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生命沉思錄：東方西方

季羨林生命沉思錄：東方西方

    21世紀將是中國文化（東方文化的核心）複興的世紀。現在世界上出現了許多影響人類生存前途的弊端，比如人口爆炸、大自然被汙染、生態平衡被破壞、臭氧層被破壞、糧食生產有限、淡水資源匱乏，等等，這隻有中國文化能克服，這就是我的最後信念。

    我們有一種“天人合一”的理想，自先秦起就有，而且不限於一家，其後綿延未斷。宋朝大哲學家張載有兩句話，說得最扼要，最準確：“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與”的意思是夥伴，“物”包括動物和植物。我們的生活來源都取之於大自然，而我們不把大自然看作敵人，而看作朋友。將來全世界的人都必須這樣做，然後西方文化所產生的那些弊端才能逐漸克服。

    在鴉片戰爭以前，我們根本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世界大勢，昏昏然，懵懵然，盲目狂妄自大，以王朝大國自居，夜郎之君、井底之蛙，不過如此。現在讀一讀當時中國皇帝寫給歐洲一些國家的君主的所謂詔書，那種口吻，那種氣派，真令人啼笑皆非又不禁臉上發燒，心裏發抖。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的統治者，在殖民主義者麵前，節節敗退，碰得頭破血流，中國人最重視所謂的“麵子”丟得一幹二淨。他們於是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一變而向“洋鬼子”低首下心，奴顏婢膝，甚至搖尾乞憐。上行下效，老百姓也受了影響，流風所及，至今尚餘音嫋嫋，不絕如縷。

    我個人認為，鴉片戰爭是一個轉折點，在這之前，西方人看待中國同那以後是根本不同的。在那以前，西方人認為中國是智慧之國，文化之邦，中國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令人神往的。

    多少年以來，總有一個問題縈回在我的心中：什麽是中華民族最優秀的傳統？幾經思考的結果，我認為是愛國主義。我們是唯物主義者，不能說，中國人天生就是愛國的。存在決定意識，必須有一個促成愛國主義的環境，我們才能有根深蒂固的愛國主義。隻要看一看我們幾千年的曆史，這樣的環境立即呈現在我們眼前。在幾千年的曆史中，我們始終沒有斷過敵人，東西南北，四麵都有。雖然有的當年的敵人今天可能已融入中華民族之中；但是在當年，他們隻能算是敵人。

    人類的衣食住行所有的資料都取自大自然，我們向大自然索取是不可避免的。關鍵是怎樣去索取？索取手段不出兩途：一用和平手段，一用強製手段。我個人認為，東西文化之分野，就在這裏。

    我覺得，人類很注意衣著的款式，這無關天下的安危，可以不必去管。但是，人類在這一方麵所表現出來的智慧卻低得令我吃驚。什麽皮爾·卡丹，什麽這國巧匠，什麽那國大師， 挖空心思，花樣翻新，翻來翻去，差別甚微。又來了我那句老話：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你等著瞧吧，到了三十年，肯定翻了回來。

    我覺得，儒家倫理道德學說的重點不在理論而在實踐。先秦儒家已經安排好了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大家所熟悉的。這樣的安排極有層次，煞費苦心，然而一點理論的色彩都沒有。也許有人會說，人家在這裏本來就不想講理論而隻想講實踐的。我們即使承認這一句話是對的，但是，什麽是“仁”，什麽是“義”？

    自己生存，也讓別的人或動植物生存，這就是善。隻考慮自己生存不考慮別人生存，這就是惡。

    慈善可以是很高的層次，無私奉獻，也可以有利己的目的，比如圖個好名聲，或者避稅，或者領導號召不得不響應；為慈善付出的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少，可以是金錢也可以是時間、精神，層次很多，幅度很大，不管在什麽條件下，出於什麽動機，隻要他參與了，他就開始了他的道德積累。所以我主張慈善不要問動機。

    我覺得，思想家就是洞明世事，練達人情之人。他們不發玄妙莫測的議論，不寫恍兮惚兮的文章，更不幻想捏成什麽哲學體係。他們說的話都是中正平和的，人人能懂的。可是讓人看了以後，眼睛立即明亮，心頭渙然冰釋，覺得確實是那麽一回事。

    中國曆代還有一種說法，就是所謂“天子”，說皇帝是上天的兒子。這種說法對皇帝和臣民都有好處。皇帝以此來嚇唬老百姓，鞏固自己的地位。臣下也可以適當地利用它來給皇帝一點製約，比如利用日蝕、月蝕、彗星出現等等“天變”來向皇帝進諫，要他注意修德，要他注意自己的行動，這對人民多少有點好處。

    我夢到，近幾百年來，西方的科學技術給人民、全世界人民帶來了空前的幸福；但是，其基礎是“征服自然”，與自然為敵，因而受到了大自然的懲罰，產生了許多弊端，比如大氣汙染、環境汙染、生態平衡、物種滅絕，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切盼到了21世紀能有所改變，能改惡向善。要想做到這一點，必須以東方“天人合一”思想，濟西方思想之窮，也就是說，人類必須同大自然為友，雙方互相了解，增強友誼，然後再伸手向大自然要衣、要食、要住、要行。

