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南京東路福建路往西,就進入了中心地段,也是南京東路、也可以說是整條南京路的最繁華、最熱鬧的地段。這裏的故事也最多、最精彩、最耐人尋味。
圖一:南京東路中心地段
真老大房的鮮肉月餅
真老大房以它的鮮肉月餅而聞名滬上。過去老大房不在南京東路上。後來,在南京東路上來一個老大房,官司就打開了。那邊的老大房(我忘記在那邊了)說他們是老大房,於是南京東路這邊就改為真老大房;於是,那邊就改為真真老大房。結果如何,我真不知道。不管官司如何,這真老大房的鮮肉月餅卻真是名不虛傳,門庭若市有了幾十年的時間了。
圖二:真老大房門前排隊的人們
真老大房的鮮肉月餅,是全年供應的,不光是在中秋節前後。那鮮肉月餅,一層一層薄如紙的酥皮,黃黃的、脆脆的、香香的;裏麵的肉餡,大大的、鮮鮮的、鬆鬆的,略帶一點甜味。一口咬下去,嘴都不想張開。吃了一口,就是第二口,接著第三口,一氣就能吃完,連手心裏的渣渣都舔得幹幹淨淨。奶瓶嘴大,向來是一口一個。現在的價格也不祘太貴,我一頓能吃五個,也就是¥9.00人民幣。
圖三:真老大房鮮肉月餅價格
我這次回滬,路過真老大房數十次,每次都是長龍一條。可喜的是,許多老外都加入了這一行列。
我太太公司在福建南路(金陵路口),每天騎自行車上下班,那是必經之路。每每經過那裏,總免不了,要瞟上幾眼。時常不由自主地挎下車,加入一那排隊的行列。每次買幾隻,帶回來家來,人口一個。說實話,奶瓶不是非常喜歡肉餡月餅,我更喜歡天津的狗不理包子。不過太太的心意,我是領了。上海人是很中意真老大房的鮮肉月餅的。
時代廣場
真老大房對麵的一大片空曠的地段,從福建路到浙江路(相對南京路而言,是一大片了),是當今稱之為上海的時代廣場。我記得,當時規劃南京路時,有人對在南京東路這樣一個寸土如金的地段搞綠化是浪費資源;有人提出搞一個街心花園就可以了;也有人說搞幾條板凳,供行人休息一下即可;最後拍板者的決策,是搞了一個大手筆:索性一個大廣場。我不知道是不是仿造美國紐約市的時代廣場,當然在建築風格和格調上兩者是大相庭徑的。但在一個世界級的大城市的中心地段,有這麽一個廣場,從創意來說應該相差無幾吧。我坐在廣場的椅子上休憩,望著在台上、台下奔跑追逐、嬉笑無悠的孩子們,思緒萬千。過去上海有個大事小情就要上人民廣場,室內就上文化廣場。每年一度的國慶遊行,就是在人民廣場舉行。有個音樂會什麽的就到文化廣場。
記得文革初期,一天晚上,上海工人赤衛隊在人民廣場召開大會,叫當時的上海市委書記曹獲秋表一個什麽態;曹獲秋雖身為市委書記,可也是自身難保,說話支支吾吾,表態模棱兩可。我就坐在主席台下,廣場欄杆的第一排。天色已晚,大約是十點多了吧,群眾對於曹的發言不滿意,或其它什麽原因,人群開始湧動起來。不一會兒,隻見人們紛紛衝上主席台,要揪鬥曹獲秋。這時,我被那一股湧動的人潮推動著,那巨大的力量是無法逆轉的,就身不由己地上了主席台……曹獲秋的女兒後來去父親的祖籍,安徽的一個什麽縣插隊,還做了當地的父母官,口碑不錯,近況不知。現在,人民廣場已經被拓寬了的人民大道、上海大戲院、上海博物館、市政規化館、、中心音樂噴泉、廣場公園、大商場等瓜分了。大概上海的決策者、規化者、建設者都不希望再什麽群眾運動了吧。
還有文化廣場,也是1966年吧,夏天的一個下午(?),在那個廣場召開了一個大會,批鬥音樂學院院長賀綠汀。賀綠汀脖子上掛了一個大牌子,寫了什麽我忘記了,隻記得是在他的名字上劃了一個大大的叉叉。我知道賀綠汀是文革前,我在同學家聽唱片大型史詩《東方紅》,裏麵有一個歌曲叫《遊擊隊之歌》,就是他創作的。我們那時調皮,把它叫做《小偷之歌》“我們都是神偷手……..”那樂曲就是在夜幕下,快捷、輕便,由遠及近,由暗及明,由低及高;靜靜地、悄悄地、快快地、不聲不響地、拿了就走地。沒想二年之後,賀老竟遭此一劫,據說他的女兒賀小秋因為對父親遭到迫害不服,自己也遭到攻擊,1968年4月自殺身亡,斯時芳齡25。想到此,心裏總是堵得慌。這次回滬,路過文化廣場舊址,那裏正在建設,說是搞一個大賣場。無所謂了,上海現在就是一個大商場,多個把大賣場也無關緊要了……哇,離題了,太離題了。讓我們回到南京路。
