闖蕩華爾街
有多少愛可以重來 有多少人值得等待 因我自橫刀向天笑 故我自立馬冷眼瞧
正文
不戰而屈人之兵—美國的全球輿論戰
不戰而屈人之兵—美國的全球輿論戰
作者：熊蕾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主題：不戰而屈人之兵——美國的全球輿論戰
主講人簡介：熊蕾，原新華社對外部中國特稿社副社長，高級編輯。1981年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新聞係，碩士。為1988年美國夏威夷東西方中心傑弗遜學者。長期從事中國新聞對國外的報道，除編發他人的英文特稿外，本人在美國、英國、法國、印度、新加坡、菲律賓、韓國、泰國等幾十個國家以及中國香港特區的報刊發表過政治、科學、文化、社會等各種專題的英文特稿和深度報道數百篇。
以下是這次演講的演講稿：
不戰而屈人之兵
——為美國全球戰略服務的新聞輿論
熊蕾
我多年來從事的工作是向國外介紹中國，讓世界了解中國，力爭一個有利於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國際輿論環境。做這個工作做了25年，隨著我們國家各方麵的發展，我們的國際輿論環境有了很大的改善。國際上願意了解中國的人越來越多。但是另一方麵，國際輿論格局中“西強我弱”的態勢還沒有根本改變。我們仍然不能完全或者完全不能掌握國際輿論的主動。
在美國等西方國家強大的輿論攻勢的影響下，我們相當一些所謂的知識精英學者教授、媒體從業人員，甚至一些政府部門的官員，價值觀念也在和美國趨同。種種事實表明，我們現在有一些有相當地位和話語權的人，唯美國人的馬首是瞻，說不清究竟他們肩膀上長的是美國人的腦袋，還是他們的腦袋長到了美國人的肩膀上。
著名的中國兵法家孫子，早在2000多年前就提出了“不戰而屈人之兵”的觀點。不戰而屈，靠的是什麽？當然有實力的作用，但更有輿論的作用。現在大家都在講軟力量，輿論，媒介，就是一種軟力量。美國的當權者很重視這種軟力量，也很善於運用這種軟力量，很崇尚“不戰而屈人之兵”。
我既不懂經濟，也不懂法律，更不懂戰略，對國際政治或者國際關係也沒有研究。但是從我的切身體驗，我對美國“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做法，很感興趣。所以收集了一些這方麵的資料，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切磋。從我收集到的美國的這些公開資料來看，美國對實現“不戰而屈人之兵”的這個目標的策略手段，相當下功夫研究。其研究的主要成果之一，體現在他們對心理戰的重視和運用上。
心理戰
美國對敵人或潛在敵人的心理戰，開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有了更深入的研究和更多的實踐。在美國當代的軍事行動中，從1991年的海灣戰爭，到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美國都出動了心理戰部隊，並且公開聲稱心理戰在這些軍事行動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美國對心理戰的運用並不限於戰爭或者軍事行動。美國心理戰行動網頁直言不諱地說：
“如今，心理戰行動是美國政府用以確保國家目標的各種政治、軍事、經濟和意識形態活動的一個至關重要的部分。”
那麽，什麽是心理戰呢？
美國國防部對心理戰的定義是：
“有計劃地利用宣傳和其他心理行動，以影響敵對的外國團體的輿論、情感、態度和行為作為首要目的，從而支持實現國家目標。”
對心理戰行動的定義是：
“心理戰行動是有計劃的行動，向外國受眾傳達有選擇的信息和指標，影響他們的情感、動機和客觀推理，最終影響到外國的政府、組織、團體和個人的行為。”
請注意這裏強調的“有選擇的信息和指標”。這是什麽意思呢？美國心理戰行動網頁上的解釋是：
“美國軍事心理戰行動的最終目標是，向外國受眾傳播支持美國政策和國家目標的真實信息，使敵對的、中立的和友好的國家和力量確信，應當采取有利於美國及其盟友的行動。”
這裏邊一個有意思的問題是，美國的“國家目標”是什麽？我們來看看美國人自己是怎麽說的。
1950年4月14日，美國國務院和國防部遵照當時的美國總統杜魯門的授意，向總統提交了一份《美國國家安全的目標與計劃》的報告。當時這份報告被列為絕密。現在解密了，在網上就能查到。報告說：
“一個自由社會的目標是由其基本價值觀念和維持使這些價值觀念繁榮發展的物質環境的需要來決定的。因此，克裏姆林宮對美國的挑戰，無論從邏輯上還是從事實上，都不僅是針對著我們的價值觀念，而且針對著我們保護這個環境的物質能力。這個挑戰既是和平時期也是戰爭時期的，所以我們和平時期和戰時的目標都要考慮這一點。”
針對所謂“克裏姆林宮的挑戰”，報告提出了三點應對原則，包括：
“1、我們必須強大起來，包括在我們的國民生活中肯定我們的價值觀念，在發展我們的軍事和經濟實力方麵，都要強大。”
“2、我們必須領導自由世界建立一個成功運作的政治和經濟體製。隻有得到國內外對我們基本價值觀念的實際肯定，我們才能保護我們的完整，真正挫敗克裏姆林宮的圖謀。”
“3、但是，在肯定我們的價值觀念之外，我們還必須有這樣的政策和行動，就是使蘇聯體製的性質發生根本性的改變，達到這個變化的第一步，或許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挫敗它的圖謀。”
52年以後，2002年9月，美國總統布什提出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開篇就說：
“20世紀自由和極權主義之間的大爭鬥以自由力量的決定性勝利告終——這也是國家成功的唯一可持續模式的勝利：自由、民主和自由企業。”
“今天，美國享有無與倫比的軍事實力和巨大的經濟及政治影響力。在保持我們的遺產和原則的過程中，……我們將打擊恐怖主義分子和暴君，捍衛和平。我們將在大國之間建立良好的關係，保持和平。我們將在每個大洲鼓勵自由和開放的社會，擴展和平。”
從這些陳述中，我們看到了什麽？我們看到的是，雖然從1950年到2002年，在52年的時間裏，世界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是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目標中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並沒有改變。凡是有悖於美國式的社會製度，凡是有悖於在美國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凡是有可能與美國世界霸主地位抗衡的潛在力量，都會被認為是對美國的威脅——不僅針對著他們的價值觀念，而且針對著他們保護這套價值觀念的物質能力。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不能容忍這樣的製度、意識形態和力量存在。這是他們說在桌麵上的話。沒有說出來的呢？那就很難說了。比如，所謂自由民主的標準，並不是確定的。像委內瑞拉的總統查韋斯，明明是民選的，但是他不討美國人的歡心，美國就不容他，他的總統位子就老不安穩。從烏克蘭到中亞，所謂的“顏色革命”幾乎就發生在我們的眼皮底下。這些事件的背後，都有美國的影子。
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規定，要打敗對美國的威脅，“我們必須動用我們軍械庫中的一切工具——軍事力量、更好的國土防禦、執法、情報”等等。但是，他們認為，心理戰作為人類軍械庫中最古老的武器之一，“對戰爭的成功幾乎和人力及武器的使用一樣必要”。
美國心理戰行動網有一個專頁，收集了古今各方名家論心理戰的語錄，也顯示出他們對心理戰的重視。
關於心理戰的重要意義和目標，有這樣一些語錄：
列在第一條的是孫子兵法《計篇》中的：“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
第二條也取自孫子兵法，是《謀攻篇》中的：“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這是拿破倫的話：“世界上隻有兩大力量，劍和心。從長遠來看，劍總是被心所擊敗。”
克勞維茨的話：“心理的力量對卷入戰爭的各種因素有決定性的影響。”“消滅敵人的勇氣和消滅他的軍隊同樣重要。”
這句話不知道是出自誰，但是他們很推崇，經常引用：“俘虜他們的思想，他們的心和靈魂就會跟過來。”
美國將軍格利非茨的話：“敵人的思想和其領導人的意誌，是遠比其部隊的軀體更重要得多的目標。”
美國1987年出版的一本名為《軍事大災難》的書中援引的戈倍爾日記中的一段話，也收集在這些語錄中，挺有意思：
“用不著謀求知識分子的皈依。因為知識分子從來都不皈依，而是永遠倒向強者。就跟大街上的人一樣。因此，給出的理由必須沒有加工的痕跡，明白而有力，能引起情感和本性的共鳴，而不是理性的共鳴。真相並不重要，它完全從屬於策略和心理。仇恨和輕蔑必須針對具體的個人。”
可以說，在如今的信息時代，網絡時代，心理戰的重要性越來越突出。在戰略上，美國心理戰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敵人的思想和其領導人的意誌”。這種戰略上的心理戰，都是國家行為。心理戰就是攻心之戰，攻的是人的思想。這樣的心理戰，是離不開輿論傳播的。
傳播學與心理戰
美國心理戰行動網頁說，“心理戰行動或心理戰，就是了解關於你的目標敵人的一切，他們的信仰，好惡，長處，短處，以及弱點。一旦你知道驅動你的靶子的是什麽，你就可以開始心理戰行動了。”
攻心靠輿論。怎麽造輿論？最好的手段就是傳播。他們認為，“心理戰行動可以從廣義上定義為有計劃地使用傳播手段來影響人的態度和行為……，在目標群體中創立支持達到（美國）國家目標的行為、情感和態度。傳播的形式可以是簡單地通過口頭隱蔽地擴散信息，也可以通過任何的多媒體手段。”
現在傳播學很熱門，我們有很多傳播學專業的設置。傳播學的鼻祖在美國，而傳播學的誕生，就是美國進行心理戰的一個結果。傳播學和心理戰，密不可分。對於如何運用輿論傳播的手段有效地進行心理戰，美國政府和軍方投入了很大力量進行了長期的研究。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針對希特勒德國的宣傳攻勢，美國軍方拿出了大筆研究經費，動員了社會學、新聞學、心理學、公關學等各方麵的專家進行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這就是傳播學作為一個專門學科的建立。現代大眾傳播學理論公認的奠基人，韋爾伯·施拉姆，40年代初在華盛頓任戰爭情報處和事實數據處處長，他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用美國軍方的研究經費，為進行心理戰而建立起大眾傳播學的。所以我們說，傳播學的創立，是美國心理戰的一個直接成果。戰後施拉拇在美國伊利諾斯大學建立起傳播係，在1950年招收了第一個傳播學的博士生。傳播學自此成為一門新興學科，越來越熱。
對心理戰行動的運用，美國有具體的要求，就是：
樹立有利於美國及盟國的形象；
向目標受眾提供信息，使其按美國的意願思考；
擴大展示實力的效果；
評估民意；
使敵方受眾有行動的選擇，也就是勸降；
克服傳播中的各種障礙，如新聞審查、文盲或幹擾阻斷等；
瓦解敵方士氣，削弱其鬥誌；
利用民族、文化、宗教或經濟的分歧；
支持欺騙行動。
這些對心理戰行動的要求，決定了美國從事心理戰行動的人員的條件：他們必須是大眾傳播的行家，能以印刷媒體、視聽媒體和多媒體等各種媒介進行傳播或者說宣傳，並達到心理戰行動所要求的效果。
在美國，從事心理戰的組織和人員，數量很難估計。公開的資料隻提到美國軍隊的現役心理戰部隊——第四心理戰群，它的總部在北卡羅來納州的布來格堡。我1988年去美國國防部訪問過，得知當時在五角大樓工作的軍隊和文職人員有2萬3千多，其中專門做公關的有5000多人。所謂公關人員，其實就是和心理戰行動有關的輿論傳播工作，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政治宣傳工作。這裏需要指出的是，美國政府和軍方的機構中，並沒有專門的政治宣傳部門，盡管他們實際做的工作和我們概念中的政治宣傳工作沒有什麽兩樣，他們也絕不標榜他們做的是政治宣傳工作，而且非常回避宣傳這個概念。為什麽？因為在美國和西方的文化中，政治宣傳是個貶義詞，會引起公眾心理上的極大反感。他們把所有自我標榜做宣傳工作的人都等同於希特勒，等同於納粹德國的戈倍爾，也就是等同於欺騙，從內心裏拒絕接受。可是他們接受公關、接受心理谘詢的概念。這種心理在今天我們中國的社會上也很普遍。好多人對政治宣傳很抵觸，很逆反，不願意接受。根據傳播學原理，如果受眾對你的傳播有了先入為主的反感，你的傳播就很難收到任何效果。任你怎麽說，他反正不信。而對傳播，對公關，受眾這樣的逆反心理相對來說要小得多。另外，作為傳播者，一說是在宣傳，自己主觀上就難免居高臨下的態度和生硬的灌輸方式，這也會影響傳播效果。而如果說是做傳播，做公關，他就不由自主地站在和受眾平等的立場，想方設法說服受眾接受自己的推銷，傳播效果會比宣傳好得多。所以，美國的政治宣傳工作，是按著傳播學的方式和理念來做的。他們詆毀我們發布的消息，就用一句話：那是共產黨的宣傳！我們發布消息的可信度和實際效果，就會大打折扣。
除了美國軍隊的心理戰部隊和五角大樓的公關人員，美國新聞媒體也是美國政府輿論攻心的重要工具，在美國的心理戰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美國政府主辦的“美國之音”，是美國心理戰行動的當然參與者。另據西方媒體揭露，美國有線電視網CNN與美國軍方配合也很默契。第四心理戰群有一個專門的“業內培訓”，就是在CNN總部進行的，由心理戰部隊選派軍人到CNN總部，作為正常雇員參加新聞報道工作。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中，美國軍方讓記者“嵌入”一些參戰部隊做報道，更收到了為這次戰爭大造正麵輿論的積極效果。當時，他們把600多名記者嵌入美英聯軍中。調查表明：嵌入記者的新聞報道比非嵌入的報道對軍方說好話的更多，報道更正麵，對軍方人員傳達出更大的信任感。
作為中國新聞媒體，嵌入式報道並不新鮮。我們的軍事記者可以說曆來就是嵌入在部隊裏的。為什麽在美國就引起很大的注意？那是因為，我們公開聲明，我們的新聞是黨和政府領導的，而美國的新聞，則標榜自己是自由的，獨立的。現在，你的媒體從業人員嵌入到軍事行動部隊裏，你的新聞報道還能自由獨立嗎？我從美國的幾個研究報告中讀到的結果是，很難。除了《紐約時報》采用嵌入式報道在其戰爭報道中不到40％以外，其他美國有影響的印刷媒體，其戰爭報道的一半以上來自嵌入記者，《今日美國》更達到百分之百。這樣的報道營造的戰爭輿論，很明顯是有利於美國政府和軍方的。
