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樸牛是我在中學時代的忘年交。說是忘年交，也就是大個四、五歲而已啦。但一個人在十二、三歲的時候有個大四、五歲的朋友也就算是個忘年交了。如果沒有那個史無前例的時代，我們絕不會從認識到熟識，再從熟識到至交。
我認識老樸牛是在我一踏進中學—上海複興中學的那一刻起。我是在浙江杭州讀的小學，小學畢業後考上了杭六中；但那時我家已經搬到了上海。於是我也就轉到了上海複興中學。因為上海與杭州的開學時間不一樣，再加上我轉學費了一點時間，我去學校報到時，學校已經開學了。
那是一個早秋的上午，我孤身一人，大大冽冽、楞頭楞腦地走進校門。門房間的老伯伯攔住了我，我告訴他我是新生報到。老伯伯很客氣地指了指老大樓的二樓，說教導處就在那裏。當時正是課間，學生們三五一群地在大樓外閑談、嘻笑、打鬧。隻見在學校小花園的邊上，有幾個高年級的同學在交談著。其中一位身材魁梧、體型高大、滿麵紅光，帶著一幅厚厚鏡片的眼鏡，說起話來滔滔不絕、連珠炮般，一會兒上海話，一會兒普通話，口角還吐著些微白沫，十分雄辯。這一刹那，我就記住了他。但那時，我並不曾想他會是我今後的忘年交。
後來，我才知道他是我們學校中五（四）班的學生。因為當時我們學校是教育部指定的中學五年製的試點（在文革前的教育界號稱：北有景山—北京的景山中學、南有複興—上海的複興中學），五年級就是最高一級，明年就要考大學了。我也才知道他的外號叫“老樸牛”，當然，我還知道了他以他那三個“一百八”而聞名於校：個子180（一米八0）；體重180（一百八十斤）；血壓180（高血壓）。同時，他還是我們學校手榴彈擲遠的記錄創造者和保持者──可以說是保持到現在吧。具體投多遠，我也說不上，反正是從我們學校後操場的這一頭扔到那一頭。那一頭有一排竹籬笆，竹籬笆的那邊是過去羅瑞卿領導的公安部隊駐上海三團的團部。我們學校的學生都稱之為“解放軍部隊”。也不知道從什麽時候起，看老樸牛扔手榴彈成了我們這些低年級同學的保留節目。每當老樸牛要扔手榴彈，我們這些低年級的同學都奔走相告“老樸牛要扔手榴彈啦”，於是大學都聚在學校後操場的邊上圍觀。老樸牛對這種情形也是見多不怪了，隻見他麵不改色心不跳，從容不迫地從地上拾起一顆手榴彈，大概是700克吧。後退幾步，眯起他那雙本來就不大的眼睛，緩緩地舉起持彈的右手，向前伸起與眼同高；兩眼前視，屏住氣，突然猛得向前竄出幾步，身子向右後下方扭腰；隨後就是一個前轉身，右肩帶動大臂、小臂、手腕，五指鬆開，“蹭”的一聲手榴彈送入了空中，一連串的動作幹淨利落。手榴彈在空中翻了個筋頭，劃了一條長長的弧線飛越過操場盡頭的竹籬笆“撲通”一聲砸在解放軍大院裏的地上。這時，我們低年級的圍觀同學們情不自禁的拍手叫好。而此時的老樸牛，則是一副無動於衷的樣子。但從他那厚厚的眼鏡裏看進去，有一種洋洋得意的神情。
一九六六年五月，一場強烈的政治風暴在中南海形成，隨即迅猛地向全國各地蔓延。這場政治風暴改變了許許多多人（也可以說是每一個身臨其境的人）的命運，從共和國的國家主席到一個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當然也包括老樸牛他們那一屆即將進入大學的學子（從我們複興中學的曆年高考入學率來看，老樸牛和他們的同學考取大學是不成問題的。那一年，我們學校還有內定的五位高中生直送國外留學哩）。五月份那個著名的“通知”發表之後，學校基本就停課了，原定的大考也取消了；大字報鋪天蓋地、紅衛兵組織如雨後春筍；班級打破了、年級也打破了、學校也打破了；各級組織及機構都癱瘓了或名存實亡，保留的最好就是學校的後勤組和下屬的食堂—照常上班，“民以食為天”嘛，革命鬧得再凶也得吃飯呀。
