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立本：移民研究與探討

丘立本：移民研究與探討

(作者係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曆史研究所研究員)

　　提要：本文作者從中國人口政策、經濟發展戰略及外資在擴大就業中的作用等角度分析了中國對外移民的趨勢，指出：未來中國“移民峰”起落時段也定會比歐洲當年的時段短得多，也有可能比韓國還要短。

　　從世界移民的經驗看我國國際移民的趨勢

　　世界移民的曆史告訴我們：人口稠密的國家，在工業化初期和中期，由於人口的增長,新興工業城市尚無能力吸收大量離開土地的農民，普遍出現人口外流的移民潮。歐洲國家在工業化時期出現的移民大潮，就是最好的例子。

　　歐洲人口的大量外流，從根本上說是社會生產力發展、資本原始積累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歐洲向全球擴展引起的。歐洲產業革命的完成和科技、衛生事業的發展,使歐洲人口死亡率明顯下降,人口增長率急劇上升。1750年歐洲總人口隻有1.4億,到1900年已增至4億。1650-1900年,歐洲人口在世界人口中的比重由18.3%上升至24.9%。歐洲人口的絕對增長是人口大量外流的前提條件,而人口外流的直接原因則是歐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造成的。歐洲資本主義的積累造成人口相對過剩為資本提供產業後備軍,而產業後備軍又是資本主義生產所必須的條件，但相對剩餘人口在數量上不是沒有限度的，它超過了社會所能承受的限度, 就必然引起人口外流。1900-1915年，歐洲掀起空前的移民高潮，平均每年外遷人口達150萬，比19世紀中葉每年外遷人口平均數多四倍。

　　世界曆史又告訴我們：這種多次迭起對外移民浪潮不是永無止境的，在工業化基本完成之後，隨著國內工資的提高，人均收入的增加，人民生活條件的普遍改善，移民高潮就會逐漸低落下來，而當人口生育率出現負增長和人口老齡化進程的加速造成勞動力的嚴重短缺時，原先的移民輸出國就成了移民的淨輸入國。歐洲發達國家都先後經曆了這一曆史過程。這種移民出國潮由低到高再轉低的曲折過程(Emigration transition)猶如駝峰起伏，Philip Martin和Edward Taylor (1996)稱之為“移民峰”(migration hump)。經濟史學家Timothy Hatton和Jeffrey Williamson (1998)運用1850-1914年歐洲15個國家的曆史資料繪製了歐洲移民峰曲線圖並設計了運算每年移民率的公式。社會學家Douglas S. Massey認為，歐洲各國“移民峰”的先後長短不盡相同，從整體上看,大約持續了80-90年，但二戰後經濟快速增長的韓國，從1965年移民峰起到1995年峰落,前後不到40年。

　　移民峰的起落是可計量的。根據Henrik Olesen等學者的研究，戰後移民峰的起點約在人均收入(PPP)1,500美元左右，而終點則約為8,000美元。人均收入1,500美元以下的國家，由於太窮，老百姓支付不了出國費用，自由移民甚少，多為難民；人均1,500美元至8,000美元之間的中等收入國家，經濟條件較好，不少老百姓支付得起出國經費，出現大量自由移民；人均收入達到8,000美元以上的富裕國家，因為太富，老百姓已沒有向外移民的必要了。Olesen認為，人均1,500美元至8,000美元這一階段也可稱之為“移民段”(mi-gration band)，人們仔細查閱世界銀行207個國家和地區的數據就會發現，正是在這“段”上普遍出現移民潮的現象。

　　當然，Olesen的說法隻是就全球總體而言的，具體國家還需具體分析，如上麵提到的戰後韓國，1965年移民潮起時人均收入僅有159美元，而1995年潮落時人均收入則為9,700美元。

　　從微觀層麵研究移民問題,即從移民的動機來看，工資收入的差距雖不是移民的決定性原因，卻也是他們考慮的重要原因之一。

　　Mamadou的研究認為，如果移民輸出國工資收入與輸入國工資收入的比例降到了1：3，也就是說，如果國外工資降到隻有本國工資的3倍，很少人願意冒風險到國外求職，移民就會大量減少或停止。Martin的比例是1：4，而意大利Fainir的研究結果是1:4.5，即國外收入若低於國內的4倍或4.5倍就很少人會放棄本國原有的工作，背井離鄉出外謀生。現在歐洲發達國家之間工資收入雖有差異，但差異小於上述比例，這是歐洲內部國際移民大大減少而來自歐洲以外發展中國家移民日漸增多的重要原因。

　　社會學家告訴我們：移民網絡是實現移民的重要中介，也是一種社會資本，能大大降低移民的成本和風險。移民網絡的存在與否對各國人口國際遷移的狀況影響甚大。移民網絡一旦形成便具有“乘法效應”，並使移民過程獲得自行發展的內在機製，在一定時期內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二戰後德國大量招募土耳其勞工後形成的局麵就是最好的例子。

