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飛龍：國內城市水價飆漲的幕後推手及社會背景

俞飛龍：國內城市水價飆漲的幕後推手及社會背景

注：這是我一年前寫的有關深圳國企改製的文章，其中有對國內城市公用事業的改製檢討，它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麽現在國內城市水價會不約而同地飆漲。

如果深圳高速發展了30年、在成為“中國最年輕、最有活力、最能代表中國改革取得的成就”的現代大都市後，其產業狀況卻依然與最初一樣——在世界產業鏈中主要扮演的是加工者的角色——讓人倍感意外的話。那麽，深圳國企虧損數額之大，改製之迅速和徹底，則更讓人吃驚。
在名噪一時的廣東國際投資、中華自行車等廣東本地國有企業，以巨額虧損退出曆史舞台後，深圳國有企業整體走上了破產、改製之路，“破產、改製”的範圍也不僅僅局限在競爭領域，連在整個社會生活而不僅僅是經濟領域具有基礎性、公共性的公交、自來水、燃氣、電力、港口等基礎性行業也開始競相引進戰略合作者。在這一後來在全國蔓延開來、被媒體無可奈何地稱為“資本的盛宴”的改製狂潮中。深圳得改革之利，在國內率先成立起來的“深圳發展銀行”、“平安保險公司”等戰略型、保障型企業，也悄悄完成了股份製改造，在國內同行中領先投入外國資本的懷抱。
深圳對“國有製企業”抱以狐疑，並非始於一時。
如果1997年十五大期間，時任深圳市委書記的厲有為撰寫的、曾在國內政界引起波瀾的《關於所有製若幹問題的思考》一文，更多隻是在試圖展開一種理論探索的話，那麽3年後的2000年，於幼軍主政深圳後，就開始了全麵推進厲有為當初提出的“所有製改革”構想，幅度之大甚至已觸當地民生根基，遠超當初厲有為文中所涉範圍。
2000年底，於幼軍以“進一步解放思想、大膽探索、勇於創新”之名，定下了用3-5年時間，逐步引進外部合作者，把全市現有國有獨資企業大部分改造為混合所有製的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國企改製計劃，這個計劃將打破能源、飲水、交通等基礎領域的地區、行業和所有製界限，實現“產權主體多元化”，探索“國有民營”新路子。
2002年8月，深圳決定通過“國際招標”方式，將深圳市能源集團有限公司的股份轉讓25%給外資持有；深圳市水務(集團)有限公司的股份轉讓45%給外資持有；深圳市燃氣集團有限公司的股份轉讓24%給外資持有，16%給內資持有；深圳市公共交通(集團)有限公司的股份轉讓45%給外資持有。
而在此前的2001年底，香港和記黃埔就簽約參與了深圳鹽田港集團公司所屬的鹽田港三期集裝箱碼頭建設計劃，田港三期將建造4個10萬噸級以上的集裝箱泊位和堆場等相關設施，年吞吐能力設計在200萬個標箱，備受業界關注，而在這個項目中，和記黃埔投資額度高達65%，鹽田集團則僅占有35％的權益。
2002年1月10日，深圳市能源集團在深圳市五洲賓館舉行了“產權多元化合作意向書簽字儀式”。華能國際、華潤電力、法國電力、美亞電力、亞洲興業基金、日本丸紅株式會社、住友株式會社、中電國華、科維控股等九家企業參與了意向書的簽訂，展開對深圳市能源集團的49%股權的爭奪。
2003年9月，香港九龍巴士控股有限公司從深圳市投資管理公司獲得了深圳公交集團35%股權。
2004年4月，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四川新希望集團分別從深圳市投資管理公司獲得30%、10%的深圳燃氣集團的股份。
2004年8月，全球最大的水務集團法國威立雅水務及其與首創合作成立的通用首創水務，分別從深圳自來水公司獲得5%、40％的股權。深水集團由國有獨資企業轉變成為中外合資企業。
2004年12月底，國內媒體用“深發展邁出了偉大的一步”，來祝賀美國新橋公司在幾經周折後，終於以“出資12.35億元收購深發展17.89%的股權，成為深圳發展銀行第一大股東”。
平安保險的改製則更讓人眼花繚亂，到2006年，曾為國有獨資的社會保障型企業平安集團，在不知不覺中股權被撤零，成為一家擁有9個股東的國際企業，其中深圳市投資管理公司擁有16.06%股權，匯豐保險擁有10%股權，中遠集團擁有9.90%股權，深圳市江南實業擁有9.71%股權，深圳新豪時投資擁有7.90% ，源信行投資擁有7.70%股權，高盛擁有6.86%，摩根斯坦利擁有6.87%股權，神秘的寶華投資擁有6.67%的股權。