學校早就不上課了，學生可以不去學校，許多人成了逍遙派，就是到學校去，也是點個卬。紅衛兵分成了三大派：紅總、紅革會和紅旗。紅總是以軍隊幹部子弟為主，有地方幹部和工人子弟；紅革會是以地方幹部為主，有知識分子出身的；紅旗勢力較小，無妨大局。當時，從北京傳來的譚氏血統論，使我們順理成章地參加了紅總。我們高唱著“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過來；要是不革命，就滾他媽的蛋”橫行在校園裏。而老樸牛則不然，他也是幹部出身—父親是浙江省委還是杭州市委的宣傳部長或副職；而與他同住在複旦大學的姥姥則是複旦大學的紀委書記。由於他所在的班級，由於他那慣於獨立思考的頭腦，他看不慣“血統論”的觀點，也看不慣某些幹部子弟在學校那種目中無人、趾高氣揚、專橫跋扈的樣子，動輒就罵人、訓人；動輒就雙手叉腰，兩眼一瞪“他媽的、我他媽的、你他媽的、他他媽的”不離口。
毛主席三次接見紅衛兵後，全國興起了大串聯的高潮，紅衛兵們和不是紅衛兵冒充紅衛兵們爬上南來北往的火車。我哩是屬於那種有心無膽的人，好不容易上了火車到了福州，被正在福州開會的老爸逮了個正著。在鼓樓附近的招待所洗了個溫水澡（在火車上三天沒洗臉、沒刷牙），吃了一頓飯（三天沒吃上一頓像樣的飯）。然後，第二天就被押送回滬。而老樸牛則是那種更不願意動的人，連上海都沒有出去過，也許是為了照顧他那七十高齡而又手腳不便的姥姥。
六六年夏日，一個重要的、吸人眼球的節目就是大辯論，隔三差五就有一次校級大辯論。辯論一般是傍晚時分，太陽下山了；地點是學校新、老大樓與前操場連接的空地上。“義工們”（多數是低年級的同學指揮著學校的“牛鬼蛇神”）將桌椅板凳從教室裏搬出來，排成一個大圈子。最裏麵的一圈是坐在地上，隨後是坐板凳上，再就是坐在課桌上，最後一排就站在桌子上。辯論雙方出場，選一人為主持人，多數情況下是毛遂自薦。辯論的題目範圍很廣，記不很清楚了，反正是有關文革的，隻記得圍繞“老子英雄兒好漢”的血統論就辯過一場。辯論雙方各抒已見、引經據典、說古論今。說實在，我們學校還真有一些辯論好手—老樸牛就是其中之一。他並不是那種唇槍舌劍、伶牙俐齒的人；但他總是在關鍵時刻，抓住對方要害，廖廖數語，不緊不慢再加上幽默的語調，或是滿堂喝采或是哄堂大笑。而此時的老樸牛則是一副木然的樣子，不卑不亢。但你從他的嘴角裏卻可以讀出 那份得意，就像他扔手榴彈後的那副樣子。
他最看不慣的就是那種欺世霸道、以權壓人、以勢稱王的人和事。文革時期大字報是人們表達心聲的一種武器，不知從何時開始，實行了“戳一槍”—也就是有人在別人的大字報上用鋼筆寫上自己的評語，或是讚同或是反對。因是寫在字裏行間，又比較小，故稱“戳一槍”。有不少人在自己的大字報後，括弧“歡迎戳一槍”以示大度。那時，占據學校主導地位的我們紅總卻反對這種作法，別人不敢在我們的大字報上戳一槍。可我們卻可以在別人的大字報上隨意亂戳，許多人覺得不公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嘛，但敢怒而不敢言。而老樸牛卻不然，他敢逆流而上。一次，我們總部的司令撅著屁股在對手的大字報上戳一槍，戳好後眯著眼看了看，滿意地點點頭。一回頭，看見老樸牛正站在自己身後目睹了全過程，上下打量了一番，就揚長而去。這時，老樸牛立即掏出鋼筆，在我們司令的戳一槍後戳了一槍，原文我忘記了，隻記得最後二句是打油詩：......你戳我可以，我戳你就是“鳥”（畫了一個鳥。注：這裏的鳥是出自《水滸傳》梁山好漢的口語）。此事在我們複興中學一時傳為佳話。
一件讓我終身難忘的事，使我和老樸牛結下了不解之緣，我們成為了一對莫逆的忘年交。
