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亦代:品茗與飲牛

馮亦代:品茗與飲牛

《紅樓夢》裏，妙玉請黛玉、寶釵、寶玉品茶，調笑寶玉說，“豈不聞一杯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就是飲牛飲騾的了。你吃這一海，便成什麽？”相比之下，我喝茶一口氣便是一玻璃杯，大概較一海為多，便成了什麽呢？再說下去便要罵自己了。

我是杭州人，年幼時到虎跑寺去，總要泡一壺龍井茶，風雅一番。但現在想來，也不是“品”，大半是解渴，而且是在茶杯裏玩兒。因為虎跑寺水厚，滿杯的水，放下幾個銅板，是不會漫出來的。

真正品過一次風雅茶，還是在我鄰居鍾老先生家裏。他暮年從福建宦遊歸來，沒有別的所好，隻是種蘭花和飲茶。他的飲茶，便是妙玉的所謂“品”了。他有一套茶具，一把小宜興紫砂壺，四個小茶盅，一個紫砂茶盤，另外是一隻燒炭的小風爐。

飲茶時，先將小風爐上的水煮沸，把紫砂壺和四個小茶盅全用沸水燙過一遍，然後把茶葉（他用的是福建的鐵觀音）放一小撮在紫砂壺裏，沏上滾水，在壺裏悶一下再倒在小茶盅裏，每盅也不過盛茶水半盅左右，請我這位小客人喝。我那時已讀了不少雜書，知道這是件雅人幹的雅事。但如此好茶，卻隻飲一二次半盅，意猶未足，不過鍾老先生已在收拾茶具了。以後每讀《紅樓夢》櫳翠庵品茶的一回，不免失笑。自忖自己是個現代人，已無使用小紫砂壺飲鐵觀音的雅興，隻合做個俗人，飲牛飲騾而已。

但我總算親炙了一番“品”茶之道。杭州人家裏，每家有一壺家常茶，那是用大瓦壺沏的，供一般人飲用。我的祖父母和姑母們則有另沏的茶頭，那是沏在中號的瓷壺裏的好茶葉，每要飲茶，便從這把壺裏倒出稍許茶頭，兌了開水喝。我小時候祖母是不許我飲冷茶的，說飲了冷茶，便要手顫，學不好字了。當時年幼還聽大人的話，後來進了中學，人變野了，有時在外麵跑得滿身大汗回來，便捧起那把大瓦壺，對著壺嘴作牛飲。這在飲茶一道裏，該是最下乘的了，難怪我現在寫的字這麽糟！鍾老先生後來搬了家，我去看望他時，他也會拿出他那套茶具來，請我“品”鐵觀音。這樣飲茶有個名堂，叫飲“功夫茶”，說明這樣喝茶需要功夫，絕非心浮氣躁的人所能做到。

中國為了鴉片煙曾與英帝國主義打了一仗。而在茶葉問題上，英帝國主義和在北美的殖民地也鬧了一番糾紛。英帝國用鴉片煙來毒害中國老百姓，卻用茶葉來壓製北美殖民地為東印度公司剝削貿易。殖民地人民起來反抗了，拒絕從英國進口的茶葉，曾在波士頓地方把整貨船的茶葉倒入海裏，以示抵製。這件事終於導致了美國以後的獨立戰爭。

英國也是個飲茶的國家，他們天黑後要飲一次“傍晚茶”，其實有些像我們的吃夜宵。飲茶之餘還佐以冷點心肉食等等。英國人喜歡飲“牛奶茶”，用的是錫蘭（即今之斯裏蘭卡，當時還屬印度）生產的茶葉，即有名的利普頓紅茶，飲時加上淡乳和方塊砂糖，他們是不喝綠茶的。這在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貿易中也是一宗重要的項目。

英國人喝茶也有套繁文縟節，類似我們福建同胞的喝“功夫茶”。英國散文大師查爾斯·蘭姆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古瓷器》，就專門為了飲茶用的中國瓷茶杯，寫了一大段，可以看出英國人飲茶的隆重。我的嶽父是位老華僑，自幼即在英國式書院上學，也染上了一身洋氣。他每天必飲“牛奶茶”。在他說來這是一件大事。我還在談戀愛時，他知道了，便約我到他家飲茶。

他也有一個小爐子，一把英國式的茶壺，就是喝茶的杯子比我們喝“功夫茶”的茶盅略大一些，但也不是北京可稱為海的大碗茶。他先把小爐子上的水煮滾了，在沏茶的小壺口上放一隻銀絲編織的小漏勺，大小與壺口同，裏麵裝上利普頓茶葉，然後把沸水衝入壺內，再把壺蓋蓋嚴。這樣悶了幾分鍾，沸水受了茶氣變成茶水，便可以喝了；而茶葉是不放入壺中的。另外還備有蛋糕或塗黃油的新烤熟的麵包（土司），主客便一邊喝茶，吃點心，一邊談話。我是第一次喝西式茶，又是毛腳女婿上門，心懷惴惴，老實說這一次就沒有“品”出利普頓紅茶的味兒來。以後次數多了，覺得利普頓茶葉的味道的確比龍井深厚，香氣也比龍井濃。龍井是清香，妙在淡中見味。

以後我到香港去了。香港的中式茶樓，座客衣著隨便，且多袒胸跣足者廁身其間，高談闊論，不知左右尚有他人。這些茶樓似以品嚐各式細點為主，茶樓備有熱籠麵點糕餅不下百十種，用小車推至座客前，任選一二種慢慢受用，頗有特殊的風味。據傳也有茶客，在清晨入店，午夜始回，終日盤桓，以致傾家蕩產的。香港多的是這類廣式茶樓，這已不是明窗淨幾，集友輩數人作娓娓清談的飲茶了，而是充滿市井氣的熱鬧場所。若從品茶來說，這大概隻能歸入於衝洗胃裏的油膩一流，即作品，亦非飲，而是講究吃的了。

香港也有完全西式的茶座，如戰前有名的香港大酒店，告羅士打行和“聰明人”茶室等。告羅士打行和香港酒店的茶座，是珠光寶氣的妖豔婦人和油頭粉麵的慘綠少年麇集之所，倒是“聰明人”茶座雖設在地下室內，卻少繁雜的喧囂，可以與至友數人作娓娓清談。這裏喝的除了純咖啡與冷飲外，就是一樽利普頓紅茶，是飲茶而非品茶。好在去的人意不在茶，茶葉的好壞便無所謂了。

後來到了重慶，應雲衛經營中華劇藝社，在國泰大戲院演出。劇團寄住在戲院對門，外進則是一爿茶館。杭州的茶樓裏有舒適的藤椅可以躺臥，重慶的茶館裏則有帆布或竹片拚成的躺椅；每到這裏來，頗動我的鄉思。在重慶的五年中，我是經常出沒在這家茶館的。前幾天吳茵還寫信來提到我們當年在茶館裏談笑風生的情景。這裏的茶與杭州的龍井或英國的利普頓茶有別，這裏飲的是沱茶。每逢你吃得酒醉飯飽時，喝上幾杯沱茶，的確有消去油膩的功用。但是更令人難以忘懷的，倒是那些伴著喝沱茶的日子，談文學談戲劇談電影，甚至談國事（當然是小聲的耳語，因為茶館壁上貼著“莫談國事”的警告），則是又一所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社會大學。

抗戰後回到上海，以前隻有洋人才能進去的飯店茶室，大者如華懋、匯中，小者如DD’S與塞維那，如今我們也能大大方方進出了。還是喝茶，但這已不是品茶，而是對於未來美好日子的期待了。

1989年國慶後一日，聽風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