隨後兩年，深圳水務、深圳巴士集團、深圳燃氣集團又成功進入資本市場，成為上市公司。至此，曾在2004年3月，從20個候選項目中勇奪“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獎”優勝獎的“深圳公用事業市場化改革”方案全麵完成。
有關國企的改製和上市，是一個困惑了我很多年的問題，雖然從1993年國企推行現代企業製度以來，我就一直在觀察國內針對國企的所有製改革，並試圖從最前沿、最富有改革激情的經濟理論中去理解國企、尤其是壟斷性國企境外上市舉措的合理性。但卻一直無法從邏輯和社會價值取向，乃至純經濟理論方麵得到滿意解答。
壟斷國企海外上市，與它自身取得合法性的前提矛盾。一方麵，這些企業之所以被國家壟斷，在於“它們對這個社會具有基礎意義和重大戰略價值，既構成一個國家社會生活的基礎，又是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的保證，所以需要由國家統籌，除國家外，國內其他社會性組織和個人，均無權染指這些行業，作為回報，這些行業的收益在理論上則由每一個國民公平分享”。而上市公司則是資本市場的一個產物，它的本質含義是“由投資人承擔風險、享受收益，公司經營對投資人負責的公眾型公司”。無疑，這二者無論在經營基礎，還是在經營目的上，都有很大區別甚至本質上的不同。具體到運作目標上，前者的基礎投入和定價以“保障社會發展”為前提，後者則是為了盈利。
在依然在中國享受壟斷特權的情況下，這些並不缺錢的企業在境外上市，變成了“為少數投資者、而且是境外投資者盈利”的公共企業，實際意味著，此舉將來自國家的特權變成了少數境外投資者謀取的工具。這些企業隨後在資本市場的表現，也一再證明這些企業在香港和紐約上市，完全是為“市場化”而“市場化”的盲目行為。
以中石油和中國移動為例，讓我們來看看這些國企上市以來的最基本的財務數據。
2000年，中石油在紐約和香港上市，當年盈利即居香港上市公司之冠，達552.31億元人民幣，2001年，中石油去年取得淨利潤４６８．０８億元人民幣，蟬聯香港上市公司盈利冠軍；2002年，中石油取得淨利潤雖有下滑，但依然超過400億人民幣，2003年，中石油淨利潤達696.14億元人民幣，2004年，中國石油淨利潤首次突破千億大關，達1029.27億元人民幣， 2005年，中石油獲得1334億元淨利潤，被譽為“香港股市最賺錢的上市公司”，2006年，中石油利潤達到1850億元，用於分紅的資金高達560億， 2007年，中石油實現淨利潤1456.3億元人民幣，2008年上半年，中石油盡管利潤下降近4成，但仍為公司股東帶來了約536.2億的淨利潤。
8年半時間，中石油實現淨利潤8322.3億，據中石油總經理蔣潔敏透露，這些利潤的分配方案是“33%上繳給國家，剩下的67%中，45%用於股市分紅，55%拿出來進行再投資” ，按此計算，這些年中石油為境外股東們創造了2509.17億利潤。
1997年，中國移動有限公司同時在香港和紐約兩地上市，號稱麵向全球發行了26億股，募集到了約44億元資金。但從2000-2007年，移動公司實現的淨利潤分別為：2000年180億元，2001年280億元，2002年327億元，2003年356億元，2004年420億元，2005年達535.49億，2006年660.26億元，2007年871億，8年實現淨利潤3629.75億元，是當初從股市募集資金絕對額的82倍。
由此，從單純的財務數據上，它們的上市行為可以理解為，中石油、中移動借壟斷之利，在國內獲得巨額收益，並在8年時間為境外投資者創造了10-80餘倍於當初募集資金數額的收益，而且還在繼續源源不斷地為他們創造利潤。
這些壟斷企業上市，是因為缺錢需要融資嗎？這一本為公司上市最大理由的理由似乎無法成立，因為無論中石油，還是中移動，它們當初從資本市場募集到的資金總額，均不及當時它們一年實現的純利。而用上市來“規範管理”、“引進人才”或“引進戰略合作夥伴”之說，細究下去均無從談起，也不能從現實中得到佐證——直到今天，所有這些上市公司的行政隸屬關係和行業政策並沒有絲毫改變，中石油、中移動獲得巨額利潤的原因並不是來自上市和由此規範了管理這些因素，而是來自“壟斷”這個因素。喧囂一時的國內壟斷企業上市之旅，唯一可以看得清楚的驅動力，是所有參與者，乃至利益相關者，均有機會在這一過程毫無風險地獲得大小不等的“上市紅利”。