協助美國政府和軍方進行心理戰的另一支重要力量，是好萊塢。美國軍方沒有自己的電影製片廠，像我們的八一電影製片廠那樣，也沒有我們那樣齊備的部隊文工團。但是，五角大樓和好萊塢的關係極其密切。據美國一位軍事史學家披露，美國軍方與好萊塢的合作關係已有100年的曆史。軍方與好萊塢的互動，創作出700多部故事影片，包括不少我們熟悉的所謂“好萊塢大片”，樹立了眾多生動的美國男女軍人的正麵形象。這些形象，從《巴頓將軍》到《拯救大兵瑞恩》和《珍珠港》，無不張揚著一種頗具個性的英雄主義。而且似乎滿足了不同時代美國官方的需要。比如，70年代到80年代，好萊塢推出了一大批以越戰為背景的銀幕上的美軍英雄，從《第一滴血》到《蘭博》、《野戰排》，不了解曆史的人看了那些電影，還以為美國在越南打的多麽漂亮，忘記了美國深陷越戰泥潭，不得不在1975年從越南撤兵的曆史。這些影片，不僅能鼓舞美軍的士氣，也使美國公眾從越南戰敗後的低迷狀態走出來，重新振奮了精神。可是好萊塢在這樣做的時候，我們從來沒有聽到什麽“愛我美國，振興美國”之類的口號。90年代，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在國際社會呼風喚雨。而這時好萊塢又推出了《阿甘正傳》、《拯救大兵瑞恩》等宣揚美國軍人人道主義形象的影片。這些影片，很少政治說教，藝術感染力極強，他們對“樹立有利於美國及盟國的形象”能起到什麽樣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輿論導向
輿論攻心，導向的作用自然非常重要。在美國，我們極少聽到輿論導向的說法。但是仔細觀察一下，他們的輿論，尤其在一些重大國際問題上的輿論，是相當一致的，沒有什麽本質的差異。比如，我們很少能夠在美國媒體上看到有關古巴的積極正麵的報道。所以，有一個在中國新聞媒體工作多年之後又到美國和加拿大去學習傳播學的朋友說，美國媒體的輿論一律，和我們的輿論一律其實也不相上下，隻不過他們在輿論一律的時候，還是標榜著新聞自由。而在他們輿論一律的背後，就有無形的輿論導向。那麽，在美國，承擔輿論導向的主體是誰呢？
如果我們分析一下美國新聞媒介的消息源，我們就不難發現，美國新聞報道的消息源，一半以上來自美國政府機構，其他則來自有權勢的利益集團和企業。所以，承擔輿論導向的主體，是美國當權者。他們並不說讓新聞媒體擔任他們的喉舌。但是他們以提供新聞的方式，使他們的觀點通過新聞媒體影響公眾，左右輿論。這種導向和我們的區別，用我那位朋友的話來說，就是，我們中國的輿論導向靠的是控製，控製輿論和媒體，而美國當權者的輿論導向靠的是操縱，操縱輿論和媒體。
美國官方的這種輿論導向，在危機時刻尤其明顯。在這種時刻，他們的高層官員往往親自出馬。
2001年9月11日美國紐約世貿中心和華盛頓五角大樓遭到恐怖襲擊後，美國總統布什馬上發表談話，說，這種恐怖行為是“對自由和民主的攻擊！”“美國進入了戰爭狀態！”“美國要向恐怖主義宣戰！”這就馬上給這個事件定了性。而官方的調子，立刻成了新聞媒體的標題和報道基調。我們所看到的美國各主要新聞媒體對9·11事件的報道，基本上都是這個調子：
“開始對付這樣的人隻有一個辦法，就是你得幹掉他們，即使他們沒有直接卷入這件事。”（CNN，9月11日）
“對這種不可想象的21世紀的珍珠港事件的反應應當簡單幹脆——殺掉那些雜種。衝他們的眉心給一槍子兒，炸得他們粉身碎骨，如果需要的話毒死他們。至於那些庇護這些蠕蟲的城市和國家，把它們炸平了拉倒。”（《紐約郵報》，9月12日）
“被一種正義的憤怒激發起來的美國向來是正義之師。支持本·拉丹那樣的人的國家需要狠揍。如果我們蕩平了一部分大馬士革或者德黑蘭或者隨便哪裏，那隻是解決了一部分。”（《華盛頓郵報》，9月13日）
“對阿富汗實施核打擊的時候到了。”（《裏士滿時報快遞》，9月13日）
“現在不是講究把直接卷入這次恐怖襲擊的具體的人找準的時候。……我們應當侵入他們的國家，殺掉他們的領袖，讓他們皈依基督教。我們過去就沒有拘泥於隻找出希特勒和他的高級軍官加以懲罰。我們對德國城市進行了地毯式轟炸；我們也殺了平民。那是戰爭。這也是戰爭。”（《國家評論在線》，9月13日）
在美國當權者的引導下，這些報道和評論，把美國烘托成正義的化身，也堂而皇之地把美國帶入了向恐怖主義宣戰的戰爭狀態。既然是戰爭狀態，而且是理直氣壯地打恐怖主義，“捍衛自由和民主”，那還不是全體人民同仇敵愾？在這種情況下，誰要發出異樣的聲音，那可真是大逆不道。所以，從這些報道看，美國官方在9·11之後的輿論導向，相當成功地凝聚了美國的人心，很快地把老百姓的情緒統一到政府和當權者所希望的軌道上。
有一個材料說，2003年伊拉克戰爭期間，美國國防部用15種文字總共發了350萬字的新聞稿。這也顯示了美國軍方引導輿論的力度。
美國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也非常重視影響輿論，經常在媒體上露麵解釋政策。這是美國國防部網站上公布的他在2002年8月21日到9月19日期間參加的媒介活動，有接受不同電視網和通訊社記者的采訪，也有一些會議、會見和演講的消息。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對不同電視網和媒體的采訪，他是分別進行的。這樣頻繁的活動，想不對輿論產生影響，都辦不到。
這樣的輿論導向，尤其是危機時刻的輿論導向，有什麽作用呢？
首先是影響美國新聞媒體的議程設置。在美國的媒介上，我們看不到“輿論導向”之類的話。可是美國政府領導的想法卻幾乎都能通過新聞媒體體現出來。他們不是用行政命令來讓媒體聽命於他們，他們完全是通過向媒體和公眾提供他們想提供的情況和觀點，來左右輿論。拉姆斯菲爾德9·11之後在媒體的頻繁亮相，就是典型的例子。在所有這些亮相中，媒體對他的報道都是有實質內容的，甚至是有個性的，這就很容易打動受眾。
其次，影響國會和政府的議程設置。媒體的輿論聲勢造足了，國會就會通過他們想要的東西。比如國防預算的增加。比如2001年10月美國國會匆匆通過的《愛國法案》。這個法案賦予執法機構很大的權力，包括對可能無辜的嫌疑人做有罪推定，不經任何程序就可以拘捕嫌疑人等。但是它沒有經過充分討論或辯論就得到了通過。
第三，影響美國公眾的政治傾向。從海灣戰爭以來，美國公眾的政治傾向可以說急劇右轉，美國在海外的軍事行動總能在美國國內的民意測驗中獲得很高的支持率。像2003年打伊拉克，在國際上有很多不同意見，但是國內的支持率仍高達半數以上。現在，打伊拉克4年，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才出現了較大規模的反戰運動。
第四，不僅影響美國新聞媒體的議程設置，也影響了全世界新聞媒體的議程設置。包括我們中國的很多媒體，幾乎也是這樣。轟炸阿富汗了，炭疽病了，巴以衝突了，要打伊拉克了，幾乎美國一刮風，我們這兒就下雨。造成很多新聞媒體甚至政府官員，都圍著美國的思路轉。
關於美國的輿論導向，還有一點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他們的憂患報道。美國現在已經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人們普遍認為它的軍事力量現在是世界上最強的，沒有什麽對手。可是他們卻常常報道說，美國空軍的防禦如何需要更多的經費來更新、增加情報、監控和偵察設備；美國軍隊對打城市戰爭如何毫無準備，缺乏成功地進行城市作戰的能力。這樣的文章和分析，一方麵會提醒美國軍人時刻意識到自己的不足，不斷提高，另一方麵，就像會叫的孩子有奶吃的道理，他吃得再飽還是喊餓，喊的結果，就是社會的關注，政府和國會都給他撥款。美國的防禦戰線遠遠超出他們的疆界，達到歐洲、中東。可是他們還是在大喊大叫他們的安全有問題，喊來了NMD，喊掉了束縛他手腳的《彈道導彈條約》。是不是也有迷惑對手的作用，就不好說了。
比較一下美國受到打擊、挫折之後媒體反應的措辭與我們在這種情況下的措辭，我覺得很有意思。美國受到打擊，如9·11這樣的打擊之後，毫不遮掩地說：美國憤怒了！美國人被激怒了！而我們，遇到類似售台武器這樣的事，最常聽到的一句話是：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從對外傳播的角度來看，告訴人家我的感情被傷害了，誰在乎？這種傳播就很無效。而從鼓舞士氣的角度看，表示一個國家的憤怒更積極呢，還是表示一個國家的感情受傷害了更積極？
媒體的自覺
美國新聞媒體在參與心理戰行動方麵，或者說在為美國的全球戰略服務方麵，不完全是被動的，而是相當自覺。這是美國新聞媒體特別值得我們學習的一點。雖然並沒有什麽主管部門命令他們，要求他們，告訴他們什麽可以報什麽不可以報，但是他們好象有一種與生俱來的維護美國國家利益的自覺性，使他們成為國家利益的“看家狗”或“守門人”。
有人會問，美國不是有新聞自由嗎？美國的媒體不是可以批評自己的總統和政府官員嗎？對這個問題，需要分析。不錯，美國確實有一個憲法第一修正案，以法律的形式規定了新聞自由。但是，具體操作起來，有很多限製，比如不得誹謗他人的限製，不得泄漏國家機密的限製，等等，所以實際上，那種自由度，並沒有我們很多人想象的那麽大。他們對總統和政府官員時有批評，但是這些批評，很多帶有黨派政治鬥爭或利益集團的背景，而且無損於甚至有利於美國的國家利益，有利於塑造美國的國際形象。比如，當年在中美兩國政府就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進行雙邊談判時，中國方麵對談判的情況常常是守口如瓶，中國媒體的報道基調則充滿了對加入世貿組織的向往。反觀美國媒體，卻不斷發出鼓噪，生怕中國占了什麽便宜。他們死盯著雙方談判的進程和內容，及時報道中國在哪些地方仍沒達到美國的要求。這樣的批評，對美國政府來說，應該是有益無害的，因為這種表麵上針對美國政府的批評，其實對中國保持了一種輿論壓力和主動，使美國“得了便宜還賣乖”。美國政府也可以運用這樣的輿論批評來增加他們同中國談判的籌碼。
美國的新聞媒體雖然都標榜自己獨立於政府和黨派，或各有其政治傾向，但是在捍衛、伸張美國的國家利益上，他們，尤其是發行量、收視率排在前列的那些主流媒介，不約而同地非常一致。綜觀美國兩百多年的曆史，從最初的東部十三州擴張到西海岸，奪走墨西哥260萬平方公裏的土地，把印地安人幾乎趕盡殺絕，吞並太平洋中的島國夏威夷，這短短200多年的曆史其實是相當血腥的。有人統計，美國獨立230年以來，發動過240次戰爭。所有這些侵略擴張行為，大都獲得了美國媒體的輿論支持，都被媒體說得冠冕堂皇，充滿正義。80年代出的美國電影《與狼共舞》，是印地安人在美國兩百多年的曆史上第一次以正麵形象出現在美國銀幕上。所以，我們在看美國新聞媒體的時候，不能光看到他們所謂“自由”的一麵。好象我們不能報、不讓報的東西，他們能報，他們就自由。就拿當年的越戰和現在的伊拉克戰爭來說，美國媒體出現批評的聲音，大都是在戰爭的進程和結果與美國眾多人的意願相違背，越拖對美國的國家利益越有害的時候才出現的。在戰爭順風順水的時候，媒體的批評就極少極少。媒體的批評，基本上不會違背美國的根本利益。美國曆史上的媒介精英的確都很懂政治，也很講政治。他們最大的政治，就是國家利益。他們捍衛國家利益的自覺性，要比我們中國很多媒體強得多，手段也高明得多。
美國媒介精英的代表人物之一，創辦《時代》周刊的亨利·盧斯曾公開說明，辦新聞周刊，是為了“宣傳美國思想，振奮美國精神”，“使美國精神席卷全球”。早在1920年，22歲的盧斯就在給耶魯大學校刊寫的一篇文章中鼓勵他的同代人“燃起民族自豪感和民族精神”。他寫道：“當我們在20年後講到‘美國’時，願這偉大的名字在全世界至少意味著兩點：第一，美國利益應當受到尊重，美國公民有權在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貿易和生活，無論美國的商人走到哪裏，他們的經濟理想都得到承認；第二，但凡有國際爭端，都可指望美國來協助解決……”
後來，《時代》周刊果然從一家默默無聞的雜誌，發展成為美國統治階級最有權威性的代言人之一，對美國政治有著不可低估的影響。
一個22歲的青年就有這樣的抱負，而且將它付諸實施，不管其出發點如何，政治主張同我們怎樣不同，我覺得還是很值得我們敬佩的。今天的《時代》周刊繼承了盧斯對美國的忠誠。美國“9·11事件”一周年時，《時代》周刊出了一期九一一專輯，其中刊登了一篇文章 ，題為《通向巴格達之路》。文章支持美國對伊拉克發動戰爭，並表達了其主要的理論依據，就是：隻要世界上還有不民主的國家，那麽這些國家就會成為恐怖分子的支持者。因此，美國打他們，就是打擊恐怖主義勢力。該文認為，美國已經改變了阿富汗政權，其他國家如沙特，埃及，巴基斯坦，伊朗和巴勒斯坦政權，都應該改變。
“說服、改變、影響”
美國人經過多年的研究，將心理戰的原則濃縮成三個英文詞，就是：“說服、改變、影響。”他們把這三個詞作為心理戰的行動指南，放在心理戰部隊的徽標上。這是他們心理戰部隊的徽標，周圍這三個詞就是“說服，改變，影響”。中間這個馬頭象征著特洛伊木馬，意味著打入敵人心髒。美國軍方的解釋是，它代表“以出乎意料的方式行動和在各種類型的戰爭中施加影響的能力”。閃電和劍表示速度和在任何地方實施打擊的能力。
說服、改變、影響的實例很多，但是時間關係，我今天挑選其他一些例子來看看。
例1． 無處不在的愛國主義教育。
美國不象我們中國那麽盛行不知給誰看的標語口號。美國人也不把愛國主義教育老是掛在口頭上。
可是，他們的愛國主義教育卻無所不在，而且無聲無形，潛移默化。
他們最大的愛國主義教育的課堂，就是首都華盛頓。
從傑弗遜紀念堂、林肯紀念堂、朝鮮戰爭紀念碑、越南戰爭紀念碑、阿靈頓公墓到華盛頓紀念碑、國會山，美國人可以盡情在這裏緬懷他們的開國元勳和為捍衛美國利益而捐軀的人們。
沒有人大張旗鼓地介紹這些地方所傳達的政治信息，也沒有新聞媒體動員人們上這裏來受這樣那樣的教育。但是美國乃至世界各地到這裏來的人川流不息，其中乘坐各種大巴成群結隊地來這些地方參觀的中小學生，更是引人注目。
這些地方，都刻有名言或警句。在這些紀念性建築物或雕刻的莊嚴氣氛烘托下，這些名言警句似乎也有了生命，令人印象深刻。
在阿靈頓公墓，環繞肯尼迪墓的石牆上刻著的這位遭到暗殺的美國總統生前講過的一段名言：
“所以，我的美國同胞們，不要問你們的國家能為你們做什麽，問一問你們能為自己的國家做些什麽；我的世界居民同伴們，不要問美國將為你們做什麽，而是問一問我們一起能為人類的自由做些什麽。”
這話講得的確精彩。煽情，而且是不著痕跡的思想引導。
例2．美國之音的一條消息。
這則報道是美國之音記者1997年6月5日所發，全文如下：
人權組織“自由之家”表示，中國政府加緊鎮壓中國的地下基督教，鎮壓包括監禁和折磨，“自由之家”上個月在中國五個省秘密會見了地下基督教的成員，加拿大多倫多基督教學院的馬歇爾教授是這批“自由之家”專家人員的領隊，他說，1994年開始中國當局對基督徒的鎮壓活動在一年前升級了。馬歇爾說：“人們對我們說，現在對地下教會成員的普遍處罰是三年勞教，地下教會的牧師或領導人初犯時可能被處以這樣的刑罰。”據保守的估計，中國信奉基督教的人大約有五千萬，這個數字是1990年估計的數字的三倍。他認為這個數字的爆炸性增長可以解釋為什麽當局最近大規模鎮壓基督徒。馬歇爾說，這是在中國唯一一個遍布全國各地的組織，這個組織不受官方控製，中國政府非常害怕任何不在官方控製之內的活動在全國展開。
