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怎樣戰爭

貨幣怎樣戰爭

作者: 薛湧

【題記】在十五、十六世紀以降的歐洲大國競爭中，各國為了籌措戰爭經費，不停地向商人借貸，專製君主因為權力不受限製，在財政危機時動輒廢除自己所欠的債務，信譽很差，借不到錢不說，即便借到了，利息也非常高。立憲君主因為權力受到限製，不會輕易賴賬，在戰爭的關鍵時刻，仍能以低息獲得巨額貸款，最終在財政上把對手拖垮。是故羅斯切爾德的成功，實際上是所謂“財政國家”的成功.

據說，世界正在經曆1929年大蕭條以來最大的經濟危機。對此我雖然將信將疑，但媒體塑造的這一景觀無疑刺激人們反省金融曆史，質疑資本主義的合理性。

哈佛大學曆史係和商學院的兩棲教授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不愧是最有生意眼的曆史學家，抓住這舉世恐慌的機會出版了《金錢的崛起：世界金融史》(The Ascent of Money: A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World)。最有意思的是，他雖然不懂中文，卻根據《金融時報》的報道，在書中破天荒地提到了宋鴻兵所“編著”的《貨幣戰爭》。其實，他的書和宋著一樣，都是暢銷書，本無什麽學術價值。但是，如果從公共知識分子的角度來看，則兩書都值得一評。因為兩書代表著不同的意識形態。這種不同的意識形態，在金融全球化的時代很可能會以不同的方式影響我們的決策。

宮廷學者，還是泡沫學者？

先說說弗格森其人。他可以說是目前西方身價最高、影響最大的曆史學家，1964年出生，三十幾歲就建立了自己的國際聲譽。他的可貴之處在於既有嚴格的曆史學訓練，又懂金融。他2000-2002年間在牛津大學任政治史和財經史教授，2002-2004到紐約大學商學院擔任財經史講座教授，2004年後則在哈佛曆史係和商學院同時擔任講座教授。從2007開始，他還在一家對衝基金公司GLG Partners擔任谘詢人，算是金融界的高級從業人員。同年，他離開英國的《每日電訊》而加盟《金融時報》，成為其客座編輯。一個勉強剛剛進入中年的人，不僅打通了老死不相往來的曆史和財經兩個領域，而且橫跨學術界、金融界和媒體，在我們這個已經高度專業化的星球上當然是個異數。

他最大的貢獻，或者說他的看家本領，還是其曆史著作。從1995年在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紙和鐵》以來，他已經出版了13本書（不完全的統計）。基辛格甚至把自己的檔案向他開放，指望由他來完成自己的權威傳記。不過，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他逐漸從職業曆史學家變身為暢銷書作家和公共知識分子。

《時代》周刊在2004年（也就是他40歲那年）把他評為“影響世界的100人”之一，主要就是根據他的通俗曆史寫作。隨著美國崛起為獨霸以及布什單邊主義外交的施行，他從大英帝國的興衰一直寫到美利堅帝國的崛起，曆史和時評渾然一體。他從曆史的視野為布什的單邊主義張目，稱帝國主義曆史雖然血淋淋，但總體上推進了人類文明。大英帝國的衰落，不是因為像保羅·肯尼迪所說的擴張過度，而是擴張不足。美國不應該從中錯誤地總結經驗教訓，要抓住時機建立一個自由帝國(liberal empire)的世界秩序等等。可見，他是個不折不扣的西方中心論者，被許多人稱為殖民主義的衛道士、布什政府的宮廷史學家。

即使把這些激烈的批評都視為意識形態的偏見，我們站在中性的立場上冷靜地估量，他至少是個泡沫性人物。過去十年，華爾街有華爾街的泡沫，房地產有房地產的泡沫，知識分子也有知識分子的泡沫。這些泡沫的根源，恐怕還是美國成為世界獨霸後信心無限、最終由布什政府造成了的“帝國泡沫”。如今這些泡沫都破滅了，弗格森這個泡沫也不例外。

許多學術界人士指出，他的“曆史著作”越來越背離曆史學的家法，有的書居然沒有注釋！另外，在這些書中許多內容不斷重複，有幾本像是報紙上的時評集。他經常作一些簡單化、大而無當的結論，卻沒有什麽史料上的證據來支持，甚至對同行的最新研究也沒有注意，寫曆史越來越像寫政治小說。最糟糕的是，他要求美國承擔起自己的“道德責任”、建立自由帝國的世界秩序。這種“新保守主義”的理論，如今也已經破產。

