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羅斯眼中的信貸危機

索羅斯眼中的信貸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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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金融時報》美國版主編Chrystia Freeland  2009-02-18

2007 年8月17日，周五，21位華爾街上最具影響力的投資者在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位於紐約長島(Long Island)東端南安普敦的家中會麵吃飯。一周、甚至是更早之前，全球信貸危機的首輪衝擊波已開始蔓延，當時，法國巴黎銀行(BNP Paribas)凍結了其三隻基金的贖回。作為回應，各大央行紛紛向貨幣市場注入巨大的流動資金，以期讓全球的銀行之間繼續互相借貸。

金融危機的預言家

那是個悶熱的夏天，客人們吃的是鱸魚、水果沙拉和小甜餅，不過氣氛頗為嚴肅，或許說正式更合適。索羅斯的客人包括：對衝基金老虎基金(Tiger Management)創始人朱利安?羅伯遜(Julian Robertson)；前普惠公司(PaineWebber)首席執行官、現Lightyear Capital公司創始人唐納德?梅隆(Donald Marron)；專事做空股票的對衝基金Kynikos Associates公司總裁詹姆斯?夏諾斯(James Chanos)；對衝基金Pequot Capital首席投資策略師拜倫?韋恩(Byron Wien)，以及他這次年度聚會的召集人。參與這次聚會的人將之稱為“基調午餐”(Benchmark Lunch)。

討論聚焦在一個簡單的問題上：經濟衰退是否正在迫近？盡管我們現在已經知道答案，但是在那個天氣陰沉的下午取得的共識卻不是這樣。在那天午餐後寫下的一個備忘錄中，索羅斯多年的好友韋恩寫道：“結論是：我們很可能處於經濟放緩和市場修正之中，但是，我們的經濟不大可能陷入衰退，不會出現熊市。”隻有兩個人不同意這個觀點。其中的一個就是索羅斯，午餐結束時他確信，多年來他一直預言的全球金融危機終於開始了。

重振量子基金

他的結論立即得到了印證。六年前，在索羅斯經營的對衝基金——量子基金(Quantum Funds)的首席交易員斯坦利?德魯肯米勒(Stan Druckenmiller)離任後，索羅斯將這個基金轉化為一個“投資不那麽咄咄逼人的工具”，並將之重新命名為“捐贈基金”，這個基金會把大部分資金轉讓給外聘基金經理。現在，索羅斯意識到，他必須重新回到遊戲中去。今年冬天，在他位於曼哈頓市中心的辦事處會議室中，他在一個長達兩小時的會談中表示： “我不想看到我多年積累的財富遭到嚴重的破壞。所以，我回來了，建立了一個宏觀賬戶，用以抵抗我所認為的公司風險敞口。”

索羅斯抱怨稱，他多年來已經很少插手量子基金的事務了，這意味著他不再掌握“過去諳熟的特定公司的詳情，所以，我沒有資格挑選股票”。而且，“對於近期所采取的許多宏觀調控手段，我也不是很了解”。即便如此，根據《機構投資者》雜誌(Institutional Investor)《Alpha》專刊，量子基金還是在2007年實現了32%的回報率，使得在當時已經77歲的這位老人一舉成為全球收入第二高的對衝基金經理。2008年是自二戰後全球財富蒸發最為嚴重的一年。在這一年中，索羅斯的量子基金回報率依舊達到近10%，而同期有2/3的基金出現虧損。

索羅斯的主要目標是保住他的財富。但是，正如他在事業上一貫展現的，他對時機的把握和金融上的洞察力，使他的信譽提升到了思想家的高度，這一點在2008年體現得尤為淋漓盡致。2008年5月和6月，在他開始著書立作的20多年後，他的第9本書《The New Paradigm for Financial Markets》一舉登上了美國和英國的暢銷書榜單。10月，他收到邀請，請他就當前的金融危機到國會作證。11月，他長期支持的總統參選人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擊敗了約翰?麥凱恩(John McCain)，成功當選美國總統。