　　我國是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正處工業化與現代化的進程中。每年淨增勞動力近千萬，中國勞動力總供給大大超過總需求。

　　我國目前正全力以赴地全麵建設小康社會，全國人均收入目前隻達到1,000多美元，預計在2020年才達到人均3,000美元。若按聯合國開發署公布的以實際購買力平價計算，2040年中國人均收入也隻有4,580美元，正處在Henrik Olesen等學者所謂的“移民峰”的“移民段”內。

　　我國目前的工資收入和移居日、美和歐洲發達國家的中國移民的收入差距很大, 例如日本人均收入是中國人均收入的32倍，若按實際購買力平價計則為15倍。另外，我國海外華僑華人3,000多萬，分布在世界100多個國家，血緣、地緣、業緣組織隨處可見，移民網絡布滿全球。

　　從這幾點來看，在完成工業化、實現全麵建成小康社會之前，中國人口的大量向外遷移的現象是不可避免的，因為這是現代化進程一定階段必然產生的一種客觀趨勢，堵是堵不住的，隻能順應這種曆史趨勢，加以引導。我們對今後一段時間內國際移民潮的出現，須有足夠的思想準備。

　　當然，中國移民潮的規模有多大，移民占總人口的百分比是多少，“移民峰”的起迄時段有多長等等，不能從國際經驗和一般規律直接推導，必須進一步研究中國的國情和時代特點。事實上歐洲各國工業化時期雖然普遍出現移民潮，但由於各國國情的不同，人口政策不同，進入工業化的時機和戰略不同，移民潮的大小和移民峰的長短也就有很大的差別。例如，英國和法國同為殖民大國，英國1846-1924年移民人數達到該國1900年人口的41%，而法國卻隻有其人口的1%。又如德國在19世紀末加速發展工業後，外出移民顯著減少，而工業化進程緩慢的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南歐國則直至20世紀的70-80年代才由移民輸出國轉為移民淨輸入國。可見對於具體國家來說，僅僅了解曆史的大趨勢是不夠的，必須進一步研究這個國家的具體情況和特點，尤其必須研究該國與移民問題密切相關的人口政策，分析該國工業化戰略和進程的特點。

　　從我國人口政策和經濟國際定位看對外移民的趨勢

　　中國的人口政策

　　我國人口問題，一是人口數量太大，二是人口增長過快。1949年年底，我國總人口已達5.42億，但由於當時對人口與經濟社會發展的內在關係研究不夠，人口控製未得到足夠的重視，致使建國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人口出生率居高不下，而死亡率急劇下降，導致人口增長過快，出現了1949年至1958年和1972年至1975年的兩次生育高峰。自1978年開始，人口問題引起了黨政領導的重視和科學家的關注，將計劃生育定為基本國策，大力降低生育率，控製了人口的過快增長並促進了生育觀念的轉變。經過近30年的努力，我國少生了3億人口，在社會生產力還不發達的情況下，成功地將生育水平降至世界發達國家的水平，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分別由1970年的33.43‰和25.83‰下降到2003年的12.41‰和6.01‰。婦女總和生育率僅為1.22，不但大大低於2.1的人口更替水平,也低於日本和韓國的婦女總和生育率。中國人口再生產類型實現了從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曆史性轉變。在工業化遠未完成的的情況下實現人口再生產類型的曆史性轉變，這是中國不同於曆史上歐洲發達國家工業化進程的一大特點。歐洲國家人口再生產類型從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轉變是在19世紀末工業化基本完成後才逐漸實現的，在這之前,歐洲人口一直以驚人的速度增長,這是這些國家在工業化進程中出現移民潮的部分原因。以最早完成工業化的英國為例，其人口出生率在1908-1912年時還高達25.2‰，自然增長率高達11.0‰，比我國現在的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高得多。

　　我國有效控製了人口的快速增長，成功實現人口再生產類型的曆史性轉變，大大促進了中國經濟的發展，改善了人民生活，提高綜合國力，緩解了人口給經濟、社會、資源、環境帶來的各項矛盾，同時也大大減輕了人口向外遷移的壓力。這是我們在對照外國經驗時首先應當注意的。