這一並不深奧的動機和幾乎立即可以看到的損失，使這些企業在啟動海外上市之旅時，就在國內遭到了聲浪不小的反對，但是，由於社會主流群體由此趨勢看到了自己可以分到的那一杯羹，都對這一決策的荒誕保持了沉默，甚至刻意給此舉貼上“順應了國際發展趨勢，是一種偉大的進步”之類的標簽，而幾乎所有的國內媒體，也沉浸在“政府終於開始解構自己的職能，走向服務型小政府”的幼稚幻想中歡呼雀躍，直到2004年“郎顧之爭”爆發後，才有敏感的媒體看到這一趨勢並不隻是政府在解構職能那麽簡單，而更有可能是一些貪圖私利的政府官員在借機“中飽私囊”，不但借機拿走了此前數十年的全民積累，而且由此改變了社會結構，給社會留下了無數遺患。2008年，在全球經濟危機逐步顯露之後，更多媒體開始加入反思行列，與國內資本一直關係密切的《二十一世紀經濟報道》，在2008年9月初出版的報紙上，帶著一種複雜的感情如此評價數年前被他們美譽有加的壟斷企業海外上市行為：

中石油、中石化、中國移動、中國聯通四家公司當初境外上市融資不過百億美元,但是隨後四年海外分紅就超過千億美元,投資回報十倍於當初。而在（國內）A股市場上,這樣的分紅回報絕無僅有。

第二節

深圳以“產權多元化、規範管理”之名對本地壟斷國企進行的股權改製，其實與中石油，中移動當初去海外上市的思路如出一轍，同時，也給深圳當地發展和觀念帶來了難以估量的影響。
深圳電力、公交、水務、燃氣等公用事業機構，不但盈利穩定，而且對當地市場具有壟斷性經營權。如果深圳市政府在對這些企業改製的同時，向社會開放這些領域的經營權，那麽，深圳市政府對國有的電力、水務、公交、燃氣企業進行改製，還有一定的來自某些西方經濟理論的說服力。但事實並非如此，上述企業即使在成為上市公司後，它們對行業經營的壟斷權也並沒被打破。
於是，曾受到一家掛著政府牌子、實行民營操作的民間機構首肯的“深圳市公益事業改革方案”，不諦成為了一場“權貴資本”的分羹遊戲。而且，幾乎所有改製企業在計算資產時，都沒有將壟斷權所帶來的無形資產價值和這些公司已有的網絡價值計算在內，從財務的角度，這牽涉到巨額的國有資產流失。此外，它的轉製程序也與當時國務院頒布的有關國有企業轉製相關規定和條款不符——既沒有通過產權交易中心這一法定有形市場平台，也沒有執行“三公開”原則。
從經營學角度來看，這些為一個城市生活提供基礎保障的企業，雖然在某些環節，看上去是具有企業法人性質的公司管理和運作模式，但它們其實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經營型公司，因為它們在經營過程，由於對市場具有絕對的壟斷權和定價權，有權根據成本變化來調整用戶必須接受的價格，所以基本是隻賺不賠——這與一般經營性公司比較有本質上的不同。從這一點而言，它們並不是競爭類企業，而更象一個社會管理機構。
即使在一個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經濟體係中，有著這類社會管理特征和構成公共需求的機構，即使本身由私人資本發起，私人資本也完全承擔了其所在市場發育發展過程的一切風險，也會受到所在國政府在成本和價格方麵的專門管製，甚至將其暫時或永久國有化。如一戰期間，本來信奉“新自由”發展主張、反對政府政府在經濟行為中擔負主角的威爾遜總統，就曾本著“公共需求”因素，對美國的鐵路公司、電報電話公司以及知名槍械製造商史密斯－韋森公司實行了國有化；二戰期間，美國政府再次本著這種“公共需求”，接管了鐵路、煤礦、中西部卡車公司等眾多私人企業。二戰後，英國這個世界上第一個擁有鐵路運輸的國家，基於鐵路的基礎性、公共性，對國內所有鐵路實行了國有化。實行此項政策的理由就是“杜絕社會‘公共事業’變成私人資本的盈利工具”。
但是，上個世紀90年代末，由於中國改革被“市場化”帶來的一係列“輝煌成就”和“發展預期”衝昏了頭腦——來自產業界的數據表明，“市場化”正在使中國崛起為一個“全球製造中心”，而且，按照當時的速度，很多人都對這一發展趨勢給出了這樣一個讓人信服的預言，中國將可能在20年內成為世界最大的實物經濟體，而啟動加入WTO的談判則讓國內所有掌握了話語權和產業資源的群體感到興奮：企業主看到了一個更為自由和來源廣闊的資本流動平台；政府官員看到了手中的國有資源變現過程將合理溢出的鴻利；學者，尤其是經濟類學者看到了這種巨大的社會轉型中，自己的專業優勢有了難以想象的盈利空間；媒體則看到了各種逐鹿中原的勢力龐大的話語需求；幾乎整體偏右的公共知識分子（很巧合的是，這些人背後幾乎都存在一個或幾個外國基金）群體，則看到了一個“專製政府”的官員，正在利益的驅動下行走在了他們所希望的道路上——不斷解構政府職能、瓦解執政基礎，進而在整個國家逐漸衍生出一個對資本愈來愈產生依賴的社會結構……強勁的經濟增速、來自世界各國的驚歎以及戰略對手虛張聲勢的憂慮，使當時的中國高層甚至全麵接受了主流經濟學家關於“社會發展”的觀念和“政府角色”的主張。