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成玉：是什麽讓“說假話”在中國根深葉茂生機盎然？

於成玉：是什麽讓“說假話”在中國根深葉茂生機盎然？

當代中國，從“大躍進”時期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廣西環江“放大衛星”，到十年文革時期的山西昔陽的“沒見過的大旱，沒見過的大幹，沒見過的大豐收”的罕見奇跡，再到改革開放時代的“聞華南虎嘯 品鎮坪臘肉”的“正龍拍虎”和奧運會開幕式上的“林貌楊音”，乃至當下的“被小康”，“被就業”，“被增長”，“被代表”，“被幸福”等一係列“被”字的橫空出世，說明“說假話”在中國根深葉茂生長何其旺盛啊！由此，筆者情不自禁地生發出一個問題，這就是，究竟是什麽讓“說假話”在中國生長根深葉茂呢？考慮好久，以為與下麵這些因素不無關係。

其一，政治工作的道德淪喪。眾所周知，社會生活中的各行各業都有職業道德，當然政治工作也不例外。政治家、政治工作者以及那些涉及或接觸政治工作的人，都應講政治道德。因此，政治道德是國家從政人員在政治生話中所必須遵守的職業道德，是從政人員內心的道德“立法”，是依靠行政人員的信念、習慣和社會輿論來評價是非曲直、調節人們之間政治關係的道德規範。它在職業道德中起領頭羊的作用，其狀況好壞與否，直接影響整個社會道德風尚和精神麵貌。而政治道德的基礎就是“說真話”。俗話說：“冷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今日“說假話”在中國之所以能生機盎然，茁壯成長，其實早在上個世紀初就注入了活力。因為從那時起，某些從事政治工作的人員，就喪生了政治道德，唯權力馬首是瞻，開始“說假話”了。
就以劉文彩水牢之說為例，據媒體披露，最早是由冷月英說出來的。據稱，在1951年的一次會議上。冷月英說：“1943年，我因欠了地主劉伯華五鬥租穀，剛生孩子3天，就被蒙上眼睛拋進了劉家水牢關了7天 7夜。”而後，也就是1954年的元月，大邑縣舉辦“農業合作化”展覽，以實物模型為主，配以圖片解說，他們就根據劉伯華是劉文彩的親侄兒，提出“冷月英坐劉文彩家水牢”的設計方案，得到了主管部門認可後，籌辦人員就按設想“布景”。1958年莊園陳列館建館，主管部門就全盤照搬1954年製作的劉文彩水牢模型，並給本來空空如也的劉文彩老公館西側的那間原本是存放鴉片煙的地下室灌上水，仿製了鐵囚籠、三角釘等刑具，以及血水、血手印，然後向社會開放。而冷月英也開始到處現身說法聲討劉文彩讓自已坐水牢的滔天罪行。後來有記者就劉文彩水牢一說找到冷月英核實有無，冷月英則拒絕正麵回答，情急之下脫口而出：“你們追著我問什麽？又不是我要那樣講的，是縣委要我那樣講的（考閱2005年4月19日《福州晚報》報道）
從上述事實中，我們不難看出，無論是大邑縣在舉辦“農業合作化”展覽時，提出“冷月英坐劉文彩家水牢”的設計方案的人員、認可的“主管部門”成員、還是大邑縣委成員、接觸政治生活的冷月英以及按“設想”製造“布景”的人，均喪生了作為政治道德中的核心元素的“實事求是”不說假話的原則，無中生有，捏造“事實”，瞪眼講瞎話，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並從中得到了種種好外。當“說假話”被揭露後，“說假話”者已獲得的利益毫發無損，故從不懺悔反思。如此這般，“說假話”在中國怎能不瘋長呢？