《金錢的崛起：世界金融史》這本新著也有同樣的問題。有些章節，特別是涉及到美國金融史的部分，超出了他歐洲史的專業領域不說，寫得也非常草率。比如寫到安然破產案等等，不過是把媒體報道重新炒一遍而已，讀來索然無味。他最後以中美金融合體的“中華美利堅”(Chimerica)的宏觀構想代替了其“自由帝國”的理念，算是又一新論，以適應單邊主義之後的世界。可惜其中還是見識有餘，論證不足。

泡沫學術破滅後還有實貨

不過，此書並非一無是處。相反，對中國的讀者、特別是非史學專業的讀者而言，還很有參考價值。

首先，弗格森開宗明義，說明撰寫此書的目的是在金融危機的時代啟蒙公眾的財經知識，給大家提供一些曆史的視角來理解今日的世界。在這方麵，很少有曆史學家能像他這樣兼通金融和曆史，並有著媒體寫手的溝通能力。他先發製人地聲言自己寫的就是暢銷書，不是嚴格的曆史著作，也堵住了那些以學術標準要求他的批評者的嘴。

第二，他畢竟受過嚴格的曆史學訓練，而且是一流的史學家。憑著過去的家底，他在自己的領地不太會犯常識性錯誤，對學術界成果的概述雖然不全麵，但至少不離譜兒。你要聽人講通俗版的曆史，最好還是找這種靠得住的人。

第三，他在學術起家階段，對幾個具體題目都進行過紮實的研究，在學術界普遍受到稱讚。而這些原創性的研究，正好構成他此書的核心部分。比如他在1998和 1999年出版了《羅斯切爾德家族》(The house of Rothschild)兩卷，被稱為是他最後一次從原始檔案出發的原創性研究，也是他惟一在史學界廣受讚譽並多次獲獎的著作。眾所周知，羅斯切爾德是《貨幣戰爭》一書的主角，也是《金錢的崛起：世界金融史》其中一章的主要部分。作為羅斯切爾德研究的權威，弗格森對相關金融史的敘述舉重若輕、簡要精當。中國那些《貨幣戰爭》的讀者，如果讀不動弗格森的兩卷經典研究的話，至少要從他這本暢銷品中了解個概要。

羅斯切爾德發跡的神話

我們不妨從羅斯切爾德借滑鐵盧之戰而發財說起。這一曆史戲劇被《貨幣戰爭》大肆渲染。網上則有許多文字指責《貨幣戰爭》抄襲。《貨幣戰爭》是否抄襲，並非本文的主旨。關鍵是它不加批判地搬來了西方流行文化中的一些傳說，即羅斯切爾德派人親臨現場觀戰，得到英軍勝利的消息後通過特快把消息傳回倫敦，比指揮英軍的威靈頓勳爵的信使快了一天。當羅斯切爾德得到確實的情報後，就在股市大拋政府的債券。一直把他視為有最牢靠權威的消息來源的投資人，由此產生了英軍失敗的錯覺，立即陷入恐慌，導致債券大跌。等債券價值跌到慘不忍睹的地步時，他突然出手大規模購入。這些債券低價到手，威靈頓勳爵的信使也帶回拿破侖覆滅的捷報，引起債券大漲。羅斯切爾德就是靠這樣的陰謀而一夜暴富。

弗格森指出，羅斯切爾德靠操縱情報和股市而大發戰爭財的傳說，一直神乎其神，但缺乏實際根據。特別是，納粹為了反猶，把這樣的故事添枝加葉，把羅斯切爾德塑造為一位利欲熏心的陰謀家。《貨幣戰爭》則更進一步，稱羅斯切爾德利用其種種陰謀詭計和關係操縱著全球金融市場，甚至包括美國聯邦儲備銀行。事實上，羅斯切爾德確實圍繞著滑鐵盧之戰進行了一係列金融運作。但是，在這一運作中，他有巨大的失算，即沒有想到拿破侖的失敗是這麽徹底。我們需要理解的是：為什麽他有了這麽大的失算後還能這樣成功？更深一步的問題則是：羅斯切爾德成功的舞台，即包括股票市場在內的現代金融製度，是如何被打造出來的？

金融市場的起源

對這些問題的一個最簡單的回答是，在十五六世紀以來的歐洲大國競爭中，政府權力受到限製的國家大多崛起為大國，政府權力很少受到限製的國家，雖然一度稱霸於世，卻都不免於衰落的命運。這裏最關鍵的因素在於金融市場的成立。

