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命運，書的命運——《血管》的前世今生

人的命運，書的命運——《血管》的前世今生

作者：劉承軍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一直不明白，為什麽拉丁美洲人總愛用“切開的血管”這種表達方式，他們的歌詞、詩句、報刊文章裏不時會出現這個詞。直到讀完手中的這本書，我對它才有了更深切的體會。這本書就是《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
　　此書初版於1971年，修訂於1980年，我手中的版本是1984年的第38版，它已被譯成多種文字。作者是烏拉圭新聞記者出身的愛德華多8226;加萊亞諾。用作者的話說，這是一本用愛情小說和海盜小說的方式來談政治經濟學的書。關於創作目的，作者說的很清楚：“寫這本書是為了和人們交談，是以一個非專業作家麵對一個非專業讀者的方式，向人們揭示被官方曆史掩蓋和篡改的曆史，即戰勝者講述的曆史。”
　　或者用書中更加簡潔的話來說，這是一本關於掠奪的曆史的著作。
　　其實，這是一本關於拉丁美洲的經典作品，但是它的經典意義又不限於拉丁美洲。僅從它的一些標題就能看出該書內容涉獵的重大。此書包括兩大部分，第一部分題為“地球的富有造成人類的貧困”，講述了舊殖民主義圍繞拉丁美洲金銀、農作物和其他礦產進行的掠奪史；第二部分題為“發展是遇難者多於航行者的航行”，敘述了新殖民主義如何通過自由貿易、貸款、鐵路、陰謀和暴力將拉丁美洲的民族工業發展扼殺在繈褓之中，解析了投資、技術、經濟援助、合資企業、金融機構、國際組織等現代文明手段如何不文明地參與了古老的掠奪戰。
　　如果說這本書和其他水平相當的同類書有什麽區別的話，重要的一點就是它的敘述方式。作者把鮮為人知的豐富資料、說服力強的數字、敏銳的分析、深刻的見解紡編織成一個個平易近人的故事，將我們身邊司空見慣的現象，剝去層層的偽裝，讓它傘暴露出駭人聽聞的“文明”本質，而支撐這種能力的根基，是作者的立場、覺悟、熱情和因此才獲得的廣博知識。
　　拉丁美洲是世界上自然條件最優越的大陸之一，也是人民最窮困的大陸之一。貧窮的原因不是由於那裏的人懶惰，甚至主要也不是領導層的昏庸無能。製造“原罪”的魁首是現代資本主義的祖宗━殖民主義製度。《血管》告訴我們，當年大西洋上開往歐洲大陸的船隻裝載的每一種貨物，都為一個後來的拉美國家規定了命運，瘋狂的人力、物力資源掠奪造成了拉美大陸上“哪裏越是富的不能再富，哪裏就越是窮的不能再窮”的人類文明悖謬。
　　玻利維亞高原上有一座海拔五千米的山峰，叫波托西，山腳下就是當年震驚了歐洲的同名銀城，其名聲之大，造成了一句古老了諺語，並見於著名的《堂8226;吉訶德》：“其價值等於一個波托西。”由於發現了銀礦，至1650年波托西已擁有十六萬居民，是當時世界上最大、最富有的城市之一。十七世紀初，全城已擁有三十六座裝飾豪華的教堂，眾多的賭場和十四所舞蹈學校。1608年，波托西為慶祝宗教節日上演了六天喜劇，舉行了六場化裝舞會，進行了八天鬥牛。但是波托西現在的人口比四個世紀前少了三倍，則世界上這個著名的窮國最貧窮的城市之一。人們與衰亡的礦山共命運，在廢石堆和舊巷道裏尋找一點含錫的碎礦。白銀是沒有的，連一點閃亮的東西都沒有，西班牙人撤走的時候用小笤帚把波托西五千個礦井掃得幹幹淨淨。波托西對麵有一座被當地人稱做“瓦卡奇”的山，即“哭泣過的山”，從山上的泉眼裏流出的清泉曾供礦工飲用。“瓦卡奇”是波托西被毀的沉默的證人，是它眼看著波托西怎樣一天天地萎縮，改變顏色。
　　然而當年是美洲的白銀養活了整個歐洲。
　　波托西“至今是美洲殖民製度留下的一道流血的傷口，一份控告書。世界必須以請求它的原諒重新開始”。
　　
