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也：第三世界是最大輸家

馬也：第三世界是最大輸家

二十國集團的出現，二十國會議的召開，前提是世界經濟危機的來到和第三世界在國際經濟生活中地位的提高。這個組織在2008年10月第一次出現，就是基於據稱“發達國家與新興經濟體在金融對策和經濟政策上的協調”和“世界金融體係的改革”的必要性，基於“一些新興經濟體，居民儲蓄率高，外匯儲備雄厚”。

在2009年4月倫敦二十國峰會之前，兩個普遍的提法值得注意。

一個是突出“新興經濟體影響力不斷增強”、“亞洲新興國家中產階級人數已超過西方”、“隨著力量向新興國家轉移，西方正在失去優勢”，金磚四國已經成為2009年拉動世界經濟和全球內需增長的“唯一源泉”[i]，以及第三世界國家，至少是所謂金磚四國、新興經濟體將率先走出危機之類。與此相關的，就是宣傳一種預期：第三世界將通過二十國會議的召開，在國際經濟活動中“提高話語權”。3月23日，索羅斯發表文章，認為二十國會議對第三世界國家——他稱之為“外圍國家”——的關注，“應成為中心議題”。[ii]會議召開前兩天，即3月31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多米尼克-卡恩接受新華社記者書麵采訪，也承認“大多數新興經濟體在IMF的代表性存在不足”。

如果略略回憶和比較罪最近30年來西方關於第三世界的提法，事情就更為有趣。

解體的蘇聯前夕，在第三世界問題上，戈爾巴喬夫一夥已經和美國官方保持完全一致，即所謂第三世界隻是“垃圾堆”和“人類中派不上用場的殘物”。[iii]蘇聯解體，美國《新聞周刊》宣布“讓我們廢除第三世界”，“把‘第三世界’這個詞拋棄掉”；英國報紙高呼“像對待蘇聯一樣”，用“三叉戟導彈潛艇瞄準”第三世界；到九十年代中期，又冒出“重新殖民化”、“使非殖民化過程顛倒過來，恢複古老的帝國價值觀，甚至倒退到白人統治的舊製度”。[iv]1995年9月，戈爾巴喬夫出麵，邀請500名政治家、經濟界領袖、科學家，聚會於舊金山費爾蒙特大飯店，討論“通往二十一世紀的道路”和“新的文明”。這個“全球智囊團”，把未來簡化為“20比80”：世界隻要有占總人口20%的富人就可以了，另外80%的窮人——他們主要集中在第三世界——已經沒有存在必要。布熱津斯基把後者稱為“靠喂奶生活”的人。換一種說法就是：“失敗者隻能由其他人來關心”。[v]

金融危機襲來的時候，西方的政治日程表上這個當年的“垃圾堆”，這個隻配做西方帝國奴隸和完全不能自救的第三世界，突然變成了香餑餑，被說得滿身鮮花。

另一個普遍的提法是，世界幾乎同聲聲討貿易保護主義。

二十國會議和此前西方為中心的國際性會議的一個最大不同，是參與國的增加。這是一種進步。會議的兩個最大亮點，一是中國影響力的擴大，一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為最大贏家——從參與國籌得巨額資金。換句話說，除了中國因素之外，並沒有出現第三世界國家成為“中心議題”的情形。斯蒂格利茨認為，與最初擬定的“四項優先任務”——振興全球經濟、加強監管係統、幫助發展中國家和防止貿易保護主義——相比，“G20峰會實質性成果很少”。[vi]

英國《金融時報》發表的《一個更宏大的秩序走入視野》幹脆宣稱，該峰會的“實質內容”幾乎與第三世界無關，而是“讓資本市場、全球金融機構、投資者和渺小的消費者確信：他們又可以開始支出、借款或放貸了”。[vii]英國報紙另有“沒有金磚四國，就不能構建未來”的議論。[viii]至少在字麵上，這算是彬彬有禮的、帶有外交色彩的表述，但是“金磚四國”當然不等於廣大第三世界國家或者作為整體的第三世界。

會議閉幕以後20天，4月22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布“各成員國比例增資”方案，中國3.72%的份額並未提高，使二十國峰會期間廣泛宣傳的“提高中國話語權”的預期落空。美國將繼續保有一票否決權。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加拿大七國集團，控製半數以上投票權。

一個熱熱鬧鬧的國際會議，以第三世界寄予厚望開始，以第三世界大多數國家受到冷落收場。德國一家網站認為，這是一個“雷聲大雨點小”的會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本次峰會的明顯贏家，但新興工業國要求的改革並未出現”。[ix]