    前幾年，我們中國學術界提出了一個口號：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這口號提得正確，提得及時，立即得到了全國的響應。所謂“弘揚”，我覺得，有兩方麵的意義：一個是在國內弘揚，一個是向國外弘揚。二者不能偏廢。在國內弘揚，其意義之重要盡人皆知。我們常講“有中國特色的”，這“特色”無法表現在科技上。即使我們的科技占世界首位，同其他國家相比，也隻能是量的差別，無所謂“特色”。“特色”隻能表現在文化上。這個淺近的道理，一想就能想明白。在文化方麵，我們中華民族除了上麵所說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外，幾乎是處處有特色。我們的語言，我們的書法，我們的繪畫，我們的音樂，我們的飲食，我們的社會風習，我們的文學創作，等等，哪個地方沒有特色呢？

    我們過去曾實行魯 迅所說的“拿來主義”，拿來了許多外國的好東西，今後我們還將繼續去拿。但是，為了世界人類的幸福和前途，不管這些“天之驕子”們願意不願意來拿我們中國的好東西。我們都要想方設法實行“送去主義”，我們要“送貨上門”。

    中國的博士和西方的博士不一樣。在一些中國人心目中，博士是學術生活的終結；而在西方國家，博士則隻是學術研究的開端。

    在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中國的知識分子上進之途隻有一條，就是科舉製度。這真是千軍萬馬，獨木小橋。從考秀才起，有的人曆盡八十一難，還未必能從秀才而舉人，從舉人而進士，從進士而殿試點狀元等等。最有幸運的人才能進入翰林院，往往已達垂暮之年，老夫耄矣。一生誌願滿足矣，一個士子的一生可以畫句號矣。自從清末廢科舉以後，秀才、舉人、進士之名已佚，而思想中的形象猶在。一推行西洋的教育製度，出現了小學、中學、大學、研究院等等級別。於是就有人來作新舊對比：中學畢業等於秀才，大學畢業等於舉人，研究生畢業等於進士，點了翰林等於院士。這兩項都隱含著“博士”這一頂桂冠的影子。順理成章，天衣無縫，新舊相當，如影隨形。於是對比者心安理得，胸無疑滯了。如果讓我打一個比方的話，我隻能拿今天的素齋一定要烹調成雞魚鴨肉的形狀來相比。隱含在背後的心理狀態，實在是耐人尋味的。

    在中國當前社會中，封建思想意識仍極濃厚。在許多人的下意識裏，西方傳進來的博士的背後隱約閃動著進士和翰林的影子。

    我覺得，德國人很聰明，他們有一個詞兒notluege，意思是“出於禮貌而不得不撒的謊”。一般說來，不撒謊應該算是一種美德，我們應該提倡，但是不能頑固不化。假如你被敵人抓了去，完全說實話是不道德的，而撒謊則是道德的。

    中國管大自然或者宇宙叫“天”，而印度則稱之為“梵”（brahman）。中國人的“人”，印度稱之為“我”（Atman，阿特曼）。總起來看，中國講“天人”，印度講“梵我”，意思基本上是一樣的。印度古代哲學家有時候用tat（等於英文的that）這個字來表示“梵”。梵文tatkartr，表麵上盾是“那個創造者”，意思是“宇宙的創造者”。印度古代很有名的一句話tat tvam asi，表麵上的意思是“你就是那個”，真正的涵義是“你就是宇宙”（你與宇宙合一）。宇宙，梵是大我；阿特曼，我是小我。

    自從人類有曆史以來，共形成了四個文化體係：一、中國文化；二、印度文化；三、從古代希伯來起經過古代埃及、巴比倫以至伊斯蘭阿拉伯文化的閃族文化；四、肇端於古代希臘、羅馬的西方文化。這四個文化體係又可以劃分為兩大文化體係：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前三者屬於東方文化，第四個屬於西方文化。兩大文化體係的關係是“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東。

    東方的思維模式是綜合的，西方的思維模式是分析的。勉強打一個比方，我們可以說，西方是“一分為二”，而東方則是“合二而一”。再用一個更通俗的說法來表達一下，西方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隻見樹木，不見森林”，而東方則是“頭痛醫腳，腳痛醫頭”，“即見樹木，又見森林”。說得再抽象一點：東方綜合思維模式的特點是，整體概念，普遍聯係；而西方分析思維模式則正相反。

    從全世界範圍來看，在西方文化主宰下，生態平衡遭到破壞，酸雨到處橫行，淡水資源匱乏，大氣受到汙染，臭氧層遭到破壞，海、洋、湖、河、江遭到汙染，一些生物滅種，新的疾病冒出等等，威脅著人類的未來發展，甚至人類的生存。這些災害如果不能克製，則用不到一百年，人類勢將無法生存下去。這些弊害目前已經清清楚楚地擺在我們眼前，哪一個人敢說這是危言聳聽呢？

    我的意思並不是要鏟除或消滅西方文化。不是的，完全不是的。那樣做，是絕對愚蠢的，完全做不到的。西方文化迄今所獲得的光輝成就，決不能抹煞。我的意思是，在西方文化已經達到的基礎上，更上一層樓，把人類文化提高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

