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生命沉思錄：世相論語

季羨林生命沉思錄：世相論語

    每個人都爭取一個完滿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內海外，一個百分之百完滿的人生是沒有的。所以我說，不完滿才是人生。

    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一個人都是孤獨的旅客。

    對於人類的前途，我始終是一個樂觀主義者。我相信，不管還要經過多少艱難曲折，不管還要經曆多少時間，人類總會越變越好，人類大同之域決不會僅僅是一個空洞的理想。但是，想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經過無數代人的共同努力。有如接力賽，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一段路程要跑。又如一條鏈子，是由許多環組成的，每一環從本身來看，隻不過是微不足道的一點東西；但是沒有這一點東西，鏈子就組不成。在人類社會發展的長河中，我們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任務，而且是絕非可有可無的。如果說人生有意義與價值的話，其意義與價值就在這裏。

    人活得太久了，對人生的種種相，眾生的種種相，看得透透徹徹，反而鼓舞時少，歎息時多。遠不如早一點離開人世這個是非之地，落一個耳根清淨。

    根據我個人的觀察，對世界上絕大多數人來說，人生一無意義，二無價值。

    我在這裏發現了一條定理：年齡大小與處境坎坷同對世態炎涼的感受成正比。年齡越大，處境越坎坷，則對世態炎涼感受越深刻。反之，年齡越小，處境越順利，則感受越膚淺。

    任何一個人，包括我自己在內，以及任何一個生物，從本能上來看，總是趨吉避凶的。因此，我沒怪罪任何人，包括打過我的人。我沒有對任何人打擊報複，並不是由於我度量特別大，能容天下難容之事，而是由於我洞明世事，又反求諸躬。假如我處在別人的地位上，我的行動不見得會比別人好。

    走運有大小之別，倒黴也有大小之別，而二者往往是相通的。走的運越大，則倒的黴也越慘，二者之間成正比。

    我認為，能為國家、為人民、為他人著想而遏製自己的本性的，就是有道德的人。能夠百分之六十為他人著想，百分之四十為自己著想，他就是一個及格的好人。為他人著想的百分比越高越好，道德水平越高。百分之百，所謂“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人是絕無僅有。

    從曆史上到現在，中國知識分子有一個“特色”，這在西方國家是找不到的：中國曆代的詩人、文學家，不倒黴則走不了運。

    對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屬，還是朋友，都應該有一個兩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真者，以真情實意相待，不允許弄虛作假；對待壞人，則另當別論。忍者，相互容忍也。

    總之，謙虛是美德，但必須掌握分寸，注意東西。在東方謙虛涵蓋的範圍廣，不能施之於西方，此不可不注意者。然而，不管東方或西方，必須出之以真誠。有意的過分的謙虛就等於虛偽。

    把成功的三個條件拿來分析一下，天資是由“天”來決定的，我們無能為力。機遇是不期而來的，我們也無能為力。隻有勤奮一項完全是我們自己決定的，我們必須在這一項上狠下功夫。

    信緣分與不信緣分，對人的心情影響是不一樣的。信者，勝可以做到不驕，敗可以做到不餒；決不至於勝則忘乎所以，敗則怨天尤人。中國古話說：“盡人事而聽天命。”首先必須“盡人事”，否則餡兒餅決不會自己從天上落到你嘴裏來。但又必須“聽天命”。人世間，波詭雲譎，因果錯綜。隻有能做到“盡人事而聽天命”，一個人才能永遠保持心情的平衡。  

    我認為，應當恐懼而恐懼者是正常的；應當恐懼而不恐懼者是英雄。我們平常所說的從容鎮定、處變不驚，就是指的這個。不應當恐懼而恐懼者是孱頭。不應當恐懼而不恐懼者也是正常的。

    記得魯迅曾經說過，幹損人利己的事還可以理解；損人又不利己的事千萬幹不得。我現在利用魯迅的話來給壞人作一個界定：幹損人利己的事是壞人，而幹損人又不利已的事，則是壞人之尤者。

    根據我的觀察，壞人，同一切有毒的動植物一樣，是並不知道自己是壞人的，是毒物的。

    我還發現，壞人是不會改好的。這有點像形而上學了。但是，我卻沒有辦法。天下哪裏會有不變的事物呢？哪裏會有不變的人呢？我觀察的幾個“壞人”偏偏不變。幾十年前是這樣，今天還是這樣。我想給他們辯護都找不出詞兒來。有時候，我簡直懷疑，天地間是否有一種叫做“壞人基因”的東西？可惜沒有一個生物學家或生理學家提出過這種理論。我自己既非生物學家，又非生理學家，隻能憑空臆斷。我但願有一個壞人改變一下，改惡從善，堵住我的嘴。

    任何人的一生都是一場搏鬥。在這一場搏鬥中，如果沒有朋友，則形單影隻，鮮有不失敗者。如果有了朋友，則眾誌成城，鮮有不勝利者。

    我覺得，碰到一件事，決不能不思而行，魯莽行動。記得當年在德國時，法西斯統治正如火如荼。一些盲目崇拜希特勒的人，常常使用一個詞兒Darauf-galngertum，意思是“說幹就幹，不必思考”。這是法西斯的做法，我們必須堅決揚棄。遇事必須深思熟慮。先考慮可行性，考慮的方麵越廣越好。然後再考慮不可行性，也是考慮的方麵越廣越好。正反兩麵仔細考慮完以後，就必須加以比較，做出決定，立即行動。如果你考慮正麵，又考慮反麵之後，再回頭來考慮正麵，又再考慮反麵；那麽，如此循環往複，終無寧日，最終成為考慮的巨人，行動的侏儒。所以，我讚成孔子的“再，斯可矣”。

