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孤獨季羨林

南方周末：孤獨季羨林

朝格 張英等

　　對包辦婚姻不滿,但沒有勇氣擺脫,季羨林一生中絕大部分時間與妻子分居。他與兒子也隔閡重重,十多年斷絕聯係,直到去世前一年才重新相見。“研究”季羨林的人不去圖書館,都去醫院了。在被各類出版社和“學術機構”反複爭奪的同時,他最重要的三部著作《彌勒會見記》、《中亞佛教史》和《糖史》都缺乏真正的研究者。

　　作為時代最醒目的學術符號,季羨林在學術上卻是何等孤獨。他的各類風波爭議比專業貢獻更易引發關注。在生命的最後歲月,他既無法擺脫早已公開拒絕的“國學大師”帽子,也無力阻止自己陷入各種利益爭奪的漩渦。

　　7月19號,北京八寶山,季羨林追悼會剛剛結束。

　　休息室內,一人端起了季羨林生前養的兩隻烏龜,立即有人大喊:“有人偷烏龜啊”!原本肅穆的現場一片混亂,記者們迅速圍了上來。這一幕隨即被冠以“烏龜門”演繹於媒體,並與季羨林生前一度沸沸揚揚的“字畫門”加以聯係。

　　爭吵從季羨林的生前延續到了身後。“烏龜門”迅速演變為媒體上的惡語相向。其中一位是季羨林的老秘書李玉潔,她說季羨林之子季承害死了他的父親。如今也躺在病床上的李玉潔看上去相當虛弱:“十多年都不照顧父親。我不想多說。”

　　此後一天,季承在本報記者麵前拋出了一連串嚴厲的指控,“李玉潔血口噴人,誣蔑中傷”。按照他的說法,李玉潔不僅藏匿了季羨林生前的存款,還盜竊了一批字畫,“阻擋我們父子相見,累死累病都不值得同情”。

　　在季羨林去世前後的一年多時間裏,“秘書虐待”,“父子決裂”,“財產之爭”相繼闖入公眾視野,真相和謊言難辨。重重爭議當中,季羨林走過了最後的時光,在日漸蒼老的年月裏,對於他的形象塑造和遮蔽並存。唯一可以確定的是,伴隨著反複的被爭奪和被圍觀,季羨林卻愈發孤獨。

　　“我一個孤家寡人”

　　最後6年,季羨林絕大多數時間在301醫院度過。6年裏,季羨林隻回過北大住處朗潤園三次。“他想家裏的大白貓,想家裏存放的書畫,想樓前河裏的荷花。”季羨林在北大的鄰居樂黛雲教授回憶。

　　第一次回家時,在空蕩蕩的屋子裏,白貓撲到身上,季羨林的眼淚就“撲哧撲哧”地往下掉。

　　朗潤園的房子最熱鬧的時候已經過去很久了,那時候房子裏住了季羨林的嬸娘和妻子。每到周末的時候,女兒婉如、兒子季承都會帶著孩子來看他。季羨林則經常坐在樓門前的長椅上看他親手種下的荷花。

　　季羨林最後一次回家是去年7月4日。他看了看自己的書架,翻翻別人送給自己的字畫,和老鄰居寒暄了一會兒,在301醫院派來的3個護士的陪同下,他還搖著輪椅去了趟未名湖。

　　鄰居樂黛雲記得,那天,在勺園吃飯時,因為孫女季清攜帶著兩個重孫女從美國回來,季羨林少有的高興。

　　因為長期的別離,季羨林和孫輩的關係反而要好過兒子和女兒。讓老人惋惜的是,先是孫子季泓去了美國留學,接著孫女季清又去了澳大利亞;最後外孫何巍又去了加拿大。加上後來和兒子的決裂,家裏早已空無一人。“總之,在我家庭裏,老祖走了,德華走了,我的女兒婉如也走了,現在就剩下我一個孤家寡人,赤條條來去無牽掛了。”在寫這篇《求仁得仁,又何怨!》文章的1995年,季羨林與自己的兒子季承公開決裂。

