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生命沉思錄：心靈獨白

季羨林生命沉思錄：心靈獨白

    我不是一個沒有名利思想的人——我懷疑真有這種人，過去由於一些我曾經說過的原因，表麵上看起來，我似乎是淡泊名利，其實那多半是假象。但是，到了今天，我已至望九之年，名利對我已經沒有什麽用，用不著再爭名於朝，爭利於市，這方麵的壓力沒有了。

    從1967年12月以後，我多活一天，就等於多賺了一天，算到現在，我已經多活了，也就是多賺了三十多年了，已經超過了我的滿意的程度。死亡什麽時候來臨，對我來說都是無所謂的，我隨時準備著開路，而且無悔無恨。我並不像一些魏晉名士那樣，表麵上放浪形骸，不怕死亡，其實他們的狂誕正是怕死的表現。如果真正認為死亡是微不足道的事，何必費那麽大勁裝瘋賣傻呢？

    我常說，吃飯為了活著，但活著並不是為了吃飯。

    我決不說半句謊言，決不添油加醋。我的經曆是什麽樣子，我就寫成什麽樣子。

    時間是亳不留情的，它真使人在自己製造的鏡子裏照見自己的真相!

    今天是新年元旦。從午夜零時起，自己是不折不扣的八十老翁了。然而這老景卻真如古人詩中所說的“青靄人看無”，我看不到什麽老景。看一看自己的身體，平平常常，同過去一樣。看一看周圍的環境，平平常常，同過去一樣。金色的朝陽從窗子裏流了進來，平平常常，同過去一樣。樓前的白楊，確實粗了一點，但看上去也是平平常常，同過去一樣。時令正是冬天，葉子落盡了；但是我相信，它們正蜷縮在土裏，做著春天的夢。水塘裏的荷花隻剩下殘葉，“留得殘荷聽雨聲”，現在雨沒有了， 上麵隻有白皚皚的殘雪。我相信，荷花們也蜷縮在淤泥中，做著春天的夢。總之，我還是我，依然故我；周圍的一切也依然是過去的一切……我是不是也在做著春天的夢呢？我想，是的。我現在也處在嚴寒中，我也夢著春天的到來。

    我常以知了自比。知了的幼蟲最初藏在地下，黃昏時爬上樹幹，天一明就脫掉下舊殼，長出了翅膀，長鳴高枝，成了極富詩意的蟲類，引得詩人“倚杖柴門外，臨風聽暮蟬”了。我現在就是一隻長鳴高枝的蟬，名聲四被，頭上的桂冠比“文革”中頭上戴的高帽子還要高出很多，有時候我自己都覺得臉紅。其實我自己深知，我並沒有那麽好。然而，我這樣發自肺腑的話，別人是不會相信的。

    我相信，我同朋友之間就是有緣分的。我們一見如故，無話不談。沒見麵時，總惦記著見麵的時間；既見麵則如魚得水，心曠神怡；分手後又是朝思暮想，憶念難忘。對我來說，他們不是親屬，勝似親屬。

    我的工作主要是爬格子。幾十年來，我已經爬出了上千萬的字。這些東西都值得爬嗎？我認為是值得的。我爬出的東西不見得都是精金粹玉，都是甘露醍醐，吃了能讓人飛升成仙；但是其中絕沒有毒藥，絕沒有假冒偽劣，讀了以後，至少能讓人獲得點享受，能讓人愛國、愛鄉、愛人類、愛自然、愛兒童，愛一切美好的東西。

    我有時幻想：自己為什麽不能像朋友送給我擺在桌上的奇石那樣，自己沒有生命，但也決不會有死呢？我有時候也幻想：能不能讓造物主勒住時間前進的步伐，讓太陽和月亮永遠明亮，地球上的一切生物都停住不動，不老呢？哪怕是停上十年八年呢？

    不虞之譽，紛至遝來；求全之毀，幾乎絕跡。我所到之處，見到的隻有笑臉，感到的隻有溫暖。時時如坐春風，處處如沐春雨，人生至此，實在真應該滿足了。然而，實際情況卻並不完全這樣愜意。古人說：“不如意事常八九。”這話對我現在來說也是適用的。我時不時地總會碰到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讓自己的心情半天難以平靜。即使在春風得意中，我也有自己的苦惱。我明明是一頭瘦骨嶙峋的老牛，卻有時被認成是日產鮮奶千磅的碩大肥牛。已擠出了奶水五百磅，還求索不止，認為我打了埋伏。其中情味，實難向外人道也。

    我就像魯迅筆下的那一位“過客”那樣，我的任務就是向前走，向前走。前方是什麽地方呢？老翁看到的是墳墓，小女孩看到的是野百合花。我寫《八十述懷》時，看到的是野百合花多於墳墓，今天則倒一個個兒，墳墓多而野百合花少了。不管怎樣，反正我是非走上前去不行的，不管是墳墓還是野百合花，都不能阻擋我的步伐。

    記得有兩句詩：“凡所難求皆絕好，及能如願便平常。”我現在深深地認識到在樸素語言中蘊含的真理。我現在確實如願了，但是心情平常到連平常的感覺都沒有了。現在是2000年1月1日，同1999年12月31日，除了多一天以外，絕沒有任何不同的地方。早晨太陽從東方升起，到了晚上，仍然會在西方落下。

    我常常說：人們吃飯是為了活著，但活著不是為了吃飯。這是我的最根本信條之一，我也身體力行。我現在仍然是黎明即起，兀兀窮年，不求有驚人之舉，但求無愧於心，無愧於吃下去的飯。

    多少年來，我成了陶淵明的信徒。他的那一首詩：“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複獨多慮。”我感到，我現在大體上能夠做到了，對生死之事，我確實沒有多慮.。關鍵在一個“應”字，這個“應”字由誰來掌管，由誰來決定呢？我不能知道，反正不由我自己來決定。既然不由我自己來決定，那麽由它去吧。