    天下有沒有傻瓜？有的，但卻不是被別人稱作“傻瓜”的人；而是認為別人是傻瓜的人，這樣的人自己才是天下最大的傻瓜。

    好多年來，我曾有過一個“良好”的願望：我對每個人都好，也希望每個人都對我好。隻望有譽，不能有毀。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中國古人說：“食、色，性也。”愛情，特別是結婚，總是同“色”相聯係的。家喻戶曉的《西廂記》歌頌張生和鶯鶯的愛情，高潮竟是一幕“酬簡”，也就是“以身相許”。個中消息，很值得我們參悟。

    從前西湖有一座月老祠，有一副對聯是天下聞名的：“願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是前生注定事莫錯過姻緣。”多麽質樸，多麽有人情味!隻有對某些人來說，“前生”和“姻緣”顯得有點渺茫和神秘。可是，如果每一對夫婦都回想一下你們當初相愛和結婚的過程的話，你能否定月老祠的這一副對聯嗎？

    平心而論，人老了，不能說是什麽好事，老態龍鍾，惹人厭惡；但也不能說是什麽壞事。人一老，經驗豐富，識多見廣。他們的經驗，有時會對個人甚至對國家是有些用處的。但是，這種用處是必須經過事實證明的，自己一廂情願地認為有用處，是不會取信於人的。

    一個人受不受人尊敬，完全決定了你有沒有值得別人尊敬的地方。

    在對待生命問題上，中國人與印度人迥乎不同。中國人希望轉生，連唐明皇和楊貴妃不也希望“生生世世為夫妻”嗎？印度人則在篤信輪回轉生之餘，努力尋求跳出輪回的辦法。以佛教而論，小乘終身苦修，目的是想達到涅槃。大乘頓悟成佛，目的也無非是想達到涅槃。涅槃者，圓融清靜之謂，這個字的原意就是“終止”，終止者，跳出輪回不再轉生也。

     人一死就是涅槃，不用你苦苦追求。那種追求是“可憐無補費工夫”。在億萬年地球存在的期間，一個人隻能有一次生命。這一次生命是萬分難得的。我們每一個人都必須認識到這一點。切不可掉以輕心。盡管人的壽夭不同，這是人們自己無能為力的。不管壽長壽短，都要盡力實現這僅有的一次生命的價值。多體會“民胞物與”的意義，使人類和動植物都能在僅有的一生中過得愉快，過得幸福，過得美滿，過得祥和。

    所謂“淨土”，指的就是我們常說的天堂、樂園，是許多宗教信徒燒香念佛，查經禱告，甚至實行苦行，折磨自己，夢寐以求想到達的地方。據說在那裏可以享受天福，得到人世間萬萬得不到的快樂。我看了壁畫上畫的房子、街道、樹木、花草，以及大人、小孩，林林總總，覺得十分熱鬧。可我覺得沒有什麽出奇之處。隻有一件事給我留下了永不磨滅的印象，那就是，那裏的人們都是笑口常開，沒有一個人愁眉苦臉，他們的日子大概過得都很愜意。不像在我們人間有這樣許多不如意的事情，有時候辦點事，還要找後門，鑽空子。在他們的商店裏——淨土裏麵還實行市場經濟嗎？他們還用得著商店嗎？——售貨員大概都很和氣，不給人白眼，不訓斥“上帝”，不紮堆閑侃，不給人釘子碰。這樣的天堂樂園，我也真是心向往之的。但是給我印象最深，使我最為吃驚或者羨慕的，還是他們對待要死的人的態度。那裏的人，大概同人世間的貓們差不多，能預先知道自己壽終的時刻。到了此時，要死的老嬤嬤或者老頭，健步如飛地走在前麵，身後簇擁著自己的子子孫孫、至親好友，個個喜笑顏開，全無悲戚的神態，仿佛是去參加什麽喜事一般，一直把老人送進墳墓。後事如何，壁畫不是電影，是不能動的。然而畫到這個程度，以後的事盡在不言中，如果一定要畫上填土封墳，反而似乎是多此一舉了。我覺得，淨土中的人們給我們人類爭了光。他們這一手比貓們又漂亮多了。知道必死，而又興高采烈，多麽豁達！多麽聰明！貓們能做得到嗎？這證明，淨土裏的人們真正參透了人生奧秘，真正參透了自然規律。

    我首創了三“不”主義——不鍛煉、不挑食、不嘀咕，名聞全國。我這個三“不”主義，容易招誤會，我現在利用這個機會解釋一下。我並不絕對反對適當的體育鍛煉，但不要過頭。一個如果天天望長壽如大旱之望雲霓，而又絕對相信體育鍛煉，則此人心態恐怕有點失常，反不如順其自然為佳。至於不挑食，其心態與上麵相似。我個人認為，第三點最為重要，對什麽事情都不嘀嘀咕咕，心胸開朗，樂觀愉快，吃也吃得下，睡也睡得著，有問題則設法解決之，有困難則努力克服之，決不視芝麻綠豆大的窘境如蘇迷廬山般大，也決不毫無原則隨遇而安，決不玩世不恭。“應盡便須盡，無複獨多慮”。有這樣的心境，焉能不健康長壽？

    學者們常說：“真理愈辯愈明。”我也曾長期虔誠地相信這一句話。但是，最近我忽然大徹大悟，覺得事情正好相反，真理是愈辯愈糊塗。

    我決不反對一個人對自己本能的愛。應該把這種愛引向正確的方向。如果它引向自命不凡，引向自命“天才”，引向傲慢，則會損己而不利人。我害怕的就是這樣的“天才”。

    家庭是一個真正的安身立命之處。在這裏，人們主要祈求的就是溫馨。

    在任何時代，人生都是一場搏鬥，搏鬥就難免驚濤駭浪。在這樣的浪濤中，有勝利者，當然也有失敗者。在整個社會中，家庭對這樣的浪濤來說，就是一個安全的避風港。勝利者回到這個避風港中，在溫馨的氣氛中，細細品味這勝利的甜蜜；失敗者回到這個避風港中，追憶和分析失敗的教訓，家庭的溫馨會增強他的鬥誌。回憶之餘，奮然而起，他又有了足夠的勇氣和力量，再回到社會中，繼續拚搏，勇往直前，必須勝利在握而後止。