　　季羨林的傳記作者、《人民日報》前記者卞毓方新近出版的《晚年季羨林》第一次披露了1995年季羨林父子的決裂。從去年開始,跟兩人相熟的卞毓方一度試圖調和這對父子的關係。讓卞毓方奇怪的是,他在向北大季老的弟子那裏打聽季承下落時,沒有人願意告訴他聯係方式。一直到2006年,在季羨林的外孫女那裏,才打聽到季承的北京電話。

　　卞毓方的調解工作並不容易。“我跟季老的弟子們吵架說,如果季老不和兒子和好,走的時候一個親人也沒有,你們能夠給他披麻戴孝嗎?父子之間有什麽了不起的矛盾?”按照卞毓方的看法,圍繞在季羨林身邊的人,並不願意季承回到季羨林身邊。

　　拿他賺錢,或者賺名

　　對於父子決裂,多年以來北大流傳的說法是,兒子季承拒絕出錢安葬母親,且與季羨林的保姆結婚,季羨林無法忍受。“我是最大的孝子”,憤慨的季承不接受上麵的說法。按照他的解釋,決裂源於當初父子間爆發出來的意氣之爭。“季羨林對婚姻不滿,從而遷怒於子女,他覺得孩子們隻孝敬母親,不孝敬他。”讓季承也讓記者們苦惱的是,在這一點上他不能提供有說服力的證據。

　　種種不同的說法充斥在季羨林的最後歲月,而父子矛盾在“字畫門”事件中集中爆發,至今仍無定論。新近的困惑是,數百字畫和珍貴手稿等遺產,捐給了北大還是留給了家人?尚未發布權威官方結論之前爭論會一直持續,類似字畫門的邏輯再次上演:互相指責但並不公布證據,媒體無從證實也無從證偽。“字畫門”之外,圍繞季羨林的爭奪同樣激烈。林林總總的出版物展開熱銷。7月25日,在北京王府井書店,關於季羨林的傳記類和勵誌類人生哲理類書籍占據著最為醒目的位置。

　　據不完全統計,僅2008年出版的“季羨林作品”就有31種之多,價格多在30元以上。他大概是去年文化界中出書最多、收入最多的學者之一。2006年到2008年年底之間,季羨林的稿酬和題字潤筆費超過200萬。

　　這樣的爭奪在季羨林有生之年就已展開。《病榻雜記》出版前,數十家出版社加入了競爭行列。季羨林與圖書編輯的合照頻繁出現在各種“季羨林作品”或者相關報道中,不談經濟回報,能夠接近季羨林並出版新著,對出版社而言本身就是一種特殊的榮耀:那意味出版社獲得了大師的垂青。借季老一束光照耀自己的情形,遠不止存在於文化界。

　　雖然在2006年出版的一本書中宣稱絕不封筆,但衰老已不再允許95歲的季羨林寫更多的東西了。正是在2006年前後,季羨林即將出版全集的消息就已在出版界傳開。文化界眾所周知的規矩是,在世者一般不出版全集,一旦出版則意味著棄筆。“對於出版者而言,無非就是賺名或賺名,而出全集一般都賠錢的。”一位深諳季羨林出版物的人士回顧,不止一家出版家出手爭奪,其中包括1992到1998年間耗時6年將24卷《季羨林文集》出全的江西出版社。最終它如願摘得了榮獲第四屆國家圖書獎一等獎桂冠。

　　江西出版社對全集出版權頗為重視,甚至專程派人赴京爭取。就技術而言,這家出版社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隻要在文集基礎上增加6卷即1998年之後的文字全集即可功成。然而這份誠意並未取得當時身在醫院的季羨林本人的垂青。在全集版權爭奪中敗北後,江西出版社一怒之下再版了他的文集,“讓全集不好賣”。“市麵上大多傳記和雜書我基本不看”,季羨林北大東語係同事、季羨林文集的副主編張光璘看來,它們中的大部分來自現存的散文和媒體采訪的排列組合,然後冠以“季羨林說和諧人生”等書名問世,並無研究和出版價值。

