睚眥必報的性格注定諸葛亮的悲劇人生

睚眥必報的性格注定諸葛亮的悲劇人生

《三國演義》是一部講謀略的書，這部書中最上乘的謀略家，自是諸葛亮無疑了。他的一生中，在政治上軍事上的主要對手，無非曹操和司馬懿。而這兩位，又是這部書中最會玩弄權術的大師。司馬懿這方麵的水平，在三國中，恐怕是僅次於曹操，但又並不弱於他的一位。

在這場力量對比中，毫無疑義，魏強蜀弱，然而，在才智上，兩軍統帥未必就是如此。但曹操和司馬懿，要比諸葛亮多一份奸梟之心，而諸葛亮自身又有許多難以克服的心理障礙，於是，他在吳蜀聯盟時，能戰勝曹操，而當他獨當一麵，與司馬懿戰的時候，就不得不敗陣了。

從諸葛亮公元207年走出南陽，到公元220年曹操死，他和這位梟雄較量的軍事行動不多，除荊州江陵的大撤退，和緊接著的赤壁之戰外，便是漢中的交手了。關羽樊城大捷而後敗亡的戰役，他在蜀中，鞭長莫及，實際並未參與。而赤壁之戰，那功勞是要記在周瑜賬上的。所以，諸葛亮和曹操打的仗，遠不如和司馬懿打得多。從公元227年諸葛亮出師漢中，司馬懿發兵攻孟達起，兩人便旗鼓相當地角力，到公元234年第五次伐魏，這七年間，蜀未能拓展一寸土地，最後，不戰而敗，死在五丈原。這就是杜甫寫的：“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了。

孔明先生所以六出祁山，勞而無功，很大程度上受製於司馬懿這個強有力的對手。如果不是這個對手，他不是不能打開一點局麵的。但司馬懿不但有謀有略，而且在政治鬥爭中，是個精通權術的大家。否則，司馬氏不可能在曹魏三代君王的統治下，在那些重臣雄將的虎視眈眈下，最後結束三國，實現一統的局麵。

曹操是並不信任司馬懿的，甚至預言過他是一個對曹魏有威脅的人物。但司馬懿察時知世，審勢慎行，進退有度，應對機變，獲得曹丕的信任，也改變了曹操對他的看法。

所以，曹操臨終時，他和曹洪、陳群、賈詡在場受命，當時他排位最末。等到曹丕臨終時，他和曹真、陳群、曹休在場，這時位排第三。曹睿臨終時，他和曹爽、劉放、孫資在場，他已位排首位。在中國這種最具危險性的繼承接班的政治遊戲中，他能曆仕三朝，而且身居高位，始終處於權力的頂巔，能在政治風波中化險為夷，應該說，他是三國末期最出色的政治家。

特別是他在政治上的成熟見解，在軍事上的指揮若定，在皇室國戚、元勳大老間的周旋應付，在權術鬥爭中的高超表演，以及他始終掌握兵權，踞守重鎮，而且有誅孟達，殺公孫淵，與諸葛亮交手的卓著戰功。加上他對於敵手的斬草除根式的狠毒，所以，他雖身受曹魏三朝顧命，但也在他手裏，實際篡奪了曹魏政權。

不過，在他一生中最難對付的，恐怕就是諸葛亮了。

公元234年，是司馬懿最後一次和諸葛亮交手，他不再訴諸武力了，他知道諸葛亮活不多久了，所以寧受孔明巾幗婦人素衣之辱，佯笑受之，也不應戰，可知斯人之城府。他假裝要打，又弄出一個辛毗奉帝命，不讓他打。“亮曰：‘彼本無戰情，以示武於其眾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製吾，豈千裏而請戰邪！’”諸葛亮知道這是假幌子，都是司馬懿的權術。

“亮遣使者至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作為敵手，軍事上的較量，或許不是非常可怕的，因為作戰的結果，無非勝負之別。而他如此關切諸葛亮的個人狀況，隻字不談戰事，第一問他的寢食，第二問他的公務繁簡，看似無關緊要的問題，則是尤其令人生畏的。

孔明所以歎曰：“彼深知我也！”這個“知”，既有棋逢對手的“知己”、“知心”的“知”，也有對其生死大限，一目了然的“知”在內。司馬懿不憚一兵一卒，就可以得到他最盼望的對方主帥身亡的結局。諸葛亮一死，則兵敗，而兵敗，則蜀亡。雖然，誰也逃脫不了死神的魔掌，但諸葛亮卻在加速自己的這個死亡進程，這正是司馬懿求之不得的。

司馬懿說過：“亮誌大則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變)，雖提兵百萬，已墮我畫中，破之必矣！”他在軍事上並不忌畏至此已呈衰勢的諸葛亮，加之對手可以不戰而亡，當然要躊躇滿誌地說這番話了。

當使者回蜀營後，向諸葛亮匯報此行情況時，提到司馬懿講過的話，“食少事煩，其能久乎？”他不能不感慨係之了。因為在一雙盼著你死，可你又沒法不死的眼睛下，在倒數計時度過生命的最後日子，那種內心悲痛，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