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不孝三事，趙歧的注釋是“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孟子認為，無後是比陷親不義，不贍養父母更為不孝的事。在孔子學說中，“孝”首先意味著生育傳嗣，延續香火。可見生育傳嗣在儒家思想中是被視為了“孝”的最高體現，“孝”也就成了人們最強的生育動機。中國曆史上一直維持在幾千萬人口，“無後”所以“為大”者意義在此。孔門的孝的意蘊是豐富的。孝的生育動機對維係宗姓的存在，促進人口發展與社會進步，對創建東方特有的家庭道德準則，培養漢民族傳統的親子情感，對提高人的生育動機水平，使之遠離全憑性欲驅使的動物生育心理都起到了積極作用。 “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為標誌的生育文化至少有下麵多重含義： 1、家族、民族繁衍下去是第一位的，可持續發展是最重要的。2、養老。3、維持良好的社會道德。
有人說中國沒有產生宗教，但在世界各大宗教產生時的幾千年之前，中國就已經有家廟、祖宗祭祀。中國夏商時期已經形成了一套完整而係統化的祖先祭祀儀式。紮根於每個家庭的祖宗崇拜文化其實是中華生育文化的重要部分。這些生育文化將個人利益與繁衍高度掛鉤，並且上升到宗教的高度：養育孩子不但可以防老，而且還影響死後的祭祀。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沒有子嗣（或者子嗣夭亡），祖宗祭祀就會結束，香火就會斷絕，家族就不能持續存在。因此孔子認為保持身體健康無病也是對父母的孝，孔子說：“父母唯其疾之憂”。養老隻需要幾年、幾十年；而死後的祭祀卻需要數百年、上千年，比養老要重要多了。人死為神，並且這個神是自己家族的神，專門保佑子孫後代的，因此子孫的“孝”既有回報，也有“功利”（希望祖先死後保佑）。西方是上帝崇拜，中國是祖宗崇拜（現在中國比較滑稽的是，教堂比宗廟、祠堂多；信上帝是宗教自由，為什麽信祖宗就不能自由？）。從心理學角度看，“孝”是驅動人們生育的動機力量。因此有人說：宗教是猶太人的曆史，曆史是中國人的宗教。根據《禮記•昏義》所說：婚姻的目的是 “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生育的傳宗接代的目的非常明確。
其次，在儒家生育思想中，“孝”還從贍養，尤其是敬重父母上起著生育動機作用。孔子說：“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孔子認為，孝不能僅局限於養父母，因為犬馬都能養主人，重要的是敬重雙親。怎樣才算是敬呢？“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隻能算是贍養，尚不是稱為孝敬。要做到孝敬，一是兒子在父母麵前要經常有愉悅的容色。《禮記》中說：“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惋容。”二是“無違”，即不違父母旨意。儒家學說通過對孝的規範，不僅製定了兒子對父母的行為準則，也把父母的生養、死葬和精神愉悅都托付給了兒子。這樣，對孝的動人後果的歧望與追求，必然成了推動人們從自身的“老有所養，老有所敬”諸方麵而去謀求生育兒子的強大動機力量。
其實任何文明的生育文化都有“孝”、“回報”的概念，隻是表述不同而已。“孝”文化是人類各民族family security係統的核心，而family security係統的確立使得人類走向文明。換句話說，繁衍是本能，孝是文明。現在西方國家由於social security的建立，“孝”的觀念降低，很多中國人還以為“孝”隻是中華文化特有（其實隻是中華文化將“孝”文化上升到宗教高度；但是西方還有其他依附宗教的生育文化，而中國卻沒有）。其實幾十年前歐洲的家庭模式與中國沒有太大的差別：老人在家幫忙照顧孫子、孫女，兒子、兒媳承擔家庭主要勞動。
