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生命沉思錄：懷人哀歌

季羨林生命沉思錄：懷人哀歌

    我一生不知道寫過多少篇關於母親的文章了，我也不知道有多少次在夢中同母親見麵了；但我在夢中看到的隻是一個迷離的麵影，因為母親確切的模樣我實在記不清了。今天我來到這裏，母親就在我眼前，隻隔著一層不厚的黃土，然而卻人天懸隔，永世不能見麵了，我的眼淚奪眶而出，滴到了眼前的香燭上。我跪倒在母親墓前，心中暗暗地說：“娘啊，這恐怕是你兒子今生最後一次來給你掃墓了。將來我要睡在你的身旁！”

    離別了八年以後，我最愛的母親突然離開了人世，走了。這對我是一個空前絕後的打擊。我從遙遠的故都奔喪回家。我真想取掉自己的生命，追陪母親於地下。我們家住在村外，家中隻有母親一人。現在人去屋空。我每天在村內二大爺家吃過晚飯，在薄暮中拖著沉重的步子，踽踽獨行，走回家來。大坑裏的水閃著白光。柴門外臥著一團黑乎乎的東西，是陪伴母親度過晚年的那一隻狗。現在女主人一走，沒人喂食。它白天到村內不知誰家蹭上一頓飯（也許根本蹭不上），晚上仍然回家，守衛著柴門，決不離開半步。它見了我，搖一搖尾巴，跟我走進院子。屋中正中停著母親的棺材，裏屋就是我一個人睡的土炕。此時此刻，萬籟俱寂，隻有這一條狗，陪伴著我，為母親守靈。我心如刀割，抱起狗來，親它的嘴，久久不能放下。人生至死，天道寧論！在茫茫宇宙間，仿佛隻剩下我和這一條狗了。

    在我靈魂深處，我對母親之死抱終天之恨，沒有任何仙丹妙藥能使它消泯。

    “長夜漫漫何時旦？”我卻盼望天趕快亮。然而，我立刻又想到，我隻是一次度過這樣育苦的漫漫長夜，母親卻度過了將近三千次。這是多麽可怕的一段時間啊！在長夜中，全村沒有一點燈光，沒有一點聲音，黑暗仿佛凝結成為固體，隻有一個人還瞪大了眼睛在玄想，想的是自己的兒子。伴隨她的寂寥的隻有一個動物，就是籬笆門外靜臥的那一條老狗。

    我從來不信什麽輪回轉生；但是，我現在寧願信上一次。我已經九十歲了，來日苦短了。等到我離開這個世界以後，我會在天上或者地下什麽地方與母親相會，趴在她腳下的仍然是這一條老狗。

    有的人說：“死人活在活人的記憶裏。”俊之（章用）就活在我的記憶裏。隻是為了這，我也要活下去。當然這回憶對我是一個無比的重擔；但我卻甘心肩起這一份重擔，而且還希望能肩下去，愈久愈好。

    （後死者）從表麵上來看，這隻是一個非常普通的詞兒。但仔細一探究，卻覺其涵義深刻，令人回味無窮。對已死的人來說，每一個活著的人都是一個“後死者”。可這個詞兒裏麵蘊含著哀思、回憶、撫今追昔，還有責任、信托。對死者活在後死者的記憶中，後者有時還要完成前者未竟之業，接過他們手中曾握過的接力棒，繼續飛馳，奔向前方，直到自己不得不把接力棒遞給自己的“後死者”，自己又活到別人回憶裏了。

    陳寅恪先生的分析細入毫發，如剝焦葉，愈剝愈細愈剝愈深，然而一本實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斷，不誇大，不歪曲，不斷章取義。他仿佛引導我們走在山陰道上，盤旋曲折，山重水複，柳暗花明，最終豁然開朗，把我們引上陽關大道。讀他的文章，聽他的課，簡直是一種享受，無法比擬的享受。