    既然能搞“西化”，為什麽就不能搞“東化”呢？

    我的基本觀點是：第一，漢語語法的研究必須改弦更張。第二，《中國通史》必須重寫。第三，《中國文學史》必須重寫。第四，中國文藝理論必須使用中國國有的術語，采用同西方不同的判斷方法，這樣才能在國際學壇上發出聲音。第五，中國美學研究必須根本“轉型”。第六，我認為，西方的基本思維模式是分析的，而中國或其他東方國家的則是綜合的。第七，西方處理人與大自然的關係的“征服”手段是錯誤的；中國的“天人合一”的觀點是正確的。第八，西方的科學技術，在為世界人民謀福利的同時，產生了眾多弊端甚至災害。現在如仍不懸崖勒馬，則人類生存的前途必受到威脅。第九，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關係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侈談東西方文化，已經頗有些年頭了，這違反我的天性，已如上述。但是既然已經走上了這一條路，我還要走下去的。特別是對東西文化之差異處，我仿佛害了“差異狂”，越看越多。沒有辦法，事實告訴我是這樣，我隻有這樣相信，我這個“半瓶醋”晃蕩了這樣許多年，醋是否減少了一點，或者增加了一點呢？我看不出。我隻是相信，如果醋增加到裝滿了瓶子，那就沒有晃蕩的餘地，想晃蕩也不會出聲。反之，如果醋減少到了一滴不剩，那麽，瓶子裏隻剩下了空氣，同樣是不能出聲。我看而且也希望，我這個“半瓶醋”，永遠保留半瓶，給永遠晃蕩下去提供條件和基礎。

    我的總印象（隻能算是印象）是：近代美學在中國是一個“舶來品”，中國近現代的美學家過多地倚靠、信任、追隨西方美學家，亦步亦趨，甚至拾人慧牙。他們似乎忘記了一個基本事實：中國人心目中的美同西方人不完全一樣。作為一個中國美學家，首先應該研究中國的美，這是責無旁貸的事。

    西方的美重點在眼睛和耳朵，他們美學家研究的對象重點是音樂、繪畫、雕塑等等。中國的美則涉及眼、耳、鼻、舌、身等五官。

    “美”這個字，根據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漢英詞典》，英文是beautiful, pretty, good, very satisfactory, be pleased with mersely。其中最重要的是前二者，都與眼睛有關。因為中國有“美酒”、“美食”、“美餐”等等一係列與舌頭有關的說法，不得不加上good一個解釋。“美酒”隻能譯為good wine，“美食”、“美餐”隻能譯為good food或tastyfood 和table delica-cies，決不能譯為beautiful food。這隻是一個極其簡單明了的例子，其他的例子還有不少。總之，中國人的與西方人的“美”不完全相同。中國的美學家研究美學，決不應忘記了自己。換言之，中國美學家不應當囿於眼睛和耳朵，而應當延伸到五官，其中最主要的是舌頭。

    中國的“味”和印度的nasa，涵義或引申義並不相同，但是，二者都同出於舌頭，而不像西方那樣審美對象隻限於眼之所見和耳之所聞，其中必有原因。

    西方文論學家企圖把一篇文學作品加以分析、解剖，給每一個被分析的部分一個專門名詞，支離繁瑣。而東方的以中國文論家為代表的文論家則從整體出發，把他們從一篇文學作品中悟出來的道理或者印象，用形象化的語言，來給它一個評價，比如“清新庚開府，俊逸鮑參軍”，對李白則稱之曰“飄逸豪放”，對杜甫則稱之為“沉鬱頓挫”，如此等等，例子不勝枚舉，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文論話語，想把它們融會在一起，不亦難乎！至於這兩種話語哪一個更好，我無法回答。我是不薄西方愛東方，就讓這兩種話語並駕齊驅，共同發展下去吧。

    王靜安《人間詞話》說：“‘紅杏枝頭春意鬧’，著一‘鬧’字而境界全出。‘雲破月來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這類有關“煉”字的論述，古代文論中極多。西方寫散文和寫詩，使用的詞兒有時也會不相同的，其中也有“煉”的意味，但不像中國這樣嚴重而已。在中國類似的例子還可以舉出許多來，僅就大家所熟知的例子就有“春風又綠江南岸”中的“綠”字，可以說：著一“綠”字而境界全出。“先生之德，山高水長”改一個字，把“德”改為“風”，則意味迥乎不同。至於“池塘生青草”這樣傳頌千古的名句，若譯為西文，則必平淡枯燥，讓西方人大惑不解。唐代王維的詩，與此句有相通之處。我個人認為，這是中國詩歌與禪趣密切相聯的表現，隻能意會，不能言傳，一落言筌，立即失色。