《論語》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就是說：如果對於去世者的喪禮能慎重地處理舉行，日久之後亦能定期舉行祭禮不斷追思的話，社會之風俗道德也一定可以漸漸篤厚起來的。換句話說，慎終追遠講的是孝道，厚德由行孝而來。那麽慎終追遠之後，為何民德就可以歸厚了呢？因為父母對子女的愛是本能的、不講回報的，是心甘情願的；一想到父母含辛茹苦的把自己拉扯大，付出了無限的心血和愛意，人就會產生一種回報的心理，這種回報的心理就是“孝道”的神髓，但是這種“孝”並不是動物本能（至少本能性不強），需要經過不斷地培養、成長、擴展，最會形成了一個人的良好的道德品質。這種父母和孩子之間的愛和孝擴展到全社會，就是孟子所提倡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也就是為什麽儒家說“百善孝為先”。孝敬父母自古就是一種非常重要的行為規範，曆代統治階級不但在意識形態領域進行教化（古代還有舉孝廉的製度，最近也有學者和政協委員提出要將“孝”作為選拔公務員的標準之一），而且還在立法上進行多方麵的保護，甚至將不孝列入十惡不赦的罪行之一。
中華文化的核心是家庭，中國家庭結構被計劃生育政策所破壞，預示著今後道德的淪喪（事實上現在已經開始了，將本來應該用來養育小孩的精力化在歌廳、酒吧、牌桌上，社會道德能好嗎？）。幾千年來“斷子絕孫”是最惡毒的咒語（因為意味著家族和民族不能持續發展），現在竟然無所謂了。“以德治國”必須以恢複家庭結構為前提。
２、古人談人口與國家富強、社會穩定的關係
古人早就注意到了人口對於一個國家的繁榮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國家需要勞動力，需要征收賦稅，需要征發徭役，需要兵源，這些都需要人口的基礎。在我國古代思想家、政治家中，以富國強兵為生育目的者不絕於史。南宋思想家葉適總結說：“民之眾寡為國之強弱，自古而然矣”。也正因為如此，古代中外先哲一致強調“以人為本”，中國的周公、老子、孔子、荀子、墨子，以及西方的亞裏斯多德都先後論述過“以人為本”。春秋齊國名相管仲說：“地大國富，人眾兵強，此霸王之本也”，“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倉廩實而知禮節”。孔子說：“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孔子說這話的時候，中國人口占世界1/3以上，現在中國人口隻占世界的1/5，不久將下降到1/6），就是說國家領導人的首要任務是發展人口，相對於土地和生產力水平來說，使得人口最大化。每當看到人口眾多時，孔子便情不自禁地讚歎說：“庶矣哉”（人真多啊！），冉有問：“人多有什麽好處？”孔子說：“富之”、“教之”，就是說人多才能富強，富強才能產生文明禮義。總結管子和孔子的觀點：人口多才能富裕，富裕之後才能懂禮節，文明才能大行其道。道理類似現代城市化的“聚集效應”。
戰國秦國改革家商鞅說：“人眾兵強，此帝王之大資也”。管仲和商鞅首先強調的是人眾，其次才是兵強，人眾是兵強和國富的基礎。墨翟的政治理想就是“國家之富，人民之眾，刑政之治”。他認為生育眾多的人口是使一個國家富強最為迫切的事，人口多國家更好治理，社會更為穩定。“然則土地者，所有餘也；王民，所不足也”（缺的不是資源而是人口）。他將大量進行生育看成是富國的基礎，指出人口不足，“天下衣食之財，必將不足。”《尉繚子》說：“夫土廣而任則國富，民眾而製則國治”。孟子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國家有三寶，一是土地，二是人民，三是政務管理。唐太宗李世民認為：“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為本”， 明太祖朱元璋也說過:“人者，國之本”。南宋葉適則進而論述了以富國強兵為生育目的的道理：“為國之要，在於得民，民多則田墾而稅增，役眾而兵強。田墾、稅增、役眾、兵強，則所為而必眾，所欲而必遂”。《資治通鑒》：“人口滋多，則斌稅自廣”。就是說人口多，生產多，賦稅多，兵員廣，國力就增強，也有能力進行救災、度荒，並且人均賦稅輕，人均承擔的國防任務也輕，老百姓日子就好過，國家也就容易管理，社會也就更加穩定。 因此統治者都十分重視人口的增殖。為了盡快增加人口，管子、商鞅等提出了“徠民”（招徠他國之民）政策；荀子提出 “以德”、“以力”、“以富”三種方法來“兼人”（即兼並他國人民）的政策。孔子認為首先應推行仁政，愛護百姓，以招徠其他諸侯國的人民。“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繈負其子而至矣。” 可見中國古代先賢們早就認識到人力資源是第一資源。