“在晚年，他博得了一直想要的認可，”韋恩說，“他事事如意。身體很健康，他支持的候選人獲勝，他的生意也非常穩固。”

動蕩的童年經曆

人們給2008年和經濟動蕩早期做過很多對比，但是，最能讓索羅斯對2008年的金融危機產生個人共鳴的曆史時刻並不是他所做的那些平常的選擇，而是1944年。當時，在納粹占領的布達佩斯，這個年僅13歲的猶太男孩逃脫了德軍的大屠殺。

索羅斯認為是他的父親蒂瓦達(Tivadar)教會了他如何應對“嚴重失衡的形勢”。一戰時，蒂瓦達成了俄國的俘虜，被關在西伯利亞的監獄中。借助震動整個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革命，他策劃了一場越獄行動，並成功地回到了家中。那次短暫的入獄使他失去了年輕人的抱負，他“別無所求，隻圖享受人生”。但是，在 1944年3月18日，德國人占領了匈牙利，年屆50的蒂瓦達立即采取行動，通過為家人和其他一些人偽造假身份，把他們成功救出。

德軍入侵前，蒂瓦達認為，喬治仍然需要父母的悉心照料。但是，這位在戰爭中同父母分居並用假身份生活的年輕人發現，戰爭的威脅非常刺激。“這太刺激了。”索羅斯寫道： “這就像是生活在《奪寶奇兵》(Raiders of the Lost Ark)一樣。”而隨著最近這次金融危機的蓄勢待發，他感受到了同樣的刺激。他告訴我說：“我認為相同的事再次發生了。現在的感受簡直和當時一模一樣。”

這種刺激在某種程度上也激發了他的才能。索羅斯在1944年的經曆為他窮畢生精力詳細製定的基本概念奠定了基礎。並且，他認為，他的概念在2008年所發生的事件中得到了驗證。他的核心理念是“反身性”(reflexivity)，即一個“參與者的看法和真實事件之間的雙向反饋回路。人們將他們的決定基於他們對於事件的認知和了解，而並不是基於他們所麵臨的真實事件。他們的決定對事件產生了影響，而事件的改變則很可能反過來改變他們的想法。”

從根本上說，在這種情形裏，人們會對事件的假設進行頻繁地再次檢驗，而且又會隨時準備識別和利用發生巨大改變的時刻——在這些時候，我們對事件的看法和事件本身之間的影響最為劇烈。這個理論和近十年來十分盛行的理性預期經濟學派相悖。那種方法假設：經濟活動參與者——從購房的百姓到為自家的資產組合購買次級抵押貸款的銀行——都是理性的，他們都為自己做出總體而言的最優選擇；而自由市場則是一個能夠實現平衡供給的有效機製，能夠正確定價，使之趨於平衡狀態。

反傳統的“局外人”

在過去的18個月中，這種理性預期理論一直在受到打擊：其學術上的最黑暗時刻或許是2008年10月23日，當時前美聯儲主席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向國會承認“模式存在缺陷”。索羅斯指出，格林斯潘和他的支持者所提出的“市場原教旨主義”(market fundamentalism)，尤其是他們對“金融市場會自我糾正”這一假設，是引發目前的這場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這個理論蒙蔽了政策製定者，它也是要為這次經濟破裂負巨大責任的“各種綜合性金融工具和估值模型”的理論基礎。

相反，索羅斯將這次危機視為“反身性”的一個活生生的說明。市場並未反映客觀“真相”。市場參與者相信房價總是會上漲；基於次級抵押貸款的晦澀難解的金融工具，確實配得上“3A”評級，這些信念創造了一個新的現實。最終， “超級泡沫”無法再持續下去了，於是就出現了2007年的信貸危機、2008年的經濟衰退和金融危機等等。

