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說：幹一杯酒，要增加外調糧食1億斤

周恩來說：幹一杯酒，要增加外調糧食1億斤

　　周恩來總理寫信給中共山東省委書記譚啟龍，要他把惠民、廣饒兩地方的現象弄清楚，並且對曹樹立本人也不要進行追究，讓曹樹立把要說的話都能說出，因為這是他看到的第一個署名給中央寫信的，我們必須負責地看待這事

　　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的習仲勳，負責國務院常務工作。10月26日，他看完曹樹立的來信和漫畫後，覺得信中反映的事情真實，問題嚴重，亟須解決，當即批示：

　　送請總理、先念、震林同誌閱。

　　10月27日，譚震林副總理看完曹樹立的來信和漫畫後，覺得信中所反映的問題重大，關係到人民生命問題，明確提出自己的意見，亮明自己的觀點，應立即查清，當即批示：

　　此件可以轉給譚啟龍同誌，請他親自派人去查問一次，是什麽問題。

　　10月30日，曹樹立的來信又轉送到西花廳周恩來總理的辦公室，周恩來總理在日理萬機中，看了兩位副總理的批示，又看了曹樹立的來信和漫畫後，心情格外沉重，覺得讓老百姓挨餓，我們共產黨員、我們各級幹部有責任。信中反映的問題真實，應認真對待，弄清真相，迅速解決。於是，迅速握起毛筆給中共山東省委書記譚啟龍寫了一封信：

　　啟龍同誌：

　　現附上曹樹立來信抄件一份，並有他附件一紙，請閱後派得力同誌去認真地查一查。不管這個人的情況如何，總要把惠民、廣饒兩地方的現象弄清楚，並且對曹本人也不要進行追究，讓他把要說的話都能說出，因為這是我看到的第一個署名給中央寫信的，我們必須負責地看待這事。希望你將查得的結果告我，原件尤其是曹的附件也望一並退回。

　　敬禮！

　　
周恩來

　　一九六一年十月卅日


　　周恩來總理為什麽如此重視這封人民來信？信中為什麽特意指出“對曹本人也不要進行追究，讓他把要說的話都能說出，因為這是我看到的第一個署名給中央寫信的”呢？信中為什麽嚴肅指出“我們必須負責地看待這事”呢？這要從周總理時刻關心人民的疾苦和當時的政治背景說起。

　　1959年，我國國民經濟陷入嚴重困難，最突出的表現是糧食緊缺問題。1960年12月12日，周恩來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語重心長地說：“1959年農業大減產，情況更為嚴重。但是公社幹部不敢反映農民的呼聲。”從1960年夏天開始，全國範圍內出現前所未有的糧食供應緊張的局麵。這年秋收將要到來的時候，全國糧食再度大麵積減產已成定局，許多地方的糧食供應已到了難以支持的地步。如果人民的吃飯問題得不到基本的保障，其他就什麽都談不上了。而中國當時是一個有著6億人口的大國，一旦發生糧食供應難以維持的狀況，就不是短時間能改變過來的。周恩來總理為此憂心如焚，用了大量時間來處理和解決這個問題。他在6月14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已經談到農業方麵由於高指標、高估產帶來的種種嚴重問題。在這年年底的一次會議上，周恩來更是沉重地說：“這半年來，我們幾乎沒有哪一天不考慮這個問題。”

　　造成糧食緊張的主要原因，一是“大躍進”以來的瞎指揮和對糧食產量的虛報、浮誇和估產過高，二是1959年起連續的嚴重自然災害。全國有15個省出現春荒，特別是山東、河北五省出現嚴重缺糧情況。

　　1959年4月，周恩來收到中央救災委員會辦公室送來的兩份災情報告後，十分重視，立即送給毛澤東等傳閱。毛澤東閱後建議：在3日內，用飛機將這兩個文件送到15個省的第一書記手中。為引起各省的注意，毛澤東還在兩份文件上安了一個總題目：《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萬人無飯吃大問題》。周恩來親自給各省第一書記寫了一封信，信中指出：“這兩個文件中反映的情況，有些地方已經處理，或者正在處理；可能有些地方的當地領導人還不知道，因而還未處理；也可能有些地方的實際情況與反映的情況不盡符合。請你們收到這兩個文件後，迅即核實情況，采取措施，調運糧食，以解除兩千五百一十七萬人暫缺糧的緊急危機。”這一年的災荒所影響的還是農村的一部分地區，沒有發展到全國規模，它的嚴重程度仍多少被掩蓋著，容易被看做一時或局部的問題。到1960年，情況就大不相同，災情比1959年嚴重得多。3月29日，周恩來收到習仲勳送來的一封群眾來信，反映安徽和縣銅城閘和無為縣發生的“餓死人事件”和“田地荒蕪”等問題。這時還在年初，盡管對情況的判斷一時還沒有把握，周恩來認為這封群眾來信中反映的問題絕不能忽視。他立即將這封信批給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要求他派人前往兩縣調查。周恩來在信中指出：“也許確有此事，也許誇大其詞，但這類個別現象各省都有，尤其去年遭災省份，更值得研究。”到這年秋後，情況就很清楚了：全國僅受旱麵積就達到6億多畝，水災麵積有1億多畝，再加上蟲、風、雹等災害共約9億多畝，占全國16億畝耕地麵積的一半以上。周恩來說：“這樣大的災荒那是我們開國11年所未有的，拿我們這個年齡的人來說，從20世紀記事起，也沒有聽說過。”而農村應付災荒的能力已經十分虛弱。這一年的糧食產量原計劃是6000億斤，而實際上隻有2870億斤，比“大躍進”前的1957年還減少26%以上。