綜觀曆史，凡是真正做到“以人為本”的時期都國運昌盛；而視百姓為草芥的時期都國運衰敗。“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現在發達國家無一例外都在鼓勵生育，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還在“徠民”（吸引移民）。加入“徠民”隊伍的國家將越來越多。
３、多子多福、早婚早育的時代背景
由於生育對家庭有回報，對國家也有利，曆代統治者都鼓勵生育，多生多育意願、多子多福觀念深入人心。早在周代，就有“螽斯羽，詵詵兮，宜樂子孫，振振兮”，“卑爾昌而熾，卑爾壽而富”之類子孫繁昌的祝福歌謠。統治者還通過采取一些措施鼓勵生育，比如管仲提出消除社會鰥寡現象的“合獨”主張，他說：“所謂合獨者，凡國都皆有掌媒。丈夫無妻曰鰥，婦人無夫則寡，取鰥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後事之。” 墨子反對“重喪”、“蓄私”等一些不利於生育的習俗和製度。在這些思想家、政治家的多生意願影響下，追求多子女成了我們民族生育心理的一大特點。 為了增殖人口，發展經濟，中國古代還提倡早婚早育。男人決定家族，父母催著兒子娶妻；女人決定民族，政府催著女子嫁人。 《黃帝內經.素問》：“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脈通，太衝脈盛，月事以時下，故有子；丈夫八歲，腎氣實，發長齒更；二八，腎氣盛，天癸至，精氣溢瀉，陰陽和，故能有子”。就是說男子16歲、女子14歲之後就具備生育能力，可以結婚。齊恒公曾令“丈夫二十而室，婦人十五而嫁”。孔子主張“男子二十而冠，有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而往，則自婚矣。”墨子說：“昔者聖王為法曰：丈夫年二十，不敢毋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聖王之法也”。墨子解釋說：“欲早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以其早晚相踐，後聖王之法十年。若純三年字子，生可以二三年矣。”即是說，如果按三年生一個孩子，早婚十年，就可早育三個孩子。但是由於好不容易將女兒培養成勞動力，父母還想女兒為家裏多做一些貢獻，父母並不希望女兒過早結婚離開家庭。在這種情況下，統治者就用法律來設置結婚上限年齡（現在的婚姻法卻是設置結婚下限年齡），防止晚婚。 從古代墓誌等資料總結，古代女子在15-19歲結婚為多。古代平均壽命短，夭折率高（需要生育六七個孩子才能防止人口減少），要珍惜生育時間，早結婚的話，孩子長大成人就是幫手（多子多福），並且要使父母過早去世，長兄如父、長嫂如母，能夠將弟妹撫養成人；要是像現在30歲才結婚，一方麵完不成生育六七個孩子的任務，一方麵很多人在孩子未成年就會死亡，孩子便成孤兒了。並且早育對晚育更有利於優生。 在古代農業社會的生產力模式下，男子20歲、女子17歲已經接近人生中物質再生產能力的鼎盛時期，具備養家糊口的能力，而這個時候生殖能力也接近最佳，無論從物質再生產還是人口再生產角度，這個年齡結婚都是比較理想的。人口再生產與物質再生產是協調的。過了這個時候再不結婚，可能會因為性饑渴的原因出現社會問題。
由於古代夭折率高，瘟疫、戰亂常使得人口劇減，這種多子多福、早婚早育的觀念對維持中華民族人口的數量非常重要（很多古代與中華民族勢均力敵的民族都消失了）。
4、現在西方國家鼓勵生育的力度還比不上中國古代
中國古代的越王勾踐臥薪嚐膽，勵精圖治，最終雪恥滅吳的故事一直在流傳，其實越王勾踐是否真的臥薪嚐膽倒是不可考證，但是古籍《國語》卻明確記載了越王為了強國而鼓勵生育，經過20年的鼓勵生息終於滅亡吳國。現在西方國家生育率低下，人口減少，在鼓勵生育，但其政策力度還不如2500年前的中國越國。勾踐說：“我聽說古代的賢明君主，四麵八方的移民來歸附他就象水往低處流似的。如今我無能力吸引移民，隻能帶領男女百姓繁殖人口”。越王勾踐 “令壯者無取老妻，令老者無取壯妻”，因為這種年齡懸殊不利於生育，一方有生育能力，另外一方卻沒有，導致夫妻不育 。現在沒有哪個西方國家有這種婚姻法。勾踐對不實行早婚者還要罪及父母：“女子年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現在日本25%的男人和16%的女人在近40歲的時候都還是單身，日本婦女還有一半的人到33歲還沒有生育過孩子。