作為一個投資者和思想家，索羅斯總是能在亂世中興旺發達。但他一直有點不合群。他回憶起他1947年去倫敦經濟學院學習時是如何“發現孤獨”的。後來，當他先是在倫敦，後是在紐約，從一個初出茅廬的套利交易員開始逐步開創局麵，直到成為一個世界上最成功的對衝基金經理時，他在華爾街和學術界，用他的一個私人股份投資公司的熟人的話說，依然有點 “怪人”的味道。人們常常用“有魅力”一詞來形容他，但很少有人把這位身體健康、古銅色皮膚、曾離過兩次婚的億萬富翁，視為知己。“如果我對印巴關係有想法，那麽我會找他來討論。”韋恩說，“但是如果我在婚姻上遇到問題，我想我是不會跟喬治去談的。”
前美國副國務卿、現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e)會長斯特羅布?塔爾博特(Strobe Talbott)說：“他喜歡將自己定格為一個局外人士，能夠隨時進場，包括總統辦公室，我過去帶他去過幾次。但是單單和實權人物打交道並不重要。”

缺乏交際和與之相關的反傳統、逆大流而動的個性，解釋了為什麽盡管他有多次舉世皆知的成功，卻有好壞參半的社會聲譽。他的投機性行動——通常是針對各國的貨幣——激起了各國政治領導人的憤慨。他那雄心勃勃、覆蓋全球而且資金雄厚的開放社會基金會(Open Society foundation)，引起了批評家對他的指責，被指患有“救世主情結”。21世紀初，美國人把索羅斯大大地妖魔化了，以至於他對於自己對奧巴馬的支持一直秘而不宣，使免累及這名總統候選人。或許，最痛苦的是，他對經濟學和哲學的研究通常會碰到不少的懷疑，尤其是在學術界。

柏林牆推倒後，他立即在前蘇聯以及附庸國家受到了高度尊敬，成為一個內部知情人士。較之於其他外國人，索羅斯更加全麵、更加迅速地了解並大力歡迎逐漸展開的係統性轉型，贏得了影響力和尊重。索羅斯今天麵臨的問題是：隨著西方世界體係受到百年難得一遇的衝擊，這位永遠的局外人，是否會最終在這個他生活了大半輩子的家園裏，發覺其實自己也置身於社會主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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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羅斯眼中的信貸危機

英國《金融時報》美國版主編Chrystia Freeland  2009-02-19

作為投資者，索羅斯最著名的（或者說是最臭名昭著的）投機行為，是他在1992年攻擊英鎊的豪賭。這場賭博讓他贏得了10多億美元，英國媒體因此也給了他一個惡名——“讓英格蘭銀行破產的人”。後來的結果表明，那次打賭也是對他特殊才幹的完美詮釋。很多過去和現在的基金經理都認為，這種特殊才幹是他成功投資事跡的核心因素。

事實上，索羅斯最著名的投資並不是他自己的主意。據索羅斯和當時量子基金經理德魯肯米勒說，想出做空英鎊這一點子的人是德魯肯米勒。但是當德魯肯米勒在和索羅斯第二或者第三次檢查這項計劃時，索羅斯告訴他的這名得意手下，膽子要大些：“我對他說：‘直撲要害！\'。”於是，德魯肯米勒恰當地加大賭注——後來，索羅斯在采訪中稱，量子基金和好幾隻相關的基金，把賭注金額加到了接近100億美元 ——索羅斯不僅賺到了巨大的財富，而且在國際上聲名鵲起。

非凡的金融天賦

在量子基金工作了12年的德魯肯米勒說，那場談話展現了索羅斯非凡的金融天賦：“他非常善於利用資產負債表——或許是曆史上最善於此道的一個人。他還能在覺得有必要的時候充分利用杠杆，但是也能做到棄之不用。他對工作崗位毫不摻雜情感因素。我認為，這在我們這一行中，這是非常與眾不同的性格。”
夏諾斯表示同意：“（索羅斯）多年前就已做到，我一直在為之努力並欽佩不已的是，他能夠從多頭轉為空頭，能夠在事實證據麵前迅速轉變做法。從感情上來說，這相當困難。”

