闖蕩華爾街
有多少愛可以重來 有多少人值得等待 因我自橫刀向天笑 故我自立馬冷眼瞧
正文
零頻道鄭瓊：很多人類精神財富和我們無關
1、絕望：
2006年5月初的時候，我第一次看到這些好片子是第一次參加北美最大紀錄片節叫HotDocs，看完之後我就一直在那流淚。那些眼淚其實是一種更深的絕望，你看到另外一個世界的東西，但是那個世界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的。那是人類的共同精神財富，但是跟我們完全無關。
2、封閉：
今天，中國還是非常封閉的。這麽多優秀紀錄片，它的內容其實是符合人類未來美好的方向的，傳遞一種極其正向的東西，而且它既不反黨也不反社會，超越任何意識形態，彰顯人性美好和光明的部分，但是傳播非常困難，沒有公共渠道，也許渠道都被垃圾占領了。
3、係統：
我們是在一個幾千年權力文化的封閉係統裏，是一個求同的的、從眾的，要一樣，要大而全的。我們很多都是要先政治正確的，立論要正確無比的、是輝煌的，然後再求證，這不是一個探索的態度，是一個狂妄的，結論先行的組織聲明，是演講，不是交流。沒有個人，都是一個聲音。在這樣的環境中如果沒有深刻的覺察，就像《盲山》的導演李揚講的那樣，把你捆起來放在缸子裏，放久了，後來把缸子打碎了，把捆綁的繩子給鉸斷了，你還是不會動彈。
4、不易：
這就好比是你要吃一塊不含三聚氰胺的豆腐，你得自己來一個豆腐店，開完豆腐店，然後又去包下來100畝地，去種有機黃豆，最後終於你可以安心吃下這塊安全而又美好的豆腐。不過也好，捎帶的結果是，其他人也可以進來分享這些無害而且有益的有機食品。但是在中國不都得這樣嘛，買房子你得成為房地產專家，裝修專家，也不是我們一家不容易，大家都不容易。
5、理想 ：
所謂理想，是你無條件的喜歡，願意去為他付出所有。隻要你想做沒有人能阻止你，你會想方設法，我覺得所有的資源都會流到這邊來，隻要你有足夠的誠意你可以感動所有的磁場向你靠攏。
6、工作：
我覺得做不喜歡的工作是浪費生命。你的生命，你不去珍惜她，善待她，讓她違背自己的意願在生長，痛苦是你自己的，為什麽要這樣呢？
7、有病：
過去幾年我們在很多地方都放過片子，包括中央台，開始也有人特別好奇，覺得你們是不是有病啊？免費拿來放，還自帶翻譯過去，有資料給看。他們覺得很奇怪你們為什麽要做這個事情，你們有什麽目的？我從來不自認為是一個高尚的人。我同事開玩笑說，這些片子都太很好，我們看完以後隻能在辦公室咬桌子，我們想要讓更多的人看到，不想一個人咬桌子。我也是，想讓更多的人看到這些東西。
8、分享：
我們可能受挫太多，上帝讓你比較早的就知道了：你無法改變世界。而且對於我們來講其實做這些事情初衷也不是要去改變世界，我覺得就是分享一些好東西吧，分享美好是人的一個天性。我自己看了覺得很愉快，覺得一下子震撼了，包括流眼淚。我覺得好片子看完以後就想把手張開在陽光下奔跑，在精神上有一個極大的滿足，跟人分享會讓這種滿足感和愉悅感放大。
9、堅持：
放棄理想比堅持理想更難。我們公司已經有10年了，頭五年一直想關門，每年都想關門每年都沒關成。我覺得是命運，其實你放棄不做這個做什麽？我們就是死熬，熬三年還不死就能活下來。我的最終目標就是把公司做死，在公司死之前任何一天都是賺的。
10、自己：
我並沒有想去承載這個國家、民族、社會的巨大責任，我覺得沒有，那些東西不是我的初衷，可能是別人的，我也不希望別人扣在我身上，我非常不舒服。那感覺就好像走在路上被人扣上一個巨大的帽子，很搞怪。
完整稿：
李國盛：我很羨慕您，能看到這麽多人類最優秀的紀錄片。
鄭瓊：是啊 第一次覺得我的工作和其他人不太一樣的時候，是05年看《山有多高》（台灣導演湯湘竹《原鄉三部曲》中的第二部），看完淚流滿麵。我第一次感覺到工作除了能讓我養活自己，給我一個生存的尊嚴外，還可以經常被感動，心靈可以得到清洗，很愉快，內心充滿無盡的慶幸和感激，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基本上我每次去參加國外參加紀錄片節，也是絕大部分時間都呆在看片室，那種時候就好像突然從現實當中一下子抽離出來一樣，在那樣一個文化資源豐盈的空間裏，獨自享受文明世界的精神財富，真是覺得很幸福。
李國盛：中國觀眾能看到這些優秀的紀錄片有多少？
鄭瓊：極少，其實有時候我覺得很詭異。我們公司所有的片子在國內其他地方都找不到。後來我發現中國人的資訊通道是特別特別窄的。一開始的時候我們可能還會有一點點的虛榮心：哈哈，隻有我們有，其他地方都沒有。但是到後來發現這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你看完這些東西後找不到人溝通去！
李國盛：有了互聯網之後這方麵的資訊還這麽缺乏？
鄭瓊：互聯網隻是一個技術，實際上到今天為止我覺得中國還是非常封閉的，一個人真正的有2000多年曆史的封閉係統，心態的封閉，通道的封閉。這麽多優秀紀錄片，它的內容其實是符合人類未來美好的方向的，傳遞一種極其正向的東西，而且它既不反黨也不反社會，超越任何意識形態，彰顯人性美好和光明的部分，但是傳播非常困難，沒有公共渠道，也許渠道都被垃圾占領了。
李國盛：把世界其他國家的好書引進國內的事情，有很多人在做。為什麽沒有很多人做引進好片子的事情？
鄭瓊：我覺得可能有現實上的障礙吧。書可以通過買版號來做，版號成本小，進入的門檻低。紀錄片在國外都是獨立製作人或製片公司去做，非常活躍，電視台、電影院和各種社區在放，還可以做成家庭錄像帶，他們有很多渠道可以展示，人家也沒有盜版市場，但在中國第一沒有藝術院線。第二電視台很少播純粹藝術類紀錄片，所以進來以後的落地是非常困難的。還有政策上的限製，沒法跟那些所謂大片去搶限額，它進來以後沒有通路，沒有出口，沒有適合這個介質傳播的合法的公共渠道。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我們會因此而生生錯過分享人類這些共同的精神財富的機會。這些東西真的不是國外的，它是人類的！從05年開始，我們就拿著這些好片子到處給人做免費展映，大學，俱樂部，還有一些媒體單位，有時候還自帶翻譯，後來人手不夠，就每周四固定在辦公室放映，每次都有20多人左右。到今天差不多做了700場。看到的人都很喜歡。
李國盛：這個困難是因為沒有落地沒有渠道，而不是中國公眾不欣賞？
鄭瓊：我覺得中國觀眾是有這個需求的。我在德國看《永遠》這個片子的時候感觸特別深。德國紀錄片節有9天，8天的時間都在看片子。我當時是想快速看，因為片子太多，想多看點，但是不行，你看著看著就被吸進去了，發現一幀都不想放過。那部片子特別深的觸動我。那樣的好片子，你甚至會覺得看過它後，即使坐飛機掉下來也值！“朝聞道夕死可矣”而且很幸運我們很快拿到這個片子的樣片，然後辦公室人看到了也很震撼。我們看完以後就和中央台聯係和很多媒體單位聯係，免費給他們做展映。基本上片子到哪兒，就哪裏倒一片。雖然我們從小吃垃圾和尿素長大，但究竟還是人類的胃，對好東西還是有反應。
李國盛：普世的情感。