準備順應“世界潮流”，安心做一個服務型的小政府，並由此開始嚴格按照資本的逐利需求加快了對改革的政策安排。來自左翼的對這一趨勢的擔憂，被不加思索地斥為“落後”、“頑固堅持專製”、因而也是“反動”的“一小撮保守勢力的最後哀嚎”，不但遭到社會主流群體的蔑視，也受到多年以來視“公共知識分子”為“社會良知”的一般公眾的抵觸。
“市場”由此失去界限，甚至，在公私不清、行政權泛濫無度的情況下，規則也失去了界限，由政府以國家之名累積了數十年的國有資產，開始了一場規模龐大的私有化進程。在這場私有化運動中，深圳領風氣之先的地方在於，利用社會輿論長期以來對國有壟斷企業產權形式和管理模式的詬病，在國內率先將對整個社會而言具有公共屬性的“國有獨資公用事業機構”整體推向了資本市場，將其從公用事業機構變成了以贏利為目的的“股份製企業”。
與國內其他城市比，深圳公用事業的發展環境可謂得天獨厚：城市發展迅速、規模巨大、轄區內企業眾多，居民收入高，此外，作為“改革窗口”和“獨立核算城市”，深圳擁有比其他城市更為為自由的定價權。從現實來看，至少最近20年來，深圳的天然氣、公交、電力、自來水的價格幾乎一直高居全國之冠。而且改製後，這一市場狀況並沒有得到明顯改變，也就是說，改製除了增加了幾個“戰略合作者”來共同分享深圳公用事業利益之羹外，當地居民並沒有從這一“規範了對公用事業的管理”舉措中的獲得實質好處。
改製之初，正以每立方米１０．９元這一全國最高價格向深圳居民提供管道液化氣的深圳市燃氣集團董事長包德元曾用“行業很景氣”這一含蓄說法，向前去采訪他的記者表示了該集團在深圳市場的樂觀處境，有一組數據，或許可以直觀地概況燃氣集團在深圳市場的效益穩定、處境樂觀：自1995年成立以來，經過近10年的發展，深圳燃氣集團總資產已達20億元，年銷售額40多億元，利潤額過億元。
同樣，公交公司在改製時的業績也不俗，因“窗口效應”聚向深圳的人流，為公交公司提供了內地難以想象的眾多客源，另一方麵，深圳素有“全國公共交通最昂貴的城市”之稱，公交車的價格之高，可謂居於全國之冠，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後期，深圳普通線路的普通大巴，價格也漲至一元，空調大巴起步價為2元。還有相當部分線路采用的是分段收費方式，坐幾站路動輒三四元，遠的可能得花十元。此兩點，使公交行業成為深圳一個不可多得的“黃金行業”。
深圳巴士股份有限公司公布的2007年年度報表，也顯示出了深圳公交行業“利益頗豐”，在該年度，擁有4248台營運車輛的深圳巴士股份有限公司，實現主營業務收入178,723萬元，平均每輛車實現營業收入高達42萬。也正是在同一年，受“北京公交模式”帶來的輿論衝擊，深圳公交係統終於在當年年底決定“讓利於民”，這一被媒體包裝為“發展惠及於民”的公交降價舉措背後，政府付出的代價是“每年給公交企業支付6億至10億元的財政補貼”——在“產權多元化”甚至上市之後，深圳市政府依然無法象當初改製中所設計的那樣，可以從公交事業中脫身而去。一個問題接踵而至——我們該如何理解當初這一改製？
深圳水務的改革舉措，則讓我不由自主想起了一部曾熱遍中國的電影：《燕尾服》。這部由成龍主演的好萊塢娛樂大片，講述的是這樣一個故事——吉米-唐（成龍飾）是紐約的一位司機，主要為花花公子克拉克-代弗林（詹森-艾薩克飾）工作，而吉米的工作守則隻有一條古怪的規矩，就是永遠也不要碰代弗林的燕尾服。但是，當代弗林在一次爆炸事故中意外地受傷之後，吉米忍不住試了一下這套燕尾服。奇跡發生了…這不是一套普通的燕尾服，而是一個具有神奇力量的道具，隻要穿上這套燕尾服，就可以得到想不到的能力——飛簷走壁，毫發無損地從高空墜落，與美女盡情跳著從未見過的舞步……也是因為這套燕尾服，吉米意外進入了危險的間諜世界。開始和一個甚至比他還沒經驗的新手間諜一起深入險境，調查一家為居民提供飲用水的水務公司正在進行的一場驚天陰謀——出於盈利需要，這家企業正在試驗一種有毒的水蜘蛛，用以去破壞城市的某些安全水源，以此促使更多的居民不得不成為他們的客戶……