對於情感自控能力，索羅斯全盤否認。“不，不是這樣的。”他搖頭笑著跟我說，“我非常情緒化，和市場一樣喜怒無常。所以，基本上，我是一個躁狂抑鬱的人。”(他那與市場掛鉤的情緒會導致他身體不適，尤其是背痛，而他則將之視為寶貴的投資提示。)

相反，索羅斯將其作為投資者的效率歸功於他對於人類認知偶然性的哲學觀點，他說：“我認為，我的那個主要強調錯誤觀點重要性的基本理念框架，讓我對自己的決定變得非常苛刻……我知道我肯定要失敗，但隻有這樣我才更有可能糾正自己的錯誤。”

敏銳的政治嗅覺

索羅斯對於大變革的敏銳嗅覺，是他投資風格的第二個關鍵點。《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塞巴斯蒂安?馬拉貝(Sebastian Mallaby)正在寫一本關於對衝基金曆史的書，他表示，索羅斯尋找的是“大局轉變的時刻，而不是漸進式改變的時候”。馬拉貝引用了索羅斯的一些事例作為案例：索羅斯最聞名的兩次貨幣交易——量子基金賣空英鎊，和在1985年的“廣場協議”(Plaza Accord)簽訂時，索羅斯打賭美元兌日圓將會貶值；以及那個並不那麽廣為人知的1973賭局，即他相信由於阿以戰爭的爆發，國防股會上漲。“反身理論並不是告訴你該做什麽，它告訴你的是要密切注意變局時刻。馬貝拉說，“這是一種思想方法。”

一些索羅斯的觀察者宣稱，索羅斯巨大的國際關係網絡或許是他市場先見之明的一個重要消息來源。然而，索羅斯就是在他的確擁有內幕消息的地方——前蘇聯做出了最失敗的交易。在俄羅斯和許多前蘇聯地區，他非常積極地參與國家的政治和經濟改革。1997年6月，由於俄羅斯政府難以支付拖欠的工資，索羅斯向其提供了一筆過橋貸款，充當起個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作用。

他相信俄羅斯對改革的承諾，並將自己視為一個局內人，正是這兩大信條導致了他的投機失敗。他出資9.8億美元協助一位財團寡頭完成了對國家電信公司Svyazinvest 25%股權的收購。他決定加入是因為“我認為這是從強盜資本主義向合法資本主義的轉變。”但事與願違，Svyazinvest電信一私有化，寡頭們就從欺詐政府轉向互相欺詐。作為一個局外人，索羅斯顯然成為了受害者。“在俄羅斯之前，我從未有過如此大的失敗。對他們來說，他們通過欺騙達到了目的。”

“這是我投資生涯中最大的敗筆。我自己滿懷希望，結果被它騙了。”他的最新著作中，僅用了一句話提及俄羅斯，而且還是用括號插入的：“（我不談俄羅斯，因為我不想在那兒投資。）”

好勝的競爭意識

12 月某個寒冷的周一晚上，索羅斯驅車一個小時，從曼哈頓趕到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威治布魯斯博物館(Bruce Museum)。他要為學者救助基金(Scholar Rescue Fund)募集資金而演講。他已為學者救助基金提供了部分資金。從2002年起，該計劃已向來自40個國家的266位受迫害的學者提供了安全庇護。演講（自然是關於全球金融危機的）結束後，索羅斯一邊走出演講廳，一邊與斯坦利?博格曼(Stanley Bergman)進行交談。博格曼是一家律師事務所的創始合夥人，該事務所為當晚的活動提供了讚助。

“你喜歡運動嗎？”索羅斯微笑著問這位主辦人。

“喜歡”，白發蒼蒼的博格曼答道。

接著，爭強好勝的念頭突然閃過，正是這種競爭精神，使索羅斯熱衷於滑雪、打網球、下國際象棋。索羅斯問道：“你高壽？”

“75。”