鄭瓊：對! 普世的情感。去年我在哥本哈根參加一個國際紀錄片節，認識一個人，叫Esther，歐洲的一個發行公司，First Hand Films ，她們在瑞士德國都有辦公室，我非常喜歡她們對自己的介紹。我覺得她說出了我們一直想說但說不來的話。
她稱她們是愛的勞工（Labor of Love），她們最大的驕傲是她們持續不斷在全世界銷售多年那些充滿愛的影片，First Hand Films的選片標準是，她們的影片讓人笑、讓人哭、讓人相愛並讓人學到點什麽。當電影製作人帶我們進入一個全新的領域，當他們給我們講一個我們從來不知道還存在這個世界上的故事，當他們帶著我們穿過地獄再回來，當他們踏著彩虹和我們一起，當我們學到點什麽關於這個複雜的世界。
當我們跟隨影片中的男主人公或女主人公，在他們的故事中期盼、微笑或者隻是好奇，當所有的情感都傳達出一個宣言，一個政治的宣言，一個人類的宣言，或者電影導演自我的宣言，當誠意和幻想充滿在這些影像裏，當。。在一個小時或者二個小時後，故事達到高潮而結束，我們重新回到現實中，能夠發現一個跟從前再也不一樣的世界。。。這樣的影片就是我們在尋找的影片。
她們的每一句話都充滿詩意，我覺得都說到人心坎裏去了。
我們正在做的也是這樣的事情，你推廣或者宣揚出去的片子都是充滿愛和智慧的，我會覺得這種東西對人有很深遠的影響，它至少在那一霎那會讓你內心逐漸柔軟起來，也讓這個世界不那麽緊繃。
李國盛：我看你們網站介紹零頻道是中國最早也是唯一一家活著的紀錄片發行公司？
鄭瓊：是。
李國盛：如果這個行業隻有唯一的話，不是壟斷就是很難賺錢。
鄭瓊：是的。我有一個朋友，高曉蒙，《大國崛起》的製片人，每過兩年就給我打個電話，問，鄭瓊，你們還活著嗎？我說活著呢，他不相信，非要來看一下。可能每個人都會覺得很奇怪。可能大家比較習慣那種好像做點好事或者做點符合人類美好方向的事情的就該是慘兮兮的狀態。我覺得我個人不是很喜歡中國文化或者中國人的那種慣性思維，比如說你覺得你很有理想，所以你現實很落魄，因為我做了紀錄片，所以我就占有了道德資源，全世界的人都欠我的，我就應該擁有某種特殊的權利，對所有人都可以呼來呼去似的。我覺得不是這樣的道理。在中國做事，在地球上做事，沒有人是容易的，每個人都需要對自己負責，特別是在中國當下一個臣民心態的國家，更是要有這種對自己負責的心態，或者說是公民心態。你要有應付現實的能力，同時可以懷揣一些什麽，而不是因為我懷揣理想，所以全世界欠我的。那不是一個真正獨立的成人或者生命狀態，是一個未成年的“臣民”心態。你自己選擇的道路，自己負責。也沒必要自戀似的誇大你的困難或者苦難，誰都不容易。
李國盛：《姐妹》這個片子三家公司都沒有做起來，你們做這個片子很成功，有什麽經驗？
鄭瓊：我覺得還是專業吧，我覺得在商業操作層麵上，專業是可以長久活下去的，在一個市場環境裏應該是這樣的，在一個不是一個純市場的環境裏，更應該要專業。我們回頭看這幾年走過的路，到今天還沒死最重要的原因還在於我們追求或者努力變得更專業，“行動帶來希望、專業才有效率、專注創造奇跡”，所以一定要專業。如果不專業，想靠其他的一些手段是不可能長久的。我們接《姐妹》是因為我們有很多年的發行經曆，我們從來也不會跟電視台有吃飯喝酒的這種來往。我們始終相信，內容最重要。你的專業就在於你知道你的內容的價值，而且也清楚客戶的需求，你把你的資源整合起來滿足他的一部分需求，這就是成功的商業或者是一個好的deal、一個好的生意，就是這樣的，我覺得很簡單。所以很多人到我們公司，看到我們的同事，覺得很奇怪也很特別，跟外麵所有公司的人都不一樣。我也很高興我們所有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從心底裏認同這些東西。
李國盛：今天，您為什麽要給這些紀錄片從業者做培訓？
鄭瓊：說來有點話長。我第一次看到這些好片子是第一次參加北美最大紀錄片節叫HotDocs，2006年5月初的時候，基本上也是8天，我在裏麵在看片室待了七天，看完之後剛好大會有一個中國的誌願者住在多倫多，最後一天她來找我。其實看片室很少有人，那天就隻有我，結束的時候，房間一片漆黑，他們把燈也關了，看完之後我就一直在那流淚，我的朋友後來過來了，我們倆就那樣一起傻傻的坐在過道上靜靜的流眼淚，其實我們不是很熟，我們之前也並沒有做太多的交流，但是我很清楚我們都知道對方為什麽流眼淚，而且是那種無法用語言描摹出來的感受。在這之前我在東方衛視做一個欄目叫《東方全紀錄》，主要播中國的片子，那個欄目我基本上都不看，第一它不吸引你進去，第二因為你看完以後會覺得很絕望，這種絕望是一種對封閉係統自圓自話的絕望，但是那次在HotDocs看到那麽多那麽好片子，那些眼淚其實是一種更深的絕望，你看到另外一個世界的東西，但是那個世界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的。當時特別深刻的感受，我到今天都還記得。所以我覺得是很多東西慢慢積累著，一步步把你指引到這個方向的，先是看到好片子，然後把好片子拿來給大家看，跟人分享，然後希望又找到這些好片子後麵的東西，所以就開始來做培訓這一塊，請好片子背後的國際製作人、製片人或者在國際上獲得認可的中國的製作人、製片人一起來跟大家分享他們做片子的道道和經驗。從05年開始，我們到現在已經做了11期了，基本上每年3-4期，總共已經有超過100人參加過這個培訓。
李國盛：您剛說這個東西和我們沒關係是指什麽？
鄭瓊：那個會之前從來沒有中國人。如果我不進去也不知道，中國沒有人關注這個事情。那樣美好的東西是不在我的世界裏，不在我存在的現實世界裏的。那是人類的共同精神財富，但是跟我們完全無關。
李國盛：您之前提到過：“中國紀錄片和國外紀錄片有一百年的差距”，我理解的這個差距不是指某個環節，而是整個係統，是兩個生命係統的對比。
鄭瓊：我覺得一個是文明世界，越來越完善的生命係統，另一個是不停地陷落，不停地沉淪的非文明世界，一個權力文化在主宰一切的非生命的異化係統。
李國盛：兩個生態係統競爭，我覺得至少從兩個方麵分析，一個是基因層麵，是不是在基因層就有問題？還有環境層麵沒有設定好，導致基因層麵沒有發揮出來？
鄭瓊：我部分同意你的說法，確實有這樣的原因。在環境層麵，製度的那部分“毒”的東西已經滲透到骨髓裏麵去了，製度的“毒”變成了文化上的“毒”，人的自由意誌的濫用，導致基因惡性扭轉，而且沒有底線，無法逆轉。
李國盛：您感覺在環境上，在體製上哪是最大製約？
鄭瓊：我們這個體製和別的體製不一樣，我們是在一個幾千年權力文化的封閉係統裏，是一個求同的的、從眾的，要一樣，要大而全的，西方文明是尊重個體生命的，推崇個性的，重個人表達，是直接的一手的個人的經驗，而且是開放的，多元的。我們很多都是要先政治正確的，立論要正確無比的、是輝煌的，然後再求證，這不是一個探索的態度，是一個狂妄的，結論先行的組織聲明，是演講，不是交流。沒有個人，都是一個聲音。在這樣的環境中如果沒有深刻的覺察，就像《盲山》的導演李揚講的那樣，把你捆起來放在缸子裏，放久了，後來把缸子打碎了，把捆綁的繩子給鉸斷了，你還是不會動彈。
所以，環境和製度永遠都是外因吧。哪天這些限製突然沒有，你自己並不擁有獨立優雅表達的能力，還是沒用。
