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曉東：永遠的絕響—自殺詩人心態錄

吳曉東：永遠的絕響—自殺詩人心態錄

　　正當那把人引向生活高峰的東西剛剛顯露出意義時，死卻在人那裏出現了。
　　這死指的不是“一般的死”，而是“巨大的死”，是不可重複的個體所完 成和做出的一項無法規避的特殊功業。 
        ——施太格繆勒

　　1989年3月26日，年僅25歲的詩人海子，留下將近二百萬字的詩稿，在山海關臥軌自殺。
　　我最初聽到這個消息時已是4月初。當摯友恒平把這個驚人的噩耗告訴我的時候，我一下子驚呆了，半天說不出話。心裏仿佛被堵上了一塊沉重而巨大的石頭。我長久地想象詩人海子臨終前攜帶著四本書：《舊約全書》、梭羅的《瓦爾登湖》、海涯達爾的《孤筏重洋》和《康拉德小說選》，在山海關徘徊的情景。海子死於黃昏時分，我想象著當天邊浮上第一抹晚霞的時候，海子終於領悟到來自冥冥天界的暗示，毅然棄絕了一切塵世間的意念，臥軌於山海關至龍家營之間的一段火車慢行道上。鮮血一瞬間染遍了西天的晚霞。
                 　
　　89年4月初的一個上午，海子自殺的消息傳到了他的母校北京大學。三角地響起了喜多郎夢幻般的音樂。音樂聲中，海子的北大詩友為他募捐。出身於燕園的幾位詩人西川、臧棣、麥芒和鬱文等人默默地佇立在募捐箱旁，向每個募助者點頭致謝。中午，燕園內的民主科學雕塑下舉行了海子的悼念活動，雕塑周圍的空地上擠滿燕園學子。我也擠在人群中，傾聽未名湖畔成長起來的一代年青的詩人又一次朗誦起海子的詩作《亞洲銅》和《太陽》。春日的正午的陽光下是一張張年輕而悲傷的麵孔。

　　海子，1964年生，是“第三代”詩歌運動中最出色的詩人之一，有“詩壇怪傑”之譽。海子的傾慕者和崇拜者有很多，其中也包括我這個並不寫詩的燕園的後來者。
　　我和海子並無私交，隻是在燕園的兩次詩歌朗誦會上聽過他朗誦自己的詩作《亞洲銅》和《遺墟》。印象中海子是一個沉靜、內向而略有些靦腆的人，思緒總是沉浸於遠方一個不屬於現世的未知王國之中。這種感受後來被海子的幾位詩友的回憶證實了。海子是一個拙於現實生活而耽於想象世界之中的詩人。他的生活簡單、貧瘠而孤獨。他所居住的一間陋室中甚至沒有錄音機、收音機這一類生活必需品。除了與幾位摯友的交往外，寫作構成了海子生活的全部內容，構成了海子生命的支撐。海子遺留下來的近兩百萬字的作品，其中的大部分都是在這種孤寂的生命形態中寫成的。海子在一篇《自述》中這樣說:
　　“我的詩歌理想是在中國成就一種偉大的集體的詩。我不想成為一個抒情詩人，或一位戲劇詩人，甚至不想成為一名史詩詩人，我隻想融合中國的行動成就一種民族和人類結合，詩和真理合一的大詩。”這種成就“大詩”的宏闊理想已經部分地在他的詩作中得以實現了。然而，“正當那把人引向生活的高峰的東西剛剛顯露出意義時，死亡卻降臨到了海子的頭上。