    我認為，我是認識自己的，換句話說，是有點自知之明的。我經常像魯迅先生說的那樣剖析自己，然而結果並不美妙，我剖析得有點過了頭，我的自知之明過了頭，有時候真感到自己一無是處。

    我說過不少謊話，因為非此則不能生存。但是我還是敢於講真話的，我的真話總是大大超過謊話。因此我是一個好人。

    我在任何文章中講的都是真話，我不講半句謊話。

    現在，我的人生之旅快到終點了，我常常回憶80年來的曆程，感慨萬端。我曾問過自己一個問題，如果真有那麽一個造物主，要加恩於我，讓我下一輩子還轉生為人，我是不是還走今生走的這一條路？經過了一些思慮，我的回答是：還要走這一條路。但是有一個附帶條件：讓我的臉皮厚一點，讓我的心黑一點，讓我考慮自己的利益多一點，讓我自知之明少一點。

    我自認為是一個頗為敏感的人，我這一麵心鏡，雖不敢說是纖毫必顯，然確實並不遲鈍。我相信，我的鏡子照出了20世紀長達九十年的真實情況，是完全可以依賴的。

    個人走的路有時候並不由自己來決定，假如我當年留在家裏，走的路是一條貧農的路。生活可能很苦，但風險決不會大。我今天的路怎麽樣呢？我廣開了眼界，認識了世界，認識了人生，獲得了虛名。我曾走過陽關大道，也曾走過獨木小橋；坎坎坷坷，又頗順順當當，一直走到了耄耋之年。如果當年讓我自己選擇道路的話，我究竟要選哪一條呢？概難言矣！

    現在，我的人生之旅快到終點了，我常常回憶80年來的曆程，感慨萬端。我曾問過自己一個問題，如果真有那麽一個造物主，要加恩於我，讓我下一輩子還轉生為人，我是不是還走今生走的這一條路？經過了一些思慮，我的回答是：還要走這一條路。但是有一個附帶條件：讓我的臉皮厚一點，讓我的心黑一點，讓我考慮自己的利益多一點，讓我自知之明少一點。

    古人雲：太上忘情。我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凡人，無論如何也做不到忘情的地步，隻有把自己釘在感情的十字架上了。

    對我自己來說，文章能抒發我的感情，表露我的喜悅，緩解我的忿怒，激勵我的誌向。這樣的好處已經算不少了。

    中國的舊式文人有的有一種非常惡劣的習氣：文章是自己的好，這種習氣，我幸而沾染得不算太濃，我還有一點自知之明。

    一個人一輩子做事、讀書，不管是幹什麽，其中都有“機遇”的成分。我自己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大概從1973年開始，在看門房、守電話之餘，著手翻譯。我一定要譯文押韻。但有時候找一個適當的韻腳又異常困難，我就坐在門房裏，看著外麵來來往往的人，大半都不認識，隻見眼前人影曆亂，我腦筋裏卻想的是韻腳。下班時要走四十分鍾才能到家，路上我仍搜索枯腸，尋求韻腳，以此自樂，實不足為外人道也。

    我同絕大多數中老年知識分子和教師一樣，懷著絕對虔誠的心情，向住光明，向往進步。覺得自己真正站起來了，大有飄飄然羽化而登仙之感，有點忘乎所以了。我從一個最初喊什麽人萬歲都有點忸怩的低級水平，一踏上“革命”之路，便步步登高，飛馳前進；再加上天縱睿智，虔誠無垠，全心全意，投入造神運動中。常言道：“眾生拾柴火焰高。”大家策群力，造出了神，又自己膜拜，完全自覺自願，絕無半點勉強，對自己則認真進行思想改造。

    在每一次政治運動中，每一人都有一個在運動中的地位問題。粗略地說，地位可以分為兩大類：整人者與被整者。細分起來，那就複雜得多了。而且這個地位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運動的進展，隊伍不斷地分化，重新組合。整人者可以變為被整者，而被整者也可以變為整人者。

    我的地位長期懸在空中，心裏老是嘀嘀咕咕，坐臥不寧。後來我逐漸發現，自己還沒有被劃歸敵我矛盾。有這一點，我就放心了。我仍然是“人民”，這對我來說是天大的事情。我於是打著人民的招牌，逍遙起來了。要知道，在當時，在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之間，在人民與所謂“反革命分子”之間，橫著一條其寬無比其深無比的鴻溝。如果處在鴻溝這一邊，在人民的這一邊，許多事情都很好辦，即使辦錯一件事，說錯一句話，這都算是一時不小心所犯的錯誤，沒有什麽了不起。但是，如果被劃到對岸去，成為敵人，那就會有無限的麻煩，即使夾起尾巴，處處謹小慎微，決不敢亂說亂動；可是一時不慎，辦錯一件事，說錯一句話，比如把“資本主義”說成“社會主義”或者倒轉過來，那就必然被上綱到反革命的高度，成為現行反革命，遭到批鬥。但是劃分敵我，劃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這個權力掌握在誰手裏呢？我真有點說不清楚。我的腦筋很簡單，百思不得其解。雖然我暫處在鴻溝的這一岸，但是卻感覺到，自己像是在走鋼絲，一不小心，就能跌落下去，跌落到鴻溝的對岸，那就等於跌落到地獄裏，永世不得翻身了。