　　如此嚴重的糧食危機，當時並沒有向社會公開宣布，以免引起普遍恐慌。這副沉重的擔子，就壓在作為政府總理的周恩來的肩上。周恩來的秘書李岩回憶：“各省市天天向中央告急，搞得總理吃不下飯，睡不好覺。”為了救急，隻能使用國家手中的為數不多的機動糧和進行地區間的調撥。這樣，擺在周恩來麵前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做好全國範圍的糧食調運工作。

　　在那段艱難的日子裏，周恩來親自指揮調運糧食，被稱為“糧食調度的總指揮”。根據周恩來的工作台曆記載，那時，他每周要幾次約糧食部門的同誌談話。當年任糧食部黨組書記的陳國棟回憶說：“去總理處，主要是談糧食問題。他一般都是晚上找我們去，地點經常是他的辦公室。有時是晚上九十點鍾或深夜十一二點去，談到第二天淩晨三四點鍾；有時是淩晨二三點才去。”

　　周恩來在調糧工作中從不主觀臆斷，而是事前做好充分的調查，做到心中有數。有一次，他到江西視察，江西省委負責人楊尚奎、劉俊秀等請他吃飯，當劉俊秀舉杯向他敬酒時，周恩來笑著說：“江西對國家貢獻是大的，特別是這幾年暫時困難時期，又多支援了國家糧食，應該受到人民的表揚。俊秀同誌，你要敬我一杯可以，但有個條件！”劉俊秀問：“有什麽條件？”周恩來說：“幹一杯酒，要增加外調糧食1億斤！我們幹三杯，增加3億斤好不好？”劉俊秀說：“總理啊，國務院今年給我們的外調糧任務12億斤，我們保證一粒不少，堅決完成，再增加3億斤就是15億斤了，怕有些困難啊……”周恩來接著說：“我有調查，江西老表口糧水平比較高，還有儲備糧，比嚴重缺糧的晉冀魯豫好多了。增加3億斤雖有困難，還是可以的。”聽周恩來這麽一說，劉俊秀痛快地答應了。他後來在回憶文章中寫道：“總理興奮地拿起酒杯與我們連幹了三杯。後來經過省委研究，同意周總理的意見，決定增加3億斤外調糧，作為光榮的政治任務來完成。各地群眾愛國熱情很高，交售糧食很積極。當全省完成14.6億斤外調糧時，中央來了電報說，現在到了7月，新糧已上市了，另外4000萬斤不再調了。”

　　周總理信中為什麽特意指出“對曹樹立本人也不要進行追究，讓他把要說的話都能說出，因為這是我看到的第一個署名給中央寫信的”呢？因為1961年5月21日~6月12日，中央在北京召開了工作會議，其中，在會議的最後一天，毛澤東在總結講話中作了自我批評，並認為1959年不該把反右傾鬥爭搞到群眾中去，提出對廬山會議後幾年來批判和處分錯了的人都要甄別平反，重新教育幹部。會議決定今後在不脫產幹部和群眾中，不再開展反右、反“左”鬥爭，也不許戴政治帽子。而從山東當時的形勢看，“左”的現象還存在，誰要反映當地黨和政府存在的問題，動不動就上綱上線，說這是“階級鬥爭”反映，反對“三麵紅旗”，“反對黨”；誰要一給毛主席提建議或意見，就說“反對毛主席”，是“三反分子”等。弄得群眾整天擔驚受怕，不敢說，不敢道，怕說右，不敢講真話。譚啟龍在回憶當時情景時說：“我在小組會上如實反映了山東兩個方麵的問題：一是1960年10月中央、華東局檢查糾正山東省委‘左’的錯誤比較早，但同誌們思想彎子轉得慢。主要表現在黨內關係不夠正常，有的同誌怕說右傾，不敢講真話，不敢向群眾公開承認和糾正錯誤，在貫徹執行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方麵不夠堅決，打了折扣。”所以，周總理在信中才特意指出，讓群眾講真話，說實話，不打棍子，不扣帽子。

　　周總理在信中為什麽嚴肅指出要譚啟龍“我們必須負責地看待這事”呢？因為周總理一貫把親民愛民和關心人民的疾苦作為己任。他認為群眾麵前無小事，作為黨的幹部應該把群眾的冷暖掛心上。要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解人民之所難。

　　譚啟龍收到周恩來總理的信時是怎樣的心情？又是如何去落實總理的指示呢？派誰去調查？調查人能做到客觀公正、實事求是地反映真實情況嗎？請看下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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