圖五:時代廣場及人們
突然,一聲嗬斥把我從回憶中拉回。“啥人讓跑你們到台上去的?下來,下來!”廣場的保安人員對著台上的孩子們叫到。孩子們驚呆了,在台上不知所措。家長們飛快地跑上去,滿臉歉意地領著各自的孩子離去。我也沒有胃口再呆下去,起身準備離去。這時,覺得有點急了,大概是剛剛那一杯珍珠奶茶惹得禍。廁所!我四處張望著。在舞台後麵就有一個,太好了!徑直奔過去,拾級而下,向右轉是為文學城ID後尖尖頭朝上的,正是奶瓶要去的,抬腿就進,“一塊錢!”坐在門口抽煙的漢子攔住我。我看了看工作台上歪歪扭扭地寫著:草紙一元兩張。我滿臉疑惑地問:我也沒要草紙呀,我隻是小解。“都要。”一個字都不帶多。拿了我的錢,塞給我兩張白皺紙,就抽他的煙去了。也許,他每天碰到這種情形太多了,可誰讓他在南京路這樣的鬧市區當班哩。廁所裏麵倒也幹淨、清爽、無異味,生意也還可以,高峰期間也可說是絡繹不絕。我保守的估算了一下,一小時兩邊(尖尖頭向上的和圓圓頭向上)加起來怎麽樣也有個50位;一天八小時就是400 位,¥400人民幣。每月按25天計,就是¥10,000元。如果承包的話,也就是一個萬元戶了。上海的公廁也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有的收費,有的免費。在大城市上方便,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也是一個難題。許多從外地去大城市的人,往往會窘態百出。友情提示:到上海南京東路的網友,在時代廣場舞台右邊的地下室,有一個公廁。但要準備好¥1.00人民幣,還不知道是不是24小時通宵服務。又離題了,回到南京路。
新新美發廳
圖六:新新美發廳
真老大房的隔壁過去是新新美發廳。現在大發了,級別也高了,不是廳一級的,是市(城)一級的了;也不是美發(頭上那一撮),而是美容(整個一個腦袋),叫新新美容城了。真是“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我個人觀察,整個南京東路上,大概就此一家,別無他店了吧。我結婚時,一位老戰友是我的男儐相。天上下著小雨,陪我去那裏,好好地修整了一下我的腦袋。那一天,可是我一生當中第一次也是有限的幾次去那麽高檔次的理發店。奶瓶那時三十掛零,風華正茂;再被上海的一級理發師如此這般地整理一番,真是錦上添花。實話實說,真是第一次哩。讀中學時,剃頭就在我們學校旁邊四川北路底的甜愛路口那家,進門要低頭,破窗不遮風的個體小理發店;後來成了山陰路口四明理發店的分店,幾個學徒工在那裏練藝;再後來,一個相當長的時期我是山陰路口四明理發店的主顧;偶爾去一下四川北路的斯為美理發廳;最高級的就是四川路橋下,天潼路口的香港美發廳。到了美國後,奶瓶的頭就交由太太擺弄了,這一弄就是十多年,每月一次,從不間斷,樂此不疲。太太手藝見長,我們的家庭財政預算也減少許多。這每月一次,十多年下來就150多次,每次加小費總得$10.00美元吧,總額就有上千美元了,一筆不小的數目了。
此番回國,到處尋找過去的理發店,很難。隨處都可見到發廊,帶按摩的那種。從外麵看進去,黑乎乎的,隻有幾位年輕的小姐穿著背心、短褲,一溜排地坐在那,懶洋洋的;什麽也看不清楚,隻見白花花的胳膊和大腿。你說那種發廊,奶瓶敢進去嗎?再不是一個叫“文峰”的,每天一大早,幾十個穿著軍隊製服的小姐、先生們站在店門外的上街沿,“一、二、三、四”的作早操,那陣勢真是嚇死人。結果還是在家人的指點下,在中山公園附近,長寧區政府對麵找到一家依然是國營性質的理發店,才了卻心願。店裏一位給我理發的老三屆上山下鄉回城的大姐,告訴我,他們這個店明年就要改組了,也要撤了。嗚呼哀哉,今年回滬,上哪理發?