    中國這些話語，表麵上看起來似乎很籠統，很不確切，有人可能認為是不“科學”——我坦白承認，我從前就屬於這類人——很模糊。我現在卻認為，妙就妙在模糊上。模糊能給人以整體概念和整體印象。這樣一來，每個讀者都有發揮自己想象力和審美能力的完全的自由，海闊天空，因人而異，每個人都能夠得到自己那一份美感享受，不像西方文論家那樣，對文學作品硬作機械的分析，然後用貌似謹嚴、“科學”的話語，把自己的意見表達出來，牽著讀者的鼻子走，不給讀者以發揮自己想象力的自由。如果給點自由的話，也決不會太多。

    當年魯迅主張“拿來主義”，我們現在要在拿來的同時，大力張揚“送去主義”。你不來拿，我偏要送給你，但送之必有術。其術首先認真鑽研我們這一套植根於東方綜合思維模式的文論話語，自己先要說得清楚，不能以己之昏昏昭昭；其次則要徹底鏟除“賈桂思想”，理直氣壯地寫出好文章，提出新理論。隻要我們的聲音響亮準確，必能振聾發聵。

    在德國，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其精神與中國考據並無二致，其目的在於拿出證據，追求真實——我故意不用“真理”二字，然後在確鑿可靠的證據的基礎上，抽繹出實事求是的結論。德國學術以其“徹底性”蜚聲世界。

    令人吃驚的是，到了今天，竟還有少數學者，懷抱“科學”的尚方寶劍，時不時祭起了“科學”的法寶，說我的說法不“科學”，沒有經過“科學”的分析。另外還有個別學者，張口“這是科學”，閉口“這是科學”，來反對中國的氣功，甚至中國的醫學、針灸、拔罐子等等傳統醫療方法。把氣功說得太神，我也無法接受。但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經過國內外多年的臨床應用，證明這些方法確實有效，竟還有人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死抱住“科學”不放，豈不令人駭異嗎？

    現在事實已經證明了，這位“賽先生”（即科學）確實獲得了一部分成功，獲得了一些真理，這是不能否認的。但是，通向真理的道路，並不限於這一條。東方的道路也同樣能通向真理。

    漢語隻有單字，沒有字母，沒有任何形態變化，詞性也難以確定，有時難免顯得有點模糊。在五四運動期間和以後一段時間內，有人就想進行改革，不是文字改革，而是語言改革，魯迅就是其中之一，胡適也可以算一個。到了現在，“語言改革”的口號沒有人再提了。但是研究漢語的專家們的那一套分析漢語語法的方式，我總認為是受了研究西方有形態變化的語言的方法的影響。我個人認為，這一條路最終是會走不通的。

    糖是一種微末的日用食品，平時誰也不會重視它。可是“糖”這個字在西歐各國的語言中都是外來語，來自同一個梵文字sarkarā，這充分說明了，歐美原來無糖，糖的原產地是印度。這樣一來，糖一下子就同我的研究工作掛上了鉤。於是我就開始注意這個問題，並搜集這方麵的資料。後來，又由於一個偶然的機會，一張伯希和從敦煌藏經洞拿走的，正麵寫著一段佛經，背麵寫著關於印度造糖法的殘卷，幾經輾轉，傳到了我的手裏。大家都知道，敦煌殘卷多為佛經，像這樣有關科技的殘卷，真可謂是鳳毛麟角，絕無僅有。從伯希和起，不知道有多少中外學人想啃這個硬核桃，但是沒有能啃開，最後終於落到我手中。我也驚喜欲狂，終於啃開了這個硬核桃。

    唐太宗派人到印度去學習製糖法，不過表示當時印度在製糖技術的某一方麵有高於中國之處。中國學習的結果是，自己製造出來的糖“色味逾西域遠甚”。文化交流的曆史往往如此。在以後的長時間內，中印在製糖方麵還是互相學習的。

    糖本是一件小東西，然而在它身上卻馱著長達一千多年的中印兩國文化交流的曆史。

    印度的寓言故事，不但見於《伊索寓言》中，也見於許多歐洲古代和近代書中，比如《十日談》、《拉芳丹寓言》、《格林童話集》等等。關於這個問題，歐洲學者們是有爭論的。一派主張原產於希臘，另一派主張原產於印度。盡管他們的看法不同，但是有一點是相同的，他們承認這些寓言故事不是獨立產生的，我是主張：絕大部分源於印度。有什麽證明呢？眾所周知，印度在文藝創作方麵是有一些特點的，印度人民比較富於幻想力。

    印度書《五卷書》在印度傳本甚多，傳播的地區很廣，傳播的時間很長。其中的寓言故事絕大部分都是民間故事，是老百姓自己創造出來的。以後，各個宗教都利用這些故事為宣揚自己的教義服務。有一些文人學士也在不同時期采用不同的形式，把這些故事搜集起來，加以整理、編寫，寫成了不同的書。《五卷書》是其中最著名最有代表性的一部。這一部書最晚的一個本子是公元12世紀才纂成的。最早的本子始於何時，現在還說不清，恐怕要早上幾百年，近千年。6世紀時，《五卷書》被譯成了巴列維語。由巴列維語轉譯成阿拉伯語和古代敘利亞語。這個巴列維語譯本現在已經佚失。但是根據這個譯本而譯出來的阿拉伯語譯本卻以《卡裏來和笛木乃》的名字成為《五卷書》走遍了全世界的階梯。

