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土下的音樂傳奇-專訪第十屆蕭邦鋼琴大賽冠軍鄧泰山(Dang Thai Son)

Dang was the 1st asian pianist to win Warsaw Chopin Competition. Before him, there were 傅聰, Uchida who got the 3rd, 2nd places respectively (in different yrs). After him there are Yundi Li and last year, the Korean Lim brothers both ranked the 3rd (no 2nd prize was given).


His life's journey is an amazing story.
(ZT)
第十屆蕭邦大賽冠軍得主，也是該賽首位亞洲冠軍，來自越南的鋼琴家鄧泰山(Dang Thai Son)再度於二月二十八日於新英格蘭音樂院Jordan Hall舉行獨奏會。得獎近二十四年後，鄧泰山仍然以精湛的技巧與瑰麗的音色表現出動人的蕭邦，而他努力鑽研的德布西(C.Debussy)與法朗克(C.Franck)，更表現出細膩的層次與深刻的情感。筆者有幸於音樂會後訪問這位傑出的鋼琴巨匠，一探其不為人知的傳奇經曆。
焦元溥(以下簡稱「焦」)：請您談談您早年在越南的學習？您是怎麽在越南學習鋼琴與西方古典音樂的呢？
鄧泰山(以下簡稱「鄧」)：越南曾是法國殖民地，所以很早就由法國傳來西方的古典音樂，我的父母也都會說法文。我的鋼琴是由我母親啟蒙。那時還在越戰，民生凋弊，生活相當艱苦。但其實也就是因為戰爭，國家動蕩，所以才沒人管我們學什麽。那是為了躲避戰禍，我母親所在的學校整校遷至深山裏麵。那時還真是跋山涉水，連鋼琴都是用水牛載到山裏的！不過幸好還有這一架鋼琴，我才能學習。

焦：在深山裏學琴？這要怎麽學呢？
鄧：那真是很不方便。就鋼琴而言，當然是很破爛了。但可怕的不隻是破爛。那時我們都睡在防空洞裏，床旁邊就是地洞，一聽到炸彈聲就得躲進地洞藏起來。鋼琴也差不多，都在地下室裏。地下室當然很潮濕，那鋼琴不隻踏瓣快爛了，更成了老鼠窩。每天早上練琴的時候，第一件事就是拿棍子把老鼠從鋼琴裏趕出來！那時所有學生都隻能在那台破鋼琴上練習，每個人隻能分到二十分鍾。為了多練點琴，我那時還在紙板上畫上鍵盤，在紙上練習指法。

焦：那練琴的時候不是也很辛苦，天天得躲飛彈？
鄧：所以我那時練就了一付好耳力，能夠分辨這飛機是來自美國或是蘇聯。聽到那引擎聲音急迫的，就是美軍，就得乖乖躲進地道。反之則是蘇軍，那我就繼續練我的琴。

焦：看來您確是天生的音樂家了，從小就有不凡的耳力！您在越南的時候就喜歡蕭邦了嗎？
鄧：是的。那也是一段很妙的機緣。那時在山裏麵，也沒什麽樂譜，更沒有唱片，音樂都得自己摸索。然而，一九七○年，我的母親代表越南受邀參觀蕭邦大賽，順便在華沙買了很多樂譜和唱片帶回越南。那是我第一次聽到唱片中的音樂，而我的第一張唱片就是阿格麗希(Martha Argerich)演奏的蕭邦第一號鋼琴協奏曲！這是多麽精采的演奏呀！我聽了實在入迷，也就努力練習母親帶回來的蕭邦樂譜。可以說，從那時候開始，我就深深喜愛上蕭邦的音樂。

焦：誰知道整整十年後，您也成為蕭邦大賽的冠軍得主！能否談談那次比賽？當時蘇聯鋼琴家要參加比賽，必須經過國家甄選。您是越南人，您也必須參加甄選嗎？
鄧：按理說，我是外國人，所以我不必參加甄選。可是為了想試試自己的實力，我還是參加了甄選。當我被選上以後，我才比較有信心去參加比賽。那時整個莫斯科音樂院就隻選了三個人，就是我、薛巴諾娃(Tatiana Shebanova)和波哥雷利奇(Ivo Pogorelich)。