而且我一直認為，真正的藝術是應該提倡什麽，倡導什麽或者張揚什麽，而不是一個排泄行為，不是泄憤。憤怒出來的都是苦毒，影響自己也汙染他人。當然這個體製也確實是不如人意，但是更可怕的是我們那些根深蒂固的習慣性思維，我們比較習慣於給自己一個假想敵，特別是外部環境是最容易被裝扮成我們的假想敵，有時候敵人其實是自己，所有的外在自由都可以被剝奪，但是你對一個短期無法改變的現實的態度是任何人都無法左右的，你內心的自由誰都沒法剝奪。自己的內心開放度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特別是在當下中國這樣的一個背景下。
李國盛：我聽您的課的時候，您講到文化的問題，請您再談一下。
鄭瓊：我覺得製度上的問題很多開始變成文化的問題。比如：權力文化、消費文化、暴力文化，大家長久浸淫其中很多事情不覺得不正常了，權力就是精神鴉片，而且沒有一個對更大的力量的敬畏，人很容易在不知覺中就成了變形金剛，成了非人類。很可怕。
李國盛：剛才提到紀錄片的一些問題，有沒有一些好轉跡象？
鄭瓊：說句心裏話我覺得整體還是挺悲觀的，不過也不絕望。
李國盛：別人怎麽看待您？
鄭瓊：我有時候很反感很多人問，你為什麽喜歡紀錄片？其實我好像我從來都沒有說過，“我喜歡紀錄片”。我覺得紀錄片就是一個形式而已，是一個手段，“我很喜歡這個手段”-我不知道，我好像覺得邏輯不通。而且很多時候仿佛“喜歡紀錄片”讓一些人變得很特別，似乎又衍變成另外一種道德優越，一種特別權力。我不是很喜歡這種感覺。“為什麽做這個事情？”我也反問過很多次我自己，我為什麽會去做這個事情呢，有時候我也回答不上來，可能是我比較喜歡的工作，做這個事情是一個興趣，讓我感覺每天都是新的，人在不停的被更新。我覺得這種感覺很好。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工作，我並沒有想去承載這個國家、民族、社會的巨大責任，我覺得沒有，那些東西不是我的初衷，可能是別人的，我也不希望別人扣在我身上，我非常不舒服。那感覺就好像走在路上被人扣上一個巨大的帽子，很搞怪。
李國盛：您現在理想是什麽？
鄭瓊：我現在開始轉到做片子，我希望慢慢轉到來靠我自己對世界的理解，來表達我自己的觀點、看法生存或生活在這個世界裏。
李國盛：我對您的身份一直理解是中介者，您現在也涉足到具體做拍片子的事情？
鄭瓊：拍片子是我個人的選擇。零頻道公司的理想是想在中國做一個真正的紀錄片節。現在我們也在籌備這個事情。特別難。商業部分的東西募集錢，這我可以解決。但是政府沒有說你可以也沒有說你不可以。我不知道去哪裏獲得官方申請。這5個多月以來我一直在跑這個事情，處處受挫，我覺得不是我一個人抑鬱，整個公司參與的人都很抑鬱。有時候感覺，我們是“報國無門”啊。
李國盛：北京這種活動多了，政府並不在乎。地方政府會不會更有興趣？
鄭瓊：是的，我個人比較偏向一些沿海的海濱城市來做。在法國有一個海邊城市在做“陽光紀錄片節”，它做這樣的文化活動提高整個城市的文化品質，我覺得是特別好的事情，因為中國很多城市是千人一麵，如果你在一個城市長期做這樣的文化活動，跟其他城市的差異性以及自身的個性很容易凸顯出來，而且我覺得對城市文化品質的提升是很有幫助的，
李國盛：所謂愛好城市運營的市長們應該很感興趣。找到了嗎？
鄭瓊：我們正在滿世界的找。
李國盛：紀錄片節都做什麽事情？
鄭瓊：紀錄片節是全世界紀錄片人一個非常重要的交流平台，主要是做展映、主題研討、工作坊和市場交易活動。紀錄片節在國外基本上都是非盈利組織在做的，我們要做的這個國際紀錄片論壇實際上也是一個非營利活動，但是我們是以公司名義在做。今年12月份舉辦，主要分成兩部分，一個是展映，就是放全世界最好、最新的獲獎紀錄片。第二個請全世界最頂尖的導演到中國來交流。今年主要就是這兩塊，我希望能長期辦下去。以後我們除了展映和研討會之外，還可以利用我們這樣多年做紀錄片訓練營的經驗來開設工作坊，包括搭建紀錄片交易平台，讓一些真正有能力有專業水準和良好職業素質的製作人給播出機構或者基金會去做一些預售。我這邊做培訓的時候，有很多人已經知道這種操作方式了，到那個時候來做預售融資來拍片是有可能的。我自己也想明年或者後年做一個紀錄片基金，這樣的話可以從社會上募集一些錢來推動這部分教育的工作。
李國盛：我覺得您很辛苦。如果我們拿傳統行業對比，您是以經銷商身份搭建融資平台給廠商，同時還要親自培訓廠商怎麽樣生產好產品，生產出產品後還要搭建交易平台幫助銷售。
鄭瓊：是啊 這就好比是你要吃一塊不含三聚氰胺的豆腐，你得自己來一個豆腐店，開完豆腐店，然後又去包下來100畝地，去種有機黃豆，最後終於你可以安心吃下這塊安全而又美好的豆腐。不過也好，捎帶的結果是，其他人也可以進來分享這些無害而且有益的有機食品。但是在中國不都得這樣嘛，買房子你得成為房地產專家，裝修專家，也不是我們一家不容易，大家都不容易。
我從來不自認為是一個高尚的人。我做這些是覺得這是唯一的一條可以把你真正想做的事情持續的走下去的道路。換做任何一個想推動這個行業的人都會這麽幹。如果沒有人看到這個片子，電視台怎麽會播這個片子？所有人不知道這個好片子怎麽做出來的，你怎麽去讓他做出好片子來？
這是現實可操作的方式，不是說我們這群人多高尚，專門做不賺錢的事情。
我們就是死熬，熬三年還不死就能活下來。我的最終目標就是把公司做死，在公司死之前任何一天都是賺的。
李國盛：這和一般公司以利潤最大為目標不同。
鄭瓊：放棄理想比堅持理想更難。我們公司已經有10年了，頭五年一直想關門，每年都想關門每年都沒關成。我覺得是命運，其實你放棄不做這個做什麽？
李國盛：我建議你們選一些好片子在阿拉善SEE生態協會的理事會上放一下，應該會有不少企業家覺得這個事情靠譜。
鄭瓊：是，我們也想盡快讓這些人群看到，但是需要時間，需要人手，需要資源，慢慢來吧。過去幾年我們在很多地方都放過片子，包括中央台，開始也有人特別好奇，覺得你們是不是有病啊？免費拿來放，還自帶翻譯過去，有資料給看。他們覺得很奇怪你們為什麽要做這個事情，你們有什麽目的？我同事開玩笑說，這些片子都太很好，我們看完以後隻能在辦公室咬桌子，我們想要讓更多的人看到，不想一個人咬桌子。我也是，想讓更多的人看到這些東西。
李國盛：有本書《如何改變世界》，講的是一群理想主義者。
鄭瓊：我對於理想主義者比較敬而遠之啊，我覺得人是沒辦法改變世界的，我也不是理想主義者，我是一個現實主義者。非得扣一頂理想主義大帽的話，也是一個從現實出發的理想主義者。
關於改變世界，可以跟你分享一段好玩的話，一個墓誌銘，是安葬在西敏寺的英國國教主教的，他說：我年少時，意氣風發，躊躇滿誌，當時曾夢想要改變世界，但當我年事漸長，閱曆增多，我發覺自己無力改變世界，於是我縮小了範圍，決定改變我的國家。但這個目標還是太大了。接著我步入了中年，無奈之餘，我將試圖改變的對象鎖定在最親密的家人身上。但天不從人願，他們個個還是維持原樣。當我垂垂老矣，我終於頓悟了一些事：我應該先改變自己，用以身作則的方式影響家人。若我能先當家人的榜樣，也許下一步就能改善我的國家，再後來我甚至可能改造整個世界，誰知道呢?