勾踐並重視生育安全：“將免者以告，公令醫守之”，這是說，孕婦臨產時要向官府報告，官府派醫生守之，免費醫療，確保母子平安。現在西方國家還做不到生小孩免費醫療的，還得靠自己繳納醫療保險費，保險外自己還得掏錢，比如日本生孩子時保險會給30萬日元的補貼，但住院生孩子的平均費用為41萬日元，加上懷孕期15次的孕婦健康檢查，還有嬰兒用品和孕婦服，所有費用加起來平均為60萬日元。
勾踐尤其是大力獎勵生育：“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其子”。就是說，生男孩，獎給一壺酒、一條狗；生女孩則獎勵一壺酒、一頭豬；倘若生了三胞胎，則國家委派專門的乳母照料；生雙胞胎的，國家負擔其中一個的撫育費。那些孤老、寡婦、患疾病的、貧困無依無靠的人家，官府就派人收養他們的孩子。越王勾踐時代生育一個孩子獎勵二壺酒和一條狗、豬（當時生產力水平低，糧食產量低，養一頭豬、一條狗不容易，就是1980年代初，農民家庭一年也養不了幾頭豬，能夠殺豬過年就算不錯的家庭了），這個獎勵分量相當於一個家庭至少兩個月的收入（美國2005年家庭中間收入4.6萬美元，要達到越王勾踐的獎勵強度，得獎勵7、8千美元才行，但是現在美國生育一個孩子隻有1000美元返稅；日本家庭收入600萬日元左右，但是生孩子的補貼2006年增加後也不到40萬日元）。對於生育雙胞胎的，還沒有哪個西方國家承擔一個小孩的撫養費的，對於生育三胞胎的，也沒有哪個西方國家提供免費保姆的。
漢高帝規定“民產子，複勿事二歲”，意即百姓生子，可免徭役二年。2002年日本男女職工平均工資收入為447．8萬日元，二年徭役意味著給國家貢獻986萬日元。日本政府現行政策隻給每個家庭區區40萬日元，要是依照漢高帝那種鼓勵政策，得給986萬，相當於節省三分之一的撫養費（日本養一個小孩從小到大要花3000萬日元）。現在的一個美國中產階級家庭要培養出一個大學畢業的孩子至少需要100萬美元，其中包括至少80萬美元工資收入方麵的損失，而政府雖然實施有利於多子女家庭的稅收政策，但這些政策所帶來的好處跟撫養孩子所需的成本相比隻是杯水車薪。
西漢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年)詔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漢代人口稅中有一種算賦，是15歲至56歲的男女成年人交納的，每人一算，120錢。惠帝這個法令使15歲至30歲的未婚女子多交算賦，且達常人的5倍。也就是說，你不出嫁，不生育，那麽應該生育的子女的人頭稅就要你來負擔。現在西方國家雖然通過納稅懲罰丁克家庭和單身，但是其力度遠遠達不到漢惠帝時候的程度。 日本政府現在讚助媒婆，相對於中國古代來說真是小巫見大巫。
西晉政府法律規定：“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長吏配之”。也就是說，女兒到了十七歲，父母不嫁國家包辦。日本要是采納中國西晉的做法，大量的女光棍會被嚇死。唐太宗貞觀元年（公元627年）下詔：“其庶人男女無室家者，並仰州縣官人以禮聘娶，皆任其同類相求，不得抑取。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及妻喪達製之後、孀居服紀已除，並須申以婚媾，令其好合”，“刺史縣令以下官人，若能婚姻及時，鰥寡數少，量準粵戶口增多，以進考第，如導勸乖方，失於配偶，準戶減少附殿”。由此可以看出，唐太宗將婚嫁情況作為考核官吏升降的標準之一。現在西方國家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將降低單身率作為政績考核的。可見相對於中國古代來說，現在西方國家在鼓勵生育方麵一方麵氣魄不夠，另一方麵還太小氣。以西方國家目前這種不痛不癢的鼓勵措施，難怪生育率不升反降。