焦：您和波哥雷利奇本來就認識嗎？
鄧：當然認識。因為我們不隻是同學，連宿舍都住在同一層樓！那時波哥雷利奇已經贏了義大利卡薩格蘭德大賽(Casagrande Competition)和加拿大蒙特利爾大賽(Montreal International Music Competition)，是學校裏的大明星。他很特別，十二歲就進了中央音樂學校。這個屬於蘇聯培育幼兒鋼琴家的學校，一般的外國學生幾乎是進不了的。但或許因為波哥雷利奇是南斯拉夫人，所以才得以進入。他在塔馬金(Timakin)班上，和普雷特涅夫(Mikhail Pletnev)同學，那時交情就很好，也都練就極好的技巧。比較有趣的，也因為波哥雷利奇是南斯拉夫人，所以他能從國外帶回許多西歐鋼琴家的唱片。那時在蘇聯，能夠買到的唱片幾乎都是俄國音樂家的演奏，除此之外頂多就是些東歐音樂家。西方音樂家，除了米凱蘭傑利(A.B.Michelangeli)和顧爾德(Gleen Gould)之外，幾乎很難見到。但波哥雷利奇每次都帶回來許多「希罕」的西方音樂家唱片，而我們同學也都極盡諂媚之能事，希望能聽到這些神秘錄音，所以他是學生中的大紅人。起初他也沒注意到我，覺得我不過是個從某某不知名地方來的外國學生。但後來我甄選通過，也要和他一起參加蕭邦大賽，他變得熱絡起來，還主動邀我到他房間一起研究他那些珍奇唱片。我記得那時我們一起聽阿格麗希的演奏，他聽了還撇撇頭說：「我彈可比她好」！

焦：誰知道這個彈的「不如他好」的鋼琴家，最後卻在蕭邦大賽幫了他大忙！談談那次比賽吧，您那時一定經曆了不少波折。
鄧：那真是千辛萬苦！首先，我本來根本不被波蘭允許參賽！那時比賽並沒有甄選，是靠推薦函，而我哪有什麽資曆！我在參加蕭邦大賽之前，不要說和樂團合作協奏曲了，甚至連一場獨奏會都沒開過！我的推薦函上隻有兩句話：「在越南河內學鋼琴。現為莫斯科音樂院學生」。這算什麽經曆呢？當時主辦單位真的不想讓我參賽；後來一方麵他們覺得既然能在莫斯科音樂院學鋼琴，應該有一定水準。另一方麵，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蕭邦大賽還沒有越南人來參賽過。所以為了給越南一個機會，我才被允許參賽。

焦：那時蘇聯有資助你參賽嗎？
鄧：沒有。我那時窮的不得了，自己坐火車從莫斯科到華沙。光是這一趟火車就夠折騰人了！下了火車還得自己找到旅館，累的半死─幸虧旅館和愛樂廳很近，要不然還真是麻煩。我那時窮到連一件正式的禮服都沒有，在前幾輪比賽我都穿著一般的衣服上場。最後進了決賽，要彈協奏曲，我才驚覺沒有一件禮服怎麽和樂團合奏！這不是很失禮嗎！隻好趕在二十四小時內請人作了件禮服給我，總算在台上有一件正式禮服可穿。所以我那時比賽是初生之犢，第一次參加比賽，根本不知道緊張，惟一的壓力反而是擔心決賽那件禮服能否趕工完成！

焦：您比賽時彈了什麽曲目？我聽說您當年的蕭邦a小調練習曲(作品二十五之四)可是技驚四座，謂為傳奇。
鄧：那是因為我是左撇子，所以我才選這首能炫耀左手快速移動的練習曲！我決賽時彈了蕭邦第二號鋼琴協奏曲。這並不常見，大家都喜歡彈第一號。不過第三屆冠軍查克(Yakov Zak)當年也彈了第二號。

焦：您為何會選第二號呢？是因為第二號比較有詩意嗎？
鄧：不！是因為第二號比較短！我那時不是連和樂團合作的經驗都沒有嗎？所以我就想選一首短一點的，少彈少出錯！

焦：想想這比賽真是傳奇。您成為第一位得到蕭邦大賽冠軍的亞洲鋼琴家，波哥雷利奇則因阿格麗希而成名，而你們的同學薛巴諾娃也得到第二名。看來莫斯科音樂院是大獲全勝了！
鄧：其實那個時候波蘭主審非常希望薛巴諾娃能奪冠，因為那時波蘭在極力拉攏俄國的關係。那時評審一派支持波哥雷利奇，一派支持薛巴諾娃，但就沒聽說有人特別為我說話，但最後卻是我得到冠軍。不過薛巴諾娃也是非常好的鋼琴家。她生了一個天才兒子，現在也是鋼琴家，應該會參加下一屆蕭邦大賽，我們拭目以待吧！