    一些自命為出身好的教員和學生，堅決貫徹“階級路線”，組成了造反派，在自己胳膊上纏上一塊紅布，這就算是革命者的標誌。所謂出身好，指的是貧下中農、革命烈屬、革命幹部、工人。這些人根子正，一身紅，領導革命，義不容辭。再一部分人就是在社教活動中反對過陸平的人。他們覺悟高，現在來領導革命，也是順理成章。我記得，戴紅臂章的人似乎隻限於第一種人。臂章一戴，渾身紅透，臉上更是紅光滿麵，走起路來，高視闊步，威風凜凜，不可一世。

    這一次選舉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風暴過後舉行的。很多以前有選舉權的“人民”，現在成了走資派，相應被擠出“人民”的範圍，丟掉了選票。我幸而還留在人民內部，從而保住了選舉權。當我在紅榜上看到自己的名字時，那三個字簡直是熠熠生光，仿佛凸了出來一樣。當年在帝王時代“金榜題名”時的快樂，恐怕也不會超過我現在的快樂，我現在才體會到，原來認為唾手可得的東西，也是來之不易啊！投票的那一天，我換上了新衣服，站在“人民”中，手裏的紅紅的選票像千斤一般重。我真是歡喜欲狂了。

    現在人們有時候罵人為“畜生”，我覺得這是對畜生的汙蔑。畜生吃人，因為它餓。它不會說謊，不會耍刁，決不會先講上一大篇必須吃人的道理，旁征博引，洋洋灑灑，然後才張嘴吃人。

    了解“十年浩劫”的人們都知道，當年打派仗的時候，所有的學校、機關、工廠、企業甚至某一些部隊，都分成了對立的兩派，每一派都是“唯我獨左”、“唯我獨尊”。現在看起來兩派都搞打、砸、搶，甚至殺人，放火，都是一丘之貉， 誰也不比誰強。現在再來討論或者辯論誰是誰非，實在毫無意義。可是在當時，有一種叫做“派性”的東西，摸不著，看不見，既無根據，又無理由，卻陰狠、毒辣，一點理性也沒有。誰要是中了它，就像是中了邪一樣，一個原來是親愛和睦好端端的家庭，如果不幸而分屬兩派，則夫婦離婚者有之，父子反目者有之，至少也是“兄弟鬩於牆”，天天在家裏吵架。

    如果我安分守己老老實實的話，我本可以成為一個逍遙自在的逍遙派，痛痛快快地混上幾年的。然而，幸乎？不幸乎？天老爺賦予了我一個強勁，我敢於仗義執言。如果我身上還有點什麽值得稱揚的東西的話，那就是一點強勁。

    我痛恨自己在政治上形同一條蠢驢，對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一場殘暴、混亂、使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蒙羞忍恥、把我們國家的經濟推向絕境、空前、絕後——這是我們的希望——，至今還沒人能給一個全麵合理的解釋的悲劇，有不少人早就認識了它的實質，我卻是在“四人幫”垮台以後腦筋才開了竅。我實在感到羞恥。

    我的腦筋一旦開了竅，我就感到當事人處理這一場災難（指文革）的方式有問題。粗一點比細一點好，此話未必毫無道理。但是，我認為，我們粗過了頭。

    這些壞人比好人有本領，“文化大革命”中有一個常用的詞兒：變色龍，這一批壞人就正是變色龍。他們一看風頭不對，立即改變顏色。有的偽裝成正人君子，有的變為某將軍、某領導的東床快婿，在這一張大傘下和躲避了起來。有的鼓其如簧之舌，施展出縱橫捭闔的伎倆，暫時韜晦，窺探時機，有朝一日風雷動，他們又成了人上人。此等人野心大，點子多，深通厚黑之學，擅長拍馬之術。他們實際上是我們社會主義社會潛在的癌細胞，遲早必將擴張的。我們當時放過了這些人，實在是埋藏了後患。

    我日日盼，月月盼，年年盼；然而到頭來卻是失望，沒有人肯動筆寫一寫，或者口述讓別人寫。我心裏十分不解，萬分擔憂。這場空前的災難，若不留下點記述，則我們的子孫將不會從中吸取應有的教訓，將來氣候一旦適合，還會有人發瘋，幹出同樣殘暴的蠢事。

    雖然有一段時間流行過一陣所謂“傷痕”文學。然而，根據我的看法，那不過是碰傷了一塊皮膚，隻要用紅藥水一擦，就萬事大吉了。真正的傷痕還深深埋在許多人的心中，沒有表露出來。我期待著當事人有朝一日會表露出來。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開幕。我原以為像這樣殺人盈野、積血成河的人類極端殘酷的大搏鬥，理應震撼三界，搖動五洲，使禽獸顫抖，使人類失色。然而，我有幸身臨其境，隻不過聽到幾次法西斯頭子狂嚎——在這當時的德國是司空見慣的事——好像是春夢初覺，無聲無息地就走進了戰爭。戰爭初期階段，德軍的勝利使德國人如瘋如狂，對我則是一個打擊。他們每勝利一次，我就在夜裏服安眠藥一次。積之既久，失眠成病，成了折磨我幾十年的終生痼疾。

    餓得厲害的時候，我簡直覺得自己是處在餓鬼地獄中，恨不能把地球都整個吞下去。

    我一下子像是變了一個人，覺得一切的一切都是美好的，都是善良的。我覺得天特別藍，草特別綠，花特別紅，山特別青。全中國仿佛開遍了美麗的玫瑰花，中華民族前途光芒萬丈，我自己仿佛又年輕了十歲，簡直變成了一個大孩子。