從上麵也可以看出，中國人口一直居世界第一並非偶然，也不容易，而是古代精英們精心策劃的結果：一方麵得益於精英們設計的生育文化，一方麵也是曆代統治者苦心經營的結果。古代皇帝是世襲製，得考慮“子孫帝王萬世之業”，需要籠絡一批深謀遠慮之士，思考國家的持續發展，並且當時人們敬天畏神，考慮問題得對的住良心，怕死後受到懲罰，因此能夠建立起能夠沿用幾千年的製度。周朝的禮儀製度、儒家學說、秦始皇的郡縣製度是確保中國在文化上和領土上保持統一的重要原因。現在西方政府是任期製或者選舉製，並且宗教在衰敗，禮崩樂壞，喪失了道義的節製，又不懼怕死後的懲罰，政府領袖隻考慮自己任期內的事情，隻要幾年、幾十年內不出問題就行，得過則過，這也是日本等國生育率低迷的重要原因。
中國人口眾多，主要是生出來的，而不是同化來的（有些民族同化了上千年，至今沒有同化過來）。中國人口眾多，使得中國沒有像古羅馬那樣蠻族化，沒有像拜占延那樣突厥化，也沒有像印度那樣雜化。羅馬帝國被蠻族所滅，再也沒有複興過來；中國晉代五胡亂華，但是後麵隋文帝憑借眾多的漢族人口成功地重新統一了中國。摘自http://www.dajun.com.cn/shengyuwt.htm
毛澤東的人口政策
毛澤東的人口思想是整個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毛澤東人口思想的主基調是提倡節育，主張有計劃地生育。毛澤東人口思想的主基調——即提倡節育，主張有計劃地生育，是我國人口政策的重要依據。 中國人口增加不是因為毛澤東鼓勵生育，主要是壽命延長，是“死的少”，而不是“生的太多”。中國人均預期壽命從1949年的35歲延長到1980年的68歲，同期人口從5.5億增加到10億。毛澤東時期的人口政策遏止了中國人口占世界比例下降的趨勢（從19世紀初的占世界40%下降到1949年的22%），1949年中國人口占世界22%，1980年仍然是22%。要是依照馬寅初人口論，從1959年1979年少生3億（實際上4.57億），意味著1959年以後出生的人口的近2/3是不能出生的，現在中國可能已經因為老年化而崩潰，已經淪落為一個毫無生氣、喪失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國家。中國1950年代到1970年代繁衍的人口成為現在的勞動力，才是目前真正的“人口紅利”。現在的經濟發展很大程度是“吃祖宗的飯”。
人口對於文明和民族延續的重要性
綜觀幾千年中國人口發展史可見，中國曆代人口數量的曲線波動規律，有三個明顯的現象： 第一，人口的變化不是平穩的，而是具有周期性大起大落的特點。大體上說，一個曆時較久而又比較強大的王朝的初期，人口增長迅速，大約到中期達到高峰，而後停滯，到新舊王朝交替時期則急劇下降。 第二，人口自然增長率很低。從西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開始，到1840年，全國人口從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增到四億一千二百八十餘萬，淨增三億五千三百二十餘萬，平均每年僅遞增0.1%。這就是一般說的具有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特點的高—高—低類型的人口再生產。 第三，呈現為台階式的“躍遷”，即人口的增長往往經過一段較長的停滯時期後在短期內迅速增長，而後又停滯下來。戰國中期的人口大約2000—3000萬，這是第一級台階；從漢到唐，人口沒有超過6000萬，這是第二級台階；從北宋後期起，人口大約增長到1億左右，這是第三級台階；從清代乾隆初年開始，短短100年間人口即從1億多猛增到4億，隨後又陷於發展遲緩的狀態，這是第四級台階。
上述三個現象中，第二個是世界各國封建社會所共有的，第一和第三個則是中國封建社會所獨有的。特別是下跌情況，從夏代起中國約4000年的人口變動曲線上有14個波穀： （1）夏末商初，人口下跌，跌幅不詳。（2）商末周初，人口比商代後期減少近四成。（3）戰國後期至秦、漢之交，人口約損耗一半。（4）西漢末年，人口減少近五成。（5）東漢末年至三國之初，減幅高達65％，實為空前絕後。（6）十六國時期，人口一直在低穀中波動，並幾度顯著減少。（7）隋末唐初，人口約減少1／3。（8）“安史之亂”，人口在短時期內劇減二至三成。（9）唐末和五代十國，減幅達三成。（10）“靖康之難”，人口損耗達三成。（11）元滅金、宋，人口約減少四成。（12）元末明初，人口減少1／4。（13）明末清初，減幅近五成。（14）太平天國革命失敗，人口約減少1／5。