    有一年的春天，中山公園的藤蘿開滿了紫色的花朵，累累垂垂，紫氣彌漫，招來了眾多遊人和蜜蜂。我們一群弟子們，記得有周一良、王永興、汪籛等，知道先生愛花，現在雖患目疾，跡近失明，但據先生自己說，有些東西還是能影影綽綽看到一團影子。大片藤蘿花的紫光，先生或還能看到。而且在那種兵荒馬亂、物價飛漲、人命微淺、朝不慮夕的情況下，我們想請先生散一散心，征詢先生的意見，他怡然應允。我們真是大喜過望，在來今雨軒藤蘿深處，找到一個茶桌，侍先生觀賞藤蘿。先生顯然興致極高。我們談笑風生，盡歡而散。我想，這也許是先生在那樣的年頭裏最愉快的時刻。

    寅恪先生決不是一個“閉口隻讀聖賢書”的書呆子，他繼承了中國“士”的優良傳統：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從他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出，他非常關心政治。他研究隋唐史，表麵上似乎是滿篇考證。骨子裏談的都是成敗興衰的政治問題，可惜難得解人。

    如果我還有什麽優點的話，那就是，沒有真感情，我不寫回憶文章。但是，在那個時代，真感情都會被歸入“小資產階級”的範疇，而一旦成了“小資產階級”則距離“修正主義”隻差毫厘了。我沒有這個膽量，所以就把對錫予（湯用彤，字錫予）先生懷念感激之情，深深地埋在我的心靈深處。

    湯用彤先生麵容端嚴慈祥，不苟言笑，卻是即之也溫，觀之也誠，真藹然仁者也。先生雖留美多年，學貫中西，可是身著灰衣長衫，腳踏圓口布鞋，望之似老農老圃，沒有半點“洋氣”，沒有絲毫教授架子和大師威風。我心中不由自主地油然生幸福之感，渾身感到一陣溫暖。

    古人說：“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不謬托自己是錫予先生的知己，我隻能說錫予先生是我的知己。

    胡也頻先生是有社會經曆的人，他應該知道其中的利害。可是他也毫不在乎。隻見他那清瘦的小個子，在校內課堂上，在那座大花園中，邁著輕盈細碎的步子，上身有點向前傾斜，匆匆忙忙，倉倉促促，滿麵春風，忙得不亦樂乎。他照樣在課堂上宣傳他的“現代文藝”，侃侃而談，視敵人如草芥，宛如走入沒有敵人的敵人陣中。

    有一次，理發師正給芝生（即馮友蘭）先生刮臉，鄭先生站在旁邊起哄，連聲對理發師高呼：“把他的絡腮胡子刮掉！”理發師不知所措，一失手，真把胡子刮掉一塊。這時候，鄭先生大笑，旁邊的人也陪著哄笑。然而芝生先生隻是微微一笑，神色不變，可見先生的大度包容的氣概。

    馮友蘭先生堅持真理，修正錯誤，不惜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經常在修記他的《中國哲學史》，我說不清已經修訂過多少次了。我相信，倘若能活到108歲，他仍然是要繼續修訂的。隻是這一點精神，難道還不值得我們認真學習嗎？

    我知道，原始人是頗為相信文字的神秘力量的，我從來沒有這樣相信過。但是，我現在寧願做一個原始人，把我的悲痛和懷念轉變成文字，也許這悲痛就能突然消逝掉，還我心靈的寧靜，豈不是天大的好事嗎？

    老舍先生的語言生動幽默，是地道的北京話，間或夾上一點山東俗語。他沒有許多作家那種忸怩作態讓人讀了感到渾身難受的非常別扭的文體，一種新鮮活潑的力量跳動在字裏行間。

    有一天，我到東安市場北門對門的一家著名的理發館去理發，猛然瞥見老舍先生也在那裏，正躺在椅子上，下巴上白糊糊的一團肥皂沫，正讓理發師刮臉。這不是談話的好時機，隻寒暄了幾句，就什麽也不說了。等我坐到椅子上時，從鏡子裏看到他跟我打招呼、告別，看到他的身影走出門去。我理完發要付錢時，理發師說：老舍先生已經替我付過了。這樣的芝麻綠豆的小事殊不足以見老舍先生的精神，但是，難道也不足以見他這種細心體貼人的心情嗎？