    對世界來說，他是一個世界公民。對國家來說，他是一個國家公民。對社會來說，他是其中的一分子。他應當在道德方麵不斷修養和鍛煉，能做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成為一個有用的人，成為一個正直的人。對世界，對國家和社會，對家庭都能盡上應盡的責任。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我”，二者親密無間，因為實際上是一個東西。按理說，人對自己的“我”應該是十分了解的，然而，事實上卻不盡然。依我看，大部分人是不了解自己的，都是自視過高的。

    古人說：“人生識字憂患始。”這實在是見道之言。“識字”，當然就是知識分子了。一戴上這頂帽子，“憂患”就開始向你奔來。

    中國知識分子是一種很奇怪的群體，是造化小兒加心加意創造出來的一種“稀有動物”。雖然十年浩劫中，他們被批為“一心隻讀聖賢書”的“修正主義”分子，這實際上是冤枉的。這樣的人不能說沒有，但是，主流卻正相反。幾千年的曆史可以證明，中國知識分子最關心時事，最關心政治，最愛國。這最後一點，是由中國曆史環境所造成的。在中國曆史上，沒有哪一天沒有虎視眈眈伺機入侵的外敵。曆史上許多赫然有名的皇帝，都曾受到外敵的欺侮。老百姓更不必說了。存在決定意識，反映到知識分子頭腦中，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愛國心。“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不管這句話的原形是什麽樣子，反正它痛快淋漓地表達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聲。

    中國知識分子很多都標榜自己無意為官，而實則正相反。一個最有典型意義又眾所周知的例子就是“大名垂宇宙”的諸葛亮。他高臥隆中，看來是在隱居，實則他最關心天下大事，他的“信息源”看來是非常多的；否則，在當時既無電話電報，甚至連寫信都十分困難的情況下，他經世之心昭然在人耳目，然而卻偏偏讓劉先主三顧茅廬，然後才出山“鞠躬盡瘁”。

    中國古代知識分子貧窮落魄的多，有詩為證：“文章憎命達。”文章寫得好，命運就不亨通；命運亨通的人，文章就寫不好。那些靠文章中狀元、當宰相的人，畢竟是極少數。而且中國文學史上根本就沒有哪一個偉大文學家中過狀元。《儒林外史》是專寫知識分子的小說。吳敬梓真把窮苦潦倒的知識分子寫活了。沒有中舉前的周進和範進等形象，真是入木三分，至今還栩栩如生。中國曆史上一批窮困的知識分子，貧無立錐之地，決不會有麵團團的富家翁相。中國詩文和老百姓嘴中有很多形容貧窮而瘦的窮人的話，什麽“瘦骨嶙峋”，什麽“骨瘦如柴”，又是什麽“瘦得皮包骨頭”，等等，都與骨頭有關。這一批人一無所有，最值錢的僅存的“財產”就是他們這一身瘦骨頭。這是他們人生中最後的一點“賭注”，輕易不能押上的，押上一輸他們也就“涅槃”了。然而他們卻偏偏喜歡拚命，喜歡拚這一身瘦老骨頭。他們稱這個為“骨氣”。

    骨頭本來就講一種生理的東西，用到人身上，就是指人要講氣節。孟子就講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富貴我們也不怕，貧賤我們也不怕，威武我們也不怕，這在別的國家是沒有的。就是說作為一個人，我有我的人格，頂天立地，不管你多大的官，多麽有錢，你做得不對我照樣不買你的賬。

    當然，我們講愛國主義要分場合，例如抗日戰爭裏，我們中國喊愛國主義是好詞，因為我們是正義的，是被侵略、被壓迫的。壓迫別人、侵略別人、屠殺別人的“愛國主義”是假的，是軍國主義、法西斯。所以我們講愛國主義要講兩點：一是我們決不侵略別人，二是我們決不讓別人侵略。這樣愛國主義就與國際主義、與氣節聯係上了。

    一部中國古代政治史，至少其中一部分就是最高統治者皇帝和大小知識分子互相利用又互相鬥爭。互相對付和應付，又有大棒，又有胡蘿卜，間或甚至有剝皮淩遲的曆史。

    古人常說，某某人一身係天下安危。陳寅恪先生《撫王靜安先生》詩中有一句話：“文化神州喪一身。”而我卻想說：北大一校係中國文化的安危與斷續。

    如果沒有五四運動，我們真不能想象今天中國的文化和教育會是一個什麽樣子。

    中華乃文章大國，北大為人文淵藪，二者實有密可分的聯係，倘機緣巧遇，則北大必能成為生產文學家的搖籃。五四運動時期是一個具體的例證，最近幾十年來又是一個鮮明的例證。在這兩個時期的中國文壇上，北大人燦若列星。

    但願你們永不忘記這一場燕園夢，永遠記住自己是一個北大人，一個值得驕傲的北大人，這個名稱會帶給你們美麗的回憶，帶給你們無量的勇氣，帶給你們奇妙的智慧，帶給你們悠遠的憧憬。有了這些東西，你們就會自強不息，無往不利，不會虛度此生。這是我的希望，也是我的信念。

    北大上承幾千年來太學與國子監的衣缽，師生向“以天下為己任”，在文化和政治方麵一向敢於衝鋒陷陣。

    在中國古代，教授似乎隻不過是一個芝麻綠豆大的小官。然而，成了舶來品以後，至少是在抗日戰爭之前，教授都是一個顯赫的頭銜。雖然沒有法子讓他定個幾品官，然而一些教授卻成了大丈夫，能屈能伸。進可以攻，退可以守，身子在北京，眼裏看的、心裏想的卻在南京。有朝一日風雷動，南京一招手，便騎鶴下金陵，當個什麽行政院新聞局長，或是什麽部的司長之類的官，在清代恐怕抵得上一個三四品官，是“高幹”了。一旦失意，仍然回到北京某個大學，教授的寶座還在等他哩。連那些沒有這樣神通的教授，工資待遇優厚，社會地位清高。存在決定意識，於是教授就有了架子，產生了一個專門名詞：“教授架子”。