“我78，”索羅斯回答說。“可如果身體好不能為你賺錢，又有什麽用呢？”兩位古稀老人會心一笑。

據維恩說，索羅斯也喜歡運動：“喬治喜歡時不時秀一下他能行。”但是，雖然他好玩，卻不屑於過著純粹累積籌碼的生活。他是在1981年頓悟的，當時他正為投資債券瘋狂集資。“我當時覺得自己要得心髒病了，”他對我說。“接著我意識到，如果隻是為了變得富有而死去，我將是失敗者。”

對索羅斯來說，解決辦法就是投身於慈善事業。“做一些對這個世界真正有意義的事情，這才是值得為之獻身的，”他說道。“基金會使我可以抽身出來，可以關心別人多過自己。”索羅斯的財富為其慈善事業提供了強大的後援：自1993年起，人權活動家阿裏?奈爾(Aryeh Neier)就開始運作開放社會基金會，據他說，2008年基金會預算為5.5億美元，今年將增至6億美元。據他的計算，索羅斯向其慈善事業捐助的總額已超過50億美元，主要通過其基金會進行捐助。

“20世紀下半葉，在戰略部署資源以改變世界這方麵，沒有一位慈善家比索羅斯做得更好”，最近被任命為巴拉克?奧巴馬政府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的拉裏?薩默斯(Larry Summers)在去年初秋的一次談話中對我說。塔爾博特將索羅斯的影響力與一個主權國家相提並論。塔爾伯特說，20世紀90年代，“一聽說喬治?索羅斯要和我談話，我會扔下手頭所有的事情，幾乎把他當作來訪的國家元首對待。他在前蘇聯一些殖民地投入的錢確實比美國政府還多，因此視他為極具影響力的人物是應當的。”

獨到的基金會管理

打理索羅斯慈善事業的幹將們說，他的慈善運營策略和其基金經理所觀察到的投資風格驚人的相似：他知道如何下大注，如何具有原創性，而且當一個項目不行了時，他不怕斬倉。研究蘇聯和烏克蘭問題的經濟學家安德斯?阿斯倫德(Anders Aslund)曾與索羅斯在許多項目上共事過，他認為，索羅斯的慈善風格“多由貨幣市場形成，這些總是變幻莫測的。他假定，他現有的任何想法，數年後會是錯誤的。每當一個項目在完美地進行時，他就會問自己：‘我何時應該終止這個項目？”

長期以來，索羅斯的慈善資金，再加上他決定將其投入到醫院、大學、博物館甚或非洲貧困人口等傳統慈善領域之外的地方，使得他在美國之外成為偶爾有爭議的人物。他被俄羅斯指控為煽動烏克蘭2004年橙色革命的西方肇事者之一；他在俄羅斯的基金會辦公室突遭搜查，被迫關閉了在威權統治的烏茲別克斯坦的辦公室。

結果證明，如果財閥們用財富來解決社會爭議話題，美國對此也非常敏感。近年來，索羅斯的基金會在美國越發活躍，著手於包括藥品政策在內的各種問題。在喬治?W?布什(George W. Bush)總統任職期間，他的參與熱情越來越高，他認為，他致力於在國外高壓政權下培育的開放社會，卻在收養他的祖國本土搖搖欲墜。

有些人欣賞他的不羈。著名的獨立思想家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說：“藥品一事是個極佳的例子，說明他完全不采納傳統觀點。我想，藥品政策需要重新考慮，而他就是說出來的人之一。”沃爾克被吉米?卡特 (Jimmy Carter)任命為聯邦儲備委員會(Fed)主席，羅納德?裏根(Ronald Reagan)政府時期再度獲任。

索羅斯的錢是他可以標新立異的關鍵：“有這個錢，我可以公然反對布什政府，因為我付得起錢”，他說。但他也認為，他的財富，以及由此自然而然帶來的在美國的信譽，卻遭到了保守人士的攻擊，如福克斯(Fox)的比爾?奧雷利(Bill O\'Reilly)和極端主義評論家林登?拉羅奇(Lyndon LaRouche)。他說：“在美國，人們給予賺錢能人過度的尊重，我不得不被妖魔化。”

