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之斷想:盛開——尋找人生的睡姿

荷之斷想:盛開——尋找人生的睡姿

就象國人對梅蘭竹菊的熱愛，中國文人和荷花的情結同樣源遠流長，好象一隻船沒有漂浮在水麵上就難以稱其為船一樣，作為文人精神的一種依托，荷花實在承載著很多美麗的向往。麵對荷花這一文化符號，我們的思緒仿如隨波輕漾的荷瓣，飄得越遠越為綿長，並延展出煙波浩淼的藝術世界詩意旅行，發微探幽竟如管中窺豹。千百年來，荷花在中國逐漸形成了獨特的文化題材，顯示了多方麵的寄寓意義。荷花不僅成了中國古代達官貴人、文人墨客的言誌表潔的行頭，而且也成為民間情人互致愛慕的信物，甚至在民間成為“連年有餘”的乞福祥瑞，草根文化和宗廟意識對荷花的雙重青睞，使得荷花的形象魅力既高揚於人文倫理意識領域，成為具象生動、無以言表的花語介質，又徜徉於詩情畫意與俚俗幻想之間成為借物言情的最合適的一劑舒心良藥。

在那些高潔自戀的狂熱荷花迷中，把自己和荷花聯係到一起並表達高潔誌趣的第一個名人應該是屈原，在《離騷》中，他寫道：“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餘情其信芳。”在詩句裏屈原的誌趣不僅與淖俗相去甚遠，而且用現代的眼光看來他也是個具有某些行為藝術特質的前衛的詩人，荷花成為他對理想的一種憧憬，成為對矛盾重壓的政治斡旋生活達成釋放和緩解的心靈雞湯，旨在於醒醉之間雕琢一個我，一個帶有想象的超越力量的新我，而這虛擬的羽翼的力量是有意寄托在荷花這一道具的完美客體的。中國文化的傳承特點在荷花文化身上的延續和發展可以說表現是淋漓盡致的，人們對荷花的厚愛，對荷花文化的意念定格和詩意延伸並沒有在屈原自沉汨羅江後消亡，而是更趨於走向完美和豐富龐大，並進而推向到崇高的極致。

北宋理學的開山鼻祖周敦頤，是把荷花意象針對古代文人個人修為倫理定格的一代鴻儒，他的《愛蓮說》我在小學的時候尚能朗朗背來，現在隨著時光虛耗的磨砥居然隻能記個大概：“……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來，世人盛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靜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予謂菊，花中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眾矣。”實際上，周敦頤對牡丹之微詞，隻是以此作觀照對比，唐人寫對蓮花的喜愛的詩詞已經時見案頭了，而且具有相當成熟細致的“花格”定位，如白居易的《東林寺白蓮》寫道：

“東林北塘水，湛湛見底清。中生白芙蓉，菡萏三百莖。白日發光彩，清飆散芳馨。泄香銀囊破，瀉露玉盤傾。我慚塵垢眼，風此瓊瑤英。乃知紅蓮花，虛得清淨名。夏萼敷未歇，秋房結才成。夜深眾僧寢，獨起繞池行。欲收一顆子，寄回長安城。但恐出山去，人間種不生。”從白香山的詩句可以看出唐人對荷花不僅寄寓高潔趣味，而且對白蓮的推崇勝過紅蓮。我們從白居易的這首詩可以簡單分辨：荷花承載的文化含量的不同可以在品種和色彩上傳達有差別的寓意，這就是為什麽可以解釋荷花寓意的大外延居然包含了超然出世的處世哲學概念，又包含纏綿悱惻的塵世愛憐幽怨，還包括吉祥祈福的意義範圍。

因此，荷花之格是有區別的，白蓮至高純潔，紅蓮俗情繾綣，至於由此及彼的“三寸金蓮”已經是沒落中國畸變的審美怪癖了。中年修禪的白居易明顯地向我們傳達另外一個層麵荷花意義：白蓮作為佛性代言在唐代已經廣為流傳。白居易對荷花的推崇是代表一種書生意氣向政治和現實低頭引退的內斂，在樂禪修佛中平衡內心的傷楚和啟軔做點實事的平常心。而周敦頤可能更象王維是個浸淫佛學的不忮不求理念的智者，把隱忍、遁世、寄情、尋勝的身心修為作為潔身自好的基礎，朝朝勤拂拭，莫使沾塵埃，啟導一種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向善模式。愛蓮成癡的周敦頤的確是把佛性和孔孟的“仁”學思想糅合得比較好的一個人，所以後來帶出了兩個貽害無數讀書人的好徒弟程顥和程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