    現在，在大學中，一登“學途”，則有“不到教授非好漢”之慨，於是一馬當先，所向無前，目標就是教授。但是，從表麵上看上去，達到目標就要過五關，其困難難於上青天。可是事實上卻正相反，一轉瞬間，教授可坐一禮堂矣，其中奧妙，我至今未能參悟。然而，跟著來的當然是教授貶值。這是事物的規律，是無法抗禦的。於是為了提高積極性，有關方麵又提出了博士生導師（簡稱博導）的辦法。無奈轉瞬之間，博導又盈室盈堂，走上了貶值的道路。

    我從前到香港，買國產的商品，比大陸要便宜得多。一問才知道，原因是中國商品有的質量並不次於洋貨，正是由於包裝不講究，因而價錢賣不上去。我當時就滿懷疑惑：究竟是使用商品呢？還是使用包裝？

    我們使用的是商品，還是包裝？而負擔那些龐大的包裝費用的，羊毛出在羊身上，還是我們這些顧客，而華美絕倫的包裝，商品取出後，不過是一堆垃圾。

    若幹年前，我讀過一本辛亥革命前後出版的書，叫做《厚黑學》。我頗同意他的意見。我隻覺得“厚”、“黑”二字還不夠，我加上了一個“大”字，總起來就是“臉皮厚，心黑，膽子大”。

    我覺得，皇帝可以分為三類：開國之君，守業之君，亡國之君。開國之君可以從中國曆史上僅有兩個馬上皇帝為代表：一個是劉邦，一個是朱元璋。二人都是地痞流氓出身，起義時，身邊有一批同樣是地痞流氓的哥們兒。最初當然都是平起平坐。在戰爭過程中，逐漸有一個人凸顯出來，成了頭子，哥兒們就服從他的調遣、指揮。一旦起義勝利，這個頭子登上了寶座，被尊為皇帝。最初，在金鑾殿上，流氓習氣還不能全改掉，必須有叔孫通一類的“幫忙”或“幫閑”者（魯迅語）出來訂朝儀。原來的哥兒們現在經過“整風”必須規規矩矩，三跪九叩，山呼萬歲，不許亂說亂動。這個流氓頭子屁股坐穩了以後，一定要用種種莫須有的借口，殺戮其他流氓，給子孫除掉障礙；再大興文字獄，殺害一批知識分子，以達到同樣的目的；然後才能安心“龍禦賓天”，成為什麽“祖”。他們之所以能成功靠的是什麽呢？厚、黑、大也。

    如果每個人都像我這樣，商店幾乎都要關門大吉。商店越是高級，我越敬而遠之。店裏那一大堆五光十色，爭奇鬥豔的商品，有的人見了簡直會垂涎三尺，我卻是看到就頭痛。而且竊作腹誹：在這些無限華麗的包裝內的究竟是什麽貨色，隻有天曉得。我覺得人們似乎越來越蠢，我們所能享受的東西，不過隻占廣告費和包裝費的一丁點兒，我們是讓廣告和包裝牽著鼻子走的，愧為“萬物之靈”。

    “考”者，考試也。在舊社會科舉時代，“千軍萬馬獨木橋”，要上進，隻有科舉一途。你隻需讀一讀吳敬梓的《儒林外史》，就能淋漓盡致地了解到科舉的情況。以周進和範進為代表的那一批舉人進士，其窘態難道還不能讓你膽戰心驚，啼笑皆非嗎？現在我們運氣好，得生於新社會中，然而那一個“考”字，宛如如來佛的手掌，你別想逃脫得了。幼兒園升小學，考；小學升初中，考；初中升高中，考；高中升大學，考；大學畢業想當碩士，考；碩士想當博士，考。“四人幫”橫行時代，連大學教授也要考。考，考，考，變成烤，烤，烤；一直到知命之年，厄運仍然難免。現代知識分子落到這一張密而不漏的天網中，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我們的人生還談到什麽完滿呢？

    我認為，每一個大學都有四種構成因素或組成部分：第一個是教師，第二個是圖書設備（包括圖書館和實驗室），第三個是行政管理，第四個是學生素質。

    根據中外各著名大學的經驗，一所大學或其中某一個係，倘若有一個在全國或全世界都著名的大學者，則這一所大學或者這一個係就成為全國或全世界的重點和“聖地”。全國和全世界學者都以與之有聯係為光榮。問學者趨之若鶩，一時門庭鼎盛，車馬盈門。倘若這一個學者去世或去職，而又沒有找到地位相同的繼任人，則這所大學或這個係身價立即下跌，幾乎門可羅雀了。這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是無法否認掉的。十年浩劫前，一位文教界的領導人說過一句話：“大學者，有大師之謂也。”在浩劫中受到嚴厲批判，在當時“黃鍾毀棄，瓦釜雷鳴”的環境下，這是並不奇怪的。但印度古語說，“真理畢竟會勝利的”，這一個樸素的真理也勝利了：大學的台柱畢竟是教師，特別是名教師、名人。

    在中國話裏，“架子”這個詞兒同“麵子”一樣，是難以捉摸，難以形容描繪的，好像非常虛無縹緲，但它又確實存在。有極少數教授自命清高，但精神和物質待遇卻非常優厚。在他們心裏，在別人眼中，他們好像是高人一等，不食人間煙火，而實則飽饜粱肉，進可以攻，退可以守，其中有人確實也是官運亨通，青雲直上，成了羨慕的對象。存在決定意識。因此就產生了架子。

    北大的師生，在所有抨擊邪惡、伸張正義的運動中，無不站在最前列，發出第一聲反抗的獅子吼，震動了全國，震動了全世界，為中華民族的前進，為世界人民的前進，開辟了道路，指明了方向。北大師生中，不知出現了多少烈士，不知出現了多少可以被魯迅稱為“脊梁”的傑出人物。這有史可查，有案可稽，決非北大人的“一家之言”。中國人民實在應該為有北大這樣的學府而感到極大的驕傲。