我們可能受挫太多，上帝讓你比較早的就知道了：你無法改變世界。而且對於我們來講其實做這些事情初衷也不是要去改變世界，我覺得就是分享一些好東西吧，分享美好是人的一個天性。我自己看了覺得很愉快，覺得一下子震撼了，包括流眼淚。我覺得好片子看完以後就想把手張開在陽光下奔跑，在精神上有一個極大的滿足，跟人分享會讓這種滿足感和愉悅感放大。
李國盛：你們除了想做紀錄片節之外還想做基金會？
鄭瓊：我想做一個基金會，我覺得這是一個必然的模式。
李國盛：基金會要做什麽事情？
鄭瓊：我們通過基金會做活動募集一些錢，然後做展映，做紀錄片論壇或者是紀錄片節，紀錄片節初期基本上也是不能賺錢的，我想用公益或者慈善的方式來啟動來開始。
李國盛：您看最優秀的紀錄片很快樂，做自己最喜歡的事情也很快樂，您很幸運。
鄭瓊：我覺得每個人都應該是這樣的吧，你不做自己喜歡的事情，那每一分鍾不都是跟自己對著幹，多違背人性啊。其實做什麽都是自己的選擇。
李國盛：王育琨先生有篇文章提到“如果你不喜歡這個工作，早晚會被喜歡這個工作的人打敗。”
鄭瓊：不是為了打敗，但是我覺得做不喜歡的工作是浪費生命。你的生命，你不去珍惜她，善待她，讓她違背自己的意願在生長，痛苦是你自己的，為什麽要這樣呢？
李國盛：紀錄片以講故事的方式來進行表達和溝通，您怎麽看中國紀錄片人的表達溝通能力？
鄭瓊：我一直覺得中國人沒有溝通方式。這個話說起來很長。你可以仔細觀察你周圍，你會發現，很多很熱鬧的場合，用英文講就是“speak a lot but no communication.我一直覺得中國人沒有溝通方式，很好玩的一個事情，很多人都隻有說話的願望，沒有傾聽，或者他有一個很好的東西，但是他卻以一種很暴力、惡劣的方式砸到你那裏，其實你那邊還是沒有接收到，這個溝通完全無效。我覺得講故事的方式是紀錄片或者電影一個比較有效地溝通方式。
關於溝通方式的思考，在電影《通天塔》裏表達得淋漓盡致。有效溝通的橋梁上需要很多東西：溝通的願望，全然的信任、放下偏見和經驗保持一種不確定的心態；溝通的溝壑裏橫躺了太多障礙：太多的不信任，太多的先入為主的假設，太多自以為是的判斷。。。這不是指別人，我也這樣，我們都是在這個文化係統中長大，模式都是一樣。很多時候是受害者，同時在不自覺中又變成施害者。
所以在沒有良好溝通模式的文化係統中，希望紀錄片人能站在觀眾的角度去更多去考慮觀者的感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李國盛：昨天你講一個案例同樣一個事情用兩種不同的敘事方法表述，同樣的素材剪切的片子，一個有吸引力，一個沒有吸引力，差距的核心在哪裏？
鄭瓊：有幾個層麵的原因，就我了解中國導演做紀錄片之前大部分是沒有調研的，比方說他感覺一個人很有意思，他就借一個設備跟著拍，吃飯也拍，上廁所也拍，他說我拍了10年了，拍了500小時的素材。但是究竟要講什麽？他自己也不知道。
講故事的能力比較弱。還是跟視野，跟專業，跟文化習慣跟思維方式有關。
總體來講，有這些原因，第一，整體視野狹窄， 單一思維的一個封閉係統，很容易自大，然後自大到自戀，自戀發展到完全的故步自封，自己給自己下套，建立圍牆，阻擋了打開看世界的可能性，也形成了從封閉到更封閉的一個惡性循環。
第二,文化上的貧弱 因為沒有開放的心態，也缺少渠道讓新鮮的營養進來，在封閉的權力文化醬缸裏自圓自畫，出來的都是些不倫不類的近親繁殖的怪胎。
第三，專業不足 凡事都有它自身的道道，影像本身也是一樣，觀點已經不足了，加上童子功、基本功的缺乏，更是無法有效的表達 。
所以對生活在這樣一個封閉係統的創作人員來講，一定要有一個真正開放的心態，要有覺察，能夠掙脫出權力文化的桎梏，回歸人本回歸常識去看問題，以一個多元和建設性的態度，去思考，去吸收更多營養。另外在影像專業上要做功課，比如像操作層麵的前期調研，製作環節的精益求精。。等等。
李國盛：我覺得短板還是思想層麵。
鄭瓊：當然當然，錢永遠不是問題，做得不夠好永遠都不隻是錢的問題。即使現在有人給你300萬，也未必能出來好片子。
李國盛：人類大部分還是喜歡娛樂，在這個大背景下，紀錄片永遠是非主流？
鄭瓊：從大的普遍意義來講是這樣的。
李國盛：那你們是不是有些悲觀？
鄭瓊：很多人參合的事情未必是一件好事，集體無意識？總體而言，我們做現在這個事情還是比較愉快的。我最近剛看了一本書《追尋生命的意義》，作者是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幸存者，他在集中營待了4年，他描述集中營的生活是“短暫性的存在”，更準確地講是“無期限的短暫性的存在”，我有時候覺得我們就是這樣的狀態，這種狀態你怎麽活下去呢，或者你怎麽讓生命延續下去呢？他說，要找到生命的意義，而且有這樣三個不同的途徑去發現生命的意義，第一個是通過創造某一種工作或者做某一件實事，第二個通過體驗某一件事情或者遇見某一個人。第三個是你對待不可避免的痛苦的態度。我覺得我們應該是第一個和第三個。做所有事情的過程中都會有一些這樣那樣的尷尬、挫折和痛苦是你無法避免的，但我覺得你始終可以保持一種自由，就是你怎麽看待的自由，就是這種態度上的自由，否則這個事情沒法做。
李國盛：您看過的最優秀紀錄片是哪部？
鄭瓊：還是《永遠》。我每看一次都覺得有不一樣的感受，畫麵也很美。它講的是法國拉雪茲墓地，那個墓地大部分都是藝術家，有名的和不怎麽有名的，像肖邦，普魯斯特。有很多藝術家埋在那裏，很多人會去看他們，這些人也不是死者的後人，比如有個老太太每天都去，把普魯斯特墓地打掃得幹幹淨淨，給墓碑旁邊的花花草草澆水，隨口朗誦出躺在地上的那個亡者的詩歌或文章。這些人是很優雅的活著，那種狀態讓人很神往，那個片子的主題探討的就是藝術對生命的重要性。
李國盛：國內的導演那個比較好？
鄭瓊：國內特別認真的導演像蔣樾、陳為軍等，我覺得都不錯，但不是很多。這都是獨立製作人。要做出一個好的紀錄片，你需要有足夠的誠意。第二個你要有技術，你要會講故事，這個層麵的技術還是很重要。這兩樣都有的人不是很多。
李國盛：您說第一個是“誠意”？
鄭瓊：就是你要誠實，這非常重要，任何一個藝術形式包括文字都是這樣的，你先要有誠意，要對自己誠實，對自己坦誠，對你拍攝對象的誠意，對公眾的誠意，這很重要。
李國盛：有了誠意之後，堅持下去。隻要有死也要做這個事情的勁頭，這個事情準能成。
鄭瓊：有著純粹對這個東西的熱愛，這種東西的驅使再加上一些專業背景，這樣做出來的事情才是精品。不用談什麽理想，我覺得所謂的理想就是這個工作沒有錢給你，你做還是不做，要是你還做，ok這就是理想。所謂理想，是你無條件的喜歡，願意去為他付出所有。隻要你想做沒有人能阻止你，你會想方設法，我覺得所有的資源都會流到這邊來，隻要你有足夠的誠意你可以感動所有的磁場向你靠攏。
李國盛：《秘密》這個片子講的就是這個。
鄭瓊：是嘛，我沒看過。你要專心和專注，把自己該做的100件事情做完了，剩下的是上帝的事情，不要譖越上帝，去替他做決定就可以了。
李國盛：是什麽深層次原因推動您今天做這個事情？
鄭瓊：我也很難講清楚為什麽這樣。我覺得自己走到今天這一步，一定是有原因的，但是我可能也說不清楚。可能紀錄片的內容當中有很多跟你對路的東西，影像上有很多美和極致的東西，有一些很溫暖的東西，而且它呈現了一些比較真實的狀態或者是現實的東西，還有思考，這些可能跟自己的趣味比較相通，有這樣一句話，“沒有靈魂的應允和合作，所有的事情都不會發生在你身上。”我覺得是有原因的，隻是我們可能無法清晰地表達出來，其實不是說無緣無故這樣的，原來以為是是偶然的，但現在覺得是必然的。