在前近代社會，經濟以農業為基礎。而農業的生產力隻能產生非常有限的盈餘。政府（主要是王室）即使有絕對的權力對百姓進行盤剝，所能獲得的財政收入也非常有限。但是，在列國競爭的時代，軍事危機不斷。每一次軍事危機提出的財政要求，都遠遠超出了政府那些缺乏彈性的歲入所能承擔的範圍。這時惟一有錢支付這些突如其來的巨大開支的就是商人。於是，各王室為了打仗而不停地向商人借貸。作為貸款的條件，他們把自己在未來幾年的主要歲入都抵押給這些商人。這些商人到時候扮演著包稅商的角色，替這些王室收稅，並把所得直接裝進自己的腰包。有的商人則以貸款換得對一些重要的戰略性資源的壟斷。比如英格蘭的羊毛和那不勒斯的糧食，就經常被抵押給佛羅倫薩的商人。

商人大筆向政府放貸，政府以來年的歲入逐漸償還，這就給金融市場的形成提供了條件。有的政府，除了向大商人借貸外，索性自己發放債券，甚至強製富人們認購。持有這種債券的人，遇到急需用錢的時刻，則以折扣價格將債券賣出換得現金。政府財政狀況好時，不僅可以按時兌現債券的價值，還能支付利息。但當政府財政破產時，債券則如同廢紙。比如麵值100塊的債券，市場價格可能是80塊，也可能不足10塊，會隨著政府的財政信譽而在市場上大幅度波動。這種債券在市場上頻繁交易，實際上和股市交易已經差不多了。現在華爾街上市公司發放的股票雖然和債券不同，但在從金融市場融資這個意義上，與債券大有相通之處。

這種金融市場，無不鑲嵌在具體的政治框架之中。專製君主，如西班牙王室和法國王室，都依賴這樣的借貸。但是，因為這樣的君主權力不受限製，在財政危機時刻動輒廢除自己所欠的債務，借錢不還。那些放貸的商人，在這種情況下則是“秀才碰上兵，有理說不清”，錢收不回來不說，有的甚至還被國王迫害、傾家蕩產。所以，這樣的國王財政信譽非常糟糕，借貸借不到不說，即使借到了，利息也非常高。相反，立憲君主，特別是共和體製的政府，權力受到種種約束，不能輕易賴賬，財政信譽非常好。在戰爭的關鍵時刻，背著巨額赤字仍然能以低息獲得大筆貸款，最終把對手在財政上拖垮。從這種意義上說，財政金融決定著大國的興衰。隻是這種決定性的因素是長期的曆史演進而形成的製度架構，而非個別人在這種架構中的投機。

這一金融市場形成的具體過程，即使簡略概述也需另文。這裏所能交代的是，中世紀晚期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國家，如威尼斯、佛羅倫薩等等，率先發放政府債券；其商人也競相對歐洲君主放貸，實際上是中世紀的華爾街。日後這種北意大利財政，隨著商業擴張北上，影響了相當於當今比利時、荷蘭地區的低地國家，導致了安特衛普、阿姆斯特丹等金融中心的形成。到了16世紀末，這些地區不堪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統治和盤剝，揭竿而起，最終建立了獨立的尼德蘭共和國。

這個共和國的主力，其實就是幾大獨立商業城市。在某種意義上說，尼德蘭共和國的誕生無異於把意大利的城市國家轉化為民族國家，同時保存了城市國家的商業和金融製度，標誌著現代國家的誕生。現代的金融市場、股票市場，也都隨之在這裏崛起。北意大利財政由此轉化為荷蘭財政。1688年，來自尼德蘭的威廉三世突襲英格蘭而成為英王，荷蘭財政也借這一“光榮革命”而傳到英格蘭，和當地的憲政體製融合，最後打造出倫敦這樣的金融中心，也奠定了日後大英帝國的財政基礎。

還原滑鐵盧中的羅斯切爾德

當羅斯切爾德登上曆史舞台時，這種憲政體製下的金融市場已經基本成形。英王室習慣於把國家的一些基本職能外包給商人，並從金融市場中大規模借貸。1756 -1763年，英國靠著自己的借貸能力和商人的服務，打贏了“七年戰爭”。這場戰爭，實際是真正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僅主要歐洲國家都卷入，而且戰場遍及歐洲、美洲、亞洲和非洲。此戰之後，英國基本控製了主要的國際海域，大英帝國對世界的征服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現實，隻有拿破侖的崛起威脅著英國的獨霸。不過，在與拿破侖這場巨人之戰中，同樣是金融財政決定了兩國的曆史命運。