    我從內心深處認為自己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摘桃派”。中國人民站起來了，自己也跟著挺直了腰板。任何類似賈桂的思想，都一掃而空。我享受著“解放”的幸福，然而我幹了什麽事呢？我做出了什麽貢獻呢？我確實沒有當漢奸，也沒有加入國民黨，沒有屈服於德國法西斯。但是，當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把腦袋掛在褲腰帶上，浴血奮戰，壯烈犧牲的時候，我卻躲在萬裏之處的異邦，在追求自己的名山事業。天下可恥事寧有過於此者乎？我覺得無比地羞恥。連我那一點所謂學問——如果真正有的話——也是極端可恥的。我左思右想，沉痛內疚，覺得自己有罪，覺得知識分子真是不幹淨。我仿佛變成了一個基督教徒，深信“原罪”的說法。在好多好多年，這種“原罪”感深深地印在我的靈魂中。

    當時，當眾檢查自己的思想叫做“洗澡”，“洗澡”有小、中、大三盆。我是係主任，必須洗中盆，也就是在係師生大會上公開檢查。因為我沒有什麽民憤，沒有升入“大盆”，也就是沒有在全校師生大會上檢查。在中盆裏，水也是夠熱的。大家發言異常激烈，有的出於真心實意，有的也不見得。我生平破天荒第一次經過這個陣勢，句句話都像利箭一樣，射向我的靈魂。但是，因為我仿佛變成一個基督教徒，懷著滿腔虔誠的“原罪”感，好像話越是激烈，我越感到舒服，我舒服得渾身流汗，仿佛洗的是土耳其蒸氣浴。大會最後讓我通過以後，我感動得真流下了眼淚，感到身輕體健，資產階級思想仿佛真被廓清。

    我被抄家，被批鬥，被打得頭破血流，鼻青臉腫。我並不是那種豁達大度什麽都不在乎的人。我一時被鬥得暈頭轉向，下定決心，自己結束自己的性命。決心既下，我心情反而顯得異常平靜，簡直平靜得有點可怕。我把曆年積攢的安眠藥片和藥水都裝到口袋裏，最後看了與我共患難的嬸母和老伴一眼，剛準備出門跳牆逃走，大門上響起了雷鳴般的撞門聲：“新北大公社”的紅衛兵來押解我到大飯廳去批鬥了。這真正是千鈞一發呀！這一場批鬥進行得十分激烈，十分野蠻，我被打得躺在地上站不起來。然而我一下得到了“頓悟”：一個人忍受挨打折磨的能力，是沒有極限的。我能夠忍受下去的！我不死了！我要活下去！

    我的確活下來了。然而，在剛離開“牛棚”的時候，我已經雖生猶死，我成了一個半白癡，到商店去買東西，不知道怎樣說話。讓我抬起頭來走路，我覺得不習慣。耳邊不再響起“媽的”、“混蛋”、“王八蛋”一類的詞兒，我覺得奇怪。見了人，我是口欲張而囁嚅，足欲行而趑趄。我幾乎成了一具行屍走肉，我已經“異化”為“非人”。我的確活下來了，然而一個念頭老在咬我的心。我一向信奉的“士可殺，不可辱”的教條，怎麽到了現在竟被我完全地拋到腦後了呢？我有勇氣仗義執言，打抱不平，為什麽竟沒有勇氣用自己的性命來抗議這種暴行呢？我有時甚至覺得，隱忍苟活是可恥的。

    至於我衷心擁護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則另是一大碼事。這是中國曆史上空前的最野蠻、最殘暴、最愚昧、最荒謬的一場悲劇，它給偉大的中華民族臉上抹了黑。我們永遠不應忘記！

    折磨人甚至把人折磨至死的當時的“造反派”實際上是打砸搶分子的人，為什麽不能夠把自己折磨人的心理狀態和折磨過程也站出來表露一下寫成一篇文章或一本書呢？這一類人現在已經四五十歲了。有的官據要津。即使別人不找他們算賬，他們自己如果還有點良心，有點理智的話，在燈紅酒綠之餘，清夜捫心自問，你能夠睡得安穩嗎？如果這一類人——據估算，人數是不少的——也寫點什麽東西的話。拿來與被折磨者和被迫害者寫的東西對照一讀，對我們人民的教育意義，特別是我們後世子孫的教育意義，會是極大極大的。我不要求他們檢討和懺悔，這些都不是本質的東西，我隻期待他們秉筆直書。這樣做，他們可以說是為我們民族立了大功，隻會得到褒揚，不會受到譴責，這一點我是敢肯定的。

    深知西方地獄實在有點太簡單、太幼稚、太單調、太沒有水平。不信你去讀一讀但丁的《神曲》。那裏有對地獄的描繪。但丁的詩句如黃鍾大呂；但是詩句所描繪的地獄，卻實在不敢恭維，一點想像力都沒有，過於簡單，過於表麵。讀了隻能讓人覺得好笑。回觀印度的地獄則真正是博大精深。再加上中國人的擴大與渲染，地獄簡直如七寶樓台，令人目眩神馳。

    在這個牛棚裏確實沒有刀山、油鍋、牛頭、馬麵等等。可是，在沒有這樣的必需的道具下而製造出遠遠超過佛教地獄的恐怖氣氛，誰還能吝惜自己的讚賞呢？在舊地獄裏，牛頭馬麵不過根據閻羅王的命令把罪犯用鋼叉叉入油鍋、叉上刀山而已。這最多隻能折磨犯人的肉體，決沒有“觸及靈魂”的措施，決沒有“鬥私批修”、“狠鬥活思想”等等的辦法。我們北大的革命(？)小將，卻在他們的“老佛爺”的領導下在大院中開展了背語錄活動。

    我們住在裏麵的人，日日夜夜，分分秒秒，都讓神經緊張到最高限度，讓五官的本能發揮到最高限度，處處有荊棘坑坎，時時有橫禍飛來。

    最可怕的是，我逐漸發現，十年浩劫過去還不到二十年，人們已經快要把它完全遺忘了。我同今天的青年，甚至某一些中年人談起這一場災難來，他們往往瞪大了眼睛，滿臉疑雲，表示出不理解的樣子。