李國盛：我覺得很多事情從少年、童年就種下了這個基因種子。
鄭瓊：我很同意，我小時候在農村長大，我媽媽是農村出來的，我爸爸其實也是農村出來，在鐵路，家裏是那種半工半農的。我小時候在外婆家長大，在一個山腳下，我覺得小時候是很快樂的，在山上，在水裏，全部和自然是一體的，這些東西可能後來一直會讓你對周圍有生命的東西都保留了一種友好溫暖的情感。後來我到北京的時候，很容易變成一個環保團體當中的一分子，先是一個參與者，後來是重要的組織者又是參與者。還有前不久被叫去參加一個動物保護記錄沙龍，現在一天到晚收到她們的一些郵件，我純粹在中間瞎忽悠。我其實也不是什麽動物保護分子，但我就很容易被這些牽引。我覺得這是從小種下的種子。做紀錄片也是，它跟文學是一脈相承的。我小時候爸爸老從單位借些書出來帶回家，我也看，小學三年級就開始看小說，上初中的時候不間斷地看一些大型文學刊物，比如像收獲，十月，中篇小說選刊，鍾山，譯林。。。所以他們有時候問紀錄片是你最愛嗎？我覺得不是。我一直覺得文字讓我更親近。但是現在你發現好的紀錄片常常會讓你動容，這種被感動，被觸動的過程很美好，有時候想想，這個世界還有這樣多的讓你喜歡，給你溫暖的東西，盡管這個世界也有很多殘缺、黑暗的東西，讓人覺得很美好，很感恩。
李國盛：我看過蘋果公司老板的一個講座，他提到一個觀點是人要跟隨自己的興趣，因為終歸這些興趣會穿成項鏈。
鄭瓊：歌德也說一句話，無論你怎麽轉轉轉，最後你還會轉到自己的興趣上來，人不要背叛自己。
李國盛：這需要勇氣。
1、絕望：
2006年5月初的時候，我第一次看到這些好片子是第一次參加北美最大紀錄片節叫HotDocs，看完之後我就一直在那流淚。那些眼淚其實是一種更深的絕望，你看到另外一個世界的東西，但是那個世界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的。那是人類的共同精神財富，但是跟我們完全無關。
2、封閉：
今天，中國還是非常封閉的。這麽多優秀紀錄片，它的內容其實是符合人類未來美好的方向的，傳遞一種極其正向的東西，而且它既不反黨也不反社會，超越任何意識形態，彰顯人性美好和光明的部分，但是傳播非常困難，沒有公共渠道，也許渠道都被垃圾占領了。
3、係統：
我們是在一個幾千年權力文化的封閉係統裏，是一個求同的的、從眾的，要一樣，要大而全的。我們很多都是要先政治正確的，立論要正確無比的、是輝煌的，然後再求證，這不是一個探索的態度，是一個狂妄的，結論先行的組織聲明，是演講，不是交流。沒有個人，都是一個聲音。在這樣的環境中如果沒有深刻的覺察，就像《盲山》的導演李揚講的那樣，把你捆起來放在缸子裏，放久了，後來把缸子打碎了，把捆綁的繩子給鉸斷了，你還是不會動彈。
4、不易：
這就好比是你要吃一塊不含三聚氰胺的豆腐，你得自己來一個豆腐店，開完豆腐店，然後又去包下來100畝地，去種有機黃豆，最後終於你可以安心吃下這塊安全而又美好的豆腐。不過也好，捎帶的結果是，其他人也可以進來分享這些無害而且有益的有機食品。但是在中國不都得這樣嘛，買房子你得成為房地產專家，裝修專家，也不是我們一家不容易，大家都不容易。
5、理想 ：
所謂理想，是你無條件的喜歡，願意去為他付出所有。隻要你想做沒有人能阻止你，你會想方設法，我覺得所有的資源都會流到這邊來，隻要你有足夠的誠意你可以感動所有的磁場向你靠攏。
6、工作：
我覺得做不喜歡的工作是浪費生命。你的生命，你不去珍惜她，善待她，讓她違背自己的意願在生長，痛苦是你自己的，為什麽要這樣呢？
7、有病：
過去幾年我們在很多地方都放過片子，包括中央台，開始也有人特別好奇，覺得你們是不是有病啊？免費拿來放，還自帶翻譯過去，有資料給看。他們覺得很奇怪你們為什麽要做這個事情，你們有什麽目的？我從來不自認為是一個高尚的人。我同事開玩笑說，這些片子都太很好，我們看完以後隻能在辦公室咬桌子，我們想要讓更多的人看到，不想一個人咬桌子。我也是，想讓更多的人看到這些東西。
8、分享：
我們可能受挫太多，上帝讓你比較早的就知道了：你無法改變世界。而且對於我們來講其實做這些事情初衷也不是要去改變世界，我覺得就是分享一些好東西吧，分享美好是人的一個天性。我自己看了覺得很愉快，覺得一下子震撼了，包括流眼淚。我覺得好片子看完以後就想把手張開在陽光下奔跑，在精神上有一個極大的滿足，跟人分享會讓這種滿足感和愉悅感放大。
9、堅持：
放棄理想比堅持理想更難。我們公司已經有10年了，頭五年一直想關門，每年都想關門每年都沒關成。我覺得是命運，其實你放棄不做這個做什麽？我們就是死熬，熬三年還不死就能活下來。我的最終目標就是把公司做死，在公司死之前任何一天都是賺的。
10、自己：
我並沒有想去承載這個國家、民族、社會的巨大責任，我覺得沒有，那些東西不是我的初衷，可能是別人的，我也不希望別人扣在我身上，我非常不舒服。那感覺就好像走在路上被人扣上一個巨大的帽子，很搞怪。
完整稿：
李國盛：我很羨慕您，能看到這麽多人類最優秀的紀錄片。
鄭瓊：是啊 第一次覺得我的工作和其他人不太一樣的時候，是05年看《山有多高》（台灣導演湯湘竹《原鄉三部曲》中的第二部），看完淚流滿麵。我第一次感覺到工作除了能讓我養活自己，給我一個生存的尊嚴外，還可以經常被感動，心靈可以得到清洗，很愉快，內心充滿無盡的慶幸和感激，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基本上我每次去參加國外參加紀錄片節，也是絕大部分時間都呆在看片室，那種時候就好像突然從現實當中一下子抽離出來一樣，在那樣一個文化資源豐盈的空間裏，獨自享受文明世界的精神財富，真是覺得很幸福。
李國盛：中國觀眾能看到這些優秀的紀錄片有多少？
鄭瓊：極少，其實有時候我覺得很詭異。我們公司所有的片子在國內其他地方都找不到。後來我發現中國人的資訊通道是特別特別窄的。一開始的時候我們可能還會有一點點的虛榮心：哈哈，隻有我們有，其他地方都沒有。但是到後來發現這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你看完這些東西後找不到人溝通去！
李國盛：有了互聯網之後這方麵的資訊還這麽缺乏？
鄭瓊：互聯網隻是一個技術，實際上到今天為止我覺得中國還是非常封閉的，一個人真正的有2000多年曆史的封閉係統，心態的封閉，通道的封閉。這麽多優秀紀錄片，它的內容其實是符合人類未來美好的方向的，傳遞一種極其正向的東西，而且它既不反黨也不反社會，超越任何意識形態，彰顯人性美好和光明的部分，但是傳播非常困難，沒有公共渠道，也許渠道都被垃圾占領了。
李國盛：把世界其他國家的好書引進國內的事情，有很多人在做。為什麽沒有很多人做引進好片子的事情？
鄭瓊：我覺得可能有現實上的障礙吧。書可以通過買版號來做，版號成本小，進入的門檻低。紀錄片在國外都是獨立製作人或製片公司去做，非常活躍，電視台、電影院和各種社區在放，還可以做成家庭錄像帶，他們有很多渠道可以展示，人家也沒有盜版市場，但在中國第一沒有藝術院線。第二電視台很少播純粹藝術類紀錄片，所以進來以後的落地是非常困難的。還有政策上的限製，沒法跟那些所謂大片去搶限額，它進來以後沒有通路，沒有出口，沒有適合這個介質傳播的合法的公共渠道。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我們會因此而生生錯過分享人類這些共同的精神財富的機會。這些東西真的不是國外的，它是人類的！從05年開始，我們就拿著這些好片子到處給人做免費展映，大學，俱樂部，還有一些媒體單位，有時候還自帶翻譯，後來人手不夠，就每周四固定在辦公室放映，每次都有20多人左右。到今天差不多做了700場。看到的人都很喜歡。