仔細分析一下，我們會發現，這條消息中很多信息並不紮實確鑿。比如：
“1994年開始中國當局對基督徒的鎮壓活動在一年前升級了”， 究竟是哪一年？可以是93年，也可以是94年，還可以是96年。
中國信奉基督教的人5千萬，是否都是地下教會的？沒有說。但是這個數據具有強烈的暗示效果。
“他認為，這個數字的爆炸性增長可以解釋為什麽當局最近大規模鎮壓基督徒”一句，是一個不知道來源的估計數字的爆炸性增長，報道沒有說明這個估計數字的增長是否涉及地下教會，但是馬歇爾依此作出的推斷“暗示這個爆炸性增長是屬於地下教會的”。
最後三句話組合在一起，起到暗示其因果關係的作用。但是仔細想一下就會知道這個因果關係是不存在的。
可是，聽這條報道的人，不可能有時間做這樣的分析，而且由於報道似乎每一句話都有出處，給人的感覺就很客觀，容易讓人相信。相信什麽呢？就是這樣的印象：
（１） 中國的地下教會在爆炸性增長；
（２） 中國政府對它的鎮壓行動急劇升級；
（３） 千百萬基督徒正麵臨嚴厲處罰。
怎麽樣用最少的信息去最大限度地改變人的想法，這是一門技巧性非常高的信息深加工技術，也可以稱之為改變別人思想的技術，從以上的分析我們看到，美國之音的這個技術應用得非常成功，在這短短300字的報道中用到的技術有：暗示、邏輯圈套、對語句進行模糊處理、似乎無心的遺漏、對常識的巧妙應用以及看上去象是無意識的錯誤等等。
一位海外人士指出，美國之音其實是非常關心自己的聲譽的，在科技、經濟、文化等大量中立的消息上做到忠實報道，不做任何直接威脅自己聲譽的事，即使在進行信息深加工時也以不直接損害自己的聲譽為原則，不使自己陷於尷尬的境地。這樣長期積累了‘公正’形象，如此這般，在關鍵問題上就可以最大限度地發揮影響力。
“利用宗教”的分歧，確實是美國心理戰行動的要求之一。美國之音這篇報道，也確實把新聞報道的主觀選擇性和反觀客觀性之間的關係吃得很透，玩得純熟，讓受眾在不知不覺中，就中了他們設好的套。那位海外人士對美國之音這條消息能夠成功地誤導受眾的原因也分析得很正確。就是這種誤導，必須建立在多年積累的在受眾當中的可信度的基礎上。如果沒有這種可信度，它就不可能有誤導受眾的影響力。正如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心理戰案例教科書上所說的：
“如果給一個人正確的信息給7年，那麽在你認為必要時，他可以在第8年的第一天就相信不正確的信息。你首先要建立起你的宣傳的可信度和真實性，說服敵人信任你，即使你是他的敵人。”
例3．藍登書屋的一本書。
這本書，就是美國藍登書屋1994年出版的《毛澤東的私生活：毛澤東私人醫生李誌綏回憶錄》。這本書被當成近距離了解毛澤東和中共高層政治生活的信史，在海外影響極大。盡管書中所回憶的內容，很多活著的當事人都說是編造，但是他們說明李誌綏編造事實的回憶，卻根本無法與李誌綏那本書的影響抗衡，就連國內很多人，也寧可相信那本書，而不相信對它的駁斥。
在這裏，我沒有足夠的證據確認這本書是美國對中國的一個心理戰行動，但是可以確認的是，它完全達到了心理戰行動的效果。很多通過各種渠道看了這本書的中國大陸讀者，一個共同的感受就是，這本書，使他們“對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的信仰完全破滅了”。讓一個國家的公眾對當政者和國家的領袖人物產生懷疑，離心離德，不正是心理戰行動所謀求的最大目標之一嗎？
而且，這本書有著相當耐人尋味的背景。
有未經證實的消息說，1988年，李誌綏初到美國時，曾經跟人說過，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光，就是在毛主席身邊的那些年月。他開始寫回憶錄後，最初的兩稿均被出版社否定。否定的原因，就是他筆下的毛澤東的形象，不符合美國出版商的要求。
如果以上的情況不足為信，那麽下麵的事實則是確鑿無疑的。
首先，李誌綏作為一個隻會用中文寫作的中國人，卻需要別人把他的中文草稿譯成英文，再由母語為英語的美國漢學家潤色甚至改寫，然後出版一部以英文為母本的回憶錄。一個人的回憶錄不能以自己的母語為母本，這是一個很奇怪的事。後來出版的這本書的中文版，都是以英文版為藍本。
第二，據李誌綏在英文版中開列的致謝名單，除了兩位給他寫英文的捉刀人，包括一個華裔教授和一個老美，藍登書屋另派了9個人幫助此書的寫作。此外，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美國所謂的著名“中國問題專家”黎安友“自始至終參與了本書的出版”，並為他撰寫了前言；參加評審英文稿的還有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密歇根大學、夏威夷東西方中心的一批中國問題專家以及心理醫學和人類學家，包括麥克爾·奧克森伯格、羅德裏克·麥克法加爾等八、九位。一個醫生的回憶錄動用這麽龐大和高規格的陣容，所為何來？李誌綏有所披露：這些專家“將我的回憶與寫過毛的那些人的其他記述加以對照”，“使這本書能夠為非中國讀者所理解”。
其結果就是，李誌綏參與了很多身為保健醫生的人不可能參與的政治決策，包括他就任毛澤東保健醫生之前就召開的中共八大，以及廬山會議、尼克鬆訪華等等。
第三，藍登書屋號稱世界最大的普通英文圖書出版公司，長期致力於出版美國和世界最優秀作家的文學作品。藍登出的書獲得的文學獎和圖書獎，比其他任何出版社都多，包括諾貝爾文學獎、普利策獎、美國全國圖書獎和全國書評獎等。沒有出版過任何作品的李誌綏，連作家都談不上，更不要說“優秀作家”了。這樣一個世界知名的出版公司如此興師動眾給一個名不見經傳的醫生出書，這裏麵應該是很有奧妙的。
例4．大張旗鼓地紀念朝鮮戰爭50周年
每年5月的第三個星期六，是美國的武裝力量節。2000年的武裝力量節，我恰好在華盛頓開會，趕上他們開放安德魯斯空軍基地並舉行航空表演，使館的朋友帶我去參觀。我在好多展台上看到了一些傳單，介紹並號召人們參加紀念朝鮮戰爭50周年的活動。我看了那些傳單，驚訝地發現，美國正在準備一場規模很大、持續3年的朝鮮戰爭紀念活動。這在美國是前所未有的。
朝鮮戰爭是1950年爆發的。由於美國並沒有打贏這場戰爭，所以當時回到美國的大兵們，沒有像以往出國作戰凱旋時那樣受到歡迎，而是長期默默無聞。以至多年來，朝鮮戰爭在美國被稱為一場“被遺忘的戰爭”。
但是，到了80年代中期，這種情況開始有所改變。美國國會在1985年通過了在首都華盛頓建造朝鮮戰爭老兵紀念碑的決議。80年代末90年代初，隨著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垮台和蘇聯的解體，美國主流媒體開始將這場戰爭描繪為抵製共產主義傳播的“正義之戰”。1992年，時任美國總統的老布什親自為朝鮮戰爭紀念碑奠基培土，1995年7月27日，朝鮮戰爭停戰協議簽定43周年時，這座花園式紀念碑正式落成。
這個紀念碑隔著林肯紀念堂和越南戰爭紀念碑遙相呼應，同樣以光可鑒人的黑色大理石幕牆為主。牆邊的草坪上，豎立著十幾個成散兵隊形的真人大小的美國軍人雕像。他們一個個神情嚴峻而堅毅。雕像前的地上，刻著這樣幾行字：
“我們的國家向她響應召喚去保衛一個他們從不知道的國家和他們從未謀麵的人民的兒女們致敬
1950-朝鮮-1953”
在旁邊的黑色大理石幕牆上，則刻著一排醒目的大字：“自由不是沒有代價的！”
接下來的一片幕牆上，是許多美國士兵的肖像。園區內還刻著當時參加所謂“聯合國軍”的各國的國名。
為紀念朝鮮戰爭50周年，美國國會授權國防部組織美國朝鮮戰爭50周年的紀念活動，國防部為此專門成立了朝鮮戰爭50周年紀念委員會。紀念活動從2000年6月25日——戰爭爆發整整50周年那一天——開始，一直持續到2003年11月11日結束。
這個委員會的網站和它所發的各種宣傳材料說，紀念活動的舉辦宗旨是，“向朝鮮戰爭老兵及其家人表明，一個知恩圖報的國家記住了他們50年前所做出的貢獻和犧牲”。此外還要“使美國公眾對朝鮮戰爭的教訓、曆史和遺產有一個更清楚的了解”，並且“告訴未來的世世代代，美國軍方為維護世界和平和自由對國家的貢獻”。委員會的一份文告稱，該委員會已經組織了很多活動向朝鮮戰爭的老兵及其家人表示感謝和敬意。
在美國國會和政府的支持下，美國各軍兵種連手舉辦各種紀念活動，同時號召全國各地和各種社會團體、機構、學校積極參與並組織更多的紀念活動。這些活動的主調是：朝鮮戰爭是“在聯合國旗幟下打的第一次戰爭。由美國領導的來自22個國家的聯合國軍隊使共產主義陷於停頓。我們那些老兵50年前所做出的犧牲拯救了一個國家使之免受共產主義的奴役，並幫助創造了它今天所享受的和平和民主自由”。
對於各地應開展什麽樣的活動，紀念委員會有很具體的建議，如：舉行隊列表演或遊行，出版對某一兵種、部隊、戰艦或軍事行動專門介紹的小冊子，表演當時的音樂劇和戲劇等；穿著朝鮮戰爭時期的軍服遊行，請老兵講戰爭故事，安裝一個朝鮮戰爭時期飛機的50年密封艙，讓朝鮮戰爭老兵的後裔在2050年到2053年開封；以朝鮮戰爭作為畢業典禮、比賽乃至舞會等節慶活動的主題，用朝鮮戰爭的領導人、英雄和戰役來重新命名街道和建築物，組織誌願者訪問朝鮮戰爭老兵，種紀念樹；辦各種類型的展覽，收集並展出朝鮮戰爭老兵的照片、紀念品、書信和日記；鼓勵圖書館展出以朝鮮戰爭為主題的書；複製當時的宣傳畫、照片、標語等創辦一個“朝鮮戰爭走廊”；展示朝鮮戰爭的飛機模型；組織學生去朝鮮戰爭培訓場所、博物館和紀念地，了解老兵做出的犧牲與成就，鼓勵他們去參觀軍事設施，討論朝鮮戰爭的意義及其與當今世界的關係；出版以朝鮮戰爭為主的問答和填字遊戲；就軍事戰略、聯合國聲明和經濟或政治決策等重大問題開辯論會、研討會。委員會要求，各部隊代表參加社區或州朝鮮戰爭紀念委員會的代表不僅要積極參與其事，而且要始終身著製服以強化軍人身份。與此同時，該紀念委員會開了專門網站，便於公眾了解和參與紀念活動。
2000年6月25日下午4點至5點半，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朝鮮戰爭紀念碑附近，舉行了朝鮮戰爭50周年紀念活動開幕式。開幕式由當時的美國國防部長科恩主持，克林頓總統做主題發言。應邀出席的有韓國駐美國大使, 參加過朝鮮戰爭的老兵，和當年到戰地為美國大兵表演過的歌星等。開幕式上有直升飛機和朝鮮戰爭時期飛機的飛行表演，克林頓還向朝鮮戰爭老兵紀念碑獻花圈。
朝鮮戰爭50周年紀念委員會的方網站分為紀念活動的參與夥伴（我們叫主辦單位）、主要活動、曆史、教師參考、英烈館、圖片、新聞通訊、專訪等專項或專門網頁。
進入人物專訪頁，你點擊誰的圖像，就會看到對他的專訪全文。所有專訪頁的上部，都有這麽一行字：“記住朝鮮戰爭的老兵；記住‘自由不是沒有代價的’”。
在美國朝鮮戰爭老兵委員會的網站主頁，寫著這樣的話：“一場被遺忘的戰爭的被遺忘的士兵不再被遺忘了！”“你不僅‘沒有被遺忘’而且你受到了高度的讚賞”。
特別使我震驚的，是一本叫《鵝卵石》的雜誌。它的宗旨是“發現美國曆史”，發行對象是小學三年級到初中二年級的學生，也就是9歲到14歲的孩子。它在1999年的秋季，也就是美國的全國性紀念活動開始之前，就和美國國防部合作，出了一期圖文並茂的朝鮮戰爭專刊，用兒童易懂的語言，從方方麵麵介紹了朝鮮戰爭。這一期的開頭，是主編瑪格瑞特·喬裏安寫的編者按：
“多年來，朝鮮戰爭（1950-1953）被稱為‘被遺忘的戰爭’。這場戰爭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1941-1945）和隨後很快發生的越南戰爭（1954-1973）之間，曆史學家和美國人民往往都忽視了朝鮮戰爭。
“朝鮮戰爭是在國家間有著巨大的不信任的時代發生的。曾經一度是盟友的美國（一個民主國家）和蘇聯（一個共產主義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彼此發生了摩擦。它們意識形態的不同導致了一個政治緊張和軍事對抗的時期，被稱為冷戰。雖然技術上相安無事，但是兩個國家都以為會有武裝衝突而建立起各自的軍事實力。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朝鮮被分為兩個區域。北朝鮮由蘇聯占領，南朝鮮由美國軍事人員和顧問占領。本來打算這個局麵是暫時的，到朝鮮統一時就可以自治了，但是分裂的朝鮮成了兩個超級大國較量的實驗場。哪一方都不能容忍另一方政治製度的擴散。雙方都要支持和自己的哲學相一致的國家。到1948年，共產主義的北韓和民主的南韓都建立了獨立的政府而不是一個統一的政府。兩年後，朝鮮戰爭開始了。
“2000年是朝鮮戰爭爆發50周年。在這期《鵝卵石》裏，我們聚焦於這場武裝衝突的曆史——從兩年的和平談判，到婦女和美國黑人在戰爭中的作用，到對朝鮮難民的救濟工作。通過考察這場戰爭中最重要的因素，我們希望年輕一代不僅會記住這場戰爭本身，也記住所有那些在戰爭中服務過、戰鬥過和犧牲了的人。”
這一期《鵝卵石》打頭的文章，叫《地平線上的戰爭》，是個專業記者寫的，詳細介紹朝鮮戰爭的背景。語言通俗易懂，沒有說教，好象是在用事實講話，卻很容易讓小讀者得出蘇聯和中國幫助朝鮮都有自己的私心。比如，“通過幫助朝鮮，蘇聯可以接觸朝鮮的不凍港，豐富的礦產資源，和北韓高度發達的工業基地。” “中國出兵是擔心北韓垮台，又希望換取蘇聯的援助。” “聯合國說朝鮮人自己應該組成一個臨時政府。然後所有的外國軍隊都應撤退。還成立了一個專門的委員會觀察和監督選舉。蘇聯安置在北韓的朝鮮官員拒絕允許選舉。但是1948年5月10日，南朝鮮人選出兩百名代表到大韓民國的新國民大會。為北韓留出了代表席位。”
一個社會學教科書的編輯和撰稿人為這期雜誌寫了《被遺忘的戰爭》，講朝鮮戰爭的經過。雜誌中還一目了然地列出了美國參戰部隊的序列；用漫畫肖像展示朝鮮戰爭的主要人物，包括杜魯門、艾森豪威爾、李承晚、麥克阿瑟、李奇微、金日成、斯大林、毛澤東等；用漫畫的形式介紹關於朝鮮戰爭的一些常識或趣聞，如：朝鮮這個名稱的來曆和意思。三八線是怎麽回事。1950年11月8日，北韓的米格15和美國的F-80C交火，是曆史上第一次全噴氣式飛機的空戰。此外，還有專門的篇章講朝鮮戰爭中的“人道主義工作”，美軍如何救濟難民的；講朝鮮戰爭中的女軍人，不光有美國女軍人，還有南韓部隊中的女軍人。最後，還有編碼解碼遊戲，填字遊戲等，用給出的條件填出和朝鮮戰爭有關的一些重要的人名、地名和事件，如蘇聯、麥克阿瑟、鴨綠江、仁川、停戰等。
美國孩子的愛國主義熱情和對共產主義的憎恨，就是這樣培養起來的。因為不是灌輸，不會引起他們的警惕和抵觸。這才是宣傳的高段。人家從來不說把愛國主義教育落到實處之類的話。可是你們看人家的工作實不實？不動聲色就做到9歲到14歲孩子的心裏。我們成天喊愛國主義教育，我們可曾就朝鮮戰爭的曆史，出過一本這樣圖文並茂的專門給中小學生看的讀物？
特別令人感慨的是，我們當年的對手在舉行這樣聲勢的紀念，在這樣向下一代解說這場戰爭的時候，我們國內的一些“專家學者”“知識精英”卻在質疑當年中國抗美援朝的必要性，這實在太可悲了。是我們的誌願軍戰士在朝鮮戰場浴血奮戰，才換來了中國幾代人的和平，才贏得了全世界對新中國的尊敬。我們的前輩在那樣百孔千瘡的情況下和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的霸權主義圖謀相抗衡，好比輕量級拳擊手同重量級對手較量，雖然打了個平手，其中誰勝誰負，明眼人不難做出判斷。這令中國人在全世界揚眉吐氣。然而50年之後，這樣一場為中華民族贏得生存權和發展權的抗美援朝戰爭，卻幾乎在中國成為一場“被遺忘的戰爭”。真不知道我們高喊的愛國主義教育究竟教育了誰。