    我認為，一個第一流的大學，必須有第一流的設備、第一流的圖書、第一流的教師、第一流的學者和第一流的管理。五個第一流，缺一不可。我們北大可以說具備這五個第一流的。

    清華和北大各有其優點，清華強調計劃培養，嚴格訓練，北大強調兼容並包，自由發展，各極其妙，不可偏執。

    規定60歲為老年，在舊社會是可以的。然而，到了今天，專就我們搞人文社會科學的人來說，60歲正是黃金時期，讀書多了，資料掌握也多了，正麵和反麵的經驗和教訓都已經有了，正是寫作的最佳時刻。然而社會卻突然告訴你：你已經“老”了！不中用了！成為社會的負擔了，“老齡化”一個“化”字就把你打入另冊，談老色變，好像是談艾滋病、環境汙染、生態平衡破壞等等威脅著人類生存前途的禍害一般，老齡人也威脅著人類的生存。我真正不了解，談論“老齡化”究竟想幹什麽呢？從前的皇帝有權“賜自盡”，難道現在的社會也想賜老人自盡嗎？事實上，今天60歲以上的老年人還能幹事、想幹事、肯幹事的大有人在。老在他們耳邊聒噪什麽“老齡”、“老齡”，攪得他們不得安寧，這對社會不利，對中青年人也不利。這不是一清二楚的嗎？

    人際關係和國際關係，都需要一定道德倫理的製約，綱紀就是製約的手段。沒有這個手段，則國將大亂，國際間也不會安寧。打一個簡單明了的比方。綱紀猶如大街上的紅綠燈。試思：如果大街上沒有了紅綠燈，情況將會何等混亂，不是一想就明白嗎？

    我們中國製約社會活動求得安寧的辦法就是利用幾千年傳下來的文化，特別是其中的精義綱紀的學說，來調整人際關係，人際關係得到調整，則社會安定也就有了保障。再濟之以法，那麽天下就可以太平了。我覺得，讀朱自清先生的《背影》，就應該把眼光放遠，遠到齊家、治國、平天下，然後才能真正體會到這篇名文所蘊涵的真精神。若隻拘泥於欣賞真摯感人的父子之情，則眼光就未免太短淺了。

    《背影》表現的就正是三綱之一的父子這一綱的真精神。中國一向主張父慈子孝。

    要想破四舊，地球上最舊的東西無疑是地球本身，被破的對象地球應當首當其衝。順理成章地講，為什麽不先把地球破掉呢？

    姚文元在這篇文章中（指《評海瑞罷官》）使用的深文周納的邏輯，捕風捉影莫須有的推理，給以後在整個“文化大革命”中給人羅織罪名，樹立了一個極壞的樣板。這一套荒謬絕倫的東西是否就是姚文元個人的發明創造，我看未必。他可能也是從來頭很大的人那裏剽竊來的。無論如何，這一種歪風影響之惡劣，流毒之深遠，實在是罄竹難“數”。它把青年一代的邏輯思維完全搞混亂了。流風所及，至今未息。

    什麽是“國學”呢？簡單地說，“國”就是中國，“國學”就是中國的學問，傳統文化就是國學。現在對傳統文化的理解歧義很大。按我的觀點，國學應該是“大國學”的範圍，不是狹義的國學。既然這樣，那麽國內各地域文化和五十六個民族的文化，都包括在“國學”的範圍之內。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各種不同的表現形式，但又共同構成中國文化這一文化共同體。

    曆史不斷發展，不斷地融入，這是沒有時間界限的。儒家、道家是傳統文化，佛家也是啊，把佛家排除在外，是不對的。

    從今天的世界情勢來看，外語中最重要的是英語，它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語。這種語言，我們必須熟練掌握，不但要能讀，能譯，而且要能聽，能說，能寫。

    每天出版的報章雜誌，隻要稍一注意，就能發現別字、病句。我現在越來越感到，真要想寫一篇準確、鮮明、生動的文章，決非輕而易舉。要能做到這一步，還必須認真下點功夫。我甚至想到，漢語掌握到一定程度，想再前進一步，比學習外語還難。

    六七十年前胡適先生提出來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我認為是不刊之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方針。

    所謂大膽，就是不為過去的先人之見所限，不為權威所囿，能夠放開眼光，敞開胸懷，獨具隻眼，另辟蹊徑，提出自己的假設，甚至胡思亂想，想入非非，亦無不可。

    一個人的假設，決不會一提出來就完全符合實際情況，有一個隨時修改的過程。我們都有這樣一個經驗：在想到一個假設時，自己往往詫為“神來之筆”，是“天才火花”的閃爍，而狂歡不已。可是這一切都並不是完全可靠的。假設能不能成立，完全依靠求證。求證要小心，要客觀，決不允許厭煩，更不允許馬虎。要從多層次、多角度上來求證，從而考驗自己的假設是否正確，或者正確到什麽程度，哪一部分正確，哪一部分又不正確。所有這一切都必須實事求是，容不得絲毫私心雜念，一切以證據為準。證據否定掉的，不管當時顯得多麽神奇，多麽動人，都必須毅然毫不吝惜地加以揚棄。部分不正確的，揚棄部分。全部不正確的，揚棄全部。

    我的中心想法是不要騙自己，不要騙讀者。做到這一步，是有德；否則就是缺德。寫什麽東西，自己首先要相信。自己不相信而寫出來的要讀者相信，不是缺德又是什麽呢？自己不懂而寫出來要讀者懂，不是缺德又是什麽呢？

    最好腦海裏思考問題，不要單打一，同時要思考幾個，而且要念念不忘，永遠不讓自己的腦子停擺，永遠在思考著什麽。這樣一來，你的搜集麵就會大得多，漏網之魚也就少得多了。材料當然也得積累得多，養兵千日，用兵一時；一旦用起來，你就左右逢源了。