李國盛：這個困難是因為沒有落地沒有渠道，而不是中國公眾不欣賞？
鄭瓊：我覺得中國觀眾是有這個需求的。我在德國看《永遠》這個片子的時候感觸特別深。德國紀錄片節有9天，8天的時間都在看片子。我當時是想快速看，因為片子太多，想多看點，但是不行，你看著看著就被吸進去了，發現一幀都不想放過。那部片子特別深的觸動我。那樣的好片子，你甚至會覺得看過它後，即使坐飛機掉下來也值！“朝聞道夕死可矣”而且很幸運我們很快拿到這個片子的樣片，然後辦公室人看到了也很震撼。我們看完以後就和中央台聯係和很多媒體單位聯係，免費給他們做展映。基本上片子到哪兒，就哪裏倒一片。雖然我們從小吃垃圾和尿素長大，但究竟還是人類的胃，對好東西還是有反應。
李國盛：普世的情感。
鄭瓊：對! 普世的情感。去年我在哥本哈根參加一個國際紀錄片節，認識一個人，叫Esther，歐洲的一個發行公司，First Hand Films ，她們在瑞士德國都有辦公室，我非常喜歡她們對自己的介紹。我覺得她說出了我們一直想說但說不來的話。
她稱她們是愛的勞工（Labor of Love），她們最大的驕傲是她們持續不斷在全世界銷售多年那些充滿愛的影片，First Hand Films的選片標準是，她們的影片讓人笑、讓人哭、讓人相愛並讓人學到點什麽。當電影製作人帶我們進入一個全新的領域，當他們給我們講一個我們從來不知道還存在這個世界上的故事，當他們帶著我們穿過地獄再回來，當他們踏著彩虹和我們一起，當我們學到點什麽關於這個複雜的世界。
當我們跟隨影片中的男主人公或女主人公，在他們的故事中期盼、微笑或者隻是好奇，當所有的情感都傳達出一個宣言，一個政治的宣言，一個人類的宣言，或者電影導演自我的宣言，當誠意和幻想充滿在這些影像裏，當。。在一個小時或者二個小時後，故事達到高潮而結束，我們重新回到現實中，能夠發現一個跟從前再也不一樣的世界。。。這樣的影片就是我們在尋找的影片。
她們的每一句話都充滿詩意，我覺得都說到人心坎裏去了。
我們正在做的也是這樣的事情，你推廣或者宣揚出去的片子都是充滿愛和智慧的，我會覺得這種東西對人有很深遠的影響，它至少在那一霎那會讓你內心逐漸柔軟起來，也讓這個世界不那麽緊繃。
李國盛：我看你們網站介紹零頻道是中國最早也是唯一一家活著的紀錄片發行公司？
鄭瓊：是。
李國盛：如果這個行業隻有唯一的話，不是壟斷就是很難賺錢。
鄭瓊：是的。我有一個朋友，高曉蒙，《大國崛起》的製片人，每過兩年就給我打個電話，問，鄭瓊，你們還活著嗎？我說活著呢，他不相信，非要來看一下。可能每個人都會覺得很奇怪。可能大家比較習慣那種好像做點好事或者做點符合人類美好方向的事情的就該是慘兮兮的狀態。我覺得我個人不是很喜歡中國文化或者中國人的那種慣性思維，比如說你覺得你很有理想，所以你現實很落魄，因為我做了紀錄片，所以我就占有了道德資源，全世界的人都欠我的，我就應該擁有某種特殊的權利，對所有人都可以呼來呼去似的。我覺得不是這樣的道理。在中國做事，在地球上做事，沒有人是容易的，每個人都需要對自己負責，特別是在中國當下一個臣民心態的國家，更是要有這種對自己負責的心態，或者說是公民心態。你要有應付現實的能力，同時可以懷揣一些什麽，而不是因為我懷揣理想，所以全世界欠我的。那不是一個真正獨立的成人或者生命狀態，是一個未成年的“臣民”心態。你自己選擇的道路，自己負責。也沒必要自戀似的誇大你的困難或者苦難，誰都不容易。
李國盛：《姐妹》這個片子三家公司都沒有做起來，你們做這個片子很成功，有什麽經驗？
鄭瓊：我覺得還是專業吧，我覺得在商業操作層麵上，專業是可以長久活下去的，在一個市場環境裏應該是這樣的，在一個不是一個純市場的環境裏，更應該要專業。我們回頭看這幾年走過的路，到今天還沒死最重要的原因還在於我們追求或者努力變得更專業，“行動帶來希望、專業才有效率、專注創造奇跡”，所以一定要專業。如果不專業，想靠其他的一些手段是不可能長久的。我們接《姐妹》是因為我們有很多年的發行經曆，我們從來也不會跟電視台有吃飯喝酒的這種來往。我們始終相信，內容最重要。你的專業就在於你知道你的內容的價值，而且也清楚客戶的需求，你把你的資源整合起來滿足他的一部分需求，這就是成功的商業或者是一個好的deal、一個好的生意，就是這樣的，我覺得很簡單。所以很多人到我們公司，看到我們的同事，覺得很奇怪也很特別，跟外麵所有公司的人都不一樣。我也很高興我們所有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從心底裏認同這些東西。
李國盛：今天，您為什麽要給這些紀錄片從業者做培訓？
鄭瓊：說來有點話長。我第一次看到這些好片子是第一次參加北美最大紀錄片節叫HotDocs，2006年5月初的時候，基本上也是8天，我在裏麵在看片室待了七天，看完之後剛好大會有一個中國的誌願者住在多倫多，最後一天她來找我。其實看片室很少有人，那天就隻有我，結束的時候，房間一片漆黑，他們把燈也關了，看完之後我就一直在那流淚，我的朋友後來過來了，我們倆就那樣一起傻傻的坐在過道上靜靜的流眼淚，其實我們不是很熟，我們之前也並沒有做太多的交流，但是我很清楚我們都知道對方為什麽流眼淚，而且是那種無法用語言描摹出來的感受。在這之前我在東方衛視做一個欄目叫《東方全紀錄》，主要播中國的片子，那個欄目我基本上都不看，第一它不吸引你進去，第二因為你看完以後會覺得很絕望，這種絕望是一種對封閉係統自圓自話的絕望，但是那次在HotDocs看到那麽多那麽好片子，那些眼淚其實是一種更深的絕望，你看到另外一個世界的東西，但是那個世界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的。當時特別深刻的感受，我到今天都還記得。所以我覺得是很多東西慢慢積累著，一步步把你指引到這個方向的，先是看到好片子，然後把好片子拿來給大家看，跟人分享，然後希望又找到這些好片子後麵的東西，所以就開始來做培訓這一塊，請好片子背後的國際製作人、製片人或者在國際上獲得認可的中國的製作人、製片人一起來跟大家分享他們做片子的道道和經驗。從05年開始，我們到現在已經做了11期了，基本上每年3-4期，總共已經有超過100人參加過這個培訓。
李國盛：您剛說這個東西和我們沒關係是指什麽？
鄭瓊：那個會之前從來沒有中國人。如果我不進去也不知道，中國沒有人關注這個事情。那樣美好的東西是不在我的世界裏，不在我存在的現實世界裏的。那是人類的共同精神財富，但是跟我們完全無關。
李國盛：您之前提到過：“中國紀錄片和國外紀錄片有一百年的差距”，我理解的這個差距不是指某個環節，而是整個係統，是兩個生命係統的對比。
鄭瓊：我覺得一個是文明世界，越來越完善的生命係統，另一個是不停地陷落，不停地沉淪的非文明世界，一個權力文化在主宰一切的非生命的異化係統。
李國盛：兩個生態係統競爭，我覺得至少從兩個方麵分析，一個是基因層麵，是不是在基因層就有問題？還有環境層麵沒有設定好，導致基因層麵沒有發揮出來？
鄭瓊：我部分同意你的說法，確實有這樣的原因。在環境層麵，製度的那部分“毒”的東西已經滲透到骨髓裏麵去了，製度的“毒”變成了文化上的“毒”，人的自由意誌的濫用，導致基因惡性扭轉，而且沒有底線，無法逆轉。
李國盛：您感覺在環境上，在體製上哪是最大製約？