那是一九六六年的秋冬之交吧，全國各地的學生們還在大串聯，學校還處於半停頓的狀態。沒有出去串聯的同學一部分成了逍遙派，每天呆在家裏或在社會遊蕩；而一部分同學則是積極分子，每天混在學校甚至將被子鋪蓋帶到學校，就住在學校。我和班裏幾個同學占據了學校的理發室，大家索性過起了集體生活。那時業餘生活十分枯燥，沒有電影、沒有電視、沒有戲劇，連收音機也沒有。“Boy is boy。”於是我們就開始惹事生非了，我們學校理發室就在學校圖書館的隔壁。也不知是誰的主意，晚上去圖書館看書。雖然圖書館不開放了，但圖書館的管理員徐雲老師卻是堅持上班。徐雲老師非常喜歡我，每次碰到我總是笑眯眯地看著我，嘴裏“奶瓶、奶瓶”的叫個不停。第二天上午，我們借機進到圖書館去，我們幾個與徐老師聊天，另一個同學趁她不注意，悄悄地打開了氣窗的插銷。晚上，夜深人靜，我們魚貫似地從氣窗鑽進了圖書館。嗬，真是“天高任鳥飛，海闊憑魚躍”，進了無人之境了。我們用紅衛兵袖標把電燈罩起來，外麵沒人能看見。我們把認為是好看的書一本一本地從書架上抽出：什麽《三家巷》、《苦菜花》、《青春之歌》、《苦鬥》、《紅岩》、《歐陽海之歌》、《靜靜的頓河》、《契可夫短篇小說選》......什麽被批判就拿什麽。一天看一本、甚至一天看幾本，晚上再還回去。一開始還不留痕跡，後來就不耐煩了，索性將不喜歡的書就扔在地板上，一片狼籍。終於有一天事情敗露，徐雲老師立即到學校保衛組報案。保衛組來了幾個人調查，並拍下照片，拍照片的就是老樸牛！那時家裏有照相機的人不多，他就是為數不多的一個。他用他家那架老式120相機，嘁哩哢嚓地拍了十幾張，回家衝了幾張出來。這時，我感到大事不好，小事不妙，卷起鋪蓋打道回府。幾天後，聽聽沒有什麽風聲，就到學校找到老樸牛，問他要照片。他問為什麽，我說了實話。他也非常仗義地把照片給了我，並說學校保衛組根本也就沒有追究這件事。我看著眼前這位胖胖的高中同學，那帶著一幅厚厚眼鏡眯縫著眼、總是紅紅的臉的他，我頓時產生了好感。打那時起，我們就成了形影不離的好朋友，成了莫逆的忘年交。
我們一塊去複旦大學看大字報，然後到他家—複旦九宿舍去玩、和他姥姥交談。他的臥室有一個大的落地式書櫥，占了整個臥室的一麵牆，有許多許多的書。就在那個書架上，我發現了那本影響我一生至今的秦牧的散文集《藝海拾貝》。（見我的博客《藝海拾貝和作者秦牧》 http://blog.wenxuecity.com/blogview.php?date=200702&postID=34587）。
也許有個哲學家的姥爺吧，老樸牛從來不人雲亦雲、不盲從。當林彪還處於頂峰時，他就對林的“頂峰”論提出了質疑。他說馬克思發展了空想社會主義；列寧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毛澤東則發展了馬列主義；如果有了頂峰，那麽馬列主義還要不要發展了？這些論調出自於一個當時隻有十八歲的青年，就算不是他的首創，也是要有足夠的膽量來說出。
文革中，上海有三次炮打張春橋的事件（張當時是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上海市革委會主任），每一次都是出自於複旦大學。老樸牛總是積極地傳遞信息、報道事件進展（因他是複旦的子弟），並對那個“孫悟空”表示敬意。
跟他在一起時間長了，發覺他還是一個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的人，真是通天文、懂地理、知古今、博中外。在學校的大操場上，他給我們講故事：說是國外一個流浪漢，無家可歸，想找一個有吃有住的地方。於是，他想到了監獄。就去偷車子、砸玻璃窗......反正幹了不少壞事，結果都未得逞。最後，他決定不走捷徑，用自己的雙手賺錢來養活自己。就在這時，他被拘留了，送進了監獄......哇，連國外的故事都知道！
他還告訴我，炒葷菜時，待油熱時，放入葷菜，立即加入1：1的酒和醋的混合液。因為，酒和醋的混合體在高溫下會裂變，產生一種化合物叫做芳香酊的，使食物醇香。當時，我真佩服他，懂得那麽多。直到現在，我燒菜時，隻要有葷，必放一份酒一份醋。習慣那味道了，我兒子也習慣那味道......