一個美國老牌特工在一本回憶錄裏，透露了一點他們向中國人攻心的做法。這個老牌特工就是李潔明，James Lilley，他還在耶魯大學念書的時候就參加了中央情報局CIA，是第一個以公開身份到中國來做外交官的CIA人員，那是1973年，中美兩國還沒有正式建交，而是互設聯絡處。李潔明就公開以CIA的身份到美國駐北京的聯絡處工作。後來又做過駐台灣代表，駐韓國大使，1989年4月走馬上任駐中國大使。他在2004年出版了他的回憶錄，書名就叫《中國通》。這本書是經過CIA審查的，所以很多細節是刪去了的。但是還是披露了一些情況。比如，書中講到：
李潔明1968年做CIA在香港的二把手的時候，認為在香港的中資機構工作的大陸人是有關中國情報最豐富的消息源。所以他決定從這些人中間招募對象，收集情報。怎麽招募的，他沒有講。但是確實有人為他提供情報。他說：
“在（中國）官方的政府組織內部的坐探可以給出中國政策發展的第一手材料，如高層正在準備以及實際實施的反擊、退卻和進攻等等。”
李潔明還披露，“通過在香港和新加坡這樣一些地方的中國中間人，還有在歐洲和美國城市裏的中國中間人，簡而言之，隻要是有中國人聚居的地方，我們就努力激勵以民主的原則和自由市場的力量在中國改革的思想。我們還促進對中國的問題做客觀的分析。”
經過他們的努力，李潔明說，“有幾個在中國輿論界有影響的人確實開始更多地議論起中國不要再和過去的意識形態，和毛主義瘋狂的社會工程結合了，而要以中國曆史上的仁愛、集體責任和務實的分析為根基。”
這話說得比較冠冕堂皇。其實，他說的就是，在凡是有中國人聚居的地方，他們就極力用美國的價值觀來取代中國的意識形態，並且要讓中國人相信，凡是不符合美國價值觀的思想體係，都是瘋狂的，有問題的。
潛移默化
美國和西方輿論的攻勢，對我們發生了怎樣的影響？
我們也來看幾個例子。
這是2002年9月1日《北京晨報》的一篇報道，報紙上的題目是“《9月11日》嚇了威尼斯一跳——一部由11部短片組成的電影在威尼斯電影節引起轟動”。我不知道這部電影是否真“嚇了威尼斯一跳”，報道裏的一些提法，我覺得很怪。據說，這是法國一個製片公司從全球各地請來了11位有“突出表現”的大導演，“給每人11分鍾來描繪去年恐怖襲擊所帶來的震撼和靈感”。報道說，“製片人給所有導演‘完全自由的表達方式’，例如埃及導演尤素福·查汗的作品，片中的演員對9·11的看法令人驚愕。該片還討論了從越戰到入侵索馬裏的數十年間，關於美國政府‘對文明的破壞’以及由此造成的‘數百萬犧牲者’的問題。”我注意到，記者不知是無心還是有意，並沒有點明越戰和入侵索馬裏都是美國所為，而且“對文明的破壞”和“數百萬犧牲者”都加了引號。不過，這還罷了，讓我注意的是下邊這句話：“當然，如此偏執的作品畢竟還是少數，在大多數短片中，電影工作者都對恐怖襲擊後美國所麵臨的危機深感擔憂。”
一部11分鍾的短片，因為表現了美國侵略別國造成對文明的破壞和數百萬犧牲者的曆史事實，就“偏執”了？“對恐怖襲擊後美國所麵臨的危機深感擔憂”，就不偏執，就正常了？這好像應該是美國人而不是中國人說的話吧！更何況，9·11之後，巴勒斯坦不危機？伊拉克不危機？阿富汗死的平民比9·11死難者多多了，它不危機？真不知道這個報紙的記者和編輯是怎樣的思維邏輯。
再比如《深圳商報》2004年11月7日的一篇特寫，《賴斯：從天才黑孩子到政壇女明星》。
我不隻一次在我們的媒體上，看到這種以積極讚賞的調子正麵介紹美國一係列政界人物的文章，如奧爾布賴特、鮑威爾、賴斯。我們不是不可以介紹這些人。問題是我們怎麽介紹這些人。這些人再優秀，再出色，他也是為美國利益服務的，不是為你中國利益服務的。他們有很多對中國的態度是很強硬的。人家跟你過不去，你還如此讚美人家，這和被人賣了還給人數鈔票有什麽區別？
還有美國航天飛機哥倫比亞號2003年2月1日返回陸地時墜毀，我們的媒體非常及時地報道了這一事件。但是報道的調子，或者立場，引起了一些人士的批評。這些批評，我也是在網上看到的，我認為批評得很有道理。概括起來，這些批評的意見主要有三點：
第一，對美國航天飛機墜毀表示的關切與同情，是否過度？有人將中國媒體對美國航天飛機失事的報道與一天後哈爾濱一家飯店失火的事故報道相比較，發現我們的媒體對7個死難的外國宇航員的關切與同情，遠遠超過對死於哈爾濱飯店大火的33個同胞的關切與同情。假如這個事情顛倒過來，中國出了類似的航天事故，美國某地方一個飯店著火死人，美國媒體鋪天蓋地的報道肯定是本國的災難。批評者說，中國媒體的這種表現，表明了一種以美國媒體的傾向為傾向的趨勢。
第二，哥倫比亞航天飛機是否用於“純科學”的目的？哥倫比亞號剛剛出事，美國媒介就援引美國航天局的消息說，這個航天飛機擔負著“純科學”研究的使命。我們的主流報紙電視，也跟著這樣報道。有的媒體還花了大量篇幅來報道我們中國中學生在哥倫比亞號上搭載的蠶寶寶實驗，仿佛他們的“科學研究”真的很純。但是新浪網邀請軍事評論家宋宜昌談這個事，他用了大量事實說明，美國花這麽多錢搞航天飛機，它不可能隻用於“純科學”的研究。美國官方和媒體釋放這種煙幕，是理所當然，而我們中國媒體也煞有介事地講人家的航天飛機在搞“純科學”，那就有些搞笑了。
第三，哥倫比亞號墜毀，是美國的災難還是全人類的災難？我們的新聞媒體采訪了一些老百姓對這個事件的反應。出現在這些公開媒體中的老百姓，無一例外地表示了對美國航天飛機失事的同情和對死難宇航員的敬意，而且我們媒體的調子，無一例外地顯示出這不僅是美國的災難，也是全人類的災難，這些宇航員是為科學殉難的烈士。但是根據學者房寧的調查，對這個觀點持不同意見的中國人，至少是中國網民，相當多。有超過45萬網民參加了搜狐的專題調查，其中68.30%不同意“哥倫比亞號遇難不僅是美國的災難，也是人類的災難”的說法。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關注過這些年中小學語文和曆史教科書的改編。我們常常批評日本的教科書修訂在掩蓋日本侵略的曆史。我們的教科書呢？看到報道說，上海修改的曆史教科書，“淡化了毛澤東、侵略、革命”以及中國人民自鴉片戰爭之後100多年的苦難，強調了文明，和諧。還有的語文教科書，刪去了寫抗日戰爭小英雄雨來和王二小、“狼牙山五壯士”的課文，還有的學者建議刪去教育了好幾代中國青年的寫抗美援朝英雄的文章《誰是最可愛的人》。認為這些文章已經不符合時代要求了。
教科書的編寫是不是像有些人批評的，“是一場悄悄的政變”，我們不去評論。但是，一些教授的有關言論卻很有些奇怪。上海大學的教授朱學勤說：“以前的曆史課本重視意識形態和國家認同。新的曆史課本較少意識形態的內容，與當前的政治目標相一致。”
這就很怪。世界上哪個國家的曆史，能夠與意識形態無關？我們前邊講過的美國那期專給中小學生看的朝鮮戰爭專刊，和意識形態無關嗎？世界上又有哪個國家的曆史教科書不認同自己的國家？除了我們中國的這些喝了“西洋奶”的精英學者，還有哪個國家的“曆史學家”公然宣稱曆史教科書不應該重視“國家認同”？中國的曆史教科書不認同中國，那該“認同”哪個國家？如果硬要說有不認同自己國家的曆史教科書，那就是當年“滿州國”的“曆史教科書”，還有汪精衛偽政權治下的“曆史教科書”。
教科書的修改並不孤立。近幾年一係列修改所謂紅色經典的電視劇，像《林海雪原》，《苦菜花》等等，一個共同的思路就是把英雄人物矮化，糙化，把反麵人物人性化，階級衝突和矛盾淡化，還說這是還原了曆史的真實。可能好人不好，壞人不壞，很符合一些人的審美觀。但是，在這種文化的熏陶下，一旦國家民族有難，中國人還有沒有血性，大概就很成問題了。
還有一個例子可供參考。最近一年來我們看到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一再升值。在此之前，美國多次向中國政府施壓，沒有得逞。但是，我們一個大牌的主流經濟學家2005年3月突然公開說，人民幣應該在2006年之前升值10%。隨後，美國2005年5月公開給中國發了最後通牒式的電函，勒令中國必須在6個月內把人民幣升值10%。有海外觀察家評論說，這兩者不但方向一致，時間表一致，連具體幅度都一致。這個經濟學家的主張是通過台灣工商時報發表的。也就是說，既不是在學術研究場合，也不是在政策研討場合，而是通過台灣報刊直接向美國公開交底：第一，人民幣可以升值，第二，升值幅度為10%，第三，升值時間為年內。而這位中國經濟學家的官方身份則向美國傳達了第四個信息：要讓人民幣如此如此，憑他自己的力量還不夠，還需要外力支援，從外部給中國政府施加壓力。美國人似乎立刻心領神會，所以才有了對待戰敗國的最後通牒式的“升值勒令”。匯率變動本來是國家的主權，機密中的機密，一旦泄露必然造成國家經濟的極大損失。而明目張膽公開勒令它國限期限量變動匯率更是駭人聽聞的敲詐勒索。什麽叫“沒有家鬼，引不來外鬼”？什麽叫“裏應外合”？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再比如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問題。我們辛辛苦苦談判了十幾年，要加入這個組織，為的是什麽？總不是為了更好地給人家當加工廠吧，讓人家剝削我們吧？那麽對這其中一些非常不合理的條款，不合理的遊戲規則，我們是不是應當力爭修改，或者至少保持警惕？我不清楚談判的過程和細節，但是從我們媒體報道所反映出來的立場、觀點看，我們對很多不合理的條款或者是認同，或者是忍氣吞聲。看不出什麽批判的態度，更看不出有改變遊戲規則的意願和勇氣。最典型的是對世界知識產權的態度。我們長期被排斥在WTO之外，是因為有很多門檻。一道很高的門檻是中國不是市場經濟國家，另一道很高的門檻是說中國對知識產權沒有保護。我們中國很認真地修改了我們有關知識產權的立法，舉辦各種關於知識產權的培訓班。和國際接軌。一時間，“和國際接軌”成了我們的流行語。我們動輒“與國際接軌”，仿佛製約我們的那些國際規則天經地義，理所當然。我們不符合人家的要求，必定是我們不對。我們通過各種培訓、講座努力地學習那些規則，對知識產權尊重有加。我們要融入國際主流社會，熟悉相關遊戲規則當然很有必要。但是我們的媒體在起勁地宣傳這些遊戲規則的時候，是不是也看到了它們的局限性和不合理性？很難講。很多千百年來口頭流傳的傳統知識，現行知識產權和專利製度就根本不能保護，甚至反而保護對這些傳統知識的侵權行為。像很多發展中國家土著居民社區的藥草知識，是這些社區自古以來的秘密。但是，按現行知識產權法律，要保護這種傳統知識，就得先行把秘密公布到某個公共數據庫。然而，這種傳統知識屬於社區公有而不屬於哪一個個人，而且這是多少代祖先傳下來的，怎麽可能由個別人來公布？可是除非這些社區把秘密公開，他們的傳統知識不會得到專利製度的認可，也不受知識產權的保護。而如果有人獲取了他們的資源和傳統知識，隻要發表出來，卻可以得到專利保護。原來擁有這種傳統知識的社區再使用這些知識產生的現代產品，卻有可能侵權。曾經發生了美國孟山都公司企圖專利中國的野生大豆的事，幸虧被綠色和平組織發現並打掉，否則我們中國農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種植自己的大豆，說不定會侵了杜邦公司的權，隻要我們的大豆符合他專利大豆的性狀，比如出油率、飽滿度什麽的。而中國是大豆的原產國。我們從1996年起，已經從大豆的淨出口國變為大豆的淨進口國，進口大豆90％以上是轉基因大豆，我們進口的轉基因大豆占世界轉基因大豆產量的三分之一以上。我們的鄰邦印度，至今還頂著孟山都等美國公司和美國政府的壓力，不給轉基因食品進口放行。那麽我們作為世界第一的大豆進口國，在大豆價格上有什麽發言權呢？沒有。沒有任何發言權。大豆價格依然由美國芝加哥的一個機構來規定，沒有我們說話的權利。這樣的事，在美國是不可想象的。
最極端的例子，恐怕是原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的副教授焦國標。他在2003年4月5日，也就是美國開始伊拉克戰爭的第15天，寫了一首詩，《致美國兵》。不知道大家看到過沒有。當時一個在澳門大學教新聞的朋友發給我這個東西，說，怎麽北大還有這樣的教授，我都不相信是真的。我以為是什麽人對這個焦國標不懷好意，故意造他的謠，毀他。但是這位朋友給我鏈接到焦自己的主頁，證明這就是他本人所為。而且後來焦自己直言不諱地為自己這首詩感到自豪。
他在詩裏寫的什麽呢？他說：
伊拉克戰爭的第二天，
戰場卷來沙塵暴。
前線出現膠著狀態，
你知道我有多麽心焦！
伊拉克的沙漠風攪天撼地，
你背負著小山一樣的軍包，
趔趔趄趄，頂著沙幕前行，
你知道我有多麽心疼！
惡人和惡人的朋友誣你是入侵者，
對的，你的確是“入侵者”，
迷彩裝的你，
是萬古死寂荒漠裏第一株先鋒植物，
是萬裏無垠沙海裏第一抹綠色希冀。
阿拉伯沙漠裏，
駱駝就是輕舟。
阿拉伯文化裏，
駱駝是最受愛戴的生靈。
如果這個古老民族還有救，
那就從心底把駱駝置換成，
伊拉克沙漠裏行軍跋涉的美國兵。
於今幾乎所有國家的青年，
都不再蒙受跨國征伐之苦。
美國號稱是孩子的天堂，
天堂裏的孩子卻在代全球的同齡人，
從軍遠行，自陷地獄，與戰邪惡。
俄羅斯外長伊萬諾夫先生說：
“戰斧”巡航導彈帶不來民主。
我說這要看什麽時代：
時代在前進，伊拉克的民主，
隻有靠“戰斧”巡航導彈呼嘯攜來。
你的笨重的軍靴，
跋涉在伊拉克沙漠的地平線，
那是人類文明的走向。
如果你倒下了，
人類將失去正義的脊梁。
如果你的國家跨掉了，
人類將回到中世紀的蠻荒。
美國兵，
請允許我喊你一聲“brother！”
如果招募誌願者，
請你第一時間通知我！
假如有來生，
當兵隻當美國兵。
假如今生注定死於戰火，
就作美國精確製導炸彈下的亡靈。
這還是中國人嗎？同樣是這個焦國標，到了美國以後，又發表議論，責備美國為什麽沒有在1950年打過鴨綠江，說如果那時打過來了，中國現在也民主了，也繁榮了。這可能是很極端的例子。但是在現在的中國知識界或者說有話語權的人當中，不這麽極端的卻忘了自己是中國人的例子，並不在少數。前不久有個教授提出不要以龍來代表中國形象。用什麽圖騰來代表中國形象，這本來是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事，可是這個教授取消龍形象的理由卻令人深思，他說，我們不要用龍來代表中國形象，因為外國人——他說的外國人主要是西方人，不喜歡龍。這種邏輯，很多西方人都不能接受。有個美國人就說，美國的形象是禿鷹，也有很多外國人不喜歡。外國人不喜歡怎麽了？天就能塌了？
我和一些朋友感覺，在很多問題上，我們現在已經不是居安思危，而是居危思危的時候了，就是因為在這一係列的問題上，我們總會有媒體和專家學者表現出一種以美國的價值觀為價值標準的傾向。這是為美國的全球戰略服務的美國輿論的成功，卻是我們媒體的恥辱。中國是一個多產的國家，曆朝曆代都有不少。抗日戰爭時，4億人口的中國曾湧現出400萬。但是曆朝曆代的恐怕都沒有今天這樣的輿論聲勢，沒有這樣大言不慚，振振有辭。我們倒是應當慶幸美國今天的倒行逆施，幫我們擦亮了很多人的眼睛，使他們對美國的輿論產生了懷疑。但是，能否最終挫敗“不戰而屈人之兵”的陰謀，則要看我們自己的決心、毅力、智慧和行動。