他們的攻擊富有成效。甚至在去年奧巴馬的競選活動聲勢愈來愈浩大、美國金融家和國內其他人一起爭相支持之時，他這位最早的華爾街重量級讚助商卻保持低調。“奧巴馬試圖成為一個消除分歧的人，”索羅斯說。“而我是一個引起分歧的人，因為我被右派妖魔化了。我覺得，我聲援他對他不一定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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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羅斯眼中的信貸危機

英國《金融時報》美國版主編Chrystia Freeland  2009-02-20

2008 年11月5日，大約下午1點，在位於第五大道的公寓裏，索羅斯坐在桃紅色沙發上，左邊是約旦王後努爾(Noor)，右邊椅子上端坐著智囊機構New America的史蒂夫?克萊蒙斯(Steve Clemons)。他們周圍則聚集著一大群各色賓客，其中許多人還在為奧巴馬在格蘭特公園的成功演講激動不已。公寓裏的四台平板電視機都播放了演講。和索羅斯舉辦的大多數晚會一樣，參加晚會的藝術家和政治家比宇宙巨人(Masters of the Universe)還多：在座的有海地總理、該國索羅斯基金會前主席米歇爾?皮埃爾-路易(Michèle Pierre-Louis)、前世界銀行行長詹姆士?沃爾芬森(James Wolfensohn)、沃爾克，以及二十來歲的嘻哈音樂製作人誇西?阿薩爾(Kwasi Asare)。

成功下注奧巴馬

索羅斯喝了一杯濃咖啡，幾分鍾後，和最後一批客人幹了杯香檳。他23歲的兒子亞力山大(Alexander)坐在椅子的扶手上，撥弄著他父親的頭發告別。其他人也都將此視為離席的信號。那晚，索羅斯有點微醺，喜氣洋洋——他有理由開心，因為他很早就認為奧巴馬會勝出。一直伴他左右的政治顧問邁克爾?瓦尚(Michael Vachon)在他的文件中還保存著2004年2月他和索羅斯去芝加哥的一張皺皺的行程表。在那張紙的右上角，瓦尚潦草地寫有“巴拉克哥們”。當時還是參議院候選人的奧巴馬急於會見索羅斯，在他的行程中多次致電索羅斯他們兩人。但是因為行程很滿，索羅斯隻能抽出7點30分在四季酒店用早餐的一點點時間。

索羅斯吃完早餐後“印象深刻”，他讀完奧巴馬自傳後，他堅信奧巴馬是個“人物”。幾個月後的6月7日，索羅斯在他位於上東區的家中為奧巴馬競選參議員舉辦了一場熱鬧的集資會。索羅斯及其家族捐資約法定最高限額的8萬美元。

奧巴馬當時給很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但當希拉裏?克林頓(Hillary Clinton)要競選總統時，幾乎所有大牌紐約民主黨人，特別是年老的那些華爾街人士，受忠誠的驅使並經過深思熟慮，全都站到了他們的本地參議員希拉裏和她的團隊一邊。現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主席、時為法國總統候選人的多米尼克?施特勞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說，索羅斯在2006年告訴他，他支持“那個年輕小夥，巴拉克?奧巴馬。他是第一個這麽對我說的人，並且他是正確的。”2007年1月16日，奧巴馬組建了總統競選試探委員會，索羅斯為其競選捐資並正式支持他。在此之前，索羅斯致電希拉裏?克林頓，告訴了她這個決定。希拉裏對他說：“我希望你在大選時支持我。”

他支持奧巴馬的決定，與他一生都喜歡徹底變革是一脈相承的。他說：“我感到美國距其立國之本越來越遠，是要停下的時候了。”就像在金融市場一樣，索羅斯押在係統性轉型上的政治賭注——支持奧巴馬，以及他早先反對伊拉克戰爭和“反恐戰爭”的態度——得到了回報。