    真正懂得飲食精美的一批文人。但文人往往是阮囊羞澀，兜裏沒有錢，因而必須依附他人，主要是官僚和商人，後者尤甚。文人是真正懂得飲食精美的，清代袁子才就是一個好例子。鄭板橋等“揚州八怪”大概也是如此。但是他們最多隻是“七品官”耳，有的竟是“布衣”。他們之所以聚集在揚州，因為這裏有鹽商，個個腰纏萬貫，富得流油，偏又想附庸風雅，於是文人與商人作相結合，而飲食就愈加精美了。

    人和其他生物一樣，其“性”就是“食、色，性也”的“性”。其本質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人的一生就是同這種本能作鬥爭的一生。有的人勝利了，也就是說，既要自己活，也要讓別人活，他就是一個合格的人。讓別人活的程度越高，也就是為別人著想的程度越高，他的“好”或“善”也就越高。“寧要我負天下人，不要天下人負我”，是地道的壞人，可惜的是，這樣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一個人過了幼稚階段，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會感到，人類必須互相依存，才都能活下去。如果一個人隻想到自己，都絕對地想到自己，那麽，社會就難以生存，結果誰也活不下去。

    有誰沒從童年經過的呢？隻要不生下來就死去，總要經過童年的。無論以後成龍成蛇，變成國家要人，名流學者，或者引車賣漿之流；但當他在童年的時候，他總是一個小孩子，同一切別的小孩子一樣。他有一個小孩子的要求。但這要求，卻十有八九不能達到，因為他的父母對他有一個對大人的要求。至於他在當時因失望而悲哀的心理，恐怕隻有他一個人了解。但是，可憐的人們!人類終是善忘的。對這悲哀的心理，連他自己都漸漸模模起來，終於忘得連一點痕跡都沒有了。當他由小孩而升為大人時候，他忘記了自己是小孩子過，又對自己的小孩子有以前他父母對他的要求。

    根據我自己的思考與分析，滿（自滿）隻有一種：真。假自滿者，未之有也。吹牛皮，說大話，那不是自滿，而是騙人。

    謙（謙虛）卻有兩種，一真一假。假謙虛的例子，真可以說是俯拾即是。故作謙虛狀者，比比皆是。中國人的“菲酌”、“拙作”之類的詞兒，張嘴即出。

    在當今中國的學壇上，自視甚高者，所在皆是，而真正虛懷若穀者，則絕無僅有。我不認為這是一個好現象。有不少年輕的學者，寫過幾篇論文，出過幾冊專著，就傲氣淩人。

    有人把辯證法弄成了詭辯術，老百姓稱之為“變戲法”。辯證法稍一過頭，就成了形而上學、唯心主義、教條主義，就成了真正的變戲法。一個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在封建時代贓官比清官要好。清官能延長封建統治的壽命，而贓官則能促其衰亡。周興、來俊臣一變而為座上賓，包拯、海瑞則成了階下囚。

    古人不是說“人生七十古來稀”嗎？但是，到了今天，時移世轉，應該改一個提法：“人生九十今不稀。”這樣才符合實際情況。我們現在祝人高壽，常說：“長命百歲！”我想，這個說法不恰當。從前說“長命百歲”，是表示期望。今天再說，就成了限製。人們為什麽不能活過百歲呢？

    人類社會的進步，有如運動場上的接力賽。老年人跑第一棒，中年人跑第二棒，青年人跑第三棒。各有各的長度，各有各的任務，互相協調，共同努力，以期獲得最後勝利。這裏麵並沒有高低之分，而隻有前後之別。老年人不必“倚老賣老”，青年人也不必“倚少賣少”。

    我們可以說是已經交了棒，看你們年輕人奮勇向前了。但是我們雖無棒在手，也絕不會停下不走，“坐以待斃”；我們仍然要焚膏繼晷，獻上自己的餘力，跟中青年人同心協力，把我們國家的事情辦好。

    人類的前途要由你們來決定，祖國的前途要由你們來創造。這就是你們青年人的責任。千萬不要把人生觀和價值觀當作一個哲學命題來討論，徒托空談，無補實際。一切人生觀和價值觀，離開了這個責任感，都是空談。

    愛國主義這個詞是一個很好的詞，大家一聽愛國主義，都是不會批判的，因為每個民族都有權利愛自己的國家。但它同我們市場上的貨物一樣，有真貨，有假貨，有冒牌的。

    愛國主義有兩個層次：一般的層次是我愛我的國家，不允許別人侵略；更高層次的則是陳寅恪先生的愛國、王國維先生式的愛國。

    歌頌我們的國家是愛國，對我們國家的不滿也是愛國，這是我的看法。

    德國書中錯誤之少，是舉世聞名的。有的極為複雜的書竟能一個錯誤都沒有，連標點符號都包括在裏麵。讀過校樣的人都知道，能做到這一步，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德國人為什麽能做到呢？他們並非都是超人的天才，他們比別人高出一頭的訣竅就在於他們的“笨”。

    李慎之先生在《守死善道  強哉矯》那一篇文章裏引用了古人的話：“朋友，以義合者也。”我認為，這是含義深刻的一句話。但是，什麽叫“義”呢？韓文公說：“行而宜之之謂義。”這仍然是“妻者，齊也”同音相訓的老套。我個人覺得，“義”起碼包含著肝膽相照這樣一層意思，就是說，朋友之間不說假話，要講真實的話。

    我覺得，金錢本身是沒有什麽善與惡的。善與惡決定於：金錢是怎樣獲得的？金錢又是怎樣使用的？來的道路光明正大，使用的方式又合情合理，能造福人類，這就是善，否則就是惡。