難怪會後出現一個IBSA——印度、巴西、南非對話論壇，“尋求利用民主理想，重塑聯合國和其他國際組織、使其更好地為窮國服務的聯盟”，“體現全世界窮國觀點”，以“全球層麵發展中國家發言人”身份，“呼籲加強國際機構處理發展中國家關心的貧困、環境和技術等問題”。報道這一消息的《華爾街日報》，顯然有自己的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定見。這就是繼續高舉已經在全球聲譽掃地的西方“民主”的旗幟，孤立中國和離間中國同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的關係。文章題為“注意巴西利亞而不是北京”，聲稱上述三個“充滿活力的民主國家”，“可能剝奪中國代表發展中國家的地位”。[x]

在西方當局的政治詞典和宣傳口徑中，社會主義中國一向被劃屬“專製國家”、“獨裁國家”，隻有他們自己、實行他們那個製度，或者他們認為實行他們那個製度，才有資格獲得“民主國家”的門票。這裏說的印度、巴西、南非，就被他們列入“民主國家”。

細心的讀者還會發現，二十國會議之前，輿論批評的主要對象，是貿易保護主義；這種貿易保護主義的標誌性政策表述，就是奧巴馬提出的“買美國貨”。會開完了，批評的主要對象，已經轉變為所謂經濟民族主義；具體地說，這主要是針對在西方全球化中第三世界國家捍衛經濟主權、抗擊西方幹預和轉嫁危機的政策，而且在多數情況下，這還主要隻是一種具有廣泛基礎的民眾呼聲，還談不上政策。在發生這種變化的時候，人們並沒有看到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保護主義的些許收斂。

剛好在二十國會議召開前夕，從西方媒體傳出中東歐國家“可能引爆第二輪金融海嘯”、經濟形勢已經“陷入極端惡化的境地”[xi]的消息。越是新自由主義的“優等生”，就越早和越深地陷入惡化。在法國出版的3月7-9日《歐洲時報》，用一張圖論證“第二波金融海嘯襲歐洲”，文字說明是——東歐和中東地區的外匯危機全麵爆發、東歐外債累計1.7萬億美元、東歐地區壞賬急劇攀升、東歐多國國債評級被調降。

另一個消息是，波羅的海三國資不抵債，“顏色革命”中碩果僅存的格魯吉亞、烏克蘭兩國麵臨破產，俄羅斯則由於它的身份從八國集團中與西方富裕國家對話的唯一外來者，變為二十國集團中比如和韓國、土耳其列在一起的中等國家，會還沒有開，就已經被認為是最明顯的輸家了。

當前的危機，不是地域性的而是全球的。西方主導的媒體，用西方富國和富人們怎樣損失慘重，從動輒數億、數十億、數百億、數千億美元化為烏有，到縮減奢侈品和寵物開支之類消息，充斥報紙、雜誌、電視、廣播、互聯網。但是不要忘記，對於這些富翁而言，損失一片豪宅、幾輛汽車，不過九牛一毛罷了，對於第三世界國家特別是第三世界的窮人來說，損失則是百分之百、百分之千、百分之萬，已經是自己和家人餓死、凍死、病死的問題。

按照美國媒體的數據，淨資產（不包括住宅）100萬美元或100萬美元以上的美國家庭，2007年為920萬，2008年大幅下降27%，隻有670萬。《福布斯》雜誌3月還有專刊，封麵標題就是“億萬富豪大蕭條”，說個人財富在10億美元以上的富豪人數2003年以來首次“縮水”，從2008年的1125人降至793人，列名榜上的富豪的資產總額，也從2008年的4.4萬億美元銳減到2.4萬億美元。

富豪們的資產損失為2萬億美元。世界低收入國家2006年全部國內生產總值的總和，也不過1.6萬億。損失一番之後，793位富豪還擁有2.4萬億，世界低收入國家的數億人口整整一年的勞動，被洗劫得一無所有，此外還須倒貼尚未開發的資源、子孫後代的勞動與壽命。

前引英國《金融時報》的《一個更宏大的秩序走入視野》承認，“與發達經濟體相比，金融危機的實際經濟影響，對新興市場造成了更為沉重的打擊，貿易流量大幅減少，大宗商品價格戲劇性下跌。明顯的是，最窮的國家（尤其是在非洲）將受到最沉重的打擊，而這些國家在危機麵前能夠依托的自身實力也最為薄弱。”