        海子一戈麥現象

　　海子在當代中國自殺的詩人之中，並不是第一人，也不是最後一人。
　　1987年3月，一個筆名叫“蝌蚪”的33歲的女詩人，用一把小小的手術刀割斷了自已大腿上的靜脈，在床上安詳地死去了。
　　我對蝌蚪所知甚少，隻知道她原名陳泮，與丈夫江河同為“新詩潮”的詩人，在寫詩之餘也研究佛學，還寫小說。當年當我在《上海文學》上談到她的遺作《家·夜·太陽》時，蝌蚪的名字周圍已經加上了黑框。我記得當時我的唯一的反應隻是: 一個詩人死了。 沒料到蝌蚪的自殺竟成為中國當代詩壇的一個具有魔力一般的預言。
                 　　
　　兩年後，也在3月，海子在山海關臥軌;1990年10月，浙江淳安的--個叫方向的年輕詩人決然服毒，把自己的生命帶到了另一個世界; 又過了一年，1991年的9月，詩人戈麥，棄絕了他所摯愛的詩歌生涯，遺留下二百多首詩稿，自沉於清華園內的一條小河，時年24歲。

　　短短的四年間，四位青年詩人相繼自殺了。
                 　　
　　方向是我的一位從未謀麵的友人。早在1987年，我讀過他托人送來的一篇文章《論北島的憂患意識》，隨後彼此通過一封信，信中交流過對北島詩歌和中國“新詩潮”的意見。從方向的來信中，我感到他是一個誠摯的詩人。此後便音信杳無。誰料如今與他永遠無法謀麵了。
                 　　
　　自殺的四位詩人中，我最熟悉的是戈麥。戈麥原名褚福軍，生於1967年，黑龍江蘿北縣人。1989年7月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係，就職於外文局中國文學出版社。我和戈麥幾乎同時就讀於北大中文係，曾多次在一起“侃山”。戈麥是一個性格極其內向的人，很少有人能窺進他的內心城池。平時少言寡語，唯有當話題轉移到詩歌上時，他的話才多了起來。我們曾一起談過北島、海子，也談布羅茨基和博爾赫斯。從聊天中我感到戈麥對詩歌有著奉若神明般的熱愛，我還感到戈麥是一位有著自己的執著信念的人。但是除了詩歌和文學之外，我很少知道他還在想著別的什麽事情，我隱隱地覺察到他內心深處有著很沉重的內容，但這一部分內容甚至連他最好的詩友西渡也所知甚少。記得與戈麥的最後一麵是91年7月，戈麥匆匆趕來約我寫一篇關於沈從文的稿子，隨後順便說起了他的龐大的閱讀計劃，便又匆匆告別了。這一別便是永訣。
                 　　
　　戈麥的死已經使我不再僅僅從孤立的個體生命的消殞這一狹窄的角度來考慮詩人之死的問題了。與死去的詩人生活在同一時代的人都有責任去深思這一現象。

　　詩人的自殺引起了巨大而持久的反響。89年4月，燕園內舉辦了海子的詩歌座談會，中國學界最高理論批評刊物《文學評論》也作同時發表了題為《詩人之死》的專論，引起廣泛關注。90年的夏天，詩人恒平和西川相繼在北大講堂舉辦海子詩歌的講座，能夠容納300人的階梯教室擠滿了聽眾。海子生前摯友駱一禾和西川為海子遺作的出版募集資金。由燕園出身的幾位詩人創辦的詩歌刊物《傾向》，為海子出版了紀念專號。《花城》、《十月》、《作家》等刊物陸續發表了海子的組詩。到了91年，南京的一家出版正式出版了海子的紀念專集。春風文藝出版社也出版了海子的長詩《土地》。
                 　　
　　詩人戈麥的棄世，激起了同樣的衝擊波。戈麥的母校北大舉辦了兩次戈麥的悼念活動。中文係係刊《啟明星》上刊出了戈麥的詩歌遺作，同時登載了戈麥的生前好友西渡的紀念文章《戈麥的裏程》。92年11月，由北大五四文學社主辦的“戈麥生涯”的座談會在北大文化活動中心舉行，與會者提出了“海子——戈麥現象”，把詩人之死提升到了一種中國詩壇的重要的文化現象這一角度來進行討論。