    為了保護環境絕不能抑製科學的發展、技術的發展和經濟的發展，這個大前提絕對是正確的。不這樣做是笨伯，是傻瓜。但是，處理這個問題，腦筋裏必須先有一根弦，先有一個必不可缺的指導思想，而這個指導思想隻能是東方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否則就會像是被剪掉了觸角的螞蟻，不知道往哪裏走。從發展的最初一刻起，就應當在這種思想的指引下，念念不忘過去的慘痛教訓，想方設法，挖空心思，盡上最大的努力，對弊害加以抑製，絕不允許空喊：“發展!發展!發展!”高枕無憂，掉以輕心，夢想有朝一日科學會自己找出辦法，挫敗弊害。常言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到了那時，魔已經無法控製，而人類前途危關。

    在每一次政治運動中，每一人都有一個在運動中的地位問題。粗略地說，地位可以分為兩大類：整人者與被整者。細分起來，那就複雜得多了。而且這個地位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運動的進展，隊伍不斷地分化，重新組合。整人者可以變為被整者，而被整者也可以變為整人者。

    古時候有德的人的鄰人怎樣，我不敢說，也很難想象出來。但他們絕對不會像我現在這些鄰人這樣精深博大，這是我可以斷言而引以自傲的。我現在的鄰人幾乎每個人都是專家。說到中國戲劇，就有譚派正宗、程派嫡傳，還有異軍突起自創的新腔。說到西洋劇和西洋音樂，花樣就更多，有男高音專家、男低音專家、男不高不低音的專家。在這裏，人長了嘴仿佛就隻是為了唱似的。比如當晚飯初罷的時候，左麵屋子裏先湧出一段二黃搖板來。別的屋子當然也不會甘居人後，立刻擠出幾支洋歌，其聲鳴鳴然，仿佛是冬夜深山裏的狼嗥。我雖然無緣瞻仰歌者的尊容，但我的眼卻仿佛能透過牆壁看到他臉上的青筋在鼓脹起來，脖子拚命向上伸長。

    在我的故鄉，倘若一個人鬼鬼祟祟地最好放鬆了腳步走到人家窗下去偷聽人家的私話，我們就說這個人是踏雞毛鞋。意思是說他的鞋底是用雞毛做成的，所以走起路來沒有聲音。我們的高鄰卻絕對不踏雞毛鞋，他們的鞋底是鐵做成的。有時候我在屋裏靜靜地看一點書，驀地聽到一陣鐵與木頭相擊的聲音，我心裏已經知道是我的鄰人來了。但我還沒來得及再想，轟的一聲，我的屋子，當然我也在內，立刻一陣震動，桌上玻璃杯裏的水也立刻晃動起來，在電燈光下，起了成圈的水紋，伸張，擴散，幻成一條條的金光。

    幾乎每次開會都必須合影留念，我曾在中南海一塊大草坪上同數百名各界人士合過影。那幾次合影確實是秩序井然的，因為是以我們直立半小時為代價的。在其餘的會後合影時情況則完全不同。指揮攝影的人左右奔跑，高聲呼喊，然而效果甚微。你說：“大家請靜一靜！”然而那些特立獨行的男女人士卻偏要交頭接耳。你說：“大家請看著我！”他們卻偏要左顧右盼，你說：“大家請趕快就座！”他們卻偏要姍姍來遲。左邊的秩序整頓好了，右邊又亂了起來；前麵的秩序整頓好了，後而又亂了起來。等到費過千辛萬苦，把相照完，即使是在冬天，指揮者的額頭也會淌下汗珠。我暗想，寧願指揮千軍萬馬，也不指揮幾百人合影。

    愛貓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當然也不能提高到世界大局、人類前途等等的水平上來評論；但是對某一些愛貓的人來說，卻決不是可有可無的小事。小貓能帶給他們從別的地方得不到的快樂。對這些人來說，難道這不能算是大事嗎？

    我虔誠希望，我們人類同大自然成為朋友，不要再視它為敵人，成了朋友以後，再伸手向它要衣、要食，要一切我們需要的東西。

    （壞的翻譯）意義似乎明白，又似乎不明白。念一句就像念西藏喇嘛的番咒。

    一位上海的大學者，以譯俄國社會科學的書籍出了大名，他無論對誰都說他是從俄文原文直接譯出來的。但認識他的人卻說，他把俄文原本擺在書桌上，抽屜裏麵卻放了日譯本。，這樣他工作的時候當然是低頭的時候多而抬頭的時候少，也許根本就不抬頭。倘若有人訪他，卻隻看到桌上擺的俄文原本而震驚於這位大學者的語言天才了。

    著者和譯者究竟誰用的力量多呢？不用思索就可以回答，當然是著者。所以在歐洲有許多譯本封麵上隻寫著者的姓名，譯者的姓名隻用很小的字印在反麵，費許多力量才能發現。在雜誌上題目的下麵往往也隻看到著者的姓名，譯者的姓名寫在文章的後麵，讀者念完文章才能看到。他們的意思也不過表示譯者和著者不敢抗衡而已。在中國卻又不然。我看到過很多的書，封麵上隻印著譯者的姓名，兩個或者三個大字倨傲地站在那裏，這幾個字的光輝也許太大了，著者的姓名隻好逃到書裏麵一個角落裏去躲避。在雜誌的封麵上或裏麵的目錄有時我們隻能找到譯者的姓名，甚至在本文的上麵也隻印著譯者的姓名，著者就隻能在本文後麵一個括弧裏找到一塊安身立命的地方。