作者：熊蕾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主題：不戰而屈人之兵——美國的全球輿論戰
主講人簡介：熊蕾，原新華社對外部中國特稿社副社長，高級編輯。1981年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新聞係，碩士。為1988年美國夏威夷東西方中心傑弗遜學者。長期從事中國新聞對國外的報道，除編發他人的英文特稿外，本人在美國、英國、法國、印度、新加坡、菲律賓、韓國、泰國等幾十個國家以及中國香港特區的報刊發表過政治、科學、文化、社會等各種專題的英文特稿和深度報道數百篇。
以下是這次演講的演講稿：
不戰而屈人之兵
——為美國全球戰略服務的新聞輿論
熊蕾
我多年來從事的工作是向國外介紹中國，讓世界了解中國，力爭一個有利於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國際輿論環境。做這個工作做了25年，隨著我們國家各方麵的發展，我們的國際輿論環境有了很大的改善。國際上願意了解中國的人越來越多。但是另一方麵，國際輿論格局中“西強我弱”的態勢還沒有根本改變。我們仍然不能完全或者完全不能掌握國際輿論的主動。
在美國等西方國家強大的輿論攻勢的影響下，我們相當一些所謂的知識精英學者教授、媒體從業人員，甚至一些政府部門的官員，價值觀念也在和美國趨同。種種事實表明，我們現在有一些有相當地位和話語權的人，唯美國人的馬首是瞻，說不清究竟他們肩膀上長的是美國人的腦袋，還是他們的腦袋長到了美國人的肩膀上。
著名的中國兵法家孫子，早在2000多年前就提出了“不戰而屈人之兵”的觀點。不戰而屈，靠的是什麽？當然有實力的作用，但更有輿論的作用。現在大家都在講軟力量，輿論，媒介，就是一種軟力量。美國的當權者很重視這種軟力量，也很善於運用這種軟力量，很崇尚“不戰而屈人之兵”。
我既不懂經濟，也不懂法律，更不懂戰略，對國際政治或者國際關係也沒有研究。但是從我的切身體驗，我對美國“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做法，很感興趣。所以收集了一些這方麵的資料，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切磋。從我收集到的美國的這些公開資料來看，美國對實現“不戰而屈人之兵”的這個目標的策略手段，相當下功夫研究。其研究的主要成果之一，體現在他們對心理戰的重視和運用上。
心理戰
美國對敵人或潛在敵人的心理戰，開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有了更深入的研究和更多的實踐。在美國當代的軍事行動中，從1991年的海灣戰爭，到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美國都出動了心理戰部隊，並且公開聲稱心理戰在這些軍事行動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美國對心理戰的運用並不限於戰爭或者軍事行動。美國心理戰行動網頁直言不諱地說：
“如今，心理戰行動是美國政府用以確保國家目標的各種政治、軍事、經濟和意識形態活動的一個至關重要的部分。”
那麽，什麽是心理戰呢？
美國國防部對心理戰的定義是：
“有計劃地利用宣傳和其他心理行動，以影響敵對的外國團體的輿論、情感、態度和行為作為首要目的，從而支持實現國家目標。”
對心理戰行動的定義是：
“心理戰行動是有計劃的行動，向外國受眾傳達有選擇的信息和指標，影響他們的情感、動機和客觀推理，最終影響到外國的政府、組織、團體和個人的行為。”
請注意這裏強調的“有選擇的信息和指標”。這是什麽意思呢？美國心理戰行動網頁上的解釋是：
“美國軍事心理戰行動的最終目標是，向外國受眾傳播支持美國政策和國家目標的真實信息，使敵對的、中立的和友好的國家和力量確信，應當采取有利於美國及其盟友的行動。”
這裏邊一個有意思的問題是，美國的“國家目標”是什麽？我們來看看美國人自己是怎麽說的。
1950年4月14日，美國國務院和國防部遵照當時的美國總統杜魯門的授意，向總統提交了一份《美國國家安全的目標與計劃》的報告。當時這份報告被列為絕密。現在解密了，在網上就能查到。報告說：
“一個自由社會的目標是由其基本價值觀念和維持使這些價值觀念繁榮發展的物質環境的需要來決定的。因此，克裏姆林宮對美國的挑戰，無論從邏輯上還是從事實上，都不僅是針對著我們的價值觀念，而且針對著我們保護這個環境的物質能力。這個挑戰既是和平時期也是戰爭時期的，所以我們和平時期和戰時的目標都要考慮這一點。”
針對所謂“克裏姆林宮的挑戰”，報告提出了三點應對原則，包括：
“1、我們必須強大起來，包括在我們的國民生活中肯定我們的價值觀念，在發展我們的軍事和經濟實力方麵，都要強大。”
“2、我們必須領導自由世界建立一個成功運作的政治和經濟體製。隻有得到國內外對我們基本價值觀念的實際肯定，我們才能保護我們的完整，真正挫敗克裏姆林宮的圖謀。”
“3、但是，在肯定我們的價值觀念之外，我們還必須有這樣的政策和行動，就是使蘇聯體製的性質發生根本性的改變，達到這個變化的第一步，或許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挫敗它的圖謀。”
52年以後，2002年9月，美國總統布什提出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開篇就說：
“20世紀自由和極權主義之間的大爭鬥以自由力量的決定性勝利告終——這也是國家成功的唯一可持續模式的勝利：自由、民主和自由企業。”
“今天，美國享有無與倫比的軍事實力和巨大的經濟及政治影響力。在保持我們的遺產和原則的過程中，……我們將打擊恐怖主義分子和暴君，捍衛和平。我們將在大國之間建立良好的關係，保持和平。我們將在每個大洲鼓勵自由和開放的社會，擴展和平。”
從這些陳述中，我們看到了什麽？我們看到的是，雖然從1950年到2002年，在52年的時間裏，世界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是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目標中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並沒有改變。凡是有悖於美國式的社會製度，凡是有悖於在美國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凡是有可能與美國世界霸主地位抗衡的潛在力量，都會被認為是對美國的威脅——不僅針對著他們的價值觀念，而且針對著他們保護這套價值觀念的物質能力。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不能容忍這樣的製度、意識形態和力量存在。這是他們說在桌麵上的話。沒有說出來的呢？那就很難說了。比如，所謂自由民主的標準，並不是確定的。像委內瑞拉的總統查韋斯，明明是民選的，但是他不討美國人的歡心，美國就不容他，他的總統位子就老不安穩。從烏克蘭到中亞，所謂的“顏色革命”幾乎就發生在我們的眼皮底下。這些事件的背後，都有美國的影子。
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規定，要打敗對美國的威脅，“我們必須動用我們軍械庫中的一切工具——軍事力量、更好的國土防禦、執法、情報”等等。但是，他們認為，心理戰作為人類軍械庫中最古老的武器之一，“對戰爭的成功幾乎和人力及武器的使用一樣必要”。
美國心理戰行動網有一個專頁，收集了古今各方名家論心理戰的語錄，也顯示出他們對心理戰的重視。
關於心理戰的重要意義和目標，有這樣一些語錄：
列在第一條的是孫子兵法《計篇》中的：“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
第二條也取自孫子兵法，是《謀攻篇》中的：“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這是拿破倫的話：“世界上隻有兩大力量，劍和心。從長遠來看，劍總是被心所擊敗。”
克勞維茨的話：“心理的力量對卷入戰爭的各種因素有決定性的影響。”“消滅敵人的勇氣和消滅他的軍隊同樣重要。”
這句話不知道是出自誰，但是他們很推崇，經常引用：“俘虜他們的思想，他們的心和靈魂就會跟過來。”
美國將軍格利非茨的話：“敵人的思想和其領導人的意誌，是遠比其部隊的軀體更重要得多的目標。”
美國1987年出版的一本名為《軍事大災難》的書中援引的戈倍爾日記中的一段話，也收集在這些語錄中，挺有意思：
“用不著謀求知識分子的皈依。因為知識分子從來都不皈依，而是永遠倒向強者。就跟大街上的人一樣。因此，給出的理由必須沒有加工的痕跡，明白而有力，能引起情感和本性的共鳴，而不是理性的共鳴。真相並不重要，它完全從屬於策略和心理。仇恨和輕蔑必須針對具體的個人。”
可以說，在如今的信息時代，網絡時代，心理戰的重要性越來越突出。在戰略上，美國心理戰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敵人的思想和其領導人的意誌”。這種戰略上的心理戰，都是國家行為。心理戰就是攻心之戰，攻的是人的思想。這樣的心理戰，是離不開輿論傳播的。
傳播學與心理戰
美國心理戰行動網頁說，“心理戰行動或心理戰，就是了解關於你的目標敵人的一切，他們的信仰，好惡，長處，短處，以及弱點。一旦你知道驅動你的靶子的是什麽，你就可以開始心理戰行動了。”
攻心靠輿論。怎麽造輿論？最好的手段就是傳播。他們認為，“心理戰行動可以從廣義上定義為有計劃地使用傳播手段來影響人的態度和行為……，在目標群體中創立支持達到（美國）國家目標的行為、情感和態度。傳播的形式可以是簡單地通過口頭隱蔽地擴散信息，也可以通過任何的多媒體手段。”
現在傳播學很熱門，我們有很多傳播學專業的設置。傳播學的鼻祖在美國，而傳播學的誕生，就是美國進行心理戰的一個結果。傳播學和心理戰，密不可分。對於如何運用輿論傳播的手段有效地進行心理戰，美國政府和軍方投入了很大力量進行了長期的研究。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針對希特勒德國的宣傳攻勢，美國軍方拿出了大筆研究經費，動員了社會學、新聞學、心理學、公關學等各方麵的專家進行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這就是傳播學作為一個專門學科的建立。現代大眾傳播學理論公認的奠基人，韋爾伯·施拉姆，40年代初在華盛頓任戰爭情報處和事實數據處處長，他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用美國軍方的研究經費，為進行心理戰而建立起大眾傳播學的。所以我們說，傳播學的創立，是美國心理戰的一個直接成果。戰後施拉拇在美國伊利諾斯大學建立起傳播係，在1950年招收了第一個傳播學的博士生。傳播學自此成為一門新興學科，越來越熱。
對心理戰行動的運用，美國有具體的要求，就是：
樹立有利於美國及盟國的形象；
向目標受眾提供信息，使其按美國的意願思考；
擴大展示實力的效果；
評估民意；
使敵方受眾有行動的選擇，也就是勸降；
克服傳播中的各種障礙，如新聞審查、文盲或幹擾阻斷等；
瓦解敵方士氣，削弱其鬥誌；
利用民族、文化、宗教或經濟的分歧；
支持欺騙行動。
這些對心理戰行動的要求，決定了美國從事心理戰行動的人員的條件：他們必須是大眾傳播的行家，能以印刷媒體、視聽媒體和多媒體等各種媒介進行傳播或者說宣傳，並達到心理戰行動所要求的效果。
在美國，從事心理戰的組織和人員，數量很難估計。公開的資料隻提到美國軍隊的現役心理戰部隊——第四心理戰群，它的總部在北卡羅來納州的布來格堡。我1988年去美國國防部訪問過，得知當時在五角大樓工作的軍隊和文職人員有2萬3千多，其中專門做公關的有5000多人。所謂公關人員，其實就是和心理戰行動有關的輿論傳播工作，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政治宣傳工作。這裏需要指出的是，美國政府和軍方的機構中，並沒有專門的政治宣傳部門，盡管他們實際做的工作和我們概念中的政治宣傳工作沒有什麽兩樣，他們也絕不標榜他們做的是政治宣傳工作，而且非常回避宣傳這個概念。為什麽？因為在美國和西方的文化中，政治宣傳是個貶義詞，會引起公眾心理上的極大反感。他們把所有自我標榜做宣傳工作的人都等同於希特勒，等同於納粹德國的戈倍爾，也就是等同於欺騙，從內心裏拒絕接受。可是他們接受公關、接受心理谘詢的概念。這種心理在今天我們中國的社會上也很普遍。好多人對政治宣傳很抵觸，很逆反，不願意接受。根據傳播學原理，如果受眾對你的傳播有了先入為主的反感，你的傳播就很難收到任何效果。任你怎麽說，他反正不信。而對傳播，對公關，受眾這樣的逆反心理相對來說要小得多。另外，作為傳播者，一說是在宣傳，自己主觀上就難免居高臨下的態度和生硬的灌輸方式，這也會影響傳播效果。而如果說是做傳播，做公關，他就不由自主地站在和受眾平等的立場，想方設法說服受眾接受自己的推銷，傳播效果會比宣傳好得多。所以，美國的政治宣傳工作，是按著傳播學的方式和理念來做的。他們詆毀我們發布的消息，就用一句話：那是共產黨的宣傳！我們發布消息的可信度和實際效果，就會大打折扣。
除了美國軍隊的心理戰部隊和五角大樓的公關人員，美國新聞媒體也是美國政府輿論攻心的重要工具，在美國的心理戰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美國政府主辦的“美國之音”，是美國心理戰行動的當然參與者。另據西方媒體揭露，美國有線電視網CNN與美國軍方配合也很默契。第四心理戰群有一個專門的“業內培訓”，就是在CNN總部進行的，由心理戰部隊選派軍人到CNN總部，作為正常雇員參加新聞報道工作。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中，美國軍方讓記者“嵌入”一些參戰部隊做報道，更收到了為這次戰爭大造正麵輿論的積極效果。當時，他們把600多名記者嵌入美英聯軍中。調查表明：嵌入記者的新聞報道比非嵌入的報道對軍方說好話的更多，報道更正麵，對軍方人員傳達出更大的信任感。
作為中國新聞媒體，嵌入式報道並不新鮮。我們的軍事記者可以說曆來就是嵌入在部隊裏的。為什麽在美國就引起很大的注意？那是因為，我們公開聲明，我們的新聞是黨和政府領導的，而美國的新聞，則標榜自己是自由的，獨立的。現在，你的媒體從業人員嵌入到軍事行動部隊裏，你的新聞報道還能自由獨立嗎？我從美國的幾個研究報告中讀到的結果是，很難。除了《紐約時報》采用嵌入式報道在其戰爭報道中不到40％以外，其他美國有影響的印刷媒體，其戰爭報道的一半以上來自嵌入記者，《今日美國》更達到百分之百。這樣的報道營造的戰爭輿論，很明顯是有利於美國政府和軍方的。