因為拿破侖戰爭的消耗，英國在1793-1815年間的國債增加了三倍，達到7.45億英鎊，是其年度國民經濟總產值的兩倍多。在倫敦的國債市場上， 100英鎊麵值的國債，交易價格從96英鎊一度跌到50英鎊以下，在滑鐵盧的前夜還不足60英鎊。一旦戰敗，投資人將更加懷疑英國政府是否還有本錢償還這麽巨大的債務，其國債價格當然更是不堪設想。

羅斯切爾德是法蘭克福一位成功的猶太商人之子，在1799年才到達英格蘭，並花了大量的時間在高度工業化的英格蘭北部購買紡織品運回德國銷售。他到 1811年才進入倫敦的金融市場。不過，作為後來者，他有著一般的金融家所沒有的寶貴財富。他是一位國際商人，有豐富的經驗和網絡打破拿破侖的封鎖、把英國的黃金偷運到歐洲大陸。另外，他和自古以來的猶太商人們一樣，靠家族關係建立了廣泛的國際銀行網絡。幾個兄弟分別坐鎮倫敦、巴黎、法蘭克福、阿姆斯特丹。

當時英軍在威靈頓的指揮下轉戰歐陸，所有軍需乃至支付給盟軍的費用都需要用金銀貨幣支付。因為戰爭勝負未決，傳統的各種支票紙幣早已失去信譽。是否能拿到金銀，關係到英軍及其盟友的給養和存亡。在這種危局之下，英國政府於1814年 1月委托羅斯切爾德操辦金銀貨幣的轉運，預計的金額相當於60萬英鎊。到了5月，羅斯切爾德給英國政府輸送了價值將近120萬英鎊的金銀，超出預計金額將近一倍，為英軍的勝利奠定了基礎。

1814年4月，被擊敗的拿破侖宣布退位而被流放到意大利的一個小島。但在1815年5月1日，他躲過監視逃回法國，立即獲得舊將們的擁戴，重整旗鼓要複興他的帝國。歐洲重新陷入恐慌。對此，羅斯切爾德的第一反應就是大量購入金銀，以滿足英軍及其盟友的不時之需。1815年他轉手給英政府的金銀價值將近 980萬英鎊，遠遠超出了他一年前籌集的金額。這些生意的傭金一般在2%-6%之間，利潤肥厚。他如此不惜血本買斷金銀，算計的仍是和拿破侖的戰爭將是一場持久戰。但是，在這個關鍵的問題上他失算了。在1815年6月18日的滑鐵盧，拿破侖被決定性地擊敗，羅斯切爾德則守著一大堆隨著和平的到來而迅速貶值的金銀。他準備用這些硬通貨所支付的戰爭已經結束了！

正是在這種危機中，他決定用手中的金銀投資於英國政府的債券。如果考慮到當時英國的國債已經達到了國民經濟總產值兩倍，稍有常識的人就知道這是一場豪賭，而不是勝券在握的“操縱”。他算計的是：戰爭的結束將使英國政府減少借貸，從而導致債券價值的上揚。1815年6月20日晚，英國媒體報道羅斯切爾德大量購入國債，引起了債券價值的上漲。當牛市形成時，包括他兄弟在內的投資人都紛紛拋售以兌現到手的利潤，他則堅持不斷地買進。到了1817年下半年，債券價值上漲了40%，他才出手，獲得的利潤相當於今日的6億英鎊。在這兩年的時間內，他當然不可能操縱情報。他競爭對手的歎服倒是說出了實情：“我們誰也沒有羅斯切爾德在金融操作時那樣強硬的神經！”

“財政國家”與大國崛起

羅斯切爾德的成功，實際上是所謂“財政國家”的成功。這種國家的特點是，在應付危機時不是通過內外掠奪、而是通過在金融市場的借貸，同時為了日後不斷的借貸以及減低借貸的成本（利率），盡力維持政府的良好財政信譽。從尼德蘭共和國到英國的立憲君主，這種“財政國家”屢屢表現出應付危機的彈性。羅斯切爾德比別的投資家更深刻地了悟此道，在關鍵時刻對英國政府的債券有足夠的信心，這是他成功之所在。在滑鐵盧之後，羅斯切爾德家族繼續主宰了歐洲金融半個世紀左右，從債券的購買者變成了債券的發放者。在1815-1859年間，羅斯切爾德家族在倫敦為14個政府發放債券，麵值將近4300萬英鎊。到1836年羅斯切爾德本人去世時，他的個人收入相當於英國國民總收入的0.62%。難怪有人說，沒有羅斯切爾德點頭，在歐洲誰也打不起仗。