    “詩的靈魂”理論的輪廓大體如下：詞匯有三重功能，能表達三重意義：一、表示功能——表示義（字麵義，本義）；二、表示功能——指示義（引申義，轉義）；三、暗示功能——暗示義（領會義）。以上三個係列又可以分為兩大類：說出來的，包括一和二；沒有說出來的，包括三，在一和二也就是表示功能和指示功能耗盡了表達能力之後，暗示功能發揮作用。這種暗示就是他們所謂的“韻”。《韻光》第一章說：可是領會義，在偉大詩代的語言（詩）中，卻是另外一種不同的東西；這顯然是在大家都知道的肢體（成分）以外的不同的東西，正像女人中的（身上的）美一樣。這種暗示功能、暗示義（領會義）有賴於讀者的理解力和想象力，可能因人而異，甚至因時因地而異，讀者的理解力和想象力在這裏有極大的能動性。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這也許就是產生美感的原因。這種暗示就是這一批文藝理論家的所謂韻（dhvani）。在審美活動過程中，審美主體的主觀能動性發揮得越大，他就越容易感到審美客體美，這就是“韻”的奇妙作用。韻是詩的靈魂。

    他們把詩分為三個層次：第一，真詩，以沒有說出來的東西也就是暗示的東西為主；第二，價值次一等的詩，沒有說出來的隻占次要地位，隻是為了裝飾已經說出來的東西；第三，沒有價值的詩，把一切重點都放在華麗的語言上，放在雕琢堆砌上。在這裏，可以說是層次分明。沒有說出來的暗示的東西，其價值超過說出來的東西，在說出來的東西中，詞藻雕飾最無價值。

    中國難以理解的神韻就等於印度的韻；中國的神韻論就等於印度的韻論。隻因中國的文藝理論家不大擅長分析，說不出個明確的道理，隻能反反複複地用一些形象的說法來勉強表達自己的看法，結果就成了迷離模糊的一團。一經采用印度的分析方法，則豁然開朗，真相大白了。

    在中國禪宗史上，幾乎所有的大師在說法和行動中，都不直接地把想要說的意思表達出來，而是用一聲斷喝，或者當頭一棒，或者說一些“幹屎橛”一類的介於可解與不可解之間的話，來做出暗示，讓自己的學生來參悟。在這裏，關鍵在於聽者或受者。老師說出來的或者做出來的，隻是表現現象。沒有說出來的或做出來的才是核心，才是精神，這樣的核心和精神需要學生自己去頓悟。斷喝一聲有大道，一句幹屎橛中有真理。這很有點像詩的神韻。

    漢文“韻”字，從形體結構上來看，從偏旁“音”來看，它是表示聲音的，與意義無關，至少關係不大。《文心雕龍》卷七《聲律》第三十三：“異音相慎（順）謂之和，同聲相應謂之韻。”範文瀾《文心雕龍注》說：“異音相從謂之和，指句內雙聲疊韻及平仄之和調；同聲相應謂之韻，指句末所用之韻。”總之，和與韻都指聲音之和諧。和諧同美有聯係，所以“韻”字也有“美”的意思、“好”的意思、“風雅”的意思。《世說新語》中“道人蓄馬不韻”，可以為證。用“韻”字組成的複合詞很多，比如“韻宇”、“韻度”、“韻事”、“風韻”、“韻致”等等，都離不開上麵說的這幾種意思。我個人以為，其原因就在於用聲音表示“和諧”這個概念，最為具體，最容易了解。

    中印兩國同樣都用“韻”字來表示沒有說出的東西、無法說出的東西、暗示的東西。這是相同的一麵。但是，在印度，dhvani這個字的含義，從“韻”發展到了“暗示”。而在中國，“韻”這個字，雖然也能表示無法說出的東西，同“神”字聯在一起能表示“暗示”的含義，卻從來沒有發展到直截了當地表示“暗示”的程度。這是不同的一麵，我們必須細心注意。

    我講到書名，印度的命名原則又與中國有驚人的相似之處，這不能不發人深思了。我先舉幾個例子。7世紀的檀丁有《詩鏡》，12世紀的羅摩月和德月有《舞鏡》，14世紀的毗首那他有《文鏡》。用“鏡”字來命書名的做法，立刻就讓我們想到中國的《杜詩鏡詮》、《格致鏡原》一類的書名。13世紀的沙羅達多那耶有《情光》，勝天有《月光》，都用“光”字來命名。15世紀的般努達多有《味河》，17世紀的世主有《味海》，還有著名的《故事海》等等，都用“河”、“海”等字眼來命書名。至於用“花鬘”、“花簇”等字眼命名的書，更是車載鬥量，比如安主的《婆羅多花簇》、《羅摩衍那花簇》、《大故事花簇》，還有般努達多的《味花簇》等等。類似這樣的例子還很多，我們不一一列舉了。怎樣來解釋中國和印度這樣的書名呢？我認為，也同樣用韻的理論、神韻的理論、暗示的理論。我以上舉出的這許多書名也同樣可以分解為兩個部分：說出來的和沒有說出來的。鏡、光、河、海、花鬘、花簇、苑、珠、林、楫等等，都是說出來的東西，實有的具體的東西。它們之所以被用來命書名，實際上與這些具體的東西無關，而隻是利用它們所暗示的東西，也就是沒有說出來的東西。