    在南口村，東語係的走資派和一般教員和學生，相處得非常融洽。因此，我們這兩位走資派“難得糊塗”，宛如睡在甜蜜蜜的夢中，一點沒有意識到，自己正走在懸崖邊上，下臨無地，隻等有人從背後一推，立即能墮入深澗。而個別推我們的人此時正畢恭畢敬的圍繞在我們身邊，搖著秀美的小尾巴，活像一隻哈叭狗。

    就像巴黎領導世界時裝的新潮流一樣，當時的北大確實是領導著全國“文化大革命”的新潮流。脖子上掛牌這一個新生物一經出現，立即傳遍了全國。而且在某一些地方還有了新的發展。掛木牌的鋼絲愈來愈細，木牌的麵積則愈來愈大，分量愈來愈重。

    首先總是先念語錄，然後大喊一聲：“把某某走資派押上來!”於是走資派就被兩個或多個戴紅袖章的青年學生把手臂扭到背後按住腦袋，押上了審判台。此時群眾口號震天，還連呼“什麽萬歲!”主要發言人走上前去發言進行批鬥。發言曆數被批鬥者的罪狀，幾乎是百分之百的造謠誣蔑，最後一定要上綱上到驚人的高度：反黨，反社會主義，反偉大領袖。反正他說什麽都是真理，說什麽都是法律。革命群眾手中的帽子一大摞，願意給“犯人”戴什麽，就戴什麽，還要問“犯人”承認不承認，稍一遲疑，立即拳打腳踢，必至“犯人”鼻青臉腫後已。

    每一個“鬼”被押上高台，喊上一陣口號，然後一腳把“鬼”子踹下台去。“鬼”們被摔得暈頭轉向，從地上泥土中爬起來，一瘸一拐，逃回家去。連六七十歲的老教授和躺在床上的病人隻要被戴上“鬼”帽子，也毫無例外地被拖去批鬥。他們無法走路，就用抬筐抬去，躺在“鬥鬼”台上，挨上一頓臭罵，臨了也是一腳踹下高台，再用抬筐抬回家去。

    我看被戴上帽子的人都是畢恭畢敬，“天上聖明，臣罪當死”。他們內心裏的感受，我從來沒想去了解過。我也從來沒有見過一個人主動爭取戴帽子的。可我現在左思右想，前瞻後顧，總覺得或者預感到，自己被戴上一頂帽子，心裏才踏實，好像是寒天大風要出門那樣。

    要想破四舊，地球上最舊的東西無疑是地球本身，被破的對象地球應當首當其衝。順理成章地講，為什麽不先把地球破掉呢？

    我這個人還有一些特點，說好聽的就是，心還沒有全死，還有一點正義感。說不好聽的就是，我是天生的強種，很不識相。在這樣主客觀的配合下，即使北大有一個避風港，我能鑽得進去嗎？我命定注定了必須站在暴風雨中。

    什麽“革命”，什麽“造反”，誰一聽都明白；但卻沒人真正懂得是什麽意思。什麽樣的壞事，什麽樣的罪惡行為，都能在“革命”、“造反”等堂而皇之的偉大的名詞掩護下，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去幹。

    我原來是相信性善說的，我相信，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的。從被抄家的一刻起，我改變了信仰改宗性惡說。

    古代有所謂“瓜蔓抄”的做法，就是順藤摸瓜，把與抄家者的三親六友有關係的線索都摸清楚，然後再夷九族。他們逼我交出記載著朋友們的地址的小本本，以便進行“瓜蔓抄”。我此時又多了一層擔心：我那些無辜的親戚朋友不幸同我有了關係，把足跡留在我的小本本上。他們哪裏知道，自己也都要跟著我倒黴了。我的心在流血。

    屋子裏成了一堆垃圾。桌子、椅子，隻要能打翻的東西，都打翻了。那一些小擺設、小古董，隻要能打碎的，都打碎了。地麵堆滿了書架子上掉下來的書和從抽屜裏丟出來的文件。我辛辛苦苦幾十年積累起來的科研資料，一半被擄走，一半散落在地上。睡覺的床被徹底翻過，被子裏非常結實的暖水袋，被什麽人踏破，水流滿了一床。看著這樣被洗劫的情況，我們三個人誰都不說話——我們還有什麽話可說呢？人生到此，天道寧論！我們哪裏還能有一絲一毫的睡意呢？

    來到我家抄家打砸搶的小將們是什麽人呢？他們之中肯定有好人，一時受到蒙蔽幹了壞事，這是可以原諒的。但是，大部分人恐怕都是乘人之危，藉此發泄獸性的迫害狂，以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如果說這樣的人不是好人，世界上還有壞人嗎？

    現在我仿佛成了躺在砍頭架下的死囚，時時刻刻等待利刃從架上砍向我的脖頸。原來我認為天地是又寬又大的。現在才覺得，天地是極小極小的，小得容不下我這一身單薄的軀體。

    白天神經緊張到最高限度，恭候提審，晚上躺在枕頭上，輾轉反側，睜大眼睛，等候天明。我茶不思，飯不想，眼前一片漆黑，而且也不知道，什麽時候黑暗才會過去。能不能過去？我也完全失掉了信心。我白天好像都在做夢。夜裏，在亂夢迷離中，我一會兒看到那一把菜刀，覺得有什麽人正用那一把刀砍我，而不是我砍別人。我不禁出一身冷汗，驀然醒來。我一會兒又看到那一隻裝滿了燒掉一半的信件的籃子。那籃子忽然著起火來，火光熊熊，正在燃向我的身邊。我又出了一身冷汗，驀地醒來。我一會兒又看見了蔣介石和宋美齡的照片，蔣介石張開血盆大口，露出了滿嘴的硃齒獠牙，正想咬我，宋美齡則變成了一個美女蛇。我又出了一身冷汗，霍地從夢中跳了出來。