焦：不過您能奪冠應是無庸置疑，因為您除了首獎之外，還囊括馬祖卡獎、波蘭舞曲獎和協奏曲獎，可謂壓倒性的勝利！大賽之後，您和波哥雷利奇還有連絡嗎？
鄧：沒有了。這次比賽對他是個不小的打擊，我想以他的自尊大概很難忍受這種結果。其實波哥雷利奇對外人雖是戴上冷麵具，但對他熟的朋友卻是相當親切。我們畢竟是同學，他後來說的一些話和對我的冷漠，在那時確實傷害了我。然而，這麽多年過去了，現在想想真的也沒什麽。日子還是得過；比賽不是人生，隻是一時罷了。

焦：您怎麽看待波哥雷利奇的演奏？
鄧：波哥雷利奇當然是非常好的鋼琴家，他的音樂和技巧都非常特別。這都來自於他的老師，也就是其妻子凱澤拉絲(Alice Kezeradze)。波哥雷利奇的音樂很深，彈出來的聲音也很深。他的音樂像是「數位化」思考，所有的元素都在他的設計與控製之下，能夠在慢速度下維持音樂的凝聚力。我們學曲子總是非常快，一兩周練好一部新作品。但波哥雷利奇卻是千錘百鏈，琢磨各式音色、技巧和句法，一個曲子非練個兩三個月不可，而他也確實投入更多時間在練習之上，維持曲目的廣泛。這點非常不容易。我是相當欣賞他的演奏的。

焦：凱澤拉絲當時有名嗎？
鄧：幾乎沒人知道她！當時是有一些學生私下和她學鋼琴，但沒聽過有人認真和她學。我想你知道她和波哥雷利奇相遇的故事：波哥雷利奇向來被大家捧在掌心上，大家總是說他彈得多好多好。可是在一次宴會上，凱澤拉絲聽了他的演奏，卻批評他的不是。然而，波哥雷利奇當下卻覺得如醍醐灌頂般豁然開朗，立即決定向她拜師學習，後來更結婚了。

焦：在俄國好像很多學生和老師都很親近。
鄧：這確實是俄國的傳統，老師真的很照顧學生，把學生當成自家人，很多學生還住到老師家裏。

焦：您後來回到俄國去，從一個學生變成大賽得主，生活有沒有改變？
鄧：我一回去就發生一個故事。我那時在華沙，一個人什麽都不懂，帶著一堆比賽獎金。那可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美金呀！結果人生地不熟，一時糊塗，差點把獎金給丟了。當時比賽單位好心，建議我可以把錢留在波蘭，等到回來演奏時再把錢拿回去。我心想這樣也安全些，所以就聽了他們的話。結果我帶著大包小包東西，興高采烈地一回到莫斯科，我的老師就告訴我他被官方約談，說他的學生把錢留在國外，意圖逃跑！

焦：天呀！他們怎麽會知道！難道KGB也跟你去比賽嗎？
鄧：就是不知道他們是怎麽知道的，所以才可怕。我雖然是越南人，但還是在蘇聯的控製之下。那時蘇聯對什麽都是嚴密控製。舉例而言，我在得獎之後才開始學英文。那時我找的英文老師，也就是波哥雷利奇的英文老師，她所用的教材完全沒有日常生活會話，所有的對話都是政治的！連這種語言學習都具有高度政治性，更不難想像當時的政治環境。像我的老師巴許基洛夫(Dimitri Bashkirov)，有一次就語重心長地對我說：如果哪一天你要逃跑，請你先告訴我，讓我有個心理準備。巴許基洛夫本人確是深受其害；他的很多出名學生跑了不說，連他的女兒，也是嫁給克萊曼(Gidon Kremer)後跑了(後來又「轉嫁」巴倫波因(Daniel Baremboim))。所以巴許基洛夫那時都不能出國演奏，因為蘇聯怕他也跑了。我那時就對他說：「隻要我還是你的學生，我就不走」，讓老師放心。