　　若以更為嚴肅的學術眼光審視,其中最受學者詬病的包括季羨林研究所出版的五本一套、限量發售且定價不菲的叢書。事實上季羨林研究所的主要成果就是出版類似書籍,對於他的真正學問,連同這個山東省撥款逾千萬的研究所本身,都被批評者視為盲從崇拜、不良動機,行政意誌和低等研究的混合物。

　　被戲稱為季羨林熱的“季風”拷問著什麽是真正的學術研究。嚴謹的學者們根本不屑逡巡於季羨林的“故事”,他們的看法跟北大季羨林工作室圖書管理員的看法一致:針對季羨林,尤其是他最重要的三部著作《糖史》、《彌勒會見記》和《中亞佛教史》都缺乏真正的研究者,“研究季羨林的人不去圖書館,都去醫院了”。

　　這或許可以說明北京大學為什麽沒有開過季羨林的學術研討會,沒有成立季羨林研究所,說明被新聞界和出版界視為國寶的學者季羨林在學術上是何等孤獨。晚年季羨林隻能通過散文和新聞跟社會取得溝通,也因此被誤解,被傷害。

　　和諧社會需要這個符號

　　即便是作為時代最醒目的學術符號,他的各類風波爭議卻比學術貢獻更易引發關注。

　　像很多同時代的知識分子一樣,季羨林的身上的時代烙印揮之不去。建國後的種種風潮和運動耗去了他們的中年,年逾七旬的季羨林在改革開放後迎來了自己學術生涯的黃金時期。《糖史》等重要學術著作均完成於他的晚年,70歲到90歲之間。

　　然而單憑這些冷僻的著作很難解釋為什麽連一個打工者都知道季羨林,無法解釋他何以能夠獲得舉國皆知的地位。除了曾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北京大學副校長,生前他還是五十多個國家級學術團體的負責人。在當今中國人文社會界,很難找到出其右者。

　　就學術而言,解放前從德國回國的季羨林因資料短缺無法進行他的專業研究,開始轉向印度文化,而晚年一些新近出土的珍貴資料和偶然的興趣,推動季羨林在多個領域內有所著述。

　　與馮友蘭、朱光潛等端坐書齋的學者不同,他熱心社會事務並參與其中,即便是潛心學術的1980-1990年代,發表在多種報刊雜誌上的散文擴大了他的聲譽,而在改革開放後言論逐漸開放,以公共知識分子投身社會也從另一個角度擴大了他的知名度。

　　按照傳記作者的描述,80年代末的《留德十年》在學生們間名氣已經很大。在戴墨鏡穿喇叭褲西方思潮持續湧入的年代,他拋出的“21世紀東方文化獨領風騷論”既不精美也缺乏論證,但這並不妨礙它在文化界引起轟動。李慎之等一批知識分子在國內掀起了一片反對之聲。

　　回望思想史上的80年代,季羨林撰文為胡適平反需要冒著背負自由化罪名的風險。在季羨林的學生張光璘看來,不論觀點本身,當時禁區密布的公共領域內,敢為風氣之先使得季羨林成為一個“開門者”的角色。

　　張光璘用“學術開放問題上的先鋒”來形容80年代的季羨林。“在那個年代,其實不是政治問題的文化問題,也具有很強的政治意義。”