敏感而前衛的娛樂工作者，實際用《燕尾服》這部娛樂大片向公眾提出了一個嚴肅而具有前瞻性質的社會問題：在這個安全飲用水源愈來愈缺乏的世界，如果以贏利為目的來經營這種人人必須的飲用水的話，究竟會發生什麽？
是哦，會發生什麽？也許不會是向資本控製之外的水源裏投水蜘蛛，或別的什麽有害物質。但如果給予這樣的行業以盈利合法性，幾乎可以立即得出的結論就是用戶將可能在某一天為此支付“更昂貴的代價”。中國社科院法律所的劉海波博士對允許私人資本參與公用事業機構的舉措困惑不解，這位以研究哈耶克著稱的學者，曾多次和我談起他的這個困惑——即使按照哈耶克的自由經濟理論，一個行業，或者一種資源，在被證明具有唯一性，獨占性，而同時又具有人人需要這種公共屬性的話，它就必須變成由政府控製的非營利機構，這樣才能保證社會公平和這種產品得以合理供應，也才能讓“自由的經濟”得以有序持續。

第三節

出現在深圳水務“產權多元化”中的神秘外企——法國威立雅水務集團，是一個完全值得單獨關注和研究的外資企業，它的企業背景和在中國水務市場勢如破竹的斬獲，已使它早在2003年就被中國水網評為“對中國水務市場最有影響的企業”之一。
威立雅水務是法國威立雅集團下專業從事城市水業的國際公司，其前身為法國威望迪集團，2003年5月更名為威立雅，是目前全球最大的水服務集團，也是世界500強之一。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雅立威通過其在水務工程領域的一個分公司登陸中國，覬覦行走在改革途中的中國龐大的水務市場。
即使在雅立威剛剛進入中國之際，也有很多人根據中國的發展勢頭看到了一個事實：未來，中國城市人口將至少超過8億，成為全球城市人口最多的國家。隱含在這一事實背後的一個巨大商機是——如果能在中國撬開城市飲用水供應這一道大門，將意味著打開了一個幾乎沒有風險而又前景無量的市場。
在這個巨大的商機麵前，威立雅顯示出了足夠的耐心，從它登陸中國到它獲得中國水務第一個特許授權合同，足足花了超過十年的時間。
1997年6月，威立雅水務從天津市供水部門獲得了改造並經營淩莊水處理廠這份合約。同時還被許可成立一家新合資公司，負責改造與經營該市的飲用水廠。這個合同服務覆蓋400萬居民，威立雅以占合資企業55%的股份控股，合同有效期為20年。
一年後，威立雅水務又與日本合作夥伴，共同贏得了第一個由中國政府批準的水務BOT合同，根據這份合約，威立雅集團及其子公司在成都獲得了“負責設計、建設、運營和維護產量為46萬立方米/日的自來水廠”的機會，該項目投資額為1.06億美元，合同期 18 年，可滿足320 萬居民的飲水要求。
隨後，威立雅開始在中國市場橫刀立馬，四處征討，可謂鋒芒畢露，銳不可當——

2002 年，威立雅水務通過國際招標獲得上海浦東自來水公司 50% 的股權，並被許可投入2.66億歐元，組建合資公司“上海浦東威立雅水務公司”，初期每日將向 55 萬客戶提供平均為120 萬立方米的飲用水。
同年11月，威立雅水務與寶雞市自來水公司及北京首創集團簽署協議，共同投資 4500 萬歐元組建寶雞創威資產有限公司及寶雞創威運營有限公司，負責運營日供水能力23 萬噸的自來水廠，合作年限為 23 年。
一個月後，威立雅水務集團又與珠海簽署了一份“總投資額為 2700 萬歐元，運營期為 32 年”的汙水處理合同。
2003 年 9 月，威立雅水務與北京市排水集團組成商務聯合體，透過該聯合體與北京市政管委簽署盧溝橋汙水處理項目的配套資金和運營維護合同，項目總投資 2.01 億元人民幣，日處理能力為10 萬立方米。該項目是北京 SARS 後第一個中外公共衛生項目，也是北京 2008 年奧運會配套項目之一。
同年11 月威立雅水務與青島市排水公司(Qingdao Drainage Company)和光大集團合作，在中國獲得一份新合同，這份為期25年的合同涉及青島市兩座汙水處理廠——麥島廠和海河廠的運作。
一個月後，威立雅水務集團和深圳水務集團簽訂了深圳水務集團國有股權交易協議，獲得深圳水務45% 國有股權，這次交易是2003年度中國大陸最大的外資購並，也是中國水務行業迄今為止最大的一項購並交易，內容包括水的生產和運輸、客戶關係以及汙水的收集與處理，合作期為50年。
2004年4月，威立雅獲得投資北京北苑汙水廠項目的資格，這份BOT項目合同期限為 23 年，日處理能力為40000立方米。