    我多年以來就考慮一個問題：從宏觀方麵來看，中印文化似同屬於一個大體係——東方文化體係，與西方文化體係相抗衡。中印文化相同之處，有的出自互相學習，有的則不一定。

    盡管中印在韻的方麵有如此驚人相似之處，但是兩國的思想方法仍有其差異。像印度那樣的分析，我們是沒有的。我們靠一些形象的東西來說明問題。

    印度人沒有空間和時間觀念。永恒那一刹那，宇宙同一個小點，在他們看來都沒有多大差別。因而印度幾乎可以說沒有真正的曆史。在四五千年的長時間裏，我們隻找到幾個可靠的日期；而這幾個日期也還是根據印度以外同印度發生過關係的國家的記載推出來的。

    一走到幻想的王國裏，他們就顯出了自己的身手，仿佛是太空裏的飛鳥，大海裏的遊魚，任意飛翔遊泳，沒有一點障礙。說到天，又何止三十三層；談到地獄，也不止十八個；再說到世界，就在三千大千世界以外還有無量數的世界存在。天帝釋住的神宮當然是七寶雕鏤，但實際上卻並不這樣簡單。我們得要想象到這七寶有各種的光彩，各種的形態。這種種不同的光彩、種種不同的形態，交互間錯蓋成一座寶殿。黃金的黃光，珊瑚的紅光，毗琉璃的白光，另外還有無量數的光，輝耀在一起。再襯上簷邊的七寶鈴，上麵的七寶網，旁邊的七寶池，池旁的七寶樹，我們就可以想象這都率天宮是什麽光景了。佛從頭頂上向外放光，這我們都還可以想象。但他這一放就是無量千萬條，用印度人的說法就是有如恒河沙數。上麵照徹了三十三天，下麵一直照到十八層地獄的最後一層。每一條光的頂上都浮著一朵大蓮花，每一朵蓮花的上麵端坐著一個佛。這個佛還像原來的佛一樣又從頭頂上放出光來，仍然是無量千萬條。上麵又有蓮花，又有佛，這佛又放光。

    他們的幻想真如萬千湧泉，源源不絕。而且一切都生動、美麗，一點也不枯燥。他們既然有這樣的本領，所以對他們來說，一切走獸飛鳥都有了人性；一切泉石樹木都有了生命。從不知什麽時候起，印度人就相信靈魂不滅，就是所謂輪回。一個人做好事，下一生就可以成神；做壞事，就可以成禽獸成餓鬼。人與獸之間根本沒有什麽區別。在他們的寓言和童話裏，一隻牛說話，它真的就是在說話，毫不勉強，為什麽一隻牛不能說話呢？於是在高山上，深林裏，小河邊，到處都充滿了生命。你無論走到什麽地方也不會感到孤獨和寂寞了。

    世界上的民族，不管皮膚是什麽顏色，不管天南地北，從一千多年以來，不知道有多少千萬人聽過《五卷書》裏的故事了。從這裏他們得到了他們所需要的快樂。它把人們從現實的紛擾裏帶到一個童話的國土裏去。在這裏一切都是自由的，一切都是活生生的。人與獸和諧地住在一起，連山林樹石小河都仿佛有了生命，到處流動著一片生機。人們平常時候被抑壓下去的幻想在這裏又抬起頭來，他們又可以到月的國、虹的國，獸的國，甚至植物的國裏去邀遊。他們的心靈又可以得到暫時的解決。等他們再回到現實世界裏來的時候，雖然現實世界仍是現實世界，仍然是死板紛亂；但他們的心靈究竟解放過一次，他們又有了生力來擔當這些死板和紛亂了。世界上還有第二本書有這樣的力量麽？

    我們從印度出發，經過了古希臘，到了法國，到處都找到這樣一個以驢為主角蒙了虎皮或獅皮的故事。在世界許多別的國家裏，也能找到這樣的故事，限於篇幅，我們在這裏不能一一討論了。這個故事，雖然到處都有，但卻不是獨立產生的。它原來一定是產生在一個地方。由這地方傳播開來，終於幾乎傳遍了全世界。我們現在再回頭看我在篇首所抄的柳宗元的短寓言《黔之驢》的故事，雖然那條到了貴州的長耳公沒有蒙上虎皮，但我卻不相信它與這故事沒有關係。據我看，它隻是這個流行世界成了一個類型的故事的另一個演變的方式，驢照舊是主角，老虎在這裏沒有把皮剝下來給驢披在身上，它自己卻活生生地出現在這故事裏。驢的鳴聲沒有泄露秘密，卻把老虎嚇跑了。最後，秘密終於因了一蹄泄露了，吃掉驢的就是這老虎。柳宗元或者在什麽書裏看到這故事，或者采自民間傳說。無論如何，這故事不是他自己創造的。