焦：您那時真的沒有想要走嗎？
鄧：沒有。這有很多因素。我那時妹妹和弟弟都在莫斯科念書。我若逃走，他們勢必會在蘇聯受到折磨，我不能這麽做。再來，我也不想走。我一九七七年才到莫斯科，三年後就得了蕭邦大賽冠軍，但我覺得我還不夠，還沒準備好迎接密集的演奏事業。我當時考莫斯科音樂院時，所受的訓練很有限，手指一看就知道沒什麽專業學派訓練，不像波哥雷利奇他們從小就打下好基礎。那時我是因為彈得很有音樂性，所以他們才願意收我。因此得獎之後，雖然有大賽冠軍頭銜，但我不能讓自己停留在這些有限的曲目裏，我想繼續學習。我後來在蘇聯又待了七年多，很認真地琢麽我的音樂和技巧。不過，演奏受限卻是真的。蘇聯時代，我那時幾乎隻能在東歐國家演奏，到西方世界演奏得經過極其繁瑣的簽證手續，也不見得能通過。蘇聯瓦解後，我的北越背景又不見容於美國。直到我一九九五年取得加拿大公民之後，才能在美國演奏。

焦：您為了繼續學習真的付出相當大的代價。不過您是太客氣了；您當年在蕭邦大賽的演奏就已證明您是一位了不起的鋼琴家了！能否談談您在蘇聯的學習？您是由卡茲教授(Issac Katz)在越南發掘，然後帶往蘇聯學習，後來又跟隨納坦森(Vladimir Natanson)和巴許基洛夫學習。可否特別談談您和後兩者的學習？他們的教法一樣嗎？
鄧：完全不同。就學派而言，他們兩位算是師出同源。納坦森是芬伯格(Samuel Feinberg)的學生，而芬伯格是郭登懷瑟(Alexander Goldenweiser)的學生。巴許基洛夫則直接師承郭登懷瑟，也曾是郭登懷瑟的助教。然而，他們兩人的風格和教法卻完全不同。納坦森算是當時莫斯科音樂院裏屬於舊俄國學派的最後代表人物，風格很俄國，非常浪漫熱情。巴許基洛夫當然也很熱情，但他的音樂更具思考性，涉獵的曲目也更多，包括德布西和拉威爾。更重要的，是巴許基洛夫是真正活躍在舞台上的大鋼琴家。很多職業演奏者所遇到的演奏或技術的問題，他才能真正給我解答。我當時準備蕭邦大賽時，主要是和納坦森教授學習，但後來就逐漸向巴許基洛夫學習。

焦：我覺得您當年的蕭邦並沒有很強的俄國風格，可否請教您那時的蕭邦受誰的影響最大？
鄧：我覺得是霍洛維茲和魯賓斯坦。就霍洛維茲的演奏而言，他真正了解鋼琴的演奏句法，但又能表現出超越性的成就。鋼琴不比弦樂能夠做到真正的漸強，每一個音彈出後就已經固定了。但霍洛維茲的演奏卻有著極巧妙的控製，能夠做到不可思議的句法和漸強效果。我對這點極為佩服，也研究他的音樂思維和演奏方式。魯賓斯坦對我的影響則是他自然的音樂風格。在準備蕭邦大賽時，我受霍洛維茲影響較多，但現在則傾向追求魯賓斯坦式的表現。

焦：您和巴許基洛夫學了多久？
鄧：正式而論，是三年左右。不過我們一直都保持很好的關係，我也很高興他欣賞我的演奏。巴許基洛夫熱愛教學，也懂得教學。很多很好的演奏家不會教，因為他們根本沒遇到過技巧問題，麵對學生的問題根本無力解決。巴許基洛夫就很能分析問題之所在。不過他上課非常的嚴格，對學生要求非常高。我記得那時上課有人彈不好，他氣的大罵「給我滾出去！」，甚至還把椅子也給摔了出去。我們看了都嚇呆了！

焦：學生能接受這麽嚴厲的教學嗎？
鄧：這又有一個故事。有一次他罵一個女生彈不好，結果這個女同學說她心髒不好，不能承受這種責罵。巴許基洛夫怕鬧出人命，所以就答應她不罵了。結果等那女同學彈完，巴許基洛夫很無奈地說：你要我不罵，可以。可是我一不罵，你看看你彈成什麽德性…我看還是該罵！不過，他真是很用心的老師。我去年在莫斯科開獨奏會，他也來聽了，什麽小瑕疵都聽得仔仔細細。他總是很關心學生的演奏。