從金融家到思想家

對索羅斯來說，現在，與時代精神相符產生了一個讓人感到高興的後果，那就是人們開始把他真正視為一位美國公共政策問題、特別是金融危機問題的思想家。11月份，他與另外四位同樣收入極高的對衝基金經理一起在國會作證時，人們很尊敬他，甚至對他十分敬重——而不是目前對待億萬富翁金融家的那種主流態度。索羅斯外套尚未脫去，紐約女議員民主黨人卡羅琳?馬洛尼(Carolyn Maloney)就在走廊向他表示問候。“給他準備一間好一點的辦公室”，她跟工作人員說。工作人員正在給索羅斯找作證前的等候室。“他給我們區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還援助了許多好人。”聽證會後，一位議員和一名工作人員來到索羅斯跟前，請他在他的書上簽名。

對索羅斯來說，國會山有人聽他的，更廣泛地說，全球決策者也聽取他的意見，這些都非常重要。但對他來說最重要的——比金錢、比他的基金會的政治成就和社會成就更重要的——是留下不朽的思想財富。他把反身性(reflexivity)形容為“我的主要興趣”。即使在索羅斯通過其基金和基金會在金融和社會領域取得越來越大的成功時，他還是為不能被認為是一位嚴肅的思想家而深感挫敗。在他的最新著作中，有一章冠以“失敗哲學家自傳”，還有一次，他將在維也納大學的講座取名為“失敗的哲學家再次嚐試”。年輕時，他想成為一名學者，但“我的成績不夠好”。

他的第一本書《金融煉金術》“被許多評論家斥責為一個成功的投機商的自我放縱”。這種評論至今在一些圈內流行。在他的最新著作中，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用半章篇幅來寫索羅斯，將他描繪成“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傑出的投機商”。他還對索羅斯在思想領域的“雄心抱負”表示不屑，辛辣地說他“想要全世界像接受他的金融才智一般接受他的哲學思想”。

另一個阻礙索羅斯獲得學術聲望的障礙，是他自己承認他“恐懼”形式數學：“我理解數學概念，但我害怕數學符號，因為你很容易在它們中間迷失方向。”事實證明，這種恐懼不會阻礙他在金融定量世界的成功，但對他在經濟學領域的聲望產生了不利影響。“在學人中間，他的不利因素是無法用流行的數學語言來表達，”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喬?斯蒂格利茨(Joe Stiglitz)說。但斯蒂格利茨相信，他這位朋友的著作已越來越被接受了，這部分多虧了金融危機：“我想，那些對思想感興趣的經濟學家，是把他的作品當作一個思想而認真對待的，這能給他們的思想帶來主意。”

在拉裏?薩默斯看來：“反身性是一個正確的、重要的、並且與社會科學眾多現有思想流派緊密相聯的思想概念。但沒有人像喬治那樣有效地運用哲學概念先賺錢，然後改變世界。”

保羅?沃爾克發表了類似見解：“我認為他具有敏銳的洞察力，雖然有時候他不能像我希望的那樣清晰地表達出來。”他說，總的來說，索羅斯是“一位富於想象力、具有煽動性的思想家……他對市場運作或失靈有著睿智的想法。”

這是索羅斯寫作20年來和他放棄學術50多年來最被主流思想接受的時候。這似乎是個突破。我問他是否仍把自己形容成一個失敗的哲學家，他說不：“我想我實際上在成為一名成功的哲學家。”對他來說，那“顯然”是最重要的人間成就。

“我想這和人類狀況有關，”他說。“事實是我們終將一死，而我們卻想長生不老。可以讓你最接近長生不老的是創造一些你死後仍可存在的東西。財富可以是其中之一，但證據顯示財富不能延續好幾代。然而，如果你能擁有可以經受時間考驗的藝術作品或者哲學著作或者科學成就，那麽你就無限接近永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