鄭瓊：我們這個體製和別的體製不一樣，我們是在一個幾千年權力文化的封閉係統裏，是一個求同的的、從眾的，要一樣，要大而全的，西方文明是尊重個體生命的，推崇個性的，重個人表達，是直接的一手的個人的經驗，而且是開放的，多元的。我們很多都是要先政治正確的，立論要正確無比的、是輝煌的，然後再求證，這不是一個探索的態度，是一個狂妄的，結論先行的組織聲明，是演講，不是交流。沒有個人，都是一個聲音。在這樣的環境中如果沒有深刻的覺察，就像《盲山》的導演李揚講的那樣，把你捆起來放在缸子裏，放久了，後來把缸子打碎了，把捆綁的繩子給鉸斷了，你還是不會動彈。
所以，環境和製度永遠都是外因吧。哪天這些限製突然沒有，你自己並不擁有獨立優雅表達的能力，還是沒用。
而且我一直認為，真正的藝術是應該提倡什麽，倡導什麽或者張揚什麽，而不是一個排泄行為，不是泄憤。憤怒出來的都是苦毒，影響自己也汙染他人。當然這個體製也確實是不如人意，但是更可怕的是我們那些根深蒂固的習慣性思維，我們比較習慣於給自己一個假想敵，特別是外部環境是最容易被裝扮成我們的假想敵，有時候敵人其實是自己，所有的外在自由都可以被剝奪，但是你對一個短期無法改變的現實的態度是任何人都無法左右的，你內心的自由誰都沒法剝奪。自己的內心開放度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特別是在當下中國這樣的一個背景下。
李國盛：我聽您的課的時候，您講到文化的問題，請您再談一下。
鄭瓊：我覺得製度上的問題很多開始變成文化的問題。比如：權力文化、消費文化、暴力文化，大家長久浸淫其中很多事情不覺得不正常了，權力就是精神鴉片，而且沒有一個對更大的力量的敬畏，人很容易在不知覺中就成了變形金剛，成了非人類。很可怕。
李國盛：剛才提到紀錄片的一些問題，有沒有一些好轉跡象？
鄭瓊：說句心裏話我覺得整體還是挺悲觀的，不過也不絕望。
李國盛：別人怎麽看待您？
鄭瓊：我有時候很反感很多人問，你為什麽喜歡紀錄片？其實我好像我從來都沒有說過，“我喜歡紀錄片”。我覺得紀錄片就是一個形式而已，是一個手段，“我很喜歡這個手段”-我不知道，我好像覺得邏輯不通。而且很多時候仿佛“喜歡紀錄片”讓一些人變得很特別，似乎又衍變成另外一種道德優越，一種特別權力。我不是很喜歡這種感覺。“為什麽做這個事情？”我也反問過很多次我自己，我為什麽會去做這個事情呢，有時候我也回答不上來，可能是我比較喜歡的工作，做這個事情是一個興趣，讓我感覺每天都是新的，人在不停的被更新。我覺得這種感覺很好。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工作，我並沒有想去承載這個國家、民族、社會的巨大責任，我覺得沒有，那些東西不是我的初衷，可能是別人的，我也不希望別人扣在我身上，我非常不舒服。那感覺就好像走在路上被人扣上一個巨大的帽子，很搞怪。
李國盛：您現在理想是什麽？
鄭瓊：我現在開始轉到做片子，我希望慢慢轉到來靠我自己對世界的理解，來表達我自己的觀點、看法生存或生活在這個世界裏。
李國盛：我對您的身份一直理解是中介者，您現在也涉足到具體做拍片子的事情？
鄭瓊：拍片子是我個人的選擇。零頻道公司的理想是想在中國做一個真正的紀錄片節。現在我們也在籌備這個事情。特別難。商業部分的東西募集錢，這我可以解決。但是政府沒有說你可以也沒有說你不可以。我不知道去哪裏獲得官方申請。這5個多月以來我一直在跑這個事情，處處受挫，我覺得不是我一個人抑鬱，整個公司參與的人都很抑鬱。有時候感覺，我們是“報國無門”啊。
李國盛：北京這種活動多了，政府並不在乎。地方政府會不會更有興趣？
鄭瓊：是的，我個人比較偏向一些沿海的海濱城市來做。在法國有一個海邊城市在做“陽光紀錄片節”，它做這樣的文化活動提高整個城市的文化品質，我覺得是特別好的事情，因為中國很多城市是千人一麵，如果你在一個城市長期做這樣的文化活動，跟其他城市的差異性以及自身的個性很容易凸顯出來，而且我覺得對城市文化品質的提升是很有幫助的，
李國盛：所謂愛好城市運營的市長們應該很感興趣。找到了嗎？
鄭瓊：我們正在滿世界的找。
李國盛：紀錄片節都做什麽事情？
鄭瓊：紀錄片節是全世界紀錄片人一個非常重要的交流平台，主要是做展映、主題研討、工作坊和市場交易活動。紀錄片節在國外基本上都是非盈利組織在做的，我們要做的這個國際紀錄片論壇實際上也是一個非營利活動，但是我們是以公司名義在做。今年12月份舉辦，主要分成兩部分，一個是展映，就是放全世界最好、最新的獲獎紀錄片。第二個請全世界最頂尖的導演到中國來交流。今年主要就是這兩塊，我希望能長期辦下去。以後我們除了展映和研討會之外，還可以利用我們這樣多年做紀錄片訓練營的經驗來開設工作坊，包括搭建紀錄片交易平台，讓一些真正有能力有專業水準和良好職業素質的製作人給播出機構或者基金會去做一些預售。我這邊做培訓的時候，有很多人已經知道這種操作方式了，到那個時候來做預售融資來拍片是有可能的。我自己也想明年或者後年做一個紀錄片基金，這樣的話可以從社會上募集一些錢來推動這部分教育的工作。
李國盛：我覺得您很辛苦。如果我們拿傳統行業對比，您是以經銷商身份搭建融資平台給廠商，同時還要親自培訓廠商怎麽樣生產好產品，生產出產品後還要搭建交易平台幫助銷售。
鄭瓊：是啊 這就好比是你要吃一塊不含三聚氰胺的豆腐，你得自己來一個豆腐店，開完豆腐店，然後又去包下來100畝地，去種有機黃豆，最後終於你可以安心吃下這塊安全而又美好的豆腐。不過也好，捎帶的結果是，其他人也可以進來分享這些無害而且有益的有機食品。但是在中國不都得這樣嘛，買房子你得成為房地產專家，裝修專家，也不是我們一家不容易，大家都不容易。
我從來不自認為是一個高尚的人。我做這些是覺得這是唯一的一條可以把你真正想做的事情持續的走下去的道路。換做任何一個想推動這個行業的人都會這麽幹。如果沒有人看到這個片子，電視台怎麽會播這個片子？所有人不知道這個好片子怎麽做出來的，你怎麽去讓他做出好片子來？
這是現實可操作的方式，不是說我們這群人多高尚，專門做不賺錢的事情。
我們就是死熬，熬三年還不死就能活下來。我的最終目標就是把公司做死，在公司死之前任何一天都是賺的。
李國盛：這和一般公司以利潤最大為目標不同。
鄭瓊：放棄理想比堅持理想更難。我們公司已經有10年了，頭五年一直想關門，每年都想關門每年都沒關成。我覺得是命運，其實你放棄不做這個做什麽？
李國盛：我建議你們選一些好片子在阿拉善SEE生態協會的理事會上放一下，應該會有不少企業家覺得這個事情靠譜。
鄭瓊：是，我們也想盡快讓這些人群看到，但是需要時間，需要人手，需要資源，慢慢來吧。過去幾年我們在很多地方都放過片子，包括中央台，開始也有人特別好奇，覺得你們是不是有病啊？免費拿來放，還自帶翻譯過去，有資料給看。他們覺得很奇怪你們為什麽要做這個事情，你們有什麽目的？我同事開玩笑說，這些片子都太很好，我們看完以後隻能在辦公室咬桌子，我們想要讓更多的人看到，不想一個人咬桌子。我也是，想讓更多的人看到這些東西。
李國盛：有本書《如何改變世界》，講的是一群理想主義者。
鄭瓊：我對於理想主義者比較敬而遠之啊，我覺得人是沒辦法改變世界的，我也不是理想主義者，我是一個現實主義者。非得扣一頂理想主義大帽的話，也是一個從現實出發的理想主義者。
關於改變世界，可以跟你分享一段好玩的話，一個墓誌銘，是安葬在西敏寺的英國國教主教的，他說：我年少時，意氣風發，躊躇滿誌，當時曾夢想要改變世界，但當我年事漸長，閱曆增多，我發覺自己無力改變世界，於是我縮小了範圍，決定改變我的國家。但這個目標還是太大了。接著我步入了中年，無奈之餘，我將試圖改變的對象鎖定在最親密的家人身上。但天不從人願，他們個個還是維持原樣。當我垂垂老矣，我終於頓悟了一些事：我應該先改變自己，用以身作則的方式影響家人。若我能先當家人的榜樣，也許下一步就能改善我的國家，再後來我甚至可能改造整個世界，誰知道呢?