同月，威立雅水務以1.52億元的價碼，獲得貴州省遵義市南郊、北郊兩個城市供水廠35年的維護和運營合同，兩座水廠日供水能力為20萬立方米。
僅過一個月，威立雅又與呼和浩特春華水務開發有限公司簽署了一份合作開展供水項目的協議，威立雅投資3.55億元人民幣，收購現有水廠51%供水資產，春華水務擁有49%資產，雙方合作期限為30年，預計日供水量為40萬立方米。
兩個月後，威立雅－通用水務、北京首創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投資2.48億元，改造陝西渭南市區舊供水管網和老水廠，並負責修建新水廠，合同期限23年，預計日總供水量將達到17萬立方米。
2005年6月，威立雅水務集團與邯鄲市簽訂了一份為期25年的BOT汙水合同。合同所涉項目為邯鄲市東汙水處理廠擴建工程，日處理能力10萬立方米。
2005年9月1日, 威立雅水務與烏魯木齊市政府正式簽約，威立雅水務投資3.7億元，以51%的股份控股河東汙水處理廠，合作期限23年，該廠當時日處理能力為20萬立方米，預計三年內汙水日處理能力可以達到40萬立方米。
當月底，威立雅水務與香港中信泰富集團有限公司合作，在常州獲得常州自來水集團49%的國有產權，合作期限３０年，在合同期內，威立雅水務集團負責運營和管理日總供水能力為79萬立方米的5個水廠(共有員工850名),以及總長為1，750公裏的配送管網和客服中心。
同年１１月，威立雅水務通過國際招標，獲得昆明市自來水集團公司49%的國有產權，威立雅水務負責管理水電生產和網管維護。合同期為３０年。
2007年1月29日，威立雅水務集團與蘭州供水集團簽約，以17.1億人民幣高價獲得蘭州供水45%股權。
兩個月後的3月20日，威立雅再次以9.5億人民幣的懸殊報價擊敗中法水務和首創水務，獲得海口水務集團50%國有股權。
 從1997年正式出手，到2007年，11年間威立雅幾乎席卷了整個中國水市場，獲得了參與中國10多個城市的供水經營，期限均長達20年以上，總涉及近億人口。
威立雅水務，以及同時在中國市場征戰的泰晤士水務、中法水務、蘇伊士裏昂水務、美國金州控股集團等外國水務公司，究竟將給中國市場帶來了什麽？
在最初的歡呼聲響過之後，愈來愈多的中國人陷入沉思，從2007年，也許是2006年開始，一些國家決策部門也開始參與了這一思考。
2008年，國內著名門戶網站新浪，其財經頻道還專門針對威立雅是否給中國水務市場帶來了困擾和安全隱患展開了一場專題討論，同時發起了一項調查，在我寫這段文字時，參與調查的網友中，高達91.45%反對將國有水務資產賣給外資，88.24%的網友認為威立雅對中國水務市場的掃蕩將威脅到中國水務安全，91.03%的網友認為監管部門應該立法限製外資並購國有水務資產。
如此堅決地反對外資染指中國基礎產業，這在三年前是無法想象的。最近10年來，威立雅之所以能在中國水務市場攻城略池，勢如破竹，就在於這樣的經營模式符合改革的價值需求，把持著改革話語權的主流經濟學家，為改革設置了這樣的價值模式：政府應該全部退出經濟領域，社會發展唯有依靠“市場”才能獲得競爭力、合法性和個人公平機會，與狼共舞就得引進國際戰略合作者，哪個地方國際企業愈多，哪個地方就更發達，甚至，全球化下的產權概念是沒有國界的。
這些曾經讓一兩代人熱血沸騰的話語體係，在今天卻遭遇了來自社會公眾的生硬抵觸，並在近一兩年的一係列具體事件中——徐州重工收購案、娃哈哈產權糾紛案、抵製家樂福、可口可樂收購匯源案——不斷得到了強化，如果10年前憤怒發起抵製日貨的青年被主流群體斥為憤青的話，那麽，在今天，幾乎所有中國人——除了買辦精英和附屬於他們的少數學術、媒體精英——都成了憤青！
這一社會氛圍和價值取向的轉化，並不是政府或什麽強勢集團刻意引導的結果，事實上，相當多的政府官員對這套改革價值非常著迷，因為它們可以使這些官員合法地、以順應時代需求的名義變現此前全民累積的各類資產，心安理得地分享這一變現過程的合理鴻利，同時在未來減輕了政府財政投入項目，以威立雅收購貴州遵義自來水廠股權一事為例，在此案例中，遵義市政府在與威立雅簽約後，不但此後不用再為該項公共事務投入財政資金，而且還能立即拿到1.52億的現金用於自己支配。這項交易，實際上是這類交易，就是在由改革的主流價值提供了合法性和正當性後得以實施的，在這項交易中，交易雙方也都完全可以稱得上皆大歡喜，唯一失落的，就是政府職能被削減，以及此後該市居民的飲水被置於盈利性企業控製之中，失去安全保障。所以，在2008年3月博客中國舉辦的“質疑廣東發展模式”研討會上，我曾就這一問題做過這樣的發言——