然而宣傳一通第三世界如何重要之後召開的二十國集團峰會，並沒有對這裏所說的遭受“更為沉重”和“最沉重”打擊的、占全球人口絕大多數的第三世界，給予應有的關注和拿出像點樣子的舉措，西方當局尤其繼續表示出一種居高臨下的、貴族式的冷漠和麻木不仁。“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在這種熱熱鬧鬧的冷落中，誰能找到使第三世界稍稍喘口氣的“更宏大的秩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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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二十國集團會議彰顯新興經濟體影響力不斷增強》，路透社2009年3月15日電；《新興市場中的新中產階級》，英國《經濟學家》2009年2月12日；哈米什·麥克雷《隨著力量向新興國家轉移，西方正在失去優勢》，英國《星期日獨立報》2009年3月29日；高盛全球經濟研究部主管吉姆·奧尼爾《為什麽去掉‘金磚四國’是錯誤的》，英國《金融時報》2009年1月5日。

[ii] 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長索羅斯《對外圍國家的關注應成為中心議題》，英國《金融時報》2009年3月23日。

[iii] 《未來的社會主義》，戈爾巴喬夫為兩主編之一。中央編譯出版社1994年版。

[iv] 《讓我們廢除第三世界》，美國《新聞周刊》1992年4月27日；《三叉戟導彈潛艇瞄準瘋狂的國家集團》，英國《星期日電訊報》1995年1月4日。

[v] 漢斯-彼得·馬丁、哈拉爾特·舒曼《全球化陷阱——對民主和福利的進攻》第1-6頁，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

[vi] 法國《回聲報》駐紐約記者皮埃爾·德加斯凱對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的專訪《斯蒂格利茨說：“無論美國還是二十國集團都未提出令人信服的監管框架”》，該報2009年4月10日。

[vii] 《一個更宏大的秩序走入視野》，英國《金融時報》2009年4月6日。

[viii] 《沒有金磚四國，就不能構建未來》，英國《每日電訊報》2009年4月4日。

[ix] F·哈塞爾、S·約斯特、J·達姆斯《G20決議真正產生的作用是什麽》，德國《世界報》網站2009年4月3日。

[x] 美國州立伯特蘭大學馬克·哈特菲爾德政治學院副教授布魯斯·吉利《注意巴西利亞而不是北京》，美國《華爾街日報》2009年4月8日。

[xi] 《東歐危機可能讓我們大家都陷入混亂》，英國《泰晤士報》2009年2月19日；日本《經濟學人》金融記者小田切上登《“歐洲危機”日後將甚於美國》，該刊2009年3月14日。

2008年10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布一份《國際金融穩定性報告》，針對中東歐、獨聯體、海灣地區、非洲、亞洲和中南美的第三世界國家進行分析，承認在該組織確定的所有項目上，上述國家和地區都“讓人擔憂”，而中東歐國家則屬於“最高風險類型”。

中東歐國家的最大風險在於，（1）國內生產總值下降。拉脫維亞、愛沙尼亞2008年第四季度降幅均達10%，波蘭2009年增長預期從5%下調到1.7%，烏克蘭1月份工業產值同比下降34%，匈牙利連續兩個季度經濟收縮、出現14年來最壞情況，塞爾維亞經濟衰退的程度比之1999年遭受轟炸期間更為嚴重。（2）貨幣貶值。2008年夏季到2009年3月，波蘭茲羅提兌歐元匯率下跌30%，匈牙利福林下跌23%，捷克克朗下跌17%，羅馬尼亞列伊林下跌16%。哈薩克斯坦貨幣貶值使商品價格上升20%至30%，一些地方食品上漲40%。（3）債台高築。東歐國家外債總額1.7萬億美元，超過2008年國內生產總值之和。拉脫維亞排於首位，外債占國內生產總值135%。波羅的海三國資不抵債。2009年，東歐必須償還（或以新債代替舊債）4000億美元。（4）外資抽逃，2008年達270億美元。預計外資抽逃將使中東歐經濟產值在2009年暴跌10%。（5）出口受到重大打擊。（6）失業率急劇上升。預計2009年將超過10%。（7）引發社會動蕩。

2009年1月，俄羅斯政治評論網載文，宣布國家“完全”陷入世界經濟衰退。主要股票市值累計下跌70%。資金外逃1300億美元。外債5000億美元。外匯儲備從2008年8月接近6000億美元，減少到2009年3月不足4000億美元。盧布貶值1/3。通貨膨脹達到13%至15%。第一季度國民生產總值下滑9.5%，為最近15年來的最低點。