    按道理，一個人決定死是非常困難的，感情應該有極其劇烈的波動，甚至痛哭流涕，坐臥不寧，達到半瘋的地步；然後橫下一條心，慷慨死去。江淹說：“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我一沒有飲恨，二沒有吞聲。我的心情很平靜，平靜得讓我自己都感到異樣，感到不可解。

    一個抓住我的右臂，擰在我的背上。一個抓住左臂，也擰在背上。同時，一個人騰出一隻手，重重地壓在我的脖頸上，不讓我抬頭。我就這樣被押上了批鬥台，又踉踉蹌蹌地被推搡到台的左前方。“彎腰！”好，我就彎腰。“低頭！”好，我就低頭。但是脊梁上又重重挨了拳：“往下彎！”好，我就往下彎。可腿上又凶猛地被踢了一腳：“再往下彎！”好，我就再往下彎。我站不住了，雙手扶在膝蓋上，立刻又挨了一拳，還被踢了一腳：“不許用手扶膝蓋！”此時雙手懸在空中，全身的重力都壓到了雙腿上，腿真有點承受不了啦。“革命小將”按照噴氣式飛機的構造情況，要我變成那個樣子。他們工作作風謹嚴至極。光是調整我的姿勢，就用去了幾分鍾，可我的雙腿已經又酸又痛。我真想索性跪在地上。但是，我知道那樣一定會招來一陣拳打腳踢。我現在惟一的出路隻有咬緊牙關忍受一切了。

    我覺得有一千隻手揮動在我的頭頂上，有一千隻腳踢在我的腿上，有一千張嘴向我吐著唾沫。

    我下定決心，每天站在陽台下進行鍛煉。我低頭彎腰，手不扶膝蓋，完全是自覺自願地坐噴氣式。我心裏數著數，來計算時間，必至眼花流汗而後止。

    我不敢走陽關大道怎麽辦呢？那就專揀偏僻的小路走。在十年浩劫期間，北大這樣的小路要比現在多得多。這樣的小路大都在老舊房屋的背後，陰溝旁邊。這裏垃圾成堆，糞便遍地，雜草叢生，臭氣熏天。平常是絕對沒有人來的。現在卻成了我的天堂。這裏氣味雖然有點難聞，但是非常安靜。野貓野狗是經常能夠碰到的。貓狗的“政治覺悟”很低，完全不懂“階級鬥爭”，它們不知道我是“黑幫”，隻知道我是人，對人它們還是怕的。到了這個環境裏，平常不敢抬的頭敢抬起來了，平常不敢出的氣現在敢出了，也還敢抬頭看蔚藍色的天空，心中異常地快樂。對這裏的臭氣，我不但不想掩鼻而過，還想盡量多留一會兒。這裏真是我這類人的天堂。

    我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在提心吊膽中。不管是什麽時候，也不管是什麽地方，在家裏，在勞動的地方，紅衛兵一到，我立刻就被押解著到什麽地方去接受批鬥，同勞改前一模一樣。因此，即使在一個非常僻遠幾乎是人跡不到的地方，隻要遠處的紅衛兵的紅袖章紅光一閃，我就知道，自己的災星又到了。我現在已經變成了不會說話的牲畜，一言不發，一句不問，乖乖地被押解著走。

    我幻想能有一個救世主，大慈大悲，忽然大發善心，結束這一場浩劫，至少對像我這樣無辜的人加恩，把我解放。我從來沒有相信任何教門，上帝，天老爺，佛爺，菩薩，我都不去祈禱。我想到的是我們國家領導人。

    如果我眼前有一點水的話，不管是河水，湖水，還是海裏的水，坑裏的水，甚至臭溝裏的水，我一定會埋頭狂飲。

    我因此想到，在“文化大革命”中，寫大字報鍛煉了書法，打人鍛煉了腕力，批鬥發言鍛煉了詭辯說謊，武鬥鍛煉了勇氣。對什麽事情都要一分為二。你能說十年浩劫一點好處都沒有嗎？

    “為人民服務”五個字,很多地方都能看到。好像隻要寫上這五個字，為人民服務的工作就已完成。至於服不服務，那是極其次要的事情了。

    我覺得，“革命小將”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始至終，無所不在，無時不在，左右一切。

    正如在戰爭中武器改良迅速，在“文化大革命”中，折磨人的方式也是日新月異，無時不在改進、豐富中。往往是一個學校發明了什麽折磨人的辦法，比電光還快，立即流布全國，比如北大掛木牌的辦法，就應該申請專利。結果是，全國的“革命造反派”共同努力，各盡所能，又集中了群眾的智慧，由粗至精，由表及裏，由遠及近，由寡及眾，折磨人的辦法就成了體係，光被寰宇了。

    根據口頭法律，誰也不許抬頭走路，誰也不敢抬頭走路。有違反者，背上立刻就是一拳，或者踹上一腳。在出發勞動之前，我們必須到樹幹上懸掛的黑板下，抄錄今天要背誦的“最高指示”。這指示往往相當長。每一個“罪犯”，今天不管是幹什麽活，到哪裏去幹活，都必須背得滾瓜爛熟。任何監改人員，不管在什麽場合，都可能讓你背誦。倘若背錯一個字，輕則一個耳光，重則更嚴厲的懲罰。

    說不定訓話者高聲點到了誰的名字，還沒有等他自己出隊，就有兩個年輕力壯的監改人員，走上前去，用批鬥會上常用的方式，倒剪雙臂，拳頭按在脖子上，押出隊列，上麵是耳光，下麵是腳踢。清脆的耳光聲響徹夜空。更厲害的措施是打倒在地，身上踏上一兩隻腳。