羅斯切爾德的故事，並不僅僅是個人的傳奇，更是歐洲國家建設的一個側影。歐洲自中世紀以來，金融體製和貿易網絡是由商人們建立起來的。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國家則是這些商人的製度依托。像威尼斯這樣的城市，甚至崛起為歐洲的一方軍事強權。但是，等到民族國家和專製君主崛起後，這些城市國家就不具備競爭的基本規模，喪失了曆史主導。所幸的是，尼德蘭集合城市國家而打造出民族國家，以其袖珍規模的領土，成為17世紀的世界帝國。這種製度遺產在18世紀的英國進一步發揚光大。要知道，在中世紀歐洲的封建製度中，傳統的統治精英重視土地，視商為末業而恥為之。英格蘭貴族中能出現威靈頓勳爵這樣的將軍，卻沒有羅斯切爾德這種把握國際金融、商業和運輸網絡的人才。他作為一個在德國長大的邊緣種族的商人，迅速進入並主導了大英帝國的財政神經中樞，自然會引起傳統統治階層的偏見，各種陰謀論也層出不窮。但是，他的崛起，恰恰說明了英國政治和社會的開放性。

其實在他之前，英國在“七年戰爭”就依靠著一批出身寒微的商人的優異服務。比如英軍在歐洲大陸戰場的後勤，仰仗的是一位有廣泛貿易及貨運網絡的商人 Richard Oswald，否則將士連麵包也吃不上。甚至在美國獨立戰爭之後，Richard Oswald因歐美貿易的經驗而對北美殖民地有深刻的理解，並和富蘭克林等美國政要是朋友，進而在英美簽署戰後和解的協議中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可見，英國的國家建設雖然伴隨著官僚機構的迅速成長，但在相當一段時期內，政府權力受到議會的製約而無法擴張，政府職能有限，在關鍵時刻把軍事後勤這種國家的關鍵職能外包給了商人，導致了一個階層的崛起，也創造了現代的商業製度。

專製君主並非不想利用由城市國家的商人們經過幾個世紀而造就的金融體係。但是，缺乏製約的絕對權力和必須在各種契約的約束下運作的金融體製格格不入。比如，法國在18世紀用了John Law這樣一位極富金融才能的亡命之徒創造其新財政體係。John Law對荷蘭財政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但他得出的結論是：“一個懂得統治的專製君主，比起權威受到限製的君主而言，更有能力建立財政信譽並獲得低息的信貸。”最後，他大權獨攬，操縱著整個法國間接稅、國家債務、金銀幣製造、路易斯安納殖民地、壟斷煙草進口和銷售的密西西比公司、法國與加拿大的皮毛貿易、法國與亞洲非洲印度的貿易等等。路易十四可以說“朕即國家”，John Law則可以說：“我就是經濟！”

以如此大的權力，John Law要創造一個前所未有的財政機器。他因發行紙幣而被稱為“紙幣之父”。他把路易斯安納殖民地描繪得前景無限，不斷發行股票、操縱市場和信息以維持其股值，創造了人類曆史上的第一個股市泡沫。“百萬富翁”（millionaire）這個詞匯，就是在他操縱的股市飛漲的時代被創造出來的。但是，最終這樣的泡沫無法維持。當泡沫破滅時，法國的金融體製也跟著被摧毀。法國王室的財政破產，成為導致法國大革命的直接原因。

可見，操縱情報、在股市中上下其手的陰謀，雖然在任何地方都可能出現，但是在專製權力的庇護下最容易發生。或者我們可以假設：如果John Law被英國政府所用的話，他可以成為羅斯切爾德；相反，如果羅斯切爾德為法國王室效力，他也許就成了John Law。把羅斯切爾德描述為 John Law式的投機倒把分子，至少是知人而不能論世。

當年的尼德蘭不過是西班牙帝國邊緣的彈丸之地，卻在一場曠日持久的獨立戰爭中，在財政上拖垮了幾乎壟斷了美洲白銀的世界帝國。英格蘭無論比起西班牙還是法國，在資源和人口上也都小得多，甚至頻頻要擔心對方的入侵；但最終卻崛起為“日不落”的世界霸權。自中世紀以來的大國競爭中，我們更多地看到的是資源充沛的大國的淪落和資源相對匱乏的“財政國家”的崛起。惟一的例外大概是美國。但是，美國本質上不過是大英帝國的派生物，其崛起一直也是靠“財政國家”和金融市場的支持才有可能。因為大國競爭所動員的資源，遠超出一國之國界。惟有金融市場才能自如地調動國際資源。看看當今的世界，真正的發達國家無不在這樣的金融體製中運作。《金錢的崛起：世界金融史》對這些問題的把握，還是相當準確的，很值得中國讀者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