我那時，還是一個十四、五歲的男孩，調皮、不時地還欺負人。我常常趁他不備，跳起來用手指去掐他脖子上那厚厚的“槽頭肉”（滬語：脖子上的肉）。很好玩，軟軟的、胖胖的、很舒服的。一開始，他還不注意，我每每得逞。後來，他提高了警惕性，每當我貼近他時，他神經立即緊張起來，在我進攻的一刹那。他把我雙手一扣，然後一個轉身把我摔在地上。有時，我會從後麵偷襲他，雙手扣住他的脖子，並高叫著“槽頭肉、槽頭肉”。這時，他有點急了，迅速地把我兩手鎖住，一個“大背包”把我摔在地上，然後用他那一百八十斤的軀體壓在我身上，直壓得我喘不過氣來，還哈我“癢西西”（滬語：撓癢），直到我求饒為止。
在我麵前，他還是一位勇者、一個靠山、一個HERO。1966年的冬天，學校沒有課，不少學生走上街頭，結幫成夥、打架鬥毆、尋釁滋事。一天晚上，時過半夜，老樸牛騎著車，我坐在後麵的書包架上，從文化廣場回來。騎到四川北路、溧陽路口時，一幫小痞子（小流氓）從對麵一字排地走來。老樸牛按了車鈴，他們依然我行我素，在馬路上橫衝直撞。等到幾乎與我們相撞時，一個領頭模樣的雙手抓住了籠頭。車停了下來，避免吃虧，我立即說了聲“對不起”。那小子挺橫的，兩眼盯著老樸牛，嘴裏罵罵嘰嘰的，指責老樸牛撞了人還不道歉。我瞥了一下老樸牛，隻見他神情自若，不屑一顧地對他說“伊（指指我）勿是講過了嗎！”隻見他們兩人對峙了幾秒鍾，那小子先鬆了手，嘴裏罵罵嘰嘰地帶著那幫小弟兄離開了。我睜大了雙眼望著他：嘿，多麽高大的形象。
老樸牛喜歡爭論，大事、小事—事無巨細，都要爭，爭得麵紅耳赤；也喜歡鑽牛角尖，還喜歡抬杠。許多人不喜歡他，有許多不喜歡他的人還依然是他的朋友；雖然不喜歡他，有個大事小情還喜歡找他幫忙。
他是個沒心沒肺又沒心眼的人，從不算計別人；又好為人師，樂於助人；喜歡抗上，目中無人，沒有權威。你說這是他的長處，也是他的短處；你說是他的缺點，也是他的優點。
六七年“一月風暴”之後，學校成立了革委會，接著就是“複課鬧革命”。老樸牛他們是最高一年級，已無課可複；而我這個以前的皮大王，文革前經常被老師叫到辦公室去“立排骨”（滬語：罰站辦公室）的人，在“亂勢造英雄”的大趨勢下搖身一變成了班級領導小組的組長，連我們班主任都成了我的副手。當了幹部的我，忙得不可開交，日理萬機，自然與老樸牛接觸就少了。但在學校裏，還不時見見麵，彼此打個招呼。
就在那年的下半年，《人民日報》發表了一個長篇報道“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閑飯”。從此轟轟烈烈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活動開始了，我們上海那時是四個麵向，即“麵向農村，麵向邊疆，麵向工礦，麵向基層”。繼六八年征兵之後，學校開始了畢業生的分配。老樸牛他們是六六屆高中，當然是首當其衝了。由於他跟他姥姥在一起，算是獨生子女—硬檔，被分配到出版公司下屬的位於江灣五角場的印刷器材廠當了一名工人。而我則在那年的年底，穿上了軍裝去北方一個小島當兵。從此，我們天各一方，分別了一段時間。