    我在黑暗中看到院子裏一些樹下都有人影，筆直地站在那裏，抬起兩隻胳膊，向前作擁抱狀。實際上擁抱的隻是空氣，什麽東西都沒有。我不知道，我們這幾個棚友已經站在那裏擁抱空虛有多久了。

    我們“罪犯”們已經丟掉了笑的本能。笑本來是人的本能，怎麽竟能丟掉呢？這個“丟掉”，不是來自“勞改憲法”，也不是出自勞改監督人員的金口玉言，而是完全“自覺自願”。試問，在打罵隨時威脅著自己的時候，誰還能笑得起來呢？

    我自己好像夢中的遊魂，稀裏糊塗地低頭彎腰，不但前後有人，而且左右也有人，好像連上下都有人，彌天蓋地，到處都是人。我能夠看到的卻隻有鞋和褲子。

    這個地方不是地獄，勝似地獄；自己不是餓鬼，勝似餓鬼。如果還有感覺的話，我的自我感覺是：非人非鬼，亦人亦鬼。別人看自己是這樣，自己看自己也是這樣。

    我記得在二十八樓南頭的一間大房子裏，堆滿了雜物，亂七八糟，破破爛爛，什麽都有。我忽然發現，在一個破舊的蒸饅頭用的籠屜上有幾塊已經發了黴的幹饅頭。我簡直是如獲至寶，拿來裝在口袋裏，在僻靜地方，背著監改的工人，一個人偷偷地吃。

    我發現了一條重要的規律：在“黑幫大院”的廁所裏，掉在地上的鋼鏰兒最多。從此別人不願意進的廁所，反而倒成了我喜愛的地方了。

    這種打著勞動的旗號折磨人的辦法，隻是改造人的身體，而決不會改造人的靈魂。如果還能達到什麽目的的話，我的自暴自棄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折磨的結果隻能使人墮落，而不能使人升高。

    “文化大革命”是一個千載難逢的“盛事”。如果我自己不跳出來，就決不可能親自嚐一嚐這一場“革命”的滋味，決不可能了解這一場災難究竟是什麽樣子。

    最初，不管我多麽興奮，但是“萬歲”卻是喊不慣，喊不出來的。但是，大概因為我在這方麵智商特高，過了沒有多久，我就是喊得高昂、熱情，仿佛是發自靈魂深處的最強音。我完完全全拜倒在領袖腳下了。我一方麵“慶幸”我參加了“文化大革命”，被關進了牛棚，得以得到了極為難得的經驗。但在另一方麵，在我現在“飛黃騰達”到處聽到的都是讚譽溢美之詞之餘，我心裏還偶爾閃過一個念頭：我當時應該自殺；沒有自殺，說明我的人格不過硬，我現在是忍辱負重，苟且偷生。這種想法是非常不妙的。既然我有，我就直白說了出來。可是我要問：有這種想法的難道就隻有我季羨林一人嗎？

    小時候，總希望時光快快流逝，盼過節，盼過年，盼迅速長大成人。然而，時光卻偏偏好像停滯不前，小小的心靈裏溢滿了忿忿不平之氣。但是，一過中年，人生之車好像是從高坡上滑下，時光流逝得像電光一般。它不饒人，不了解人的心情，愣是狂奔不已。一轉眼間，“兩岸猿聲蹄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滑過了花甲，滑過古稀，少數幸運者或者什麽者，滑到了耄耋之年。人到了這個境界，對時光的流逝更加敏感。年輕的時候考慮問題是以年計，以月計。到了此時，是以日計，以小時計了。

    求全之毀根本沒有，不虞之譽卻多得不得了，壓到我身上，使我無法消化，使我感到沉重。

    我希望，現在能夠把當前的日子過得仔細一點，認為不尋常一點。特別是在走上了人生最後一段路程時，更應該這樣。

    我同這些生龍活虎般的青年們在一起，他們身上那一股朝氣，充盈洋溢，仿佛能衝刷掉我身上這一股暮氣，我頓時覺得自己年輕了若幹年。同青年們接觸真能延長我的壽命。古詩說：“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我一不服食，二不求神。青年學生就是我的藥石，就是我的神仙。

    我現在過日子是以天計，以小時計。每一天每一個小時都是可貴的。我希望真正能仔仔細細地過，認認真真地過，細細品味每一分鍾、每一秒鍾都不“尋常”。

    我一生勤奮不輟，天天都在讀書寫文章，但一遇到一個必須深入、更深入鑽研的問題，就覺得自己知識不夠，有時候不得不臨時抱佛腳。人們都承認，有自知之明極難。有時候，我卻覺得，自己的“自知之明”過了頭，不是虛心，而是心虛了。因此，我從來沒有覺得自滿過。

    我隻有采用一個最原始、最笨、可又決不可避免的辦法，這就是找出原書，一行一行，一句句地讀下去，像沙裏淘金一樣，搜尋有用的材料。我曾經從1993年至1994年用了差不多兩年的時間，除了禮拜天休息外，每天來回跋涉五六裏路跑一趟北大圖書館，風雨無阻，寒暑不輟。我麵對汪洋浩瀚的《四庫全書》和插架盈樓的書山書海，枯坐在那裏，夏天要忍受書庫三十五六攝氏度的酷暑，揮汗如雨，耐心地看下去。有時候偶爾碰到一條有用的資料，便欣喜得如獲至寶。但有時候也枯坐半個上午，把白內障尚不嚴重的雙眼累得個“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卻找不到一條有用的材料，嗒然拖著疲憊的雙腿，返回家來。經過兩年的苦練，我煉就一雙火眼金睛，能目下不是十行、二十行，而是目下一頁，遺漏率卻小到幾乎沒有的程度。