我們可能受挫太多，上帝讓你比較早的就知道了：你無法改變世界。而且對於我們來講其實做這些事情初衷也不是要去改變世界，我覺得就是分享一些好東西吧，分享美好是人的一個天性。我自己看了覺得很愉快，覺得一下子震撼了，包括流眼淚。我覺得好片子看完以後就想把手張開在陽光下奔跑，在精神上有一個極大的滿足，跟人分享會讓這種滿足感和愉悅感放大。
李國盛：你們除了想做紀錄片節之外還想做基金會？
鄭瓊：我想做一個基金會，我覺得這是一個必然的模式。
李國盛：基金會要做什麽事情？
鄭瓊：我們通過基金會做活動募集一些錢，然後做展映，做紀錄片論壇或者是紀錄片節，紀錄片節初期基本上也是不能賺錢的，我想用公益或者慈善的方式來啟動來開始。
李國盛：您看最優秀的紀錄片很快樂，做自己最喜歡的事情也很快樂，您很幸運。
鄭瓊：我覺得每個人都應該是這樣的吧，你不做自己喜歡的事情，那每一分鍾不都是跟自己對著幹，多違背人性啊。其實做什麽都是自己的選擇。
李國盛：王育琨先生有篇文章提到“如果你不喜歡這個工作，早晚會被喜歡這個工作的人打敗。”
鄭瓊：不是為了打敗，但是我覺得做不喜歡的工作是浪費生命。你的生命，你不去珍惜她，善待她，讓她違背自己的意願在生長，痛苦是你自己的，為什麽要這樣呢？
李國盛：紀錄片以講故事的方式來進行表達和溝通，您怎麽看中國紀錄片人的表達溝通能力？
鄭瓊：我一直覺得中國人沒有溝通方式。這個話說起來很長。你可以仔細觀察你周圍，你會發現，很多很熱鬧的場合，用英文講就是“speak a lot but no communication.我一直覺得中國人沒有溝通方式，很好玩的一個事情，很多人都隻有說話的願望，沒有傾聽，或者他有一個很好的東西，但是他卻以一種很暴力、惡劣的方式砸到你那裏，其實你那邊還是沒有接收到，這個溝通完全無效。我覺得講故事的方式是紀錄片或者電影一個比較有效地溝通方式。
關於溝通方式的思考，在電影《通天塔》裏表達得淋漓盡致。有效溝通的橋梁上需要很多東西：溝通的願望，全然的信任、放下偏見和經驗保持一種不確定的心態；溝通的溝壑裏橫躺了太多障礙：太多的不信任，太多的先入為主的假設，太多自以為是的判斷。。。這不是指別人，我也這樣，我們都是在這個文化係統中長大，模式都是一樣。很多時候是受害者，同時在不自覺中又變成施害者。
所以在沒有良好溝通模式的文化係統中，希望紀錄片人能站在觀眾的角度去更多去考慮觀者的感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李國盛：昨天你講一個案例同樣一個事情用兩種不同的敘事方法表述，同樣的素材剪切的片子，一個有吸引力，一個沒有吸引力，差距的核心在哪裏？
鄭瓊：有幾個層麵的原因，就我了解中國導演做紀錄片之前大部分是沒有調研的，比方說他感覺一個人很有意思，他就借一個設備跟著拍，吃飯也拍，上廁所也拍，他說我拍了10年了，拍了500小時的素材。但是究竟要講什麽？他自己也不知道。
講故事的能力比較弱。還是跟視野，跟專業，跟文化習慣跟思維方式有關。
總體來講，有這些原因，第一，整體視野狹窄， 單一思維的一個封閉係統，很容易自大，然後自大到自戀，自戀發展到完全的故步自封，自己給自己下套，建立圍牆，阻擋了打開看世界的可能性，也形成了從封閉到更封閉的一個惡性循環。
第二,文化上的貧弱 因為沒有開放的心態，也缺少渠道讓新鮮的營養進來，在封閉的權力文化醬缸裏自圓自畫，出來的都是些不倫不類的近親繁殖的怪胎。
第三，專業不足 凡事都有它自身的道道，影像本身也是一樣，觀點已經不足了，加上童子功、基本功的缺乏，更是無法有效的表達 。
所以對生活在這樣一個封閉係統的創作人員來講，一定要有一個真正開放的心態，要有覺察，能夠掙脫出權力文化的桎梏，回歸人本回歸常識去看問題，以一個多元和建設性的態度，去思考，去吸收更多營養。另外在影像專業上要做功課，比如像操作層麵的前期調研，製作環節的精益求精。。等等。
李國盛：我覺得短板還是思想層麵。
鄭瓊：當然當然，錢永遠不是問題，做得不夠好永遠都不隻是錢的問題。即使現在有人給你300萬，也未必能出來好片子。
李國盛：人類大部分還是喜歡娛樂，在這個大背景下，紀錄片永遠是非主流？
鄭瓊：從大的普遍意義來講是這樣的。
李國盛：那你們是不是有些悲觀？
鄭瓊：很多人參合的事情未必是一件好事，集體無意識？總體而言，我們做現在這個事情還是比較愉快的。我最近剛看了一本書《追尋生命的意義》，作者是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幸存者，他在集中營待了4年，他描述集中營的生活是“短暫性的存在”，更準確地講是“無期限的短暫性的存在”，我有時候覺得我們就是這樣的狀態，這種狀態你怎麽活下去呢，或者你怎麽讓生命延續下去呢？他說，要找到生命的意義，而且有這樣三個不同的途徑去發現生命的意義，第一個是通過創造某一種工作或者做某一件實事，第二個通過體驗某一件事情或者遇見某一個人。第三個是你對待不可避免的痛苦的態度。我覺得我們應該是第一個和第三個。做所有事情的過程中都會有一些這樣那樣的尷尬、挫折和痛苦是你無法避免的，但我覺得你始終可以保持一種自由，就是你怎麽看待的自由，就是這種態度上的自由，否則這個事情沒法做。
李國盛：您看過的最優秀紀錄片是哪部？
鄭瓊：還是《永遠》。我每看一次都覺得有不一樣的感受，畫麵也很美。它講的是法國拉雪茲墓地，那個墓地大部分都是藝術家，有名的和不怎麽有名的，像肖邦，普魯斯特。有很多藝術家埋在那裏，很多人會去看他們，這些人也不是死者的後人，比如有個老太太每天都去，把普魯斯特墓地打掃得幹幹淨淨，給墓碑旁邊的花花草草澆水，隨口朗誦出躺在地上的那個亡者的詩歌或文章。這些人是很優雅的活著，那種狀態讓人很神往，那個片子的主題探討的就是藝術對生命的重要性。
李國盛：國內的導演那個比較好？
鄭瓊：國內特別認真的導演像蔣樾、陳為軍等，我覺得都不錯，但不是很多。這都是獨立製作人。要做出一個好的紀錄片，你需要有足夠的誠意。第二個你要有技術，你要會講故事，這個層麵的技術還是很重要。這兩樣都有的人不是很多。
李國盛：您說第一個是“誠意”？
鄭瓊：就是你要誠實，這非常重要，任何一個藝術形式包括文字都是這樣的，你先要有誠意，要對自己誠實，對自己坦誠，對你拍攝對象的誠意，對公眾的誠意，這很重要。
李國盛：有了誠意之後，堅持下去。隻要有死也要做這個事情的勁頭，這個事情準能成。
鄭瓊：有著純粹對這個東西的熱愛，這種東西的驅使再加上一些專業背景，這樣做出來的事情才是精品。不用談什麽理想，我覺得所謂的理想就是這個工作沒有錢給你，你做還是不做，要是你還做，ok這就是理想。所謂理想，是你無條件的喜歡，願意去為他付出所有。隻要你想做沒有人能阻止你，你會想方設法，我覺得所有的資源都會流到這邊來，隻要你有足夠的誠意你可以感動所有的磁場向你靠攏。
李國盛：《秘密》這個片子講的就是這個。
鄭瓊：是嘛，我沒看過。你要專心和專注，把自己該做的100件事情做完了，剩下的是上帝的事情，不要譖越上帝，去替他做決定就可以了。
李國盛：是什麽深層次原因推動您今天做這個事情？
鄭瓊：我也很難講清楚為什麽這樣。我覺得自己走到今天這一步，一定是有原因的，但是我可能也說不清楚。可能紀錄片的內容當中有很多跟你對路的東西，影像上有很多美和極致的東西，有一些很溫暖的東西，而且它呈現了一些比較真實的狀態或者是現實的東西，還有思考，這些可能跟自己的趣味比較相通，有這樣一句話，“沒有靈魂的應允和合作，所有的事情都不會發生在你身上。”我覺得是有原因的，隻是我們可能無法清晰地表達出來，其實不是說無緣無故這樣的，原來以為是是偶然的，但現在覺得是必然的。
李國盛：我覺得很多事情從少年、童年就種下了這個基因種子。
鄭瓊：我很同意，我小時候在農村長大，我媽媽是農村出來的，我爸爸其實也是農村出來，在鐵路，家裏是那種半工半農的。我小時候在外婆家長大，在一個山腳下，我覺得小時候是很快樂的，在山上，在水裏，全部和自然是一體的，這些東西可能後來一直會讓你對周圍有生命的東西都保留了一種友好溫暖的情感。後來我到北京的時候，很容易變成一個環保團體當中的一分子，先是一個參與者，後來是重要的組織者又是參與者。還有前不久被叫去參加一個動物保護記錄沙龍，現在一天到晚收到她們的一些郵件，我純粹在中間瞎忽悠。我其實也不是什麽動物保護分子，但我就很容易被這些牽引。我覺得這是從小種下的種子。做紀錄片也是，它跟文學是一脈相承的。我小時候爸爸老從單位借些書出來帶回家，我也看，小學三年級就開始看小說，上初中的時候不間斷地看一些大型文學刊物，比如像收獲，十月，中篇小說選刊，鍾山，譯林。。。所以他們有時候問紀錄片是你最愛嗎？我覺得不是。我一直覺得文字讓我更親近。但是現在你發現好的紀錄片常常會讓你動容，這種被感動，被觸動的過程很美好，有時候想想，這個世界還有這樣多的讓你喜歡，給你溫暖的東西，盡管這個世界也有很多殘缺、黑暗的東西，讓人覺得很美好，很感恩。
李國盛：我看過蘋果公司老板的一個講座，他提到一個觀點是人要跟隨自己的興趣，因為終歸這些興趣會穿成項鏈。
鄭瓊：歌德也說一句話，無論你怎麽轉轉轉，最後你還會轉到自己的興趣上來，人不要背叛自己。
李國盛：這需要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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