    自從18世紀後期至19世紀初期德國人（當然並不隻限於德國人）之所以對中國文學發生那樣大的興趣,完全出於一種浪漫情緒。當時浪漫主義正風靡一時,隻有對遠的、神秘的、異域的東西，人們才發生興趣。每個詩人都夢想到遼遠而神秘的地方。在當時歐洲人眼中，中國就正是這樣一個地方。

    自從第二次大戰結束以來，德國人最初還沒能把戰爭的暗影從心頭掃去，有點發怔，什麽都沒能想。以後戰爭的影子漸漸淡漠下來。他們痛定思痛，才又想到許多東西。有些人發現，他們自己的文化裏或者真正有什麽缺點，不然為什麽總是在苦難裏輾轉呢？他們於是又把眼光轉向東方，想從那裏獲得點什麽去補救自己的文化，我並不讚成這辦法；但他們的心情我卻非常能了解。

    故事傳布愈廣，時間愈長，演變也就愈大；但無論演變到什麽程度，裏麵總留下點痕跡，讓人們可以追蹤出它們的來源來。正像孫悟空把尾巴變成旗杆放在廟後麵一樣，楊二郎一眼就可以看出來，這座廟是猴兒變的。

    不能否認孫悟空與《羅摩衍那》的那羅與哈奴曼等猴子的關係，那樣做是徒勞的。但同時也不能否認中國作者在孫悟空身上有所發展、有所創新、把印度神猴與中國的巫支祁結合了起來，再加以幻想潤飾，塑造成了孫悟空這樣一個勇敢大膽、敢於鬥爭、生動活潑的、為廣大人民所喜愛的藝術形象。

    漢族好像對倫理道德（封建的）特別重視。我常常發現漢譯佛典中強調忠和孝的地方很不少。我有點懷疑，我不相信印度原文如此，而是漢譯者加上的。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戲劇發展的動力,自以內因為主,但外因也絕不可低估,中國戲劇(主要是指漢人的戲劇)的發展也是如此,動力有曆時的傳統,又有並時的外來影響,二者交錯,起了作用,斯有新發展。

    印度戲劇的特點同中國戲劇的特點對比：1、韻文、散文雜糅，二者相同，在中國是道白與歌唱相結合；2、梵文、俗語雜糅，中國戲劇從表麵上看不出來；但是倘仔細品評，至少在京劇中員外一類的官員與小醜的話是不相同的；3、劇中各幕時間和地點隨意變換，二者相同；4、有醜角，二者相同；5、印劇有開場獻詩，中國劇有跳加官，性質相同；6、結尾大團圓，二者基本相同，中國劇間有悲劇結尾者；7、舞台，印劇方形、長方形或三角形，中國劇大抵方形。在Winternitz歸納的七個特點之外，我想再加上一項：8、歌舞結合以演一事，二者相同。中國戲劇有極悠久的發展曆史，各地劇種亦多不同。以上歸納的幾點，隻能說大體如此，對京劇和昆曲來講，是完全適合的。

    蒙田以一個智者的目光，觀察和思考大千世界的眾生相，芸芸叢生，林林總總，他從古希臘一直觀察到16世紀，從法國不求上進觀察到古代的埃及和波斯，發為文章，波瀾壯闊。他博學多能，引古證今，鑒古知今，對許多人類共同有的思想感情，提出了自己獨到的、有時似乎是奇特的見解，給人以深思、反省的機會，能提高人們對人生的理解。

    英國曆史學家湯因比(Toynbee)在他的巨著《曆史研究》(Historical Studies)中，把人類在幾千年的曆史上創造的文明歸納為二十三種或二十六種。意思就是說，任何文明都不能萬歲千秋，永存不朽。這個觀點是符合人類曆史發展情況的。我歸納了一下，認為人類的文明或者文化大體上有五個階段：誕生、成長、繁榮、衰竭、消逝。這種消逝不是毫不留蹤跡地消失了，而是留有蹤跡的，蹤跡就存在於接它的班的文化中。這其實也是一種文化融合，但卻不是對等的，而是有主有從的。

    正如我的老師——清華大學陳寅恪教授曾經說過的《白虎通》當中的三綱六紀是中國文化的精華。什麽叫三綱呢？就是君臣、父子、夫婦。他講的當然是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這裏邊有糟粕，如夫妻應該是平等的，怎麽男人成了女人的綱了呢？這個我們先不講它。六紀，一是仲父，就是父親的兄弟姊妹；二是兄弟；三是族人；四是族舅，就是母親家的人；五是師長；六是朋友。他說，這三綱六紀是中國文化的中心，我看他的話很有道理。因為人類自有社會以來，必然要有一種規則來維係，不然的話社會就亂七八糟。現在馬路上為什麽要有交通警？為什麽要有紅綠燈？這就是一種規則，一種規章製度，要求大家都來遵守，這樣社會生活才能進行。要是沒有這些規則，社會生活就不能進行。《白虎通》的三綱六紀，把當時社會所有的人際關係都規定了。