協助美國政府和軍方進行心理戰的另一支重要力量，是好萊塢。美國軍方沒有自己的電影製片廠，像我們的八一電影製片廠那樣，也沒有我們那樣齊備的部隊文工團。但是，五角大樓和好萊塢的關係極其密切。據美國一位軍事史學家披露，美國軍方與好萊塢的合作關係已有100年的曆史。軍方與好萊塢的互動，創作出700多部故事影片，包括不少我們熟悉的所謂“好萊塢大片”，樹立了眾多生動的美國男女軍人的正麵形象。這些形象，從《巴頓將軍》到《拯救大兵瑞恩》和《珍珠港》，無不張揚著一種頗具個性的英雄主義。而且似乎滿足了不同時代美國官方的需要。比如，70年代到80年代，好萊塢推出了一大批以越戰為背景的銀幕上的美軍英雄，從《第一滴血》到《蘭博》、《野戰排》，不了解曆史的人看了那些電影，還以為美國在越南打的多麽漂亮，忘記了美國深陷越戰泥潭，不得不在1975年從越南撤兵的曆史。這些影片，不僅能鼓舞美軍的士氣，也使美國公眾從越南戰敗後的低迷狀態走出來，重新振奮了精神。可是好萊塢在這樣做的時候，我們從來沒有聽到什麽“愛我美國，振興美國”之類的口號。90年代，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在國際社會呼風喚雨。而這時好萊塢又推出了《阿甘正傳》、《拯救大兵瑞恩》等宣揚美國軍人人道主義形象的影片。這些影片，很少政治說教，藝術感染力極強，他們對“樹立有利於美國及盟國的形象”能起到什麽樣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輿論導向
輿論攻心，導向的作用自然非常重要。在美國，我們極少聽到輿論導向的說法。但是仔細觀察一下，他們的輿論，尤其在一些重大國際問題上的輿論，是相當一致的，沒有什麽本質的差異。比如，我們很少能夠在美國媒體上看到有關古巴的積極正麵的報道。所以，有一個在中國新聞媒體工作多年之後又到美國和加拿大去學習傳播學的朋友說，美國媒體的輿論一律，和我們的輿論一律其實也不相上下，隻不過他們在輿論一律的時候，還是標榜著新聞自由。而在他們輿論一律的背後，就有無形的輿論導向。那麽，在美國，承擔輿論導向的主體是誰呢？
如果我們分析一下美國新聞媒介的消息源，我們就不難發現，美國新聞報道的消息源，一半以上來自美國政府機構，其他則來自有權勢的利益集團和企業。所以，承擔輿論導向的主體，是美國當權者。他們並不說讓新聞媒體擔任他們的喉舌。但是他們以提供新聞的方式，使他們的觀點通過新聞媒體影響公眾，左右輿論。這種導向和我們的區別，用我那位朋友的話來說，就是，我們中國的輿論導向靠的是控製，控製輿論和媒體，而美國當權者的輿論導向靠的是操縱，操縱輿論和媒體。
美國官方的這種輿論導向，在危機時刻尤其明顯。在這種時刻，他們的高層官員往往親自出馬。
2001年9月11日美國紐約世貿中心和華盛頓五角大樓遭到恐怖襲擊後，美國總統布什馬上發表談話，說，這種恐怖行為是“對自由和民主的攻擊！”“美國進入了戰爭狀態！”“美國要向恐怖主義宣戰！”這就馬上給這個事件定了性。而官方的調子，立刻成了新聞媒體的標題和報道基調。我們所看到的美國各主要新聞媒體對9·11事件的報道，基本上都是這個調子：
“開始對付這樣的人隻有一個辦法，就是你得幹掉他們，即使他們沒有直接卷入這件事。”（CNN，9月11日）
“對這種不可想象的21世紀的珍珠港事件的反應應當簡單幹脆——殺掉那些雜種。衝他們的眉心給一槍子兒，炸得他們粉身碎骨，如果需要的話毒死他們。至於那些庇護這些蠕蟲的城市和國家，把它們炸平了拉倒。”（《紐約郵報》，9月12日）
“被一種正義的憤怒激發起來的美國向來是正義之師。支持本·拉丹那樣的人的國家需要狠揍。如果我們蕩平了一部分大馬士革或者德黑蘭或者隨便哪裏，那隻是解決了一部分。”（《華盛頓郵報》，9月13日）
“對阿富汗實施核打擊的時候到了。”（《裏士滿時報快遞》，9月13日）
“現在不是講究把直接卷入這次恐怖襲擊的具體的人找準的時候。……我們應當侵入他們的國家，殺掉他們的領袖，讓他們皈依基督教。我們過去就沒有拘泥於隻找出希特勒和他的高級軍官加以懲罰。我們對德國城市進行了地毯式轟炸；我們也殺了平民。那是戰爭。這也是戰爭。”（《國家評論在線》，9月13日）
在美國當權者的引導下，這些報道和評論，把美國烘托成正義的化身，也堂而皇之地把美國帶入了向恐怖主義宣戰的戰爭狀態。既然是戰爭狀態，而且是理直氣壯地打恐怖主義，“捍衛自由和民主”，那還不是全體人民同仇敵愾？在這種情況下，誰要發出異樣的聲音，那可真是大逆不道。所以，從這些報道看，美國官方在9·11之後的輿論導向，相當成功地凝聚了美國的人心，很快地把老百姓的情緒統一到政府和當權者所希望的軌道上。
有一個材料說，2003年伊拉克戰爭期間，美國國防部用15種文字總共發了350萬字的新聞稿。這也顯示了美國軍方引導輿論的力度。
美國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也非常重視影響輿論，經常在媒體上露麵解釋政策。這是美國國防部網站上公布的他在2002年8月21日到9月19日期間參加的媒介活動，有接受不同電視網和通訊社記者的采訪，也有一些會議、會見和演講的消息。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對不同電視網和媒體的采訪，他是分別進行的。這樣頻繁的活動，想不對輿論產生影響，都辦不到。
這樣的輿論導向，尤其是危機時刻的輿論導向，有什麽作用呢？
首先是影響美國新聞媒體的議程設置。在美國的媒介上，我們看不到“輿論導向”之類的話。可是美國政府領導的想法卻幾乎都能通過新聞媒體體現出來。他們不是用行政命令來讓媒體聽命於他們，他們完全是通過向媒體和公眾提供他們想提供的情況和觀點，來左右輿論。拉姆斯菲爾德9·11之後在媒體的頻繁亮相，就是典型的例子。在所有這些亮相中，媒體對他的報道都是有實質內容的，甚至是有個性的，這就很容易打動受眾。
其次，影響國會和政府的議程設置。媒體的輿論聲勢造足了，國會就會通過他們想要的東西。比如國防預算的增加。比如2001年10月美國國會匆匆通過的《愛國法案》。這個法案賦予執法機構很大的權力，包括對可能無辜的嫌疑人做有罪推定，不經任何程序就可以拘捕嫌疑人等。但是它沒有經過充分討論或辯論就得到了通過。
第三，影響美國公眾的政治傾向。從海灣戰爭以來，美國公眾的政治傾向可以說急劇右轉，美國在海外的軍事行動總能在美國國內的民意測驗中獲得很高的支持率。像2003年打伊拉克，在國際上有很多不同意見，但是國內的支持率仍高達半數以上。現在，打伊拉克4年，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才出現了較大規模的反戰運動。
第四，不僅影響美國新聞媒體的議程設置，也影響了全世界新聞媒體的議程設置。包括我們中國的很多媒體，幾乎也是這樣。轟炸阿富汗了，炭疽病了，巴以衝突了，要打伊拉克了，幾乎美國一刮風，我們這兒就下雨。造成很多新聞媒體甚至政府官員，都圍著美國的思路轉。
關於美國的輿論導向，還有一點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他們的憂患報道。美國現在已經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人們普遍認為它的軍事力量現在是世界上最強的，沒有什麽對手。可是他們卻常常報道說，美國空軍的防禦如何需要更多的經費來更新、增加情報、監控和偵察設備；美國軍隊對打城市戰爭如何毫無準備，缺乏成功地進行城市作戰的能力。這樣的文章和分析，一方麵會提醒美國軍人時刻意識到自己的不足，不斷提高，另一方麵，就像會叫的孩子有奶吃的道理，他吃得再飽還是喊餓，喊的結果，就是社會的關注，政府和國會都給他撥款。美國的防禦戰線遠遠超出他們的疆界，達到歐洲、中東。可是他們還是在大喊大叫他們的安全有問題，喊來了NMD，喊掉了束縛他手腳的《彈道導彈條約》。是不是也有迷惑對手的作用，就不好說了。
比較一下美國受到打擊、挫折之後媒體反應的措辭與我們在這種情況下的措辭，我覺得很有意思。美國受到打擊，如9·11這樣的打擊之後，毫不遮掩地說：美國憤怒了！美國人被激怒了！而我們，遇到類似售台武器這樣的事，最常聽到的一句話是：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從對外傳播的角度來看，告訴人家我的感情被傷害了，誰在乎？這種傳播就很無效。而從鼓舞士氣的角度看，表示一個國家的憤怒更積極呢，還是表示一個國家的感情受傷害了更積極？
媒體的自覺
美國新聞媒體在參與心理戰行動方麵，或者說在為美國的全球戰略服務方麵，不完全是被動的，而是相當自覺。這是美國新聞媒體特別值得我們學習的一點。雖然並沒有什麽主管部門命令他們，要求他們，告訴他們什麽可以報什麽不可以報，但是他們好象有一種與生俱來的維護美國國家利益的自覺性，使他們成為國家利益的“看家狗”或“守門人”。
有人會問，美國不是有新聞自由嗎？美國的媒體不是可以批評自己的總統和政府官員嗎？對這個問題，需要分析。不錯，美國確實有一個憲法第一修正案，以法律的形式規定了新聞自由。但是，具體操作起來，有很多限製，比如不得誹謗他人的限製，不得泄漏國家機密的限製，等等，所以實際上，那種自由度，並沒有我們很多人想象的那麽大。他們對總統和政府官員時有批評，但是這些批評，很多帶有黨派政治鬥爭或利益集團的背景，而且無損於甚至有利於美國的國家利益，有利於塑造美國的國際形象。比如，當年在中美兩國政府就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進行雙邊談判時，中國方麵對談判的情況常常是守口如瓶，中國媒體的報道基調則充滿了對加入世貿組織的向往。反觀美國媒體，卻不斷發出鼓噪，生怕中國占了什麽便宜。他們死盯著雙方談判的進程和內容，及時報道中國在哪些地方仍沒達到美國的要求。這樣的批評，對美國政府來說，應該是有益無害的，因為這種表麵上針對美國政府的批評，其實對中國保持了一種輿論壓力和主動，使美國“得了便宜還賣乖”。美國政府也可以運用這樣的輿論批評來增加他們同中國談判的籌碼。
美國的新聞媒體雖然都標榜自己獨立於政府和黨派，或各有其政治傾向，但是在捍衛、伸張美國的國家利益上，他們，尤其是發行量、收視率排在前列的那些主流媒介，不約而同地非常一致。綜觀美國兩百多年的曆史，從最初的東部十三州擴張到西海岸，奪走墨西哥260萬平方公裏的土地，把印地安人幾乎趕盡殺絕，吞並太平洋中的島國夏威夷，這短短200多年的曆史其實是相當血腥的。有人統計，美國獨立230年以來，發動過240次戰爭。所有這些侵略擴張行為，大都獲得了美國媒體的輿論支持，都被媒體說得冠冕堂皇，充滿正義。80年代出的美國電影《與狼共舞》，是印地安人在美國兩百多年的曆史上第一次以正麵形象出現在美國銀幕上。所以，我們在看美國新聞媒體的時候，不能光看到他們所謂“自由”的一麵。好象我們不能報、不讓報的東西，他們能報，他們就自由。就拿當年的越戰和現在的伊拉克戰爭來說，美國媒體出現批評的聲音，大都是在戰爭的進程和結果與美國眾多人的意願相違背，越拖對美國的國家利益越有害的時候才出現的。在戰爭順風順水的時候，媒體的批評就極少極少。媒體的批評，基本上不會違背美國的根本利益。美國曆史上的媒介精英的確都很懂政治，也很講政治。他們最大的政治，就是國家利益。他們捍衛國家利益的自覺性，要比我們中國很多媒體強得多，手段也高明得多。
美國媒介精英的代表人物之一，創辦《時代》周刊的亨利·盧斯曾公開說明，辦新聞周刊，是為了“宣傳美國思想，振奮美國精神”，“使美國精神席卷全球”。早在1920年，22歲的盧斯就在給耶魯大學校刊寫的一篇文章中鼓勵他的同代人“燃起民族自豪感和民族精神”。他寫道：“當我們在20年後講到‘美國’時，願這偉大的名字在全世界至少意味著兩點：第一，美國利益應當受到尊重，美國公民有權在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貿易和生活，無論美國的商人走到哪裏，他們的經濟理想都得到承認；第二，但凡有國際爭端，都可指望美國來協助解決……”
後來，《時代》周刊果然從一家默默無聞的雜誌，發展成為美國統治階級最有權威性的代言人之一，對美國政治有著不可低估的影響。
一個22歲的青年就有這樣的抱負，而且將它付諸實施，不管其出發點如何，政治主張同我們怎樣不同，我覺得還是很值得我們敬佩的。今天的《時代》周刊繼承了盧斯對美國的忠誠。美國“9·11事件”一周年時，《時代》周刊出了一期九一一專輯，其中刊登了一篇文章 ，題為《通向巴格達之路》。文章支持美國對伊拉克發動戰爭，並表達了其主要的理論依據，就是：隻要世界上還有不民主的國家，那麽這些國家就會成為恐怖分子的支持者。因此，美國打他們，就是打擊恐怖主義勢力。該文認為，美國已經改變了阿富汗政權，其他國家如沙特，埃及，巴基斯坦，伊朗和巴勒斯坦政權，都應該改變。
“說服、改變、影響”
美國人經過多年的研究，將心理戰的原則濃縮成三個英文詞，就是：“說服、改變、影響。”他們把這三個詞作為心理戰的行動指南，放在心理戰部隊的徽標上。這是他們心理戰部隊的徽標，周圍這三個詞就是“說服，改變，影響”。中間這個馬頭象征著特洛伊木馬，意味著打入敵人心髒。美國軍方的解釋是，它代表“以出乎意料的方式行動和在各種類型的戰爭中施加影響的能力”。閃電和劍表示速度和在任何地方實施打擊的能力。
說服、改變、影響的實例很多，但是時間關係，我今天挑選其他一些例子來看看。
例1． 無處不在的愛國主義教育。
美國不象我們中國那麽盛行不知給誰看的標語口號。美國人也不把愛國主義教育老是掛在口頭上。
可是，他們的愛國主義教育卻無所不在，而且無聲無形，潛移默化。
他們最大的愛國主義教育的課堂，就是首都華盛頓。
從傑弗遜紀念堂、林肯紀念堂、朝鮮戰爭紀念碑、越南戰爭紀念碑、阿靈頓公墓到華盛頓紀念碑、國會山，美國人可以盡情在這裏緬懷他們的開國元勳和為捍衛美國利益而捐軀的人們。
沒有人大張旗鼓地介紹這些地方所傳達的政治信息，也沒有新聞媒體動員人們上這裏來受這樣那樣的教育。但是美國乃至世界各地到這裏來的人川流不息，其中乘坐各種大巴成群結隊地來這些地方參觀的中小學生，更是引人注目。
這些地方，都刻有名言或警句。在這些紀念性建築物或雕刻的莊嚴氣氛烘托下，這些名言警句似乎也有了生命，令人印象深刻。
在阿靈頓公墓，環繞肯尼迪墓的石牆上刻著的這位遭到暗殺的美國總統生前講過的一段名言：
“所以，我的美國同胞們，不要問你們的國家能為你們做什麽，問一問你們能為自己的國家做些什麽；我的世界居民同伴們，不要問美國將為你們做什麽，而是問一問我們一起能為人類的自由做些什麽。”
這話講得的確精彩。煽情，而且是不著痕跡的思想引導。
例2．美國之音的一條消息。
這則報道是美國之音記者1997年6月5日所發，全文如下：
人權組織“自由之家”表示，中國政府加緊鎮壓中國的地下基督教，鎮壓包括監禁和折磨，“自由之家”上個月在中國五個省秘密會見了地下基督教的成員，加拿大多倫多基督教學院的馬歇爾教授是這批“自由之家”專家人員的領隊，他說，1994年開始中國當局對基督徒的鎮壓活動在一年前升級了。馬歇爾說：“人們對我們說，現在對地下教會成員的普遍處罰是三年勞教，地下教會的牧師或領導人初犯時可能被處以這樣的刑罰。”據保守的估計，中國信奉基督教的人大約有五千萬，這個數字是1990年估計的數字的三倍。他認為這個數字的爆炸性增長可以解釋為什麽當局最近大規模鎮壓基督徒。馬歇爾說，這是在中國唯一一個遍布全國各地的組織，這個組織不受官方控製，中國政府非常害怕任何不在官方控製之內的活動在全國展開。
仔細分析一下，我們會發現，這條消息中很多信息並不紮實確鑿。比如：
“1994年開始中國當局對基督徒的鎮壓活動在一年前升級了”， 究竟是哪一年？可以是93年，也可以是94年，還可以是96年。