4月24日，俄羅斯《報紙報》文章引述經濟發展部副部長安德烈·克列帕奇公布的數據：第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同比下滑9.5%，遠甚於此前預測的下滑7%。看來，此前關於全年下滑2%至3%的預測，也需要進行新的調整。

人均工資在下降，失業率在提高。憤怒的人民走上街頭，抗議者的隊伍從數千人增加到數百萬人。2009年五一勞動節期間，全俄舉行250多場遊行集會，250萬人參加。他們的口號包括：“資本主義意味著永遠的危機，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拯救我們”。

英國報紙說，中東歐的這種險境，“比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東亞危機糟糕得多”。[i]

在第三世界，拉美多數國家最早嚐試擺脫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尋找新的發展道路。這仍然呈現為一種探索的過程。但是阿根廷連續六年經濟增長超過60%，委內瑞拉超過95%，已經成為英國《衛報》回答“拉美左派為何贏得人心”的答案。[ii]同時，在墨西哥，2008年第四季度經濟增長率1.5%，低於2%的預測，2009年第一季度出現1%負增長，巴西也有經濟急速減速的消息。

關於亞洲，輿論注意到中國經濟複蘇的跡象，但是也有英國《悲觀經濟增長數字加劇亞洲恐慌》和德國《亞洲尚不能喘口氣》這樣的報道。[iii]截至2008年底，韓國一年內到期的長短期債務達1940億美元，占外匯儲備96.4%。2009年3月，韓元兌美元匯率跌至11年來最低水平，刷新美國金融危機以來韓元的最低紀錄。這個高度依賴外需的國家的經濟，正在明顯減速。印度連續多年經濟增長率接近9%。2008年第四季度5.3%，創六年來最低。4月22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把對印度2009年經濟增長的預測，從先前的5.1%下調到4.5%。最大、最古老的塔塔集團，市值縮水六成，經營屢屢受創。影片《貧民窟的百萬富翁》在好萊塢獲得一連串大獎的，被西方媒體捧上雲霄。但是貧民窟裏隻有貧民、沒有富翁，一舉成名的童星魯比娜·阿裏，也正在被父親定價20萬英鎊拍賣。“印度神話”已經破滅。新加坡1月間非石油出口同比下滑35%。馬來西亞和泰國的經濟增長率，在創造自己的最低紀錄。至於台灣經濟，則出現有史以來的最大衰退。有“中東明珠”、“中東經濟超級大城”美稱的迪拜，被經濟危機弄成一座“鬼城”。阿拉伯世界在歐洲投資的損失，也已經達到2.5萬億美元。

2009年1月，非洲開發銀行行長卡貝魯卡說，國際金融危機對非洲的影響，“被嚴重低估”。外來投資和援助縮減2/3，僑匯和旅遊收入急劇下降。能源、礦產品、農產品價格暴跌，對依靠石油、礦產品、經濟作物出口維係經濟的多數國家來說，簡直是一場災難。經濟增長速度明顯放慢。2007年非洲經濟增長6.2%，2008年5.1%，預計2009年為4.1%。南非、尼日利亞、阿爾及利亞、埃及占非洲經濟總量的一半。其中南非經濟增長率從2007年的5.1%，下降到2008年的3.7%，預計2009年隻有3%，120家大型企業卷入裁員潮。埃及大量海外勞工回歸，導致失業率雪上加霜。青年的失業率達到17%。從2008年12月到2009年3月的三個月裏，尼日利亞貨幣貶值30%。

世界銀行預測，非洲2009年經濟增長率將從上年的4.9%下降到2.4%。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的經濟增長率，將從去年的5.5%，下降到1.5%。它的總裁卡恩說，危及將使這些國家過去10年的辛苦喪失殆盡。

有中國學者，把危機對美國、歐洲、第三世界的影響，分別比喻為輕傷、重傷和內傷。美國前助理國防部長、因為提出和宣傳美國“軟實力”而著名的約瑟夫·奈，就直言金融危機並未使美國體製“遭受致命打擊”。[iv]關於美國經曆這次危機之後將更為強大的議論，也已經紛紛出籠。