　　假設八十歲之前去世,季羨林隻會是一個普通的教授,無法獲得日後其自稱為運交華蓋的隆隆名望。

　　1998年是重要的一年,當年出版的《牛棚雜憶》作為國內反思“文革”的幾乎唯一的出版物,為他帶來了更大的聲譽。

　　但也正是在這一年的北大百周年的紀念和闡釋浪潮中,北大存在於在自由主義和太學傳統的多種闡釋路徑中,季羨林旗幟鮮明地打出愛國旗號。在《我看北大》一文中,他說“我個人始終認為,北大的優良傳統是根深蒂固的愛國主義”。校慶那天,四代北大人推錘敲響百周年紀念的鍾聲,身為老年北大精英的代表,他身穿中山裝麵帶微笑,站在最前方。

　　這樣的照片,跟他在和諧社會的倡導下屢次談論和諧一樣,很容易登上媒體版麵。“時勢造英雄”,卞毓方如是解釋作為一個社會現象的季羨林,“他的出現符合社會需要和人們的心理需要,社會需要改革開放和政通人和,需要這個符號”。

　　兒子季承絲毫不否認存在另一個季羨林,那是外界造神運動的產物,“他被捧得太高了”,季羨林去世後第15天,他的兒子季承語氣高揚,兩手像卷起一團紙一樣甩向空中。

　　甩不掉的大師帽子

　　雖然自嘲為“雜家”,但一旦進入媒體,他被冠以各種學家的美譽,扭曲難免發生。媒體塑造了他全知全能的形象。而當有關他的一係列爭議爆發,一些後來的媒體顯然缺乏更為精確的判斷,“反麵的說得更加激烈,正麵的拔高得厲害”,季羨林的一個學生評價說。

　　更為吊詭的是,季羨林至死都沒有摘掉他公開拒絕過的“國學大師”帽子。

　　有資料顯示,國學被推向中國前台可以向前追溯到1991年。當年的國家教委的學術座談會上,與會者中傳出“反傳統的觀念將會給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設帶來了十分惡劣的影響”的聲音。

　　國學需要興起。1993年的《人民日報》報道北大的國學探討,季羨林位列其中。此後的多位國學大師在出版界和新聞界應運而生,各個大學開設國學班。大師一詞迅速流傳在1990年代躥紅,此後致力於推動國學複興的季羨林,是被戴上國學大師帽子中的一個。

　　次年《人民日報》發表季羨林的文章,其中國學的任務被定義為“激發愛國熱情”。內涵和外延至今仍不清晰的情況下,國學熱強勢興起,大師熱尾隨而至。

　　大師的名號讓季羨林更多的陷入爭議。2008年年初,複旦大學教授、自稱“關門弟子”的錢文忠進入季羨林的病房突然跪拜,攝像機尾隨而至,在央視播出後引起軒然大波,另一個學生社科院葛維鈞隨後撰文批評。

　　這篇叫做《錢文忠講座中的梵文錯誤並及其他》的長文,幾乎是季羨林“一心向學的弟子們”一致的呼聲。文中學術與媒體、學術與名望被嚴格劃分,因百家講壇走紅的錢文忠被排除在學術之外。犀利言辭指向錢文忠“季羨林關門弟子”一說,“倘若擲諸報端,流入傳媒,就難免自炫邀捧之譏”。

　　事實上另一個跪拜季羨林的劉波才是季羨林的關門弟子。十多年前在北京友誼賓館大廳名流薈萃,共同見證了劉波跪拜季羨林的入門儀式。劉此前承諾向季羨林海外基金會捐贈200萬美金,用利息支持學術。即便幾年之後劉波的博士論文更像是一篇抒情散文,在北大通過困難,但照常畢業了。

　　記者出身的劉波策劃的《傳世藏書》包括了四庫全書以及其他古籍中的重要經典,季羨林任總編給《傳世藏書》權威之感。這套售價6.8萬的叢書,令全國頂尖的26所高校和研究者共2700多專家加入其中,曆時6年才全部完成,成為90年代中期的文化佳話。

　　但幾年之後,劉波東窗事發,欠下巨債外逃,人們很快發現他編纂《傳世藏書》意在進入資本市場而不是弘揚文化。根據當時的媒體報道,他至少通過叢書套現2億。“季羨林先生被別人利用,每次引起爭議的都不是他本人而是靠近他的得利者”。

