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重新定位與中國的關係

基辛格：重新定位與中國的關係

點評：基辛格顯然是在為美國利益呐喊和服務。作為中國毛周時代的外交家和戰略家，基辛格令現在的國際領袖們在知識，能力和經驗上都相差太遠。

亨利-基辛格 華盛頓郵報

幾十年來全球經濟結構是因為接受美國的控製而得以維持。巨大的資金流動伴隨著適合美國人消費需求的商品已經為中國帶去了龐大數量的美元，這些美元又被中國返回來借給我們用於進一步的消費。經濟危機以前，中國向美國派出了大量的專家並且向美國主要的金融機構投資，學習那些似乎能以最小的風險推動全球永久性增長的奧秘。

這次全球性的經濟危機已經動搖了似乎能永遠增長的信心，中國的經濟領導人已經看到了美國的金融體製將他們十年的儲蓄置於潛在的災難性動蕩之中。為了保護這些美國國債投資的價值並且維持他自己的出口驅動型的經濟，中國發現自己被強製持有大約接近一萬億的美國國債。

因此而不可避免的結果就是中國和美國雙方對彼此都懷有一種愛恨交加的矛盾感情。一方麵，兩國經濟產生不斷增加的相互依賴性。美國經濟的穩定並且比較好的增長影響著中國至關重要的利益，但是中國同樣存在日益增長的獨立於美國經濟決策的要求。因為美國的通貨膨脹和緊縮既是美國的也已經成了中國的噩夢，兩個國家麵臨著被迫同步調整他們的經濟政策。作為美國最大的債權人，中國在某種程度上能對其施加經濟影響力，這對於美國來說是前所未有的。與此同時，雙方的矛盾組合中都存在著擴大各自獨立決策範圍的要求。

中國方麵大量的的舉動反映了這種趨向，中國政府官員感到他們可以比以往更自由地在公開或私下場合對美國提出忠告，中國已經開始用他們自己的貨幣與印度、俄羅斯和巴西進行貿易。中國中央銀行的官員建議逐步建立一種替代美元的貯備貨幣是另一個值得關注的重點，許多美國的經濟學家輕視這種想法，然而這些主張正出現在如此多的公開議論中，並且考慮到中國曆來一貫的對於實現他的目標抱有極大的耐心，因此應該對此給以認真的對待。為了避免逐漸導向對抗的政策，中國在全球經濟決策中的影響力需要得到加強。

依據常規的經濟學知識，隻要中國增加消費美國減少消費世界經濟將重新獲得生機，但是當兩個國家都施行那樣策略的時候將不可避免地改變世界政治的基礎結構。隨著中國對美國出口的下降，中國的經濟重心轉向更大規模的國內消費和增加基礎設施投資，將出現一種新的經濟規則。中國將減少對美國市場的依賴，周邊國家逐漸增長的對於中國市場的依賴性將提高中國的政治影響力，而政治上的合作所形成的新的世界遊戲規則必將進一步補償經濟貿易模式的轉換。

定義一個長遠未來的合作模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從曆史的眼光來看，中國和美國都曾經具有支配性的強權能夠基本上單方麵地製定他們自己的行動計劃。他們並不習慣於在平等的原則基礎上形成束縛行動自由的緊密聯盟或協商機製。當他們結成聯盟時，往往傾向於利用這樣的聯盟作為屬於他們自己的領導體製的包裝，並且顯示了相當程度上的控製權，而這對於正在顯現的中—美合作夥伴關係是難以想象的。

為了使合作的努力得以實現，美國領導人必須抵製源自冷戰“劇本”的圍堵政策的尖銳呼籲，中國則必須警惕一種旨在消弱所謂美國霸權計劃的政策以及目的在於形成一個亞洲集團的誘惑。美國和中國不應該重蹈一個世紀前英國與德國從友誼走向對抗的覆轍，那曾經將雙方拖入一場全球戰爭。這樣一種演變最終的受害者將是全球事務，比如能源、環境、核擴散及氣候變化，這些將需要一種共同的先見之明。

另一種極端的觀點，某些人爭辯美國和中國應該建立一個兩國集團 G-2 ，一個默認的全球控製實體，然而這並非兩國以及當今世界的利益所在。那些感到被排除在外的國家將在恰恰需要全球視野的時候轉向強硬的民族主義。

上世紀五十年代美國作出的巨大貢獻在於領導建立了一整套的製度，大西洋地區據此得以應對前所未有的劇變，一個迄今為止被國家間的敵對所分裂的的地區找到了規劃共同命運的機製。雖然這些措施的施行效果不盡相同，但是最終的結果是一個極大改善了的世界秩序。

二十一世紀需要一個適合於這個時代的製度化的框架 。太平洋地區的國家邊界比二次大戰後出現的歐洲國家具有更強烈的民族認同意識。這個地區千萬不要陷入二十一世紀版本的傳統的權力平衡政治局麵，如果太平洋沿岸形成對立的集團那將是特別有害的。值此國際事務重心正在向亞洲移動之際，美國找到了他的區別於霸權但與領導地位相匹配的新角色，我們需要一種基於美國和中國緊密合作基礎上的太平洋框架，同時又具有足夠的包容性容許劃分太平洋地區的其他國家實現他們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