中國信奉基督教的人5千萬，是否都是地下教會的？沒有說。但是這個數據具有強烈的暗示效果。
“他認為，這個數字的爆炸性增長可以解釋為什麽當局最近大規模鎮壓基督徒”一句，是一個不知道來源的估計數字的爆炸性增長，報道沒有說明這個估計數字的增長是否涉及地下教會，但是馬歇爾依此作出的推斷“暗示這個爆炸性增長是屬於地下教會的”。
最後三句話組合在一起，起到暗示其因果關係的作用。但是仔細想一下就會知道這個因果關係是不存在的。
可是，聽這條報道的人，不可能有時間做這樣的分析，而且由於報道似乎每一句話都有出處，給人的感覺就很客觀，容易讓人相信。相信什麽呢？就是這樣的印象：
（１） 中國的地下教會在爆炸性增長；
（２） 中國政府對它的鎮壓行動急劇升級；
（３） 千百萬基督徒正麵臨嚴厲處罰。
怎麽樣用最少的信息去最大限度地改變人的想法，這是一門技巧性非常高的信息深加工技術，也可以稱之為改變別人思想的技術，從以上的分析我們看到，美國之音的這個技術應用得非常成功，在這短短300字的報道中用到的技術有：暗示、邏輯圈套、對語句進行模糊處理、似乎無心的遺漏、對常識的巧妙應用以及看上去象是無意識的錯誤等等。
一位海外人士指出，美國之音其實是非常關心自己的聲譽的，在科技、經濟、文化等大量中立的消息上做到忠實報道，不做任何直接威脅自己聲譽的事，即使在進行信息深加工時也以不直接損害自己的聲譽為原則，不使自己陷於尷尬的境地。這樣長期積累了‘公正’形象，如此這般，在關鍵問題上就可以最大限度地發揮影響力。
“利用宗教”的分歧，確實是美國心理戰行動的要求之一。美國之音這篇報道，也確實把新聞報道的主觀選擇性和反觀客觀性之間的關係吃得很透，玩得純熟，讓受眾在不知不覺中，就中了他們設好的套。那位海外人士對美國之音這條消息能夠成功地誤導受眾的原因也分析得很正確。就是這種誤導，必須建立在多年積累的在受眾當中的可信度的基礎上。如果沒有這種可信度，它就不可能有誤導受眾的影響力。正如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心理戰案例教科書上所說的：
“如果給一個人正確的信息給7年，那麽在你認為必要時，他可以在第8年的第一天就相信不正確的信息。你首先要建立起你的宣傳的可信度和真實性，說服敵人信任你，即使你是他的敵人。”
例3．藍登書屋的一本書。
這本書，就是美國藍登書屋1994年出版的《毛澤東的私生活：毛澤東私人醫生李誌綏回憶錄》。這本書被當成近距離了解毛澤東和中共高層政治生活的信史，在海外影響極大。盡管書中所回憶的內容，很多活著的當事人都說是編造，但是他們說明李誌綏編造事實的回憶，卻根本無法與李誌綏那本書的影響抗衡，就連國內很多人，也寧可相信那本書，而不相信對它的駁斥。
在這裏，我沒有足夠的證據確認這本書是美國對中國的一個心理戰行動，但是可以確認的是，它完全達到了心理戰行動的效果。很多通過各種渠道看了這本書的中國大陸讀者，一個共同的感受就是，這本書，使他們“對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的信仰完全破滅了”。讓一個國家的公眾對當政者和國家的領袖人物產生懷疑，離心離德，不正是心理戰行動所謀求的最大目標之一嗎？
而且，這本書有著相當耐人尋味的背景。
有未經證實的消息說，1988年，李誌綏初到美國時，曾經跟人說過，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光，就是在毛主席身邊的那些年月。他開始寫回憶錄後，最初的兩稿均被出版社否定。否定的原因，就是他筆下的毛澤東的形象，不符合美國出版商的要求。
如果以上的情況不足為信，那麽下麵的事實則是確鑿無疑的。
首先，李誌綏作為一個隻會用中文寫作的中國人，卻需要別人把他的中文草稿譯成英文，再由母語為英語的美國漢學家潤色甚至改寫，然後出版一部以英文為母本的回憶錄。一個人的回憶錄不能以自己的母語為母本，這是一個很奇怪的事。後來出版的這本書的中文版，都是以英文版為藍本。
第二，據李誌綏在英文版中開列的致謝名單，除了兩位給他寫英文的捉刀人，包括一個華裔教授和一個老美，藍登書屋另派了9個人幫助此書的寫作。此外，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美國所謂的著名“中國問題專家”黎安友“自始至終參與了本書的出版”，並為他撰寫了前言；參加評審英文稿的還有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密歇根大學、夏威夷東西方中心的一批中國問題專家以及心理醫學和人類學家，包括麥克爾·奧克森伯格、羅德裏克·麥克法加爾等八、九位。一個醫生的回憶錄動用這麽龐大和高規格的陣容，所為何來？李誌綏有所披露：這些專家“將我的回憶與寫過毛的那些人的其他記述加以對照”，“使這本書能夠為非中國讀者所理解”。
其結果就是，李誌綏參與了很多身為保健醫生的人不可能參與的政治決策，包括他就任毛澤東保健醫生之前就召開的中共八大，以及廬山會議、尼克鬆訪華等等。
第三，藍登書屋號稱世界最大的普通英文圖書出版公司，長期致力於出版美國和世界最優秀作家的文學作品。藍登出的書獲得的文學獎和圖書獎，比其他任何出版社都多，包括諾貝爾文學獎、普利策獎、美國全國圖書獎和全國書評獎等。沒有出版過任何作品的李誌綏，連作家都談不上，更不要說“優秀作家”了。這樣一個世界知名的出版公司如此興師動眾給一個名不見經傳的醫生出書，這裏麵應該是很有奧妙的。
例4．大張旗鼓地紀念朝鮮戰爭50周年
每年5月的第三個星期六，是美國的武裝力量節。2000年的武裝力量節，我恰好在華盛頓開會，趕上他們開放安德魯斯空軍基地並舉行航空表演，使館的朋友帶我去參觀。我在好多展台上看到了一些傳單，介紹並號召人們參加紀念朝鮮戰爭50周年的活動。我看了那些傳單，驚訝地發現，美國正在準備一場規模很大、持續3年的朝鮮戰爭紀念活動。這在美國是前所未有的。
朝鮮戰爭是1950年爆發的。由於美國並沒有打贏這場戰爭，所以當時回到美國的大兵們，沒有像以往出國作戰凱旋時那樣受到歡迎，而是長期默默無聞。以至多年來，朝鮮戰爭在美國被稱為一場“被遺忘的戰爭”。
但是，到了80年代中期，這種情況開始有所改變。美國國會在1985年通過了在首都華盛頓建造朝鮮戰爭老兵紀念碑的決議。80年代末90年代初，隨著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垮台和蘇聯的解體，美國主流媒體開始將這場戰爭描繪為抵製共產主義傳播的“正義之戰”。1992年，時任美國總統的老布什親自為朝鮮戰爭紀念碑奠基培土，1995年7月27日，朝鮮戰爭停戰協議簽定43周年時，這座花園式紀念碑正式落成。
這個紀念碑隔著林肯紀念堂和越南戰爭紀念碑遙相呼應，同樣以光可鑒人的黑色大理石幕牆為主。牆邊的草坪上，豎立著十幾個成散兵隊形的真人大小的美國軍人雕像。他們一個個神情嚴峻而堅毅。雕像前的地上，刻著這樣幾行字：
“我們的國家向她響應召喚去保衛一個他們從不知道的國家和他們從未謀麵的人民的兒女們致敬
1950-朝鮮-1953”
在旁邊的黑色大理石幕牆上，則刻著一排醒目的大字：“自由不是沒有代價的！”
接下來的一片幕牆上，是許多美國士兵的肖像。園區內還刻著當時參加所謂“聯合國軍”的各國的國名。
為紀念朝鮮戰爭50周年，美國國會授權國防部組織美國朝鮮戰爭50周年的紀念活動，國防部為此專門成立了朝鮮戰爭50周年紀念委員會。紀念活動從2000年6月25日——戰爭爆發整整50周年那一天——開始，一直持續到2003年11月11日結束。
這個委員會的網站和它所發的各種宣傳材料說，紀念活動的舉辦宗旨是，“向朝鮮戰爭老兵及其家人表明，一個知恩圖報的國家記住了他們50年前所做出的貢獻和犧牲”。此外還要“使美國公眾對朝鮮戰爭的教訓、曆史和遺產有一個更清楚的了解”，並且“告訴未來的世世代代，美國軍方為維護世界和平和自由對國家的貢獻”。委員會的一份文告稱，該委員會已經組織了很多活動向朝鮮戰爭的老兵及其家人表示感謝和敬意。
在美國國會和政府的支持下，美國各軍兵種連手舉辦各種紀念活動，同時號召全國各地和各種社會團體、機構、學校積極參與並組織更多的紀念活動。這些活動的主調是：朝鮮戰爭是“在聯合國旗幟下打的第一次戰爭。由美國領導的來自22個國家的聯合國軍隊使共產主義陷於停頓。我們那些老兵50年前所做出的犧牲拯救了一個國家使之免受共產主義的奴役，並幫助創造了它今天所享受的和平和民主自由”。
對於各地應開展什麽樣的活動，紀念委員會有很具體的建議，如：舉行隊列表演或遊行，出版對某一兵種、部隊、戰艦或軍事行動專門介紹的小冊子，表演當時的音樂劇和戲劇等；穿著朝鮮戰爭時期的軍服遊行，請老兵講戰爭故事，安裝一個朝鮮戰爭時期飛機的50年密封艙，讓朝鮮戰爭老兵的後裔在2050年到2053年開封；以朝鮮戰爭作為畢業典禮、比賽乃至舞會等節慶活動的主題，用朝鮮戰爭的領導人、英雄和戰役來重新命名街道和建築物，組織誌願者訪問朝鮮戰爭老兵，種紀念樹；辦各種類型的展覽，收集並展出朝鮮戰爭老兵的照片、紀念品、書信和日記；鼓勵圖書館展出以朝鮮戰爭為主題的書；複製當時的宣傳畫、照片、標語等創辦一個“朝鮮戰爭走廊”；展示朝鮮戰爭的飛機模型；組織學生去朝鮮戰爭培訓場所、博物館和紀念地，了解老兵做出的犧牲與成就，鼓勵他們去參觀軍事設施，討論朝鮮戰爭的意義及其與當今世界的關係；出版以朝鮮戰爭為主的問答和填字遊戲；就軍事戰略、聯合國聲明和經濟或政治決策等重大問題開辯論會、研討會。委員會要求，各部隊代表參加社區或州朝鮮戰爭紀念委員會的代表不僅要積極參與其事，而且要始終身著製服以強化軍人身份。與此同時，該紀念委員會開了專門網站，便於公眾了解和參與紀念活動。
2000年6月25日下午4點至5點半，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朝鮮戰爭紀念碑附近，舉行了朝鮮戰爭50周年紀念活動開幕式。開幕式由當時的美國國防部長科恩主持，克林頓總統做主題發言。應邀出席的有韓國駐美國大使, 參加過朝鮮戰爭的老兵，和當年到戰地為美國大兵表演過的歌星等。開幕式上有直升飛機和朝鮮戰爭時期飛機的飛行表演，克林頓還向朝鮮戰爭老兵紀念碑獻花圈。
朝鮮戰爭50周年紀念委員會的方網站分為紀念活動的參與夥伴（我們叫主辦單位）、主要活動、曆史、教師參考、英烈館、圖片、新聞通訊、專訪等專項或專門網頁。
進入人物專訪頁，你點擊誰的圖像，就會看到對他的專訪全文。所有專訪頁的上部，都有這麽一行字：“記住朝鮮戰爭的老兵；記住‘自由不是沒有代價的’”。
在美國朝鮮戰爭老兵委員會的網站主頁，寫著這樣的話：“一場被遺忘的戰爭的被遺忘的士兵不再被遺忘了！”“你不僅‘沒有被遺忘’而且你受到了高度的讚賞”。
特別使我震驚的，是一本叫《鵝卵石》的雜誌。它的宗旨是“發現美國曆史”，發行對象是小學三年級到初中二年級的學生，也就是9歲到14歲的孩子。它在1999年的秋季，也就是美國的全國性紀念活動開始之前，就和美國國防部合作，出了一期圖文並茂的朝鮮戰爭專刊，用兒童易懂的語言，從方方麵麵介紹了朝鮮戰爭。這一期的開頭，是主編瑪格瑞特·喬裏安寫的編者按：
“多年來，朝鮮戰爭（1950-1953）被稱為‘被遺忘的戰爭’。這場戰爭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1941-1945）和隨後很快發生的越南戰爭（1954-1973）之間，曆史學家和美國人民往往都忽視了朝鮮戰爭。
“朝鮮戰爭是在國家間有著巨大的不信任的時代發生的。曾經一度是盟友的美國（一個民主國家）和蘇聯（一個共產主義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彼此發生了摩擦。它們意識形態的不同導致了一個政治緊張和軍事對抗的時期，被稱為冷戰。雖然技術上相安無事，但是兩個國家都以為會有武裝衝突而建立起各自的軍事實力。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朝鮮被分為兩個區域。北朝鮮由蘇聯占領，南朝鮮由美國軍事人員和顧問占領。本來打算這個局麵是暫時的，到朝鮮統一時就可以自治了，但是分裂的朝鮮成了兩個超級大國較量的實驗場。哪一方都不能容忍另一方政治製度的擴散。雙方都要支持和自己的哲學相一致的國家。到1948年，共產主義的北韓和民主的南韓都建立了獨立的政府而不是一個統一的政府。兩年後，朝鮮戰爭開始了。
“2000年是朝鮮戰爭爆發50周年。在這期《鵝卵石》裏，我們聚焦於這場武裝衝突的曆史——從兩年的和平談判，到婦女和美國黑人在戰爭中的作用，到對朝鮮難民的救濟工作。通過考察這場戰爭中最重要的因素，我們希望年輕一代不僅會記住這場戰爭本身，也記住所有那些在戰爭中服務過、戰鬥過和犧牲了的人。”
這一期《鵝卵石》打頭的文章，叫《地平線上的戰爭》，是個專業記者寫的，詳細介紹朝鮮戰爭的背景。語言通俗易懂，沒有說教，好象是在用事實講話，卻很容易讓小讀者得出蘇聯和中國幫助朝鮮都有自己的私心。比如，“通過幫助朝鮮，蘇聯可以接觸朝鮮的不凍港，豐富的礦產資源，和北韓高度發達的工業基地。” “中國出兵是擔心北韓垮台，又希望換取蘇聯的援助。” “聯合國說朝鮮人自己應該組成一個臨時政府。然後所有的外國軍隊都應撤退。還成立了一個專門的委員會觀察和監督選舉。蘇聯安置在北韓的朝鮮官員拒絕允許選舉。但是1948年5月10日，南朝鮮人選出兩百名代表到大韓民國的新國民大會。為北韓留出了代表席位。”
一個社會學教科書的編輯和撰稿人為這期雜誌寫了《被遺忘的戰爭》，講朝鮮戰爭的經過。雜誌中還一目了然地列出了美國參戰部隊的序列；用漫畫肖像展示朝鮮戰爭的主要人物，包括杜魯門、艾森豪威爾、李承晚、麥克阿瑟、李奇微、金日成、斯大林、毛澤東等；用漫畫的形式介紹關於朝鮮戰爭的一些常識或趣聞，如：朝鮮這個名稱的來曆和意思。三八線是怎麽回事。1950年11月8日，北韓的米格15和美國的F-80C交火，是曆史上第一次全噴氣式飛機的空戰。此外，還有專門的篇章講朝鮮戰爭中的“人道主義工作”，美軍如何救濟難民的；講朝鮮戰爭中的女軍人，不光有美國女軍人，還有南韓部隊中的女軍人。最後，還有編碼解碼遊戲，填字遊戲等，用給出的條件填出和朝鮮戰爭有關的一些重要的人名、地名和事件，如蘇聯、麥克阿瑟、鴨綠江、仁川、停戰等。
美國孩子的愛國主義熱情和對共產主義的憎恨，就是這樣培養起來的。因為不是灌輸，不會引起他們的警惕和抵觸。這才是宣傳的高段。人家從來不說把愛國主義教育落到實處之類的話。可是你們看人家的工作實不實？不動聲色就做到9歲到14歲孩子的心裏。我們成天喊愛國主義教育，我們可曾就朝鮮戰爭的曆史，出過一本這樣圖文並茂的專門給中小學生看的讀物？
特別令人感慨的是，我們當年的對手在舉行這樣聲勢的紀念，在這樣向下一代解說這場戰爭的時候，我們國內的一些“專家學者”“知識精英”卻在質疑當年中國抗美援朝的必要性，這實在太可悲了。是我們的誌願軍戰士在朝鮮戰場浴血奮戰，才換來了中國幾代人的和平，才贏得了全世界對新中國的尊敬。我們的前輩在那樣百孔千瘡的情況下和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的霸權主義圖謀相抗衡，好比輕量級拳擊手同重量級對手較量，雖然打了個平手，其中誰勝誰負，明眼人不難做出判斷。這令中國人在全世界揚眉吐氣。然而50年之後，這樣一場為中華民族贏得生存權和發展權的抗美援朝戰爭，卻幾乎在中國成為一場“被遺忘的戰爭”。真不知道我們高喊的愛國主義教育究竟教育了誰。