　　還有“白色金子”的悲慘故事。自從哥倫布第二次航行把甘蔗從西班牙帶到美洲大陸，三個世紀內，這片大陸就成了為歐洲市場提供蔗糖的種植園。巴西東北部含有豐富礦鹽和腐質層的沿海熱帶林區首先被看中，至十七世紀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甘蔗生產國，與此同時，森林、植被和動物都在單一作物的祭壇上成為甘蔗的犧牲品。當此地的地力耗盡之後，荷蘭人把從巴西學來的技術用於巴巴多斯更肥沃的土地上，從非洲販進大批更健壯的黑人奴隸，取代了巴西東北部的甘蔗生產。從此以後，這塊昔日的寶地變成了巴西最貧困的地區，孩子們常吃的是木薯粉和菜豆，由於這種食品缺少礦鹽，孩子們出於本能的需要吃起泥土來，大人們不得不給他們套上牲口用的口套，或是把他們放在柳條筐裏吊得高高的。
　　這就是延續了幾個世紀並存在至今的、歐洲人所說的“非洲惡習”之一。
　　十六世紀的殖民主義者把印第安人不堪忍受非人待遇而集體自殺的悲慘狀況說成是“為了娛樂和逃避勞動”，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歐洲有人繼續把這種汙蔑當成學術解釋之一，宣稱今天的古巴人繼承了這一遺傳基因。
　　在危地馬拉的曆史上，歐洲中間商為了招募大量農業季節工，帶著樂隊和烈酒來到印第安人居住的高山，把他們灌得酩酊大醉後，讓他們在賣身契似的合同上畫押；而今天，被冠以“嗜酒如命”之惡名的隻是印第安人。
　　《血管》就這樣讓我們看見了殖民主義與種族歧視的隱秘親緣。
　　
　　西班牙人走了，英國人來了，拉丁美洲的命運依然如故。
　　歐洲借拉美殖民地得以大規模集中國際財富，卻妨礙了被掠奪者跳躍到積累工業資本的階段。當獨立後的拉丁美洲人試圖起步時，英國人又向他們舉起了保護主義與自由貿易的雙麵魔鏡，就像後來美國人揮動的民主自由變色旗――有利的一麵總是朝著自己。英國在自己的紡織工業未立足之際，對出口未加工羊毛的本國公民判以斷其右手，再犯者處以絞刑的酷刑；在教區牧師證明裏屍布係國貨之前，禁止將死人下葬。但是當拉丁美洲的門戶在十九世紀初剛一打開，英國人就迫不及待地向具有悠久遊牧傳統的阿根廷大草原出口所有馬具，包括英國製造的阿根廷民族服裝“彭喬”（一種騎馬時穿的鬥篷），向木材豐富的巴西出口即可入殮的棺材，向他們的熱帶沿海地區出口毫無用處的冰鞋，向仍無紙幣的國家出口高級錢夾。被收買的獨裁政府“像拉皮條的介紹淫婦一樣將國家拱手托出”，關貿協定上“政治”（politica）被草率地譯成“警察”（policia）。在西方國家的“援建”下，拉美許多國家的鐵路網呈扇麵通往麵向歐洲的港口，港口的背後卻是一片毫無內部聯係的沙漠。
　　
　　英國人走了，美國人來了，拉丁美洲的命運依然如故。
　　十九世紀初，拉丁美洲“獨立之父”玻利瓦爾不無道理地把美國人稱作“美洲的英國人”；本世紀初，美國哲學家威廉8226;詹姆斯也曾做出過鮮為人知的斷言：“美國已經把《獨立宣言》徹底吐了出來。”五百年的曆史給藕斷絲連的西方文明打了一個大問號，如果作為資本主義本質的利己哲學沒有發生變化，那麽所謂“進步”和“現代化”不過是思維方法和手段的進步和現代化。《血管》雖然初版於七十年代，但是沒有任何理由使我們相信世界發生了根本變化，《血管》的經典意義正存在於此。
　　在《血管》裏，美國掠奪拉丁美洲的例子不勝枚舉，殘酷手段令人發指。有一段文字使我過目不忘。六十年代，軟弱的巴西政府以缺乏資金為名，準許美國空軍在蘊藏著豐富戰略性礦產的亞馬遜平原上空拍照。美國空軍使用最先進的技術手段獲取了所有重要情報。此後不久，巴西二千萬公頃的土地被出售或強占。這片土地的分布很奇特，它“呈條帶狀，把亞馬遜地區同巴西其他地區隔離開來”。根據巴西國會的調查和陸軍部的證詞，美國政府鼓勵這種做法的企圖是在巴西境內開辟一條新邊境，向這一地區定向殖民，秘密開發釷、鈾、黃金、金剛石等重要礦產。二十多個美國新傳教團在稀有礦產蘊藏豐富的地帶定點傳教，教授英語，並在這片地球上最大的可居住而荒無人煙的地區大量發放避孕藥品。
　　