    縱觀中外幾千年的學術史，在學問家中，真正雜而精的人極少。這種人往往出在學藝昌明繁榮的時期，比如古希臘的亞裏士多德、文藝複興時期的達·芬奇，以及後來德國古典哲學家中幾個大哲學家。他們是門門通，門門精。藐予小子，焉敢同這些巨人相比，除非是我發了瘋，神經不正常。我自己是雜而不精，門門通，門門鬆。

    我對吃，從來沒有什麽要求。早晨一般是麵包或者幹饅頭，一杯清茶，一碟炒花生米，從來不讓人陪我淩晨4點起床，給我做早飯。午晚兩餐，素菜為多。我對肉類沒有好感。這並不是出於什麽宗教信仰，我不是佛教徒，其他教徒也不是。我並不宣揚素食主義。我的舌頭也沒有生什麽病，好吃的東西我是能品嚐的。不過我認為，如果一個人成天想吃想喝，仿佛人生的意義與價值就在於吃喝二字。我真覺得無聊，“斯下矣”，食足以果腹，不就夠了嗎？

    一個人穿衣服，是給別人看的。如果一個人穿上十分豪華的衣服，打扮得珠光寶氣，天天坐在穿衣鏡前，自我欣賞，他（她）不是一個瘋子，就是一個傻子。如果隻是給別人去看，則觀看者的審美能力和審美標準，千差萬別，你滿足了這一幫人，必然開罪於另一幫人，決不能使人人都高興，皆大歡喜。反不如我行我素，我就是這一身打扮，你愛看不看，反正我不能讓你指揮我，我是個完全自由自主的人。

    我有我的老主意：以不變應萬變。一身藍色的卡其布中山裝，春、夏、秋、冬，永不變化。所以我的開支項下，根本沒有衣服這一項。你別說，我們那一套“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哲學”有時對衣著款式也起作用。我曾在解放前的1946年在上海買過一件雨衣，至今仍然穿。有的專家說：“你這件雨衣的款式真時髦！”我聽了以後，大惑不解。經專家指點，原來50多年前流行的款式經過了漫長的滄桑歲月，經過了不知道多少變化，現在又在螺旋式上升的規律指導下，回到了50年前款式。我恭聽之餘，大為興奮。我守株待兔，終於守到了。人類在衣著方麵的一點小聰明，原來竟如此脆弱！

    中國學術傳統有所謂“由博返約”的說法。我覺得，這一個“博”與“約”是隻限製在同研究範圍以內的。“博”指的是在同一研究領域內把基礎打得寬廣一點，而且是越寬廣越好。然後再在這個寬廣的基礎上集中精力，專門研究一個或幾個課題。由於眼界開闊，研究的深度就能隨之而來。我個人的研究同這個有點類似之處，但是我並不限製在同一領域內，所以我不能屬於“由博返約”派。

    別人對我的讚譽，我非常感激。但是，我並沒有被這些讚譽衝昏了頭腦，我頭腦是清楚的。我隻勸大家，不要全信那一些對我讚譽的話，特別是那一些頂高得驚人的帽子，我更是受之有愧。

    個人的意見不管一時覺得多麽正確，其實這還是一個未知數。時過境遷，也許會發現，並不正確，或者不完全正確。到了此時，必須有勇氣公開改正自己的錯誤意見。

    運動一個接著一個，針對的全是知識分子。批完了《武訓傳》，批俞平伯，批完了俞平伯，批胡適，一路批，批，批，鬥，鬥，鬥，最後批到了陳寅恪頭上。此時，極大規模的、遍及全國的反右鬥爭還沒有開始。老年反思，我在政治上是個蠢材，對這一係列的批和鬥，我是心悅誠服的，一點沒有感覺到其中有什麽問題。我雖然沒有明確地意識到，在我靈魂深處，我真認為中國老知識分子就是“原罪”的化身，批是天經地義的。但是，一旦批到了陳寅恪先生頭上，我心裏卻感到不是味。雖然經人再三動員，我卻始終沒有參加到這一場鬧劇式的大合唱中去。

    我身曆幾個朝代，忍受過千辛萬苦。現在隻覺得身後的路漫長無邊，眼前的路卻是越來越短，已經是很有限了。我並沒有倚老賣老，苟且偷安，然而我卻明確地意識到，我成了一個“悲劇”人物。我的悲劇不在於我不想“不用揚鞭自奮蹄”，不想“老驥伏櫪，誌在千裏”，而是在“老驥伏櫪，誌在萬裏”。自己現在承擔的或者被迫承擔的工作，頭緒繁多，五花八門，紛紜複雜，有時還矛盾重重，早已遠遠超過了自己的負荷量，超過自己的年齡。這裏麵，有外在原因，但主要是內在原因。清夜捫心自問：自己患了老來瘋了嗎？你眼前還有一百年的壽命嗎？可是一到了白天，一接觸實際，件件事情都想推掉，但是件件事情都推不掉，真仿佛京劇中的一句話：“馬行在夾道內，難以回馬。”

    我生平優點不多，但自謂愛國不敢後人，即使把我燒成了灰，每一粒灰也還是愛國的。可是我對於當知識分子這個行當卻真有點談虎色變。我從來不相信什麽輪回轉生。現在，如果讓我信一回的話，我就恭肅虔誠禱祝造化小兒，下一輩子無論如何也別播弄我，千萬別再把我播弄成知識分子。

    在朋友歡笑之中，在家庭聚樂之中，在燈紅酒綠之時，在獎譽紛至潮來之時，我滿麵含笑，心曠神怡，卻驀地會在心靈中一閃念：“這一出戲快結束了!”我像撞客人一樣，這一閃念緊緊跟隨著我，我擺脫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