    我們的文化還有一個提法，是我們的特點，就是“格、致、正、誠、修、齊、治、平”。意思就是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個步驟。先從自己開始格物，就是了解事物，了解以後致知，把規律找出來，正心、誠意就不用講了，修身就是修自己，然後齊家，把家治好，然後再治國，治國以後是平天下。就是從個人內心一直到天下。那麽，什麽叫國，什麽叫天下呢？在周代來講，像齊國、燕國、鄭國等國是國，天下則指整個周代的中國。現在像中國、日本叫國，天下就是世界。個人要從內心出發，正心、誠意，一直推到治國、平天下。這套係統的步驟，屬於倫理道德範疇，也屬於政治範疇，是其他任何國家所沒有的。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就是說，禮義廉恥是國家的四個支柱。除了這個提法外，古人還提出了“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等說法，意思都差不多。

    中國傳統道德是中國傳統文化當中最精華的內容，它在世界人類文明遺產中的特殊性非常之明顯。為什麽要這麽說呢？因為世界上任何國家，從古希臘一直到古印度，盡管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道德規範，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道德規範，可是內容這麽全麵、年代這麽久遠、涉及麵這麽廣泛的道德規範，在全世界來看，中國是唯一的。現在中國周圍這些國家，像日本、韓國、越南等，有一個名詞叫漢文化圈，屬於漢文化圈的國家基本上都受我國的影響。

    現在我們的考古發現越多，就越證明我們的曆史長久。比如“五四”時代連堯、舜、禹、湯的禹都有懷疑是不是確有其人，現在已經證明了有禹這個人。隨著考古學的不斷進步，我估計將來考古發現不但有夏、有禹，一定還會有更古的堯、舜，還要往上發展。

    把“孝”這個詞翻譯為英語，用一個詞翻譯不出來，得用兩個詞。什麽原因呢？因為雖然不能說外國沒有孝，但是孝並非作為一個很重要的概念，所以譯過去就得用兩個詞。英文裏麵兩個什麽詞呢？就是兒女的“虔誠”與“尊敬”，而在中文中光一個“孝”就夠了。這就說明“孝”這個詞有中國的特點。

    我們中國過去在翻譯方麵的成就，是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望塵莫及的，而翻譯曆史之長，在世界上也是獨一無二的。

    我一向覺得，胡適之先生的兩句話：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是完全正確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概莫意外，假設不大膽不行，求證不小心也不行。隻有二者緊密結合，才是治學的正道。

    大家都知道《歌德談話錄》這本書，在1827年1月30日歌德與埃克曼的談話錄中，歌德說，我今天看了一本中國的書——《好逑傳》，中國人了不起，在中國人眼中，人跟宇宙合二為一（這是我這幾年宣傳的人與大自然和諧），男女談情說愛，相互彬彬有禮，那麽和諧、和睦，這個境界我們西方沒有。可以說，《好逑傳》在中國文學史上最多與《今古奇觀》處在一個水平上，甚至中國文學史也不會寫它。可是傳到歐洲，當時歐洲文化的第一代表人歌德卻大加讚美。但他是有根據的。雖然我國這類才子佳人題材的小說有些理想化，像《西廂記》。但是在當時的西方文化泰鬥看來，起碼中國作者心中的境界是很高的。歌德指出的這一點不是很值得我們回味嗎？

    在我一生六十多年的學術研究的過程中，德國十年是至關重要的關鍵性的十年。我在上麵已經提到過，如果我的學術研究有一個發軔不是在清華大學，而是在德國哥廷根大學。我也提到過，如果我不是由於一個非常偶然的機遇來到德國的話，我的一生將會完完全全的另一個樣子。

    在我所知道的世界語言中，隻有漢文把“恩”與“師”緊密地嵌在一起，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名詞。這隻能解釋為中國人最懂得報師恩，為其他民族所望塵莫及的。

    西方的思維方式，分析的思維方式，表現得最清楚的是古希臘亞裏士多德的邏輯思想，它的形式邏輯是以矛盾律和排中律兩個公理為基礎的。它認為，在同一個時間內，A不能既是X又不是X。模糊邏輯揚棄了亞裏士多德的絕對教條，建立了更複雜的多評價係統。這種模糊邏輯現在已經應用到許多東西上，包括電視機、洗衣機等等，等等，連製定規劃等工作也使用了模糊數學，而且都已獲得了成功。（184）人類的意識真能清清楚楚地、涇渭分明地劃分為三個整整齊齊的層次嗎？

    意的層次是無窮無盡模糊不清的。外化為言，言的層次也是無窮無盡模糊不清的。此外還有言時的一些外在條件，比如眼神、手勢、臉部表情、聲音高低、疾徐等等。化為文字也有許多外在條件。這樣的言，聽到別人耳中，看在別人眼中，聽的人和讀的人，又要根據各自不同的經驗，來加以體會，加以了解。這樣一來，聽者和讀者體會到的和了解到的東西，同原來說者和寫者所要想表達的意，絕對不可能完全符合。這是一個典型的模糊關係。從這個觀點上來看，哲學家們爭論不休的“言意之辨”，頗有點庸人自擾的味道。最好了之以模糊理論，這樣反而能使天下太平。

    我大膽地說一句：人類文化一萌芽，就有互相學習，也就是交流的活動。到了後來，一部人類文化史證明了一件事實；沒有文化交流，就沒有人類文化史。文化交流是人類文化發展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