焦：巴許基洛夫這麽熱情，當年應該去和紐豪斯(Heinrich Neuhaus)學才對。
鄧：確實是。他當年雖然在郭登懷瑟班上，但總是跑去聽紐豪斯講課。我覺得他的個性更適合紐豪斯那一派。

焦：紐豪斯和郭登懷瑟處的如何？
鄧：並不好。紐豪斯喜歡大堂課，人越多越來勁。常常自顧自的講，然後下課後再偷偷給他指導的學生說一句：你明天下午來找我。因為他根本忘了他是在給這個學生上課，心神都放在和聽眾講課上了。郭登懷瑟很不欣賞紐豪斯這種方式。有一回郭登懷瑟甚至對紐豪斯說：「你即使那天死了，我也不會去參加你的喪禮！」；那知道紐豪斯更厲害，回答說：「可是，我可會參加你的喪禮！」。

焦：真是太精采了！不過郭登懷瑟一九六一年過世，紐豪斯六四年才走，看來紐豪斯是「勝利」了。您後來和蕭邦大賽還有連絡嗎？
鄧：有的。事實上，我會當二○○五年蕭邦大賽的評審。這次蕭邦大賽在製度上會有大改變。首先，蕭邦大賽將取消現行的錄影帶甄選，改成在比賽前一周進行初選。這個初選一樣在華沙舉行，但評審都是波蘭音樂家。初選最多選六十位鋼琴家，再進入正式的比賽，而正式的比賽也就從四輪改成三輪。另外，決賽本來隻有六個名額，如今也將放寬成十個名額，讓更多的選手能夠參加決賽。

焦：為什麽會有這樣的變革呢？
鄧：我想是上一屆比賽爭議太大了。我上次去華沙，大家都在談論安寧(Ning An)，說他演奏是多麽傑出，大家對比賽結果也都很有意見。初選和正式比賽分開，好讓一些沒能力的人淘汰出局，把正式比賽給真正有實力的選手。而決賽增加名額，我想總能比較能避免像安寧這樣的好手被惡意擋在決賽門外，導致決賽乏善可陳，讓一些缺乏實力的人得獎。一旦真正的好手進了決賽，決賽也就是公開的競爭，好壞大家都看的到，輿論壓力也會更大。

焦：您有特別喜歡的作曲家嗎？
鄧：我喜歡的作曲家隨著時間而變。以前當然對蕭邦著力最多，但現在我對法國作品，特別是德布西和拉威爾等最為喜愛。

焦：您的德布西是向巴許基洛夫學的嗎？
鄧：其實我的德布西算是自己學的。不過，我因為住蒙特利爾，所以學習法文，也因此常常去巴黎。我和以前巴黎音樂院的教授桑貢(Pierre Sancon)、蕾鳳璞(Yvonne Lefebure)以及馬卡洛夫(Nikita Magaloff)等鋼琴家都是好朋友。他們都是非常好的音樂家，我也常向他們請益法國音樂的演奏與詮釋。

焦：那鋼琴家呢？您有沒有喜愛的鋼琴家？
鄧：我欣賞的鋼琴家大多都作古了。在現今鋼琴家中，我最欣賞的大概有兩位，一位是魯普(Radu Lupu)，另一位是蘇可洛夫(Grigory Sokolov)。這兩位都有很深刻的音樂，蘇可洛夫更是整個人都在音樂裏麵，演奏具有吉利爾斯(Emil Gilels)和李希特(Sviatoslav Richter)的力道和氣魄。他以前在聖彼得堡音樂院教了好一陣子，後來辭職了。原因是：「我聽到一個錯誤，那是個錯誤。可是我當教授，聽了同樣的錯誤成百上千遍之後，我就開始習慣那個錯誤了！這怎麽行！」。

焦：您常回越南演奏嗎？
鄧：每年都回去！法國人在越南蓋了一座非常典雅的音樂廳，大概是歐洲人在亞洲所建最好的。現在越南的音樂水準也大有提升，我也願意多回去演奏。能看到自己的祖國不斷進步，是我最欣慰的事。

焦：希望您也有機會再到台灣演奏！我對您十年前的蕭邦第一號鋼琴協奏曲還是印象深刻！
鄧：我很樂意！很少有音樂廳像台北國家音樂廳一樣有那麽多鋼琴可選，那確實是很美好的演奏經驗！

(焦元溥。台灣樂評家，作品見於聯合報、自由時報、香港明報月刊、亞洲周刊、人民音樂雜誌(北京) 古典音樂雜誌(台灣)等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