幾年後，我成了老兵，有了探親的假期。那時，老樸牛被單位選中上了出版公司的“七·二一”工大（七二一是某年七月二十一日，毛澤東在一篇報道“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文章後有一個批示。從此，工人大學如雨後春筍般湧現，謂之“七二一”大學）。我去他們位於延安東路四川路口的教室看望過他，就在出版公司的後麵小樓上。一個四麵透風，用木隔板圍起來的小房間，教室裏大約有十好幾個學生，天花板上橫七豎八地掛著日光燈，形狀各一的課桌上放著一塊一塊的製圖板。黑板上卻寫著秀麗、工整的粉筆字“側視圖”“俯視圖”以及一些我看不懂的數學公式。看得出這是雖然簡陋卻又正規的教學。老樸牛依然是那裏的核心，大家夥都圍著他在聊天，依然喜歡與人爭論；依然是麵紅耳赤；依然是個子最高、力氣最大的人。我們互相寒暄著，聊著各自的近況，還一起共進午餐—食堂裏的牛肉麵。
上世紀的七十年代末，老樸牛到了而立之年，也該成家立業了。“七二一”大學畢業後，回到工廠當了技術科的副科長。我猜想搞個技術工作對他來說是遊刃有餘。這時有人給介紹了一個四軍大的女兒與他相識，經過一段時間的接觸，就結婚了。婚禮是安排在老樸牛複旦大學九宿舍的家裏，雖然那時婚宴也悄悄死灰複燃、收禮也開始抬頭、女方的嫁妝從六條被麵上升到八條甚至十條。但他的婚禮卻不落俗套，十分簡單。一幫同學再加上我這樣的好友，是男方的賓客；女方是外地人，也就沒有什麽賓客。我們這些同學聚在他家客廳裏，有從黑龍江農場回來的、也有從崇明農場來的、還有上海工礦的和上大學的工農兵學員。沒有儀式、沒有酒肉、沒有洞房花燭；我們啃著西瓜、磕著瓜子、嚼著糖果、喝著香茶。我們大家談著、笑著、鬧著，直到深夜才離去。美中不足的是西瓜有點爛、瓜子有點毫、糖果有點化，這是不是預示著他的婚姻會不圓滿？後來聽說，他們有了一個兒子，但一直是不合，最終還是分了手。
再以後就是很長時間的不聯係了。我從部隊回來以後，讀書、成家、生子、出國，這一晃就是二十多年。我還一直想到他，我老娘還一直提起他，每次校慶我都去他們班找過他，可不知咋得就是沒有見過他麵。雖然，我們還同住在一個城市；雖然，從我住在虹口公園的家去他住在江灣的家非常方便，隻要坐一部9路有軌電車就可以了；雖然，在過去看來是那樣短的距離，但在此時卻變得是如此的遙遠。
終於在去年回國時，我從一位高年級同學那裏得到了老樸牛的信息。說是在滬郊北麵的一個老人院—HOW SAD，已經進了老人院？才六十剛出頭呀，怎麽就成老人了？第二天一早，我匆匆吃過早飯，坐地鐵二號線從中山公園出發，到人民公園轉地鐵一號線終點站共富新村下來。按照地址，我也沒發現什麽老人院呀。我轉了一圈又一圈，一打聽附近農村有一家！於是我沿著田埂，走在鄉間的小路上，總算半個小時之後，我找到一家挺不錯的老人院。可院長說，沒有這個人，從來沒有！於是我再走回來，到了地鐵終點站，喊了一輛摩托車。那駕駛員知道我的心情，故意開得慢慢地，挨家挨戶地找上去。一直開了三千多號，還是不見影子。於是，我再電問那位同學，可他不在家，我留了言後就往回走，整整化了我三個多小時。當我到人民公園準備換二號線時，同學回電了，原來我抄地址時粗心，少寫了一個字，是七千多號。我再折回地鐵一號線到終點站，再換上北去的郊區車到了那個地址。一看招牌，才知道不是老人院，是一個康複中心。走進傳達室，值班員倒也認識老樸牛，不加思索地告訴我在六樓。我顧不得欣賞那美麗的小花園、那荷花飄香的水池以及小水池中央古色古香的小亭子，直衝大樓，在大廳裏我用手指戳了三下電梯的按鈕，那電梯晃晃悠悠就是不下來。我一急，轉身就跑上了旁邊的樓梯，“咚、咚、咚”一口氣上了六樓。