(未完待續)
《閑話南京路係列》>>>...
《閑話南京路(一)》...
《閑話南京路(二)》...
《閑話南京路(三)》...
《閑話南京路(四)》
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是陳丕顯。
曹狄秋的祖籍應該是四川人, 與鄧小平是同鄉, 不是安徽。 所以1949年後, 曹的第一個職位是任四川重慶市市長。
過去有人說:”上海人買東西到淮海路;外地人買東西到南京路。”我六十年代中來上海時未聽此說,一直到七十年代末,認識我太太後,才知道有此說。
不過,我還是喜歡南京路,古老、悠久、熱鬧、多變。
謝謝你的閱讀。
祝上海旅途愉快。
靜靜漪漣說得高橋食品店,依然在,依然是顧客盈門。我太太家原來在巨鹿路瑞金路口,小時候經常去那買鮮肉月餅的。嫁我後,就改換門庭了。
說到理發,真的,來澳18年阿拉老公就沒進過理發店,都是我剪的,沒剪兩年我水平和理發店剪的差不多了,朋友也會來讓我剪,不過十隻頭剪下來,麵孔都會像的,我隻會剪一種發型嘛,讓你這麽一算,真的省下好多錢呢,嗯。。。
醜女好聰明,講得精彩,澳洲的確是天堂。
牛奶兄堅持要問:你說澳大利亞是天堂,究竟是怎麽回事?還南半球北半球的論證了一番。其實,這比南京路的故事簡單的多了,記得以前就此寫過一篇日記的:
香港鳳凰衛視的著名時事評論員何先生是個雲遊世界,見多識廣的人。和他認識時間並不長,彼此的交流卻有些深度,對於我的一些頗為偏激的評論,他總是心平氣和,具有大將風範。我感覺他是一個胸懷若穀,遇事不驚的人。有一天,他從拉薩發來e--mail 說他參加了香港傳媒青藏鐵路采訪團.報個平安並說很震撼.我鬼使神差的給他打了個電話:你站在天堂的入口處了,如果見到上帝,幫我問個好,許個願!.
好友作家田地曾經講述這樣一個故事:一個美國人終身尋找幸福,其實,他也不清楚什麽是幸福,他甚至認為生活在天堂就是幸福了.有人告訴他去教堂,問神父通往天堂的路該怎麽走。,因為神父是上帝的兒子.
他來到了教堂,神父說:"想知道去天堂的路?打個電話問一下就行了."可是,電話費太貴了.美國佬很窮,付不起.之後,他又走了很多國家,到過不同的教堂,答案都是一樣的.他有點泄氣了.有一天,他無聊的晃動地球儀,突然發現了一個叫做澳大利亞的地方,他決定到那裏去碰碰運氣.他來到澳大利亞的教堂,問神父同樣的問題.神父用手指著電話說:"打吧.""費用很貴吧"美國佬遲疑了,"不貴,就四毛錢."神父輕描淡寫的說."什麽!"美國佬不敢相信.神父肯定的說:不就是一個本地電話費呀.美國佬這下明白了,他已經到了天堂.從此,他生活在這片土地上,再也沒有離開過.
我馬上撥通田地的電話,告訴他:今天我給另一個天堂打電話了,隻用了八毛錢.還和"上帝"通話了.田地問:感覺如何?"so nice.so happy!""哈,哈,哈......"田地笑了,我也笑了,你哪
我同意田地的說法,在澳大利亞這塊最適合人類居住的天堂裏,我們像上帝一樣的生活著。前天,是澳大利亞的國慶日,我參加了由華人組織的遊行方隊。在觀眾群裏,我看到了同胞燦爛的笑臉,激動得淚水。在這個幸福的多元文化的大家庭裏,我們為自己的新家園(Homeland)而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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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奶瓶,見你提到此段.回憶立刻湧上來了.
你所提到的曹荻秋女兒叫曹曉蘭,曾與我同在一個學校工作過幾年,相當正直認真.後任淮北市分管文教的副市長.
問好湖州老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