    一個人除非萬不得已決不會自己拋掉自己的生命。印度梵文中“死”這個動詞，變化形式同被動態一樣，我一直覺得非常有趣，非常有意思。印度古代語法學家深通人情，才創造出這樣一個形式。死幾乎都是被動的。有幾個人主動地去死呢？老舍先生走上自沉這一條道路，必有其不得已之處。

    她當時極年輕，而名滿天下。我們是慕名而去的。冰心先生滿臉莊嚴，不苟言笑，看到課堂上擠滿了這樣多學生，知道其中有“詐”，於是威儀儼然地下了“逐客令”：“凡非選修此課者，下一堂不許再來！”我們悚然而聽，憬然而退，從此不敢再進她講課的教室。四十多年以後，我同冰心重逢，她已經變成了一個慈祥和藹的老人，由怒目金剛一變而為慈眉菩薩。

    我覺得，在所有的並世的作家中，文章有獨立風格的人並不多見。除了魯迅先生外，就是從文先生。他的作品，隻要讀上幾行，立刻就能辨認出來，決不含糊。他出身湘西的一個破落的小官僚家庭，年輕時當過兵，沒有受過多少正規的教育。他完全是自學成家。湘西那一片有點神秘的土地，其怪異的風土人情，通過沈先生的筆而大白於天下。

    就在這一次吃飯時，有一件小事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時要解開一個用麻繩捆得緊緊的什麽東西，隻需用剪子或小刀輕輕地一剪一割，就能弄開。然後從文先生卻搶了過去，硬是用牙把麻繩咬斷。這一個小小的舉動，有點粗勁，有點蠻勁，有點野蠻，有點土勁，並不高雅，並不優美。然而，它卻完全透露了沈先生的個性。在達官貴人、高等華人眼中，這簡直非常可笑，非常可鄙。可是，我欣賞的卻正是這一種勁頭。我自己也許就是這樣一個“土包子”，雖然同那一些隻會吃西餐、穿西裝、半句洋話也不會講偏又自認為是“洋包子”的人比起來，我並不覺得低他們一等。

    平心而論，喬木雖然表現上很嚴肅，不苟言笑，他實則是一個正直的人，一個正派的人，一個感情異常豐富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六十年的宦海風波，他不能無所感受，但是他對我半點也沒有流露過。他大概知道，我根本不是此道中人，說了也是白說。在他生前，大陸和香港都有一些人把他封為“左王”，另外一位同誌同他並列，稱為“左後”。我覺得，喬木是冤枉的。他哪裏是那種有意害人的人呢？

    在西諦先生身上，看不到半點教授架子。他也沒有一點論資排輩的惡習。他自己好像並不覺得比我們長一輩，他完全可能以平等的態度對待我們。他有時候像一個大孩子，不失其赤子之心。他說話非常坦率，有什麽想法就說了出來，既不裝腔作勢，也不以勢嚇人。他從來不想教訓人，任何時候都是親切和藹的。當時流行在社會上的那種幫派習氣，在他身上也找不到。隻要他認為有一技之長的，不管是老年、中年還是青年，他都一視同仁。因此，我們在背後常常說他是一個宋江式的人物。

    胡適從來就不是國民黨員，他對國民黨並非一味地順從。他服膺的是美國的實驗主義，他崇拜的是美國的所謂民主製度。隻要不符合這兩個尺度，他就挑點小毛病，鬧著獨立性。對國民黨也不例外。