　　與此同時，山東濟南的詩人胥弋也在致力於整理、出版已故詩人方向的遺作。
　　如今，把詩人自殺視為一種群體現象，這已經成為當代詩壇的一種共識了，這便是“海子——戈麥現象”。
　　 超越個體的角度去思考“海子——戈麥現象”背後的文化內蘊，這將是本世紀的最後光陰留給中國詩壇的一項課題。

　　死亡詩章: 自殺之謎

　　加繆在《西西弗的神話》一開頭就說：“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隻有一個: 自殺。判斷生活是否值得經曆，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學的根本問題。”一個人“自殺的行動是在內心中默默醞釀著的，猶如醞釀一部偉大的作品。但這個人本身並不覺察。”
　　加繆的後一段話對於海子而言隻說對了一半。從海子的遺作《太陽》中，可以分明地感受到，海子對自己最終走上自殺的道路並不是沒有覺察，而是極端自覺的。對於海子，自殺似乎是一個必然的宿命。他一定很早就萌動並醞釀著自殺的意念，正象他醞釀詩劇《太陽》一樣。當他對於死亡的沉思終於趨向一個極致，當他承載著關於死亡冥想的長詩《太陽》一旦問世，海子便迎來了一個契機。於是詩人死了，詩人以自殺實踐了他在詩劇中的預言。
　　《太陽》是海子遺留下來的詩劇中的一幕，它使海子的詩歌在力度和質感方麵達到了巔峰狀態，它思索的是人的形而上存在的痛苦與絕望，以及在滅絕的氣氛中的掙紮與毀滅。
　　詩人為詩劇懸擬的時間是:“今天。或五千年前或五千年後一個痛苦，滅絕的日子。”
　　實際上，這種時間的設定是超時間的。它帶有鮮明的末日審判的意味。可以說，當這部詩劇的大幕尚未拉開，詩人已經為這出詩劇奠定了死亡的總體情緒背景。

         詩的開端是盲詩人的獨白:
 
          我走到了人類的盡頭 也有人類的氣味-一- 
          在幽暗的日子中閃現 
          也染上了這隻猿的氣味和嘴臉 
          我走到了人類的盡頭
                 　　
　　詩人一再詠歎“我走到了人類盡頭”，整部詩劇，也正在詩人把人類置於行將滅絕的境地而產生的絕望的歌吟。這是一種直麵死亡的體驗和震撼。

　　海子《太陽》中對死亡的歌詠和體驗固然不能完全等同於海子自已的真實意圖，但《太陽》中的死亡意識卻分明啟示給我以一個海子自殺的契機。或許可以說，海子自盡的念頭已經在他心中醞釀很久了。

        《死亡詩章》是詩人戈麥寫於1989年末的一首詩，詩中也是冥想死亡: 
        從死亡到死亡 
        一隻鼬鼠和一列小火車相撞 
        在這殘酷的一瞬 
        你還能說什麽 
        在另一首《誓言》中，詩人也表達了一種棄絕一切的意念: 
        所以，還要進行第二次判決 
        瞄準遺物中我堆砌的最軟弱的部位 
        判決——我不需要剩下的一切
                 　　
　　從這種義無反顧的誓言中，我似乎可以隱隱理解了戈麥最後的棄絕並非是偶然的。也許死亡的欲念中有一種近乎“鬼打牆”的魔力，一旦走進這個迷宮，非大智大慧者很少有人再度走出。
　　許多人都試圖想象自殺的詩人死前的心境，是什麽促使死的渴念戰勝了生之欲望，但自殺永遠是一個謎。它的謎底已經由逝者永遠地帶到另一個世界中了，我們隻能憑藉遺作去揣摩死者的心理動因。這無疑是一項艱難的工作。
　　我手頭沒有蝌蚪和方向的“死亡詩章”，如果找到了他們的材料可能更有助於澄清詩人的自殺之謎。似乎可以斷言，他們的自我的深層動機根源於一種深刻的心理與文化危機。這或許可以使我們的思索轉向時代與文化層麵。而這一點，卻是筆者的能力所無法達到的了。