以上14個波穀都是全國範圍的社會大動亂造成的，至於由局部原因造成的小波動數量就更多了。盡管由於天災、戰亂、瘟疫等原因，中國曆史上人口曾經許多次急劇下降過，幅度最大的時候高達65%，但是由於中國的人口基數大，即使經曆這樣大的人口損失，中華民族仍然平安的得以繁衍下來。同時，也是因為人口基數大，外民族很難從根本上消滅中華文明存在的載體，也就是為數眾多的奉行中華文明的人口，即使武力征服了中國，由於人口對比懸殊，也隻能是在文化政策上進行妥協，容忍中華文明繼續存在，最終使得中華文明得以翻身，重新控製中原。這跟其他因為戰亂而消亡的許多古文明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1957年，毛澤東曾在蘇聯召開的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說，核戰爭有什麽了不起，全世界27億人，死一半還剩一半，中國6億人，死一半還剩3億，我怕誰去。這在當時，被認為是中國人好戰的佐證。但是實際上，這再次凸顯了中國的人口優勢，也就是說，中國的人口眾多，所以是經得起巨大的災難、戰亂和疾病帶來的急劇的消耗的。
愛因斯坦曾經說：“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戰用什麽武器，但是第四次世界大戰人們將隻會用木棒和石頭打。這句話的意思其實就是說，核戰爭中能夠幸存下來的人口太少，以至於基本上承載不了人類現有的文明成果。這句話對於西方國家和東歐國家來說，很可能是真的。對於其他人口不超過3億的國家來說，很可能也是真實的。因為這些國家經不起太大的災難，假如未來的世界大戰人口損失太大，幸存下來的不到5%，或者更悲觀的說不到3%，那麽這些國家所代表的文明基本上確實是很難延續下來了。恐怕大部分的文明成果都因為人口太稀少，專業人員所剩無幾，而無法讀懂和傳授。 但是對於中國而言就不是如此。即使中國隻剩下幾千萬人口，仍然跟今天的法國、英國、德國相當，仍然可以支撐起一個文明國家，就像法國、英國、德國今天做的那樣。當然這個文明，肯定是中華文明。
附錄：中國曆代人口波動時間表
統計年份 帝王紀年 人口數 背景說明
前215年 秦始皇在位 約1000萬人 全國統一後的估算數
前202年 漢高祖登基之初 約800萬人 秦末與楚漢相爭後的人數
公元2年 西漢平帝元始二年 5959萬4978口 第一項全國性人口登錄總數
公元57年 東漢光武中元二年 2100萬7820口 新莽以後人口損失慘重
157年 東漢桓帝永壽三年 5648萬6856口 東漢末年的人口總數
280年 西晉武帝太康元年 1616萬3863口 三國時人口損失慘重
609年 隋煬帝大業五年 4601萬9956口 人口複原勢頭很明顯
639年 唐太宗貞觀十三年 1235萬1681口 隋末動亂
755年 唐玄宗天寶十四年 5097萬5543口 唐極盛時人口
760年 唐肅宗乾元三年 1699萬0386口 安史之亂後驚人銳減
1110年 北宋徽宗大觀四年 4673萬4784口 北宋最高登錄數（不含金）
1264年 南宋理宗景定五年 1302萬6532口 宋將滅亡，元人南進
1291年 元世祖至元二八年 5951萬9727口 統一中國後人口
1403年 明成祖永樂元年 6659萬8337口 明初人口統計數
1562年 明嘉靖四十一年 6365萬4248口 明代人口持平數
1656年 清順治十三年 1541萬2776（丁口） 清入關後統計丁口數
1721年 康熙六一年 2576萬3498（丁口） 康熙五十二年攤丁入畝
1743年 乾隆八年 1億6445萬4416口 高增長，破1.6億關
1762年 乾隆二七年 2億0047萬2461口 破兩億大關
1790年 乾隆五五年 3億0148萬7115口 破三億大關
1809年 嘉慶十四年 3億5290萬0024口 超過三億五千萬
1834年 道光十四年 4億0100萬8574口 清高峰期，破四億大關
1915年 中華民國 4億6000萬0000人 人口眾多
1955年 解放初期 5億0000萬0000人 世界第一人口大國
2005年 改革開放後 13億人 世界第一人口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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