當我氣喘籲籲地出現在老樸牛病房時，那情形把我驚呆了，直覺得整個空氣都凝固了，“那是老樸牛嗎？”
“那是我中學時代莫逆的忘年交老樸牛嗎？”
“那是曾在複興中學叱吒風雲、威武高大、雄辯博才、神采弈弈的老樸牛嗎？”
隻見我眼前的老樸牛，身穿一件藍白相間的病服，坐在一張輪椅上，頭發稀疏灰白，眼鏡沒了，兩眼無神，目光呆滯。頭向左邊歪著，口水不停地從嘴角流出，淌在胸前的那半邊早已濕透小手帕上。臉龐削瘦，神情木然。
見此，我淚水不由自主地刷得一下流了出來：是憐憫？是悲愴？是自責？還是激動？
我趨步向前，半蹲在他的右側，用手拍打著他那幹枯的手背上—這隻手曾經將700克的手榴彈扔到學校對過解放軍大院；那隻手曾創造了複興中學手榴彈擲遠的紀錄。我輕聲地呼喚著：“老樸牛、老—樸—牛”一陣酸楚，嗓音哽咽，最後幾個字是一字一頓發出的。
這時病房的護工圍了過來，她們是鄉下來的打工妹。她們告訴我，老樸牛的病情時好時壞。今年春節，他們班的十好幾個同學聯袂來探視他，那天他顯得特別興奮，凡是聽懂的地方，他都會不住地點著頭，嘴裏還“嗯、嗯”地哼個不停
聽到此，我轉向老樸牛：“老樸牛，我是牛奶瓶，牛奶瓶呀”
沒有反應，我一陣沮喪。
“複興中學，四川北路底的複興中學”
依然沒有反應。
“甜愛路40號，就是學校旁邊的甜愛路”
還是沒有反應。老樸牛哇老樸牛，你怎麽就想不起甜愛路40 號了？那是我家呀，在過去的四十年裏，你去過了無數次的呀。每次去我家，請你吃飯，你總是毫不客氣坐下來，連聲謝謝都不用說。吃麵條你可以一口氣吃兩碗，我家老阿婆問你還要不要，你連頭也不抬地說：要。害得我家老阿婆老是在我麵前抱怨你，你一來，她老人家把家裏的所有麵條都拿出來準備好。可現在，你卻一點反應都沒有。
“複旦大學，江灣五角場的複旦大學？”
還是沒有反應，我沮喪了，近乎於絕望地沮喪了。
“姥姥！”我突然想起來了，“姥姥，你姥姥。”我盯著他，隻見老樸牛眼睛微微一亮，點了點頭，嘴裏哼著“嗯、嗯”。他有記憶了！是嗬，從小跟著她，在她身邊長大、相依為命、並為其送終，走過那風風雨雨的姥姥，那種感情是何等的深、那記憶的刻痕是不會輕易抹去的。一位護工過來告訴我，他一定是記起什麽來了。
“我是牛奶瓶。”我再一次地試圖喚起他對我的記憶。
他微微地抬了一下頭，點了一下頭，嘴角裏哼了哼。我一陣激動。
我把剛才的問題重複了一遍，就見他頭不住地點著，嘴裏不住地哼著。我興奮起來，滔滔不絕地講起了過去的歲月；我們共同熟識的老同學—他們的過去和現在；這近二十年的經曆；改革開放的昨天、今天；上海的變化和發展；我的家人......我不管他是否聽得懂甚至是否聽得見，隻是一個勁地講哇講哇，帶著微笑的講哇講哇。盡管我知道我的笑是尷尬的，是帶著淚水的笑。
“先生，”一位護工小姐打斷了我的嘮叨，“我能把水果放到櫥子裏去嗎？”我才想起在地鐵商場我買了幾斤美國無核大葡萄、富士蘋果、天津雅梨和廣東柑桔，這時還放在地上哩。我請她將水果各拿幾個洗了一些，削好皮切好放在盆子裏，我用匙子將它們一塊一塊地送到老樸牛的嘴裏。他機械地咀嚼著，並咽了下去。
這時，一位老太太走了過來，站在我們的輪椅邊上，悄悄地對我抱怨說，這些護工不好，你拿來的這些水果，她們會分著吃掉的。“儂看，現在四點了。剛剛吃過午飯，稀飯才冷脫了，阿勿幫伊熱。”說完，老太太關照我不要講是她講給我聽的。