你叫政府職能服務化，做小政府，誰最歡迎？我告訴你，同樣是那些現任官員，因為他可以借此推卸責任了哦，如果是服務型小政府，他不用為很多現在正困擾著這個社會的一些問題承擔責任了，同時他還能夠可以合法地賣手裏的全民累積的產業資源，而不用擔心社會指責哦，比如仇和就是這樣，現在正在昆明甩開膀子幹著呢。但我們很多人，往往隻從事情的第一個層麵或者第二個層麵考慮問題，沒有從第三個層麵，第四個層麵，乃至於第五個層麵考慮問題，成天喊著小政府，這實際是在為政府官員減負，是在為資本爭奪市場空間呐喊，道理很簡單，一個社會，政府管得越少，資本的權利自然就越大了。資本當然希望政府最好什麽都不管，由它按照自己的逐利需求來製定規則，怎麽聘用，怎麽加班，怎麽給工資,怎麽排汙水，怎麽繳稅,最好這一切政府都別插手，讓他們和勞動者展開自由博弈，所以它（服務型小政府）當然有利於資本了，但對一般社會大眾而言，這可能就不是個什麽福音了。

最近兩年整個社會價值發生急劇變化的最核心的原因在於，此前那些耳熟能詳的改革話語和價值指向，已經失去了對現實的解釋能力。愈來愈多的中國人——已經不僅僅是工人和農民，還包括多數白領甚至歸國博士——在現實中感受到的是改革及資本邏輯給予他們生活和價值帶來了越來越沉重的壓力。一句在全國範圍流傳的順口溜——醫改給你提前送終，教改把你兩老逼瘋，房改將你口袋掏空——非常生動地表達出了公眾對資本無限度參與社會生活、與民爭利的失望和厭惡。
回歸到具體案例“威立雅橫掃中國水務市場”中，對“私人資本參與到公用事業將會後患無窮”的擔憂，也並非空穴來風，而是很快得到了佐證。據《中國經營報》2007年11月4日在一篇名為《外資攪渾中國水務 拷問水務改革》的新聞中報道，“威立雅自1997年在天津獲得第一個項目起，到2007年，天津居民生活用水的價格已由（當初）每噸0.68元提高到目前的3.40元，10年裏水價上漲近5倍”，而人均收入比天津高得多的廣州，2007年基準水價僅1.32元/立方米，每戶月用水量超過23立方米部分，按基本水價1.5收取的費用，也僅為1.98元/立方米，超過30立方米部分按基本水價2倍收取的費用，也僅為2.64元/立方米。同期，與天津城市水平接近的沈陽市，居民用水價格在包含了0.5元汙水處理費、0.4元自來水二次加壓費後，每噸僅為1.9元，單純的自來水價格每噸隻有1元，據沈陽市自來水總公司相關負責人向前去采訪的記者透露，這個價格“每噸隻虧損了0.1元”。如果按沈陽市的成本標準，天津每噸 3.4元的價格，包含的可能性利潤高達1.4元。單此利潤部分就超過了廣州供水的基準價格。
深圳的水價變化更為明顯，在合資之前，深圳水價從1999年以來，除2002年有過微調外，綜合水價一直穩定在1.8406元／立方米，居民自來水價格則為1.5元/立方米，但是，在2003年9月深圳水務集團與威立雅剛剛簽約後的當月底，深圳市物價局就依據水務公司的申請召開價格聽證誰，在這一聽證會上，深圳水務以原水價格上漲為由，希望將綜合水價上調到2．2790元／立方米，漲幅達23.8%，居民水價每立方米最低調高0.5元，最低漲幅達33%，調價將使每個深圳居民每月多交約3.67元，三口之家每月多交水費超過10元，由於當時深圳常駐人口實際已近千萬，所以僅此一舉，深圳水務就獲利不菲。有專家在接受當地媒體采訪時表示，這一價位調整，將使深圳市消費者價格指數將上升0．23個百分點。
而這，僅僅是一個開始，2004年8月，深圳綜合水價再被調高到2.337元／立方米，2006年11月，深圳水務再向媒體吹風，稱“目前深圳自來水價格並不能反映深圳缺水程度”，“擬通過經濟杠杆，提高水價，達到節約用水的目的”。

伴隨著威立雅幾近瘋狂地在中國“圈水”，以及如期而來的漲價舉動，國內媒體對威立雅的關注在持續升溫，2007年5月，《中國企業家》雜誌幹脆憤怒地給自己的報道取名為《外資溢價收購中國水務的陰謀》，指出“在地方政府以高溢價向國際水務巨頭出讓水業資產的背後，隱藏的可能是公眾將要長期為高額水價買單、本土水務企業被邊緣化，以及影響中國未來的‘水危機’”，2008年7月底，《二十一世紀經濟報道》則以這樣的視角，詳細報道了威立雅在中國水市場具有赤裸裸的“資本逐利特征”的經營策略：

外資在中國投資水務的年收益率高達24.48％，居外資投資內地行業收益率第二高行業。威立雅水務即是其中代表之一，即使在2008年各類水務成本上升後，威立雅水務對外透露的盈利數據仍有12％-18％。