　　想寫一首詩

　　詩人方向死後安葬於千島湖畔，一片美麗的風景將會常年慰藉著這顆孤寂中飄然遠逝的靈魂。在方向的墓碑上刻著他遺書中的最後一句話:
　　“想寫一首詩。”這是一句令人潸然淚下的墓誌銘。
　　方向在臨死之際流露出的是對詩歌事業的摯愛，對生命的無限留戀。
                 　　
　　我想起戈麥，想起他聊天時對詩歌所表露出來的赤子般的執迷，想起他對中外文學巨著中的成就的無限景仰以及他所構想的龐大的創作與閱讀計劃。 　
　　我又想起海子，想起了他掛在他的陋室中的僅有的一幅裝飾畫:梵高的油畫《阿爾療養院的庭院》。我想起了海子生前寫的一篇文章《我熱愛的詩人——荷爾德林》。可以說，梵高和荷爾德林是海子最景仰的兩個人。海子把抒情詩人分為兩類，第一種詩人熱愛生命，“但他熱愛的是生命中的自我，他認為生命可能隻是自我官能的抽搐和分泌。而另一類詩人，雖然隻熱愛風景，熱愛景色。熱愛冬天的朝霞和晚霞，但他所熱愛的是景色中的靈魂，是風景中大生命的呼吸。梵高和荷爾德林就是後一類詩人。他們流著淚迎接朝霞。他們光著腦袋畫天空和石頭，讓太陽做洗禮。這是一些把宇宙當廟堂的詩人。”

   海子正是這樣一個詩人，他的全部生命哲學可以歸納為“熱愛”。這種“熱愛”的哲學構成了海子詩歌的真正底色。正象他在《我熱愛的詩人——荷爾德林》中所說，“這詩歌的全部意思是什麽，要熱愛生命不要熱愛自我，要熱愛風景而不要僅僅熱愛自已的眼睛。做一個熱愛‘人類秘密’的詩人。這秘密既也括人獸之間的秘密，也包括人神，天地之間的秘密，在神聖的黑夜中走遍大地，熱愛人類的痛苦和幸福，忍受那些必須忍受的，歌唱那些應該歌唱的。”

　　但似乎無法理解的是，海子，這位熱愛生命，熱愛“人類秘密”的詩人，卻放棄了生前的權利，選擇的是與生命截然相反的另一條道路，這使我聯想起裏爾克的一句話:
　　“隻有從死這一方麵——如果不是把死看做絕滅，而是想象為一個徹底的無與倫比的強度——那麽，我們隻有從死這一方麵才可能徹底判斷愛。”或許可以說，海子的死構成了他對生命之愛的最富於強度的完成。
　　這樣我們可以理解了為什麽方向在臨死前的最後一句話是“想寫一首詩”，為什麽海子有生之年充滿激情地表述了對生命，對“人類秘密”的摯愛。愛與死，這生命的兩大主題就這樣似乎矛盾地統一在自殺的詩人身上。以死為參照的愛充滿了生命的激情與力度，而以愛為背景的死才更加顯得耀眼與輝煌。

　　我一直堅信，死去的詩人們是懷著對生命的巨大的熱愛遠逝的。作為幸存者的我們，能夠從這一點得到什麽樣的啟示呢? 

        我想起了詩人歐陽江河悼念埃茲拉·龐德的一首詩《公開的獨白》: 

        他死了，我們還活著。 
        我們不認識他就象從不認識世界。 
        他祝福過的每一棵蘋果， 都長成秋天，結出更多的蘋果和饑餓。 
        我們看見的每一隻飛鳥都是他的靈魂。 
        他布下的陰影比一切光明更熱烈， 沒有他的歌，我們不會有嘴唇。 
        但我們唱過並且繼續唱下去的， 不是歌，而是無邊的寂靜。

　　在這“無邊的寂靜”之聲中，回蕩在我的耳際的，是自殺的詩人們留下的永遠的絕響。

（選自吳曉東著《陽光與苦難》上海文匯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