    什麽叫“小罵大幫忙”呢？理論家們說，胡適同國民黨蔣介石鬧這樣的“小罵”，給自己塗上一層保護色，這種保護色是有欺騙性的，是用來迷惑人民的。到了關鍵時刻，他又出來為國民黨講話。於是人民都相信了他的話，天下翕然從之，國民黨就“萬壽無疆”了。這樣的“理論”未免低估了中國老百姓的覺悟水平。難道我們的老百姓真正這樣糊塗、這樣低能嗎？

    我看胡適是一個異常聰明的糊塗人。

    我認為胡適是一位非常複雜的人物，他反對共產主義，但是拿他那一把美國尺子來衡量，他也不見得讚成國民黨。在政治上，他有時候想下水，但又怕濕了衣裳。他一生就是在這種矛盾中度過的。

    適之先生以青年暴得大名，譽滿士林。我覺得，他一生處在一個矛盾中，一個怪圈中；一方麵是學術研究，一方麵是政治活動和社會活動。他一生忙忙碌碌，倥傯奔波，作為一個“過河卒子”，勇往直前。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意識到身陷怪圈。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我認為，這個怪圈確實存在，而且十分嚴重，那麽，我對這個問題有什麽看法呢？我覺得，不管適之先生自己如何定位，他一生畢竟一個書生，說不好聽一點，就是一個書呆子。

    到了1954年從批判俞平伯先生的《紅樓夢研究》的資產階級唯心論起，批判之火終於燒到了適之先生身上。這是一場缺席批判，適之遠在重洋之外，坐山觀虎鬥。即使被鬥的是他自己，反正傷不了他一根毫毛，他樂得怡然觀戰。他名字仿佛已經成了一稻草人。渾身是箭，一個不折不扣的“箭垛”，大陸上眾家豪傑，個個義形於色，爭先恐後，萬箭齊發，適之先生兀自巋然不動。

    在課堂上葉公超先生選出一些詩詞，自己搖頭晃腦而朗誦之，有時閉上了眼睛，仿佛完全沉浸於詩詞的境界中，遺世而獨立。他驀地睜大了眼睛，連聲說：“好！好！好！就是好！”學生正在等他解釋好在何處，他卻已朗誦起第二首詩詞來了。昔者晉人見好山水，便連聲喚：“奈何！奈何！”仔細想來，這是最好的讚美方式。因為，一落言筌，便失本意，反不如說上幾句“奈何！”更具有啟發意義。平伯先生的“就是好！”可以與此等量齊觀。

    公超先生教學法非常奇特。他幾乎從不講解，一上堂，就讓坐在前排的學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讀原文，到了一定段落，他大聲一喊：“stop！”問大家有問題沒有。沒人回答，就讓學生依次朗讀下去，一直到下課。學生摸出了這個規律，誰願意朗讀，就坐在前排，否則往後坐。有人偶爾提一個問題，他斷喝一聲：“查字典去！”這一聲獅子吼有大威力，從此天下太平，宇域寧靜，相安無事，轉瞬過了一年。

    一個學者的為人和為學兩者之間有矛盾。有的人為學能實事求是，樸實無華，而為人則奇詭難測，像神龍一般，令人見首不見尾。另外一些人則正相反，為學奇詭難測，而為人則淳樸坦蕩。我覺得，在了一先生身上，為人與為學則是完全統一的。他真正是文如其人，或者人如其文。

    我認為，在馮至身上，作為學者和作為詩人是密不可分的。過去和現在都有專門的詩人和專門的學者，身兼二者又達到相當高的水平的人，卻並不多見。馮先生就是這樣一個人。作為學者，他仍然飽含詩人氣質。

    馮至先生以詩人研究詩人，研究仿佛就成了創作，他深入研究對象的靈魂，他能看到或本能地領悟到其他學者們看不到更領悟不到的東西，而又能以生花妙筆著成文章，同那些枯澀僵硬的高頭講章迥異其趣，學術論著本身就仿佛成了文學創作，詩意彌漫，筆端常帶感情。讀這樣的學術論著，同讀文學作品一樣，簡直是一種美的享受。