一個美國老牌特工在一本回憶錄裏，透露了一點他們向中國人攻心的做法。這個老牌特工就是李潔明，James Lilley，他還在耶魯大學念書的時候就參加了中央情報局CIA，是第一個以公開身份到中國來做外交官的CIA人員，那是1973年，中美兩國還沒有正式建交，而是互設聯絡處。李潔明就公開以CIA的身份到美國駐北京的聯絡處工作。後來又做過駐台灣代表，駐韓國大使，1989年4月走馬上任駐中國大使。他在2004年出版了他的回憶錄，書名就叫《中國通》。這本書是經過CIA審查的，所以很多細節是刪去了的。但是還是披露了一些情況。比如，書中講到：
李潔明1968年做CIA在香港的二把手的時候，認為在香港的中資機構工作的大陸人是有關中國情報最豐富的消息源。所以他決定從這些人中間招募對象，收集情報。怎麽招募的，他沒有講。但是確實有人為他提供情報。他說：
“在（中國）官方的政府組織內部的坐探可以給出中國政策發展的第一手材料，如高層正在準備以及實際實施的反擊、退卻和進攻等等。”
李潔明還披露，“通過在香港和新加坡這樣一些地方的中國中間人，還有在歐洲和美國城市裏的中國中間人，簡而言之，隻要是有中國人聚居的地方，我們就努力激勵以民主的原則和自由市場的力量在中國改革的思想。我們還促進對中國的問題做客觀的分析。”
經過他們的努力，李潔明說，“有幾個在中國輿論界有影響的人確實開始更多地議論起中國不要再和過去的意識形態，和毛主義瘋狂的社會工程結合了，而要以中國曆史上的仁愛、集體責任和務實的分析為根基。”
這話說得比較冠冕堂皇。其實，他說的就是，在凡是有中國人聚居的地方，他們就極力用美國的價值觀來取代中國的意識形態，並且要讓中國人相信，凡是不符合美國價值觀的思想體係，都是瘋狂的，有問題的。
潛移默化
美國和西方輿論的攻勢，對我們發生了怎樣的影響？
我們也來看幾個例子。
這是2002年9月1日《北京晨報》的一篇報道，報紙上的題目是“《9月11日》嚇了威尼斯一跳——一部由11部短片組成的電影在威尼斯電影節引起轟動”。我不知道這部電影是否真“嚇了威尼斯一跳”，報道裏的一些提法，我覺得很怪。據說，這是法國一個製片公司從全球各地請來了11位有“突出表現”的大導演，“給每人11分鍾來描繪去年恐怖襲擊所帶來的震撼和靈感”。報道說，“製片人給所有導演‘完全自由的表達方式’，例如埃及導演尤素福·查汗的作品，片中的演員對9·11的看法令人驚愕。該片還討論了從越戰到入侵索馬裏的數十年間，關於美國政府‘對文明的破壞’以及由此造成的‘數百萬犧牲者’的問題。”我注意到，記者不知是無心還是有意，並沒有點明越戰和入侵索馬裏都是美國所為，而且“對文明的破壞”和“數百萬犧牲者”都加了引號。不過，這還罷了，讓我注意的是下邊這句話：“當然，如此偏執的作品畢竟還是少數，在大多數短片中，電影工作者都對恐怖襲擊後美國所麵臨的危機深感擔憂。”
一部11分鍾的短片，因為表現了美國侵略別國造成對文明的破壞和數百萬犧牲者的曆史事實，就“偏執”了？“對恐怖襲擊後美國所麵臨的危機深感擔憂”，就不偏執，就正常了？這好像應該是美國人而不是中國人說的話吧！更何況，9·11之後，巴勒斯坦不危機？伊拉克不危機？阿富汗死的平民比9·11死難者多多了，它不危機？真不知道這個報紙的記者和編輯是怎樣的思維邏輯。
再比如《深圳商報》2004年11月7日的一篇特寫，《賴斯：從天才黑孩子到政壇女明星》。
我不隻一次在我們的媒體上，看到這種以積極讚賞的調子正麵介紹美國一係列政界人物的文章，如奧爾布賴特、鮑威爾、賴斯。我們不是不可以介紹這些人。問題是我們怎麽介紹這些人。這些人再優秀，再出色，他也是為美國利益服務的，不是為你中國利益服務的。他們有很多對中國的態度是很強硬的。人家跟你過不去，你還如此讚美人家，這和被人賣了還給人數鈔票有什麽區別？
還有美國航天飛機哥倫比亞號2003年2月1日返回陸地時墜毀，我們的媒體非常及時地報道了這一事件。但是報道的調子，或者立場，引起了一些人士的批評。這些批評，我也是在網上看到的，我認為批評得很有道理。概括起來，這些批評的意見主要有三點：
第一，對美國航天飛機墜毀表示的關切與同情，是否過度？有人將中國媒體對美國航天飛機失事的報道與一天後哈爾濱一家飯店失火的事故報道相比較，發現我們的媒體對7個死難的外國宇航員的關切與同情，遠遠超過對死於哈爾濱飯店大火的33個同胞的關切與同情。假如這個事情顛倒過來，中國出了類似的航天事故，美國某地方一個飯店著火死人，美國媒體鋪天蓋地的報道肯定是本國的災難。批評者說，中國媒體的這種表現，表明了一種以美國媒體的傾向為傾向的趨勢。
第二，哥倫比亞航天飛機是否用於“純科學”的目的？哥倫比亞號剛剛出事，美國媒介就援引美國航天局的消息說，這個航天飛機擔負著“純科學”研究的使命。我們的主流報紙電視，也跟著這樣報道。有的媒體還花了大量篇幅來報道我們中國中學生在哥倫比亞號上搭載的蠶寶寶實驗，仿佛他們的“科學研究”真的很純。但是新浪網邀請軍事評論家宋宜昌談這個事，他用了大量事實說明，美國花這麽多錢搞航天飛機，它不可能隻用於“純科學”的研究。美國官方和媒體釋放這種煙幕，是理所當然，而我們中國媒體也煞有介事地講人家的航天飛機在搞“純科學”，那就有些搞笑了。
第三，哥倫比亞號墜毀，是美國的災難還是全人類的災難？我們的新聞媒體采訪了一些老百姓對這個事件的反應。出現在這些公開媒體中的老百姓，無一例外地表示了對美國航天飛機失事的同情和對死難宇航員的敬意，而且我們媒體的調子，無一例外地顯示出這不僅是美國的災難，也是全人類的災難，這些宇航員是為科學殉難的烈士。但是根據學者房寧的調查，對這個觀點持不同意見的中國人，至少是中國網民，相當多。有超過45萬網民參加了搜狐的專題調查，其中68.30%不同意“哥倫比亞號遇難不僅是美國的災難，也是人類的災難”的說法。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關注過這些年中小學語文和曆史教科書的改編。我們常常批評日本的教科書修訂在掩蓋日本侵略的曆史。我們的教科書呢？看到報道說，上海修改的曆史教科書，“淡化了毛澤東、侵略、革命”以及中國人民自鴉片戰爭之後100多年的苦難，強調了文明，和諧。還有的語文教科書，刪去了寫抗日戰爭小英雄雨來和王二小、“狼牙山五壯士”的課文，還有的學者建議刪去教育了好幾代中國青年的寫抗美援朝英雄的文章《誰是最可愛的人》。認為這些文章已經不符合時代要求了。
教科書的編寫是不是像有些人批評的，“是一場悄悄的政變”，我們不去評論。但是，一些教授的有關言論卻很有些奇怪。上海大學的教授朱學勤說：“以前的曆史課本重視意識形態和國家認同。新的曆史課本較少意識形態的內容，與當前的政治目標相一致。”
這就很怪。世界上哪個國家的曆史，能夠與意識形態無關？我們前邊講過的美國那期專給中小學生看的朝鮮戰爭專刊，和意識形態無關嗎？世界上又有哪個國家的曆史教科書不認同自己的國家？除了我們中國的這些喝了“西洋奶”的精英學者，還有哪個國家的“曆史學家”公然宣稱曆史教科書不應該重視“國家認同”？中國的曆史教科書不認同中國，那該“認同”哪個國家？如果硬要說有不認同自己國家的曆史教科書，那就是當年“滿州國”的“曆史教科書”，還有汪精衛偽政權治下的“曆史教科書”。
教科書的修改並不孤立。近幾年一係列修改所謂紅色經典的電視劇，像《林海雪原》，《苦菜花》等等，一個共同的思路就是把英雄人物矮化，糙化，把反麵人物人性化，階級衝突和矛盾淡化，還說這是還原了曆史的真實。可能好人不好，壞人不壞，很符合一些人的審美觀。但是，在這種文化的熏陶下，一旦國家民族有難，中國人還有沒有血性，大概就很成問題了。
還有一個例子可供參考。最近一年來我們看到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一再升值。在此之前，美國多次向中國政府施壓，沒有得逞。但是，我們一個大牌的主流經濟學家2005年3月突然公開說，人民幣應該在2006年之前升值10%。隨後，美國2005年5月公開給中國發了最後通牒式的電函，勒令中國必須在6個月內把人民幣升值10%。有海外觀察家評論說，這兩者不但方向一致，時間表一致，連具體幅度都一致。這個經濟學家的主張是通過台灣工商時報發表的。也就是說，既不是在學術研究場合，也不是在政策研討場合，而是通過台灣報刊直接向美國公開交底：第一，人民幣可以升值，第二，升值幅度為10%，第三，升值時間為年內。而這位中國經濟學家的官方身份則向美國傳達了第四個信息：要讓人民幣如此如此，憑他自己的力量還不夠，還需要外力支援，從外部給中國政府施加壓力。美國人似乎立刻心領神會，所以才有了對待戰敗國的最後通牒式的“升值勒令”。匯率變動本來是國家的主權，機密中的機密，一旦泄露必然造成國家經濟的極大損失。而明目張膽公開勒令它國限期限量變動匯率更是駭人聽聞的敲詐勒索。什麽叫“沒有家鬼，引不來外鬼”？什麽叫“裏應外合”？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再比如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問題。我們辛辛苦苦談判了十幾年，要加入這個組織，為的是什麽？總不是為了更好地給人家當加工廠吧，讓人家剝削我們吧？那麽對這其中一些非常不合理的條款，不合理的遊戲規則，我們是不是應當力爭修改，或者至少保持警惕？我不清楚談判的過程和細節，但是從我們媒體報道所反映出來的立場、觀點看，我們對很多不合理的條款或者是認同，或者是忍氣吞聲。看不出什麽批判的態度，更看不出有改變遊戲規則的意願和勇氣。最典型的是對世界知識產權的態度。我們長期被排斥在WTO之外，是因為有很多門檻。一道很高的門檻是中國不是市場經濟國家，另一道很高的門檻是說中國對知識產權沒有保護。我們中國很認真地修改了我們有關知識產權的立法，舉辦各種關於知識產權的培訓班。和國際接軌。一時間，“和國際接軌”成了我們的流行語。我們動輒“與國際接軌”，仿佛製約我們的那些國際規則天經地義，理所當然。我們不符合人家的要求，必定是我們不對。我們通過各種培訓、講座努力地學習那些規則，對知識產權尊重有加。我們要融入國際主流社會，熟悉相關遊戲規則當然很有必要。但是我們的媒體在起勁地宣傳這些遊戲規則的時候，是不是也看到了它們的局限性和不合理性？很難講。很多千百年來口頭流傳的傳統知識，現行知識產權和專利製度就根本不能保護，甚至反而保護對這些傳統知識的侵權行為。像很多發展中國家土著居民社區的藥草知識，是這些社區自古以來的秘密。但是，按現行知識產權法律，要保護這種傳統知識，就得先行把秘密公布到某個公共數據庫。然而，這種傳統知識屬於社區公有而不屬於哪一個個人，而且這是多少代祖先傳下來的，怎麽可能由個別人來公布？可是除非這些社區把秘密公開，他們的傳統知識不會得到專利製度的認可，也不受知識產權的保護。而如果有人獲取了他們的資源和傳統知識，隻要發表出來，卻可以得到專利保護。原來擁有這種傳統知識的社區再使用這些知識產生的現代產品，卻有可能侵權。曾經發生了美國孟山都公司企圖專利中國的野生大豆的事，幸虧被綠色和平組織發現並打掉，否則我們中國農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種植自己的大豆，說不定會侵了杜邦公司的權，隻要我們的大豆符合他專利大豆的性狀，比如出油率、飽滿度什麽的。而中國是大豆的原產國。我們從1996年起，已經從大豆的淨出口國變為大豆的淨進口國，進口大豆90％以上是轉基因大豆，我們進口的轉基因大豆占世界轉基因大豆產量的三分之一以上。我們的鄰邦印度，至今還頂著孟山都等美國公司和美國政府的壓力，不給轉基因食品進口放行。那麽我們作為世界第一的大豆進口國，在大豆價格上有什麽發言權呢？沒有。沒有任何發言權。大豆價格依然由美國芝加哥的一個機構來規定，沒有我們說話的權利。這樣的事，在美國是不可想象的。
最極端的例子，恐怕是原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的副教授焦國標。他在2003年4月5日，也就是美國開始伊拉克戰爭的第15天，寫了一首詩，《致美國兵》。不知道大家看到過沒有。當時一個在澳門大學教新聞的朋友發給我這個東西，說，怎麽北大還有這樣的教授，我都不相信是真的。我以為是什麽人對這個焦國標不懷好意，故意造他的謠，毀他。但是這位朋友給我鏈接到焦自己的主頁，證明這就是他本人所為。而且後來焦自己直言不諱地為自己這首詩感到自豪。
他在詩裏寫的什麽呢？他說：
伊拉克戰爭的第二天，
戰場卷來沙塵暴。
前線出現膠著狀態，
你知道我有多麽心焦！
伊拉克的沙漠風攪天撼地，
你背負著小山一樣的軍包，
趔趔趄趄，頂著沙幕前行，
你知道我有多麽心疼！
惡人和惡人的朋友誣你是入侵者，
對的，你的確是“入侵者”，
迷彩裝的你，
是萬古死寂荒漠裏第一株先鋒植物，
是萬裏無垠沙海裏第一抹綠色希冀。
阿拉伯沙漠裏，
駱駝就是輕舟。
阿拉伯文化裏，
駱駝是最受愛戴的生靈。
如果這個古老民族還有救，
那就從心底把駱駝置換成，
伊拉克沙漠裏行軍跋涉的美國兵。
於今幾乎所有國家的青年，
都不再蒙受跨國征伐之苦。
美國號稱是孩子的天堂，
天堂裏的孩子卻在代全球的同齡人，
從軍遠行，自陷地獄，與戰邪惡。
俄羅斯外長伊萬諾夫先生說：
“戰斧”巡航導彈帶不來民主。
我說這要看什麽時代：
時代在前進，伊拉克的民主，
隻有靠“戰斧”巡航導彈呼嘯攜來。
你的笨重的軍靴，
跋涉在伊拉克沙漠的地平線，
那是人類文明的走向。
如果你倒下了，
人類將失去正義的脊梁。
如果你的國家跨掉了，
人類將回到中世紀的蠻荒。
美國兵，
請允許我喊你一聲“brother！”
如果招募誌願者，
請你第一時間通知我！
假如有來生，
當兵隻當美國兵。
假如今生注定死於戰火，
就作美國精確製導炸彈下的亡靈。
這還是中國人嗎？同樣是這個焦國標，到了美國以後，又發表議論，責備美國為什麽沒有在1950年打過鴨綠江，說如果那時打過來了，中國現在也民主了，也繁榮了。這可能是很極端的例子。但是在現在的中國知識界或者說有話語權的人當中，不這麽極端的卻忘了自己是中國人的例子，並不在少數。前不久有個教授提出不要以龍來代表中國形象。用什麽圖騰來代表中國形象，這本來是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事，可是這個教授取消龍形象的理由卻令人深思，他說，我們不要用龍來代表中國形象，因為外國人——他說的外國人主要是西方人，不喜歡龍。這種邏輯，很多西方人都不能接受。有個美國人就說，美國的形象是禿鷹，也有很多外國人不喜歡。外國人不喜歡怎麽了？天就能塌了？
我和一些朋友感覺，在很多問題上，我們現在已經不是居安思危，而是居危思危的時候了，就是因為在這一係列的問題上，我們總會有媒體和專家學者表現出一種以美國的價值觀為價值標準的傾向。這是為美國的全球戰略服務的美國輿論的成功，卻是我們媒體的恥辱。中國是一個多產的國家，曆朝曆代都有不少。抗日戰爭時，4億人口的中國曾湧現出400萬。但是曆朝曆代的恐怕都沒有今天這樣的輿論聲勢，沒有這樣大言不慚，振振有辭。我們倒是應當慶幸美國今天的倒行逆施，幫我們擦亮了很多人的眼睛，使他們對美國的輿論產生了懷疑。但是，能否最終挫敗“不戰而屈人之兵”的陰謀，則要看我們自己的決心、毅力、智慧和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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