而護工則對我抱怨，老樸牛家人很少來。每天從早到晚，吃喝拉灑睡都要人照顧。護工人手有限，工資也不高。一頓飯要吃好長時間，熱了又冷、冷了又熱。他們又沒有意識，不知道他們要幹什麽，隻有憑經驗和猜測服侍這樣的病人。而病人的家屬幾乎沒有一個是滿意的。
在醫生辦公室，一位年青的醫生對我抱怨：這些長時間的病人的家屬很少來，有時還拖欠醫療費。“我們總不能把他們趕到馬路上去。”
唯一沒有對我抱怨的是老樸牛，他無法抱怨、也不會抱怨。如果他會抱怨，那他就不會在這裏了。
在醫生辦公室，我向值班醫生要了他兒子的手機號碼。我想打個電話給他，告訴他，他有一個爸爸在康複中心，需要他的關注。但我最終還是沒有給他去電，至今也沒有。我不想打擾他，他有自己的生活、家庭、工作，他也要過一個正常人的正常生活。家裏有這樣一個病人，能過得上正常的生活嗎？這不是一個人、一個家庭、一個醫院、一個地區、一個國家能解決的難題。
天色已晚，我不得不離開了。我輕輕地拍著老樸牛的手，輕輕地說：老樸牛，再見。多保重，下次回國，一定再來看你。最後一句話我是斷斷續續說的，我知道那時我的臉色一定很難看。
我一步一回頭，離開了老樸牛。老樸牛依然是頭向左歪著，兩眼無神地望著地上。
我一步一回頭，離開了病房。病房裏的病友與家屬和我揮手告別。
我一步一回頭，離開了康複中心。那裏有老樸牛—我的朋友，有與老樸牛一樣的病人以及希望他們康複的家屬，有辛苦操勞的護工們，有治療和維護那些病人的醫護人員。我祝福他們。
我看過馮小剛導演的千禧年賀歲片《沒完沒了》，片尾：在機場上，韓冬（葛優飾）送走了劉小芸（吳倩蓮飾），臨走，劉小芸囑咐韓冬：“為了愛你的人健康地活著！”
病房裏，韓冬麵對沒有知覺的姐姐傾訴心聲：過了年就是二十一世紀了，昨夜夢見已故的爸媽問我“咱們的家散了嗎？”我說“沒散，姐姐在，我也在..”，現在，身邊就你一個親人了，你得活著！你要是也走了，家裏一個親人也沒有了，那叫什麽好日子呀？！這時，姐姐的眼角淌下一滴淚。
窗外，新年禮花放起來了，辭舊迎新的鍾聲敲響了，新世紀到來了！看到此，我也會悄悄地流出淚水。
（完）
後記：我是一個比較講情義的人。有人說，這世界上有三種情：親情、友情和愛情。老樸牛是我四十年前的朋友，我們之間是友情—朋友之情。去年中秋時節，回國見到他，竟是如此情形。我回來後，一直想寫個什麽來述說這友情。可是一直寫不下去，一方麵覺得太沉重了；二方麵費時間，寫閑逛南京路、什麽漫記之類的閘門一打開，嘩嘩嘩地就出來了。而寫這個，每到一個情節、一個段落就會引發一段思念停下筆來。
早些天，網友跳蚤寫一篇懷念她大哥的文章。很難過也很感動—為了她的情、她的親情。於是一年之後—在今年中秋到來之際，寫就了這一篇：
為了這不曾忘卻的友情。
牛奶瓶
2007年9 月6 日 於美國密蘇裏州
“許多人不喜歡他，有許多不喜歡他的人還依然是他的朋友；雖然不喜歡他，有個大事小情還喜歡找他幫忙。。。。。”
還真的是個樸牛阿！
是很傷心的。我在家壇的一位同學也認識他。可能是中風。謝謝你的同情。又：那天你們在醜女家，我找不到她的ID.無法與你們聯係，遺憾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