　　在中國經濟改型之際，當一些人急於“與世界文明接軌”時，讀一讀《血管》中“掠奪的現代結構”一節不無裨益，那裏有他人的曆史教訓。我們可以讀到，在誕生於美國、總部設在美國、並為美國服務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裏，拉美所有國家加在一起的票數不及美國所掌握票數的一半，因此，不得不接受該組織亦即美國的“指導”，陷入不斷接受貸款、外債高築的惡性循環。在由拉美國家提供大部分普通資金的泛美開發銀行裏，他們的總票數不足通過重要決議所必需的三分之二多數，而美國獨家擁有否決權，美國政府的內部報告承認，這一否決權使他們得以向包括大學改革在內的拉美事務施加壓力。我們還可以讀到，從1964年起，每一任世界銀行的行長都是美國的著名商人；以此類推，還有國際開發署等等，無一例外。《血管》還以大量事實和細致的分析揭示，所謂的“合資企業”如何控製拉美國家的經濟和技術命脈，像上個世紀的鐵路一樣有毒的現代科學如何不科學地在拉美製造失業大軍，擴大技術差距。汽車工業戰、速溶咖啡戰，一個個驚險小說般的例證解構了精密的現代掠奪方式。
　　一切的掠奪都是在“法律”、“合同”的名下進行的，連政變也是“合法”的；盡管法律條文可以草率到分不清“政治”和“警察”，合同可以有永不見諸於世的秘密條款，政變的幕後操縱者可以在事成之後承認那不過是他們導演的一場戲。惟獨革命不合法，惟獨將強盜的資產收歸人民不合法。
　　
　　五百年了，拉丁美洲豐腴的軀體已被壓榨得瘦骨嶙峋，一道道被新舊殖民主義者開鑿的傷口依然鮮血涓涓，裸露出條條血脈。當有些民族企圖掩蓋這些傷口，當另一些民族漠然無視別人的甚至自己的傷口時，拉丁美洲的知識分子站起來，撩起自己的衣服讓世人醒目。這與窮人向富人展示傷疤以換取施舍不同，這是對正義的呼喚，對不義的揭露。
　　《血管》帶有鮮明的第三世界知識分子標記。書中大量引用其他拉美作者的資料、分析和結論，甚至尚未發表的著作；透過其中，我們似乎感覺到一個具有同樣感受、同等覺悟並互相支持的知識分子群體。在首次披露的資料處，作者一一注明“為了寫這一段，我查閱了…”，或者直接敘述自己的大量親曆━我注意到他都是乘坐底層人的長途公共汽車去旅行、訪問的。作者還引用了不少歐洲、美國學者的原文著作。這種“我有證據”的話外音使人微微有一點傷感。歐美知識分子不需要這樣做，他們的國籍就是權威。如果他們為受害者說話，那是要人感激涕零的。他們的每一點新發現都屬於赫赫有名的“新曆史主義”，而受害者的切膚感受從來就令人懷疑。
　　《血管》修訂本的結尾記載了有關書本身的幾則軼事：在一輛穿越波哥大街道的汽車上，一個姑娘正給身旁的女友讀這本書，後來她站起來給全體乘客朗誦；在智利軍人政變大屠殺的日子裏，一位逃離聖地亞哥的婦女把隨身帶著的這本書裏在嬰兒的尿布裏；一個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大學生一周內走遍了附近街區所有的書店逐段閱讀這本書，因為他沒有錢買下它。數國拉美政府當時禁了這本“腐蝕青年”的書。作者說：“事實證明《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不是一本沉默的書，我由此感到的喜悅中不含有任何虛榮。”
　　這本書在中國的命運讓人遺憾。幾年前它的全文譯稿就達到了發排的水平：五位熟諳西班牙語和拉丁美洲情況的譯者，一位老前輩的校對，清晰的注釋，專家前言。似乎錯過了某個出版瞬間，忽然風改雲變，行情已今非昔比。如今，譯稿被冷落地束之高閣，沒有一個譯者有信心、有情緒再向一家出版社問津，人人對氣壓都在準確的感受。明智的出版者頗有經驗地說：“這樣的書對中國的讀者來說，太嚴肅了點，太生疏了點，太老了點。”
　　人的命運影響著書的命運，書的命運折射著人的命運。
　　如果沒有明確的航標，發展的航船並不能將所有人帶到彼岸，遇難者將多於航行者；不斷更新的排版印刷技術、日益驚人的出版速度也不能使每本書都沾光，被淘汰的大多是些什麽書，我不敢深究這個問題。
　　
　　　　　　　　　　　　　　　　　　　　　　　　劉承軍
　　　　　　　　　　　　　　　　　（中國社會科學院拉美所研究員）
　　　　　　　　　　　　　　　　　　　　　　　　1997年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