　　而在北大一些學者看來,包括字畫門在內的諸多爭議,“季羨林也有責任”。為尊者諱,這樣的說法從未出現在正式的報道中。

　　在生命最後歲月,季羨林做出了一個讓頌揚者下不來台的舉動,他在2006年發出呼告:“請從我頭頂上把‘國學大師’的桂冠摘下來。”一並摘去的帽子還有“學界泰鬥”和“國寶”。然而就在這年,95歲高齡的季羨林成為央視感動中國人物,溫家寶總理再次到醫院探望為其祝壽,因此引發了更加猛烈的頌揚之聲。

　　外界似乎更加相信他是大師中的大師,獎項仍舊紛至遝來,兩年後,印度蓮花獎、日本學士院客座院士和德國哥廷根大學傑出校友的獎杯,又遞到了97歲老人的手上。直到去世前1個月,記者們仍然在采訪他,“6月10日下午,央視主持人王小丫曾來到301醫院,“代表《開心學國學》節目拜訪了國學大師季羨林先生”。

　　熟悉他的人看過這段視頻,“季老消瘦了很多,恐怕時日不多了”。

　　在一些文字中,季羨林說自己無意刻意追求名望,而另一些時候他則說自己也有功利之心,但這似乎都不足以涵蓋他置於榮耀中央的所有感受。然而,持續的頌揚和爭議有時讓他不厭其煩。摘掉三頂帽子的那年,他已經95歲了,他再次陷入輿論漩渦,在本該頤養天年的年齡。

　　誰的季羨林?

　　作為一個與死亡漸近的老人,季羨林說:麵對死亡,他既不高興,也不厭惡。

　　他屬於北京五棵鬆橋西南角的301醫院(中國解放軍總醫院)北樓4層的一個副部級待遇的高級病房。他感謝過醫院裏所有的人,他們從死亡線上幾次把他拉回來,“301是中國的符號,301是中國的光榮”,“既治好了我的病,也治好了我的心”,季羨林曾寫到。

　　他屬於晚年照顧他的秘書們。2008年前的十多年中,老秘書李玉潔、繼任秘書楊銳操辦了季羨林的所有事務,也因為字畫門和烏龜門種種爭議受到了傷害。無論如何,她們是季羨林和世界溝通的紐帶。

　　去世前的10個月,他屬於他的兒子季承和這段備受爭議的天倫之樂。他屬於這個13年前不幸破碎而後重聚的家庭。季承說,決裂的13年裏雙方都在反思。

　　他屬於一直圍繞他的重重利益之爭。從字畫門到烏龜門,鑲嵌在眼花繚亂的傳言中每一個對立麵,每一個人,都稱自己在保護季羨林,都稱有人在傷害季羨林。季羨林因種種不同的價值被這些人各自反複使用。

　　他屬於北大。即便是在字畫門減損了季羨林的美譽度,但被質疑的北大仍在兩難中維護他的聲名。去年12月在北大召開的“言論自由與公共理性———季羨林字畫門研討會”上教授們拒絕向媒體投降。一位與會者說,“新聞的發布者可以用部分的真實說一件虛假的事情,形成一個虛假的非正義的氣氛,以社會正義的麵孔呈現出來。”

　　他屬於終其一生無法擺脫的孤獨。年幼寄人籬下,青年包辦婚姻,與愛人無共同語言,一生渴望被愛而不得。愛人和女兒死了他從不參加葬禮,而是躲在圖書館以寫作宣泄情感。

　　他屬於三十年來急劇變化的時代。某種程度上時代塑造了它的知識分子,而知識分子也從個體反襯時代。

　　而今,“國學大師”季羨林,“學術符號”季羨林,“字畫門”中的季羨林,孤獨的老人季羨林,已經逝去,隻屬於八寶山公墓裏一個有待分配龕位的骨灰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