其二，輿論控製的推波助瀾。從新中國成立至今，“政治正確”始終掌控媒體，形成“輿論一律”的大一統局麵，絕不允許有悖於每個時期現行時的“政治正確”的宗旨和指示的各種“雜音”出現，對“說假話”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如， 1958年當廣西環江放出了全國最大糧食“衛星”——“水稻畝產十三萬斤”時，報道這一新聞的單位就有《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國青年報》、《廣西日報》、廣西人民廣播電台、《廣西婦女報》、《廣西青年報》、《群眾藝術報》、《紅水河》雜誌社、《躍進日報》、《柳州日報》等多家新聞媒體，乃至中央新聞紀錄片廠也不甘寂寞，大顯身手，參與其中，進行廣泛報道和傳播，可謂轟動全國，“揚名”世界。在這種鋪天蓋地的廣泛宣揚的氛圍中，這條浮誇新聞不啻如魚得水、如虎添翼，神采奕奕、容光煥發、趾高氣揚，押有一股炙手可熱的激行，在神州大地到處都留下了它的足跡和身影，可謂家喻戶曉，耳熟能詳。而這，倘若沒有輿論控製的推波助瀾，是萬萬辦不到的事情。

其三，殘酷暴力的保駕護航。其實，在中國，持“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和“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的古訓大有人在。因此，每當“說假話”春風得意馬蹄疾橫空出世時，總有人站出來立在潮頭進行抵製。如，彭德懷當年曾對“大躍進”時期的“浮誇風”使勁地潑出幾盆冷水，結果非但未能奏效，自己反倒被殘酷暴力，即“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弄個可悲的下場。且不說在廬山會議上被扣上右傾機會主義和反黨的帽子而遭受嚴厲批判，僅在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中所遭到的長期迫害，就足令聞者毛骨悚然。1966年12月北大造反派韓愛晶派紅衛兵到四川成都把彭德懷押回北京，至1971年底彭德懷前後受審訊居然達到二百多次。其中，在1967年7月9日的批鬥會上竟被“打翻在地”7次，前額被毆，頭破血流，第五、十肋骨骨折。1974年11月29日離世，12月17日遺體進行火化，骨灰盒上的紙條上居然寫著“王川、男”三個字。

又如，十年浩劫期間，前山西昔陽縣委負責人自1973年至1977年的五年間，共虛報糧食產量二億七千萬斤。當時就有人出來揭露，但都被扣上“反大寨”、“反紅旗”的帽子，其下場可想而知。

再如，“文化大革命”時期流行的“政治正確”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而張誌新對此略有微詞，就被判處死刑，且在行刑前，不打麻藥就被割斷喉管。

上 述事實顯示，大抵“說假話”者，迎合“政治正確”的口味需要，往往被褒為擁護聖明，以致名利雙收。而“說真話”者，出自人的良知公心，卻往往被貶為攻擊當道，不免身敗名裂，家破人亡。於是，人們麵對殘酷暴力，出自生存的考慮，便普遍滋生出 “凡事看破別說破，說破要禍”的消極心理，反過來，這種消極心理又為“說假話”的茁壯成長，提供了有力的安全保障。

人類的文明進步史顯示，說真話是人類的美德。任何時代，任何社會，任何地域，任何族群的文明進步，須臾不可離開“說真話”。否則，再好的製度法規，再好的承諾契約，再好的合同規劃，都將成為一紙空文。不說“說真話”，社會道德將會受到嚴重侵蝕，社會公平將會受到嚴重踐踏，社會正義將不複存在，社會穩定將會受到嚴重破壞，社會各種罪惡將會隨時發生，整個社會必然會充斥著林林總總的虛假，形形色色的欺詐，密密麻麻的醜陋。

其實，對於一個“說假話”相沿成習的民族來說，真正的革命就是要贏得“說真話”的權力。因為文明的沒落總是從“說假話”開始的，要想文明進步也隻有從“說真話” 開始。正如列寧所說:“我們的力量在於說真話!”(《列寧全集》第9卷,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79頁)。“說真話”，不僅是政治家、政治工作者和理論工作者以及其他一切工作者應有的品質,也是一般人作人的底線，更是對於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事業忠誠的表現,是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的表現。
2009年8月21日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