威立雅水務用以保證運營盈利的技術模型，可以從它對水價進行核算的一個公式——△F=aE bL cCH dCur eCPI——得到核心體現，在“△F=aE bL cCH dCur eCPI”這條公式中，囊括了E(電價)、L(勞動力成本)、CH(化學品成本)、Cur(幣值變量)與CPI等參數，△F值，則為以百分比形式出現的調價係數。將這個係數乘以政府采購的基準價，就能得到當年政府采購的每噸處理價。
也就是說，威立雅水務賣給地方政府的水價是與這一係列變量掛鉤的，隨著CPI等變量上漲，地方政府必須逐漸以更高的價格收購威立雅水務的產品。如果地方政府不能使市場水價上漲，就不得不動用財政資金、國有企業收益等來支付威立雅水務的高水價。
除了利用合同條款保證自身收益外，威立雅水務等外資水務公司收購內地水務項目股權雖然都不超過50％，但是都對項目擁有絕對控製權。一旦地方水務項目與外資合作，則水廠的總經理等負責人全部換成外方的人，由外方發放工資，而且都是高薪。
在控製了水廠的控製權後，外資水務公司會通過與項目公司的係列關聯交易來賺錢。例如，威立雅水務等外資水務公司會給項目公司簽署顧問谘詢服務協議，項目公司每年要向威立雅水務支付幾百萬、甚至上千萬元的顧問費，而在市場上，項目公司隻要花幾十萬元就可以聘請國內一流的水務顧問公司做全年顧問谘詢。
除此以外，項目公司還要向外資公司花高價購買設備。
資本運作是威立雅水務降低自身風險和實現高收益的另一條道路。
威立雅水務並購內地項目慣用的資本運作手法是：先與內地水務項目和地方政府簽署一個保證收益的協議，這個協議包括該地區未來幾年水價上調的內容，隨後，威立雅會拿這個協議到國際資本市場上去融資，由於水務概念在國際資本市場上比較熱，而且資本也比較認可政府出具的協議，因此威立雅完全可以輕鬆融資，“利用別人的錢來給自己賺錢”。
例如，威立雅水務可以拿一個國內項目到國際資本市場上融資，假如國際融資成本可能是7％左右，但是威立雅在內地的項目回報率可以高達30％，因此威立雅水務還有23％的收益率。
2005年之後，威立雅先後收購柳州自來水公司、海口水務集團、天津自來水公司等水務集團股權，表麵上看威立雅獨立投標、出資收購相關股權，但實際上轉身就尋求資金接盤股權。2006年10月威立雅出資1.56億元競購柳州自來水公司49%股權，之後與平安信托合作設計“柳州自來水項目股權投資”信托計劃，並在2007年6月15日獲得保監會的審核通過。實際上，威立雅通過中國平安信托，實現了柳州自來水廠的資產證券化，融資模式進一步翻新。
 
 外資之所以很長一段時間，在中國獲得了某些特權，基於這樣一個被普遍認可的經濟假設——外資能給我們帶來更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借助它們的參與，中國可以縮短與世界先進國家的發展差距。威立雅在於中國諸多地方政府合作期間，也挾“世界最大的水務公司”、“擁有世界領先的水處理技術和營運經驗”、“可以為中國居民提供更優質的飲用水”之名，享受了“技術溢價”，並在簽約之初，就以這條得到認可的“△F=aE bL cCH dCur eCPI”成本核算公式，保障了其運營收益，但是，它在給中國城市供水過程，卻沒有體現出與“全球水務龍頭”這一稱謂相匹配的技術優勢和運營責任，2006年7月，山東省環保局曾曝光13家汙染企業、15處不合格水源地和9家超標汙水處理廠。其中，威立雅運營的青島汙水處理廠沒有按照要求上報汙水處理數據，而威立雅運營的另一間海泊河汙水處理廠，則被監測為排放超標。2007更發生了鬧得沸沸揚揚的“違規排汙”事件，2007年7月，有青島市民發現，威立雅負責運營的青島麥島汙水處理廠，擅自將汙水處理廠回用水管道接到了自來水主管道上。而汙水處理廠的回用水隻是被簡單處理過的汙水，裏麵含有大量重金屬、各種病菌等有害物質，隻能用於衝廁所、澆花等。此惡性事件旋即被國內媒體廣泛報道，由此引起業界震驚。
一些有著極大影響力的媒體，以與數年前截然不同的視角展開對外資作用和功能的報道，顯示了這樣一個基本事實：無情事實的當頭棒喝，讓愈來愈多的中國人開始擺脫被改革派經濟學家施予的“魔咒”，開始審慎思考外資的作用和市場的功能，甚至開始“責備”政府此舉是在推卸責任，而至少5年前，政府向外界開放產業經營權，還被國內媒體一致判斷為“是在走向一種進步”，符合潮流和整個社會的利益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