　　中國經濟發展戰略與國際定位

　　我國經濟發展戰略和我國在國際分工中扮演的角色也對移民趨勢產生重大影響。按照產業結構發展的一般規律，在工業化時期，農業在經濟中的比重逐漸下降，工業所占比重逐步上升，工業化完成後，第三產業的比重上升幅度加大，逐漸超過第二產業。我國的經濟發展自然要遵循這一規律。由於我國人口眾多，勞動力資源極為豐富，工人素質較高而價格低廉，工業化起步較早且已形成體係，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根據自己的優勢和強項，大力發展工業(製造業)。2000年我國第二產業即工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重已升至50.2%，大大高於世界平均值(29.8%)，也高於韓國(40.9%)、日本(33.3%)和印度(26.9%)。2001年，我國製成品出口已占全部出口的88.6%，高於世界平均水平(78.0%)，也高於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82.0%)，這說明中國已經是製造業生產和出口大國，成為世界市場製造業產品的生產基地和重要供應商。隨著工業化的快速進展，我國第三產業比重也將大幅上升。我國這一符合國情的發展戰略和定位，吸納了從農村流向城鎮的億萬勞動力，推動了國民經濟高速持續發展，大大減少人口的外流。

　　外資在擴大就業中的作用

　　我國工業化進程的另一特點是大力吸納和利用外資，其數額之大、領域之廣是歐洲工業化時期所未見的，也是發展中國家所罕見的。倫敦《金融時報》的著名中國經濟問題專家馬丁·沃爾夫指出,中國獲得的外國直接投資與GDP的比例跟英國相同，比美國高三倍，比韓國高四倍，比日本高18倍。來華投資的國家和地區逾190個，全球最大500家跨國公司已有450多家來華投資。投資領域主要在製造業，也有一些投向服務業、農業和基礎設施的。據中國統計年鑒的數據，在2000年中國實際利用外資總額中製造業占63.5%，而在外資存量總額中製造業占58.9%。據估計2002年末，在外商投資企業中直接就業人員超過2,350萬人，占中國城鎮勞動人口的比重約11%。也有人認為這個數字太過保守，僅廣東一省直接間接在外商企事業就業的人員就有1,000多萬，全國這麽多省市，其人數應在4,000~5,000萬。我們暫時還無法獲得確切的數字，但有一點是確定的，那就是至今為止，中國累計引進了5,450億美元的外資，這些外資在華開辦了49萬多家外企，擴大了勞工求職機會，解決了數千萬中國人的就業問題，從而避免了大量人口的外流。

　　又據韓國中央銀行金融經濟研究院2005年9月26日公布的《亞洲經濟的未來報告書》預測，中國人均GDP收入將由2003年的1100美元增至2040年的15000美元，約為那時美國日本的四分之一。

　　如果上述的預測大體上不錯的話，35年後，中國人均收入已遠遠超過Henrik Olesen所謂的8,000美元的“移民段”的上線，而海外移民人均最高收入也僅僅相當於Mamadou所說的國內人均收入的4倍，若按PPP計則不及4倍，中國移民，特別是勞工移民將大大減少，中國“移民峰”峰起峰落時段會比歐洲當年的時段短得多。英國學者Ronald Skeldon就認為，由於實行計劃生育，再加上已進入老齡化社會，用不了多久中國就可能由移民輸出國變為移民淨輸入國。

　　總之，由於中國政府抓住經濟全球化時代所提供的機遇，發揮後發效應，控製了人口的過速增長，選擇了發展工業建成全球工業製成品生產和供應基地的戰略，加速城市化進程，吸納了來自農村的億萬勞動力，同時大量引進外資，實現了國際資本與中國勞力資源在中國大地的有效配置，擴大就業途徑，大大減輕勞動力外流的壓力，未來20~30年內，中國對外移民潮不會像歐洲工業化時期那樣，平均以總人口12%的比例湧向外國，中國對外移民潮將以比歐洲當時低得多的比例出現。同時，由於中國經濟保持長期高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中國正在落實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未來中國“移民峰”起落時段也定會比歐洲當年的時段短得多，也有可能比韓國還要短。

　　雖然如此，中國的工業化是在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中進行的，中國一國的總人口遠比發達國家人口總和8.16億多近5億，中國城鄉就業人員7.3億，比發達國家就業人口4.3億還多出3億。中國雖實行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每年新生兒仍多達1,700多萬,估計到本世紀30年代中期，峰值達到14.5億左右，也有人估計將達到16億。中國現在每年淨增勞動力近1,000萬,農村剩餘勞動力2億多，就業形勢仍是嚴峻的。如果中國在未來30年裏有1%的人口向外遷移就是1,400多萬，有4%的人口外遷就超過全歐洲1846~1924年近80年對外移民的總和。4%相對於中國總人口來說是個小數，但其絕對量對於人口日益減少的發達國家,尤其是歐洲來說卻是個不小的數字。據聯合國人口署的預測，2050年，歐洲人口將減少9,600萬，如果沒有新移民到來，則將減少1.39億人。在這種形勢下，中國今後30年移民潮的規模、成分和走向及其影響等不能不引起世界各國尤其是歐洲國家的嚴重關切，為了順利地和平崛起，中國也麵臨著如何在解決國內充分就業的同時引導中國移民在國際分工中發揮積極作用，既能促進中國發展又對居住國做出貢獻的重大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