    我還看到幾個比較客氣一點的譯者，他們居然肯讓著者的姓名同他們自己的列在一塊。但也總覺得心有所不甘，於是就把自己的姓名用大號字排印，著者的姓名用小號字，讓讀者一看就有大小偏正之感，方法也頗顯明。我立刻想到德國大選時希特勒的作風。現在被諡為希魔的德國獨裁者當時正興高采烈，在各個城市裏大街小巷的牆壁上都貼滿了放大了的選舉票的式樣。上麵寫了他自己和戈林、戈培爾、赫斯、福利克的名字，下麵印了兩個圈，一個很大，一個很小，像是太陽和地球，年紀大一點的或眼睛近視的無論如何也不會看到那小圈。這當然有它的作用，因為讚成希特勒的人要在大圈裏畫一個記號，小圈卻是為反對他的人預備的。結果希特勒果然成了功，百分之九十八的德國人都選舉了他。他總懷疑有些人根本沒看到那小圈，既然每個人都必須畫一個記號，他們隻好拿起筆來向大圈裏一抹了。我們中國這些客氣的譯者的心理同希特勒大概差不多，這真可以說是東西映輝，各有千秋。

    有一些序跋，特別是名人的序，大概是受人請托，情不可卻，也許還有一點什麽“效益”之類的東西，於是乎，雖然那一本書實在並不怎麽樣，寫序的人也隻好不痛不癢地加以空洞的讚譽，虛偽之氣溢於楮墨之表，撲人眉宇。誰讀這樣的序而不感到別扭，不感到膩味呢？

    學術涵蓋麵極大，文、理、工、農、醫，都是學術。人類社會不能無學術，無學術，則人類社會就不能前進，人類福利就不能提高，每個人都是想日子越過越好的。學術的作用就在於能幫助人達到這個目的。大家常說，學術是老老實實的東西，不能摻半點假。通過個人努力或者集體努力，老老實實地做學問，得出的結果必須是實事求是的。這樣做，就算是有學術良心。

    中西融會，龍蟲並雕。

    從中國學術史上來看，學者們大致分為兩類。一類專門從事鑽研探討，青箱傳世，白首窮經，篳路藍縷，獨辟蹊徑，因而名標青史，舉世景仰。一類專門編寫通俗文章，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做普及工作。二者之間是有矛盾的，前者往往瞧不起後者，古人說：“雕蟲小技，壯夫不為。”可以充分透露其中信息。實際上，前者不樂意、不屑於做後者的工作，往往是不善於做。

    小騙局花樣頗為繁多，舉其犖犖大者，有以上諸種：在課堂上聽老師講課，在公開學術報告中聽報告人演講，平常閱讀書刊雜誌時讀到別人的見解，認為有用或有趣，於是就自己寫文章，不提老師的或者講演者的以及作者的名字，仿佛他自己就是首創者，用以欺世盜名。

    拿做學問來說，天才與勤奮的關係究竟如何呢？有人說“九十九分勤奮，一分神來（屬於天才的範疇）”。我認為，這個百分之比應該糾正一下。七八十分的勤奮，二三十分的天才（才能），我覺得更符合實際一點。我絲毫沒有貶低勤奮的意思。無論幹哪一行的，沒有勤奮，一事無成。我隻是感到，如果沒有才能而隻靠勤奮，一個人發展是有限度的。

    我們寫的廢話，說的謊話，吹的大話，這是到處可見的。我覺得，有好多文章是大可以不必寫的，有好些書是大可以不必印的。如果少印刷這樣的文章、少出版這樣的書，則必然能夠少砍伐些森林、少製造一些紙張，對保護環境、保持生態平衡，會有很大的好處的，對人類生存的前途也會減少危害的。

    有的人為了提職，需要提出“著作”，於是就趕緊炮製。有的人為了成名成家，也必須有文章，也努力炮製。對於這樣的人，無須深責，這是人之常情。炮製的著作不一定都是“次品”，其中也不乏優秀的東西。

    我現在立一新義：在大多數情況下，隻有到雜誌縫裏才能找到新意。在大部頭的專著中，在字裏行間，也能找到新意的，舊日所謂“讀書得間”，指的就是這種情況。因為，一般說來，雜誌上發表的文章往往隻談一個問題，一個新問題，裏麵是有新意的。你讀過以後，受到啟發，舉一反三，自己也產生了新意，然後也寫文章，讓別的學人也受到啟發，再舉一反三。如此往複循環，學術的進步就寓於其中了。

    我有一個怪論：一個人一生不可能沒有朋友，也不可能沒有非朋友。我在這裏不用“敵人”這個詞兒，而用“非朋友”，是因為非朋友不一定就是敵人。

    考據，嚴格說來，隻能算是一個研究方法，其精髓就是，無證不信，“拿證據來”，不容你胡思亂想，毫無根據。在中國學術史上，考據大盛於清朝乾嘉時代，當時大師輩出，使我們讀懂了以前無法讀的古書，這是它最大的貢獻。

    史學家們窺伺上意，紛紛讚頌不休，說什麽農民戰爭是推動社會前進的動力。真是這樣子嗎？曆史事實證明，農民戰爭即使是勝利了，也不過是以暴易暴，哪裏談到什麽推動社會前進。如果不勝利，則不過破壞生產，破壞經濟，使生民塗炭而已。假如一定要說它有進步意見，則隻有肯定翦伯讚的“讓步政策”的主張。唐太宗說得再清楚不過了：“民能載舟，亦能覆舟。”

    不管作者學問多麽大，名氣多麽高，在死守教條的基礎上，在迎合上意的前提下，寫出來的決不會是好書，有時是違反作者本意的產品。有人稱之為“以論代史”，而不是“以論帶史”。關鍵在於一個“論”字。這是什麽樣的“論”呢？我在上麵已經指出來過，這是帶有前蘇聯印記的“論”，而不是純正的馬克思主義的“論”。曆史研究，貴在求真，決不容許歪曲曆史事實，削足適履，以求得適合他們的“論”。

    寫文章引用別人的著作甚至觀點，是決不可避免的，但必須注明出處，這是起碼的學術道德，我決不敢有違。如果想開辟一個新領域，創造一個新天地，那就必須自找新材料，偷懶是萬萬不容許的。

    沒有安定團結，我們的經濟很難搞上去，我們的政治也很難發揮應有的作用。然而我們需要的是真正的安定團結。在許多知識分子，特別是老知識分子還有一肚子氣的情況下，真正的安定團結恐怕還難以圓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