這是一個需要從不同角度進行研究的問題。

一方麵，這次危機作為資本主義危機的一次總爆發，是美國的真正的不治之症，是對資本主義世界秩序的撕心裂肺的打擊，是資本主義霸權穩定狀態從此終結的曆史性標誌。這就是為什麽當危機突然襲來的時候，無論有識之士的真誠，或者不過是資本主義忠實信徒方寸大亂中的倉皇呼救，對新自由主義、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反思和絕望，一時成為輿論的熱點。但是一俟經濟下滑的速度稍有減緩，夾帶著主觀願望的所謂回暖、複蘇的調子，所謂資本主義生命力的洋洋自得的吹噓，就又在誇張中唱響全球了。曆史不是他們隨心所欲的情緒晴雨表。即使這一次危機，也還沒有走到穀底。不要太久，世界將領略他們再次收起高調的日子。

然而資本主義經營數百年，在今天的世界，控製物質力量、精神力量，居於絕對的主導地位，截至目前的危機，尚不足以根本撼動它在美國和西歐國家的根基。這與其說是由於資本主義的反動和腐朽尚未達到足以徹底摧而毀之的程度，不如說是由於最終埋葬資本主義的社會力量，還沒有在理論上、政治上、組織上足夠地成熟，取代資本主義的、新的社會製度，也還在各國人民的實踐中，處於探索或至多是萌芽的狀態。西方當局上下其手、剜肉補瘡、瞞天過海、控製局麵，仍然有相當的空間。正所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

2009年4月間，經合組織給西方七國和屬於第三世界的所謂“金磚四國”，同樣“描繪了一幅灰暗的圖畫”——“嚴重衰退”，而且後者的情況更為慘淡。美、英、日經濟增長率分別下滑1.1點、0.2點、1.5點，巴西2.4點，俄羅斯1.9點。它如此預計年度增長率下降的狀況：美國11.8點，中國、巴西12點以上，俄羅斯19.7點。[v]

在西方發達國家，危機主要衝擊金融係統。在第三世界，它卻直接威脅著國家和人民的生存基礎。糧食危機陰霾重重。世界饑餓人口——他們每天獲取的熱量不足1800卡路裏——2008年新增4000萬，2009年新增1.04億。聯合國糧農組織總幹事雅克·迪烏夫說，“我們從未看到過世界有如此多的饑民。”受害者2/3在亞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則每3人中就有1人長期饑餓。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的土地，已經成為競相爭奪的對象。日本糧食自給率從上世紀六十年代的79%，下降到目前的39%，正在掀起新一輪海外屯田高潮，已經擁有超過國內農田3倍的海外農田。

失業或是貧困這類災禍，總是首先和集中落在第三世界頭上。國際勞工組織2月間的一份報告承認，“世界資本主義體係危機導致滑入‘絕對貧困’境地的人新增加了2億。當前，世界45%的就業者，即14億人，屬於‘在職貧困者’他們每天收入不足2美元。”[vi]亞洲的貧困勞工將猛增1.4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4月26日的一份聲明說得不錯：“全球經濟危機正在轉變成一場人類發展的災難，貧窮國家受到的打擊在日益增加”。

同樣的12級台風，吹向鋼筋水泥大廈和吹向幾根木棍支撐的茅草屋，結果不會一樣。危機對第三世界的打擊，相比於西方，所以“更為沉重”和“更沉重”，主要不在於經濟損失的絕對量和百分比，而在於對這個本來貧窮的、缺少自衛能力、多數人已經難以維持起碼生活條件的世界，即便經濟增長減少2%或者3%，也意味著數億和十數億人的饑餓、疾病和死亡。今天美國、西歐、日本麵臨的經濟衰退，尚不會出現諸如嬰兒死亡率這樣的問題。但是比如在非洲，經濟增長率從5%下滑到2%，直接後果就是百萬嬰兒在周歲內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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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安布羅斯·埃文斯-普利查德《不拯救東歐將導致全球崩潰》，英國《星期日電訊報》2009年2月15日。

[ii] 馬克·韋斯布羅特《為什麽拉丁美洲左派會持續獲勝》，英國《衛報》2009年5月1日。

[iii] 拉斐爾·明德《悲觀經濟增長數字加劇亞洲恐慌》，英國《金融時報》2009年2月28日；赫爾穆特·豪錫爾德《亞洲尚不能喘口氣——亞洲開發銀行再次調低經濟增長預測，出口依賴性被證明是個陷阱》，德國《明鏡》2009年4月1日。

[iv] 約瑟夫·奈《別再單幹》，德國《商報》2009年1月8日。

[v] 該報記者朱利亞·科柳《在七國集團經濟前景黯淡之際，石油需求下降》，英國《衛報》2009年4月11日。

[vi] 記者托馬斯·科尼茨《工作崗位的全球性毀滅》，德國《青年世界報》2009年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