    我確實認為，馮至先生是人文難分。他為人一向淳樸、正直、坦蕩、忠實，待人以誠，心口如一。我簡直無法想象會有謊言從他嘴裏流了出來。他說話從不有恃無恐大，也不花哨；即之也溫，總給人以實事求是的印象，而且幾十年如一日，真可謂始終如一了。

    他雖然還活著，然而已經不能睜眼，不能說話。我頓感，畢生知己又弱一個。我坐在會客室裏，淚如泉湧，我準備放聲大哭。他的女兒姚平連聲說：“季伯伯!你不要難過!”我調動起來了自己所有剩餘的理智力量，硬是把痛哭壓了下去。臉上還裝出笑容，甚至在淚光中做出笑容。隻有我一個人知道：我的淚都流到肚子裏去了。為了馮至先生，我願意把自己淚庫中的淚一次提光，使它成為我一生中最後的一次痛哭。

    張岱年先生獎掖後學，愛護學生，極有正義感，對任何人都不阿諛奉承，凜然一身正氣，又絕不裝腔作勢，總是平等對人。這樣多的優秀品質集中到一個人身上，再加上真正淡泊名利，唯學是務在當今士林中，真堪為楷模了。

    如果她還留在人間的話，恐怕也將近古稀之年了。而今我已垂垂老矣。世界上還能想到她的人恐怕不會太多。等到我不能想到她的時候，世界上能想到她的人，恐怕就沒有了。

    我們相交七十餘年，生不能視其疾，死不能臨其喪，我的心能得安寧嗎？嗚呼！長才未展，命途多舛；未臻耄耋，遽歸道山。我還沒有能達到“悲歡離合總無情”的水平。我年紀越老，長之入夢的次數越多。我已年屆九旬，他還能入夢多少次啊！悲哉！

    (周)一良出自名門世家，家學淵源，年幼時讀書條件好到無法再好的水平。因此，他對中國古典文獻，特別是史籍，都有很好的造詣。他曾赴日本和美國留學，熟練掌握英日兩國語言，兼又天資聰穎，個人勤奮，最終成為一代學人，良有以也。中年後他專治魏晉南北朝史，旁及敦煌文獻，佛教研究，多所創獲，巍然大師，海內無出其右者。至於他的學術風格，我可以引用湯用彤先生兩句話。有一天，湯先生對我說：“周一良的文章，有點像陳寅恪先生。”可見錫予先生對他評價之高。在那一段非常時期，他曾同人合編過一部《世界通史》。這恐怕是一部“應製”之餘，並非他之所長。但是統觀全書，並不落俗人窠臼，也可見他史學功底之深厚。可惜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他長才未展，他留下的幾部專著，決不能說已盡其所長，我隻能引用唐人詩句“長使英雄淚滿襟”了。

    世人都認為長壽是福，我也不敢否認。但是，看到比自己年輕的老友一個個先我離去。他們成了被哀悼者，我卻成了哀悼者。被哀悼者對哀悼這種事情大概是不知不覺的。我這哀悼者卻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七情六欲，件件不缺。而我又偏偏是一個極重感情的人。我內心的悲哀實在不足為外人道也。

    （藏）克家天生是詩人，胸中溢滿了感情，尤其重視友誼，視朋友逾親人。好朋友到門，看他那一副手欲舞足欲蹈的樣子，真令人心曠神怡。他表裏如一，內外通明。你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有半句假話會從他的嘴中流出。

    巴金老人離開我們，走了，永遠永遠地走了。此事本在意內，因為他因病臥床不起有年矣。但又極出意外，因為，隻要他還有一口氣活著，一盞明燈就會照亮中國的文壇。鼓勵人們前進，鼓勵人們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